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核知识跨越拉丁美洲边界

——知识跨国流动中的技术援助

吉塞拉·马特奥斯，埃德娜·苏亚雷斯-迪亚兹

一个人踯躅在街头

这是陌生世界的一条大街

也许这是第三世界

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他不说这里的语言

他两手空空没有一分钱

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周围一片嘈杂

集市里牲畜嚎叫

摊贩四散，还有孤儿院

——《你可以叫我AI》，保罗·西蒙（Paul Simon，1986）

引言：跨国旅行的物质性

范例包括约翰·克里格对超级离心机的跨国发展的解释，甚至是王卓越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以及我们最近的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在墨西哥的著作。参见John Krige，“Hybrid Knowledge：The Transnational Co-production of the Gas Centrifuge for Uranium Enrichment in the 1960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5，no. 3（2012）：337-357；Zuoyue Wang，“Transnational Science during the Cold War：The Case of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 Isis 101，no. 2（2010）：367-377；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Radioisótopos itinerants en América Latina：Una historia de ciencia por tierra y por mar（Mexico：CEIICH-Facultad de Ciencias，UNAM，2015）。
跨国方法和描述跨越边境以及网络节点之间的运动、传播、流动的语言同义。尽管这个历史分析流派把焦点集中在流动上，我们注意到，研究中还缺乏对旅行本身的关注，仿佛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是不成问题的。
在这一章我们来填补这个空白。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流动的物质性和那些使得旅行成为可能的错综复杂的不同种类网络、接触和流动。我们通过追踪一个流动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辗转穿过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路线，强调不仅在跨越国境，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途中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仅是官僚的，它们还是下列因素造成的：一是无法想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旅行需要什么；二是在当地官员和欧洲国际组织官员之间的文化规范和期望的分歧；三是自然本身的变幻莫测，从地震到洪水，以及它们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毁灭性的影响。人员和物质不仅仅是跨越国境：他（它）们是在旅行。实际地跨越两地，涉及计划、金钱、时间以及那些文案工作、生活物资，忽略了它们就会给跨国旅途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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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始于……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总统入主白宫之日）。这一天，20亿人民成了不发达人口。在真正意义上，从那时开始，他们就不再是他们曾经那样，有着所有的多样性，而是被变形为一面他人现实的颠倒的镜子：这面镜子贬低他们，把他们打到队尾；这面镜子简单地根据同质化的、狭隘的少数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实际上他们是异质的大多数……因为若如此，发展至少就意味着一件事：逃离被称为不发达的有损尊严的状况。”Gustavo Esteva，“Desarrollo，” in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ed. W. Sachs （London：Zed Books，2010），1-23，at 2.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Esteva，“Desarrollo”；Nick Cullather，“Development？ It'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4，no. 2（2000）：641-653.
战后，特别是冷战背景下，在新的地缘政治秩序中，特别是在新创立的多边的联合国机构中，各种代理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增多。国际市场的增长（殖民垄断一旦瓦解）、航空运输和远程通信的存在，为科学和技术交流提供了条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涉及各个领域的广泛的技术援助项目，这些领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新观念传播之地（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潜在触发器。
农业、人口统计学、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和核技术就是这类领域，人们期望在这些领域提供和接受发展援助。正如大量的有关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研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所表明的，事情的结果并非如预期的那样。
对于科技史学家来说，还有很多疑问和难题没有得到解答，被忽视了。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物质和仪器是如何（以及依靠什么样的经济和物质手段）在境内以及跨越国境流动的？谁实际上帮助了这些流动？哪些自然的、政治的和世俗的行政障碍阻碍了流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科学和技术的利用和改造？当所谓的“受援国”不愿接受假设的科学技术的好处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流动的科学成为技术援助项目的一部分时，这样的问题就不是徒劳的或多余的，而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流动的一个常常被遗忘的方面。我们充分意识到，本地的和邻国的专家参与了和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有关的知识的流动和实践。我们将在这一章里提到其中某些参与者。然而，我们不会深入讨论涉及国际、地区和当地培训专家和学员之间互动的科学实践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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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的前身，是和联合国一起创建的联合国技术援助管理局。根据韦伯斯特所说，尽管两者的起源都共同定位于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发展计划和联合国技术援助计划是“由杜鲁门的‘第4点计划’促进而非创建的。计划的执行从一开始就是多边的。”David Webster，“Development Advisors in a Time of Cold War and Decolonization：The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1950-59，”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6，no. 2（2011）：249-272，at 252。参见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6，no. 2（2011）。
我们通过聚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考察知识在国家之间非对称、非互惠的交流背景下的（正如在多边机构参与到技术援助计划中所展现的）流动。为了在拉丁美洲推广放射性同位素技术，每个国家的原子能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划者、参与的专家和科学家，通过技术援助扩展计划及其在每个国家的国际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技术援助委员会的驻地代表，高度地依赖由联合国发展机构设立的财政资源。
因此，在我们的故事中，跨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分析工具。它是通过不同的地理和自然的偶然事件（如安第斯山脉或洪水）、电力和基础设施的不对称以及行政历史中特有的“造纸”技术，展现出来的跨越国境。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科学和技术的国际化变成了当地参与者和国际机构的集体努力：驾驶一辆装载着一套标准化仪器和材料的相当坚固的铁家伙（一辆卡车），通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崎岖不平的坎坷道路。它也提到了，在规范自然和技术方面，地方参与者和国际参与者之间需求和利益的冲突，以及这种活动在每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遇到的特殊性和阻力。这种方法显示了，在技术援助计划背景下进行的科学实践的巨大适应性和稳定性。而且，正如在技术援助计划中执行的那样，跨国依赖于发展规划的新的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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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指出，这些礼物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接受的，因为美国是其资金的主要捐献者。而且，流动的放射性同位素展览成了政治工具，它产生了对接受国的义务。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12月8日宣布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议的不同含义和目的，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参见John Krige，“Atom for Peace：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Osiris 21（2006）：161-181；Martin J. Medhurst，“Atoms for Peace and Nuclear Hegemony：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a Cold War Campaig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4（1997）：571-593；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6）。关于放射性同位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参见Angela Creager，“Tracing the Politics of Changing Postwar Research Practices：The Export of ‘American’ Radioisotopes to European Biologist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3（2002）：367-388；Angela Creager，“Radioisotopes as Political Intruments，1946-1953，” Dynamis 29（2009）：219-240；John Krige，“The Politics of Phosphorus-32：A cold War Fable Based on Fact，”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36，no. 1（2005）：71-91；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Clouds，Airplanes，Trucks and People：Carrying Radioisotopes to and across Mexico，” Dynamis 35，no. 2（2015）：279-305。
这两辆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1号车和2号车）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58年捐赠的，目的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和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创立之后的背景下，就放射性同位素的几种应用进行培训。
技术援助被列为该国际机构的优先事项，而且也被视为在全世界塑造、规范和控制原子能使用的关键工具。它也被理解是在为原子能技术开发潜在的新的市场，向更广泛的观众宣传原子能的有益方面。这样，核技术援助是以发展阶段的观念为模型的，在此放射性同位素的基本技术（准备、稀释、测量）以及它们在医学、工业和农业的“日常”应用，被视为迈向核化阶梯的第一步，随后建造和使用研究反应堆，最终获得动力反应堆。
然而，初步的放射化学的技术—科学实践，意在展示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及其可能的未来。在此，我们谈论的不是宏伟的国家建设技术，那关系到自豪感和威望；我们谈论的是普通的放射性同位素技术（枯燥、无聊、重复性的），它们常用于工业质量检测、兽医和牙科临床，以及中等规模医院的医学治疗。而且，这两辆展览车不仅体现了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还体现了“友好的原子”这一深刻的象征意义。

