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迁都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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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风波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到过,朱允炆之所以会失败,定都南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使得整个大明与军政中心远离,长此以往必有祸患,对此,朱元璋也有一定的责任。可实际上,朱元璋也有过迁都的打算,最后之所以没能促成此事,只是因为造化弄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前往西安和洛阳考察这两处古都是否还能成为国都。朱标考察之后认为可以考虑迁都西安,但没过多久他就病逝了,朱元璋悲痛欲绝,只得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培养新接班人上,迁都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为什么在朱标病逝之后就放弃迁都呢?是因为朱元璋精力不足,无法同时做好迁都和培养新接班人这两件大事吗?只能说有一定的关联,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迁都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是那些在南京拥有利益优先分配资格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的南京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中包括南北官僚集团和南北功臣集团的部分成员,也包括南京当地的部分地方官和士绅。一旦迁都,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优先选择权或许将不复存在。
如果朱标还在,朱元璋就没有弱点,他完全不必顾虑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呼小叫,谁敢出格,杀了便是。可朱标不在了,朱元璋要重新选择一个能够服众的接班人,他自然要把选择权下放,结果既得利益集团选出了一个朱允炆,这时朱元璋根本就不敢再对既得利益集团大开杀戒,就连性质极其严重的“南北榜案”,他也只能“高抬手,轻落下”,如果不这样做,朱允炆接班人的位置就有可能坐不稳。这就是“造化弄人”,朱元璋被逼无奈不再提迁都之事,一切皆源于朱标之死。
朱允炆登基之后整天忙着和各大利益集团暗战,想尽一切办法来集权,如果朱允炆集权成功了,他必然也会重提迁都之事,可他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朱棣靖难成功之后,深知定都南京不可取,但他遇到了和朱元璋相似的难题:朱元璋碍于接班人的面子不好得罪既得利益集团,朱棣则是得位不正,必须笼络既得利益集团。就这样,在朱棣登基之后,迁都之事又被无限期延后,但朱棣心里始终想着这件事。随着时日的推移,朱棣觉得自己慢慢坐稳了皇位,于是开始筹备迁都,在此之前,他有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
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疏通会通河,并兼顾黄河的治理工作。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命陈瑄等人开凿清江浦,疏通堵塞已久的大运河。自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等几大自然水系被连接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网,交通更为便利,沿线城市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会。
在宋末元初时,大运河逐渐淤塞,是元世祖忽必烈开启了重修工程,使得大运河不至于断流。忽必烈在位期间也是王朝初期,积累的资金不够,需要用钱的地方却有一大把,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用于某个专项,只能把有限的资金分给各个项目,玩一手“雨露均沾”。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这条重修的大运河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应该就是装点门面的样子货。虽然某些史书竭力证明大运河在忽必烈时期焕发生机,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忽必烈不止一次地嫌弃大运河的运输效率,决定以海运取代漕运。
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海运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除非像朱棣那样不惜血本造巨船,否则随便一阵风浪都有可能令整个船队全军覆没,尽管如此,忽必烈却依然认为海运比漕运要好,可见当时的大运河有多糟糕,到了朱棣时期,这条糟糕的大运河已经基本无法使用了。
从表面上看,朱棣这两个举动只是普通的惠民政策,可细细深究起来,就能发现其中大有文章,据我分析,其中可能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疏通大运河可以讨好一个被众人忽视的利益集团。虽然大运河堵塞已久,但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以来,沿线城市就多了一个“靠水吃水”的机会,一个依靠大运河维持生计的庞大利益集团就此形成。
大运河堵塞之后,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而是说此时的大运河已经不具备沟通南北和远程运输的能力,但日常生活还是能够满足的,大家可以在运河里捕鱼捞虾,还可以进行短途运输工作,运河两岸的城市交流也能够完成。尽管运河依旧可以使用,但这也使得原本属于全国性的利益集团逐渐蜕变为地方性利益集团。如果朝廷愿意花费重金疏通大运河,沿线城市所能获得的利益和资源自然会大增,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也会因此而感激朱棣,如果朝廷能够再出台一些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政策,比如从事漕运的人员有税赋或兵役的减免资格,那么该利益集团自然会站在朝廷一方摇旗呐喊。这样一来,地头蛇就被摆平了,这条贯通南北的生命线将成为大明最可靠的倚仗。
