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向的遗忘

没有任何现象比意向的遗忘更适合解释这种失误行为了，因为就意向遗忘的本身而言，无法解释这种失误。意向即做某种活动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认可一种欲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付诸行动。这种意向遗忘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愿望的认可到付诸行动这段时间，如果动机发生一些变化，意向就不能实现。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意向并没有被遗忘，这仅仅是被掩盖了。在每一时刻、每一地点都可能产生意向的遗忘，但并不能简单地用动机平衡变化的习惯解释来加以说明。

一般地，我们对此不予解释，或者我们企图对此做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说明：当这种意向要实现的时候，没有获得对活动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来临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在活动到来的那一时刻必须获得这种注意。通过对与意向有关的正常活动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肤浅和牵强。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种晚上活动的意向，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要提醒自己两到三次，当实现的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个意向会突然闯入我的大脑，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

如果我计划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顺便发一封信，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就没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里，眼睛不停地寻找着信箱。相反，我习惯将信装进口袋，自在地散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浮现，我相信自己，在遇到第一个信箱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将信从口袋里拿出，放进信箱。在意向出现后的正常行为和催眠情况下的“长时间催眠后效”极为相似，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实验诱发行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个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种意向，在这个意向完成前，它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意向就要实现时，这个意向便马上活跃起来，唤醒他或她去强迫性地做出某种行为。

日常生活有两种情形，即使外行也会意识到，这种与意向有关的遗忘不能被看作一种不能复原的基本现象，他会发现，这种遗忘有意识不到的动机的存在。这两种情况就是恋爱关系和军队纪律。如果一个恋人没有去赴一个约会，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说他完全忘掉这件事情，这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谅，她往往会这样针锋相对：“一年以前你怎么没有忘记过，很明显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对此加以解释，或说自己由于繁杂的工作把这件事给忘掉了，其结果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太太以不亚于精神分析医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反驳：“奇怪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在过去怎么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遗忘的可能性，问题是，无论是有意的推托，还是无意的遗忘，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他对这个约会不太情愿，这个解释不无道理。

同样，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下，由于遗忘而没有执行部队的有关命令和有意地忽视这些规章，二者之间似乎区别不大，这和上述恋爱情况的表现一致。一个士兵是不能够忘记部队有关自己行动的命令的，如果他确实忘掉了，尽管他知道这些命令，这是因为，促使他执行命令的动机被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反动机所阻止。一个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长官面前忘记擦亮自己制服上的纽扣，他注定是要受惩罚的，这种惩罚比起他因为在长官的面前说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讨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出于经济的原因，他将遗忘作为借口，或将此作为一种妥协的方式。

对女人的爱恋和对军队的服务，都要求我们不要忘掉与此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暗示了这样的观念，重要事件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被遗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将它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86]如果我们用心理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没有人会忘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话。我们的研究仅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的遗忘，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的意向都没有意义；否则，意向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正如我们前面的章节对机能混乱的解释，对这一现象我也收集了很多亲身经历的例子，并企图对此加以分析。我发现，这些遗忘都可以追踪到潜意识的动机的干扰——或者说与“对立意志”（Counter-will）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上述两种生活状态下表现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并未完全放弃的活动，我的这一状态便通过遗忘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容易忘掉给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礼或庆典贺卡，我曾下决心消除自己的这一失误，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现在，我只好放弃这种努力，有意地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对立动机。在我的这一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我的一个朋友让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义各发一封贺电；但我警告他说，或许我会将这两件事都给忘掉，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当然也不会使我感到意外。由于生活中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因此很不善于表达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达同情的情况下，很难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由于我经常将他人虚伪的同情误认为真实的感情，因此我对传统的表达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尽管我也认为同情的表达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当然，对人们失去亲人时的哀悼应另当别论，当我决定将表达自己哀悼的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时，我的情绪活动并非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它的表达从来没有被遗忘所阻止过。

里南特报告过一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在他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唯独这个人还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一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传统的责任和我们同样拥有的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答应要做的活动等，结果使这个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遗忘有表达歉意的力量。那个要求他去做的人无疑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忘记。”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爱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记给我们打招呼，用同样的解释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说他是一个近视眼。[87]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所有的小许诺，忘记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失误不应见怪——或者说我们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归于他们的品性，而应归于机能特性。[88]我本人不属于此列，因此没有分析这种行为的机会。通过有选择地考察这些遗忘现象，我也可以发现其动机。通过推理，我就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其动机是掩蔽了的对其他人的相当程度的蔑视，遗忘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合法方式。[89]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当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一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或者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neurasthenic）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的声名狼藉的“笔记”中，他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的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

他会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完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的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我的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在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原始的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目的是将此放入口中），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90]

我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非常普通，但是这正合我的意图，这些事例众所周知，且能够被每一个人所理解，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如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晶的智慧在获得科学知识时拒绝这种提炼，对此我是难以理解的。科学工作的本质特点并不在于所研究的事物的特殊性，而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收集事实，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于重要的意向来说，我们发现，其遗忘一般来说是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干扰时产生。

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上的意向的内容在表面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吸墨纸（Léschpapier）。一天，我决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我连续4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Läschpapier”。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Fliesspapier”（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Fliess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会遇到阻碍。

在下面的这个拖延例子中，这种对立意志和隐蔽的动机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1901a），文中总结了我的《释梦》（1900a）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伯格曼（出版商）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争取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了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将寄这个清样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我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放到信箱。我当时一直不明白我的这种拖延的原因，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我的维也纳的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出版了我的《释梦》一书——打了一个电话，我谈了我的一些要求，然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释梦》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个出版商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洋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的关于婴儿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一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个出版商（也即出版我的《释梦》的那个出版商），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回忆线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方的权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遗忘并非偶然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忘掉一次，那么，他会忘掉多次。”诚然，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关于遗忘和失误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这仍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我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因此，我放弃了我的这个抗拒的斗争，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要求。

我将从前面已经提到的梅林格尔和迈尔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话：

“口误并非单一的失误行为，与此对应的还有其他经常发生的失误，对此人们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这个可笑的名字。”

关于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现微小的机能混乱，其背后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论断的人。

如讲话时的失误——这明显是一种活动机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运动行为的失误。我将这些运动失误行为分为两类，我用“闪失动作”（bungled action）来表示第一类，是指那些主要与错误的结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联系的动作。第二类称之为“症状动作和偶发动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体上都不太适宜的动作。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描述，在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这个区分可能与这一现象的内在统一相悖。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闪失动作”标之为“混乱”或“大脑混乱”，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还是让我们分析一些个别例子，然后追踪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观察的方式，尽管其中的一些例子并不常见。

1.与现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里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当来到这些患者的门前时，我没有敲门或按门铃，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在茫然的状态下又将它收了回去。当我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患者后，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失误——取出自己的钥匙而不是去按门铃——实质上是对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于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感觉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患者（当然，在自己的家门前是用不着按门铃的）。

这种失误是人们的一种思想的表达，因为这种思想毕竟不能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的意识所接受。

对一个神经学方面的专家而言，他应明确，患者很客气地对待你，是因为患者期望你能对其疾病有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对他的热情和兴趣，这在心理上对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他人在这些方面也做过很多自我观察，结果发现，这种关于钥匙操作上的失误绝非我本人所独有。

米德（Maeder，1906）描述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个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门口错误地取出自己的钥匙的经历，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钥匙开门一样。在他按响门铃前，虽然因此出现延迟，但这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里。”

琼斯（1911b，第509页）：“关于这种钥匙使用上的失误，其材料很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我在家里正忙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到医院处理一些H常事物，我经常会发现，我在用家里的钥匙开实验室的门，尽管这两个钥匙的差别很大。这种失误潜意识地表明：我宁愿待在家里。”

“几年前，我在一个大的机构工作时，职位并不高，这个单位的大门经常是锁着的，我要进去前，必须按门铃。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企图用家里的钥匙去开这个大门，当时，单位仅为几个职位较高的人分配有这个大门的钥匙；显然，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以避免在门前等待的痛苦。我的这个失误同时也表明我的一个愿望：在这里进出，应该像在自己的家里。”

汉斯·萨克斯博士报告了同样的经历：“我自己身上经常带有两把钥匙，一个是我办公室的，一个是我家里的。这两把钥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为，办公室的钥匙至少比家里的钥匙大3倍。

而且，我通常将办公室的钥匙装在裤子的口袋里，而将家里的钥匙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然而，我经常发现，在我站在门前时却将钥匙拿错了。我当时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一下，既然我站在这两个门口时的心态基本上一致的，错误地使用这两把钥匙的机会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讲的，这些失误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失误中，更多的是用家里的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而相反的失误只有一次，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个客人在家里等着自己，当我到了门前时，却用办公室的钥匙去开家里的门——当然，这个钥匙太大了。”

2.我曾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6年，每天都要进去两次，我已习惯于站在二楼的门前等候开门，在这一为期很长的时间内，有两次出现了闪失，而且这两次的时间间隔很短，这个失误即在我回家的时候上到了三楼，多上了一层楼——我“爬得过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正沉醉于我一个白日梦抱负，在这个白日梦里，我计划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登上三楼的第一个台阶时，甚至连二楼的开门声都没有听见，这时我正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后，企图发现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我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激怒了，有人批评我的作品“离题太远”，而这一点被较温和的表达“爬得太远”所取代。

3.一个反射锤和音叉并排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多年了。一天，为了去赶一趟火车，咨询结束后便匆忙离开，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我将音叉装进了口袋，而非反射锤。由于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一个人如果没有解释这些细小行为的习惯，无疑会将这个失误解释为当时的忙乱，然而，我一直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锤？我的匆忙应该是我拿正确的东西的动机，而不至于以后还要浪费时间去更正失误。

“谁是最后使用音叉的人呢？”当时，这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测试其对感觉印象的注意；但他被这个音叉强烈地吸引了，我大费周折才将音叉从他手里要了回来，这是否说我是低能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由“锤子”联想到了“蠢驴”。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侮辱性的语言？首先，我们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铁路沿线的一个地方去治疗一个患者，根据寄给我的病历，他几个月前从阳台上摔了下来，以后便不会走了。这个通知我的医生写信告诉我，他尚无法确定这个患者患的是脊髓损伤还是创伤性神经症，即癔症，这正是要我确定的，并建议我小心地做出一个差异诊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做出的癔病诊断太轻率了，这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但这也不至于使我使用这个侮辱性的言词。

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言词呢？我想到了这个小车站，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他在经历了一次情绪折磨后不能走路了，当时我诊断为癔病，并用心理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治疗；

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的这个诊断并非不正确，但也并非正确。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后的其他的症状却无法通过我的治疗消除。这个症状只能被解释为多发性硬化，在我之后的人是很容易看到这种器质性的影响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做出这个差异诊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曾许诺这个患者我会将他治好，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

我错拿了音叉而非锤子这个失误，如果转化为文字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驴！这一次诊断时，你可不要再次将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诊断为癔症，正如几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对一个可怜的人的诊断。”这个小小的分析使我发现，这个诊断也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因为我是在对这个低能孩子治疗的第二天见到这个患有严重的痉挛性麻痹的患者的。

这次的观察发现，在这次闪失动作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自贵声，闪失行为是表现自责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通过这个失误来再现以前的过失。

4.当然，闪失动作还有其他意识不到的目的，如下面的例子。我很少打碎东西，虽然我的动作并不特别灵便，但我的神经一肌肉组织还较完整，因此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类笨拙的行为，并造成难堪的结局。我回忆不起我曾在我这个房间里打烂过什么东西，虽然由于我的工作室的狭小，我收集的这些陶器、异石放的地方很不恰当，参观过的人都表现出这样的焦虑：我可能会撞着这些东西并将其打碎。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然而，为什么有一天我却失手将我的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盖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

我的墨水瓶架是由一块安特伯格的大理石做成的，瓶架向下凹出一个槽，玻璃做成的墨水瓶正好放在里面，墨水瓶的上面有一个用同一块石头做成的盖子。在这个瓶架后面，围了一圈铜雕和陶塑，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写东西，拿笔的手莫名其妙地移动了一下，将这个放在桌子上的瓶盖撞到了地上打碎了。

对这一过失行为的解释并不太困难。几小时前，我的妹妹到我的房子里看了我的这些收藏，她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并且说：“你的这个写字桌现在太有吸引力了，只是这个瓶架不太相称，你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我和她一起出去，几个小时后才回来。当我回来后，也带回了对这个可憎的墨水架的责难。从我妹妹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下一个节日里，她要将一个漂亮的墨水架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打碎这个使人讨厌的旧的墨水架的目的是否是要她实现隐藏在背后的这个意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仅仅是表面的闪失，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有很好的指导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你并没有打烂周围其他的贵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对表面看来是笨拙的偶然行为的解释，粗看来，人们做出的行为很粗鲁，像痉挛性的失调动作；但这些动作却由一种意向或动机所控制，而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一般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行为有两个特点——粗暴和无过失的目的——与癔病神经症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部分类似于梦游症的动作特点。但是，在3种情况下，决定这个活动的神经过程仍不明确。

另一个自我观察是由安德-卢姆夫人（L.Andreas-Salomé）报告的，这个例子表明，在这个“笨拙”的行为中，一些隐藏的动机在顽固地活动着：

“有一个时期，牛奶吃紧且价格昂贵，但我发现在煮奶的时候一再地将奶溢出，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我力图改善这一行为，但收效甚微，尽管我在做其他事情时并没有心不在焉的表现。如果在我可爱的小狗（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它取名叫‘Druzhok’，俄语是‘朋友’）死后，我做出这样的行为尚有情可原；但是，使人惊讶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从没有泼过一滴奶。我对此的第一个联想是：‘那很幸运，因为那些泼到地上的牛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我眼前出现了我的‘朋友’，它眼巴巴地看着我做饭，它的头倾向另一侧一点，尾巴在期望地摇摆着，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失误的发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而且我认识到，我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喜欢它。”

最近几年，当我收集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的时候，我出现了较多的打烂贵重物品的经历，对这些情况的研究发现，对我而言，这并非偶然。例如，一天早上，当我披着睡衣，穿着拖鞋穿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屈服于一个突发的冲动，将一只拖鞋甩到了墙上，结果使挂在墙上的漂亮的维纳斯大理石像打烂在地上，在它摔成碎片后，我引用了布奇的这句诗：

“Ach！Die Venus ist perdü——Klickeradoms！——von Medici！”[91]

我的这一粗暴行为，以及对这个破坏的平静的接受可以通过当时的情景得到解释。我的一个家人患有重病，我已经对他的康复失去了信心；但那天上午，他的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对自己说：“他好歹活了过来。”我的这个破坏性的愤怒情绪表达出我自己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的心情，而且要让我做出一些“祭祀活动”——好像我做过这样的许诺：如果他能够恢复，我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表示感谢。选择麦第斯的维纳斯作为祭祀品正是对这种感激的表达，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做出的决定是如此的迅速和果断，目标又是那样的准确；同时，又避免了附近其他东西的损伤。

关于打碎东西，我还有一例。有一次，我在用墨水瓶的时候，这个瓶子却掉在地上打碎了，同样也有做祭祀品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打烂这个东西是作为安慰性祭祀品，以避免厄运的产生。情况是这样的，我曾经指责我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依据的是他潜意识表现出的一些信息。这却把他激怒了，他写信给我说，不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待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并写信去安慰他，在我写信的时候，我的这个最近的收藏品——墨水瓶——就在我的前面，一个玻璃制作的漂亮的埃及雕塑，结果将这个东西失手打破了。之后，我马上发现，我做出这个闪失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幸运的是还能够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友谊有如这个雕塑——因此它的破坏并不太重要。

第三次打碎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歉意”——借用了维奇尔（Vischer）在小说“Auch Einer”的表达方式[92]——对待不再欣赏的物品的方式。有段时间，我一直用着一个有金属手柄的拐杖。有一次，这个很薄的金属柄被打坏了，尽管不是我的过失，但这个金属的东西几乎无法修补了，可我还是去修了。当这个拐杖回来后，我用它做自己的腿很顽皮地去追我的一个孩子，结果又打破了，这样我不得不将它放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接受这一破坏性结果的平静心态，只能表明，在这一特殊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潜意识的目的。