1号车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走过的路线将在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讨论。在那篇文章里，我们把流动的放射性同位素展览描述为在联合国的发展计划背景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核技术援助的早期努力之一。
下面我们要描述驾驶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2号车，以其经过6个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时所遇到的真实的和感觉到的困难，作为旅行物质性的一个很好的本土化案例。
我们把解释集中在“万国联合收割机”卡车跨越每个国家边境时的后勤上。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在传统解释中常常被忽略的）这次活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维也纳司机约瑟夫·奥伯迈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培训和交流项目的代理主任、阿根廷物理学家阿图罗·开罗（Arturo E. Cairo）。

核知识走进拉丁美洲

参见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Atoms for Peace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History：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2016，317。
把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运送到受援国，需要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扩展计划的相当大的预算，估计费用达到每公里16美元，1960年到1965年的总费用大约为123900美元，约占国际原子能机构用于技术援助的总预算的0.8%。为了实现它，该机构依靠了维也纳总部的雇员和当地人员，包括两名维也纳司机以及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他们受到该机构的信任并且肩负着经常报告路途情况的责任和义务。从1958年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依赖于联合国技术援助扩展计划基金和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在每个国家的驻地代表。
这些大量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为科学家、工程师、仪器和物质的流动创造了异质性的条件。

1960年5月22日的瓦尔迪维亚地震在智利导致了毁灭性的灾难，并且至今被列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对于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2号车来说，跨越美国和墨西哥、墨西哥和阿根廷、阿根廷和乌拉圭、乌拉圭和巴西、巴西和玻利维亚的边界到达哥斯达黎加的仓库，涉及不少非常具体的挑战，更不用说1960年瓦尔迪维亚灾难性的地震后智利之行的取消。
尽管在最后一刻做出了几十个补救措施和管理安排、干预，行程本身仍在一直变动。“纸上的”行程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地面上的实际时间，一个地方的事件和延误造成后续路上的多米诺效应。

Nicholas Dew，“Vers la Ligne：Circulating Knowledge around the French Atlantic，” in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ed. James Delbourgo and Nicholas Dew （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2008），53-72，at 56.
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卡车长10.5米，高3.4米，宽2.4米，重约13吨。它们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组成和装配，包括一个小型化学实验室和辐射计数室，配有盖革-弥勒计数器、离心机和玻璃器皿等基本设备。这样，它们展现了标准化的放射性同位素知识和实践，如辐射计数、稀释、生物和医学的追踪方法。正如尼古拉斯·迪尤（Nicolas Dew）所说：“没有计量学就没有科学。”
为了科学实践有共同的基础，需要标准化的实践，但是标准化依赖于流动。经过长时间的审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从机构的员工中找几位司机来完成这样一项关键任务。