第二个要素是,疏通大运河可以加强大明对南方的控制力。有一句谚语叫“湖广熟,天下足”,意思就是说只要湖、广两地丰收,全天下的人就都不会挨饿。这句民谚虽然出自明朝中后期,但在明初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当初陈友谅坐拥湖北和江西就已经成为南方最强势力,朱元璋在灭掉陈友谅之后,统一南方也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南方最富庶的地盘都归谁所有,那么谁自然就是南方最强大的利益集团。
对于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而言,北方始终要比南方重要,但那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整个北方对南方的依赖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南方庄稼歉收,整个中国都要饿肚子。疏通大运河之后,大明就无须依赖不靠谱的海运,而使用相对安全的漕运,这对逐渐趋于内收的大明是好消息。
第三个要素是,疏通大运河很有可能是朱棣对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妥协。
对朱棣而言,迁都是历史大势,如果谁敢阻拦,那么历史的车轮就会从他身上碾过去。而疏通大运河的做法则是在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即将被历史车轮碾压时,朝他身上扔一块防碾压气垫,结果或许依然会死,但至少能留个全尸,运气好的甚至可以留口气以便抢救。摆在台面上说就是:朕知道你们舍不得离开南京,但此次迁都也仅作为一次尝试,如果不行,我们完全可以再把都城迁回南京,现在大运河已经重新疏通了,这一切做起来更为简单、快捷。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搞两个首都,北平是正牌首都,南京是陪都,朕每年必须有一段时间在陪都办公,有什么好处大家均分,谁也不能多吃多占。总而言之,先想尽一切办法把人都忽悠到北平,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了解完这三个要素之后,我们再来看朱棣疏通大运河的举动,会发现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可朱棣自建文四年(1402年)登基以来,为什么要一直拖到十多年之后才想起来做这件事呢?还是那个答案,新君登基要做的事情太多,朱棣不敢玩多线操作,只能选择一些不太容易引起反抗的事情先做,试探一下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应,侵占他人利益这种事必须慢慢来,操之过急容易崩盘。
在经历了设立内阁、任用宦官、平定安南、贵州建省、两次北伐等一系列大事之后,朱棣觉得自己已经有资格搞一些大动作了,所以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他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并命姚广孝主持营建北京宫殿群,算是彻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朱棣打算迁都并不是什么秘密,可当事情真正摆到台面上,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也要扑腾一下子,否则他们以后还怎么在朝堂上混呢?在这种背景下,建文帝朱允炆未死的小道消息就逐渐流传开来,而且传得像模像样。有人说朱允炆就躲在江西的某个角落,并且已经积蓄起一股不小的势力,准备夺回皇位;也有人说朱允炆就躲在朱棣的眼皮子底下,玩了一手“灯下黑”,只要朱棣敢迁都,南京必然不保;还有人说朱允炆逃到了安南,并且与当地叛军取得了联系,只要时机成熟,他们肯定会立刻出兵攻占大西南,然后与江浙一带的官僚、士绅集团积极建立联系,将整个大明拖回南北朝时期……
朱棣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应对既得利益集团反攻的准备,但这一下还是把他给打懵了。朱棣最大的硬伤是什么?就是得位不正啊,如果真有人抬出朱允炆的旗号来反对他,届时除了刀兵相见,不会再有其他选项了。朱允炆到底有没有死于当年的那场大火,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研究的意义,作为失败者,朱允炆唯一的利用价值,就是在必要之时成为某个或某几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旗帜。
如果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真想反抗朱棣,他们完全可以弄出一个看上去很像朱允炆的人来为己方站台,实在不行,找一个“毁容版朱允炆”也不是不能接受。如果朱棣不能满足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诉求,哪怕朱允炆真被烧死了,他们也会睁着眼说瞎话,在利益争端面前,真相永远都是无足轻重的。
流言越传越广,朱棣根本无从应对,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朱允炆早已被奸臣害死,自己也替他报仇了,可这种说辞显然有些苍白无力,因为朱棣拿不出证据,他也没法跟别人玩辩论赛,只得任由相关流言持续发酵。到后来,事情发展成朱棣派锦衣卫入驻基层是为了在国内寻找朱允炆,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到海外寻找朱允炆,册封足利义满是为了在日本寻找朱允炆,北伐同样是为了在草原上寻找朱允炆。我为什么始终坚信朱允炆已死呢?就是因为这些传言过于离奇。
这个道理我懂,传播流言的人一定也懂,可他们为什么还会做出如此离奇的事呢?因为他们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朱棣是货真价实的皇帝,谁敢没事和他面对面打擂台呢?南京既得利益集团只是通过抱团的方式向朱棣展示力量,却不敢把事做绝,否则一旦惹得朱棣像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谁能有好下场呢?
