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

这就是战争。令我们感到沮丧的不是丧生的风险，不是炮弹在落下爆炸之时发出的炫目红色火光……而是觉得自己有如木偶，被一个未知的木偶师所操控——这种感觉有时候令人深感心寒，仿佛落入了死神的怀抱一样。

——保罗·摩内利

1月10日 俄军在亚美尼亚展开攻势，小胜。

1月 俄军部队进入波斯。

2月21日 德军在凡尔登展开攻势，大胜。这场战役持续至11月。

3月4日 英、法两国瓜分德属殖民地喀麦隆。

3月6日 凡尔登战役扩展至默兹河西岸。

3月9日 德国对葡萄牙宣战。（这两国先前在非洲交战过。）

3月17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发动的第五次进攻中止，无甚成果。

4月24日 爱尔兰爆发复活节起义。

4月29日 在库特阿马拉遭到围攻的英军投降。

5月14日 奥匈帝国在阿尔卑斯山的阿夏戈高原周围展开攻势，小胜。

5月31日 日德兰海战——斯卡格拉克海峡上规模最大的海战。

6月1日 奥斯曼帝国在亚美尼亚展开攻势，一整个夏季不断与俄军发生激烈战斗。

6月4日 俄国在东部展开布鲁西洛夫攻势，大胜。

7月1日 英法联军在索姆河上发动重大攻势，一直持续至11月。

8月6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六次进攻，小胜。

8月9日 伊松佐河畔的戈里齐亚被意军攻占。

8月14日 教宗发起的和平倡议无疾而终。

8月28日 罗马尼亚对奥匈帝国宣战，德国也随之对罗马尼亚宣战。

8月29日 罗马尼亚展开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攻势。小胜。

9月14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七次进攻。毫无成果。

10月4日 德国与奥匈帝国在特兰西瓦尼亚展开反攻。

10月10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八次进攻。毫无成果。

11月1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九次进攻。几无成果。

11月27日 俄军在波斯获得重大胜利。

12月5日 德国与奥匈帝国部队占领布加勒斯特。

12月12日 德国提出的和平倡议遭到协约国回绝。

1916年1月1日，星期六
爱德华·穆斯利看见太阳升上库特阿马拉的天空

这就叫作“袋堆”，也就是一袋袋面粉堆成四米高，然后在顶端架上观察哨。视野不赖，几乎从每个方向都可以看见地平线，也能够观察奥斯曼部队在城北正搞些什么鬼。袋堆矗立在堡垒中央，所谓堡垒也就是一片围墙环绕着的空地，位于库特阿马拉周围的英军防线的东北端。

爱德华·穆斯利自从昨天以来就待在堡垒里，因为他被派到这里接替一名受伤的炮火引导官。前往堡垒的路途又长又危险：他穿越了将近三公里的战壕才抵达堡垒所在处，而且那里到处都是敌军的狙击手，只要看到会动的东西就开枪。由于堡垒位于如此孤立的位置，因此供应的餐食质量异常低劣，即便是就库特阿马拉的标准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已开始屠宰驮畜与马匹（尽管穆斯利心爱的唐璜至今为止还没有遭殃），比较接近城镇的士兵经常以马肉为食。堡垒因为离城镇尚远，所以还没怎么见到这种现象。

穆斯利在黎明前半个小时就醒了过来。他和堡垒里的其他炮火引导官轮流吃早餐。这天清晨，他们依然吃的是米饭与肉罐头，再搭配茶水——牛油和糖已经吃完了。穆斯利喜欢拂晓的天色，喜欢看着夜影在沙漠的平原上逐渐消逝。这天早晨的天空美得令人屏息，连串的云朵在南风吹拂下快速飘过，忽而深绿，忽而紫蓝。由于今天是元旦，于是他想象着自己看到的天象是未来的征兆：他们这支部队的命运就像那些飞掠的云朵一样，将会很快推进至巴格达。库特阿马拉的所有人都平静地等待着救援部队抵达，比较乐观的人声称只需再等几天的时间，但比较悲观的人则认为至少还要几个星期。他们为此互相打赌。有时候他们会踢足球，但天气实在热得令人浑身乏力。

他喜欢黎明还有另一个原因：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候最容易引导大炮射击，因为再晚一点儿就会开始出现海市蜃楼。此外，这个时候的敌军炮火也不太猛烈。敌军已发现英军用袋堆在引导炮弹发射，所以英军的大炮一旦开火，敌军就会朝着堡垒的护墙开枪。（他把大量子弹打在护墙上的声音描述为“扑哧扑哧”。）他们必须一再加固双层的面袋护墙，因为敌军持续不断的射击终究会蚀穿外层的面袋，导致子弹开始射入堡垒内部。