在我们可以利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档案文献中，没有涉及关于选择两辆“万国联合收割机”卡车来举办流动放射性同位素展览的背后决策的。这个公司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设有分公司，也许为在那里发展零件和机械服务的可行性提供了理由。但是似乎最重要的是，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曾组织于1956年开始的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流动宣传，那时也用的是“万国联合收割机”卡车。A. E. Cariro to L. Sterning （chief administrator for IAEA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s），Jan. 2，1960. The source for all letters cited in this chapter is folder SC/216-LAT-1，IAEA Archive，Vienna.
事实证明，驾驶一辆“万国联合收割机”卡车行驶在拉丁美洲上路、上火车、上船和进港口都是巨大的挑战。
具备所需资格的司机必须保证至少G-4的工资等级。要对付这样一辆大卡车，司机必须有超常的驾驶技术，因为它相当于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他必须有机械师资格，对车辆本身有强烈的责任感，包括清洁、日常维护和操作。这个人还必须愿意开着这样的车长途跋涉，并且一天24小时为它负责。

从橡树岭到新拉雷多

这个行程原计划在1959年12月 23日开始，但是延迟了两周，推迟到下一年的1月初。此次延迟是圣诞节假期造成的，这是由官员制定的不切实际计划的一个明显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橡树岭核科学研究所聘请了一位电子技师——威廉·波普（William Pope）来负责该行程的墨西哥部分，挑选了一位掌握双语（德语和英语）的职业司机约瑟夫·奥伯迈耶来驾驶卡车从陆路穿越拉丁美洲。他驾驶着2号车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出发，几乎走了2000公里到达墨西哥边境城市新拉雷多。1960年1月5日，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界。

一位年轻的华裔墨西哥物理学家欧金尼奥·李库（Eugenio Ley Koo）在等待奥伯迈耶和波普，他的角色是一名翻译，也是一位教授，负责放射性同位素培训课程。在那一年的1月到4月之间，卡车停留并宣传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地方，包括墨西哥中心地区的中等城市——蒙特雷、圣路易斯波托西、瓜纳华托、瓜达拉哈拉、普埃布拉、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为了争取政府增加资金支持核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群墨西哥科学家和宣传者（包括墨西哥国立大学校长纳博尔·卡里略[Nabor Carrillo]）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流动展览，在墨西哥城安排了一系列旨在强调核能是一种现代化技术的会议和相关展览。

Cairo to Adriano García （UNTAB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in Mexico），Feb. 18，1960.
如果说跨越美墨边界是容易的（在后来的旅途中，奥伯迈耶十分怀念他在蒙特雷享用的牛排和啤酒），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旅程很快就变成了挑战。在墨西哥湾港口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没有直接的海运路线。泛美高速公路也没有延伸到那么远（至今仍不能到达）。因此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2号车不得不回到美国的新奥尔良。在维也纳的开罗先生写给阿德里亚诺·加西亚（Adriano Garcia）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们（阿根廷海外航运公司）建议从新奥尔良转运，但是也可以让他们的一艘船只偏离常规航线，到韦拉克鲁斯来接这辆流动实验室。”

从墨西哥到阿根廷

这辆卡车最终定于4月18日离开坦皮科港口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2号车被装上了阿根廷海外航运公司的兰瑟罗号。这次航行耗时近三周，向北经过新奥尔良，然后向南驶向阿根廷。尽管到达准确日期不清楚，但5月10日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Joseph O'Sonnell，“The Creation of University by the Circulation of Particular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3，no. 1（1993）：129-193，at 163.
在整个行程中反复遇到的问题是缺乏稳定的电压和电力。这个事实对行程本身就有影响（主要局限于有电的地区），也影响仪器的性能。1960年6月15日奥伯迈耶在发给他的老板开罗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请紧急批准购买变压器稳定器[原文如此]，电力供应是个大问题，约花费200美元，解释信在路上。约瑟夫·奥克迈尔。”事实上，奥克迈尔正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假定西方世界研发的技术在“任何地方”都有用的人都会遇到的。正如约瑟夫·奥康奈尔（Joseph O'Connell）谈论美国海军时所说，它“发现不能仅仅通过派遣舰船、飞机，运送子弹和士兵来建立海外基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样能够自由地进入新的环境，除非为了铺平道路，海军预先输出伏特、欧姆、米和其他标准”，像国防部一样，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科学仪器“不能在新的环境里待很长时间，除非这个环境已经准备好，能够使某些变量和设备的生产地相似，并能够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稳定”
。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要制造可再生的“普遍的”科学成果，就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

