当我们穿越时空来到战国时代的时候，我们无法不为这个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所惊叹、所倾倒。那正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段，那绝对是一个大动荡、大沉沦、大崛起的时代，多少动人心魄的历史妙闻，多少让后人恨不起死从之游的先贤，中国各种经典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学术均在此期间喷射而出。这期间，出现了一位凝聚中国文人精神的世界文化伟人——屈原以及让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为之沉醉的一种文体——“楚辞”。

一

楚辞，一般被认为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诗人所创作的一种文体，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选辑成集并命名为《楚辞》，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在某种意义上，楚辞又是屈、宋诸人作品的专称；经过后世文人的研习、模拟和歌咏，楚辞二字又凝聚了在痛苦和挣扎中对高洁情操与理想坚守不屈的屈原精神。“楚辞”之名是汉人对楚地文学作品的泛称。《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子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此段之意，枚乘、邹阳、严夫子、严助、朱买臣都曾经作楚辞，而刘向所集《楚辞》中不见载，于是可知楚辞的概念范畴不但包括刘向所辑《楚辞》，还包括其他楚地作品。“楚辞”在西汉初期曾一直是称呼具有楚地特色作品的泛称。又，《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代皇帝为楚人，好楚声，所以朱买臣等文学侍从之臣以楚地文辞作品取悦帝王，未必皆是屈原等悲愁之言，而很可能包括一些像汉大赋那样具有愉悦君王性质的作品，屈、宋作品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然，君王何以“甚说之”？“楚”，表明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辞”，乃是先秦及汉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篇属文之泛称。《荀子·正名篇》曰：“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王先谦注曰：“辞者，说事之言辞。兼异实之名，谓兼数异实之名，以成言辞。犹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说亡实之名，以论公即位之一意也。”荀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辞是指组合能够表示不同名实的字而成文以表达一个中心意思。“辞”在先秦是个泛称，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直到南北朝时萧统选编《文选》才将“辞”单列一目、成为一体的。所以“楚辞”二字连在一起最初还没有文体之意，而仅是指具有楚地特色的文学作品而言。直到西汉刘向将屈、宋诸人作品集而题之为《楚辞》——他当初也许是只给整理出来的这一类文献贴个大家所熟悉的标签而已，“楚辞”从此便由一个泛称而逐渐变为以屈骚作品为核心的一个专称。

我们现在基本上将楚辞等同于骚体，实则楚辞原本是一个比骚体更为宽泛的范畴，骚体也许才能更好地说明我们今天称之为《楚辞》的什物。汉人将屈、宋诸作皆目之为赋，于是楚辞、骚体、屈赋便长时间在人们的观念中模糊不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清理：楚辞，能够更好地说明《楚辞》的语言质材来源——楚地言辞；骚体，对《楚辞》在体式和精神性质上的定位——是以《离骚》的体式和精神为核心而得名；屈赋，则是汉人对《楚辞》这类作品在文体类别上的界定——属于赋。

二

屈原是《楚辞》的灵魂人物。

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贵族。他的祖先是传说中的远古五帝之一——颛顼高阳氏。高阳的子孙中的一支受封于楚，传到楚武王熊通的时候，熊通的儿子熊瑕被封在“屈”这个地方，他的后代就以“屈”为姓氏，所以屈原乃是楚王本家位尊显赫的贵族。从《左传》、《国语》等典籍来看，屈氏才人辈出，且多担任要职，如有屈瑕、屈重、屈完、屈寇、屈到、屈建、屈申等都曾经担任莫敖一职，处理楚国的内政、外交，甚至率领全国军队作战，都是楚国出将入相的重要人物。屈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贵族背景的家庭里。据《离骚》，他的出生日期非常特殊——寅年寅月寅日，经学者们推算，应该是楚元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他的父亲伯庸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字，名正则，就是公正而有法则的意思，希望他长大后内心有法度，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到了成年及冠的时候，又为他取字为灵均，王逸注曰：“灵，神也。均，调也。”“灵”与“天”相合，“均”与“地”相合，他的字的意思就是屈原会成为一个上可安天、下可安地，也就是王逸所说的“上能安君”、“下能养民”的于国于家都有用的非凡人才。《史记》中载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楚辞章句》有注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史记》中记载的名、字与《离骚》中屈原自述的名、字不一致，但在意义上却有相通之处，都是认为屈原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以能够作出大事业的伟人般的名字。

