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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的代价

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朱见深决定派韩雍和赵辅出征平定大藤峡叛乱，就在两个月后，一场更大的动乱在荆襄地区爆发，数十万流民扯旗造反，近四十名中层军官在平叛中牺牲。

明朝时期所说的“荆襄地区”就是现在湖北、陕西、河南、四川四省的交界地区，被秦岭、大巴山、武当山、荆山和桐柏山等山区包围，在山区中有一块相对平整的开阔地，这里物产丰富，却因地形复杂而人迹罕至，理论上属于“四不管地带”。当初朱元璋和陈友谅之子陈理交战时就曾调集重兵守住这一带的山林入口，倒不是为了防止老百姓往山林里钻，而是担心陈理派伏兵进去。大明建国之后，朱元璋为了统计人口，所以要严肃处理流民问题，荆襄地区山高林密，最适合流民躲藏，于是朱元璋命邓愈率军清剿荆襄地区，然后实施严格的封锁，禁止流民入内。在朱元璋执政时期这一政策执行得还是非常到位的，可派军队封锁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根本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下去，所以到了朱棣时期，就开始不断有流民潜入荆襄地区，到了朱见深执政期间，这一地区的流民数量已经高达一百五十万。

流民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破产农民，第二类是在逃罪犯。这两类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要躲避官府，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荆襄这个天然的伊甸园，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大家想想，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凶残狡猾的罪犯一起生活，会发生什么呢？最初当然是“井水不犯河水”，等时间一长，罪犯必然会忍不住要欺负农民，抢夺他们的劳动成果，农民不愿就范，自然会组织起来对抗罪犯。

在没有外力因素的作用下，双方会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大家重回当初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多么老实的农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罪犯的影响，为保护家产而变得格外凶狠；罪犯无法长期抢劫，自然也会开始学着种地。在那个无人管辖的法外之地，他们的身份逐渐重叠，数代之后，已经分不清谁是农民之后，谁是罪犯之子了，因为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都很会种地，打架欺负人这种事也都干得轻车熟路。

任何人类社会都不会缺乏领导者，在荆襄地区，谁能领导这样一群农民与罪犯的结合体呢？自然是更强、更狠的人，这类人通常有着极强的侵略性，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号令手下这上百万流民之后，难免会产生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

有了想法，接下来就会有所行动：荆襄流民首领刘通登高一呼，石龙、刘长子、李原等骨干立刻响应，他们在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聚众叛乱，建国号为汉，年号德胜，刘通自称汉王，石龙为谋主，刘长子为国老，李原为大将军。初期，叛军攻势如潮，很快就攻下了湖北襄阳、河南邓州，并在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和陕西南部的一片广阔区域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消息传至北京，朱见深极为震怒。像唐赛儿和叶宗留那样的底层叛乱或许还可以用“流寇”来称呼，刘通这伙人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反贼”来形容，因为他们居然敢公开建国，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底层叛乱，也不是希望大明朝廷听到自己的诉求，而是把自己放在与大明对等的位置。

兵部尚书王竑上疏朱见深，希望能够立刻派大军前往荆襄平叛，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工部尚书白圭的反对。白圭认为，流民虽有百万，但多为乌合之众，对大明构不成威胁，可荆襄流民问题由来已久，如果不能找到根治的办法，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还会有下一个刘通站出来造反，除非我们能像太祖爷朱元璋那样，派一支军队专门守在荆襄地区，可这种做法耗资颇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考虑。

朱见深认为白圭的意见更靠谱，于是问他该怎么做，白圭说：“荆襄流民多为外地避难者，几乎全是黑户，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们重回大明的统治，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白圭这话说得比较笼统，他的意思是，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塞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具体细节一点也没说，这属于“正确的废话”。这倒不是白圭在打官腔，而是他没有亲临荆襄地区，没经过实地考察，不可能给出一个面面俱到的方案。但从这番话中，朱见深听出了门道，白圭这个人头脑清楚，如果派他出马，或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朱见深拍板，由白圭担任提督，总管湖广军务，抚宁伯朱永任总兵官，剿灭反贼，并全权配合白圭的工作，湖广总兵李震与河南巡抚王恕则全权配合朱永的工作，麾下兵马必须统一调度。