计划开发者和实际参与者之间条件不对称暴露出来的另一个事实和奥伯迈耶在阿根廷旅途中的工资、每日津贴有关。受援国有义务支付他一半的工资，工资是根据联合国的工资标准制定的。然而，正如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负责放射性同位素课程的人所说的，奥伯迈耶的工资远远高于当地科学家的工资（更别提他的每日津贴）：

Celso Papadopulos （in charge of the radioisotope courses）to Cairo，Oct. 12，1960.
关于每日津贴话题……奥伯迈耶得到的金额（每天1000阿根廷比索）和分配给你的金额以及工程师布克勒[Buchler]金额一样多，我请你代我向他问好。我想提醒你，我们的人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和用美元支付工资的舒适条件，甚至没有一个人得到像奥伯迈耶那么多，每个月收入只有约6000到8000比索。因此，他们不是觉得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而是觉得自己的钱包受到了伤害。

Bruno Leuschner （UNTAB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in Argentina）to L. Steining，May 13，1960.
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争吵，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把这位司机的工资转到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的账户，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把他的职位改为“技术专家”。

在阿根廷，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巡回到门多萨，然后到科尔多瓦。在此旅途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推动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去访问尽可能多的国家，以便优化成本和差旅开销。因此，尽管智利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智利官员（智利这时还没有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仍协商请求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在访问其邻国时顺便到智利。这次访问批准不久，1960年5月的瓦尔迪维亚大地震中断了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安第斯山口的通道：

A. M. Hayme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UNTAB，Argentina）to Cairo，Oct. 18，1960.
通过安第斯山脉从阿根廷到智利的道路，在称为“拉斯奎瓦斯”的地方中断，因为它不适合车辆通行。在南方，连接阿根廷和智利的另一条通道，是一条路况良好的道路，但是由于上一次地震，车辆不可能从智利南部到圣地亚哥。

鉴于智利政府当时还有其他紧急优先事项要办，从经济上来讲，海运卡车是不可行的。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最终没有到达智利：把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运到那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从阿根廷到巴西

展览车于1960年11月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随后又整装待发，准备去乌拉圭的下一站。一个新的惊人消息即将到来。在这个月底，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在乌拉圭的驻地代表埃尔南·杜兰（Hernán Durán）博士写信给开罗博士，谢绝了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的来访，说乌拉圭政府对此已不再感兴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对此行程的变化感到愤怒，开罗以一种受到刺激的语气，回复了杜兰的信：

Cairo to Hernáa Durán，Dec. 7，1960.
我非常惊讶地听到乌拉圭对利用流动实验室不再感兴趣。这一决定将给该机构带来最不幸的局面……[因为]所有其他活动都是将这一要求考虑在内计划的。而且，由于技术援助委员会已经下拨了一定数量的钱资助此实验室访问乌拉圭，不利用这笔钱是非常不明智的。

直到1961年3月，蒙得维的大学再次表示了对接受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的兴趣。事情必须加速办理，因为在此期间巴西承诺在6月1日接受这辆卡车。奥伯迈耶（他这时已回到维也纳）必须飞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卡车还存放在那里。当他到达那里时，已经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他。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高速道路中断了，因为这个季节的大雨和洪水使得巴拉那河上游水位上涨。阿根廷的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代表解释了河水上涨的后果：

Bruno Leuschner to Steiner，Apr. 17，1961.
根据现在的路况，走完这一约200公里的旅程至少需要10到12天，而且在整个旅程中必须有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海关官员坐在这辆卡车上，以确保在运输过程中没有任何未经通关的物品被运出。这些检查官的费用，加上他们的每日津贴和旅途费用，需要不少钱。

这个新的障碍被避开了，这辆卡车最终被海运过去，到了乌拉圭，就如奥伯迈耶写给开罗的信中所说：

Josef Obermayer （in Montevideo）to Cairo，Apr. 30，1961.
嘿，我终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不是走陆路而是坐船……因此我不得不等船，因为到科洛尼亚的渡船不能装载这么大的卡车。不管如何，我于4月22日渡海到达这里，昨天把卡车开出了海关，那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接下来几周，从5月到6月5日，阿根廷专家在蒙得维的亚大学讲授了放射性同位素课程；他们来到这里为没有准备的邻居提供“技术援助”。一切进展顺利，直到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需要运到下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怎样把2号车从蒙得维的亚运送到巴西？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两难困境：海运还是陆运？后一选择很快就被放弃了，因为奥伯迈耶要驱车2000公里，还有中途高昂的费用。经过非常仔细地打听，海路似乎是更为合适的选择：

Obermayer （in Montevideo）to Cairo，June 28，1961.
可以从这里通过陆路去里约，但是根据汽车[原文如此]俱乐部的消息，这条路有些地方路况很差。通过铁路运输也是可能的，但是它似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最安全的赌注就是你的猜测，用船把车运到桑托斯，然后从那里经陆路去里约。