通过对打破东西这一细小的行为原因的调查，人们会发现，除了这与当时特定的环境有关系外，这一行为还与其以前经历有关系，下面的这个由杰克尔（Jekels，1913）分析的例子便是如此：

“一个医生有一个陶瓷花瓶，虽然，它并不值什么钱，但却非常漂亮；这是它的一个女患者（已结婚）送给他的很多礼物中的一个。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很贵重的礼物。当她患了一种心理疾病的时候，除了这个花瓶外，他将她送的所有的礼物都给了她的亲戚，而这件礼物是如此的漂亮，因此，他舍不得送给他人。但是，对这个花瓶的占有使这个谨慎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他自己也完全明确他的这一行为是不适宜的；但他安慰自己说这个花瓶并不贵重，而且很难携带，以此来消除良心的指责。几个月以后，当需要让律师发表一个声明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患者拖欠自己治疗费用，这再一次使他表现出了自责行为。如果这个患者的亲戚知道他私自占有这些东西，他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指责自己，这使他很烦恼。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内心谴责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想放弃这个患者的比这个花瓶的价值多100倍的欠款，以此作为一种补偿，以使他对这个东西的占有合理化。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占上风。”

“当他处于这一状态的时候，他碰巧要给这个花瓶换水。尽管他很少打破东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有很好的控制，但是，他仍表现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闪失动作——而且这个动作与他要完成的活动，在机能上没有任何联系，结果是这个花瓶从这个桌子上掉了下来，四分五裂。

实际上，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还决定——当然，并非没有迟疑——将这个装满花的花瓶放到餐厅客人的面前，当这个花瓶破了后，他想到了这件事，而且，他很焦虑地注意到，这个花瓶本不在卧室，是他从其他地方拿进来的。惊奇之余，他捡起了这些碎片，心想或许它可以修复；但不幸的是，几个大的碎片又从自己的手里滑落，又摔得粉碎。这样，这个花瓶就完全报废了。毫无疑问，这个失误行为的潜在目的是，通过消除他私自占有的东西，来支持这个医生的法庭辩论，使他避开了私自占有他人东西之嫌。”

“除了这个直接的决定因素之外，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会发现，在此行为背后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花瓶很明显是这个女人的象征。”

“这个故事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年轻、漂亮、自己又疯狂地爱着的妻子，他因此患了神经症，主要症状是抱怨自己的命不好，认为自己很不幸（‘他已经打破了一个可爱的花瓶’）。而且，他和女人不再有什么联系，对婚姻以及保持恋爱关系也不再有兴趣，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认为这样做是对他死去的妻子的不忠。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这样的想法，他给女人带来了不幸，一个女人会因为他害了自己，等等（自然，他就不愿意长久地将这个花瓶保持下去）。”

“据Libido能量的观点，他的这种行为产生也不足为奇。最恰当的联系是和已婚女人的联系（这样，可以保留他人的花瓶）。”

“这个症状表现可以被下面两个因素所证实。由于他有这种神经症，他便开始了精神分析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他说打破了这个‘陶瓷’花瓶，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说了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很难兴奋起来，因为，他要求女人要有‘超自然的美’，这不难看出，他很依恋他的（死去的，即超自然的）妻子，为使自己不与这种‘超自然的美’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就打破了这个陶瓷的（超自然的）花瓶。”

“同时，在这个移情过程中，他产生了和他的内科医生的女儿结婚的幻想，他是为这个内科医生准备的花瓶，并且暗示，让他将这个花瓶转赠给他的女儿。”

“或许，这个失误行为的表征意义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他不想在花瓶里面装什么东西，等等。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有趣的是，这些动机，至少两个（或许他们在前意识和潜意识中独立地活动着）反映在这两次失误动作中——将花瓶打在地上和将碎片滑落。”

5.失落、撞倒、打破东西等行为，通常用以表达一些潜意识的思想，正如一些分析所看到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行为披上了一层迷信和神秘的色彩，诸如打破盐罐，碰倒酒杯，以及将筷子失落到地上等这样的事，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一问题——认为这些行为包含着深刻的意义的迷信解释——予以说明。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个别的闪失动作并非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作为一种方式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最近，我们房间里的杯子和陶瓷制品经常被打破，其中，有不少是我打破的。但是，只要做一些心理分析，我们就不难对这样的行为做出解释。过几天以后，我的大女儿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在这个庆典时期，人们习惯的做法是故意打破杯子或盘子，并说一些吉利的话以祝福他们。

这个习俗除具有祭祀的意义外，同时它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

当用人失手将这些易碎的东西掉在地上并打破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解释肯定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动机仍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艺术欣赏和艺术作品更使他们感到陌生了，我们的用人往往对这些艺术表现充满仇恨，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与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他们无法理解）有关时。另一方面，这一教育层次的人们，如果在科研机构工作，一旦他们认同了他们的主人，将自己看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成员，他们的活动就会非常地谨慎和灵活。

这里我插入一个年轻技师的一段话，这会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情况下，这个机制的作用：

“前不久，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一个技术院校的实验室工作，完成一系列有关弹性的实验，这些工作对我们虽然是自愿的，但却占去了比我们预想到的要多得多的时间。一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F一起回到了实验室，他说，把时间浪费到这个上面是多么使人感到烦恼，因为，在家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我对此有同感，半开玩笑地提到了上一周的事故：‘我真希望这台机器再出现毛病，这样我们可以停止工作，早一点回到家里。’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让F控制压力阀，也就是说，他要小心地打开这个阀门，让有压力的液体缓慢地流进水压辊筒里。那个管理实验的人就站在压力表的旁边，当压力达到一定的要求，他大声地喊‘停！’听到这个号令后，F却用力将这个压力阀向左推！（所有的阀门都毫无例外地通过向右推来关闭的）这样水压筒里的压力剧增，其压力超出了设计要求，因此，其中的一个就裂开了。这个事故虽然对机器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害，但足以延误今天的工作，因此就让我们回家了。奇怪的是，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向F顺便提到了这个事故，但他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却能够很清楚地将它回忆出来。”

同样，跌倒、绊倒和滑倒等并非像我们通常的解释——这种行为是运动机能的偶然失调。与这个表达相联系的双重含义足以表现出类幻想的存在，这些幻想又通过使身体失去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发现一些轻微的妇女和女孩神经症患者，她们的这些症状往往是在摔了一跤后出现，即使当时并没有什么损伤，创伤性癔症也往往由摔跤后的打击引起。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摔跤是神经症的产物，是与性内容有关的潜意识想象的表达，这些东西隐藏于背后，但却操作着这些症状的表现。下面的格言说的岂不就是这个意思：“女孩跌倒，背先落地。”

错将金币当铜币或银币给乞丐，这也属于一种闪失行为。对这一失误的解释并不困难，这是一种祭祀行为，目的是祈求自己有好的命运，并避免灾难和痛苦等。一个仁慈的母亲或大婶儿，在外出之前，往往表现出类似的慷慨，以此表明自己对子女健康的担忧。毫无疑问，这个慷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失误使我们从事这些迷信的习俗有了可能，这些习俗可以避免意识状态下的反面推理使我们产生的疑虑。

6.对任何领域来说，认为偶发事件是存心的观点不会博得很多人的认同，因为，人们似乎更相信这样的观点：偶发行为与性行为有很大的联系，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分界线是不明显的。

几年前，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失误行为是很巧妙地为性目的服务的。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是这个朋友的客人，她唤起了我多年未有的愉快情绪，当时我变得很兴奋，很健谈，很和气。我企图发现我的这个状态出现的原因，一年以前，这个姑娘对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这个姑娘的叔叔——一个很不错的绅士——进了这个房间以后，我们都跑过去给他拿放在角落的椅子，她比我要敏捷；而且她距这个椅子要近一些，因此她首先拿到了椅子，将它放在她的前面，她对着椅子的背，并双手抚着椅子的两侧。当我也回到原处后，我突然发现我就站在她的后面，双臂还绕着她，我的手就在她的胸前。自然，我很快地使自己摆脱了这一状态，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多么灵巧地使用了这个闪失动作。

有时，我自语：当在街道上躲避迎面而来的人时，你总是和这个人出现在同侧，这样反复数次，直到最后，其中的一个人停下来为止。这一过程是多么的笨拙，令人恼怒。我不得不告诉自己，这种“挡道”行为也是早期的不适行为的重演，以使自己在闪失行为的掩护下，去追求性的满足。通过对神经症的患者的表现的分析，我发现，年轻人和孩子的所谓的天真通常也是一种掩护，由于这种掩护，人们在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时，自己不会感到窘迫。

斯泰克尔（W.Stekel）报告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当我来一个人的家里后，向女主人伸出了右手，奇怪的是，我企图去解开将宽松的睡衣系在一起的弓形结，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企图；然而，我却以魔术师一般的熟练完成了这个闪失动作。”

通过一些事实，我已经一再地想表明，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认为，这些失误有一定的意义，是由特殊的动机所支配的，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插入了一个闪失动作，以衬托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这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下面是丰唐（T.Fontane）的小说《淫妇》中的一段：“梅尼跳起来，将一个大球抛给她的丈夫以示问候，但她并没有将球扔准，球偏向了一边，被鲁苯接住了。”当他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梅尼和鲁苯的对话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暧昧迹象。最后，这种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梅尼最终离开了她的丈夫而完全投身于她所爱的人的怀抱（由沙奇斯提供）。

7.一般而言，正常人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多大伤害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涉及一些能够引起严重后果的重大失误，这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

我很少在医学治疗上出现失误，在我的记忆中，我仅仅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闪失。有一个上年纪的女士，曾有几年，我一天要去看她两次。[93]早上去的医务活动有二：一是给她的眼里滴几滴眼睛清洗液，二是给她注射一针吗啡。我通常准备两个小瓶子：一个是蓝色的，装洗眼剂；一个是白色的，装吗啡溶液。在从事这两种操作的时候，我一般还在思考着其他什么事情，到现在为止，因如此经常地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娴熟和自由了。一天早上，我发现，我的这个自动化的活动竟出现了失误，我将清洗液倒进了白色的瓶子里，而非蓝色的瓶子，结果将吗啡错误地当做滴眼液滴到了她的眼睛里。我很害怕，然后，安慰自己说，几滴2%的吗啡溶液不会对她有什么危害，即使溶液进入结膜囊里。这种恐怖情绪的出现，明显还有其他原因。

在企图分析这个小的失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这句话，“向老妇人施暴”，这为我找到问题的答案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我还在受一个年轻人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的影响，梦的内容涉及到他和他的母亲的性交行为[94]，这个奇怪的事实——在这个传说中，王后纠卡斯特在这个年龄，她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在我看来与这样的结论很吻合：在恋上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一个人从不会以她现在的情形考虑到她，而她好像是带着童年时期延续下来的青春的记忆幻想出现的。

当这种迂回于两个幻想之间的梦幻被意识到时，这种不协调才会出现，并确定地附着于一个时期。

当我萦绕于这种思绪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这个患者，她已年逾九旬，我发现俄狄普斯神话普遍适用于人类，我的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神谕，并与命运有关，因为，当时，我在向这个“老妇人”施暴。这里的闪失动作也没有什么伤害，对于这两种可能失误而言——用吗啡溶液滴眼睛和用洗眼液注射，我还是选用了伤害最大的一种。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和我们以前讨论的例子一样，我们能够承认是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在起作用呢？

到现在为止，我占有的材料使我陷入困境，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不得不用推理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严重的心理病患者有时表现出自残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的自杀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自杀是心理冲突的结果。我通过很多例证可以证明，那些发生于这些患者的明显的偶然性伤害事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残行为。人们有一种自我惩罚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被严格监督着，一般情况下通过自我谴责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促成人们形成一定的症状。这种自我惩罚的冲动还会巧妙地利用周围的环境，以期寻找表现的机会，或者以人为的方式使环境发生一些改变，直到最后所期望的伤害效果出现为止。对于这样的适度伤害而言，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少见。同时，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很多特点也流露出这种潜意识动机的作用，如人们在这种意外的伤害面前显得非常冷静。[95]

我不准备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对我医务实践中所经历的一个例子做详细的分析。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士在一次车祸中摔断了小腿，这样她不得不卧床几星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没有表现出痛苦，对这种不幸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个事故导致了她的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个疾病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还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治好了。在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了解了有关这次事故的背景材料以及前期事件。这个少妇在她的嫉妒心很强的丈夫的陪同下，到她已婚的妹妹的农庄小住，陪伴他们的还有她的很多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等。一天晚上，在这个亲密的圈子里，她显露了一下自己的才气，跳了一曲康康舞[96]，亲戚们对她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拍手称赞，唯一不满意的是她的丈夫，他对她低声说道：“又在做婊子！”这句话伤透了她的心——我们不去考察这句话是否仅仅指她跳舞——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上，她感觉自己应该驾车去放松一下，马是她自己选的，说这对马不行，特选了另一对马。她的妹妹让她的小孩和保姆一同前往，她表示强烈反对。坐在车上走的时候，她显得很不安，她叮嘱车夫小心惊了马。果然，一刻也没有停止的马真的出现了问题，她惊恐地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摔断了腿，而其他待在车里的人则安然无恙。我了解了这些细节后，不得不承认，这种意外是设计好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这种技能，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惩罚机会的技能，因为，她在以后很长时间无法再跳康康舞了。

至于我自己的自我伤害行为，所能报告的寥寥无几，但在一次很特别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也无法逃脱这种自我伤害。当我的家人抱怨说自己咬了舌头，或夹了手指此类的话，他通常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同情；相反，人们会反问：“你怎么会这样的？”当一个年轻的患者在一次治疗过程中表现出要娶我的大女儿的愿望时（当然，并不是认真的），我夹了我的大拇指，当时感觉很疼痛。我知道，当时她由于重病而住在医院里。

我的一个儿子，脾气暴躁，生病的时候很难护理。一天，当告诉他今天上午要待在床上时，他很气愤，威胁说他要自杀——这种方式可能是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到了晚上，他让我看了他胸部一侧的一个肿块，这是他撞门柄时留下的。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用意何在，这个11岁的孩子的回答好像能够让我明白一些：“我早上说过我要自杀的。”这样看来，我的观点对解释我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似乎不太适用。

如果你相信有半存心的自我伤害行为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有意识的、存心自杀外，还有半存心的自我毁灭（在潜意识动机支配下的自我毁灭），其表现是巧妙地利用一些对生命的伤害事件，或将它伪装成偶然的不幸的事件。这样的自我毁灭为数并不少，因为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比已经做出这种行动的人要多得多，自我伤害实际上正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动机和阻止它表现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即使这种自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自杀的倾向实际上也以被压抑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存在了很长时间。

即使是有意识地自杀的人也要选择自杀的时间、方式和机会，对于潜意识的自我毁灭而言，在完成这种活动时也要等待机会，一方面逃避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个体防卫的力量，将这种被压抑的动机力量释放出来。[97]我的这个观点远非无稽之谈，我从很多这种偶然的不幸中了解到（从马背上摔下来，或从车上摔下来），自杀是由于潜意识的默许而表现出来的。例如，一个官员在和他的同事骑马比赛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由于这次他的伤很重，几天后便死了。清醒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正常的，但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为则很不寻常。他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死后，他变得一蹶不振，多次在谈到此事时，在同事或朋友的面前都泣不成声，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多次说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并要辞职去非洲战场，而他以前对此则没有兴趣。[98]以前，他是一个熟练的骑手，现在他则避免骑马，即使有此可能。最后，在赛前，他也并不退出，但表示出一种悲哀的预感，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观点，这个预感变为现实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悲伤的状态下无法控制一匹正常的马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很同意这种看法，但是由这种“神经（nerves）”状态所引发的运动机能的抑制也应该被看作一种自己所坚持的自我毁灭的动机。