朱棣最初不知该如何应对,可随着流言逐渐变得玄而又玄之后,他也品出味道来了:这帮家伙是在变相地朝朕要好处呢。看懂了对方的招数后,自然要想办法接招。此时的朱棣可以选择暴力破局,当众宣布关于朱允炆依然存活于世的小道消息均为谣言,再有胡乱散布谣言者严惩不贷,然后抓住几个平时看不顺眼的官僚,把相关罪名往他们头上一扣,拖出去杀掉完事,再有人敢不服,就直接诛九族。
此时的朱棣也可以选择妥协,当众宣布放弃营建北京宫殿群,同时把黑锅甩给姚广孝:“都是你这个妖僧整天吃饱了没事干,总在朕的耳边说北京是故地,以后可以常回去看看,南京是个多好的地方啊,朕干吗要回去呢?”
此时的朱棣还可以选择装傻充愣,无视一切负面消息,你们说朱允炆活着就活着吧,谣言止于智者,朕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等活着的朱允炆出现以后再想对策,只不过到那时,希望你们这些人还能笑得出来。
朱棣反复权衡利弊,发现这些选项都有不少的优点,同时也有不少的缺点,选哪个都不太好。最后,朱棣牙一咬,心一横,想出了一个邪招,那就是狠狠地收拾太子朱高炽。史书在谈及朱棣的接班人问题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朱高炽身有残疾、体型肥胖,英姿飒爽的朱棣看不上这个外表肥胖如猪的儿子,反而更喜欢与自己极为相像的次子朱高煦。登基之后,朱棣本打算废掉朱高炽,改立朱高煦为太子,是文臣极力劝谏,解缙甚至说出了‘好圣孙’的话来打动朱棣,这才勉强保住了朱高炽的太子之位。朱高煦最终被封为汉王,封地在云南(后改为山东乐安),可朱高煦并不甘心,他迟迟不愿就藩,朱棣也反复犹豫,始终在考虑要不要废掉太子,朱高炽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最终导致了他的早逝。”
这个说法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成为太子之前,朱高炽是燕王世子,这是朱元璋亲封的,可见老朱非常喜欢朱高炽这个孙子,认为他宅心仁厚,很像自己的长子朱标,所以尽管许多人歧视他残疾、肥胖,但朱元璋从不嫌弃他。朱元璋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孙子呢?因为他头脑清醒,朱棣这种暴虐的性格可以在开国初期震慑边疆,长此以往则必须采用一些怀柔的手段,朱高炽这孩子绝不会穷兵黩武,更不敢威胁朝廷,由他来做燕王世子更为合适。
朱棣同样是个头脑清醒的聪明人,他从内心深处非常认可朱元璋的选择,也认为朱高炽才是自己最完美的接班人。朱棣之所以会在接班人问题上表现得优柔寡断,其中自然有溺爱朱高煦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担忧,毕竟朱高煦太像自己了,如果不传位给他,那么他将来会不会向自己学习,玩一出“靖难之役2.0”呢?不管成与不成,这样的结局都不是他想看到的。可在将朱高煦封为汉王并强令他就藩之后,朱棣就已经坚定了心思,在接班人问题上不再动摇,因为云南既不是军政中心,也不是战略要冲,还有沐王府的掣肘,朱高煦要是真能冲破诸多制约条件造反成功,那只能说明他是天命之子,但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给朱高煦封藩之后又迟迟不让他就藩,这就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眼下朱棣正打算破解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的招数,他决定把自己这两个儿子拉出来利用一番。据说朱棣曾多次斥责朱高炽,并屡次表扬朱高煦,朝臣们见势不妙,于是上疏要求朱高煦就藩,理由是他早已成年,不该继续留在南京。朱棣见到奏折后勃然大怒,立刻命人将上疏的官员拖出去砍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上疏要求朱高煦就藩了。
这其实就是朱棣对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的回应:如果你们胆敢继续跟朕对着干,朕就废掉朱高炽,改立朱高煦为太子。朱高煦这孩子非常像朕,等他上位之后,你们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当然了,如果你们识相,愿意老老实实听朕的话,那么朕就继续让高炽当太子,这个孩子你们非常了解,他很喜欢文官,登基之后肯定也很乐意与你们合作。如果将来你们能说服他把首都重新迁回南京,那算你们厉害,但朕现在已经决意迁都北京,这一点绝无更改的可能。
