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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德州丢失之后，李景隆整顿溃兵，一路从禹城退往济南，在济南城外再次遭遇了一场败仗之后，他被解职带回南京，大军暂时由都指挥盛庸暂为统辖。

耿炳文和李景隆都败了，盛庸怎么可能被朱棣放在眼里呢？所以他写了一封书信，绑在箭矢上射进济南城，内容大意是自己身为太祖亲子，此次进京只为剪除奸臣，希望盛庸能识时务开城投降，否则耽误了国家大事，他吃罪不起。盛庸是朱元璋手下的亲军卫出身，那可是朱元璋的近臣，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当今陛下是先帝亲选的，你朱棣算个什么玩意儿，也配叫我投降？”可冷静下来仔细一想，盛庸的心里又没什么底气，朱棣打仗实在太厉害了，耿炳文和李景隆都败给了他，自己真能顶得住吗？

就在这时，一个文臣对他说：“不要担心，朱棣没你想的那么厉害，他要是敢围城，我就能给他好看！”这位文臣就是山东参政铁铉，国子监出身，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铁铉这话说得信心十足，可盛庸并不相信，朝廷六十万大军与叛军正面交锋都败了，你不过是个不懂军事的书生，怎么敢口出狂言呢？铁铉见盛庸不信，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他抓紧时间整顿兵马，找准时机冲杀出去就行。与此同时，铁铉还给朱棣回信，表示愿意投降，希望朱棣能进城受降。

朱棣接到回信很是开心，这次轻松拿下济南，前方肯定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带路党，所以这回他有些托大，只带了数位亲随一同前往。可就在朱棣即将进城时，城门口的铁闸突然放下，“咣”的一声把朱棣的马给砸死了，震得他胆颤，朱棣随即勃然大怒。

事实摆在眼前，盛庸那个狗东西分明是不安好心，想把自己骗进城去“包饺子”，要是不给他点厉害瞧瞧，还真以为自己是吃素的？就这样，铁铉的诈降计失败，朱棣开始攻城。看到盛庸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铁铉也有些尴尬，于是他又想出了另外一招，他命画师临摹了多幅朱元璋的画像，然后将之挂在城头，如果朱棣胆敢攻城，那就是大不敬之罪。

朱棣根本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用这种招数来守城，一时半会儿也没了主意，他的军队虽然继续围困济南城，却也不敢再度攻城，否则朱元璋画像万一有所损毁，自己就百口莫辩了，这一围就是三个月。在朱棣围攻济南的三个月之后，平安从聊城和临清一线收拢了二十万军队，绕到叛军侧后方杀出，朱棣抵挡不住，只得听从姚广孝的建议，于建文二年（1400年）八月中回师北平，盛庸于同月收复德州，算是取得了济南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后世读者在谈及这段历史时，都说铁铉实在是太聪明了，居然能想出悬挂朱元璋画像这招来退敌，这简直是打中了朱棣的七寸啊。事实上，这招就是不折不扣的“七伤拳”，不仅打中了朱棣的七寸，也打中了铁铉自己的七寸。朱元璋是谁？那是大明的开国皇帝。铁铉是谁？他不过是一个臣子。做臣子的居然敢把开国皇帝的画像挂到战场上任由敌军攻击，这是多大的罪？往小了说身首异处，往大了说破家灭门。

之前为什么没人用这招呢？不是因为想不到，而是因为没人敢用。就算朱棣夺了天下，自己也未必会死，可只要用出这一招，只要这天下还是他老朱家说了算，自己就必死无疑。这也就是非常时期，大家的首要目标是干掉朱棣，所以暂时没人会动铁铉，可等到朱棣被剿灭后，他也一定会被追责的。有人说朱允炆仁厚，或许会看在铁铉立大功的份上放过他，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铁铉得罪的是朱允炆本人，那么他或许会宽宏大量饶过铁铉，可铁铉得罪的是朱元璋，朱允炆哪敢放过他呢？运气好一点，铁铉把自己一条命赔进去，这事儿就算完结了；运气差一点，铁铉的全家老小一个也别想活命。