当天稍晚，穆斯利透过望远镜发现奥斯曼士兵开始架设炮阵。他通知一个炮组，为他们提供坐标，于是大炮随即展开轰击。不过，敌军士兵却没有这么容易被吓跑。他举着望远镜，看见他们听到炮弹飞来的呼啸声就随即跳到一旁寻求掩蔽，但炮弹落下之后，扬起的烟尘都还没落定，他们就又立刻回到原处努力挖掘。真是一群勇敢的家伙。于是，穆斯利改变了炮击的模式。他的炮组改为一门炮接一门炮陆续开火，这样每次发射的炮弹虽然比较少，却能够轰击得比较频繁。这种做法似乎产生了效果。一会儿之后，他就看见担架员与推着推车的护理员抵达了土耳其军队的阵地。

堡垒是库特阿马拉的防卫基石之一，和袋堆一样一直持续不断遭到敌军的攻击。（穆斯利走在护墙边，都会发现子弹从低处的射击孔射进来，因此他只要遇到射击孔就必须加快脚步冲过去。）所以，驻守堡垒的步兵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地底下，而且这里充满了如迷宫般的地道与地下室，还有用来贮存补给品与弹药的深坑。

下午，穆斯利巡视了堡垒的外围防线。奥斯曼步兵曾在圣诞夜发动强攻。英军的机关枪遭到击毁之后，奥斯曼步兵随即闯入堡垒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格斗。来犯的敌人最后终于被驱走，但堡垒内也尸体遍地。在一个星期前遏阻了那场攻击的士兵仍然在此坚守阵地，也对自己的成就深感得意。他们带穆斯利观看了仍然散落在地上的奥斯曼军人的尸体——那些尸体都已经严重腐烂，有些地方的恶臭更是令人难以忍受。尽管尸臭逼人，又有敌军狙击手环伺，有些守兵还是冒着危险到那堆尸体当中寻找纪念品。一名印度士兵向穆斯利展示了自己的战利品：三顶奥斯曼士兵的防暑帽以及一把军官佩剑。

晚餐非常美味——一小份马铃薯、一份马里脊肉、枣子与面包。这顿晚餐还有一个完美的收尾，一名军官送了他一根缅甸方头雪茄。晚上七点左右，穆斯利便回到自己的地下碉堡，津津有味地抽起了那根雪茄。

他与另一个同是炮火引导官的上尉共住这个地下室。里面空间相当大，面积大约有五米乘三米，睡两个人绰绰有余。只可惜顶部非常低，在里面根本没办法站直身体。穆斯利躺在床上，一面抽着雪茄，一面盯着上方那一层直径为十五到二十厘米的圆木铺成的屋顶，上面覆盖了一米厚的沙土。他注意到那层圆木已经被沙土的重量压弯了。他望着下弯的顶部，努力回想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格言——内容似乎是：“尽管有些木板比其他的木板厚实，但只要施加足够的重量，所有木板都会断裂。”

保罗·摩内利于同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坐在火堆旁，身为战争的一员，经过一夜成功的侦察行动之后，继续等待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脱口唱出愉快的歌，心中觉得这是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而且你所有最阴郁的担忧都消散一空。

1916年1月2日，星期日
温琴佐·达奎拉在乌迪内从昏迷中醒来

没有人认为他活得下来，但有人给他打了一针之后——也许是鸦片？——却不晓得为什么将他从死亡深渊中拉了出来。他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一名护士的惊呼声：“Tu sei renato!”你复活了！可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达奎拉才缓缓记起了先前发生的事情。

从病房里的日历，他可以看到今天是1916年1月2日。他的脑子一片混乱，枕着白色枕头，躺在床上，努力想要弄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战争仍在持续，这点他知道。可是别人原本已经认定他就要死在战壕里了，到底是什么救了他一命？他应该把自己得以活命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是计谋呢？不对，是他的信仰。他忘不了那个护士说他复活的话，因此产生了一股自命不凡的念头——他自己的信仰既然在战争中救了他的性命，难道不能对其他士兵发挥同样的效果吗？