屈原可能有一个姐姐，也就是在《离骚》中称为女媭的那一位，也有人认为女媭是诗人为了情节而假想的人。由于文献不足征，待考。

贵族家世使屈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明好学，悟性又高，年纪轻轻便“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列传》）；他知识渊博，记忆超群，却又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深明治国之道，心怀大志，面对楚国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则锐意改之；能言善辩，擅长外交辞令应对；其文辞写作才能非同凡响，以致后来失意之时能够创作出《离骚》那样伟大的诗篇来，绝非朝夕之间而能为之者。贵族的身世，杰出的才能，屈原可谓是一表人才。楚怀王年间，屈原出任左徒一职。据游国恩先生推断，左徒是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的显要职位，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便曾经由左徒而升为令尹，足见此职之尊。屈原那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深得怀王信任，真是风光无限。

当时周王室衰微，众多诸侯王争战不已，伺机争霸天下，东方的齐、西北的秦、江南的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国家。齐国自古就是礼仪大国，而秦和楚则自古就被视为蛮夷之邦，或许蛮夷之地少中原礼仪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往往能够抓住时机改革政弊，楚有吴起变法，秦有商鞅变法，都是使他们能够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楚的变法不彻底，政弊仍存；秦国励精图治，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国家。面对强秦日渐威侵，齐楚连横而盟，双方若有危难，互相救援；秦国面对此局，采取远交近攻的合纵策略，若要击败齐楚两个心患之国，须解除两国的联盟，才好各个击破。于是秦惠王派能言善辩的张仪出使楚国对怀王说：“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史记·张仪列传》）商於在河南丹水之阳，是楚国的发祥地，但当时被秦国占领着。收回商於之地一直是楚王的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苦于无力实现。而现在楚国只要解除和齐国的盟约，就可以收回这块土地，楚王觉得很划算，就高兴地答应了张仪的要求。等到楚国真的和齐国绝盟后，楚王派人到张仪那里去要六百里土地，张仪说：“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史记·张仪列传》）怀王对张仪的无耻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便发动了丹阳之战，结果楚军大败，不仅损兵折将，还让秦又侵占了汉中六百里的土地。怀王盛怒之极，继续发兵攻秦，楚又大败，楚无论败得多么狼狈，齐都坐视不救。秦王觉得一时还灭不了楚，又怕齐楚重新联盟，穷寇勿追，便答应归还楚国汉中的土地讲和。意气用事的怀王不要失去的土地，只要秦王把张仪送过来以报欺诈之恨。而张仪深知怀王耳软之禀性，便毫无畏惧地来到楚国，买通了怀王周围的近臣及宠妃帮他说话。怀王果然不再想杀张仪了。等屈原外出回来，张仪已经离去。

秦国日益强大，六国疆土日渐难保。楚国在几次外交、战争中失败，衰落不振。公元前299年，秦发兵攻楚，不仅占领了楚国八座城池，还胁迫怀王亲自到武关赴约。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奸佞集团竭力怂恿怀王赴约，以求一时之安；忠信正直的屈原虽身被黜却竭力劝阻怀王不要赴约。怀王不听屈原之言，反而一怒之下将屈原流放到汉北。耳软的怀王竟天真地赴约，结果被秦国无情扣留，逃跑未果，三年后惨死于秦。

