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国身份与墨西哥国籍

——科学流动十字路口的跨国者

亚德里安娜·迈纳

“受迫”和“听命”——但是被谁逼迫，听谁命令？受你和我，听你和我，受我们中的每个人。我们如此这般恰恰是因为那些深深扎根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因为我们狭隘、排外、偏执和简单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将身份在各种方面简化为一种单一的联系，一种在愤怒中宣告的联系。

Amin Maalouf，In the Name of Identity：Violence and the Need to Belong（New York：Penguin Books，2000），5.
——阿明·马洛夫，《以身份的名义》

这一章通过分析出生于墨西哥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1899—1977），在1942年决定放弃在美国的生活（他1917年来到美国）回到墨西哥这一情况，反思那些使得科学跨国主义成为可能以及受到限制的各种条件。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声望很高的科学成就。通过利用他和不同国家背景的联系，他还成了一个跨国者的形象：通过在美国、墨西哥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科学群体之间建立起专业联系，促进人员、仪器和科学方法的交流，他在这一方面脱颖而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他在美国的职业状况。在此期间，他请假离开教学岗位，领导了一个政府资助的促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科学交流的委员会。这种类型的科学动员是美国政府在此期间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一个方面，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对此很有帮助。然而，在他领导这个项目时，麻省理工学院关于战争努力优先事项的争论，牺牲了跨国主义，使得民族情绪甚嚣尘上，对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见如Brenda S. A. Yeoh，Katie D. Willis，and S. M. Abdul Khader Fakhri，“Introduction：Transnationalism and Its Edges，” Ethic and Racial Studies 26，no. 2（2003）：207-217；Peggy Levitt and B. Nadya Jaworsky，“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2007）：129-156；Daavid Bartram，Maritsa V. Poros，and Pierre Monforte，“Transnationalism，” in Key Concepts in Migration（London：Sage，2014），140-144。
在这一章里，我运用“跨国”（transnational）这个术语，作为指称个人及其建立跨越国界联系的能力的形容词。“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是一个相关术语，我用来描述那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个人，他们一方面在所定居的国家里建立起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一方面和出生国保持着联系。
建立跨越国界关系能力的出现，并非移民的自动结果，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历史的偶然性。准确地说，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表明，他积极参与跨越国界促进不同科学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与其他科学家、私人机构和政府的不同目标相吻合的。在他的案例中，我强调的是他所保持的专业联系，这有助于创造科学知识传播的路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至关重要地决定了他的职业轨迹，这是一种由异质的归属方式与混合的文化及职业价值观所滋养的条件。

Andreas Winmmer and Nina Glick Shiller，“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Nation-State Building，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no. 4（2002）：301-334；Bernhard Struck，Kate Ferris，and 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Space and Scale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no. 4（2011）：573-584.参见如Barnés and Alfonso Mondragón，eds.，Manuel Sandoval Vallarta：Homenaje（Mexico City：Institute Nacional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1989）；María de la Paz Ramos Lara，“La física en México：Homenaje a Jose Antonio Alzate y Manuel Sandoval Vallarta，” Boletín de la Sociedad Mexicana de Física 13，no. 4（1999）：157-165；Luz Fernanda Azuela，“Manuel Sandoval Vallarta y la responsabilidad del hombre de ciencia，” in Humanismo mexicano del siglo XX，vol. 1，ed. Alberto Saladino García （Toluca：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2004），453-471.S. S. Schweber，“The Empiricist Temper Regnant：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20-1950，”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17（1986）：55-98；Katherine Russell Sopka，Quantum Physics in America，1920-1935 （New York：AIP Press，1988）；Larry Owens，“MIT and the Federal ‘Angel’：Academic R&D and Federal-Private Cooperation before World War II，” Isis 81，no. 2（1990）：188-213；Philip N. Alexander，A Widening Sphere：Evolving Cultures at MIT（Cambridge，MA：MIT Press，2011）. 在关于物理学史或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发展的参考著作中，没有提到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参见如Daniel J. Kevles，The Physicists：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New York：Random House，1979）；David Kaise，ed.，Becoming MIT：Moments of Decis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10）；David C. Cassidy，A Short History of Physic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这个论点见Struck，Ferris，and Revel，“Introduction：Space and Scale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Emily S. Rosenberg，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1870-1945 （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AHR Forum，“Transnational Liv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8，no. 1（2013）：45-139。
以前对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历史研究思考中，展现了“方法论民族主义”（即把单一国家作为主要框架来分析事件的倾向）的冲突解释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这就是在墨西哥的科学史研究中，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主要是通过他对国家科学的贡献来进行解释，而不考虑他在美国度过的漫长岁月的原因。
另一方面，美国的21世纪科学史和物理史几乎没有提到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尽管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研究团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属于所谓的战间期美国的“幸运的一代物理学家”。
这些显著的偏见源于一种先入为主，即历史角色必须限制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内。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恰恰强调了相反的情况，因为他属于不同的国家，往返于不同的国家并在其中建立起联系。通过跨国视角，我们对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有了不同的认识。这种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他看成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历史角色的典范，因为他有能力建立起有利于知识流动的跨越国境的联系。事实上，正如某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关注个人是建立跨国关系最基本的尺度，同时还要关注维持这种关系的基本结构。

非美籍是他的同事们提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也限制了他晋升某些政治职位。例如，当他在1929年被提名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系主任时，他的墨西哥国籍使他的提名遭到了否决（Alexander，Widening Sphere，338）。这也是一个需要实际担忧的问题，例如，随着美国移民法的调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不得不申请签证。
在我的分析中，我强调了桑多瓦尔·巴亚尔塔通过发展与墨西哥和美国的联系有关的归属感而建立的混合身份，并说明正是这种身份使得他能够把不同的地方联系到一起。这是把他定位为跨国者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并不否认他的国家认同（毫无疑问，正如迈克尔·巴拉尼[Michael Barany]在工作坊所说的，这也是一种棘手的情况）。确实，即使符合美国入籍的申请条件，他还是选择保持自己墨西哥人的正式的国家认同。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与他属于美国物理学学界并将自己的科学文化与美国物理学界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是一致的。话虽如此，他的案例也说明了，作为一个未入籍美国的外国人，他的状况限制了他在这个国家能够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为了描述那些塑造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智识轨迹的因素，我们历史学家必须综合考虑所有这些个人的、文化的和专业的联系。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紧急状态的特殊情况，迫使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放弃了自己的混合身份，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属于单一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受到质疑的不是他的国家认同而是他的跨国主义，当时跨国主义被人们认为是不忠诚，即与国家的战争努力不同心同德的一个标志。正如本章开头的引文所示，这种“做选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常见。