一个护士走到他的床边，给了他几片薄薄的糖饼和一杯温牛奶。吃完之后他又躺下来，睡了深沉香甜的一觉。

1916年1月10日，星期一
帕尔·凯莱门造访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现场

过去几个月来，他们的工作就是巡逻以及执行占领军的其他例行公事。山上覆盖着白雪，但天气并不算冷。遭到击溃的塞尔维亚军队已经翻越了南方的阿尔巴尼亚群山，据说协约国的船只已将他们载运至克基拉岛避难。塞尔维亚境内的主要战役都已结束，剩下的工作就是扫荡游击人员。这个国家有些地区失去了所有的男性人口。凯莱门不时看见一列列各种年纪的男性步行而过：

干瘦的老人，被苦役折磨得不成人形，只能无可奈何地拖着步子，就像待宰的牲畜一样听天由命。后方的车子则载运着残废、智障者与儿童。

他对这些可怜的队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相当熟悉——每隔一点五公里左右，就可以看见骨瘦如柴的尸体倒卧在沟渠里，不然就是闻到他们没有洗过澡的身躯所发出的浓厚酸臭味。即便在他们于道路的下一个转角消失之后，这种气味仍然悬浮在空气中迟迟不散。

至于那些无所顾忌的人，他们倒是找得到大把剥削他人的机会。塞尔维亚的城镇里有许多女人都愿意以自己的肉体换取粮食，也许只是一点儿巧克力，甚至只是些许的盐。他可没办法参与镇里的这等粗鄙放纵的淫乱之事。也许是因为他太正派了。或者说他只是太虚荣了？毕竟，这么轻易即可得到的东西，能够证明什么呢？

他的部队自从去年12月底以来就驻扎在波斯尼亚，今天凯莱门来到了萨拉热窝。他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已接近午夜，我告别同伴，沿着河岸踏上回家的路途。雪停了，万物都覆上一层银白。在彼岸的萨拉热窝土耳其区，清真寺的拱顶上盖着厚厚的雪。每当强风从山峰上吹拂下来，部分雪块就不免滑下，发出响亮的撞击声，暂时打破这个沉睡的国度的寂静。

街道上空无一人。一个缠着头巾的守夜人趿着草拖鞋从我面前缓缓走过。我来到米里雅茨河的河岸，站在帝国皇储遭到枪杀的街角。房子的墙壁上有一块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1914年6月28日。

悦耳的雪橇铃声从市中心方向逐渐传来。接着，雪橇出现在我眼前，它转向河岸的方向，轻盈狭长的雪橇由冒着汗的马儿拉着。在路灯闪烁不定的光芒下，我瞥见了两个模糊的身影——是个身穿毛皮大衣的纤瘦女子，身边陪伴着一个男人。随着急促的马蹄声，那幅影像转眼之间即消逝远去。那架载着一对情侣的雪橇已经转过了第三个转角。甜美的铃声愈来愈远，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站在寒冷的河岸，就在那块标示着世界悲剧起源的大理石牌子下。

1916年1月16日，星期日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记录了雪图维契地区一场突击行动的过程

严寒与暴雪或许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盟友。德军和俄军部队都待在新挖的战壕与逼仄的碉堡内。芙萝伦丝和医护队的成员都无事可做。大多数伤员不是冻伤，就是遭狙击手击伤，敌方狙击手从来不曾像现在这么活跃过。

芙萝伦丝对于当前的生活相当满意。她刚在莫斯科休假十天，在那里待得很开心：“我渴望的灯光、色彩、温暖——全部都在那里。”她去了歌剧院，欣赏了芭蕾舞表演，甚至还跳了舞。在她寄宿的那个人家，他们一起度过了平静的夜晚，坐在柔软的坐垫上唱歌或者弹钢琴，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却不禁隐隐感到焦躁不安，似乎少了点儿什么东西：

我逐渐意识到，在世人深陷哀伤的时候，我竟然沉浸于快乐之中；在世人深受痛苦的时候，我竟然在开怀欢笑这实在是极不合宜的，实际上根本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自己的快乐应当源自责任，而身为红十字会的护士，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

莫斯科的最后时光，她竟然度日如年，她迫不及待想要再次穿上制服回到前线。

心潮澎湃的不只有芙萝伦丝。自秋冬大撤退以来，士气已稍恢复。近几个月的僵持局势让原本筋疲力尽的部队得以喘息，补充新的兵源，元气渐渐恢复。补给火车上又载满了新物资，军械库里也添补了新装备。现在，整整有两百万俄军驻守前线，而且已基本人手一支步枪，形势似乎大好。去年炮弹短缺的问题饱受诟病，虽然在当时情况不免有夸大之嫌，但现在毕竟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今，每一门野战炮都配置了一千枚左右的炮弹，算是颇为充裕了。此外，官兵们也都获得了充分休息。