布达佩斯的费伦茨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布于众的观点，他分析了偶然的枪伤事件，他把此解释为一种潜意识的自杀的企图，我同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J.Ad，22岁，一个熟练木工，他于1908年1月18日拜访了我，问我说，1907年3月20日，一粒子弹穿透了他左侧的太阳穴，这个子弹能否通过手术取出。除了偶然有一点轻微的头疼外，他感觉很好；而且客观的检查也表明，除了左侧有一个子弹疤痕外，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此，我建议不要动手术。当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时，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伤害事件，他正在玩弄他哥哥的左轮手枪，心想里面可能没有子弹，因此用左手对着自己的左侧太阳穴扣动扳机（他并非是左撇子），结果子弹射了出来。在这个能容纳6颗子弹的弹膛里竟然有3颗子弹。

当我问他拿起这个手枪时是怎么想的时，他回答说，那时他正要进行服役体检。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拿着枪到了酒吧，因为他害怕打架。在体检的时候，由于他的血管肿大，他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他对此感到羞愧。回到家后，他便玩起了这个左轮手枪，但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图，结果不幸却发生了。经过我的询问，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很爱他，但她却离他而去。由于钱方面的原因，她移民到了美国，他要和她一起去，但是他的父母阻止了他。他的恋人是于1907年1月20日走的，两个月后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尽管有这么多可能的因素，但这个患者仍坚持枪伤自己是一个“意外”。不过我还是顽固地认为，他玩弄这个自己确信没有压子弹的左轮手枪，并伤到自己，是由内在的心理动力决定的，在这种失恋的悲伤情绪的打击下，他也在做出努力，也许自己可以在军队“将这一切忘掉”。但是，当自己的这个希望也破灭时，他去玩弄这个手枪——或者，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杀动机。他用左手而非右手来拿这个左轮这一点明显揭示出，他仅仅是“玩”；或者，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自杀的愿望。

还有一个对这种明显的偶然性自我伤害分析的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考察，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自掘坟墓。”

“弗拉，中产阶级出身，已婚，有3个孩子。她患有神经过敏的疾病，但是，她并不需要什么治疗，因为她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一天，她将脸弄伤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却使她很难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一个正在整修的路上行走时，不小心踏在了一个石头上，结果脸摔到了一个房子的墙上，整个脸都搞伤了，眼也青了，她怕自己的眼会有什么问题，便去看医生。当她的情绪从这个情形中平定下来以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会这样摔伤呢？她回答说，就在这之前，她曾警告过她的丈夫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关节炎已经几个月了，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困难，而且要十分谨慎。她的经验表明，当自己警告别人不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往往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对她关于这个行为原因的解释不太满意，因此便问她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她说是的，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她在这个街道的另一侧的商店里看到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她突然想，要有一幅挂在婴儿室就好了；她想立即将这个画买下，便径直向这个商店走去，并未留意周围的环境，结果踏在了石头上，摔倒在房子的墙上，她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用手保护自己的脸。买画这件事被她完全忘掉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我问，她回答：‘这或许是一种惩罚，我不是给你讲过吗。’——‘这件事现在仍使你烦恼吗？’她说：

‘是的，我对此感到懊悔，我认为自己邪恶，不道德，似乎在犯罪，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神经过敏，我几乎要发疯了。’”

“她谈到这件事，她和她的丈夫商量，她曾经流产了一个孩子，因为，他们当时经济很困难，再有孩子的话，可能负担不起。流产最初由一个女庸医来做的，但后来不得不由一个专家完成。

“我经常自责自己，‘是你杀死了你的孩子’，我害怕这样的事会招来报应。现在，你已经向我保证说我的眼睛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这已使我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这个不幸事件是一种自我惩罚，一方面是出于她的那种犯罪感，另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困扰了她几个月的越来越严重的莫名惩罚。当她急匆匆地走向那个商店买画时，所有这些恐怖记忆——当她警告她的丈夫时，她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表现得较活跃——又复苏了，她当时的心情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为什么你要装饰这个婴儿室？——你已经毁掉了自己的孩子，你是个刽子手，你就要受到惩罚！’”

“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进入意识，并且，除了这个思想外，她利用了这个环境。我认为这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在这个环境，借助于这个石头，她谨慎地惩罚了自己，这正是其目的所在；她在摔倒时没有用手保护，而且她并不那么害怕，其原因也正是如此。决定这个不幸事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小的因素，即这也是对她丈夫产生的一种潜意识愿望的自我惩罚。

对于她的这个犯罪行为而言，她的丈夫也是同党，由于她丈夫的腿不太舒服，因此走路时十分小心，她劝告她丈夫在街上时要加倍小心是毫无必要的，这实际上正是对她丈夫的这一潜意识愿望的流露。”[99]

对下面的这个例子做仔细的分析后，你将会发现斯塔克（1916）将这种自我伤害行为看作是一种“祭祀行为”（sacrificial act）是有道理的：

“一个女士在她的女婿就要离开家里到德国服役的时候，烫伤了脚。具体情景是这样的：她的女儿不久就要分娩，而且残酷的战争使家人心情沉重。在他就要出发的前一天，她请她的女婿、女儿前来吃饭，她亲自下厨房做菜，很奇怪的是，她首先换掉了这个需要系带的长筒靴，靴子内还有一个拱形的支撑架子，穿上这个靴子走起路来是很舒服的，她经常在室内穿一下；但今天却穿上了她丈夫的拖鞋，而这个拖鞋穿起来较大，而且前面还开着口。当她去端一盆煮开的汤时，这个盆子掉了下来，这样就烫伤了她的一只脚，伤主要在脚背上没有被拖鞋保护的地方。每一个人似乎都会认为这是由于她‘过度紧张’造成的，因为就在她烫伤前的几天，她对热的东西十分谨慎，但这也无法使她免除几天后的烫伤事件的发生。”[100]

在人们狂怒的时候，人们做出的行为有时会伤害到自己甚至生命，用这种方式，这种伤害也是隐藏于明显的意外失误或动作的失误上。同样，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人们也可能通过同样的失误来伤害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从我对神经症患者治疗的实践中，我发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不准备将所有的材料都陈述出来，因为这些例子并不完全适合我们的要求，我仅举一例。

在这个例子中，严格来说，这不是失误行为，而应是症状行为或偶然行为，而这种行为使患者冲突的解决有了可能。一个很机警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我当时的任务是改善其目前的婚姻状况。他们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其原因到底何在。他一直存在离婚的念头，但是，每当看到自己的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有离婚的想法，但并没有做出努力改变状况。在我看来，他对待冲突的无能是在他潜意识中压抑的动机的保护下的，是他的这种动机促使他们之间产生冲突的。在此情况下，我想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阻止他们之间的冲突。一天，他告诉我一个使她极度惊恐的小的闪失。他正在和他的大孩子嬉戏，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他将他抛到空中，然后再把他接住，反复数次。有一次，他将孩子抛得太高，差一点将孩子的头撞到屋顶上的那个很笨重的吊灯，是几乎撞上，但并没有撞上……或者说太玄了！孩子并没有伤着，但是被吓得昏了过去。父亲惊恐地搂着孩子站在那里，而母亲则歇斯底里似的发作开了。他的这个轻率的动作的准确性、熟练性以及父母的强烈的反应促使我寻找这种偶然事件中的症状行为——一种目的在于表现对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孩子的怨恨的行为。我想我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他这种对孩子的怨恨可以追溯到孩子的出生时期，当时只有一个孩子，他谈不上对孩子的感情和兴趣，这一点是不难推断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已经不太满意，从那个时刻起，他就有了伤害这个孩子的冲动，他想：“这个小生命对我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他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和妻子离婚了。”在他的潜意识深处，他一方面希望这个小生命死掉；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的延续，他又深深地爱着这个孩子，这种潜意识的冲突一直折磨着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其潜意识愿望产生的途径，这个决定因素与这个患者的童年记忆有关，在他的弟弟死掉的时候，他的母亲指责说这是由于他的父亲的粗心造成的，他们之间便发生了强烈的争吵，几乎因此而离婚。我的这个患者的婚姻状况，以及我的成功的治疗都证实了我的判断。

斯塔克（1916）也列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会毫不迟疑地使用闪失行为，以衬托其最后的结果：

“在赫格曼（1914）的一个短剧中有一个使用闪失行为的例子，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失误行为，作者以此作为作品的主题。

“这个短剧名为《汤姆和堤德》，他们两个是一对潜水夫妻搭档，曾出现在很多的戏剧中。

他们要做的是进入一个铁箱里，箱子的四周罩上玻璃墙，墙内是水，他们要待在里面很久时间来表演一些技巧。最近，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他是一个驯兽员，就在她的潜水员丈夫要上场表演的时候，在卧室抓住了他们，他沉默片刻，以威胁的面孔说：‘走着瞧。’表演开始，这个潜水员要表演他的难度最大的技巧：他要在水下的一个密封的箱子停留二分半的时间。他多次表演过这个技巧，箱子是上了锁的，而且‘堤德通常还要让观众看一下钥匙，并用他们的表对一下时间。’

她通常先要将钥匙丢到水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潜水将钥匙取出，以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开箱子而不致推迟时间。

“‘1月31日，在这个特殊的晚上，和平时一样，人们看到汤姆被他的妻子用娴熟的手把他锁了起来，他微笑着从观望孔的后面看着人们——她玩弄着这个钥匙，等待着他的信号。驯兽员站在侧面，他穿着整洁的晚礼服，系着白色的领带，拿着马鞭，这就是“另一个男人”。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他吹了一下口哨，她笑着看他，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她用很笨拙的动作使劲地将钥匙抛向空中，在过了2分20秒时才弹落下来，结果掉在了覆盖底座的一个旗布中间，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从剧院里，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认为，这个钥匙掉在了水里，而且剧场里的帮手也没有听到响声，因为这个旗布无法使声音发出。’

“‘堤德大笑，毫不迟疑地趴在了这个箱子的边上。她笑着——汤姆将要从里面出来——走下梯子，她笑着消失在旗布底下，她看了一下，但是却找不到钥匙。她弓着身子在底座的前面做着奇怪的手势，从她的面部表情来看，好像在说：‘天哪，这真令人讨厌！。’

“‘同时，汤姆则在观望孔的后面用滑稽的方式做着鬼脸，他自己好像也很兴奋，观众可以看到他的雪白的假牙，看到在浅黄色的胡须下活动的嘴唇以及滑稽的气泡，正如他们以前看到的一样，他还在吃着苹果。在他攀抓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其淡红色的指关节，和以前一样，他们大笑着。

“‘2分58秒……

“‘3分零7秒……20分……

“‘好！好！好！

“‘接着，剧场的人开始恐惧，出现了混乱，这时剧场的助手和驯兽员才开始检查，在箱子的盖子要开前就匆忙将幕布落了下来。

“‘6个英国舞女出场了——接着这个男人带着小马、小狗和猴子也出场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出事了，堤德成了寡妇。……’

“很明显，从我们引用的这一段可以看出，作者自己肯定了解这种象征性行为的特点，因为，他已经向我们揭示出这个致命的闪失行为背后的原因。”

第九章 症状行为和偶然行为

前面我们描述的行为（第八章）——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其潜意识动机的作用——以混乱的有意识行为的方式出现，或以闪失行为为借口而表现出来。我们就要讨论的偶然行为（chance action）和闪失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偶然行为忽略意识动机的支持，也无须什么借口，它们因自己的原因而发生，没有什么目的和意图。偶然行为常冠以这样的解释：“没有想到会这么做”，“纯粹是偶然的”，“好像要有点事情可做”等等。正因如此，人们也不会去深究其行为的重要性。为了确立偶然行为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或它不需要以闪失做借口，这种行为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偶然行为必须是不冒犯他人的，其效果必须是不明显的。

关于偶然行为，我从自己和他人那里收集了很多有关的例子，通过对这些例子的仔细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行为称之为“症状行为”（symtomatic action）似乎更适合些，这说明，当事人本人预先并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发生，通常也不想告诉他人，而只保留于自己。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行为，起着症状的作用。

我们获得最多的关于症状行为的例子来源于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我从这些众多的例子中列举两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潜意识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多么具体。症状行为和闪失行为是这样的难以区分，这两个例子同样也可以放在上一章。

1.在一次分析过程中，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通过联想的方式提到这样的事：前天“在她修剪手指尖上的松弛的表皮时，剪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我很吃惊地问她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并推测这是一种症状行为。事实上，剪伤的手指正是她戴结婚戒指的那个手指，而且那一天正是她结婚周年的纪念日。沿着这个线索，就会发现，剪手指具有明确的意义，且这个意义也是不难解释的。同时，她还提到一个梦，这个梦暗示了她丈夫的愚笨和她本人的麻木；但是结婚戒指（在他们的国家）本是应该戴在右手的，为什么她的结婚戒指戴在左手，而且正好伤着这个手指？原来她的丈夫是个“法学博士”（从字面上有“右手博士”的意思），在她做姑娘的时候，她暗恋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戏称他为“左手医生”）。这样“左手婚姻”便有明确的意义了。

2.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士A对我说：“昨天，我无意间将一张100元的钞票撕成了两半，而将其中的一半给了一个来看我的女士B，我能将此也作为一种症状行为吗？”经过仔细考察，谜底终于揭开。我们从这个100元钞票说起，A曾和这个B女士一起用一些时间从事慈善活动，这个B女士主要是负责孤儿的收养的。这个100元钞票是另一个女士的捐赠，她将这张钞票装在了一个信封里，放在桌子上。

这个来访的B女士很有名望，也支持慈善事业，她想要一个捐助者的名单，由于当时找不到纸，我的这个患者A便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信封，丝毫没有考虑里面装有什么就将它撕成了两半，一半自己留底，以便以后查阅这些名单，一半交给了这个B女士。可以想象，尽管她的这个行为有些失误，但她的行为没有损伤任何东西。即使这个100元钞票撕成两半，我们知道，其价值一点也没有变化，只要我们将它粘好就行了，由于在这张纸上有一些重要的名字，这可以保证B女士不会将它丢掉，而且可以肯定，一旦发现，她就会将它送还。

那么，包含在这个偶然行为——由于遗忘，它的出现才有了可能——这之中的潜意识思想是否意味着要表现一下呢？这个来访的B女士对我的这个患者A女士的治疗有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个B女士将我推荐为她的医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A女士当时急需要这个推荐，这半张钞票是否意味着对B女士的这个中间服务付的小费呢？这好像使人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又进一步获得了一些材料。不久前，一个女士C，一个完全不同的中间人，向A女士的一个亲戚了解这个年轻的小姐（A女士）是否希望和某一个绅士结交，这天上午，就在那个B女士来访问她前的几个小时，A收到了这个求婚者的情书，这使她激动万分。当这个来访的B女士开始谈话并问及A女士的健康状况时，A女士可能在想：“你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你也会帮我找到一个好丈夫（或进一步想：“生一个孩子”），这样我将会更加感激你。”由这个被压抑的思想，她将这两种中介合而为一，将想象中应给另一个女人（C）的小费给了B女士。下面的材料可能对我的这个解释更有帮助，就在前一个晚上，我曾经和这个患者谈到过这种偶然行为或症状性行为，这可能是她第一次想使用这种类似的行为。

这种十分常见的偶然行为或症状行为可以分为三组，其依据是，他们是否是习惯性的，或在某种条件下才发生的，或孤立发生的。[101]第一组行为（如玩弄自己的表带，抚摸自己的胡子等）可以考虑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局部的肌肉活动，无疑这值得将它们联系起来。在第二组，包括玩弄手杖，拿起偶然得到的铅笔随便地涂写，摇晃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将面包片或其他有柔性的东西捏成什么形状，以不同的方式随便地摆弄自己衣服的一个部分等等。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这种常见的随便摆弄都包含着相应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或他不知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这些行为，而且也看不到、听不到这种行为的效果。如，在他将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提醒他，他是听不到由此发出的噪音的；一旦有人指出，他往往感到惊恐和难以置信。一个人在玩弄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虽然看来微不足道，但很值得医生的注意。

其服装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粗心的细节——如忘记扣住纽扣——都是在表现一些东西，这种着装体现出了人不能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对这些细小的偶然变化的解释以及在咨询过程获得的对这些解释的验证材料出现于我们讨论的话题，出现于应引起我们明显注意的偶然行为。因此，我不准备列举更多的例子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之所以提到这些行为，是因为，和患者一样，正常人出现的这种行为也具有同样的含义。