Telegram from Souza Santos to Cairo，May 12，1961. 关于巴西积极的原子计划，参见Carlo Patti，“The Origins of the Brazilian Nuclear Programme，1951-1955，” Cold War History 15，no. 3（2005）：353-373。
随着这些计划的发展，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巴西）主席马塞洛·达米·苏扎·桑托斯（Marcello Damy Souza Santos），给在维也纳的开罗发了一封电报。苏扎·桑托斯试图取消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对他的国家的访问，声称他们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原子能计划。
开罗再次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来说服巴西人，他们最终同意让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待上6个月。8月1日，奥伯迈耶和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登上了卡普帕尔马号（Cap Palma）（图12.1），这艘船把他（它）们送往里约桑托斯港，于8月10日到达。

图12.1 1960年在乌拉圭的蒙得的维亚把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2号车装上卡普帕尔马号。

来源：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档案。

Obermayer （in Rio de Janeiro）to Cairo，Aug. 17，1961.Obermayer （in Riberãl Preto）to Cairo，June 11，1961.
巴西之旅一开始就很糟糕。一到里约桑托斯，奥伯迈耶就听说由于码头工人罢工，港口已经瘫痪了，花了4天时间才把卡车缷下来。然后他还要填写巴西海关的各种表格，奥伯迈耶抱怨道，现在“又有新花样，海关办公室想要货物清单上所有物品的价格”
，天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些地方温度很高（桑托斯要40摄氏度），在里贝朗普雷图也一样，我要谢谢你的通风机[原文如此]，它可帮了大忙”
。而且，在旅途的这个点上，甚至还不清楚在巴西如何以及由谁来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使事情更加混乱的是，苏扎·桑托斯不在国内，因此一位对放射性同位素一无所知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公共关系官员，和奥伯迈耶一起留下来处理卡车通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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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使得事情更为复杂。1961年初，雅尼奥·达席尔瓦·夸德罗斯（Jânio da Silva Quadros）当选为巴西总统，仅仅几个月后（8月21日）他就辞职了。这个国家陷入了政治动乱，这拖延了和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有关的任何决定。更具体地，由于银行关闭，奥伯迈耶的每日津贴停发了。8月23日，这辆卡车最终获准离开alfândega （葡萄牙语，意为“海关”）。

在10月的头几周里，这辆卡车行驶在开往圣保罗的路上，尽管仍然没有人清楚展览的目的。2号车不是被用来教授有关放射性同位素课程，而是被用来为巴西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做宣传、展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以及用于明确要求的对甲状腺疾病的具体研究的，因为放射性碘在诊断学中的应用已经很成熟了。很明显，对巴西专家来说，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然而，每天都有临时安排的活动。当2号车在戈亚纳的时候，雨季到来了。奥伯迈耶向开罗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Obermayer （in Goiana）to Cairo，Feb. 17，1961.
洛博[Lobo]先生想走，我告诉他，现在流动展览车不可能走，因为雨季开始了，路况非常糟糕。因此他给我们找了辆救护车。我们装上了一些仪器，如闪烁分光计、离心机等，带着它们东奔西跑，从里约、圣保罗、里贝朗普雷图、阿拉克萨、乌贝拉巴、乌贝兰迪亚、阿拉瓜里回到这里！明天我要把展览车开到因胡马斯，我们计划在那里待几天。然后我们再次坐救护车到戈亚斯维尔霍和周围的几个小地方，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四处巡游。

从巴西到玻利维亚

Professor Ismael Escobar to Cairo，Nov. 17，1962.
尽管奥伯迈耶经历了多次冒险，对于从巴西到玻利维亚的旅程，他实际上毫无准备，而此时开罗先生在维也纳。在巴西的访问时间延长了（从1962年1月到3月底）之后，2号车在里约热内卢寄存了一年多。与此同时，在给更多的国家发出新的邀请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向技术援助扩展计划申请额外的资金来支付运输卡车意料之外的费用。在维也纳开罗的办公室，新的邀请函向更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发出（给出更加优惠的条件）。这时的流动展览似乎更加实惠，初步反映良好。然而，1963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接到通知，由于联合国各机构之间优先事项的相互竞争，联合国不再为这一流动实验室提供技术援助扩展计划的资金。可是，玻利维亚没有重新考虑，于是当地官员同意支付运输费、专家和奥伯迈耶每日津贴的一半，但不支付专家的工资：“您能理解，对于像我们这样经济条件差的国家来说，这些条件使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提议实际上无法接受。”

最后，为了让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运行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意支付从阿根廷出发去教授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的专家的全部工资。为了把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从里约热内卢转运送到玻利维亚，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运输路线。所有海关通关手续由玻利维亚办理。放射性同位素课程安排在该国的4个不同的城市：圣克鲁斯、科恰班巴、奥鲁罗和拉巴斯。在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奥伯迈耶向维也纳总部描述了计划的旅行：

Obermayer to Cairo，June 13，1963.
然后我见到了巴西—玻利维亚铁道圣米斯塔委员会的商务代理人托雷斯[Torres]先生，他告诉我了一些好消息！首先是可以用火车运卡车，从圣保罗或包鲁（距离更短）经由科伦巴（边界）到圣克鲁斯。从起点到边界的运费必须在圣保罗付清，玻利维亚的部分可以安排给玻利维亚（圣克鲁斯）支付。这列火车每日从圣保罗开往科伦巴，每周五从那里开往拉巴斯。下周三人们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从圣保罗出发的价格。这个旅程大约需要一周时间。由于它是货运列车，我想我最好在包鲁装车后飞到拉巴斯去安排那一头的文件和付款事宜，您说呢？