在这种良好势头下，俄军不免又乐观起来。尽管他们在短短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就损失了约四百万人，但这件事似乎已经被抛之脑后。他们希望——许多人甚至是真心相信——新的一年终将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折点。不少人甚至开始谈及俄军未来的进攻计划了。

士兵们也开始摩拳擦掌。芙萝伦丝在不久前得知他们所处的前线已在计划某项行动。昨天晚餐的时候，她终于知道了行动内容：两个营将前去德军防线的一个重要区域完成武力侦察。此举旨在探测敌军实力，同时也抓些俘虏回来。参与这场行动的将会是新兵，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志愿加入前锋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在德军的铁丝网当中偷偷剪出口子，留出小路——这项任务非常危险，但那些愣头青却只当这是一场充满刺激的冒险。（他们特别配备了白色罩衫，作为雪地里的伪装。）芙萝伦丝和其他一部分医护人员必须在战线后方待命，救治受伤的士兵。

到了早上，他们已经做好去前线设立急救站的准备，但是却枯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晚上将近十点半，他们才终于接到出发命令。他们原本打算搭帐篷，却意外被获准在一间小木屋里架设装备，那间小木屋位于战壕后方一点五公里处的一片小树林里。天气很糟，风又大又冷，而且还下着冻雨。

医生们很紧张。谁能预测德军对于这样一场突击行动会有什么反应？前线仍然一片寂静，连一声枪响也没有。他们静静坐着等待。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午夜过去了。不一会儿，师长来到这里，他们拿茶水招待了他。接下来又是等待。凌晨两点，师长接到一通电话。回报的消息有好有坏：剪断德军铁丝网的第一轮行动被迫放弃，但他们已展开了第二轮行动。

等待继续，寂静依旧，接着又是一通电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侦察队已穿越了障碍。小木屋里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相互对视而笑。

等待继续，寂静依旧。三点过去了。四点。

然后，就出事了。

突然间，大炮、机关枪与步枪齐声大作，打破了原本的寂静。这些声响无疑代表俄军的攻击行动已经展开。枪炮声持续不断。又是一通电话回报。侦察队被敌军发现，现在正遭到德军的猛烈炮火攻击。突破行动失败了。

伤兵开始涌入，有些是被担架抬过来的，有些是被战友扶进来的，还有些则是自己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的。木屋里只有两种颜色——白与红。鲜血在士兵的雪地伪装服上显得特别鲜明。她看见一名士兵握着一枚手榴弹，而且因为深受震惊而拒绝放手。她看到另一个人腹部受伤，肠子都垂挂在外面，然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了。她又看见另一个人肺部中弹，一面吃力地吸着空气，一面不断冒出血泡。她还看见一个人被施予临终圣礼，但那人已处于垂死状态，连吞食圣饼的力气都没有。白与红。

这一切结束之后，芙萝伦丝出外透透气。一切又再度恢复了平和寂静，附近只有零星几声枪响。武装侦察行动失败，七十五人丧生，另外约有两百人受伤。团长失踪了，据传受了重伤，倒在了冬季的暗夜里，倒在了铁丝网下。

1916年1月18日，星期二
米歇尔·科尔代搭乘地铁前往巴黎东站

天寒地冻。这天上午，米歇尔·科尔代陪一名老朋友到火车站去。这名朋友是工兵部队的军官，正要返回他的部队。他们两人乘地铁前往巴黎东站。在地铁上，他们听到一名休完假正要返回前线的步兵对一个友人说：“如果可以不回去，要我砍掉左臂我也愿意。”这句话不只是单纯的比喻，因为科尔代接着又听到那个步兵说他曾经试图让自己受伤，以便能够退出前线：他的做法是在敌军开火的情况下，把手伸出战壕的一个射击孔外，而且这么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没有成功。

这一天，人们还谈道：这场战争平均每天耗掉三千条人命以及三亿五千万法郎。目前已有人提出应设法降低这些成本，以便能够把仗打得更久。现在，甚至连“分期偿还战争支出”的说法都出现了。此外，黑山——法国与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盟国——在昨天投降，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焦虑。不过，黑山其实别无选择：占领这个多山小国的德奥部队，正是将塞尔维亚军队驱出黑山的部队。还有人谈到一名受重伤的德军军官在前线被俘：就在他临死之际，他轻声说道：“歌德真的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对不对？”说话的人认为这正是德国人自负心态的典型表现。