这一章特别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形式的科学动员（研究、教学和外交）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所特有的跨国主义。在战争期间，他的跨国主义阻止了他在战争期间参与更为引人注目的科学研究，促使他参与了科学外交。随之而来的危机对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提出了质疑，把他限制在另一种形式的科学动员之中：科技人力（scientific manpower）。他被迫用一个国家来定义自己，他不得不做出个人的和职业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决定了他以后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哪一边工作，也决定了他将成为哪种类型的科学家而被人们铭记。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看到，跨国主义在科学事业的形成中是如何可能的，但它也是一个难以维持的、脆弱的状态。

巴亚尔塔：促进美洲国家科学交流的跨国者

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属于一个与墨西哥政界和知识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有影响的精英家族，其成员包括殖民地时期以来墨西哥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参见Rodrigo-Alonso López-Portillo y Lancaster-Jones，“Los De Vallarta，” Club Social México，Sept. 1991。Manuel Sandoval Vallarta，“Reminiscencias，” 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on Distionciones，Homenajes y Biografías，box 44，file 3，Archivo históricO Cientifico — Manuel Sandoval Vallarta （hereafter AHC-MSV）.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记录包括收发的信件和电报，上面记录了他在驶往美国的泛美高速公路的墨西哥路段上遭遇的困难，提到了阻碍他按时返回的洪水和山体滑坡。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4，Vallarta 1932-47，MIT Institute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hereafter MIT Archives），Cambridge，MA.
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科学生涯与他跨越不同国家，特别是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能力密切相关。他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到美国。他提及此事时说，为了避免德国对船只的攻击，他家里
决定把他送到麻省理工学院而不是英国的剑桥大学。
他可以安全地从墨西哥城到达美国边界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然后从那里到达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暑假期间，他曾多次驾车旅行，沿着连接墨西哥城和美国边境的公路行驶。后来，这条公路成了（计划从北到南穿越美洲的）泛美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在传记中，约翰·克拉克·斯莱特把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描述为一个幸运一代的成员；参见John Clarke Slater，“A Physicist of the Lucky Generation，” 442，John C. Slater Papers，MC189，box 1，MIT Archives。桑多瓦尔·巴亚尔塔于192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获得物理学位的第一个墨西哥人），同年他被聘为研究助理，在物理系任教。1926年他被提升为助理教授，在1931年成为副教授，在1939年成为物理教授。（Course Catalogues，1924-1940，MIT Archives.）Julius A. Stratton et al.，“Is the European System Better？，”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5，no. 2（1929）：150-154.
在美国生活的25年间，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完全融入了接收国的科学界。他甚至把自己的全名也改成符合美国文化的拼写方式，采取了省略他的第一个姓氏——桑多瓦尔的签名。从此他成了曼努埃尔·S.巴亚尔塔，他的同事称他为“瓦拉塔”（Vallarta）。他是幸运的一代物理学家（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同事约翰·克拉克·斯莱特对这个集体的描述）中的一员。这样，他有幸游历了欧洲主要的物理中心，受益于通常授予美国学者的古根海姆基金会奖学金。巴亚尔塔是那些年轻的教授之一，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甚至在这个学院最出名的时期之前，这个时期始于卡尔·泰勒·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当校长时）积极参与发展物理学团体，起到了增强科学研究的作用。
为了促进科学研究和训练，这群年轻的物理学家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复制他们在欧洲学术机构的经验。
他们的集体目标使得巴亚尔塔接触到了大西洋两岸物理学家群体之间科学交流机制的建立。

在博士论文中，我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Adriana Minor García，“Cruzar fronteras：Movilizaciones científicas y relaciones interamericanas en la trayectoria de Manuel Sandoval Vallarta （1917-1942）”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2016），85-118。亦见Gisela Mateos and Adriana Minor，“La red internacional de rayos cósmicos，Manuel Sandoval Vallarto y la física en México，” Revista Mexicana de Física E 59，no. 2（2013）：148-155。墨西哥第一个物理研究所创建于1938年。它由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生（Alfredo Banos）领导。墨西哥的物理传统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展示了其和美国以及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协调有很强的联系，关于此的总体概述，参见Adriana Minor，“Shaping ‘Good Neighbor’ Practices in Science：Mobility of Physics Instru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1932-1951，” i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Studies in Transfers，Use and Preservation，ed. Marcus Granato and Marta C. Lourenço （Rio de Janeiro：Museu de Astronomia e Ciências Afins，2014），185-206。
特别是在参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组织的科学考察时，巴亚尔塔开始参与建立跨境的科学联系。康普顿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宇宙辐射的研究项目的。在康普顿考察期间，巴亚尔塔应邀做其在墨西哥的向导。
然而，他很快就参与到康普顿的研究计划中，甚至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考察期间获得的测量结果。此外，宇宙射线研究本身就是吸引对物理学感兴趣的墨西哥工程师和专业人士的一种方式。巴亚尔塔通过培训墨西哥学者，为他们获取科学仪器，以及在总体上支持墨西哥科学机构的组建，帮助在墨西哥建立起这类研究项目。