当刘通得知明军前来围剿，立刻要求李原率军迎敌，但他的这个决定遭到了谋主石龙的反对，石龙认为明军势大，不能硬拼，目前最应该做的是“走为上计”，只要我们退回深山老林里，就能令明军不战自退。听过石龙的话之后，刘通心里老大不痛快，他认为自己已经登基称王，麾下又有百万之众，如果连明军的面都没见着就撤退，将来还怎么服众呢？于是刘通当众斥责石龙，认为他是在长明军士气、灭自己威风，要是明军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咱们还反什么呢？老老实实当顺民不好吗？人家唐赛儿一个女流之辈都敢主动出击，我们为什么要用如此猥琐的战术呢？

国老刘长子一向认为自己智勇双全，对谋主石龙非常不屑，所以刘通此言一出，刘长子立刻拍手叫好，认为汉王果然霸气，这次一定要打出我们的威风，决不能听到敌人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这对初生的大汉政权百害而无一益。

石龙被刘通和刘长子联手挤兑，气得当场破口大骂，继而愤然离去。刘通虽然很恼火石龙这种不给面子的行为，但石龙毕竟是谋主，相当于他们的丞相，所以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和刘长子、李原等人商量迎敌策略。经过一阵头脑风暴，大家都认为应该发挥汉军的兵力优势，在开阔地摆开阵势给予明军迎头痛击。战场很快被选定，就在南漳（今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汉国出动十万大军迎战明军。

参与此次平叛的明军数量未知，估计在三到五万，因为在同期进行的大藤峡之战中，韩雍和赵辅所率领的军队也仅为三万，荆襄地区的叛军人数更多，所以白圭手下的军队肯定不会比三万少，但明军主力仍在北方防范瓦剌，无法调派太多的军队给白圭，当然对外宣称肯定不止这个数。

明军的数量固然有水分，但叛军的数量水分更大，刘通所谓的十万大军，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估计也就两三千，剩下的多为乌合之众，还有数量庞大的后勤人员。除此之外，叛军最大的短板在于装备，他们或许能从各个渠道弄来制式兵器，但盔甲肯定有很大的缺口，这属于管制物品，私人购买盔甲形同造反，根本没有哪个商人敢批量走私。

这样一对比，双方实力差距就非常明显了：明军人数虽然比叛军少一半，但都是职业军人，精锐程度虽比不上瓦剌骑兵，但用来对付荆襄地区的流民还是绰绰有余的。叛军唯一的优势在于他们拥有地利，如果能有一位精通军事的谋主细加规划，将明军分割成几块，然后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快速打击，获胜还是有希望的。但显然叛军中没有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刘通还是石龙或刘长子，他们或许有一股冲劲和狠劲，但他们毕竟没上过战场，根本不知道军队作战有哪些注意事项。

明军总兵官朱永是武勋世家出身，更是夺门功臣之一，此人军事水平过硬，且为人处世也相当老道。在朱祁镇出手打击石亨等夺门功臣之时，朱永不但安然无恙，还获得了朱祁镇的称赞，从此官运亨通。

当朱永带队来到南漳之后，发现眼前的叛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大多数人虽然都有武器，但盔甲并不多。这样的军队别说十万，就算有二十万也不顶用，朱永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一个冲锋过后，叛军的阵型就被冲散了。

刘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大声疾呼，希望大家不要慌乱，只要保持阵型，明军就拿我们没办法，可除了他身边的两三千精锐，其他人根本不听他的号令，只想尽量往回跑，离可怕的明军远一点，撤退很快就演变为溃退。