科尔代与他的朋友抵达巴黎东站的时候，已经上午十点了。到处可见穿着制服的军人，他们坐在行李推车或石栏杆上，不下百十人。他们如果不是在等火车，就是在等着十一点的到来。因为在十一点以前，店家被严禁为身穿制服的军人供应饮料。科尔代听说有位部长想要点一壶茶招待两名女子以及其中一名女子的未婚夫，结果遭到店家婉拒，原因是那名未婚夫身穿军服，可是军人的饮茶时间未到。接着，那个部长打算只为那两名女子点茶，结果又再度遭到拒绝，理由是那名士兵可能会喝他们为那两名女子供应的茶。不过，服务生倒是体贴地指了指门口，给他们支了一招：未婚夫先生可以先行离开茶馆，这样他的同伴就可点饮料了，另一群顾客里的一名军官就是这么做的。

站台上也挤满了休完假的士兵。车厢旁离情依依，妇女纷纷高举着幼童，好让探身窗外的丈夫能够给他们最后一吻。科尔代将窥伺的目光悄悄落在一名士兵身上，那人的脸上表情扭曲，活像一张哀伤的面具。他心中的悲苦是如此显然，科尔代不得不把目光移开了。他离开了站台，不敢再回头看。

1916年1月26日，星期三
温琴佐·达奎拉被转至圣奥斯瓦尔杜精神病院

一名护理员一大早就把达奎拉的军服拿了过来，要他换上。接着，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位身穿上尉军服的医生等待着他。那个医生名叫比安基。达奎拉动作利落地向他敬了礼。医生亲切地接待了他，尽管他其实并不自在，而且有些犹豫不决。达奎拉看见桌上有一叠文件，并正好注意到其中的部分文字内容。那是一份命令，要将他转送到圣奥斯瓦尔杜精神病院，以接受“观察与收容”。“症状：躁狂型脑部斑疹伤寒——对病患本身以及别人都具有危险性。”

达奎拉疯了——至少医生认为他看起来如此。在达奎拉错乱的脑子里，病倒以及后来奇迹般的复原，使他深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拣选”。他心中有一个狂热的念头，认为上天是因为某个特定的目标将他从死亡的深渊里救回来的。那派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呢？终结这场战争。他幻想自己在医院的病房里能够看见超自然力量的运行。他相信自己能够凭借信仰的力量治病救人。

需要治疗的人可真是不少。他苏醒之后，立刻就被转移到乌迪内外围的一座女修道院——那里是军方安置各种精神病人的地方。病人人数日益增加。实际上，面对这些患有古怪痉挛、诡异的强迫症以及不明原因的瘫痪的病患，医生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办：这些人的身体没有受伤，心智却似乎已经崩溃。达奎拉右侧的病床上有个年轻人，每十分钟就会坐起身来，仔细检查枕头上有没有头虱，而且他这种行为不分昼夜都持续不停。在同一间病房里，还有一个人一再以为自己回到了前线，每隔一阵子就会滚下床，大喊着“萨沃亚胜利！”他在冰冷的地板上蠕动着身体，闪躲着幻想中的子弹，直到昏过去为止。这时候，护理员就会把他送回床上，让他昏睡一阵子，直到他下一次发作。

由于不晓得这是什么病症，他们因此称之为“炮弹休克症”。

达奎拉见过那种状况，他深感惊恐。那种景象更加强化了他的信念，认为自己必须也确实能够遏止这场彻底的疯狂——也就是这场战争。一天晚上，他做了个预言性的梦。他看见两群士兵在医院外面打斗，于是他走了出去，站在他们之间：

我举起一只手，示意那些士兵停止开枪。接着，我感到右侧一阵剧痛，原因是敌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我。可是我没有倒下。相反，我冷静地用手指挖出那颗子弹，高高举起，让双方的交战者看见我是打不死的。所有人立刻停止开枪，并且将武器抛在地上，开始互相拥抱，高喊着：“战争结束了！”

达奎拉相信自己是个先知，并且口若悬河地与医生及神父争辩。他们说他疯了，可是疯了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吗？他说他能终止这场战争，听起来也许像是异想天开（他不过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士），可是总得有人要起个头呀，对不对？因此，他穿着睡衣四处讲道、与人辩论。他怀疑外头正酝酿着什么阴谋。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上天藏在他内衣里的秘密信息。