在求学期间，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拉丁美洲学生俱乐部。而且，他也是阿尔法兄弟会（Phi Iota Alpha fraternity）的拉丁美洲联盟在墨西哥的创始人之一。Eckhardt Fuchs，“The Politics of the Republic of Learning：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gresses in Europe，the Pacific Rim，and Latin America，” in Across Cultural Borders：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ed.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dhtey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205-244.
巴亚尔塔也发展了和拉丁美洲同行的联系。他参加了许多和拉丁美洲文化、科学及智能网络有关的委员会。从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各种拉丁美洲专业人士协会的成员。
而且他多次参加了（泛美/美洲）科学大会。这些大会是20世纪上半叶作为美洲体系结构的一部分组织起来的，对于西半球联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
巴亚尔塔参加了这些委员会、组织和会议，有助于他和其他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及有影响的个人建立联系。因为他的专长和学术地位，他和其他专门研究宇宙射线的拉丁美洲物理学家（例如巴西和阿根廷的）也有联系。通过这些方式，他扩大了和许多拉丁美洲科学团体的联系并参与其中。

关于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的主张、运作和意义的详细分析，参见Adriana Minor Garcia，“Traducción e internambios científicos entre Estados Unidos y Latinoamerica：EI Comité inter-Americano de publicación científica （1941-1949），” in Aproximaciones a lo local y lo global：América Latina en la historia de la ciencia contemporánea，ed. 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 （Mexico City：Centro de Estudios Filosoficos，Políticos y Sociales 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2006），183-214。Ricardo D. Salvatore，“The Enterprise of Knowledge：Representational Machines of Informal Empire，” in Close Encounters of Empire：Writ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ed. Gilbert M. Joseph，Catherine LeGrand，and Ricardo D. Salvatore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70-104.
虽然他没有明确地为特别强烈的拉丁美洲主义辩护，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干预行为表明，正如从他在美国的职业地位看到的，他对美洲持有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他的跨国主义符合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外交关系的相关目标。正是和美国的战争努力相联系，通过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巴亚尔塔成了拉丁美洲科学和美国科学之间的协调员。这个团体致力于把拉丁美洲科学家撰写的文章从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在拉丁美洲科学界推广科学写作标准。
这主要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将拉丁美洲的科学成果吸引到美国期刊上（并且阻止它在欧洲期刊上发表）。这是一种有益于扩大美国科学国际影响的持续努力。作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的主席，巴亚尔塔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建立起科学家网络。这个网络使他能够与其他科学家见面，绘制拉丁美洲科学背景图，以这种方式为对美国利益有价值的“知识产业”做贡献。
后来，这种关于拉丁美洲的知识被汇集到参考目录中，其中包括来自机构、科学家和科学出版物的数据。

Darlene J. Sadlier，Americans All：Good Neighbor Cultural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2）；Gisela Cramer and Ursula Protsch，eds.，！Americas Unidas！ Nelson A. Rockefeller's 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1940-46）（Frankfurt：Iberoamericana Editorial Vervuert，2012）.Letter from Ross Horrison，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to Lawrence Joseph Henderson，June 12，1941，Lawrence Joseph Henderson Papers，carton 4，file 2/2，Committee on Inter-American Relations，Baker Library，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rchives，Cambridge，MA.Letter from Henry Barton，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to Mr. Ross G. Harrison，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py），Apr. 17，194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entral Files，file “Foreign Relations，1941，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ommittee on Inter-America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rchives （hereafter NAS Archives）.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开始担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这种担心促进了一个致力于加强和拉丁美洲的文化联系的组织的诞生，即由纳尔逊·洛克菲勒负责的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对拉丁美洲政府推出了所谓的睦邻政策，以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确保西半球团结的更广泛战略的一个部分，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扩大了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联系（参见本书第十章）。为此目的，美国许多科研机构纷纷报名参加。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邀请哈佛大学生理学家劳伦斯·约瑟夫·亨德森（Lawrence Joseph Henderson）领导一个委员会，关注与拉丁美洲科学家的关系。
同样，美国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亨利·巴顿（Henry Barton）提议鼓励拉丁美洲的物理学家订阅该研究所出版的期刊。

巴亚尔塔提出了一项与巴顿的目标类似的建议，尽管他的倡议并不局限于物理学出版物，而是考虑到一般科学。他的主要目标如下：

“Memorandum concerning a Proposal to Stimulate the Publication of Scientific Papers from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eversa，” presented by Manuel S. Vallarta，Mar. 213，1941，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1，MIT Archives.
第一，促进美洲大陆各国之间的知识和科学交流；第二，促进西半球任何国家出版的科学期刊在其他美洲国家的发行，更具体地说，促进美国科学期刊在拉丁美洲的发行；第三，确保在美国科学期刊上发表尽可能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科学家撰写的论文……第四，在新世界（New World）其他地方的现有科学期刊上，发表合理数量的来自美国的代表性科学论文。

Letter from Henry Allen Moe to Robert Caldwell，Feb. 25，194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entral Files，file “Foreign Relations，1941，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ommittee on Inter-America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NAS Archives.
当巴亚尔塔提出他的方案时，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文化关系部已经接收到和科学出版物有关的其他几个申请。该部负责人和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考德威尔（Robert Caldwell）向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亨利·艾伦·莫（Henry Allen Moe）寻求建议，莫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顾问，与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有过大量接触，并且有丰富的经验。莫回答说，就美国在拉丁美洲外交政策的目标来说，对科学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他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倡议。然而，他发现巴亚尔塔的提案更具包容性，与其他选择相比有一个主要优势：巴亚尔塔是唯一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提案者。

巴亚尔塔和拉丁美洲的联系，对于开展这个项目和加强西半球的科学联系非常重要。他也利用了先前存在的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的科学交流潮流，有能力将它们与跨境传播知识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这包括克服在美国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科学写作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因此巴亚尔塔创造了一个空间，在此空间内他可以通过利用他的跨国主义来为战争努力做贡献，尽管他已经被排除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战争研究项目之外。