计划很好！但是它们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冲突。一个月后，奥伯迈耶仍然在里约热内卢，正在努力从海关获取必要的文件：

亲爱的开罗先生！

Obermayer （in Rio de Janeiro）to Cairo，June 21，1963.
我想向您简单地报告一下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事情。我上次写信告诉您，可以利用火车来运送卡车，事实上这是现在唯一的方式，因为里奥巴拉那河洪水泛滥，道路封闭。我每天都在找维达尔[Vidal]先生要必要的过境文件，但是由于这一周里政府发生了变化，一切流程都比平常慢了许多。我也在6月19日通过电话和圣保罗的委员会再次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会通过联合国里约办事处回复运输的确切价格，但是至今杳无音讯。在敦促联合国办事处再次尝试之后，我们无法与圣保罗取得联系，因此这意味着要等到星期一。

尽管这辆车在拉丁美洲的仓库里存放了近两年几乎没有花费，但没有关于存放后果的信息。
几天之后，当奥伯迈耶把车从里约的存放地开到包鲁时，车的后轴断裂，他的出发再次推迟。
现在他非常悲观，这个不幸的司机抱怨他所谓的“巴西时间”。这是整个旅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而且大部分发生在他最终到达圣克鲁斯（图12.2）之前。

图12.2 1963年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2号车在巴西从鲁比阿西亚到科伦巴的火车上。

来源：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档案。

奥伯迈耶又一次遇到了把卡车装上火车的问题，随机应变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Obermayer （in Corumbá）to Cairo，July 22，1963.
好的，在包鲁，由于卡车的高度，铁路工人根本不喜欢装卸这样的货物。就在几个小时的来回奔波之后，我们决定在框架下面安装垫块，这样卡车在运输时就不会摇摆。然后我们发现装卸坡道太窄了，只能装卸小型车辆。因此我们又四处寻找，最后在索罗卡巴纳车站找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们送来了一节很旧的车厢，上面的木板都裂了，我拒绝用这节车厢。因此引发了更多的争论，而且当时气温是36摄氏度。为了卡车的尾部不被卡住，需要用大量木板把卡车抬起来，然而在这里那些木板似乎比黄金还要珍贵。到这个时候，我对所有这些无聊的事情感到厌恶，打算回家！伴随着到处大量的刮擦、叫喊和混乱，我们终于在下午把卡车装上去了。前面的几个人喊“Vamous！”[意为“快走”]后面几个人跟着喊，卡车上了平板车厢后，车厢两边各磨掉了约2厘米！

最糟糕的还在后头。奥伯迈耶从里约飞到科伦巴，那列火车应该在1963年7月20日到达这里。可是，一个多星期以后仍然没有该火车和它的宝贵货物的任何消息。我们的司机赶往包鲁火车站，在这里他被告知火车不久就到。急于找到火车和卡车，他返回到科伦巴，在这里车站站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沿铁路沿线寻找那辆火车。之后，7月24日，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鲁比阿西亚（一个离包鲁几小时车程的小站）的电报，告诉他们这列火车出了事故。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科伦巴站？他们为此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之后奥伯迈耶疯狂地赶往阿拉卡图巴，他并非没有试图去找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在里约的驻地代表彼得先生，然而电话线路不通。

Obermayer （in Corumbá）to Cairo，Aug. 2，1963.
两天之后，奥伯迈耶到达了鲁比阿西亚，在这他可以估计2号车的损坏情况。除了有一些外部损伤外，2号车的方向轴也弯了。奥伯迈耶在科伦巴被困了将近两个星期，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地方，成千上万的蚊子让你几乎不能入睡……电话线路现在又断了，没有人知道会断多久”
。

最后，卡车被放行了，于8月初到达圣克鲁斯（玻利维亚的一个边境小镇）。正当奥伯迈耶试图找到驾驶卡车通过玻利维亚的最佳方式时，一个新的惊喜在等待着他。当他从巴西的科恰班巴开到拉巴斯时（同时仍在安排支付卡车的修理费），他意识到，通向玻利维亚首都的道路对这辆卡车来说，过于陡峭，过于狭窄。卡车的长度也是个问题。曲折的道路使得2号车不可能到达拉巴斯。主办方不愿意放弃这项任务，在8月中旬，用公共汽车把一些仪器送到了这个城市，并且讲授了几门课程。

M. J. Anstee to Cairo，Sept. 6，1963.Cairo to Anstee，Oct. 2，1963.
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驻玻利维亚的代表玛格丽特·琼·安斯蒂（Margaret Joan Anstee）女士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开罗大发牢骚说：“如果在更早阶段就把我们办公室考虑进去的话，许多困难是可以避免的。”
在回信中，尽管开罗对所有的不便表示抱歉，但他还是争辩说：“实际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联系得上……奥伯迈耶先生。”
结果，其余课程在科恰班巴农学院和圣克鲁斯兽医学院讲授，于10月25日结束。

