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经和刘基讨论过李善长之后的丞相人选问题。刘基在朱元璋心目中虽然没有李善长那样亲厚，却也是颇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则刘基就是朱元璋的张良，原因就在于这位刘伯温先生对人事的判断力极佳。

可惜，这只是华丽丽的表面现象。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照顾老乡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淮西派首领尚在位的时候就单独找浙东派首领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内中所传达的政治信号非常微妙。

"李善长年纪大了，也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先生看是不是该换下他了呢？"朱元璋诚恳地请教道。

刘基在朝廷中经常受到淮西派的排挤，这其中有多少来自李善长甚至朱元璋本人的授意？刘基并不想追究，他既有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也有强权之下明哲保身的智慧。相比李善长，刘基更为了解朱元璋的心性，或者说，他更了解拥有"皇帝"这个光环的人的心性。他知道，朱元璋现在碍着统一大业未成，加上还有些当年的同袍之情，不会大下杀手，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对权力的渴望必然日益加深，到那时候，谁还胆敢呆在丞相的位置上，谁就是第一个屠刀下的冤魂！

"善长是元勋功臣，能够调和诸臣，不好立刻换掉。"您还是让李善长留在这个棘手的位置上吧，千万可别指望我。

"李善长经常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还这么替他说情吗？"朱元璋看着刘基，"朕想让你接替他呢。"

果然好的不来坏的来，刘基乍闻此语，吓了一大跳，匆忙顿首叩头："臣的才能不足以担任丞相之职。"开玩笑，真当上丞相，不等朱元璋下杀手，单是淮西派大小臣工明着白眼、暗着小动作就够受的了，还是不要跳进这个火坑为好。

"那么你看杨宪如何？"杨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被李善长找了个由头罢黜的杨希圣的兄弟，现在是中书右丞，就在仇人李善长的手下干活。在李善长还没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让他的对头来接班，朱元璋安的什么心思呢？

"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气度。"

"汪广洋呢？"汪广洋在洪武元年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可没干几天就被外放到陕西去了。

"汪广洋器量狭小，还不如杨宪呢。"

"胡惟庸呢？"胡惟庸这时还没进入中书省，只是分管朝廷祭祀礼仪的太常寺卿而已。

"不可不可，胡惟庸只不过区区小犊，一亩三分地还行，若是重用，只怕为祸不浅。"

提名三人，否决三人，朱元璋只剩下了沉默。

日后诸事底定，这段话反复为后人所咀嚼，成为刘基断事如神的铁证之一。朱元璋明明知道了刘基对这三个人的看法，却还是先后将这三个人派到了中书省，让这三个没有宰相之材的家伙坐在宰相的高位上，所引发的结果，自然会偏离中书省本应承担的责任，却日益接近朱元璋本人对他们的期望--如果他真的需要兢兢业业完美无缺的好宰相，继续留任李善长或是直接任命刘基就行了嘛，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票人上台，当然是故意留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

且说这段著名的对话结束之后不久，洪武三年下半年，李善长因病回家休养，而徐达还领兵在外，中书省一时没了主事的人。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意思是让他主导政事。但汪广洋为人真是懦弱到了极点，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但却处处受杨宪的制约，被杨宪步步紧逼，说汪某人对母亲不够孝顺，"奉母无状"，没几天就被赶出了中书省，甚至还被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

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后的当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将胡惟庸调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排挤走了汪广洋，杨宪自以为得志，丝毫没有考虑到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是为了制衡他，胡惟庸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威胁--胡惟庸虽然很早就加入朱元璋集团，但他一直都担任中下层官吏，无论是论在反元建明的斗争过程中的功劳，还是论和朱元璋本人的亲密程度，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没法和他杨宪相提并论。

杨宪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他的躁进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宰了。

史书上对杨宪之死含糊其辞，只说是犯事被诛，犯的什么事？没人知道。只知道在他死后，汪广洋迅速被从流放的路上召回，继任中书左丞，参知政事胡惟庸仍然留任。

杨宪昙花一现，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那么蹊跷，其中内幕几百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但在审视锦衣卫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有一批人活动的身影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梳理他们的活动，或许可以解释杨宪的突然死亡。这些人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只有一个称呼--"检校"。

检校，顾名思义，就是检查和考校的意思。检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没有办公机构和固定人数，说白了，他们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特务。检校成员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甚至路边乞丐都有可能是检校成员。

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他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也需要有人替他管理，据说杨宪就是检校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员。

作为文官中的一员，杨宪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并且他很有能力，就连刘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前面那段著名的对话中，刘基认为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的，只是他没有丞相的器量而已。器量，对于一国的宰相来说是必备的品质之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刘基为何如此断定杨宪没有做丞相的器量呢？想来杨宪是检校一员的事情对于国初功臣们来说也不是秘密，要做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然有很强的观察力，但似乎不必须要有器量，锱铢必究，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似乎才是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而杨宪也的确具备这样的素质。且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1367年，他终于打败了大敌张士诚，随即就将张士诚的地盘、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称浙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检校。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人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报告，他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解进京，结果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明朝建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搁在明朝中后期，说不定他也是个飞扬跋扈的锦衣卫大员了。

要这么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子做宰相，也只有朱元璋才能想得出来吧。或许在朱元璋眼里，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钉子。然而杨宪太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杨宪做检校工作，向朱元璋报告某人某事还都有凭有据，但可能是兄弟杨希圣被罢黜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他面对李善长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下里却一直想扳倒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杨宪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李善长是何等人物？别说李善长曾经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过多少功劳，单只论洪武初年的朝局，除了李善长，真个再没有第二人堪当宰相重任了，正如刘基所说的那样，协调众臣、统合政务正是李善长之所长。只怕在朱元璋心里，十个百个杨宪也抵不上一个李善长，杨宪这样冒进，终于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

表面上，中书省的几个办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为李善长罢黜了杨希圣，更因为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诋毁李善长，他自然被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胡惟庸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当了丞相，我们这些淮人都不能当大官了。"他把杨宪划到了刘基的浙东派，若是杨宪当了丞相，他的后台刘基自然大权在握，那么一贯打压浙东派的淮西人士就别想再出头了。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明确转向浙东派时抢先下手赶走杨宪。

正好杨宪借着不孝顺的由头打击汪广洋，短短一个月内，把汪广洋赶出中书省还不够，竟然还要赶到天涯海角去，难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处死……这样的人留不得！于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体威压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上述虽然都是猜测，但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总是存在多个侧面的，就刘基这方面来看，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刘基对杨宪也是一样的。站在淮西派的对立面并不一定就是浙东派的支持者--敌人的敌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杨宪的后台不是刘基，而是朱元璋。他进入中书，自以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总揽中书大权为目标。不光李善长是他的目标，曾和皇帝论相的刘基也一样。在杨宪心里，他只是排在刘基之后的第二顺位，那么只要刘基在朝中，说不定哪天朱元璋就想起他的才能来替换下了自己呢？不把刘基扳倒，杨宪心里同样不会安稳。

对于杨宪之死，史书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向皇帝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另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报告了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终下了处死杨宪的决心。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着。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会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杨宪之死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一定要置杨宪于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时显然还念着和功臣们出生入死的种种情谊，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为了一个小小的杨宪，让功臣们和他离心离德，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他借题发挥，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么完蛋了。

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真实的朝臣的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一百二十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一百二十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而检校组织，不光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文人墨客那里还有些风雅之事流传下来，也算是锦衣卫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几处不带血腥和杀戮的逸闻了。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第一个目标，胡惟庸！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中国官制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于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