楚国的新国君顷襄王并不比怀王好到哪去，他任用弟弟子兰为令尹，继续听信佞臣的话。子兰当初怂恿怀王赴约而死，屈原曾经力谏怀王不要去，所以子兰从来都把屈原看成眼中钉，便唆使近臣们继续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便把屈原流放到更远的江南去。朝政为软弱无能、没有骨气的佞臣所把持，使楚国长期处于屈辱求和的状态，楚国疆土一失再失。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败亡，屈原悲愤绝望，自沉于汨罗江中。

除屈原外，其他几位楚辞作家也都是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

宋玉，战国时鄢（今属湖北襄樊）人，楚襄王时为官。其出身大概不高贵，是楚王的御用文人，尚辞赋。《史记》上说他：“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他可能本性也是个正直之人，但又不敢像屈原那样直言劝谏，仕途不显。

贾谊，雒阳（今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广闻而名驰乡郡，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不久升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召回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而死，贾谊悲伤无限，不久也死去了，只活了三十三岁。

淮南小山，其人不详。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淮南王修学好古，手下门客众多，常常诗赋相竞，淮南小山盖为其中之一。其既为门客身份，后亦未闻显达，想必亦是怀才而难以施展者（也有人认为淮南小山是集体性质的笔名）。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属山东）人，汉武帝时人。武帝即位，征召四方之士，东方朔自荐而入仕，给武帝写有三千竹简的治国之策。他言辞幽默，被视为滑稽派人物，才富五车却不见大用。

刘向，字子政，本名刘更生，楚元王的后代，沛县（今属江苏）人。他曾奉命领校群书，在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仕途不顺，曾两次下狱，还有一次被贬为庶人。成帝时虽得进用，屡次上书劝谏皇帝而上无听。

王褒，字子渊，西汉蜀郡（今属四川）人。他因文才出众而待诏金马门，又因辞赋出众而受到皇帝喜爱，但还未曾有所作为就病死了。王褒的生平较简单，入京后主要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想王褒以巴蜀一文人而入京求仕，前途难卜，苦闷亦为情理中事。

严忌，会稽吴（治今江苏苏州）人。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以文才与善辩闻名于世。先为吴王濞门客，后刘濞欲谋反，严忌与枚乘上书劝谏而不听，严忌遂离吴，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对严忌有一定的礼遇，但严忌始终未能显达或有所作为。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历官校书郎、侍中，作《楚辞章句》。其子延寿二十余岁便溺水而死。王逸官不过侍中，宦海浮沉，亦多感慨。《九思》序云：“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

观以上楚辞作家，他们基本上都与屈原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内心正直、身怀奇才而又不为世所用，或仕途不显，或人生坎坷，其中如宋玉、东方朔、严忌、王褒都是较为低下的文学侍从的身份。他们从屈子那里获得异代知音的天涯沦落的同悲感，将骚体创作凝聚成一种文化力量，使作品不仅具有其特有的写作内容、写作技巧、写作用语、写作文体，也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士人心里永远挥抹不去的屈骚精神。

三

在屈原所有的作品中，《离骚》是其最重要的作品。如果说屈原是楚辞的灵魂人物，那么《离骚》则是楚辞的灵魂诗篇。所以，体悟《离骚》的深韵与意味是解读楚辞与屈骚精神的入门之钥。

《离骚》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愁愤懑。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对往事的回顾，抒写了家世出身、政治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困惑和坚持理想的执著精神；第二部分以女媭之劝为远行的契机，写诗人先后经历重华之证、帝阍之拒、求女之败，作为人间的象征，勾勒了诗人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艰辛足迹以及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第三部分表现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问卜灵氛，求疑巫咸，并听从二者的建议决计远行，但就在他升腾远游之时，对故国的强烈眷恋使他不忍离开，展示了诗人内心去与留的复杂矛盾。