从巴西到哥斯达黎加

接下来的两年里，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于1963年年底回到里约热内卢，并寄存在那里。最终，国际原子能机构把这辆卡车作为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也作为联合国在中美洲根除地中海果蝇的特别资金项目的一个部分，赠送给了哥斯达黎加。这最后一程也非易事。从巴西到哥斯达黎加的唯一可行路线是海运。但是从新奥尔良中转的行程费用太高。最后，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在里约热内卢登上了一艘由阿根廷商业船队特别安排的船只，被运往哥斯达黎加位于太平洋海岸的蓬塔阿雷纳斯，于8月11日到达，在圣克鲁斯港口卸下，最后到达最终目的地圣何塞。

对跨国技术援助和科学技术流动的思考

知识的可移植性是科学的标准化或计量学的先决条件。但是，科学和技术实践的这种“普遍化”或标准化，经常受到重新安排知识行程的众多意外事件的阻碍，从而变得更加明显。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2号车穿越6个拉丁美洲国家旅行的历史，尽管艰难，肯定不是一个例外。它说明了把知识复制和转移到它原初产生的适宜的地方之外的许多困难。正如我们在开篇引用的保罗·西蒙的歌词中所说的，“这是陌生世界的一条大街”。

关于景观和地理事件，还可参见Itty Abraham，“Landscape and Postcolonial Science，”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34，no. 2（2000）：163-187；Itty Abraham，“The Contradictory Spaces of Postcolonial Techno-Sci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1，no. 3. 3（2006）：210-217；Nick Cullather，“Damming Afghanistan：Modernization in a Buffer Stat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no. 2（2002）：512-537；Penny Harvey and Hanna Knox，Roads：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Harvey and Knox，Roads；Mateos and Suárez-Diaz，Radioisótopos itinerantes.
和放射性同位素操控有关的知识和科学实践的流动，面临着非常不同的“障碍”和阻力。其中有些和实际考虑有关，如相对于拉丁美洲狭窄道路而言的卡车的大小。“万国联合收割机”卡车原来是设计用于美国高速公路和平原地形的，在那里加油站和其他基础设施十分方便。巴西和玻利维亚山区的高低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不适合这样一辆巨型卡车通行。当它在那些跨越边境的不同船只和火车上装卸时，它的庞大的体积和笨重的重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和港口之间，没有直接的空运和海运航线，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奥伯迈耶来说，这种情况相当于一个“凹凸不平的”障碍跑道，和他们原来计划的顺利的行程很不一致。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技术援助计划者想象了一个抽象的地形，在这个想象中的平整的西方化空间里，车辆移动畅通无阻。
在那些年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并不适合美国式的旅行；确实，经济和市场交易还局限于当地，除了受到美国经济影响的局部地区外，商品和人员几乎没有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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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罗是阿根廷人，参与过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不同团队，评估了核发展的状况和“受援国”的需要，但他依旧如此。
知识流动的另一个不同类型的阻力，在于源自隐藏于海关要求中的不同（国家的和其他的）官僚传统和不同管理标准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例如，关于奥伯迈耶和其他人员的每日津贴的支付。确实，当那些乌拉圭人告诉阿图罗·开罗，巴西人喜欢繁文缛节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之间也缺乏相互联系（通常表现为缺乏和在每个国家的联合国技术援助委员会驻地代表的交流以及他们的参与）。在更为日常的层面上，拉丁美洲参与者觉得无伤大雅的“延误”，被机构的官僚们看成了难以理解的障碍，甚至是落后。
更有甚者，管理上的文案工作和电话、信件、电报交流纠缠在一起，而后者又受到混乱的操作的阻碍，由于自然或政治事件而陷入停顿。时间似乎运行在不同的空间：在奥伯迈耶和开罗的信中表达的是维也纳时间，它和日常生活的节奏、偶然事件以及由庆祝活动、工人罢工、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造成的无数停顿不同步。尽管如此，奥伯迈耶适应并设法克服了大多数现实的障碍。很有可能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能够保持运转的主要原因是奥伯迈耶的坚韧和创造力。

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Expectativas （des）encontradas：La asistencia técnica nuclear en Améreca Latina，” Aproximaciones a lo local y lo global：Améreca Latina en la historia de la ciencia contemporánea，ed. 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 （Mexico city：Centro de Estudios Filosóficos，Políticos y Sociales 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2016），215-241.
此外，还有从前面两个问题演化而来的第三种偶然性：对“受援国”而言，2号车的运输和维护的费用高昂。技术援助计划对于捐赠者来说是便宜的，但是结果对于接受者却非常昂贵，并且超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计划预算。
在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组织者1966年的最终报告中，这个机构承认，它必须承担某些国家无力支付的某些费用。而且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运输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及其宝贵的货物以及支持司机和专业人员的高昂费用，在和它们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竞争经费。这在像海地那样的国家中尤其明显，它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在智利也是如此，在一场地震摧毁了这个国家之后，它就没再争取举办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友好的原子在纸上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提议——但是还不足以吸引那些假定要买或者接受它的人们。最终，有一半的接受者，像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已经有了核科学团体和设施。