这样一来,朱棣就不用再被动地进行三选一,反而从容地把选择题抛给了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然后把刀架在朱高炽的脖子上,等待对方选择。
面对朱棣的这种流氓行径,南京既得利益集团那是恨得牙痒,却又无计可施。因为朱高煦身边也有一帮靖难功臣在支持他,这帮大老粗虽然没什么头脑,但他们毕竟是从龙之臣,联合起来声势也不小,如果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继续不依不饶地逼迫朱棣,朱棣再把沐王府拉进来给朱高煦站台怎么办呢?
要知道,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的各成员之间本就有诸多矛盾,只不过朱棣准备迁都损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这才衍生出所谓的南京既得利益集团,说白了,他们只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松散联盟,而废立太子则涉及所有人的利益,如果南京既得利益集团胆敢执迷不悟,原本在一旁看热闹的人也会出来“主持公道”:“为了守住一些坛坛罐罐,你们就硬顶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这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如果再这样一条道走到黑,就别怪我们代表正义惩罚你们!”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真的触犯了众怒,落到人人喊打的境地,未来必然是一片黑暗;可如果不继续争取,那么迁都之事就无可更改,自己的家族也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向前一步是深渊,向后一步是沼泽,别人都在努力前行,唯有自己原地踏步,这才是他们对朱棣咬牙切齿的根本原因。
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开始,围绕着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俩的接班人之争就没停止过,一直到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之后,除了朱高煦和部分靖难功臣还在上蹿下跳,其他不和谐的声音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朱棣大搞特务政治所致,实际上这是由多方出手,联合压制了南京既得利益集团,从而稳固了朱高炽的太子之位。
抛开南明不算,整个大明国祚二百七十六年,其中南京只做了五十二年首都,有二百二十四年的时间都是以北京为首都,应该说此次迁都对大明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凡事都有利有弊,迁都北京自然好处多多,可弊端同样无法避免。
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将徐达的子孙留下来驻守南京,徐家是大明除皇室外的第一望族,出过一位皇后和两位王妃,还有两个世袭国公爵位。朱棣的本意就是不想把事情做绝,留下徐家这样的巨无霸,就意味着南京依然是大明陪都,依然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出乎朱棣预料的是,矛盾重重的南京既得利益集团纷纷摒弃前嫌,逐渐团结在徐家身边抱团取暖。
在明朝后期,南京既得利益集团联合南方官僚集团与地方士绅集团,彻底断掉了皇权与南方基层的联系。南方大部分地区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大明领土,但朝廷居然连税都收不上来了,北方遭遇天灾之后,皇帝只能可怜巴巴地到处凑钱,江南之地富得流油,官僚们还在朝堂之上大喊皇帝是吝啬鬼,把国库里的银子拿一些出来不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皇帝一脸憋屈地看着大呼小叫的官僚们,心里别提多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