《离骚》叙述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重要的是由内容体现出的种种精神内涵：

首先，《离骚》体现出一种震撼古今、让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动容、为之景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屈子一心为君为国，意欲振兴楚国，却屡遭小人谗言陷害。但他从不管自身处境如何，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每天思考的都是国家的兴亡安危。即使被流放，对楚国战事失利、国家衰败之困境莫不痛心疾首，以致形容枯槁；即使没有人理解他，也绝不改初衷，叹息流泪，对君国之心，“虽九死其犹未悔”。

其次，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

怀王与顷襄王都不是有作为的君王，他们听信谗佞的顺耳奉承之语，听不进去像屈原那样的直言相谏。昏庸的君王势必导致朝中官员向公子子兰、上官大夫靳尚之流看齐，并与他们结党营私，同混浊流，这才是当时为官之道的主流。像屈原那样不顾生死而直言劝谏的人，无疑会被世人嘲笑为不识时务。但是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即使全天下的人全浑浊，他也要一个人保持清白！即便是死，也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样一种坚守心中信念、独立不迁的精神历来为世惊叹不已。

第三，不断进修内美的高洁精神。

屈原十分注重自身的修行，内心保持美好的品质，以恐被险恶的世道或肮脏的东西污染自己的美德。在《离骚》中，屈原不断地种植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经常将香草佩带在身上：“纫秋兰以为佩”，甚至用香草做衣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一餐一饮也不忘修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即使这样，他也总是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从不把这样的修身当成苦行，而是自得其乐，习以为常：“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与《论语》中曾子“一日而三省吾身”（一天之内多次反省自己还觉得不够）的修美精神是有灵通之处的。

第四，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上下求索精神。

《离骚》中先后写了屈原的几次求女经历。为了求得心中理想的品貌双修的女子，他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赶路，“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好不容易来到高丘，高丘却无女可求；又令丰隆乘云赶路以求宓妃，谁知宓妃是个外表美丽却不懂礼仪的人；又赶到瑶台，看见有娀之女，媒人鸩鸟却告诉他那个女子不好；继续远游，看见有虞氏两位姓姚的姑娘，结果由于“理弱而媒拙”，还是未曾求得。屈原不断地求女，但每次总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所求非人。每一次都令屈原痛苦万分，而他又不曾气馁，如夸父追日一般虽路途漫漫却没有放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再苦再难，他也要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道路，毫无畏惧地进行下去。

第五，不固守旧俗的锐意图强、希冀美政的改革精神。

屈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看到楚国在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深为忧虑，并针对楚国的政治现实与天下形势，向楚王提出过一些改革建议：他提出“举贤才而授能”，主张不分出身地位地选拔人才，其实这正是秦国后来能够广纳各国人才如韩非、李斯等而最终能吞并六国的重要策略；他提出“富国而兵强”，既然要富国，必然要在经济上振兴，改变旧有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然这首先要触动旧有贵族地主权益，历来改革均如此；“兵强”则要在军事力量上作全方位的强化。其实这几点也正是秦国能够战胜六国的重要因素。

屈原提出的建议都是欲使楚国富强的方案，可惜楚王不能贯彻。屈原心里有审视天下形势后所制定的整套措施，以期达到他心目中的“美政理想”。为了他的美政理想而不惜得罪上官等小人，屈原也正是因此才引起旧贵族的惶恐而见黜于楚王的。他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进取的改革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崇敬。