“因为你是墨西哥公民……”：中断的拉丁美洲之旅

1933年他和玛丽亚·路易莎·马根·格里森（María Luisa Margáin Gleason）结婚，同样的，她也出生于精英家族。二人的婚姻扩大了他的亲属关系网，给了他更多机会接触墨西哥的权贵精英。他们没有孩子。Letter from Lawrence H. Levy （OCIAA Legal Division）to Henry Allen Moe，Feb. 10，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Plan for an Inter-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ented by Robert G. Caldwell，Apr. 15，1941，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1930-1958，Records 1930-1959，AC4，box 44，file 3，MIT Archives.
1942年2月，在妻子的陪同下，
巴亚尔塔作为参加美洲天体物理学大会的美国代表来到墨西哥。后来他计划到拉丁美洲各国旅行，并且以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组建美洲科学院。这个计划是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和麻省理工学院支持并资助出版委员会活动协议的一部分。
具体地说，美洲科学院打算把在各自国家科学界有影响力的美国和拉丁美洲科学家聚集在一起。
这样，他们可以促进积极的知识交流。在此交流中，拉丁美洲的科学家递交了他们的论文供翻译并（用英语）发表在美国期刊上，而美国科学家递交了他们主要论文的摘要，（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发表在拉丁美洲的期刊上。此外，美洲科学院还要在此地定期组织科学会议。巴亚尔塔在拉丁美洲旅行期间，要和有关的科学家接触，劝说他们参加美洲科学院。他打算以这种方式建立起美国科学界和拉丁美洲科学界相互联系的新方式。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过去和现在都是墨西哥最大的、最有名望的大学。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Robert G. Caldwell，MIT dean of humanities，Feb. 5，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2，MIT Archives.
他计划3月晚些时候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随后他要前往秘鲁的利马，并继续赶往智利的圣地亚哥，在每个城市停留10天。之后，他要到阿根廷停留两个半月，在图库曼、拉普拉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讲座。然后，他要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停留1个月，因受当地一所大学邀请去做演讲。不久之后，他要前往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在那里也安排了讲座。最后，他要停留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他根据所接收到的邀请以及这些城市的科学家表现出的对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的工作和美洲科学院的组建的兴趣，挑出了这一行程。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巴亚尔塔不得不面对阻碍他完成旅行计划的几个障碍。

Program of the Inter-American Congress of Astrophysics，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Distinciones，Homenajes y Biografías，box 44，file 20，AHC-MSV.关于这次会议及其与睦邻政策之间联系的详细研究，参见Jorge Bartolucci，la modernización de la ciencia en México：El caso de los astrónomos（Mexico City：UNAM and Plaza y Valdes，2000）.
巴亚尔塔经墨西哥政府邀请，在美洲天体物理学大会上做了一个开幕式演讲。其他主题发言人包括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eul Avila Camacho）和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哈洛·沙普利（Harlow Shapley）。沙普利的支持，对于提供仪器来装备墨西哥托南钦特拉天文台至关重要。沙普利的就职推动了上述会议的组织工作。
这个大会对于美国的睦邻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国务院促进了美国科学家的参与，以此证明，他们希望改善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以及加强美洲关系。
虽然作为组织者，墨西哥政府声称这次大会旨在促进国际科学联系，但它的邀请仅限于美国和墨西哥的科学家。

阿瑟·康普顿是另一位由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资助前往拉丁美洲旅行的美国物理学家（参见本书第十章）。Eduardo L. Ortiz，“Lapolítica interamericana de Roosevelt：George D. Birkhoff y la inclusión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s redes matemáticas internacionales （Primera parte），” Saber y tiempo：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ciencia 4，no. 15（2003）：53-112.
哈佛大学数学家乔治·戴维·伯克霍夫（George David Birkhoff）是美国代表团的另一位与会者。和巴亚尔塔一样，伯克霍夫也计划在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资助下前往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
他的目标是建立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数学家网络。
和巴亚尔塔相反，伯克霍夫能够避开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官员的麻烦，完成他的旅行。1942年前后，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一方面受到了怀疑思想的困扰，这种思想怀疑那些美洲项目是否和战争努力真正有关；另一方面受到地缘政治优先事项正在出现变化的困扰，这种变化把他们对拉丁美洲的关注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前线。在这种背景下，诸如伯克霍夫和巴亚尔塔领导的项目受到了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官员的仔细审查。伯克霍夫有亨利·艾伦·莫的支持，当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削减伯克霍夫的资金时，莫作为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负责人，为他谈妥了一项替代补助金。

Letter from Robert G. Caldwell to Manuel S. Vallarta，Mar. 2，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至于巴亚尔塔的情况，由于劳伦斯·约瑟夫·亨德森的突然去世（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洲事务办公室主席），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决定推迟美洲科学院的组建。
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官员认为，美洲科学院应该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对接，由于亨德森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洲事务代表，这事看来必须等到亨德森的继任者被任命。因此，巴亚尔塔的拉丁美洲之行就被暂停了。

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Henry Allen Moe，Apr. 25，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Letter from Henry Allen Moe to Manuel S. Vallarta，Apr. 28，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和伯克霍夫一样，当巴亚尔塔在筹措旅行经费方面遇到困难时，他也找了亨利·艾伦·莫。
由于该旅程包括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的课程和会议，他打算向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美洲艺术和知识关系委员会申请资助金。他和莫讨论了这种可能性，莫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还和委员会其他成员——卡内基公司的弗雷德里克·凯佩尔（Frederick P. Keppel）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戴维·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讨论过此事。巴亚尔塔和莫很熟悉，因为他曾经审核过拉丁美洲人对古根海姆资助金的申请。据莫说，虽然他试图资助巴亚尔塔，但巴亚尔塔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根据协议条款，凯佩尔、史蒂文斯和莫三人委员会的基金仅限于派遣拉丁美洲共和国的公民到美国，或派遣美国公民到一个或几个拉丁美洲共和国；情况就是这样，由于你是墨西哥公民，我们不能为你提供资助”
。当涉及重要的美洲科学项目时，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是一个加分项，而在这时，他的国籍却使得他无法从美国的一些主要来源获取资助。