铁铉是出身于国子监的天子门生，但他依然甘愿冒着身死甚至族灭的风险去做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说这是因为铁铉忠诚，为了抵挡乱臣朱棣而不顾自己的安危。这个说法自然是正确的，但忠诚这种品质不会凭空冒出，铁铉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忠诚呢？其中固然离不开长期的忠君教育，但我认为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

铁铉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后裔，他虽然能成为国子监学生，在大明体制内顺利晋升，但整个大明对色目人的歧视是真实存在的。元朝建立之后，大量蒙古人和色目人迁居河南，比如王保保家族，他们既可以算是蒙古人，也可以算是河南人，而铁铉的籍贯同样是河南。铁铉的铁姓恐怕也是后来改的，因为色目人没有这个姓，朱元璋早在洪武元年就有过相关规定：“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除此之外，《大明律》还有明确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蒙古人、色目人都不能和同族结婚，否则全部要当奴隶。对汉人而言，他们自然会很喜欢这个政策。在元朝时，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是二等人，这两个少数民族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而主体民族却被一分为二，北方汉人是三等人，南方汉人是四等人，哪有这么欺负人的？现在朱元璋光明正大地歧视蒙古人和色目人，恐怕正合了他们的心意。但对铁铉这样的色目人后裔而言，他对朱元璋的感情应该十分复杂，那就是既感谢他的知遇之恩，同时也憎恶《大明律》中对色目人的歧视政策。

在济南保卫战中，铁铉通过悬挂朱元璋画像这种不要命的方式来捍卫大明，话题性和争议性肯定早就在朝堂上传遍了，大家都想看看这位不怕死的传奇人物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何敢如此放肆呢？基于这种环境，朱允炆肯定会在处死铁铉前见他一面，好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见到朱允炆之后，铁铉则会当面向他泣诉色目人的悲惨处境，希望朱允炆能看在自己曾经逼退朱棣的份上，废除这种歧视色目人的政策。

朱允炆是个年轻人，元廷有多黑暗他只在书上看到过，没有经历就不会觉得痛，再加上他是天下之主，自然也不希望臣民受到歧视，所以他会本能地反感这些歧视政策。当朱允炆看到铁铉不惜以自己乃至全家性命做赌注，就为了见自己一面，以便当场请求废除这条律令时，年轻的小皇帝在内心深处肯定会受到触动，虽然他不太可能饶铁铉一命，但他很有可能看在铁铉为国立功的分儿上，顺势废除这些歧视政策。

铁铉虽然是色目人，但他也是北方官僚集团的一分子，他用献祭自己生命的方式击败朱棣，会让朱允炆感受到来自北方的一片忠心。此时的南京朝廷早已成为南方官僚集团的一言堂，面对这种情形，北方官僚集团必然也不会甘心。最初他们想抬出朱棣来威胁朱允炆，增加己方的砝码，可当朱棣真正起兵之后，北方官僚集团内部也迅速出现了分化。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按兵不动，等局势明朗之后再站队，可也有小部分人认为应该更早站队，否则将来论功行赏时，己方所能获得的利益就会小很多。在这小部分人当中，有人选择站在朱棣一方摇旗呐喊，北平布政使郭资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也有人选择站在朱允炆一方支持朝廷，铁铉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铁铉为什么不支持朱棣呢？因为朱棣驻守北平，整天都在和蒙古人打仗，常自诩为“朱元璋第二”，骨子里大概率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如果像朱棣这样的人夺取了天下，他会同意废除那些歧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政策吗？估计很难。别看朱棣现在对朵颜三卫又吹又捧，那是因为用得着人家，等用不着他们的时候，这些兵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这一点在二十年后得到了验证。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朱棣并不是真正的接班人，上位也只能通过起兵造反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如果他顺利登基，肯定会高举朱元璋的大旗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又怎么敢改动朱元璋定下的政策呢？