这里我至少要举一例来说明通过习惯的力量而形成的象征性行为（symbolic action）和健康人生活的重要方面有密切联系[102]：

“弗洛伊德教授教导我们，象征化在正常人童年时期的作用比我们早期的精神分析经验中所了解的要大得多，下面的这个短短的分析很有趣，也正是说明这一点，尤其是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一个医生要将他的这些家具安排到一个新的房间，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木制直式听诊器，那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似乎强迫性地将它放在他的写字台的一侧，位于他的椅子和他的患者之间。这个行为很有点怪，其原因有二，首先，他从来就不用这个听诊器（他实际上是一个神经学专家）。即使要用的话，他也会用双耳听诊器。其次，他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工具都放在他的抽屉里，唯独这个听诊器例外。然而，他本人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考虑，直到有一天，一个从没有见过这种听诊器的患者询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在听到回答以后，她又问他为什么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他含含糊糊地说放在哪里都一样。这使他对此产生了思考，他想，他的这个行为是否有什么无意识的动机呢，由于他本人熟悉精神分析方法，因此他便企图对此进行探讨。

“由此引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他还是一个医学院校的学生的时候，他对一个实习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个很突出的习惯是在查房的时候拿着一个这种直式听诊器，他当时非常崇拜这个医生，一度很依恋他。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实习医生的时候，他也形成了同样的习惯，如果出门后忘记携带这个听诊器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他的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目的性，因为这个听诊器他从来不用，即使使用的话也会用双耳的，而且他通常将这个双耳听诊器放在口袋里；同时，在他以后做外科的实习医生的时候，即使在这里根本用不着听诊器，但是他的这个习惯仍然保留着。如果我们涉及到生殖器的象征行为，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习惯的意义所在。”

“接下来回忆到这样的事实，在其早期的童年时期，他对他的家庭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也习惯携带这种直式听诊器，只不过他是将它放在他的帽子里。使他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医生在看患者的时候总是带着这个听诊器，但使用的时候不得不将帽子脱下来将它取出（即是衣服的一部分），而且“要将它掏出来”。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很依恋这个医生。简短的自我分析后，他又发现，在他五岁半的时候，他出现过有一个小妹妹的双重幻想——她首先是自己和他的母亲的孩子，其次，是自己和这个医生的孩子。在这种幻想中，他扮演了男人和女人双重角色。他还回忆起来这样的经历，6岁的时候，这个医生为他做检查，他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用听诊器压着他的胸部，很有节奏地来回移动着。在他5岁的时候，他曾患有慢性气管炎，因此需要经常为他检查，但是他对此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8岁的时候，他对人们对这个医生的一些传说印象很深刻，传说他经常和他的女患者上床。

这个传说也是有根据的，附近的女人，包括他的母亲在内，都很爱恋这个年轻漂亮的医生，这也使我的这个当事人在做医生的时候，有几次也出现了对他的女患者的这种企图，有两次爱上了他的女患者，最后终于和其中的一个结了婚。毫无疑问，他潜意识中对这个医生的认同是他选择医生职业的主要动机。对其他方面的分析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这无疑是最普遍的动机（尽管我们很难确定其普遍性程度）。就我们列举的这个情况而言，它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由医生的这种权威性决定，这种权威性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其次，由这个医生关于一些难以启齿的话题的知识以及有满足性需要的机会所决定。”

“接下来是一个梦，这个梦曾在其他什么地方发表过（琼斯，1910b），似乎有同性恋一受虐狂的特点。在这个梦里，有一个男人，他好像是这个医生的化身，用‘剑’袭击他，这个剑使他想起维伦·尼兰根传奇中的一段描写，斯加德将出鞘的剑放在他和熟睡的布丽赫德之间。同样的传说也出现于他非常熟悉的亚瑟的传说中。”

“这个症状性行为的意义现在似乎更明确了，我们这个医生将直式听诊器放在他和女患者之间，实际上就像斯加德将剑放在他和他不能碰的女人之间一样。这种行为已经达成一种妥协：满足两种愿望，首先满足他想象中的和漂亮女患者发生性关系的被压抑的愿望；同时又提醒他，这个愿望不能真正得到满足，或者说，不能屈服于这种诱惑。”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莱顿（L.Lytton）的诗里可以看出里查留（Richelieu）对他的童年有很大的影响。

在那些伟人的统治背后笔的威力超过了剑……[103]”“他成了一个多产的作家，毫无疑问，他使用的是一个大的自来水钢笔。当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笔时，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典型的答案：‘我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表达。’”

“这个分析又提醒我们这一点：对这些所谓‘微小的’和‘无意义的’行为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洞察生活中的真谛，而且发现，象征化的倾向出现得是那么早。”

我还想从我的精神分析经验中列举一例，其典型表现是用手玩弄一个面团。我的患者是一个不到13岁的男孩，在近两年里，他患上了严重的癔症，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疗无效后，我最后让他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我想他一定有性方面的体验，并且被这方面的问题所困扰，这在他的这个年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不能用我的这种解释去帮助他，我必须对我的这个解释进行验证。

很自然，我对他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很好奇。有一天，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在用右手的手指捏着什么东西，他有时将手放在口袋，并且在里面玩弄着，一会又将手拿出来，如此反复多次。

我并没有去问他手里拿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突然伸出他的手给我看，是由面包粉捏成的面团。在以后的一次治疗时间，他仍然带着这个面团，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将这个面团捏成了很多的形状，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活动的速度是惊人地快，而且眼睛是闭着的。这无疑是一些小人儿，一个脑袋，两个手臂和两条腿，就像史前原始的崇拜物，在两腿之间还有一个向外延伸了很长的突起。在他还没有弄好之前，就又将它揉在一起，然后继续玩弄着；但是，这个突起出现在了身体的其他什么地方，如背上，以便掩盖其最初的含义。我要向他表明，我已经理解了他；但是他装出什么都没有想的样子，若无其事地制作着这些形状。

洞察到这一点以后，我突然问他是否记得罗马国王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这个国王将给他儿子的答案隐含在他在花园做的动作里。这个孩子没有回忆起来这个故事，尽管我知道他最近学过。他说这是关于一个奴隶的故事，将答案写在他的头顶上，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希腊故事，我就将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国王斯帕斯让他的儿子沙塔斯潜入他的敌国拉丁城。这个儿子在这个城市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让人带信给国王，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这个国王没有回答，到了花园后，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他不动声色地将花园里最高、最后的一棵罂粟树的头砍掉了。所有这些信息传给了沙塔斯，他理解了他的父亲的用意，安排人暗杀了这个城市最显赫的人物。

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观察这个孩子捏这个面团的动作，在我说到这个国王在花园里的活动时，我提到了“不动声色地砍下”，这时他做了一个很快的动作，将他手里的小人儿的头给掐掉了。他实际上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而且向我表明，他已经被我理解了。从此，我就可以用直接的方式向他提出问题，并给他所需要的信息。不久，我就治好了他的神经症。

使我们感到有趣的是，正常人表现出的症状行为并不比患者表现出的少。对医生而言，他们通常能从此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以便使他们了解一些不熟悉的情况。对于善于观察人类的特性的人来说，这些症状行为常常能够说明很多东西——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会收到料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一个人熟悉这种方式的重要性，会有所罗门王的感觉，传说这个国王懂得动物的语言。有一天，我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做检查，检查是在他妈妈的房间里进行的。当我走近他时，我发现他的裤子上有一大块污迹，好像是蛋白物弄成的，周围还有硬边，我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窘迫了片刻后，这个年轻人抱歉说这是在他打鸡蛋时，蛋清流在了上面，并指了一下还能够看得见的放在盘子上的蛋壳以示证明。这个解释显然是一种搪塞。当他的母亲出去后，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对他使我这么容易就做出了诊断而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这时他承认他被手淫的习惯所困扰，但他说到这一点时并没有多少窘迫。还有一次，我去看一位很富有的女士，她吝啬又愚蠢，她通常在医生的面前乱发牢骚，很少涉及与她病情有关的东西。当我来到她家后，她正坐在一个小桌子旁，忙着堆积一些银币，在她抬手的时候，将一些银币撞到了地上，我帮她捡了起来。这样就打断了她的诉说，我问她：“你那高贵的女婿是否又挥霍了你很多钱？”她很生气地否定了这一点，但不久她又说她的这个女婿多么浪费，这使她感到气愤。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找过我。因此我说，如果你要和一个人交朋友的话，最好不要说明这种症状行为的意义。

艾姆登（J.E.van Emden）博士（海牙）报告了另一个“通过失误而承认真情”的例子。“我在柏林的一个小店用餐，付账的时候，这个服务员说，有一盘菜的价格由于战争的影响上涨了10个小币。当问他为什么在菜单上看不到，他回答说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价格确实上涨了。这个服务员在装钱的时候，无意间将10个小币丢在了我的桌子前面。

“现在我敢肯定，你多收了我的钱，你是否让我到服务台核实一下？”

“‘请原谅，……等一下，请……’然后，他就离开了。2分钟后，他回头给我道歉说，错将这种菜当成了另一种菜。我离他而去，将这10个小币作为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贡献的一种奖赏。”

任何一个人，只要细心观察自己同餐的伙伴，就会发现很多极有启发性的症状行为。

沙奇斯博士谈及这样的一件事：“在我的一对老夫妇亲戚做晚餐的时候，我碰巧去他们那里。

这个女士有胃病，在饮食上有很多限制。当一片烤肉放在她的丈夫面前的时候，他要不能吃这种菜的妻子将作料递给他，他的妻子打开了壁橱，用手去拿，结果将她的一小瓶胃药放在了她的丈夫面前。佐料瓶和这个药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不会因此搞错的，她并不知道拿错了，直到她丈夫大笑的时候才注意到自己的失误。这个症状行为的意义是无须解释的。”

下面是维也纳的医生塔纳尔（B.Dattner）博士提供的一个精彩的例子：

“我和我的一个同事H一起进餐，他是一个哲学博士，在他谈及实习生的艰难时，说到这样一件事，在他完成学业之前，曾为一个大使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为智利的全权代表做秘书。‘但是，不久这个大使就被调走了，我也没有向继任者介绍自己。’在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正夹着一块肉往嘴里送；但却不精心将这块肉掉了下去，我立即明确了这个症状行为所隐含的意义，我对这个不懂精神分析的同事插入了我的看法：‘肯定是你自己将就要到嘴的肉给弄丢。’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的这个症状行为，他只是惊奇地重复着我说的这句话，好像这句话出自他的口：‘是的，这当然是我丢掉了到嘴的肥肉。’然后，他如释重负地仔细地描述了他的那个使他失去这个职位的闪失行为。”

“如果你了解下面的情况，你就更能理解我的这个同事这个症状行为的意义。我和这个同事的交情并不太深，因此他很忌讳在像我这样交情并不深的人面前暴露使自己难堪的事情，因此，他用症状行为做掩护，将自己被压抑的思想表达出来，从而使他从这种潜意识的折磨中得到解脱。”

下面的例子说的是人们无意间将一些东西带来或带走，这种行为也有其深刻的含义。

塔纳尔医生报告：“一个同事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他年轻时很崇拜的女士，这是在她结婚后第一次拜访。谈到这次拜访，他的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在去之前，他决定不要和她待的时间太长，但他并没有做到。然后他说了他在那里出现的一个失误。他朋友的丈夫也加入了会谈，当他找一盒火柴时，怎么也找不到。实际上，在他进来的时候，这盒火柴很明显就放在桌子上面。

我的同事自己也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看是否是自己无意间装进了口袋，但是没有找到。之后不久，他发现这盒火柴就在他的口袋里，使他惊奇的是里面只有一根火柴。几天后他做的一个梦说明了这个火柴盒的象征意义，这个梦也涉及到他的这个朋友，因此，我便有了对这个象征行为的解释：我的同事的这个症状行为企图表明，他有优先占有权，而且这也只能由自己拥有（盒里只有一根火柴）。”

萨克斯博士报告：“我的一位女佣很喜欢一种肉饼，毫无疑问，这是她做得最好的一种。一个星期天，她将这种肉饼送了上来，先将它放在托盘里，然后回收桌子上其他吃完菜的盘子，又将这个装有肉饼的盘子堆积在其他的盘子的上面，而没有将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消逝在了厨房。

最初我们以为她可能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回去更正，但是她再也没有出来。这时我的妻子摇铃问她：‘贝蒂，肉饼怎么了？’‘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女佣回答，不理解我的妻子的问话。我对她说，她将肉饼又拿了回去。她将这盘肉饼放在盘子的上面拿回去，居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第二天，在我们吃前一天剩下的肉饼时，我妻子注意到，肉饼和前一天剩下的一样多。换句话说，这个女佣并没有共享她的这个美味肉饼。当问她为什么不吃，她有点窘迫地回答说，她不想吃。

在这件事里，孩童的态度出现了两次：首先，她有婴儿的贪婪，她不想让他人共享她喜欢的东西。

其次是婴儿的拒绝反应：‘如果你因此而怨恨我，那你就自己留着吧，我现在什么也不要了。’”

婚姻生活中的偶然行为和症状性行为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些不了解潜意识心理学的人也会因此相信预兆的存在。如果一个新娘在度蜜月的时候丢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但通常情况下发生的是对戒指的误置，然后又将它找了回来，这也不是好的预兆。我认识一个女士，现在已经与她的丈夫离婚了，她在用钱时，通常签署她婚前的名字，这事实上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有一次在一对年轻的夫妇家里做客，听见这个少妇在说她最近经历的一次笑话。

度蜜月回来的第二天，她和平时一样叫上她的妹妹上街购物；同时，她的丈夫也正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她发现一个绅士站在街道的对面，她推了一下她的妹妹说：“看，L先生从那边过来了。”她已经忘记了，这个绅士在几星期前已经成为了她的丈夫。在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打了个冷战；但是并没有对此作任何推断。几年后我听说，他们已经结束了其不幸的婚姻。

下面的这个观察例子摘自梅德尔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这个例子曾用法语发表过（1906）。我引用本例如下，这同时也属于遗忘方面的问题：

Une dame nous racontait récemment qu’elle avait oublié d’essayer sa robe de noce et s’en souvint la veille du mariage à huit heures du soir；la couturière désespérait de voir sa cliente.Ce détail surfit a montrer que la fiancée ne se sentait pas très heureuse de porter une robe d’epouse，elle cherchait à oublier cette représentation pénible.Elle est aujourd’huidivorcèe.[104]

一个正在学习观察这种信息的朋友告诉我说，伟大的演员度斯曾将这种症状行为引入其角色，这说明她已经深深地为这个角色所吸引。这是一场关于女人偷情的事，她刚和她的丈夫争论完，现在站在一边陷入沉思，等着她的情人的到来。在这段时间，她不停地玩弄着自己的结婚戒指，取下来，然后再戴上，又取下。她在迎接另一个男人的到来。

这里我再插入赖克（1915）关于戒指的症状行为的一些说明。

“我们熟悉的已婚者的症状行为一般是他们将结婚戒指取下来和误置他们的结婚戒指。我的同事M就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症状行为。他收到了一枚戒指，是一个他喜爱的女孩送给他的；与戒指一起的还有一个条子，上面说，别把它丢了，否则说明他不再爱她了。结果，他越来越害怕将这个戒指丢掉。如果是暂时将这个戒指取下（如在洗澡的时候），这个戒指经常发生误置的情况，而且通常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在他寄信的时候，他往往抑制不住这样的恐惧：这个戒指或许会顺着信箱的边上掉下去。有一次发信的时候，他很笨拙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但这个戒指还是掉进了信箱。他这时要发的信是给另一个他原来喜欢的女孩的断交信，他对她有一种负疚感；同时，他还深爱着另一个女孩，这两种情感便出现了冲突。”

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对戒指这个主题的描述，已很难使一个精神分析学者再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原因是这些作家已经有足够的说明了。在丰唐的小说Vor dem Sturm中，塔甘尼·J在一次赌博游戏中宣称：“你要坚信，女士们，人们下的赌注可以揭示出他们内心最深层的秘密。”其中有一例支持了他的这个论断，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想起了一个教授的妻子——她已经到了发福的年龄——她一再地将自己的结婚戒指脱下作为赌注，因此，我不能说她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他还说：“在这个圈子里，一个绅士将一个袖珍的刀具——有10个刀锋，还有起子和火石等——不停地丢置在女人的大腿上，结果这个锋利的怪物割坏了几件丝绸衣服，在人们的指责声中，这个刀子消失了。”