眼见情况不妙，刘长子只得赶紧上前劝说刘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不能逞一时之勇，只要躲过这一劫，将来有的是洗刷耻辱的机会！”刘通也不是无脑莽夫，听见刘长子这样说，立刻就坡下驴，带着亲信开始后撤，李原则带领精锐部队断后。

回到大本营之后，石龙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眼神中的幸灾乐祸怎么都遮掩不住。刘通看得一阵火起，但眼下大敌当前，不是内讧的时候，于是只得忍气吞声，向石龙请教退敌之策。石龙见好就收，把自己当初的那番话复述了一遍，认为不能与明军正面交锋，必须充分利用地利，积极调动明军，然后寻找时机打歼灭战。

刘通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只得赞同石龙的观点，准备带着军队后撤，但这群乌合之众根本没办法做到令行禁止。刘通本打算当晚拔营起寨直接进山，但不少将领都表示做不到，说集合士兵需要时间，士兵们的家眷收拾行囊也需要时间，明军不是还没到嘛？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就这么一拖再拖，一周时间过去了，叛军还是窝在原地一动不动。刘通着急了，他在一天之内连下四道命令，要求所有人必须在当天集合完毕，然后连夜出发。这道命令一发出，叛军内部立刻出现了炸营的现象。不少人捶胸顿足，后悔不该跟着刘通造反，当初躲在山里过小日子多好啊。当时恰逢阴雨天，一些体质较弱的随军家属已经病倒，当刘通的军令抵达军营时，还有不少督战队跟了过来，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杀戒的意思。如此一来，叛军的士气就更低了。

就在此时，朱永的先头部队已经悄悄抵达叛军大营外围，做好了伏击的准备。入夜之后，拖拖拉拉准备开拔的叛军刚走出大营就听到喊杀声震天，不计其数的明军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叛军终于崩溃了，只能四散奔逃，有不少人被同伴活活踩踏致死。刘通本来有机会逃掉的，但他是汉国的国王，总喜欢穿着龙袍四处显摆，这使得他成了明军的活靶子，很多人根本不抓逃兵，就盯着远处那个穿龙袍的追。经过一夜的追逐，刘通最终被明军俘虏，刘长子和石龙趁乱逃了出去，李原率领精锐部队抵挡一阵后也找机会突围而去。

刘通被俘之后朱永立刻将他押解进京，大致走了一通流程后刘通在北京被处死，此时距离他造反称王只过了五十多天。数月之后，逃走的刘长子和石龙卷土重来，打出为刘通复仇的旗号重新集结流民，白圭通过收买刘长子的方式从叛军内部攻破了堡垒：石龙被刘长子出卖，押送至北京处死，自以为有功的刘长子也被白圭玩了一手过河拆桥，一同押送至北京处死。

贼首刘通和大部分头目被杀之后，白圭认为平叛工作已竟全功，于是开始善后工作。白圭大概是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忠实信徒，崇尚朱元璋那套“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能查到原籍的流民必须在限期内回到原籍，逾期按造反论处；查不到原籍的流民必须在限期内入籍周边县城，逾期也将按造反论处。

这里简单说一下，朱元璋时期的“以人为本”和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不是一个意思。今天的“以人为本”是尊重个体，朱元璋时期的“以人为本”是以人为单位进行治理。从理论上来讲，禁止流动是最省心、省力的管理办法，但流民的出现已经证明了朱元璋那一套弊端极大。且不论罪犯问题，就说破产农民，他们留在原籍已经活不下去了，自然要想办法“人挪活”，现在白圭强令他们回到原来的“死地”，这不是逼他们造反吗？

大部分流民回到原籍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破产的农民，于是只得找机会再度逃回荆襄地区，前汉国大将军李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于是在成化六年（1470年）自称太平王，再度掀起叛乱，接连攻下南漳、内乡、渭南，上百万流民争相归附。

叛乱死灰复燃，证明白圭那一套或者说朱元璋那一套并不适用于荆襄地区，朱见深愁眉不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兵部尚书商辂进言，流民降而复叛，必须予以雷霆打击，让他们知道朝廷天威，但在打击过后流民生计没有着落，早晚还会继续造反，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安置，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遣回原籍。