李景隆被解职之后，朱允炆恐怕已经不敢再轻视朱棣了，在这种背景下，铁铉只要能击败朱棣，就等于是为南京朝廷立下了头功。到时候哪怕不能免除铁铉的罪过，只要朱允炆愿意对色目人好一点，也对北方官僚集团好一点，那么铁铉就没有白死。如果铁铉的行为真能为北方官僚集团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他的老婆孩子肯定也会得到应有的照顾，大家说起铁铉来，肯定会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一声“大明好忠臣”！可以说，铁铉现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立功和扬名，将来也会用自己的功劳为色目人和北方官僚集团谋福利，在将朱元璋的画像悬挂到城外之后，他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铁铉的妙计，济南城就一定会失守吗？答案是否定的。朱棣虽强，却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所向无敌。整个靖难之役持续了三年，朱棣看起来似乎打得轰轰烈烈，可真正被他握在掌中的也仅有北平、保定和永平三地。朱棣为什么不继续扩张地盘呢？因为实力不允许啊。我在前文中说过，朱棣是个反贼，他并没有过硬的名分，所谓的“清君侧”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旗号，历史上的乱臣贼子都爱喊这句话，朱棣大喊“清君侧”，那意思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我和历史上的吴王刘濞、安禄山等人没什么区别。”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朱棣的军队规模始终无法继续扩大，他只能凭借有限的兵力牢牢把控住上述三个地区，然后不断出兵与朝廷大军交战。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朱棣并不敢盲目扩大领土，因为那只会将他兵力不足的劣势无限放大，更有可能把他活生生拖垮。这也是我认为李景隆不该在此时被解职的主要原因，像济南这种大城，朱棣根本吃不下，哪怕由李景隆来守，应该也不会出问题，毕竟在白沟河之战中，他已经交出了及格的答卷。

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到建文二年（1400年）八月，朝廷大军终于彻底击败了一次朱棣，这使得他们的士气大幅回升，也有了顺利平叛的底气。同年九月，当远在南京的朱允炆得知朱棣败退的消息后，立刻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任总兵官，全权统帅朝廷大军平叛。平安突袭有功，升任左副总兵，陈晖协助平安突袭有功，升任右副总兵。铁铉因随意悬挂朱元璋画像一事受到言官弹劾，此时正值用人之际，齐、黄、方三人站在了朱允炆一边，表示如今前线军情紧急，可以先把此事放下，于是将铁铉提拔为兵部尚书，协助盛庸管理朝廷大军。

至此，朝廷大军的领导班子换血完毕，朱元璋时期留下的旧人（耿炳文、李景隆）全部靠边站，建文新人集体上位，朱棣的好日子眼看就要到头了。当朱棣得知了南京的一系列人事任免之后，他也有些紧张了，如果不能迅速重创朝廷大军，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在与朝廷大军交战的十三个月里，大部分藩王及沐王府都没有露面，如果局势朝着有利于南京朝廷的方向发展，谁敢保证他们不会落井下石，提着自己的脑袋向朱允炆邀功呢？

朱棣的这种急躁情绪体现在了用兵上，建文二年（1400年）十一月，朱棣不顾天寒地冻的客观情况，强行率军攻打沧州，获胜之后又立刻朝德州、济宁、临清等地发动猛攻。朱棣在秋末冬初的时节出兵打仗，这并没有出乎盛庸的意料，因为早在建文元年（1399年）的正月，朱棣就干过攻打大同的事，他已经习惯了争分夺秒，希望把整个战局的节奏加快。

李景隆当初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总跟着朱棣的节奏走，自己缺乏把握节奏的能力，盛庸先后跟随耿炳文和李景隆打了多场败仗，也算是看明白了：要是继续重复这种“朱棣攻城，我军救援”的老套路，那就是重蹈李景隆的覆辙，结果必然是输多胜少。咱们现在要想办法打乱朱棣的节奏，让他慢下来，就像当初在济南城那样，朱棣的节奏被拖慢，咱们就有时间和机会去围攻他。

想到这里，盛庸立刻命令各部有序撤退，把大量的空城留给朱棣。在撤退之前，盛庸还命人向百姓传谣：“燕贼所过之处鸡犬不留，想活命的跟我们一起走。”部分百姓留恋家中的坛坛罐罐，不愿跟随大军撤退，但大多数百姓都认为性命要紧，那点家当丢就丢了。