诸如戒指这样的东西表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表征往往通过失误表现出来——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当然，它们有时代表的并不仅仅是色情方面的联系。下面由卡度斯（M Kardos）博士提供的这个例子就是属于这一类：

“几年前，一个地位较低的小伙子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他对我就像学生对老师一样。在一次特殊的场合，我送给他一枚戒指，有几次他都通过这个戒指表现出症状行为或失误。每当我们之间出现不愉快时，这种症状行为就会表现出来。不久前，他报告了如下情况，这件事实际上特别简单明了。我们通常每周约见一次，一般是他来看我，并给我谈些什么。但是，有一次，他抱歉说他不能来了，因为他要去和一个很吸引他的女孩约会。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离开家后不久——这个戒指没有戴在手上，他当时并没有担心。因为，他想可能将它放在桌子边上了，因为他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回家后就会找到。而他这次回到家后，却没有找到；然后，他仔细地搜寻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仍一无所获。最后，他想起来，这个戒指就在桌子的边上——一年以来一直如此——就放在一个袖珍小刀的旁边，这个小刀一般是放在他的背心口袋里的。他猜想，可能是自己‘粗心大意’了，将戒指和小刀放在了一起，因此，他摸了一下口袋，发现这个戒指就在里面。‘放在口袋的结婚戒指’是一句俗语，是指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丈夫想对自己的妻子不忠，这个丈夫就会将结婚戒指放进口袋。由于这种负疚感，我的朋友首先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了自我惩罚（‘你不再值得去佩带这个戒指’）；

其次，这也表明了他的不忠实，尽管是通过无意识的失误的方式。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他描述了这个失误——一种可以预测的事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这种‘不忠实’。”

“我还认识一位老人，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结了婚。他决定，在一个镇的旅馆度过新婚之夜，然后去做蜜月旅行。在他还没有到这个旅馆之前，他吃惊地发现没有带钱包，这个钱包里装有度蜜月的所有费用。他或者将它放在了其他什么地方，或者是丢掉了，他匆忙打电话让用人去找，用人在他脱下的结婚礼服里找到这个钱包，然后前往旅馆将这个钱包送给了这个正在等待的新郎。

由此，你可以得知，他陷入了一桩无可奈何的婚姻。第二天，他和他的年轻的新娘出发去做密月旅行去了，到了晚上，正如他所预料的，他的性功能突然丧失了。”

丢失东西也是症状性行为的扩展，丢失东西的行为与失主的隐蔽动机密切联系。这种行为一方面表明人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较低，或者反对它的存在，或者对送他这个东西的那个人有反感，或者通过这种症状行为赋予这个东西特定的意义。丢失贵重的东西也是为了表达一系列的冲动，一方面作为压抑的思想的象征，即发出一个信号，他很高兴忽略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最普遍的原因）这是对自己的难卜的命运提供一种供奉品，以表明现在自己忠诚于自己的命运。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对我们的这些论断予以说明。

达特纳博士报告：“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他很意外地将他的‘盘克拉’铅笔丢失了，这支笔他已经用了两年，而且这支铅笔的质量很好。就在这前一天，我的同事收到一封他姐夫寄来的信，这使他非常生气，因为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谈论你的无聊和懒惰。’这封信给他的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二天我的同事就将这支铅笔丢掉了，原来铅笔正是他的姐夫送给他的礼物，这样他似乎感到有点轻松了。”

我很能理解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在哀悼她的母亲的日子拒绝去到剧院看戏的失误。距哀悼的结束还有几天时间，朋友劝她去买张票看看戏，放松一下，因为这个戏很有意思。但是，到剧院后她发现，她将票丢失了，她想起来，一定是从电车上下来扔车票的时候一起扔掉了，这个女士以前一直为自己没有丢失过什么东西而自豪。

她还有一次丢失东西的经历，公平而论，她的这个行为也是有原因的。当她到一个疗养院的时候，她决定去参观一个寄宿学校，因为上一次她去过那里。当她提出付费的时候，人们告诉她，你就当这是来做客好了，但她认为这似乎不太恰当。她想给这个服务员留些什么东西作为补偿，因此她从钱包里掏出一马克放在桌子上。晚上，这个学校的服务员给她送来了5马克，说这些钱丢在了桌子下面，这应该是这个女士的，可能是在她向外掏小费的时候带出来的，这可能是她想付账的愿望的表示。

兰克曾写了一篇长文章，他试图用梦的分析的方式来说明这种行为，认为丢失东西的基础是人们的供奉心态，并企图揭示这一行为的深层动机（deeper motives）。有趣的是，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写道，不仅人们丢失东西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而且人们拾到东西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原因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他收集的一个例子予以说明。很明显，在丢失东西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是事先提供的，而在拾到东西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往往是首先要寻找的。一个在物质上依赖父母的女孩很想买一个便宜的首饰，她在一个商店询问那个她很喜欢的首饰的价格；但使她失望的是，就她目前的积蓄，她还买不起，距她满足这个愿望还差两个金币。

她心情悲伤地向家走去，穿过街道上喧闹的人群。尽管她说自己陷入沉思，但她突然发现，在这个忙乱的广场有一片纸；虽然她从上面走过，但并没有注意到它。她又转了回去，将它捡了起来，她吃惊地发现，这是两个金币的单子，她想：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样我就可以去买那个首饰了。她很兴奋地返回去，心里想着要买那个小一点的首饰。但同时，她又告诫自己，她不能这样做，因为一个人捡到的钱是幸运钱，幸运钱是不能花的。

“即使我们缺少有关这个女孩的个人资料，从这个描述的情景我们也可以推断，显然这也是一种‘偶然行为’。在她回家的路上，她的大脑思考着很多东西，如自己的贫困，自己在选择物品时所受的限制等无疑是她思考的主要问题。此外，我们猜想，她一直想改变这种贫困状态，当然，她还在想怎么以最容易的方式得到一笔钱，以满足自己的这个与兴趣有关的小小的愿望。可以猜想，这是最容易的解决方式——拾到钱。通过这种方式，她的潜意识（或前意识）显然是倾向于‘拾到’，尽管——她说自己当时正在思考其他什么事情（陷入沉思）——她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思想。对此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潜意识中存在的‘拾到什么东西的准备’比有意识的准备更容易获得成功。否则很难对这样的情况做出解释：街道的灯光那么黯淡，人群那么嘈杂，在这么多人中，唯独她捡到这些钱。从这种实际的情景中，我们可以感到这种潜意识的或前意识的准备的实际力量。但在她有了这次幸运之后——当这种态度成为不必要的时候，往往就会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一这个女孩在回家的时候，在街道的一个黑暗、偏僻的地方拾到了一块手绢。”

我必须指出，正是这种症状行为提供给我们理解人们深层心理生活的最好的方式。

现在我们转向孤立的偶然行为。下面我列举的这个例子，无须解释，你便可以明确其深刻含义，我将详细描述这种症状行为产生的情景，这将为我的分析增添现实意义。在一次夏天度假的时候，我碰巧要在某个地方为等一个朋友而不得不逗留两天。这时，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很孤独，很想与我结交。因为我们在一个旅馆，很自然地，我们一起用餐，一起散步。第三天的一个下午，他突然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他的妻子就要乘火车到这里来。我的心理学的兴趣被唤起了，因为他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今天早上他就拒绝我们走远路，并且在做短途散步时，他拒走某条小道，说这条路太陡峭，太危险。在下午散步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肯定饿了，由于他的这个说法，我在用晚餐时一点也没有迟到。他要等他的妻子的到来，并和她一起用晚餐，我明白了他的用意，自己就在餐桌旁边坐下来，而他则到车站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旅馆的大厅遇到了，他介绍了他的妻子后对我说：“你和我们一起进餐好吗？”由于我得先到另一条街上去办点事，我答应他们马上赶回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当我回到餐厅，我看到这对夫妇坐在靠窗子的桌子的一侧，他们的对面有一把椅子；但这个丈夫的又笨又大的雨衣就放在椅子的靠背上，把整个椅子都盖住了。

我理解了他这样放置雨衣的用意，虽然这并非是有意的，但表现得却很明显，意思是说：“这儿没有你的地方了，你是一个多余的人。”这个丈夫并没有看到我站在桌子的旁边；但他的妻子看到了，推了一下她的丈夫，对他说：“看你，占了这个先生的位置。”

我的很多类似的经验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无意问做出的动作无疑是人们交往中产生误解的源泉。那些并不知道这样的动作与其内在动机相联系的当事人，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不能对这样的行为负什么责任。而看出这样的行为的人，由于他经常在分析这些偶然行为的基础上来说明其动机，因此他了解的心理过程，比当事人说出或承认的要多。如果用这种从潜意识行为推出的结论来反对或指责他，这当然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他会说这种分析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动机的存在，因此抱怨另一个人误解了他。严格说来，这类误解依赖于细致和深入的理解，两个人越是“敏感”，两个人之间因此发生的误会就越多，他们都会推脱自己的责任，并据自己的分析去指责另一个人。当自己的不忠实通过这种遗忘、闪失行为和潜意识做出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来，而且自己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或在掩盖不住的情况下，在别人的面前也承认自己的这一动机，这无疑是对他的不忠实行为的惩罚。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在生活中，人们都在对自己的邻居进行着心理分析，对邻居的了解比对自己的了解要多。要对自己有所了解，就必须研究自己本人的偶然行为和疏忽。

对于那些能够通过这些小的症状行为和失误来表现人物的内在动机的作家而言，没有谁能够像斯特林堡那样如此清楚地理解这种隐蔽的特点，并能够用神奇的生活方式将它表现出来。斯特林堡的天才就在于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什么，当然这也是由其深层的心理异常来支配的。维也纳的魏斯（K.Weiss，1913）博士注意到他的作品的一段：

“过了一会儿，坎特真的来了，他悄悄地走近伊瑟尔，好像和她有个约会。

‘你等好久了吧？’他低声问道。

‘6个月，这你知道，’伊瑟尔回答，‘你今天要见我吗？’

‘是的，就现在，就在这里，我看穿了你的眼睛，感觉我在和你交谈。’

‘自从上次以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是的，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

‘你给我的所有的小礼物都打碎了——而且，打得很神秘。但是，这些事情我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

‘天哪！现在我想起了所有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有一次，我的奶奶送给我一副眼镜，当时我们还是好朋友。这副眼镜是由光滑的无色水晶制成的，很适合于验尸时使用（在斯特林堡的小说中，伊瑟尔是个医生）。一天，我和这个老太太绝交了，她非常生气。在下一次验尸的时候，这副眼镜无原因地跌落了下去。我想，这仅仅是损坏了，因此就送去修理；但是，他们拒绝修理，后来不得不把它放在抽屉里，最后还是找不到了。’

‘天哪！奇怪的是，关于眼镜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我的一个朋友曾送我一些看戏用的眼镜，这些眼镜很适合我，戴上去很舒服。这个朋友最后和我吵翻了，你知道并不因为什么，但谁也不想让步。在我下一次使用这个眼镜的时候，我看得很不清楚，眼镜之间的连接好像太短，我看到的是重影。不用说，这个连接并没有变短，我的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变宽！发生这样的事真使人感到奇怪——如果不仔细观察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心理上的这种憎恨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而且，你给我的那个戒指，上面的宝石也不见了，好像也不能修理了，你想和我分开吗？……’”（《歌德的房间》，德文版，第258页下面）。

在症状行为这一领域，必须承认，有想象力的作家优先使用了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观察。斯特洛斯（W.Stross）注意到了斯特恩（L.Sterne）的著名幽默小说《罗斯罗姆·山蒂》中的一段（第6卷，第五章）：

“……我一点也不奇怪，在乔治看到朱丽安的那个一晃而过的不吉利的姿势时，预言：他将来某一天会变成一个叛党。圣·阿布洛斯将他驱逐出门，因为他的这个不忠实的脑袋动了一下，像一个链枷一样前后摇摆；当看到他在捆一束柴，并向里面插小枝的时候，底姆特斯欺骗坡洛拉斯说自己是一个学者；在我父亲的后面有上千个空位置，一个独具慧眼的人一定会看穿这个男人的心灵；我坚信，一个有辨别力的男人不会在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放下自己的帽子，或在出去的时候将它拿走；但是，如果观察一下他的话，就会发现一些东西不见了。”

我这里简单插入一些健康人和有神经症的人的症状性行为：

我的一个老同行，打牌时经常输，一天晚上，他又输掉了一大笔钱。当时，他并没有抱怨，只是心情很沉重。在他离开后，人们发现，他将带在身上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忘在了他的座位上：

眼镜、烟盒和手绢。这无疑是说：“你们这些强盗，你们算是抢劫了我。”

一个暂时患性无能的人——主要是由于在童年时期和他的母亲过分密切造成的一一说，他有这么一个习惯，用字母S装饰他的影集和笔记本，这是他母亲名字的开头一个字母。他不能容忍那些与污浊的东西相联系的字母摆在自己家里的桌子上，因此，他将第一个字母和其他的字母分开。

一个年轻的女士突然打开了咨询室的门，尽管那个在她前面的女士还没有离开。她抱歉地说自己是“无心的”。不久表明，她表现出的这个好奇，使她闯入了她父母的卧室。

因自己有漂亮的头发而自豪的女孩，她们往往这样控制她们的发卡，即在谈话的时候，她们的头发突然散落下来。

一些男人，在躺下来做检查的时候，往往会从他们的裤袋里掉出一些零钱，用这样的方式表明，这是这次治疗应付的费用。

有的人在治疗时会忘记带走他们带来的东西，如眼镜、手套以及钱包等，用这种方式表示：

他还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不久就会回来。琼斯（1911b，第508页）说：“人们可以通过检查一个医生一个月收集的东西的多少——如伞、手绢、钱包等一来判断这个医生的治疗水平。”

一些习惯的小的行为往往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睡前给表上发条，离开房间时将灯关掉等等，这些行为通常受制于一些混乱。这种混乱说明潜意识情结还在对这些固定的习惯发生着很大的影响。梅德尔在杂志Coenohium上讲了一个家庭医生的事，有一天晚上，在他当班不允许离开的时候，他决定到一个镇上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在他约会回来时，他发现他家里的灯没有关，而在以前，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关灯的。但他马上了解到了这种遗忘的动机，这个医院主管住宅区的医生的官员从这个亮着灯的房间就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家庭医生在家里。

有一个过度烦恼并有些抑郁的男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如果这一天的生活很枯燥无味，人们之间残酷无情，那么晚上他就会忘记给自己的表上发条。通过这样的方式象征性地表明：第二天的生活与此没有区别。

有一个我本人并不认识的男人写道：“在命运折磨了我之后，生活看来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以至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完成第二天的生活。这时我注意到，几乎每天我都会忘记给我的表上发条，而在以前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上发条，这是在我上床前要做的一件事，好像是一种机械的和无意识的行为。但是现在很少能够记住这么去做，只有在我第二天有很重要的或自己感兴趣的事的时候，才能够记起来。这也是一种症状行为吗？我自己对此无须解释。”

一个人在配音的时候，正如荣格（1907）和梅德尔所为，他会发现自己的发音似乎是无意识的，他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他能够很好地将这个单词的音调和自己大脑里的意思联系起来。

在人们口头或书面表达思想的时候，有很多微妙的决定因素，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相信，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适当地表达我们思想的词，可以自由地选择掩盖这些思想的想象。仔细地观察表明，我们还应考虑其他决定这种选择的东西，在表达这种思想的形式背后，无意的一瞥往往包含深刻的含义。当一个人形成对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对句子的幻想和转折很少没有深刻含义的，其他的均作为背景，仅仅是对这个主题的描述，但这对讲话者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做理论上争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表达：“如果一些东西突然穿过一个人的脑袋。”（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想法突然闯入一个人的脑海”），我碰巧知道，他最近得到一个消息，一个俄国人的子弹穿过了他的儿子戴在头上的帽子。