南京祭酒周洪谟对荆襄流民问题颇有研究，他认为流民已经将荆襄地区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开发，如果朝廷能够在当地增设州府，把流民全部入籍至新增州府中，不但可以立刻拥有大量人口，还可以把“四不管”的荆襄地区管理起来，成为全新的纳税来源，一举多得。周洪谟的建议得到了都御史李宾的赞同，在此次廷议中，他将周洪谟的建议整理成册上奏朱见深，得到了朱见深的称赞。

朝廷上下已经从朱永的口中得知叛军只是一伙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为惧。现在最重要的善后之策已经有了着落，那么平叛工作就无须再讨论了，朱见深直接点将，右都御史项忠受命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项忠被后世称为“平叛专业户”，天南海北到处跑，哪里有造反哪里就有项忠的身影。荆襄地区第一次造反时项忠在北方平叛，朝廷就没把他调回来，现在荆襄地区复叛，而此时的项忠没有任务在身，自然要把这位牛人弄到荆襄地区去解决问题。在出征前，项忠的心中充满了对叛军的轻视，同僚们不止一次对他说：“这只是一伙蟊贼，朱永只打了两次就把他们的首领俘虏了，然后叛军内讧，自己把自己给整垮了。”这样的对手有什么资格让“平叛专业户”项忠重视呢？可当他到了荆襄之后，立刻为此付出了代价。

当项忠率军来到河南内乡之后，收到情报称贼首李原就在前方，项忠想着赶快完成任务，没派人打探周边情况就带着军队冲了过去，李原得知情况后立刻率军后撤。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率军后撤很简单，如果是一伙没经过训练的流民，当他们得知官军正在追赶自己的消息后，即使是韩信、白起亲临，恐怕也没办法带他们撤退，因为这伙流民会因为恐惧而溃散。李原的水平肯定比不上韩信和白起，可他却能带领叛军撤退，这说明李原在军队训练上花了很大工夫，让这伙流民勉强有点了士兵的模样，比第一次叛乱时强了许多。

明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身后还跟着后勤辎重部队，行军速度自然不会太快，所以很快就跟丢了。就在这时，项忠轻敌的恶果凸现了出来：他认为解决这伙叛军轻而易举，并不会遇到什么麻烦，所以他直接带着大军追击，地方卫所本打算派兵相随，却被项忠拒绝了，他不想费这个劲，只要能找到对方主力，随便来个冲锋，这次任务就算圆满完成。可眼下这个局面令项忠非常难受，内乡具体是什么情况，叛军会藏在哪里，项忠两眼一抹黑，完全不了解，这可怎么办？难道要回去找地方卫所的向导吗？那未免也太丢人了。于是项忠只得硬着头皮率军继续前行。

入夜时分，项忠正准备下令扎营休息，却突然接到探马消息，在大军身后发现了叛军的身影。项忠大喜过望：贼寇到底是贼寇，估计是部分叛军逃跑被己方探马发现，只要能抓住这伙人，不就有向导了吗？定好策略之后，项忠立刻命先头部队率骑兵突击，务必击溃这股叛军，尽可能多抓些俘虏回来。

先头部队刚冲到叛军面前就被四周的伏兵团团围住，先锋官立刻明白中了埋伏，于是就地驻守等待援军。项忠的接应部队赶到之后发现先头部队遇伏，便立刻前往救援，并将战况火速汇报给项忠。等项忠接到情报率亲兵赶到时，伏兵已经四散而去，先头部队损失近半。伤亡统计一出来，项忠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也不知道是气是羞：想我堂堂的“平叛专业户”，竟然在内乡让叛军打了伏击，这消息要是传到北京城，陛下该有多失望啊！愤怒的项忠问清伏兵去向之后立刻带着所有骑兵追了过去，此刻他也不想抓向导了，只想着冲过去把这伙敌军全部斩杀，出一口恶气！