比安基上尉不晓得为什么显得相当尴尬，一面把弄着眼镜，一面把这项转院决定归咎于高层的命令。达奎拉再度开始为自己辩护：发疯的是这个世界，不是他。他分析、预言、高谈阔论：“基督不是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吗？”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上尉耐心聆听，然后和他握了手，祝他好运，陪伴着他走到庭院里，一辆救护车已经发动了引擎，在那儿等他。达奎拉爬上车之后，引擎震动了一下，随即熄火了。看，又是上天降下的另一个征象！

最后，司机与一名技工终于把车子发动了。他们以飞快的速度穿过乌迪内，开往圣奥斯瓦尔杜。那是个寒冷晴朗的早晨。

1916年2月某一天
帕尔·凯莱门在黑山的一条山路上目送运输车队

黑山被打败了——这个国家虽然可能不是同盟国最重要的敌人，但终究还是敌人。帕尔·凯莱门和他手下的轻骑兵参与了那场行动，但一如往常，他们没能目睹任何战斗场面。现在，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例行工作——巡逻、守卫。他在日记里写道：

总部开始进行搬迁。由于铁路桥尚未修复，因此两座车站之间的补给运输都由卡车进行。尽管运粮车数量严重不足，但所有车辆却还是被征用了，以协助总部的搬迁工作。一列列的卡车行驶于山路上，载满了一箱箱的香槟、弹簧床、立灯、小灶炊具，以及若干美食。部队可发放的粮食只有平日配给量的三分之一，前线的步兵更是连续四天都只有一小片面包可以吃，但参谋官的餐厅却仍然如常供应四道菜的晚餐。

1916年2月5日，星期六
奥利芙·金在萨洛尼卡期待着休假日

她和另外三名妇女住在一个帐篷里。每天早上，她们使用英国军用便携式炉具自行准备早餐：这种使用固态燃料的炉具虽然又小又缺乏效率，但还是能够用来煮咖啡，也差不多足以加热一个香肠罐头。一如往常，萨洛尼卡还是清闲无事。前线很平静，部队甚至都开始开垦菜园，打算种豌豆了。唯一和战争扯得上边的活动，就是德军齐柏林飞艇偶尔的空袭。第一次比较严重的空袭是在去年12月底，四天前又发生了一次。不过，这些攻击行动都没有造成什么值得注意的后果。

如同其他陷入僵滞状态的前线地区，这里的空中战事备受关注，大大超出其实际上的重要性。一般大众原本都期待战争会多姿多彩，充满兴奋与刺激，而且个人的英勇与技能将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现在这种情景却极为罕见，以致大家只好将目光投注在空中的战事上。前几天，就有一架被击落的德军战机在萨洛尼卡被四处巡回展示，受到众人的欢呼庆祝。（那架战机恰好迫降于法国防线后方，其实主要是偶然造成的结果：机身上只有一个弹孔，却正好是在油箱上。）金也去看了那场游行。协约国骑兵在前领队，接着是几辆汽车，上面载满了自豪不已的协约国飞行员；然后是那架飞机，被拆解成碎片，分由三辆货车载运；接着又是更多的协约国汽车，最后又是一排骑兵。金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描述了这场游行：

那是一场很正式的游行队伍，用来让那些当地土包子开开眼界，而他们也确实看得目瞪口呆。不过，最好笑的是一大堆的卡车、救护车、轿车、电车、牛车与马匹，等等，都被游行队伍挡住，只能跟在后面慢慢蠕动。

在这个下着雨的黑夜，金躺在帐篷里给她妹妹写信。她尽量长话短说，因为她只剩下半根蜡烛了。写完信之后，她就上床睡觉，而她上床之前并不需要多少准备时间。她只要脱下靴子和裙子，即可钻进被子和大衣底下。她和同帐篷的三位室友明天休假，她内心充满了期待。她打算明天先好好赖个床，然后与室友分享她今晚买的三颗鸡蛋作为早餐。

1916年2月13日，星期日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与底格里斯河上的野鹅

空气中有一股寒意。早上的雨到了上午十一点已经转为大雪，沙漠上笼罩着一片充满异国风情的白色。拉斐尔·德·诺加莱斯正搭乘一艘汽船在水色浑浊的底格里斯河上往南航行，他要到前线去。他又来寻求战斗与危险。昨天，他离开了巴格达，加入了一支在库特阿马拉浴血奋战过的兵旅。