第十章 误 差

记忆误差与相伴以错误记忆的遗忘的区别主要在于这样一个特征：前者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除非发现证据。我们对“误差”（error）这个术语的使用有赖于另一个条件，我们说的是“出现误差”（being in error）而不是“记忆错误”（remembering wrongly），这里我们更强调再现的心理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特点——或者说，在这里我们企图记忆的是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心理生活的实际不同的东西，是易于招致他人的记忆验证或反驳的东西。

记忆误差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下是未知的。

就我的《释梦》（1900a）一书而言，在这本书出版后，我惊奇地发现，我对其中出现的很多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错误的内容涉及的大都是历史方面的，一般都是事实的东西。经过仔细的检查，我发现这些错误并非都源于我最初的疏忽；但是这些错误是可以被追查的，通过分析也是可以被解释清楚的。

1.在第266页（第1版）［标准版，第5卷，第456页］，我提到一个叫玛格波的镇（在德国的赫斯州）——在斯特利亚也可以发现这个名字，我将这个镇当做席勒的出生地。误差发生于我对一个梦的解释，这是我在旅行时的一个晚上做的一个梦，而且在我做梦的时候被管车的人报玛格波站名的声音惊醒了。梦里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有人问关于席勒的一本书的问题。事实上，席勒并非出生于（在赫斯）大学城玛格波，而是在斯瓦比亚的玛格奇，而且我敢肯定，我对此是清楚的。

2.在第135页［标准版，第4卷，第197页］，我将汉尼拔的父亲称作汉斯保尔，这个误差尤其使我烦恼，但这个误差却可以为我提供关于误差的观点的有力证据。我的这本书的很多读者可能比我更熟悉巴卡家族的历史，而我却出现了这个误差，虽经3次校对也没有发现。

汉尼拔的父亲的名字是汉米卡尔·巴卡——汉斯保尔是汉尼拔哥哥的名字，也是他的表哥及其前任共有的名字。

3.在第177页和第370页［标准版，第4卷，第256页；第5卷，第619页］两处，我都谈到宙斯阉割他的父亲克罗诺斯，并让他的父亲退位，然而，我却错误地将这种暴行前推了一代。据希腊神话，这样的暴行是克罗诺斯对他的父亲乌兰纳斯所为。[105]

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提供给我的是不准确的信息，如何解释这种误差呢？——正如读者对我所了解的——我通常能够对自己的记忆进行很好地控制，而且我的记忆会提供给我很多不寻常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发生如此误差呢？为什么经过三次仔细的校对，仍像一个瞎子一样没有发现这些错误呢？

歌德在谈到里奇伯格时说：“在他开玩笑的地方，总是隐藏着一个问题。”同理，在谈到我书里的这些部分时也可以这样说：“在出现误差的地方，其背后总是有压抑的东西存在。”

——或更确切地说，这种虚假和歪曲源于被压抑的材料。在我分析我报告的那个梦的时候，由于这个梦与另一些被压抑的东西相联系，我一方面被迫在这个分析完满地结束前终止了分析；另一方面，被迫通过歪曲来掩盖这些不慎重的细节。我不能不这样做，如果我要举例对此加以说明的话，我便别无选择。我的这个难堪的做法与梦的特殊的角色有很大关系，而这个角色又会使那些被压抑的材料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些材料是不允许进入意识的（尽管如此，这也足以表明，这是对敏感的心理的反击）。然而，在歪曲或掩盖这些思想的时候，我并没有成功，我知道这些思想仍在继续活动着，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通常，我想压抑的东西往往能成功地阻止我的意志进入要表达的内容，也通常以误差——这种使人们注意不到的误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同一主题是我列举的3个例子的基础：即决定这些误差的被压抑的思想均与我已故的父亲有关。[106]

1.仔细地阅读过第266页这段关于梦的分析材料的读者，有的会明显地发现，也有的可能从这些暗示的信息中推断出来，在出现了对我父亲不友好的指责的思想的时候，我的分析中断了。随着这些思想和记忆的继续，必然会有一些不幸的故事出现，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我父亲的一个生意上的朋友，他的名字也叫玛格波——和那个唤醒我的车站的名字一样。在分析的时候，我企图将这个玛格波先生隐藏起来，不让自己和读者知道，作为报复，在介绍席勒的时候，将席勒的出生地由玛格奇换成了玛格波。

2.这个关于将哈米卡尔换成汉斯保尔的误差，或将哥哥的名字取代父亲名字的误差，其发生与我童年时期产生的关于汉尼拔的幻想有关，也与对父亲的不满有关，这种不满主要来源于父亲对待“我们人民的敌人”的态度。[107]我要谈一下我和父亲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我到英格兰的一次旅行，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生活在这里，是父亲和第一个妻子的孩子，他大儿子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由于年龄上这种特殊的联系，使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不是我父亲的孩子，而是我的这个哥哥的孩子，情况是何等的不同。这种压抑的幻想使我的著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错误，在此我中断了分析，迫使我将哥哥的名字取代父亲的名字。

3.同样是由于我关于这个哥哥的记忆的影响，我将希腊神话中的这种暴行向前推进了一代。

我的这个哥哥对我的一句劝告仍滞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说：“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对于你生活中的言行来说，在与你的父亲联系时，你实际上不属于第二代，而属于第三代。”我的父亲在晚年再婚，在他第二次结婚时，他比他的儿子要大得多，而这个误差是在我讨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时出现的。

有时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报告中叙述朋友或患者的梦时，他们会指出这样的事实，说我复述的梦有些细节和他们原来叙述的不同。这也可以归于历史方面的误差，当我的误差被校正以后，我通过对这些情况的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发现，在分析的时候，当我有意地歪曲或掩盖一些事实时，这种记忆的失误就会出现，在此我又一次发现：一个没有被察觉到的误差取代了一个存心的掩盖或压抑。

这些源于压抑的思想的误差和那些基于疏忽造成的误差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我到瓦丘旅行时，我认为我到了革命领导人费萧夫的家乡，这便是疏忽。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名字相同，但费萧夫的埃姆道夫在卡因西亚。

4.使我感到羞愧的还有一处误差，这也许是一个关于暂时疏忽的例子。一天，一个患者提醒我给他两本书，这是我在维也纳答应他的，因为他准备在复活节外出旅行时使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回答，并去图书馆取书。但实际情况是，我忘记了去找这两本书，因为我实际上是不赞成我的患者这次旅行的，在我看来，就这样中断治疗是很不明智的，这也使我失去一次收集材料的机会。我不得不很仔细地在图书馆查找这两本书，一本是《威尼斯——艺术之城》。除此之外，我记得在同一个系列还有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对了，是《麦地斯》。我把它拿了回去，并带给了我的患者；但是，使我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出了差错，实际上我当然知道，《麦地斯》与威尼斯没有任何联系；但在一段时间里，我却没有发现这个差错。现在，我不得不诚实一点，因为在分析患者的症状行为时，我通常以权威的态度要求患者要诚实。这时我不得不告诉患者我的这个疏忽的动机（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不赞同他的这次旅行。

总的来说，我讲真话的动机的力量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这使人感到非常吃惊。或许是因为自己从事精神分析的缘故，我很少能够说谎。当我企图歪曲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便会出现暴露我内心秘密的这样或那样的误差或失误，这正如前面及下面的例子所表现的。

在所有的失误中，误差的机制是较脆弱的。也就是说，误差的发生更能够表明，涉及到的心理活动不得不与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倾向做斗争，但是误差所使用的特殊形式并非都是由所掩盖的混乱思想的特质决定的。回顾以前的讨论，这里我再补充一点，这一解释同样也适合于很多口误和笔误行为。每当我们出现口误或笔误的时候，我们就会推断，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某种混乱，但是也必须承认：口误和笔误通常也服从相似律、怠惰律或是人们图一时之便而表现的加速的倾向，这种混乱因素并没有继续将其本身的特点强加于说和写的错误。有时是语言材料的和谐决定了这种错误的发生，同时这也限定了发生失误的程度和界限。

为了避免局限于我自己一个人的误差，我将再列举他人的一些误差的例子，这些例子也可以放人口误、笔误和闪失行为一章；但还是与前面章节的失误有点差别，因为这些失误的形式是相似的。

5.我劝告一个患者不要给和他恋爱的一个女孩打电话——当时，他自己想和她断绝关系。

因为，每次约会，都使他产生放弃她的念头。他要写信将他的这个决定告诉她，尽管发出这样一封信有一些困难。1点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到了克服这个困难的方式，问我是否可以引用我这个作为内科医生的权威人士的话。2点的时候，他正忙于写这封中断关系的信，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对和他在一起的母亲说：“对了！我忘了问这个教授我是否可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他的名字。”他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说：“我能和教授讲话吗？他是否吃过了晚餐？”

对方的回答使他大为惊奇：“阿道夫，你疯了吗？”这是我劝告他不应再听到的声音，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误差”，即拨的不是教授家里的号码，而是这个姑娘的号码。

6.一个年轻女士要到Habsburgergasse（哈普斯堡大街）去看一个朋友，一个新近结婚的女士。当一家人围在桌子边的时候，她谈起了这件事，但讲话时出现了误差，她说要去Babenbergergasse（巴苯伯格大街）。桌子周围的一些人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她的这个误差——或是一种口误（据选择）——一个她并没有意识到的误差。事实上，在两天前，共和国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黄、黑的色彩被由红、白、红组成的老式的奥斯马克彩色所取代，哈普斯堡皇族被赶下了台。这个讲话者将王朝的变更引入了她的朋友的住址。在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Babenbergerstrasse，但是没有一个维也纳人会将此说成“Gasse”[108]。

7.一个当地中学教师，虽然家境贫寒，但却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在一次暑假里，他拼命追求一个居住在别墅里的小姐，这个小姐来自大都市。最后，这个小姐还是向这个教师敞开了心扉，并劝说她的家人同意他们结婚，尽管他们存在地位和种族的差别。一天，这个教师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个女孩并不是个美人儿，但却很甜，我们将会处得很好。但是，我是否能下决心要娶一个犹太人，尚不能告诉你。”这封信被他的未婚妻收到了，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他的哥哥很奇怪地收到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叙述这件事的教师向我保证说，这是一次误差，绝非存心计谋。当然，这样的计谋我们在戏剧小品中经常会看到。

8.布里尔（1912，第191页）谈到一个女士，她向他打听他们共同熟悉的一个朋友的消息。

他发现她错误地称呼这个朋友做姑娘时的名字，当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后，她被迫承认，她不喜欢这个女士的丈夫，认为她的这桩婚事是不幸的。

9.这个误差也可以称作一个口误。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为他的二女儿去做出生登记的时候，当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回答：“汉娜。”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这两个女儿来说，他更喜欢大女儿。

10.一个女士，婚后有3个女儿，其中两个很久以前已经结婚，小女儿还没有自己的归宿。

在两次婚礼上，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士——送的礼物都是一套昂贵的银制茶具。每当话题转到品茶的时候，这个母亲总出现误差，说这是自己三女儿的茶具。很明显，从这个母亲表现出的这个误差表明，她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女儿的婚礼，并且推测，也会收到同样的结婚礼物。

通常情况下，对母亲搞错女儿的名字，或搞错儿子和女婿的名字这样的现象是较容易解释的。

11.下面也是一个弄错名字的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从赫尔那里借用的，是他自己在一座疗养院观察到的例子。

“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在疗养院），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士和我谈论一些传统的话题，而我对这样的谈话不感兴趣。在谈话过程中，我还要很礼貌地插上一两句。这个老处女不停地说，我通常对她并非这么殷勤。这句话不仅包含着一层遗憾，而且也包含着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的讥讽——我们都认识的这个女人，而我对她尤其注意。自然，我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使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的同桌的人一再地指出，我不断地用那个年轻女人的名字称呼这个女士。但是这个女士则认为那个年轻女人是她的克星。”

12.我再报告一个有复杂背景的“误差”，这是一个亲身参与了这件事的见证人告诉我的。一个女士在户外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陌生人待了一个晚上，在这两个“陌生人”中，其中一个是她的相好，但其他人对此并不了解。这些朋友伴着这对夫妇来到了他们的门前，等开门后他们便可以离开这里。这个女士向一个陌生人鞠躬致谢，并将自己的手给他，说了一些礼貌的话。然后，她挽住她的相好的手臂，转向她的丈夫，用同样的方式对他说再见。她的丈夫，走了过来，脱掉帽子，很礼貌地说：“再见，亲爱的女士。”

这个女士很惊愕地放下了她的相好的手臂。到了门房，她才说：“天哪！自己做的这件事多么愚蠢！”这个丈夫是那种很相信自己的妻子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他不断发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生活处于危险状态，他因此有一种很强的阻力，这种阻力使他不去注意到来自失误的挑战。

13.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误差：在人们要表达与事实相反的意思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耐人寻味。经历了一次思想斗争后，这个很谨慎的小伙子决定和一个姑娘结婚，他们都很喜欢对方。他护送他的未婚妻到家里，和她道别后，非常高兴地上了电车，并向售票员买了两张票。6个月后，他结了婚，但他无法适应这种婚姻生活，他怀疑自己的婚姻是否正确。因为，他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的朋友来往，而且他的岳父岳母还经常刁难他。一天晚上，他要将他的年轻的妻子从她的父母那里带回家去，和她一起上了电车，买票的时候却只买了一张。

14.下面的这个由梅德尔（1908）描述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勉强压抑起来的欲望是如何通过“误差”的方式得到满足的。一个有一天假期的同事，在休假期间，他不想有人打扰。但是，他不得不去琉森看一个人，虽然他很不情愿。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去那里，在从苏黎世到奥斯卡顿的路上，他一直在看那些日报，以此来消磨时光。在下站他换了车，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直到检票员来查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坐错了车——是从奥斯卡顿到苏黎世的车——他又从奥斯卡顿回到了苏黎世，尽管他拿的是到琉森的车票。

15.塔斯克（1917）描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即人们企图通过误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压抑的思想，尽管不完全成功。他将此命名为“旅游方向的错误”。

“我离开前线回维也纳。一个老患者听说我在镇上，就邀请我去给他看一下病，因为，他还在因病卧床。我应邀去看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小时。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有病的男人问我应付多少诊费。‘这是在我回家的路上，现在并非行医，把我当做来看你的朋友好了。’我回答。

这个患者犹豫了，毫无疑问，他感到自己无权利将这种职业服务当做朋友间的探视；但最后，他还是很感激地接受了我的好意，并为自己能够节省一些钱而高兴。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这么做无疑也是正确的。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慷慨举止的真实性——我难以对此加以解释——我上了x路电车，之后，又要换乘Y路电车。当我在换车的地方等车时，我完全忘记了收费的事情，心里想的只是这个患者的症状。我要等的车来后，我上了车，但是到了下一站，我不得不再下车，事实上，在上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是X路电车而不是Y路电车，因此我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即我没有接受诊费的患者居住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明显是想收取诊费的。”

16.我也玩弄过和例14同样的戏法。我答应我的那个一向严厉的哥哥：今年夏天，我要长途跋涉到英国的一个海滨避暑胜地去看望他，他接受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必须走最近的路线，并且不在路途上耽搁时间。我问他是否能在荷兰停留一天，但他认为最好是在回去的时候在荷兰停留。这样我便坐车由慕尼黑出发，经过科伦到鹿特丹和荷兰湾，再由此出发于星夜乘船去哈维奇。途中，我要在科伦换车，下车后，我便去找到鹿特丹的快车；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我问了很多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仍没有找到，我完全失望了，心想我一定是错过了这趟车。事情已经如此，我想是否应在科伦住一晚上，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为，出于子女的一片诚心——因为据我的家族的历史，我的祖先在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从这个城市逃了出来——我决定乘下一班车到鹿特丹去。车到达后的时候是深夜，我不得不在荷兰停留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满足我的这个夙愿，我可以在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看到雷姆卜兰特的巨幅绘画。到了第二天上午，当我要乘车跨越英国的时候，我回忆起来，在科伦车站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大的标牌，上面写着“到鹿特丹、荷兰湾”。这个标牌就在我下车的站台几步远的地方，那里停着我要等待的继续我的旅行的车。尽管这个标牌非常醒目，而我仍像一个瞎子一样在其他地方寻找。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与我哥哥的要求相反，在我的潜意识中，一方面出于子女的孝心，想在科伦停留一个晚上；另一方面，出于对雷姆卜兰特的崇敬，这些都促使了我的这个失误行为的发生，由此使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7.斯塔克（1916）谈了自己经历的一个通过“遗忘”满足内心压抑的欲望的事件。