除了《离骚》之外，《九歌》、《天问》、《九章》等也是屈原的重要作品。《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祀神的乐歌经过艺术加工所创造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作品，《九歌》所祀之神可分天、地、人三类，赞天神者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赞地祇的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赞人鬼的是《国殇》。若从乐歌的主题来看，有对自然神的热烈礼赞，有表达神神、神人相爱的恋歌，也有对爱国英雄的歌颂；再细究每首乐歌的主人公，则又有学者将其分为一对对配偶神，如《湘君》和《湘夫人》，《河伯》与《山鬼》，其中《湘君》、《湘夫人》所表达的二湘之间相互倾慕、思念、等待、追求而最终擦肩而过的爱情悲剧，成为《九歌》中最深情、最令人叹惋的华美乐章。《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诗中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生成、日月星辰运行、世间珍奇、远古神话、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历史兴衰、楚国的将来等，包罗万象，一气呵成。这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集中体现了屈原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表现出诗人对宇宙空间的哲学思索与对国家及民族发展、人生命运的忧虑之情。所谓《九章》，是屈原创作的九篇作品的合称，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除了《橘颂》外，一般认为其余大部分篇章是屈原被疏远或在流放途中创作的，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以《惜诵》为最早，大概是与《离骚》同时的作品；其次是《抽思》、《思美人》，两篇均作于屈原谪居汉北时，《抽思》又较《思美人》为早；再次是《涉江》、《哀郢》，是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于江南时的作品；再次是《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作后不久屈原就自沉汨罗了；最后还有一篇《惜往日》，是屈原的绝命辞。这八篇作品都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诉说其不幸遭遇，倾吐其愁苦之情，宣泄其家国之恨，都是出于“发愤抒情”的创作冲动，因而具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特征。除《九歌》、《天问》、《九章》外，其余如《远游》、《卜居》、《渔父》等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屈原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而写的，其中透露的对现世的失落、对理想国的向往与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交织在一起，形成纠结环绕、欲说还休的强烈而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使作品呈现出既凝重又浪漫的整体风格。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的战国时期的楚辞作家，其代表作品为《九辩》。《九辩》以衰败的楚国社会现实为背景，借悲秋为契机，以思君为主题，通过叙述自己的经历、感叹不平的遭遇、抒发郁闷的情志等方法，阐述对楚国社会状况的悲叹与自己怀才不遇的惆怅，表现了诗人忧国忠君的情感和坚守节操的品格。面对楚国君臣的腐败无能，诗人不愿意流从世俗，然而，秋天的草木已然衰落，一如大势已去的楚国之悲凉。该篇以秋之凄凉渲染家国之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汉代楚辞作家大多都有过不愉快的人生经历，如贾谊政治失意，东方朔一生受倡优之讥，淮南小山、严忌身为诸侯王宾客，刘向一生多次遭贬下狱等。他们因人生尤其是政治不如意而产生的幽怨情绪，与屈原之骚怨是一脉相通的，他们创作的拟骚作品实际上糅合了对屈原的同情、理解和对自身经历的失意感叹。“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贾谊《惜誓》）“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严忌《哀时命》）“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王褒《九怀·危俊》）他们把对“士不遇”的感叹以伤愍屈原的形式体现出来，借对先贤的缅怀，寄托自己的心意。但与屈原楚辞的怨悱情绪不同的是，汉代骚体作品更多地体现为无可奈何的感叹。“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贾谊《惜誓》）“惟郁郁之忧毒兮，志坎而不违。”（刘向《九叹·怨思》）“悲兮愁，哀兮忧。天生我兮当暗时，被诼谮兮虚获尤。”（王逸《九思·逢尤》）没有直冲云霄的愤怒和质问，只留下黯然的叹息。《招隐士》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结尾，更寓含了深切的规劝之意。

四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其中，《离骚》就达到了屈原艺术的最高成就：

第一，强烈而又集中的抒情，塑造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离骚》与此前的诗三百显然不同。诗三百篇的时代属于集体诗学，那时人们并没有作者的观念，不管是谁的诗，拿过来只要能够吟唱表达心意就行了，三百篇中除了几首颂诗比较长以外，多数篇幅都比较短。短小的篇幅，简洁的表达，使《诗经》中任何一个诗篇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无法与《离骚》相比。《离骚》中诗人对自身的苦闷心情反复描写，沉痛已极，使读者无法不被其强烈炽热的抒情所感染。诗人头戴切云之高冠，身佩陆离之长剑，异于俗世之奇服，一个伟岸、高洁的主人公形象呼之欲出。反复表达心志的抒情将主人公忧国忧民的苦闷、怀才不遇的愁绪、对世道昏暗的愤慨、独立不迁的高洁等种种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使主人公的人物性格比较完满典型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抹去的记忆。声声哀叹使其人如在眼前，枯槁消瘦、江畔长吟之状成为千古骚人的经典形象。