Lecture given by Manuel Sandoval Vallarta，“Problemas escogidos de mecánica y teoría electromagnética，” Mar. 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Distinciones，Homenajes y Biografías，box 44，file 20，AHC-MSV.Letter from George H. Harrison to Manuel S. Vallarta，May 22，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3，MIT Archives.
与此同时，巴亚尔塔留在了墨西哥。3月和4月之间，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科学系做了一系列的讲座。
他向麻省理工学院请了一次带薪假，薪水足以支持他作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主席的活动，包括他计划的拉丁美洲之旅。这使得他能够暂时中断他的教学工作，至少是这一年的第一学期。虽然到了3月，他的旅行能否实现尚不确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明确的暂停。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官员对巴亚尔塔计划的继续仍然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他最终获得资金和批准，继续进行美洲科学院的组织工作，他们也表示支持。

Letter from Robert G. Caldwell to J. C. Beebe-Centre，June 15，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3，MIT Archives.Letter from Robert G. Caldwell to John M. Clark，Mar. 21，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2，MIT Archives.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Robert Caldwell，June 25，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3，MIT Archives.Letter from Robert Redfield to Manuel S. Vallarta，Aug. 3，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3，MIT Archives.
在克里斯蒂娜·比希纳（Christina Buechner）任麻省理工学院办公室的执行秘书时，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继续其计划。那一年收到的和发表的出版物数量展现了计划的成功，尽管这并不足以与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续签一年协议。
1942年6月，巴亚尔塔被告知，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可以继续和拉丁美洲研究联合委员会合作，这个联合委员会是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支持下创立，以促进对拉丁美洲开展研究的团体。
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和巴亚尔塔讨论了这一提议。巴亚尔塔表示同意并要求继续由他负责制定政策和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的内部程序。
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接受了他的条件，他收到了参与这个跨机构委员会的正式邀请，并在那一年的9月11日在纽约出席了会议。
然而，麻省理工学院未能保证他认为对他继续领导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至关重要的条件。

麻省理工学院投入战争努力

David C. Cassidy，“The Physicist's War，” in A Short History of Physic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72-89.
1941年底珍珠港被袭后，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意味着许多美国机构要发生深刻的变化。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联系特别密切；仅举一例，在战争结束时，它的辐射实验室拥有的人员和预算足以和曼哈顿计划相比。

Deborah Douglas，“MIT and War，” in Kaiser，Becoming MIT，81-102.Notes of Karl Compton for his presentation “Research in Physics for the War Program，” as part of a joint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and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June 25，1942 Compton Papers 1906-1961，box 2，file 16，lectures and addresses，Jan. 1-Dec. 31，1942，MIT Archives.Letter from John C. Slater to Manuel S. Vallarta，June 29，1942，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
除了和战争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外，麻省理工学院还急需培养理科学生，这就要求改变教学计划。
为此目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在1942年6月指出，“为战争努力培养更多的物理学家而做的贡献，和设计新仪器的人做出的贡献一样重要”
。尽管有此声明，几乎麻省理工学院的整个物理系都参与到和战争努力有关的政府任务中。由于这种情况以及考虑暂时取消巴亚尔塔的计划，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约翰·克拉克·斯莱特要求他于1942年9月返校为秋季学期讲授普通课程，替代已经参与到战争项目中的教授。

Letter from George H. Harrison to Manuel S. Vallarta，May 5，1942，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Letter from George H. Harrison to Manuel S. Vallarta，May 22，1942，MI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Office of the Dean records，AC20，box 4，file 203，MIT Archives.
自从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暂停了对其拉丁美洲之旅的资助，巴亚尔塔开始收到信件，告知他麻省理工学院缺少物理学教授授课。尽管他和麻省理工学院有关部门仍然觉得可能会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使得他能够继续他最初的计划，他还是同意尽快返回。起初，他被告知要负责夏季的几门课程。
但是考虑到夏季课程只持续几周，而且此时巴亚尔塔的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计划似乎仍有可能，后来这一要求又被撤消了。无论如何，不久，麻省理工学院校方特别强调一个更为重要的要求，即明确地反复要求巴亚尔塔在9月中旬返校，以便及时赶上秋季学期开学。

Letter from John C. Slater to Manuel S. Vallarta，Sept. 1，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box 21，file 17，AHC-MSV.Letter from John C. Slater to Manuel S. Vallarta，June 29，1942，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
此外，约翰·斯莱特写信告诉巴亚尔塔，由于战争，巴亚尔塔不能讲授和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课程；相反，“它应该是一门偏微分方程和边界值的课程，而且我相信你会教得很好。在目前情况下，系里似乎没有其他人可以上这门课，所以这门课似乎比你平常的宇宙射线和相对论课程更为重要”
。巴亚尔塔还要讲授理论物理学课程，其中有两门导论课和一门高阶课程，这些课程事实上他以前都教过。显然，他几乎是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组唯一能胜任这项任务的教授，因为其他成员都在参与政府的任务。

鉴于组建美洲科学院项目的复杂性和无法继续进行，斯莱特的建议可以让巴亚尔塔恢复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在斯莱特看来，这种工作任务是个很好的安排，这样巴亚尔塔可以帮助麻省理工学院应对由战争动员所引发的突发状况。但是巴亚尔塔并不这么看。

Memorandum from the Office of the MIT President，May 28，1940，John Clarke Slater Papers，file “Compton，Karl T. #7，”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巴亚尔塔希望参与和1940年（雷达项目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展）以来的战争努力有关的研究活动。当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给物理系发了一封紧急机密信件，征求有关学校怎样为战争努力出力的建议之时，巴亚尔塔对参与这些活动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斯莱特把康普顿的信转给了系里部分教师，包括巴亚尔塔。巴亚尔塔回复道：

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John C. Slater，June 1，1940，John Clarke Slater Papers，file “Compton，Karl T. #7，”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不用说，我将非常乐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以任何似乎可取的方式，就此信中提出的事项进行合作，并为此搁置或无限期地推迟我们目前关于宇宙射线、太阳磁场、电离层结构、磁暴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就我对这门学科的了解而言，我想我有资格把我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诸如炸弹和炮弹弹道、炸弹瞄准问题、短波传播与接收问题、飞机结构的机械振动等问题的研究上去。