“一次，我要用幻灯片为一个村的村民做一次讲座，但这个讲座因故推迟一周。我在回信中说明了推迟的原因，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这次讲座的时间。我很想下午到达这个地方，这样我便可以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居住在这里的作家。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空余的时间，因此，我只得放弃这次拜访的念头。

就在我要去讲课的那个晚上，我匆匆忙忙拿着幻灯片到车站去赶火车，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一般，在我因事耽搁而要赶车的时候，都是叫出租车的）。当我到了目的地，我感到有点奇怪，没有一个人到车站接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讲座推迟了一个星期，这一天是原来确定的讲课日期。我抱怨自己怎么会如此的粗心，那么，是否要赶下班车回家呢？经过仔细的考虑，我想这正好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下我很想拜访的作家，因此，我便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是我的那个原本无法实现的愿望，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携带着幻灯片及自己的匆忙，将自己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很好地伪装起来。”

或许可以这样想，我们已经对此做出解释的这些误差的例子，为数并不太多，也不特别重要。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是否可以将我们的这一分析推广到对一些重大判断的误差的解释上，如人们生活中的重大的抉择或科学上的关键判断。只有那些为数很少的，有最好的适应性的人，才有可能防止外界客观画面的歪曲，这种歪曲往往发生在那些有辨别力的个体身上。

第十一章 混合失误

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关于《麦地斯》这本书的例子和那个年轻人违背我的意愿而和他的未婚妻打电话的例子——并没有得到准确的描述。仔细地考察后就会发现：这是遗忘和误差的混合。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种混合失误（combinded parapraxes）。

1.一个朋友给我谈了他的一次经历：“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文学协会，并被选为委员，我想这个组织或许对上演我的剧本很有帮助。我每周五都抽出时间参加这里的活动，尽管我对此不感兴趣。几个月前，我得到许诺，我的剧本可以在F剧场上演了。从此以后，我经常忘记这个协会的例会，当我读过你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后，我很羞愧自己的这种遗忘，我指责自己的这一做法，怎么能在不需要这些人时就将他们甩开。因此，我想下一个星期五的例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在此之前，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最后我准时到了那个举行活动的地方。到门口后，我吃惊地发现，门是锁着的，会议已经结束了，我实际上晚了一天，现在已经是星期六了！”

2.下面的例子是症状行为和误置行为的混合。虽然这是以很间接的方式得到的，但却是很可靠的。

一个女士和她的姐夫到罗马旅游，她的姐夫是一个知名的艺术家。罗马的德国人给了他们很高的荣誉，并赠送了很多礼品，其中有一个有古典风格的金质奖章。女士发现，她的姐夫并不欣赏这些很可爱的礼物。回到家后（在罗马的家被她的姐姐暂用了），在她从包里向外拿东西的时候，她发现将这个金质奖章带了回来——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马上给她的姐夫寄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并说第二天送还给他。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个奖章不见了，她怎么也找不到，因此无法将这个奖章送去。到这个时候，她的这种“疏忽”才引起了这个女士的注意：她发现她想自己拥有这个奖章。

3.有些情况下，失误会很顽固地重复出现，只不过失误的方式被改变罢了。

有一次，琼斯（1911b，第483页）莫名其妙地将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好多天而没有发出，最后，他决定要把这封信发了。但是这封信又从“死信办公室”退了回来，因为，他忘了在信封上写地址。他马上在上面写了地址，但是，当他将这封信带到邮局的时候，他发现他忘记在上面贴邮票了。这时，他才不得不重视这种反对发这封信的力量。

4.由于内在的抵抗而无法将一种愿望付诸行动，这一点维也纳的魏斯博士曾有所描述：

“下面的一个经历说明，人们的潜意识有时是多么强烈地阻止人们去做某种行为，而人们对这种阻力的克服又是何等的困难。一个熟人让我借给他一本书，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下来，但我感到有一种原因不明的不快。稍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几年前曾借过我一笔钱，但到现在仍没有归还的迹象，我对此并没有多加考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仍想起了这件事，同样感到很不愉快，我马上对自己说：‘你的潜意识企图使你忘掉这本书，你千万不要这么小气，你一定设法不要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到家里，将书包好，并将它放在了桌子的边上，然后我就趴在桌子上写信。之后我便出了门，才走了几步，我想起来自己忘记了桌子上写好的几封要发出的信（其中一封是给一个朋友的，上面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话，因为，我在一些事情上要得到他的帮助）。我折了回去，拿了信后又出去了。上了电车我才想起来，我答应给我的妻子买些什么东西给她，当时我想，所有的东西也只不过有一小包。这时，我由这个‘小包’联想起‘书’，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忘记带那本书了。我不仅最初出门时忘记了这本书，而且第二次返回拿放在桌子上的信时也完全忽略了这件事。”

5.兰克也对一个与此相似的情况进行过详细的分析。

“一个拘谨古板、有点迂腐的男人报告了自己的一次很不寻常的经历。一天下午，他走在大街上，突然想看一下时间，发现他竟将自己的手表忘在了家里——他以前从没有忘记过——由于他晚上有一个约会，而自己又不能迟到，回去取表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准备提前去一个女士那里借一块表用一晚上。因为他本来就准备第二天去看她的，因此他便可以顺便将表给她送去。然而，当第二天他要将借来的表还给这个女士时，他才吃惊地发现，他将这块表放在了家里。

这次他戴的是他自己的表。因此，他不得不于当天下午再次将表送还。这次，从她的家里出去，他需要看时间的时候，他吃惊而懊恼地发现，他又将自己的表忘在了家里。

“如此反复多次地出现失误，他怕这样的表现是否是病理性的。因此，他很想了解自己的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我问他第一次忘记戴表的那一天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如果有的话其细节如何，然后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揭示出他的动机。他回忆起来，吃过午餐——在他忘记戴表出去前不久——他和他的母亲在谈话，他的母亲说到他们的一个亲戚很使她烦恼，她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现在又将他（亲戚）的表当了。由于表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必需的，她让他（叙述者）借钱给自己将这个表赎回。他因为这种被迫借钱给别人而很烦恼，他还回忆起来，这个亲戚已经如此打扰他好多年了。由此可见，他的症状行为是由几个因素所决定的，首先，这表明了他的这种思想：‘我不想就这样将自己的钱毁掉，如果他需要一块表，把我的表留下就是。’

但是，因为他晚上的约会还需要手表，这个动机只能通过潜意识的渠道发生作用，以症状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次，他的这个遗忘行为说明：‘为这个人花钱，就像去填一个无底洞，总有一天会把自己拖垮，因此，我不会再为他做任何事情了。’尽管对他而言，这个动机是暂时的，但是这种症状行为的反复出现表明，这个动机还在其潜意识的深层发生着作用，好像在说：‘这件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难以消除。’[109]据这种潜意识的态度，他借了那个女士的表忘记归还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他将这种动机转移到‘无辜的’女士，或许另有原因，其明显的动机是，他想自己拥有这块表，以取代自己失去的手表，因此第二天便忘记了这块手表。他也可能将这块手表作为从女友那里获得的纪念品而将它保留下来。而且，忘记这块手表又给他创造了一次拜访这个女士的机会。本来他是因为其他什么事情于那天上午去看望这个女士的，由于他忘记了手表，这次为归还表的拜访似乎令他蒙羞，这本来应安排在更早一些的时间。而且，他两次将自己的表忘在家里，并以这种方式使他能够归还另一块手表。这足以表明，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力图避免一次同时与这两个表接触，以此表明自己没有多余的手表，自己和那个亲戚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但是，另一方面，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抵抗和这个女士结婚的念头，他警告自己，他无法和自己的家庭（母亲）分开。最后，遗忘这个女士的手表的另一个原因是，前一天晚上，作为一个单身汉，在众多朋友的面前看女士的表，使他感到难堪。因此他只好偷偷地看时间，为避免这种难堪局面的重复，他不愿再戴上这块表了。但是，他不得不将这块表归还，结果就产生了这种症状行为，而且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了这两种情绪冲突，他通过潜意识的方式取得了可贵的胜利。”

下面的3个例子是由斯塔克（1916，第108～109页）观察发现的。

6.误置、损坏和遗忘作为压抑的对立意志的表现。

“我保存有很多科研方面的插图，有一天，我的哥哥让我借给他一些，以供他为一个讲座而做幻灯片使用。尽管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费尽心血制作的这些图片最后没有能够展出或发表，那么就这样让人们看一下也是好的。我答应哥哥为他找出他需要的这些图画的底片，并将它们制成幻灯片。然而，我却找不到这些底片，我翻看了一大叠装有底片的盒子，看了足足有两百多个底片，每一个都仔细过目，但是，没有发现我要找的底片。我怀疑自己可能不想将这些图片借给哥哥，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友好的思想，并力图消除这种思想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将这叠盒子最上面的一个放在了一边，我拿起这个盒子时并没有看里面的东西，这个盒子装的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在盒子的盖上有一个简短的对其中内容的说明，很可能是粗略瞟了一眼上面的说明后，就将它放在了一边。但是，这种不友好的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屈服，在我将这些幻灯片送去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我在用手压其中的一个幻灯片时，由于用力太大，将它弄破了（以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弄破过幻灯片）。当我重新做了一个幻灯片后，这个新的幻灯片从我的手里滑落到了地上，幸亏我及时用脚将它接住，才没有将它摔坏。我将这些幻灯片叠在一起；但是这一叠幻灯片又都掉在了地上，幸运的是没有幻灯片损坏。最后在我将这些东西包好准备发出时，几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我一直想尽快将它发出，但我总是一再地遗忘。”

7.反复遗忘——最后出现闪失行为。“一天，我要给我的一个熟人寄一张贺卡，但我将这件事一再地推迟了好几天。我认为其原因有下面几个：他曾用信通知我说，某人要在某一星期来看我，我实际上并不期望这个人来访。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来访的日期越来越接近，我决定写个贺卡通知他，让那个人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来。贺卡写好后，我想再加上一句，说明我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早一点写信；但是，后来我想，这并非是我拖延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因此就没有加这句话。但是，在我就要将贺卡放人信箱的时候，我却将它放在了下面的一个入口，上面写着：

‘打印材料’。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我当时的那个小小的说谎动机引起的。”

8.遗忘和误差。“天早上，天气极好，一个女孩想到瑞克博物馆画那里的石膏像，尽管她很想去散一下步，但是，她想今天的天气这么好，还是去多画一些画。首先，她要买些画纸，她到了商店（从博物馆到这里走路要用10分钟时间），买了笔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唯独忘记了买画纸。然后她就回到了博物馆，当她放好画架准备开始的时候，她才发现缺少画纸，因此她不得不再去商店。她将纸取回后便专心地画了起来，画的速度很快。一段时间后，她听见博物馆的大钟敲了好多下，她想，‘已经12点了。’她继续画画，直到一刻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她认为是12点过一刻），她包起这些绘画的材料，决定步行穿过温德尔公园到她的姐姐家去喝咖啡（在荷兰这就相当于午餐）。在苏沙博物馆，她吃惊地看到，现在才12点，并非12点半！欣赏好的天气胜过了她勤奋工作的动机，结果她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大钟在11点半的时候也是敲12下的，钟塔的大钟也同样是这样敲的。”

9.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潜意识的干扰动机可以通过反复多次同样的失误来达到其目的。我再从一个小册子引用一个相似的有趣例子，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弗兰克·韦德金德和剧院》，是在慕尼黑由喔拉格出版的。但是我必须将责任归于这本书的作者，这是一个以马克·吐温的方式讲的故事。

“在维德肯德的一幕剧《审查》中，在一个很庄重的时刻有这样一句表白：‘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Denkfehler）。’作者很重视这一段，他让这个表演者排练的时候在单词Denkfehler这里停顿一下。到了晚上，这个演员专心致志地进入了角色，并且很注意这个停顿；

但是，他却无意中以庄重的语调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fehler（排印错误）’。表演结束后，在对演员的表现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个作者肯定地说，他的表演无可挑剔；但是其中的那一段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排印错误’，而应是‘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当下一个晚上《审查》重演，到了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演员还是用庄重的口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enkzettel（备忘录）。’维德肯德再一次表扬了这个演员的演出，但也指出美中不足的是，这句话的最后不是备忘录，而是理智的错误。第二天晚上，这场戏仍在上演，这个和作者建立了良好友谊的演员，在交换了对表演的观点后，到了这一段时，又用最庄重的面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zettel（打印的标签）。’演员同样得到了作者的绝对褒奖，而且这个剧本又多次上演；

但是这个作者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理智错误’的概念永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东西。”

兰克（1912和1915b）也注意到，在“失误和梦”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但是，如果不深人分析与失误相联系的梦，这种联系是无法发现的。在一个很长的梦里，我梦见自己丢了钱包。早上，在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钱包真的不见了，虽然在我做梦的那个晚上睡觉前，在脱衣服的时候，我忘记将钱包从裤子的口袋里取出，并将裤子放在常放的地方。我并没有忽视我的这种遗忘，它又在潜意识中表现了出来，即在梦中使它表现出来了。[110]

我的意思并非是说，与那些单纯的失误相比，这些混合失误会教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失误的形式发生些变化，其结果仍是一样的，仍是为了表现一个确定的目标，或用很活跃的方式来抵抗一种思想。这时如果发生失误，一方面达到了目标，另一方面人们对此也无须做什么解释。我们很惊奇这样的事实，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有意识地防止这种失误发生的动机失败得多么彻底。我的朋友尽管付出很大的努力，最终还没有能够参加那个协会的活动；而那个女士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个奖牌分开。在压抑人们的意识倾向的过程中，当一个方式行不通的时候，这种莫名的因素又会通过另一个方式来达到目的。我们用来消除这个意识的只不过是这种有意识的对立意志，这需要做出心理努力，使那些不被我们意识的东西进入意识。

第十二章 决定论、机遇和迷信——几个观点

通过对前面个别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心理机能的某些缺失——我们后面将对这些共同特点进行讨论——以及某些明显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确切的动机，或者说是由人们意识不到的动机所决定的。

如果你要将某种行为归于这些类别，它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它不能超出我们的判断范围，其表现出的特点必须在“正常的界限之内”。

2.它必须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暂时性混乱。在此以前，我们的同一种心理机能必须是很准确的，或者说，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坚信我们能够很准确地完成它。如果他人对我们的这一行为予以纠正，我们必须立刻认识到其纠正的正确性和自己的这一心理过程的错误。

3.如果我们完全知觉到了这种失误，我们自己却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动机所在，我们一定会将它解释为一种“粗心”，或将它作为一种“偶然”。

属于这一类的行为包括：遗忘（Vergessen），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失误（Versprechen）、读误（Verlesen）、笔误（Verschreiben）、闪失行为（vergreifen）和所谓的偶然行为。从字面上来看，这些词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有一个德文的前缀“ver-”[111]。

我们对用这种方式定义的这些心理过程的解释引起了我们对一系列的使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的观察。

一

如果我们否定这样的观点：部分心理机能是不能被人们的意识所解释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心理生活中的决定论的范围做出评价，无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决定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1900年我看到文学史学家梅尔在《维也纳日报》的文章，他列举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不可能存心和随意地生成一些无意义的言语或举动。我早就发现，在要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毫无原因地生成一个数字或名字，对这种明显的存心生成的数字的研究——一个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出的一个数字，或在做高智力活动时生成的一个数字——表明：这些数字的出现也是由人们实际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所决定。我将简单地讨论一下人们对名字的随意选择的例子，然后仔细地分析一个“不加思索地甩出”一个数字的例子。

1.在发表一篇东西时，我要准备我的一个女患者的病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个患者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112]，当然选择的范围很广。有些名字一开始便被我排除了——首先是其真名，然后是我的家人的名字，以及其他的与此发音接近的名字。对我而言不可能找不到一个名字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自己在期待一个名字——我头脑中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但唯独出现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杜拉”（Dora）。