第二，大量使用象征的手法。诗人在诗篇中不是直接陈述事实，而是大量采用了象征手法，篇中出现秋兰、惠茝、杜若等多种香草来象征自己洁身自好之意，出现臭艾等恶草象征奸佞小人。用远游求女象征对贤君的渴望，反复求女之不成象征自己人生之坎坷、志向难以实现。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香草”、“美人”意象群，不仅以后的楚辞作家大量运用，在后世的诗文作品中亦得到了广泛运用，大型组诗如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细小作者用此手法者难以计数。每当文人失意而仍欲表达高洁情志时，莫不用此手法。

第三，浪漫想象思维的运用。诗人为涵养自己的美好品行，以芙蓉花为衣裳、以秋兰为佩，朝饮坠露、夕餐落英，这于通篇结构而言是一种象征手法。从诗人的思维来说则是充满神奇而又浪漫的想象。在求女的过程中，让他的马在太阳神洗澡的咸池里洗澡，将马拴在太阳神每日升拂的扶桑树上，诗人让日神在前带路，让风神作随从，让鸾鸟凤凰在前开道，让雷神驾云去寻求洛水女神宓妃。神话与想象的结合，使本来艰辛的求女带上极为浪漫的色彩，令人神往。

第四，骚体的开创性运用。在《离骚》中，诗人没有使用中原一带以《诗经》为典型的四言诗体，而是使用了楚地长短不一的句式。楚地的这种句式常带“兮”字，相当于语气词“啊”，每句必“兮”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沉痛，极大地增强了诗篇的感染力，增强了诗篇的抒情性，而长短不齐的句式则比呆板短小的四言句式更利于诗人灵活自如地抒情。长短不齐的句式大概是楚地比较流行的句法，如著名的《沧浪歌》、《越人歌》等皆是如此。但以往的楚歌都比较短小，只有到了屈原这里，才将楚地灵活的句式创造性地发展。

《离骚》之后，《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章从句式上、抒情方式上、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对《离骚》有所借鉴。总的来说，这些作品都是以“兮”字句为主要句式，每句的字数五、六、七、八甚至过十，一篇之中各句字数并不完全等同，给人一种参差错落的美感。《九歌》非常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物心理的结合，善于借对自然山川景物与物候节气的渲染来表达人物的复杂心情。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借风拂叶、叶落水的场景来表达主人公一叶知秋的萧索心态，达到了自然环境与人物情感的良好统一。《九歌》又善于以时间顺序为叙事线索，随着地点转换而展现不同的叙述视角，使叙事内容充实、多彩、引人入胜。《天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一连串的追问，充分地表达作者对天地生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疑问，而对夏商周春秋战国历史兴衰的追问与反思，则寄托了作者对楚国现状与前景的担忧，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对国家的浓浓深情。《九章》诸篇是屈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境遇不同，心理情感也有差异，但总体上都以强烈的抒情为显著特征。由于《九章》体现了屈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感，因此具有高度的写实性。作品多以屈原的人生经历为背景，实实在在地描摹诗人的情感，使作品不但服从于屈原楚辞的抒情性特征，又具有史料的价值。《九章》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很高，作者注意情境合一，并注意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使各篇大体上形成一条心理情感发展的线索，使情感的体现更为生动可信。此外想象、虚构手法的运用也体现出明显的骚体特色，使作品具有一层瑰丽的色彩。《九章》艺术风格质朴而华美，成为屈原作品中的又一令人注目的亮点。《远游》运用大胆热烈的想象，加上曲折迂回的远游路径，形成大开大合、迷离恍惚的漫游场景，令人心驰神往；其中“远游”的结构给后世的拟骚诗在结构上以很多启示，去国远游与眷恋故乡之间的矛盾，成为许多拟骚作品的创作模式。而《卜居》的主客问答形式，承袭并发展了《天问》中的追问手法，使作品在灵活的形式中生动地表达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抗争，对美善的坚持和对丑恶的弃绝，从中也流露出诗人的人生态度以及抉择的痛苦。《卜居》散文式的笔法，是汉赋的先导。问答的形式和对比的手法，在《渔父》中也有充分运用，《渔父》中的问答方式以及排比、铺叙、记述、对话等，对后代散体赋的写作有较大影响。