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Karl T. Compton，Aug. 24，1942，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John C. Slater，Sept. 9，1942，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Telegram from Karl Compton to Manuel S. Vallarta，Sept. 16，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巴亚尔塔虽然愿意参与，但是没有得到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众多研究项目中进行合作的邀请。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以另一种方式为战争努力做了贡献，这与他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科学界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有关。在这一方面，他指出：“我一直希望，我自始至终参与计划和组织的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可以被承认为我自己对我们共同的战争努力的特殊贡献，记住这一点，尽管有存在于我们两国（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团结，我作为研究型物理学家去贡献的期望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起初，巴亚尔塔接受了斯莱特的教学计划，以为自己可以继续领导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然而，他没有收到有关这个条件的回复。斯莱特认为，巴亚尔塔对战争努力的主要贡献应该是无条件地接受麻省理工学院的新的教学计划。然而，巴亚尔塔认为，由于他不能参与战争研究，他对战争的贡献应该是作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工作。他没有在9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回应，康普顿通知他，他的请假批准已有改变，现在批给他的是“无薪休假”。

何去何从：墨西哥还是美国？

关于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传记的概略分析，参见Minor García，“Cruzar fronteras，” 5-12。Ramos Lara，“La física en México.”
巴亚尔塔本人、他的同事，甚至专业的历史学家都把他从美国回到墨西哥，解释为他希望促进墨西哥的科学发展。
墨西哥科学史学家甚至说，巴亚尔塔回墨西哥定居是因为他反对把科学用于军事。
正如下面引文所展示的，巴亚尔塔本人也助长了有关导致他永久留在墨西哥的情况的不透明性和模糊性：

“En 1943 comence a venir a México. Anteriormente venía en vacaciones de MIT，pero nolo hacia por mucho tiempo. Ya en 1942 empecé a venir más tiempo；durnte unos aňos，entre 1942 y 1946，distribuí mi tiempo entre Cambridge y México. No obstante llegó el momento en que me di cuenta de que si seguia con ese programa no tendría yo muy larga vida，ya que era necedario viajar a menudo. Nuestra preocupacion entonces，fu ever de que manera se podria levanter el nivel cientifico en Mexico y entonces se nos ocurrio la idea de la Antigua Comision Impulsora y Coordinadora de la Investigacion Cientifica.” Manuel Sandoval Vallarta，“Reminiscencias，” Nov. 17，197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Distinciones，Homenajes y Biografías，folios 4-14，AHC-MSV.
1943年，我出发回到墨西哥。以前我曾从麻省理工学院回来度假，但是逗留时间不长。到了1942年，我开始更加频繁地回来；在1942年到1946年的几年里，我把时间都花在剑桥和墨西哥。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继续那个项目，我就可能活不长，因为那个项目需要经常旅行。那时我们关心的是，看看我们怎样才能提高墨西哥的科学水平，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的主意：成立一个科学研究促进与协调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墨西哥政府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阐述“科学”的努力之一，被认为是现在的墨西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前身。
这个版本和本章提出的解释不同。正如前几页指出的，巴亚尔塔在1942年去墨西哥时，有着一个和他作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组织美洲科学院的工作有关的特殊计划。在其停留在墨西哥的过程中，他改变了计划，自1942年2月到达后，在那里一直待到当年年底。这时他接受了墨西哥政府请他指导科学研究促进与协调委员会的邀请。
出于政治的、公共的和外交的义务，他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在战争晚期以及战后定居墨西哥做了辩护。

巴亚尔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即他必须在定居在墨西哥或是美国之间做出最终选择。这将对他使用混合身份如鱼得水地跨越国家和文化产生限制。他的处境突出表明，在战时，真正的跨国者行为可能会变得让人无法理解，并受到质疑。战争状态无疑打乱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以前不突出的国家认同重新组合、重新复活。

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Tenney Lombard Davis，Dec. 10，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巴亚尔塔用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戏剧——《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困境：“能干的人，干；不能干的人，教书。”
根据他的解释，斯莱特提出的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选择，包括把他限制为一名普通的物理学课程教授，并把他作为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工作抛在一边。“能干的人，干”对他而言就是双肩挑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拒绝教授斯莱特要求的课程，但是他要求被允许同时继续在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Letter from Clarence Haring to Manuel S. Vallarta，Dec. 5，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Harlow Shapley，“The committee on Inter-America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Science 109，no. 2842（1949）：603-605.Letter from Christina Buechner to Manuel S. Vallarta，Dec. 14，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Report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1949），6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拉克·米勒（Clark A. Miller）以同样的方式建议美国国务院把战后科学外交布置到拉丁美洲：Clark A. Miller，“‘An Effective Instrument of Peace’：Scientific Cooper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U.S. Foreign Policy，1938-1950，” Osiris 21，no. 1（2006）：133-160.
与此同时，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又获得了一年的资金，而且拉丁美洲研究联合委员会推荐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来替代巴亚尔塔。尽管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并且创建了拉丁美洲联系网络，但巴亚尔塔与该项目再无进一步的关系。
美洲科学出版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机构之间的组织，其成员都是美国公民。
1942年，它在美国期刊上发表了47篇拉丁美洲科学家撰写的文章，这些科学家主要来自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文章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
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个委员会扩大为一个国际计划并被重新命名为国际科学出版委员会，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它的任务变为“在世界范围基础内……开展原先只在美洲范围内进行的活动”
。因此，巴亚尔塔的努力帮助建立起了网络和基础设施，把美洲科学外交的经验推广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这些发展，巴亚尔塔与麻省理工学院方争论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消失了。麻省理工学院暗示，如果他回到麻省理工学院，除了接受斯莱特提出的条件，别无选择。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不能干的人，教书”的含义就是待在美国。相反，“能干的人，干”，在巴亚尔塔的人生轨迹中就获得了和返回墨西哥相关的新的意义。