我扪心自问，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谁叫杜拉？我本来想抛弃由此而来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妹妹保姆的名字，但是我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有很好的自我训练，我还是很坚定地指向这一思想，然后让我的思绪由此展开。马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进入了我的脑海，这便是我要寻找的决定因素。我在我的妹妹的餐桌上看到了写给弗洛林·罗沙的一封信，我惊奇地问叫这个名字的是谁呢，我被告知我原认为叫杜拉的这个人实际上叫罗沙，但是，当她被雇用做保姆的时候，不得不放弃这个真名字。因为，我的妹妹也叫“罗沙”。“可怜的人”，我遗憾地说，“他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我现在回忆起来，在此之后，我沉默了片刻，然后静静地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内容便很容易地进入了我的意识。第二天，当我要为这个不能使用真名的人取一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杜拉”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其他的替代名字的出现。这种情况也与另一个主观事件有固定的联系，一个受雇于另一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我的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其治疗过程也有很大的影响。

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又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在做一次讲座，经常引用这个叫杜拉的患者的例子。但我突然想起来，其中的两个女士听众中有一个也叫杜拉。我便转向我的这个年轻的同事，向她道歉说，我忘记了你也叫这个名字，并说在我的讲座里，我会将这个名字改掉。

这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快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避免使用另一个女性听众的名字，以避免让我的那些有精神分析基础的同事将此作为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当我决定要用“埃纳”这个名字取代杜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讲完课以后，我问自己，埃纳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注意到这个名字的来源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在选择名字的时候力图避免另一个女士的名字，当然我很好地避免了这种可能性；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女士的姓是鲁埃纳，埃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2.在给我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我通知他说，我刚好校对完《释梦》的清样，而且不想对此做较大的修改，“即使里面包括2467个错误”[113]，我立即想解释这些数字的来源，并在信中附上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分析。我还是将我的这个分析全文摘录下来：

“让我再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做一次贡献。在这封信中，你会发现我随意使用了2467这个数字来评价《释梦》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的多少，我的意思仅仅是指这个错误数字很大，但是唯独这个数字出现了。然而，头脑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肯定也期望是潜意识决定了这个数字进入我们的意识。就在此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将军E.M从工兵署退休，我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当我作为军医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他因病来病房（当时他还是一个团长），对一个军医说：“你必须在一周内让我好起来，因为皇上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从此以后，我决定效仿其职业；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职业已经走到尽头——一个工兵署长，并且已经（1899）列入退休人员之列。我想计算一下他从事这种职业的时间，从我1882年在医院见到他时起，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对我的妻子讲了这些后，她回答说：“是否你也该退休了？”

“上帝不会同意的。”我说。我们谈完以后，我便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这一系列的思想仍萦绕在我的脑海。经过仔细推断，我发现算错了。在我的记忆中的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在监禁中（不能外出）庆祝自己24岁生日的，那是1880年，或者说是19年前。这样就出现了2467中的‘24’这个数字，现在，在我现在的年龄——43——加上24，这样就有了67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在回答是否我要退休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工作24年。自从我要追随这个M团长那时起，很明显对自己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感到厌烦，然而与他在这个时候就结束其生涯相比，我庆幸自己还是一个胜利者。这样人们就会很公平地说，这个不假思索出现的数字2467，并非没有潜意识的根源。”

3.自从我第一次解释了这个随意出现的数字后，我又反复地做过类似的实验，其结果仍与此一致。但是，其中涉及很多隐私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此予以说明。

由于多种原因，我要增加一个有关的例子，这是维也纳的医生阿德勒（1905）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那里获得的资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数字”联想的例子。向阿德勒提供资料的人报告说，“当我正在潜心阅读《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很偶然的干扰，我会将这本书读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一段论述，即那些随意闯入我们意识的数字都是有确定的意义的，我决定做一个实验。这时出现于我头脑的记忆是1734，与此相联系的意念很快地出现在我的面前：1734÷17=102；102÷17=6。然后我将这个数字分成17和34，我现在34岁，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认为34岁是青年的最后一年，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得很不愉快。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个17年的结束将看到一个愉快而有兴趣的时代的开始。我将我的人生以17年为单位分开，那么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呢？在想到数字102时，我想到了雷卡姆万国图书馆的编号102，这是考塞卜的剧本《厌恶和悔恨》。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便是厌恶和悔恨，这个图书馆里的编号6是（我熟悉地记得这里的所有的编号）穆勒的《罪过》，由此想到的是我自己的罪过，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接下来出现的是这个图书馆中的第34号，包括穆勒的童话《枪口》（Der Kaliber），我将这个单词分‘Ka’和‘Liber’两个部分。接下来出现于我的脑海的是，这个单词包括‘Ali’和‘Kali’（钾）两个部分。这使我想到有一次和我的儿子（6岁）的押韵游戏，我让他找出和单词‘Ali’压押的词，但是他一个也没有找到。当我一定要让他说出一个的时候，他说：‘All reinigt denMund mit hypermangansaurem Kali’（Ali用高锰酸钾清洗了他的嘴）。我大笑了起来，因为Ali是很温和的。在最近几天，我遗憾地发现，它并非是温和的Ali。”

“我问自己：这个图书馆里的17号是什么呢？但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不过我敢肯定，对此我很早就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想忘掉这个编号，我的任何思想似乎都是徒劳的。我开始阅读本书，但我的阅读很机械，无法理解书中的内容，因为17这个数字仍萦绕在我的脑海。这时，我将灯关掉，继续我的思索。最后，我意识到，17这个编号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哪一本呢？

我想到了《希洛和黎安德》——很明显是我的愚蠢的企图使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查阅了这个图书馆的目录，发现17号是《麦克白》。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剧本，尽管我对它重视的程度和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一样。我想到的仅仅是：凶手，麦克白女士，巫婆，‘公正即邪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席勒的《麦克白》译本非常好。毫无疑问，我希望忘掉这个剧本。接下来想到的是17和34可以被17整除，得l和2，在这个图书馆的l和2好像是歌德的《浮士德》，我越来越感觉我和浮士德有很多相似之处。”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这个医生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阿德勒认为，这个男人对他的这些联想的综合并不成功，如果不从这些对1734数字的联想中获得一些理解这个数字的关键，那么很难对此做出有价值的解释。

“我今天早上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正确性。当我晚上下床时候，惊醒了我的妻子，她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图书馆的目录，我对她讲了当时的情况，她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但观点很有意思——在我一再坚持下，她还是接受了对《麦克白》进行联想，她说在她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她什么也联想不起来。我回答说：‘让我们测试一下。’她说了一个数字117，我马上回答说，‘117是指我告诉你的那个数字，而且，我昨天对你说过，一个82岁的妻子和一个35岁的丈夫在一起的确不协调。’前几天我取笑我的妻子说她是一个82岁的小老女人，82+35=117。”

这个原没有找到决定他生成数字的因素的男人，当他的妻子给他一个随意生成的数字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他的妻子很明确她丈夫生成这个数字的症结所在，因为她选择的数字也是出于一个情结——这是他们同有的情结，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到他们相互的年龄。

现在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对出现于这个丈夫头脑中的数字做出解释了，阿德勒认为，这个数字表明了他的一种压抑的欲望，这个欲望便是：“像我这样34岁的男人应该有一个17岁的妻子才合适。”

如果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么我要补充一点，最近我从阿德勒那里得到消息，在他的这个分析出版一年之后，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离婚了。[114]阿德勒对强迫生成的数字给予了同样的解释。

4.人们选择的所谓的“吉祥数字”并非与这个人的生活毫无联系，或它的出现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心理原因的。一个男人承认自己特别偏爱17和19这两个数字，在稍做思考后，他便发现，在17岁这个年龄，他考上了大学，并从此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的自由。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做长途旅游，之后不久便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个偏爱的固定化还是在10年以后，即在他发现这个数字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之后。即使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偏爱的数字，或明显以很随意的方式生成的数字，都可以通过分析追溯其料想不到的含义。我的一个患者在这方面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当他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很特别地甩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已经告诉你17到36次了。”我问他这么讲话的动机所在，他说他的脑海马上出现的是：他生于那个月的27日，而他的小弟弟生于这个月的26日。他抱怨说，命运从他的生活中剥夺走了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的弟弟，因此他便在弟弟的出生日期这个数字上加上10来表示命运对自己的这种不公，“我虽然年龄较大，但我却要矮人半截。”

5.我还要进一步阐述一下对数字现象的分析，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什么独立的观察事件能够像数字这样强烈地证明这种不被我们的意识所知的、高度混合的思想过程的存在。同时，我也找不到比医生提供的材料更好的例子。在这里我报告一个出现于我的一个患者（征得他的同意）的数字情形的分析。我要说明的是，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非常尊敬的父亲。当他心情很好的时候，426718这个数字就会闯入他的脑海，他问自己：“由此联想到的思想是什么呢？首先是我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如果患了感冒，而要医生治疗的话，病症会持续42天；如果不要医生的治疗，则要持续6星期。’”这已在该数字的前面部分反映出来（42=6×7）。在此之后，他停顿了片刻，我让他注意到他选择的这个6位数中缺少3和5两个数，他马上对此解释道，“我们兄妹7人，我是老小，就年龄顺序来说，3是我的姐姐A，5是我的哥哥L，他们是我的敌对方。在孩子的时候，我就向上帝祈祷，请他将这两个令人烦恼的家伙赶走。在我看来，我选择的这个数字满足了我的欲望，3和5——我的邪恶的姐姐和哥哥——被清除了。”“如果这些数字代表你的姐姐和哥哥们，那么最后18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毕竟有兄妹7人。”——“我常想，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的话，我就不会是最小的，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是8个了，我就会是一个小孩的哥哥了。”

除了对这个数字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能够在前后数字之间建立联系，从最后的数字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含义：“如果我的父亲仍然活着”。“42＝6×7”表示对那个没有医治好他父亲的医生的讽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他希望他父亲还活着的愿望。这个数字（426718）与他在家中产生的两个童年愿望的满足相联系——一个愿望是希望他的那个姐姐和哥哥死去，另一个是希望在他之后再有一个孩子，或简单地表达为：“要是我的这两个敌人死了而我的父亲还活着多好！”

6.这是从一个记者那里得到的一个小例子。在L地的电信局工作的经理写道：他的19岁半的儿子想学医，而且熟悉《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并企图向他的父母说明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我将他所做的一个实验不加任何评判地引用如下：

“我的儿子对我的妻子谈了有关所谓的‘偶然事件’问题，并对她说，这些出现于其脑海的名字和数字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儿子：‘给我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母亲：‘79。’

儿子：‘由此你想到了什么？’

母亲：‘我想到了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美丽的帽子。’

儿子：‘它卖多少钱？’

母亲：‘158马克。’

儿子：‘可以这样解释：158÷2=79。你认为这个帽子太贵了，无疑你在想：如果便宜一半，我就会将它买下。’

对我儿子的这个结论我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女人一般对数字很不在行，他的母亲也不会想到158的一半是79。他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这个不太可信的东西：下意识中的数学表现比意识中的数学表现要好。‘不对，’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也许我的母亲不能很好地计算出158÷2=79，但是，她却碰巧看到了这个等式——她可能在做梦的时候想起了这个帽子，然后认识到其便宜半的价格。’”

7.我从琼斯（1911b）那里再引用一个对数字进行分析的例子。一个他熟悉的绅士想到986这个数字，对琼斯说，他不会与他想到的东西有任何联系。“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他首先出现了这样的记忆——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记忆：6年前，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在晚报上看到了一则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现在温度计的读数已经不是986℉了，明显超出986℉。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很热的火炉旁边，而我则刚刚从这个地方退出。他说他很清晰地记得这种炎热唤起了他的那种沉睡的记忆。然而，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记忆会如此清晰地存在着，就像以前出现过似的。对很多人而言，如果这种记忆不与其他什么重要的材料相联系的话，人们很难将它回忆出来。他告诉我，在读这个笑话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以后又多次想起来，每次都倍感愉悦。实际上，这个笑话很贫乏，并不令人可笑，这使我认识到，在此背后一定存在着重要的东西。他接下来的思想是，热量这个概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热是宇宙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是所有生命的源泉，等等。一个很普通的年轻小伙子有如此鲜明的观点，的确需要对此进行一下解释，因此我让他继续他的自由联想。下面联想到的是一个工厂的烟囱，他从他卧室的窗户正好可以看到这个烟囱。他经常在晚上站在那里看从里面冒出的烟火，认为这实在是能量的一种浪费。热，火，万物生命之源，巨大的能量从这个耸立的空心柱子里面流走了——从这种联想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在他的潜意识中，这种关于热和火的思想和他头脑中性爱的思想密切联系，或者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思想。他现在有强烈的手淫情结，他自己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如果你要对这个观点——数字材料在人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获得更深刻的印象，你就应该了解一下荣格（1911）和琼斯（1912）的文章。

在对这类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东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首先，人们似乎像梦游的确定性一样，为了达到一个意识不到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数字的思考，这种思想马上便表现于所期望的数字，而且其计算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其次，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可以很自由地支配这些数字，但在我的意识状态，我对数字的推断能力则很差，很难记住日期、房间号码等诸如此类的数字。而且，在这些潜意识状态下，对数字的思维操作有一种迷信的倾向，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确其根源。[115]如果你发现，不仅这些生成的数字，而且这些生成的文字材料也是有一定的根源的，这都不足为怪。

8.这是一个关于强迫性的单词的消除的很好的例子，强迫性的单词，即那些无论做出多大努力也无法从我们的脑海里消除的总是出现的单词。这是由荣格观察发现的（1906）：“一个女士告诉我说，在这些日子，‘Taganrog’（塔干洛，俄国北部的一个地方）经常挂在嘴边，但又不知道它的意思。我问她这些天是否有一些刺激她的事件发生，是否有不愉快的情绪，她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她很喜欢一件睡衣（德文，Morgenrock）；但是她的丈夫对此不感兴趣，‘Morgenrock，Tag-an-rock’（字面意思为“白天一穿一睡衣”）——很明显，他们在发音和意思上相似。之所以用俄文的方式，是因为当时这个女士刚认识一个来自塔干洛的人。”

9.我很感谢赫奇曼博士，他提供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个特殊的地方，一行诗歌不明原因地、强迫性地反复出现了。

“E，一个法学博士说道，6年前，我从比瑞兹到圣塞瓦斯坦旅行，在铁路线跨越比沙河的这个地方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从边界桥上看，这里的景色很优美——一侧是一条宽阔的大峡谷和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是一个美丽清爽的夏日，万物被阳光普照，我在做假日的旅行，碰巧要去西班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下面的诗：

Aber frei ist schon die Seele，Schwebet in dem Meer von Licht”。[116]

“我回忆起来，当时我正在想这个铁路的起点在哪里，我无法回忆起这个地方。从韵律上来判断，这些词一定来自一首诗歌，但这首诗歌我完全忘掉了。后来，当这句诗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的时候，我问了很多人，但是一无所获。”

“去年，当我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也经过了这个相同的铁路线，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而且天在下雨。我看着窗外，看是否能看到边防站，我发现我正在比沙桥上。这句诗马上又闯入了我的记忆，而且我仍回忆不起来它的出处。”

“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家里，我发现了一本乌兰特（法国诗人）的诗集，打开后，这句诗映入眼帘：‘Aber frei ist schon die Seele，Schwebet in dem Meer von Licht’，这是诗歌‘Der Waller’（旅客）的结尾部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很多年前我读过这首诗。在西班牙的情景好像与这首诗的这一句有密切的联系，这很符合我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我对这个发现，只有一半的满意，然后我继续翻看着这本书。这句诗‘Aber frei ist schon…’印在这一页的最下面，翻过这一页，我在另一页发现了名字为‘比沙大桥’的诗。”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前面的内容相比，我对这首诗的内容更不熟悉，其开头是这样的：

Auf der Bidassoabrücke steht ein Heiliger ahersgrau，Segnet rechts die span’schen Berge，segnet links den fränk’schen Gau”[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