骑兵追击效率极高，项忠很快就发现了叛军的身影，于是他命令手下快马加鞭，务必要在敌军进山之前将他们截住，可眼前这支叛军的灵活性似乎很强，带着项忠七绕八绕，最后也不知绕到了什么地方，坚持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绕无可绕，才被项忠的骑兵围住全歼。

战斗结束后，项忠察看了一下敌军的规模，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这哪里是叛军部队，分明是二三十人的敌军斥候，他们大张旗鼓地在前方引路，成功地吸引了项忠的注意力，为叛军主力部队安全撤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汉国的刘通、石龙和刘长子等人确实没什么本事，但李原不一样，此人出身背景不详，估计在军队中待过，兴许是一个逃兵，甚至是中层军官，不知他出于什么原因来到荆襄地区，并和这些流民混到一起。刘通与朱永作战失败后命令李原断后，这是最危险的工作，李原不但顺利完成任务，还带着部分精锐逃之夭夭，由此可见，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在蛰伏六年之后，李原重出江湖，并自称太平王，这必然是有备而来，在有心算无意的情况下，项忠吃个大亏倒也不算稀奇。

经过这番较量之后，项忠发现自己似乎被同僚们给坑了：这哪是乌合之众，分明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如果自己再这样横冲直撞，很可能会遭遇更大的失败。于是，也不管会不会丢脸，项忠立刻找到地方卫所部队，要求他们无条件配合大军行动。

冷静下来之后，项忠先是将此次战况报告给朝廷，坦承自己的过错，并表示自己已经找到叛军的弱点，往后绝不会疏忽大意。随后项忠开始重新策划平叛战略，并从河南、湖广等地调集了超过二十万大军，分八路向荆襄地区进军。

后世的曾国藩等名将都很推崇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方针，认为己方只要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敌人就无处可逃。这可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其中有大量的细节需要考虑到，所以这一手看似平常，实际上正说明项忠拥有极强的军事能力，他是成化朝最被低估的将领之一，绝不只有剿贼灭寇的本领。

叛军的装备、训练水平和士气均不及明军，李原或许有些本事，但他的对手是项忠这样的实力派战将，所以根本没有可发挥的余地。凭借着地利，李原在荆襄地区闪展腾挪了一年多却始终无法冲破项忠布下的重重封锁，导致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终于成化七年（1471年）十一月在湖北竹山战败被俘，随后被杀。

干掉李原之后，项忠长出了一口气，那顶压在头上的耻辱帽子终于可以摘下来了。在清剿了残存的叛军之后，项忠立刻宣布郧阳府与湖广行都司的建立，并要求流民必须从中选择籍贯地入籍，同时宣布了对他们参与叛乱的惩罚：所有人必须加倍服役，抗拒者杀无赦！就这样，不少流民在服役途中因病去世，整个荆襄地区阴云密布，第三次叛乱似乎正在酝酿之中。

远在北京的朱见深得知此事后立刻将项忠换了下来：这位老兄打仗有一手，但对善后工作可不太擅长，左副都御史原杰曾在山东和江西等地安抚灾民，对善后工作很有心得，干脆换他去。

原杰到了荆襄地区之后，先是把计划中的郧阳府与湖广行都司化为现实，然后取消服役惩罚，让所有流民即刻入籍，然后在官府的带领下入山垦荒。短短一年时间，荆襄地区的山林就得到了充分开发，大量的药材、木材和金属资源从山区源源不断地运出，大量农田被开发，这个流民聚集的“四不管”地区逐渐变成了天下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大致也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

史学界在谈及荆襄地区叛乱时总喜欢用传统思维来分析，比如“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为求生计才前往荆襄乞食”，这个说法自然有其正确性，但却流于表面。历朝历代都有土地兼并，但以前的土地兼并都是把人和地一起打包：地属于地主，人变成佃农。到了明朝之后，虽然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更多人却不再被需要，只得自谋生路，这岂是用“土地兼并”这种囫囵话能解释得通的？