“你的忠诚和志趣太分散了”：混合身份的困境

到1945年11月，紧张达到高峰，巴亚尔塔被迫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和麻省理工学院以及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当局的误解仍然在持续，而且个人的原因延长了他在墨西哥的停留，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心脏病发作。约翰·斯莱特写信给他，询问他能否在1943年初的下学期回来。这一次，斯莱特在提出要求的同时，也为他本人对巴亚尔塔日益积累的违反制度的不当行为的看法做了大量解释：

Letter from John C. Slater to Manuel S. Vallarta，Nov. 20，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记住这一点，所有剑桥的同仁都觉得，不管是对是错，如果你真心想在秋季及时回来，你就会这样做；你为推迟回来给出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借口，虽然事实上毫无疑问，但主要是你潜意识里希望为在墨西哥多待些时间而寻找理由。记住，上个学年你在剑桥只待了9周；在墨西哥待了一个春季。此时你的南美之行的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方式对我们在剑桥的所有人来说，是相当神秘的。记住，我曾经要求你为暑期学校上课而你不愿意。记住，我和康普顿博士、考德威尔主任三番五次地敦促你必须在秋季按时返校。记住，战争还在继续，系里其他每一位成员，几乎没有例外地，这个夏天都在工作，而且我们所有人在这一年里都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几种不同的工作。有了这个背景，也许你会明白，你今年秋季准时到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当巴亚尔塔拒绝放弃组建美洲科学院的项目并拒绝在9月恢复其教学工作的不同安排时，斯莱特指责他不灵活，对麻省理工学院不忠诚。当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是战争努力不可或缺的时候，这些行为尤其令人无法容忍。

在斯莱特看来，巴亚尔塔是“忠诚分裂”的，正是因为战争，他才不得不指出这一点。斯莱特再次向巴亚尔塔提供了回到美国的选项，但是这一次，他不得不假设巴亚尔塔如果想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部分，就必须考虑在和墨西哥的关系上有实质性的改变：

Letter from John C. Slater to Manuel S. Vallarta，Nov. 20，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然而，如果你想回来，我给你一个忠告。如果我是你，我就应该……明白，如果我的工作在剑桥，我的忠诚和志趣也应该在这里。我认为，你的忠诚和志趣太分散了。你已经完全和墨西哥绑在一起，所以总是想回到那里，而不是待在这里把你最大的努力奉献给这所大学。这是自然的，但是这使得你志趣分散，这种分散使得你总不能确定自己接下来想干什么。现在局势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我认为，为了你自己的内心平静，也为了其他事情，你必须做出决断：要么确定你的真正志趣是在这里，不是在墨西哥，计划在将来更为认真地承担你的职责；要么确定从根本上说你的志趣在你自己的国家，就离开我们的大学，到那里承担职位……不管你怎么决定，我希望你能明确地做出决定，因为我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找准自己的位置。

斯亚特用这些话把巴亚尔塔的混合身份认同瓦解为对单一国家的基本忠诚。显然，战时在身份认同方面的模糊是不能容忍的。他的话反映了他对巴亚尔塔行为的深度愤慨，以及两人在什么重要、什么可忽略之间的分歧。对巴亚尔塔来说，他在美洲关系创建中的作用就是他对战争努力的主要贡献，而对斯莱特来说，这是不清楚的，相反，巴亚尔塔能够证明其参与战争努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毫无保留地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任务。根据斯莱特的说法，巴亚尔塔进退两难的背景是志趣和忠诚的矛盾。他的国家忠诚应该专一，要么是墨西哥，要么是美国；双重忠诚在战时是不允许的。

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John C. Slater，Dec. 8，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Tenney Lombard Davis，Dec. 10，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一旦面临这种国家上的两难，巴亚尔塔总是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提到他对战争的贡献来回应，而不是从美国角度来谈他可以做什么：“我只是要求你记住，我们是并肩作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希望为我们的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如果接受了你去年9月为我留下的工作，也许能为麻省理工学院尽一点力，为我们共同的战争努力做点小小的贡献，但对我自己的国家毫无贡献。”
这时，巴亚尔塔关于将在边境哪一边工作的决定，转变成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普通物理课程和领导墨西哥国家机构之间的选择。按照萧伯纳的话，这时巴亚尔塔别无选择，只能在美国教书，就像斯莱特为他安排的那样。
与此相反，在墨西哥他可以是一位和公众、政治相关的科学家，拥有做出有全国性影响的决定的权力。正如斯莱特指出的那样，巴亚尔塔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时，其志趣一直在墨西哥。不仅他和墨西哥科学界保持联系，他的家庭在墨西哥政界和知识界也享有重要地位。因此，从原则上说，定居墨西哥并享有高度的政治代表权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Comisión Impulsora y Coordinadora de la Investigación Cientifica，anuario 1943 （Mecico City：La Prensa Medica Mexicana，1944）. 需要提到的是，这并不是巴亚尔塔第一次回到墨西哥。1931年墨西哥政府的一位新任命的教育部部长邀请他去领导国家技术和工业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Technical and Industrial National Education），但是他听从了一位亲戚的建议拒绝了这个提议，这个亲戚认为那时墨西哥政府的工作不安全，收入也不高，还要“面临变幻莫测的政治风险”。参见Letter from Ignacio Vallarta Bustos to Manuel S. Vallarta，Nov. 23，1931，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1，file 5，AHC-MSV. 相反，巴亚尔塔的另一位亲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巴亚尔塔1942年领导科学研究促进与协调委员会的可能性：“这是你在墨西哥工作的机会，也是我们国家利用你的能力的机会。”参见Note from Carlos Lazo to Manuel Sandoval Vallarta，Jan. 3，1943，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确实，1941年两个国家签订了两国安全协议，1942年墨西哥政府也向轴心国宣战。关于墨西哥和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似乎作为同盟国的历史记载，参见Julio Moreno，Yankee Don't Go Home！ Mexican Nationalism，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Mexico，1920-1950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3）；Josefina Zoraisa Vázquez and Lorenzo Meyer，Mécico frente a Estados Unidos：Un ensayo histórico，1776-2000 （Mexico City：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2006）。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Christina Buechner，Dec. 21，1942，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Correspondencia，serie Científica，box 24，file 2，AHC-MSV.
正如上面提到的，巴亚尔塔选择了组织成立墨西哥的委员会（创建该组织来协调应对战争突发事件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促进与协调委员会。
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墨西哥和美国在战争期间是盟国，
他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说，为墨西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性质和重要性上，类似于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同事为美国政府提供的服务：“因为这是一个与墨西哥的战争努力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问题，我必须接受。而且，因为墨西哥是美国的盟国，我不明白在其他情况相同的基础上，麻省理工学院怎么能够拒绝批准。”