朝廷大军并没有完全撤退，弃守的城池内依然潜伏着部分军人，朱棣每入一城就会受到些许损失，几天过后朱棣有些恼火了，入城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百姓，留在城内不离开的全都是敌军，杀无赦。

留守百姓为什么不走？因为他们舍不得放弃自己的财产，可一旦被驱逐出城后，家中那些财产无人守护，自然就成了朱棣的军需物资。这样一来，朱棣每占一座城都是哭声震天、民怨沸腾。朱棣不是蝗虫，他当然知道这样做有害而无益，但自己就这点实力，盛庸那小子一退再退，如果不想办法抓住朝廷大军的主力，自己恐怕只能撤退了。届时，盛庸回到空空如也的城池之后，肯定会这样跟百姓们宣传：“朱棣上次进城之后，把所有的百姓都赶出了城，赶不走的都杀光了，百姓们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你们还想体验一遍这种感受吗？”百姓们看着被朱棣大军洗劫过的城池，心里会怎么想呢？自然是把燕军和蝗虫画上等号，下次朱棣要是再敢来，恐怕就只能慢慢攻坚了。

很多人或许会有疑问：“朱棣先胜耿炳文后胜李景隆，可见他的军队足够精锐，怎么突然又变成这样一副乌合之众的模样了？”事实上，朱棣的军队的确足够精锐，但也的确是乌合之众。之所以说他们足够精锐，是因为这支军队的中、低层军官都长期追随朱棣在边疆防御北元入侵，绝对是一群合格的老兵。说他们是乌合之众，是因为这支军队是名副其实的叛军，如果一路打顺风仗还好，可只要出现一次失败，整支军队的士气就会跌至谷底，毕竟他们名不正言不顺，稍微有点波折就会想：“咱们是不是快被剿灭了，要不还是分分行李，该回流沙河的回流沙河，想回高老庄的回高老庄，让皇帝陛下把朱棣抓走处死，或者叔侄俩冰释前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

在这种背景下，朱棣敢严肃军纪吗？恐怕不太敢，他的本部兵马还好说，可朵颜三卫等宁王所部之所以愿意跟着朱棣，是因为可以捞到好处。如果朱棣摆出一副阎王面孔，非要打击军纪败坏者，久而久之，恐怕这些异族都会心怀二意，到那时，朱棣的好日子恐怕就到头了。

万般无奈之下，朱棣只得对宁王说：“咱哥俩是来创业的，不是来抢劫的，照这样下去，用不着朱允炆派兵围剿，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都能淹死咱们。”对于这种言论，宁王自然十分赞同，于是他对朱棣说：“四哥，我的部队都交给你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兄弟我没有任何意见。”

宁王有那么好说话吗？当然没有，这兄弟俩是在打机锋呢。朱棣对宁王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希望宁王能够出面整肃军纪，管好自己的军队，到时朱棣在背后偷偷当好人，这样一来，士兵们只会认为宁王苛刻，朱棣宽仁。可宁王也不傻，他本来就想两不相帮守中立，结果被朱棣用半强迫的方式拉出来造反，心里肯定不舒服，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替朱棣当恶人呢？于是他哼哼哈哈地打起官腔。意思就是你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要是军队被你管出了问题，我再出面安抚他们。

为什么说联盟总是脆弱的？看看朱棣这哥俩的德行就知道了。强敌在前，他们还在搞内讧，耍心机，这种队伍打顺风仗或许很厉害，可一旦遇到逆境，很可能会作鸟兽散。

朱棣很郁闷，他对自己的本部兵马很有信心，但宁王那边的部队如果不好好配合，这一仗就会很难打。姚广孝劝朱棣，暂且如此吧，朝廷大军接连失败，咱们的首要目标还是尽快跟他们决战，其他事情先放放，咱管好自己的队伍就行。

就这样，朱棣的军队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大部分人军容整齐，小部分人扛着猪、牵着羊，就像后勤补给队伍一样，他们一路烧杀掳掠，哼着歌、唱着曲，大踏步地追击朝廷大军，眼看就要短兵相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