看到流民聚集的内容时，我总会想起英国著名的“圈地运动”：在十五世纪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中，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达成合作，通过暴力手段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分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

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什么要掠夺农民的土地呢？当然不是为了种田，而是由于手工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牧场，并将农民转化为牧民。在同时期的中国，手工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虽然不像英国那样显著，但生产力的提升同样巨大。东北财经大学的齐海鹏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财政史》中写道：“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在籍人口为六千万左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明朝中后期的人口数量也一直在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徘徊。这说明了官僚地主对民户的荫占，底层农民逃出国家的视域空间，隐匿起来并维持不可见状态。”

齐教授的话其实没有说完，大明的经济一直在蓬勃发展，可在籍人口数量却始终没有增长，这说明当时的土地容量上限在六千万左右，因为用不着多余的人，所以他们才可以安然地当黑户。如果六千万人口不能满足土地容量上限，则说明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还能增加，如果真是这样，农民又为什么要当黑户呢？毕竟当佃农也比当黑户强啊。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明朝中后期所开垦出来的良田肯定比朱元璋时期要多得多，可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人为什么没有变多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朱元璋时期需要三个人才能充分耕种的土地，到了明朝中后期或许只需要两个人来耕种。多余的那个人怎么办呢？没办法，要么当流民，要么犯罪，然后被朝廷抓起来法办。

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不能转化职业呢？因为朱元璋规定职业世袭，如果你的父亲不是牧民，那么你就不能当牧民。这就与“圈地运动”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当土地不需要太多农民时，英国的做法是将农民转化为牧民，中国的做法是将农民转化为流民，但不管如何转化，必然会有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大多数流民找到了类似荆襄地区那样的“桃源地”之后，一个崭新的生态圈就此形成。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鲸落现象”，体型庞大的鲸类去世后会沉入海底，这个下沉的过程就叫鲸落。在鲸落过程中，它们庞大的尸体可以自成一套生态体系，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起到供养一个小型生态圈的作用。据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深海中至少有四十多个种类的一万两千多个生物体是依靠鲸落生存的，其中一些稀有的海洋生物，比如蛤蚌、蠕虫和盲虾等，都需要依赖鲸类的尸体维生。

如果只是数万流民聚集，我们还可以说他们是梁山好汉大聚义，可上百万的流民聚集，在明朝时期已经堪比某些大型城市集群了。这样规模的流民聚居地就像鲸落一样，附近必然有许多依附于他们生存的生态圈。上百万人总要穿衣服、穿鞋、用农具，甚至听戏曲……这些商品和服务都必须依赖社会协作才能实现。荆襄地区的百万流民就是鲸落，而为他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从业人员则是蛤蚌、蠕虫和盲虾，他们在交易过程中获得利润后必然会继续扩大规模，以寻求更大的利润。当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有全新的资产阶级出现，继而带动手工业的发展，然后加剧土地兼并。

这其实也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封建时代生产力遥遥领先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因为中国是内陆国，被驱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选择出海探索新世界，而是在这片大陆上反复探索，每当探索达到生产力瓶颈之后，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底层叛乱，王朝灭亡的序曲也就此拉开，新王朝建立之后周而复始。如果破产的农民能够积极探索新大陆，生产力上限必然会被大大提高，工业革命就有可能诞生，但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地理条件，大明发达的商品经济可以爬上高山，却很难飞跃大海。事实上，即使是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曾遇到过生产力瓶颈，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可以类比为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底层叛乱。由于英国和美国互不接壤，所以底层叛乱就变成了独立战争；而中国大陆连成一片，所以底层叛乱最终都会演变为统一战争。

流民的存在竟然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这一结论或许有些惊世骇俗，但这确实是客观事实。当土地兼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有损于国家的健康发展，可如果强制抑制土地兼并，那么中国就只能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变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流民的出现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