在此期间，桑多瓦尔·巴亚尔塔还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1943—1945）、物理和数学科学协会（1943）和国立学院（National College，1943）的创始人，以及墨西哥国家理工研究所（1944—1947）所长。参见他的履历：sección Personal，subsección Distinciones，Homenajes y Biografías，AHC-MSV.Letter from Karl T. Compton to Manuel S. Vallarta，Mar. 13，1946，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Letter from Manuel S. Vallarta to Karl T. Compton，Mar. 27，1946，MI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AC4，box 228，file 3，MIT Archives.关于他如何成为核能外交“专家”的分析，以及他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作为科学外交家代表墨西哥所协商的具体利益，参见Adriana Minor and Joel Vargas-Domínguez，“Mexican Scientists in the Making of Nutritional and Nuclear Diplomac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ST —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I （2017）：34-56。
巴亚尔塔在墨西哥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他最终从麻省理工学院辞职，而只是他的无薪假期的延续。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他在其祖国担任的许多职务，证明了麻省理工学院对其假期延续的批准。
到了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战后重组时，康普顿告知巴亚尔塔了一个新的内部政策，这才意味着他正式辞职。
巴亚尔塔没有对那个决议表示异议，他甚至邀请康普顿参与一个他正在组织的在墨西哥举办的学术会议。
他还告诉康普顿，自己不久将前往纽约，作为墨西哥的科学代表出席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会议。
因为该委员会他将回到美国，尽管从他的跨国主义来看，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从那起，作为一名代表墨西哥政府利益的科学家兼外交官，他在多个国际论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此，他通过强化自己作为墨西哥科学家的身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也恢复了在墨西哥常见的有两个姓氏的签名。

结语

在这一章里，我探讨了对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职业生涯中的转折点的不同解释，强调了他作为美国战争努力中的一部分，作为美洲科学关系的关键促进者的作用。我们看到，和战争及不同形式的科学动员（研究、外交和教学）联系在一起，他面临着跨国主义的挑战；反之，也正是跨国主义使得他能够作为美国和拉丁美洲科学之间的协调者做出某种干预。这一视角突出了民族史学传统通常会忽略的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一般科学的各个方面。

桑多瓦尔·巴亚尔塔职业生涯的标志是他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流动性，以及他在建立超越国界的科学联系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个案例研究说明了像他那样的、职业生涯由流动性定义的人们的重要性，他们在多个国家背景中建立联系，并通过在不同文化、学科和民族的世界中建立联系，展示了塑造和创造知识的能力。流动性本身并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跨国者；这个条件要求对跨越国界的联系有刻意的兴趣，以及打破大多数参与者拥有的同质的国家认同这一特殊因素。而且，这种条件一旦达到，就必须保持，它很容易在助长民族主义的环境（例如战争）中崩溃。

从跨国视角聚焦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生涯，使得我们能够认识他作为协调者的作用。此外，它也提出了关于墨西哥和美国对这位科学家的不对称历史描述的问题。在墨西哥，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是杰出的，是现代国家历史中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977年逝世。10年后他的遗体被转移到墨西哥名人堂，此时他在墨西哥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展现。即使在今天，一座象征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雕像守卫在墨西哥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入口。相反，巴亚尔塔在美国的踪迹就非常微弱。这种历史认知上的偏见也许是因为他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的原因，但也是因为科学史上流行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对为什么这类分析在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中占主导地位的考虑表明，有必要对在移民科学家跨境的那些国家背景中的不同历史叙述进行平衡。此外，这使得我们做出这样的断言，科学跨国史是重新思考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案例及其他类似角色的适当的分析框架，也使得我们认识到它对我们从历史理解科学的价值。

我们应该自问一下，这个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传奇，有助于我们分析和重新审视其他移民并工作于不同于他们出生国的国家背景的科学家案例。它提出了一种有关移民在混合身份形成中的影响模式。显然，当人们迁徙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必然要有所改变，才能适应新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可以丰富和扩展他们对不同文化规范的理解。他们甚至有可能把不同地方的联系结合起来，同时保持“脚踏两只船”。人们通过上面这种方式发展他们的跨国主义。另一项努力可能包括利用他们的处境，在他们所接触到的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对立、对话和交锋，从而成为跨国者。虽然在科学史上有几个符合这种模式的著名例子，但它们仍然缺乏前瞻性和重点，这阻碍了对所涉及分析的复杂性的考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背景会成为阻碍，或者反过来，最终造就真正的跨国者。本章分析的案例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可以看到有着混合身份的移民科学家必然会面临的复杂情况，以及跨国主义得以持续下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上的特定条件。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说明了，极端情况下对国家认同的强调如何暴露了跨国主义的用途、意义和局限。也许，由于国家结盟而面临跨国主义的战争背景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这也可能出现在其他不太极端的情况下，值得历史性地研究。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这一案例把文化外交定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动员的一个主要领域，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变得可行并得到了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的支持，这个办公室是因为担心拉丁美洲会沦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而建立的。这种类型机构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利用自己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的声望来为美国的战争努力服务，以及战后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墨西哥；这个委员会也是在正在出现的冷战阴影下形成的。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外交的作用，是研究当代史中跨国现象的很有前途的领域。它也有助于我们定位一个国家（像墨西哥）的战后科学史，对它们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对于识别在冷战史学中经常被忽视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的连续性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