除了天气寒冷，这场旅程倒是相当恬静怡人：

唯一能打破单调重复的景色就是犹太人的小屋和河流两岸缓缓转动的水车。每隔一段距离，河岸轮廓也会被覆满沙尘的棕榈树以及黄色的小村落打破。在铅灰色的天空上，不时会有一群野鹅振翅飞过，也许是被上游一艘单桅帆船的船员吓到了吧。因为他们一面升着三角帆，一面唱着漫长而哀伤的歌，与其说那是曲调，不如说是哀哭，简直如沙漠的地平线一样漫长而忧郁。

实际上，德·诺加莱斯从锡尔特骑马抵达阿勒颇之后，又累又病，本打算申请从奥斯曼军队退役。他在那场马背上的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更是坚定了他的决心。他一次又一次在无意间看到基督徒遭到屠杀的痕迹，也看到许许多多遭到放逐的亚美尼亚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沦为“浑身肮脏、衣衫褴褛的骷髅”，在奥斯曼士兵的监视下蹒跚移步，直到丧命。

不过，来自君士坦丁堡战争部的一份电报告诉他，申请并未核准，他们提议他到总部医院接受治疗。德·诺加莱斯不敢接受那项提议：身为那些屠杀活动的目击者，他生怕自己会遭到灭口。不过，在阿勒颇与德国的军方代表接触之后，他略略宽心了一些。休养了一个月后，他申请了一项新职。

他先到阿达纳省一个偏远的小地方负责管理运输。奥斯曼军队的运输系统一派混乱，系统中的人更是腐败无能，尽管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够抗衡的，他还是多多少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然而，他却在去年12月意外接到一份调任新职的电报，到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的参谋部任职。戈尔茨是德国陆军将军，指挥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第六军。

德·诺加莱斯虽然还是有些不安，但渴望新的热烈气息，很高兴摆脱阿达纳驼队之路上的“流放”生活，于是他动身南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前线。阻挡住了英军进攻巴格达的行动，肯定是他们的一大胜利，而如果能迫使被他们包围在库特阿马拉的英军部队投降，将会是进一步的重大胜利。现在，那座小镇周围不断发生激烈战斗，更下游的地区也不例外，因为英国援军企图从那里找突破口。

航行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在河上遇到另一艘船。两艘船并排停在一起，他看见一名身穿奥斯曼上校军服的矮小男子通过搭板走了过来。这个蓄有山羊胡，而且姿态看来“自豪而谦逊”的土耳其男子名叫努尔艾丁，不但是在泰西封阻挡住英军的指挥官，也是成功围困汤曾德的英军部队的主要功臣。然而，努尔艾丁却“又丢了面子又成了穷光蛋”，被剥夺了巴格达总督的职位，眼下正要前往君士坦丁堡。新任总督哈利勒虽然可能没有什么过人的军事长才，却拥有第一流的政界人脉。现在，一场重大胜利既然近在眼前，他自然是要急不可耐地去窃取这胜利的果实。

哈利勒的侄子恩维尔帕夏是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位领袖人物，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促使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参战的推手，实际上现在已是这个帝国的军事独裁者。也就是他撤换了努尔艾丁，改由自己的叔叔接任巴格达总督。

这场战争由于规模庞大，生产出英雄的速度也很迅猛，报纸上充斥着英雄人物的报道。不过，这些英雄被消费的速度也几乎同样迅速，过后等待他们的多半是死亡和遗忘。泰西封那场胜仗还有另一名设计师：德国将军科尔马·冯·德·戈尔茨。这位七十二岁的德国军官尽管地位极高，却几乎与世隔绝，而且还生了病，每天都独自一人待在一顶肮脏的小帐篷里。此时，他的生命其实只剩了大约两个月，最后也是斑疹伤寒夺走了他的生命。

随着夜晚降临，德·诺加莱斯看见一排排淡淡的螺旋烟雾“飘上铅灰色与金色交杂的天空”。前线已不远了，他们马上就要下船，转乘陆上交通工具。在这里，他可以看见维系着战争机器持续运转的众多齿轮。对于大多数的军队而言，平均一名前线士兵需要后方有十五个人提供各种支持。

过去五十年来，武器的革新也是日新月异的，并变得愈来愈致命。然而，交通工具却几乎没什么改变。这就是战争经常陷入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火车一旦抵达终点站，军队如果要再继续前进，依靠的交通工具与恺撒或拿破仑的时代没有两样——士兵的双腿或马匹。然而，由于军队的组织愈来愈庞杂，因此需要的装备愈来愈多；而武器因为射速愈来愈快，所以也需要愈来愈多的弹药。