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是承继《离骚》的优秀作品。《九辩》全篇将一个个的主体连接起来，使其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具有结构之美。从句式上看与《离骚》相仿，盖为离屈原所去时间未远之故；全文句式虽以上七下六句式为主，但另有许多其他句式，形成灵活多变的句式特点；不规则的句式特点加上笼罩全篇的萧杀情感基调，把作者愁肠百结却无处诉说的复杂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九辩》以秋之悲凉渲染国家将亡、士人哀愁的心理，其渲染手法的运用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篇起句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被后世奉为“悲秋之祖”。

汉代骚体作品对屈原楚辞的艺术特征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一方面，汉代骚体作品非常注重对屈原楚辞的模拟和继承，在遣词造句上都体现出明显的模拟特征；汉代楚辞在情感上基本承袭屈原楚辞抒情述志的结构，形式上也继承了屈原楚辞在篇幅、句式和结构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兮”字的大量运用，“远游”的结构等。另一方面，相比屈原楚辞，汉代骚体作品的篇幅明显缩短，句式趋于整齐。

纵观汉代骚体作品的外在体式，不难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句式仍然继承了屈骚灵活多变的句式特征，如《惜誓》、《哀时命》、《招隐士》等。但这种灵活句式在稍后东方朔的《七谏》里第一次出现了转变的迹象。《七谏》中《初放》、《怨世》、《怨思》、《自悲》、《谬谏》诸篇句式仍然多变，但《沉江》、《哀命》两篇作品中多有齐言句式，呈现出明显的整齐性。东方朔而后，王褒《九怀》有《危俊》、《思忠》、《陶壅》篇，刘向《九叹》有《惜贤》篇，王逸《九思》有《疾世》、《遭厄》、《悼乱》、《伤时》、《守志》篇，均为齐言。结合其他作品可知，《章句》所录汉人作品中的齐言句式，是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汉代骚体作品有限的篇幅和整齐的句式，将试图从屈骚里继承下来的瑰丽的想象、奔放的激情限制在固定的框架里，从而失去了感染人心的巨大魅力。

汉代骚体作品在形式上的变化，与汉代诗歌在发展进程中体式逐渐趋向整齐的特征是有联系的。但这些作品和汉代诗歌的不同在于，汉代诗歌的形式进化即使没有屈骚作参照，也可以在诗歌发展史上寻找到来源和去路，即楚歌和五、七言诗。但汉代骚体作品基本上完全取源于屈骚，是屈骚在汉代流变的一种体现。在屈骚的参照下，汉代骚体作品体式的整齐化特征以及随之造成的艺术魅力的减弱，就成为屈骚在汉代发展的一个遗憾了。

汉代骚体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这篇作品与其他作品都不相同。《招隐士》渲染了幽深、怪异、可怕的山中环境，表现了此地不可久留的主题；在具体描绘时，以“石嵯峨”状山石突兀，以“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状草木荒芜，以“虎豹斗兮熊罴咆”状禽兽奔突，以“啾啾”状虫声哀鸣，用层叠的可怖意象渲染出使人恐惧不安的环境气氛。篇中更用“啾啾”、“萋萋”、“峨峨”、“凄凄”、“”等叠字，加以回环复沓的节奏，创造出“浏亮昂激”（王夫之《楚辞通释》）的音韵效果。《招隐士》的艺术成就，是屈原楚辞的艺术手法在后世得以发扬的良证。