Webster，“Development Asvisors，” 249.Renata keller，Mexico's Cold War：Cub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Gisela Mateos and Edna Suárez-Díaz，“We Are Not a Rich Country to Waste Our Resources on Expensive Toys：The Mexican version of Atoms for Peace，” in “Nation，Knowledge，and Imagined Futures：Science，Technology and Naiton Building Post-1945，” ed. John Krige and Jessica Wang，special issue，History and Technology 31，no 3（2015）：243-258.
而且，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为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和代理人展示了有趣的积极方面。在墨西哥和巴西，巡回展览起了这样的作用：帮助当地核科学研究要求增加资金，宣传科学精英们提倡的现代价值观。而且，正如戴维·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所说，在冷战背景下，联合国专门机构“对于许多政府来说，是技术援助的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来源”
。墨西哥的情况就是如此，墨西哥是一个有着明显好战并且强大的邻国，但是其政府同样关心它们自己国内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

关于拉丁美洲的科学，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的巡回也反映了显而易见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人们认为阿根廷专家可以向乌拉圭人和玻利维亚人传授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的基础知识，而且尽管遇到了各种挫折，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人们认为墨西哥城的科学家可以把他们的技术传播到内陆的中等城市。当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降低时，网络、联系和流动就要容易得多。在追求现代化的梦想中，无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内，还是在他们的邻国，当地精英在执行必要的阶段时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结语

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车经过后留下的不是放射化学的科学学位或者技术证书。这辆卡车和与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相关的人员留下了分散的专业知识、对当地实践不同程度的改变和一系列条件（基础的“原子计量学”）。在这些条件中，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与实践可能在未来繁衍和扩展。但是在科学甚至计量学可能建立起来之前，流动展览卡车必须先行到达。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表明的，绝非易事。

James A. Secord，“Knowledge in Transit，” Isis 95，no. 4（2004）：654-672.Mateos and Suárez-Díaz，“Expectativas （des）encontrads”；Mateos and Suárez-Díaz，Radioisótopos itinerantes.Secord，“Knowledge in Transit，” 656.
要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实践在不对称世界里的实际流动，我们强调了和詹姆斯·西科德在文章《流动的知识》（“Knowledge in Transit”）
中提出的“传播”模式相反的、我们所说的“旅行的物质性”。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批评了对传播的隐喻（暗示着循环旋转的方向性和一种彻底自然化流动的图像）和西科德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主要和交流实践相关的说法。
尽管西科德在其最早的文章里提到了“理解交流、流动和翻译实践的重要性”，但他很快把探索范围缩小到第一个方面，这对他的整个路向产生了关键而保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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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构成大多数旅行者经历的旅行（流动）、计划以及改变的行程上，我们的叙述试图揭示对知识“传播”的直接限制，并且——顺便地——讨论一下把跨国利益翻译成地方利益的问题。交流实践当然是科学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我们的案例中，它们隐藏在旅行的物质性这一更大的问题之中：当电话或电报线路出了故障，或者当本地工作人员未能回应来自现场的紧急请求时。冷战时期，当科学和技术作为技术援助和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而转移时，自然、基础设施、国家利益和紧迫的经济优先事项就是关键因素。相反，在西科德的叙述中，交流实践是突出的，甚至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和工业革命时期或多或少在对称的权力领域中展开的交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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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主义不仅质问国家框架，而且打破专业界限。确实，我们常常面临把科技历史抛在一边的危险（老实说，这种风险也出现在西科德的分析中）。我们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一位司机和几位国际工作人员；正是他们让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的科学，沿着小路、轮船和铁路行进。而且，有1500名学者和技术人员参观了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并学习了相关人员在拉丁美洲之行中开设的课程，仅在墨西哥就有130多人。我们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运用了这些新知识；但是可以肯定，放射性同位素流动展览对于基础的“原子计量学”做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这有助于探讨隐藏在西科德的偏见背后的主要问题，阿迪·俄斐（Adi Ophir）和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在一篇经典论文《知识的位置》（“The Place of Knowledge”）中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Adi Ophir and Steven Shapin，“The Place of Knoledge：A Methodological Survey，” Science in Context 4，no. 1（1991）：3-22，at 16.
如果知识确实是地方的，那么为什么在应用领域某些形式的知识似乎是全球的？知识（例如大部分科学和数学知识）的全球（甚至广泛传播的）特点是不是一种错觉？……也许思想在空中自由飘荡的日子真的接近尾声了。确实，也许我们曾经相信是知识的天堂的东西，现在要把它看成是现实的地方之间的水平运动的结果。

现在可能很清楚了，我们的论证不仅支持了现实的科学实践和技术的相关性，也支持了“现实的地方之间的水平运动”。

致谢

我们感谢约翰·克里格组织了在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举行的“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工作坊（2016年11月2日至3日）以及所有参与者，感谢他们对本章前一稿的慷慨评论。我们也要感谢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档案馆的玛莎·里斯（Martha Riess）和利奥波德·卡默霍费尔（Leopold Kammerhofer）的慷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