五

楚辞在先秦直到汉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只是单篇流传。西汉刘向领校群书，将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诸人的拟骚作品，再加上自己所作的《九叹》，统编成十六卷，并题名曰“楚辞”。这应该是《楚辞》的第一次结集。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自西汉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历代笺释、评论楚辞之作，林林总总，亦殊夥矣。

东汉时，王逸作《楚辞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淮南王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贾逵均曾为屈赋作解，皆在王逸之前，但均已失传）。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汉安帝元初中（117年左右），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卷八〇《文苑传》。《楚辞章句》以世传刘向所编十六卷本《楚辞》为底本，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序）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王注保存了不少字词的古义，同时由于他生长于楚地（湖北属楚），时代又近古，故于《楚辞》中的方言土语，比较熟悉，并能于注中一一指出，这对于后人理解楚辞助益匪浅。此后至唐代这一段期间内，研究《楚辞》训诂学、音韵学方面的著作较多，基本上都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中的篇目为核心，但都已不存。

宋代有两个重要的注本，就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丹阳（今属江苏）人，宋徽宗政和（1111——1117）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忤秦桧而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楚辞补注》十七卷先列王逸原注，而后补注于下，逐条疏通证明，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该书注释详明，而且敢于破除旧说、自立新解，又征引浩博，并且所录楚辞异文极多，是一本很重要的楚辞著作。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别称紫阳），安徽婺源人。是宋代大儒，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事迹见《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宋元学案》卷四八《晦翁学案》。《楚辞集注》八卷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但对前人《楚辞》篇目的选编不甚满意，他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都是无病呻吟之作，便将这四篇都删去，将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收了进去。他将这些楚辞作品分为两部分：将屈原的五卷命之为“离骚”，编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将非屈原作品皆命之为“续离骚”类，编次为卷六《九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赋》、《鸟赋》、《哀时命》、《招隐士》。随文诠释。《楚辞集注》一书在义理方面多所阐发，强调其“忠君爱国”思想，文笔简洁明快，无诘诎苛碎之病。此书不以注释阐发楚辞为唯一目的，另外还寄寓着作者对当时政治斗争的积极态度。书后附《楚辞辩证》两卷和《楚辞后语》六卷。该书以它不同于《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的面貌，奠定了它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以后，楚辞研究著作甚多，重要的有：明汪瑗的《楚辞集解》八卷（附《蒙引》二卷、《考异》一卷）、明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十四卷、清戴震的《屈原赋注》七卷（附《屈赋通释》二卷、《屈赋音义》三卷）、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附《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清胡文英的《屈骚指掌》四卷、近人马其昶的《屈赋微》二卷等。到了现代，楚辞研究著作就更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六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楚辞》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最广、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以简要且能概括全诗内容及艺术特征的语言勾勒出篇章概要。注释包括注音和释词两部分，难认的字在字后括注拼音，难理解和多解的字词和文化常识等一并出注。注释语言力求简明准确，极为重要的地方列举多家不同见解，并择其最善者而从之，为读者能更广泛地借鉴和选择留下思考的余地。对于较长的篇目，采用分段注释，以便于读者能对照注释迅速参透诗文蕴意，帮助理解诗词的妙处，体会诗篇遣词造句的艺术风格。译文力求直译，不妄加改动、随意增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或晓畅通达地传达原文喻意，便于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无论正文或注释、译文，均采用简化字，个别沿用已久的异体字在正文中不予改换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楚辞中较多今天不常见的冷僻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有差别或易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不做改动，使读者据此能窥见原文风貌。

本书在题解和注释时，参考引用了众多历代学者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能出注者均直接在诗篇中标明，或有一些引用而未能逐一注出者，在此特别说明，并致以衷心的谢忱！希望此书在弘扬中华经典文化、传承爱国主义传统、激发民众学习热情等方面，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林家骊

2010年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