对于绝大多数的战役而言，尤其是在西欧完善的铁路网以外的地区，决定胜负的因素都是后勤大于战术。一支部队不论士兵有多么英勇，武器有多么先进，其运输系统如果太过鄙陋或者落后，终究还是不免陷入劣势。这场战争已愈来愈转变为一场经济实力的竞争，一场工厂之间的较量。而后勤正是奥斯曼军队的弱点。

德·诺加莱斯在服役期间见识过奥斯曼帝国各式各样的无能与腐败，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前线，他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随着船只逐渐靠岸，德·诺加莱斯看见的景象实在颇为壮观。在这里，他也看出了土耳其人的决心与精力。但另一方面，这幅景象也带有一种恒久不变的特质：

随着时间流逝，我愈来愈能够清楚看见那一长排停泊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汽船、单桅帆船、种种商船与木筏，全都忙着装载或卸除军用物资，那些物资全都在陡峭的河岸上堆成一座座高大的金字塔。数以千计的水牛、骆驼及其他牲畜，在穿着如画般服饰的阿拉伯牧人的照料下，正在一大片草地上平静地吃草。放眼望去，草原上满是看不到尽头的白色帐篷。在那一大群身穿军服的人员当中，骑兵巡逻队与步兵排不断随着军乐声来回行进。嘈杂的人声听起来有如远方的浪潮声。人群的喧闹当中不时会冒出牲畜的尖叫、汽笛的嘶鸣、伊玛目召唤众人祈祷的歌声，以及波斯、阿拉伯与犹太商人的叫卖声，他们正比手画脚地向我们的士兵兜售烟草、橄榄与一盘盘油腻的食物。

当晚，德·诺加莱斯留在“萤火虫”号上过夜。“萤火虫”号是一艘已被煤烟熏黑而且船身满是弹痕的英军炮艇，在两个月前发生于乌姆的交战当中落入奥斯曼部队手中。双方都在底格里斯河上部署了重武装小型舰队，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补给链，因为这条在今年因为干旱而异常难以航行的河流是两军共同赖以维生的动脉。

远方偶尔会传来隐约的爆炸声，而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浓浓的油烟从棕榈树林的上方冒了出来。被困库特阿马拉的守军就在那里。

在那座围城里，其中一名守军就是爱德华·穆斯利。他得了痢疾，而这天早上醒来更是比以往还要难受：除了腹泻之外，他的后腰与头部也疼痛不已，而且还发了高烧。医生的嘱咐很简单：“吃好一点儿。”穆斯利写道：“他们干脆建议我去搭游轮度假算了。”库特阿马拉的储粮正逐渐减少。有些士兵为了维持体力不惜代价，竟开始吞服鸦片丸以及其他各种自行调制的药物，例如一种混合了蓖麻子油与哥罗丁的药水。哥罗丁是一种著名的止痛成药，带有薄荷味，其有效成分为鸦片、大麻与氯仿。

库特阿马拉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全都在等待友军再度设法为他们解围。有些人已逐渐失去耐心，但其他人只是纯粹等待着，态度近乎麻痹，不再认为自己有可能获得迅速救援。他们互相开玩笑，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被围困或者固守阵地的生活。此外，他们的困境又进一步恶化：他们今天遭到了一架敌军飞机的轰炸。穆斯利在绝望之余写道：“敌军已经围了过来。我们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包括天上。”今天最令人心烦意乱的消息，就是英国的民众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支部队只是进入了某种冬眠状态而已。

穆斯利在日记里写道：

我今天看完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至少让我再度产生返回英国的渴望。我们全都充满渴望，而文明带来的最大的福气，就是提供了平抚这些渴望的手段。上苍啊！只要能有一杯新鲜牛奶和一罐果酱就好了。气温103度，我却在发抖。我要想办法睡个觉。一切都很平静。卫兵从我屋顶旁走过，地面都随之震动。今天是围城第七十天。

1916年2月14日，星期一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比利蒙蒂尼思考和平问题

冬去春来，水潭上覆盖着一层冰，大地一片淡褐色。过去几个月颇为平静，他对此感到很满意。安德烈森在前线执行了几次任务，但都是去挖战壕而不是去战斗。白天，他们坐在地窖里听着炮击声，晚上再到前进线努力挖掘。他们的阵地在深度与范围两方面都不断发展，但看不见尽头的深战壕以及愈来愈厚的带刺铁丝网已不再让人觉得壮观，而是令人沮丧。他对自己和其他人说，这场战争已不再可能以军事手段终结——随着愈多时间过去，交战双方的阵线也愈来愈难以突破。他听说这个区域的德军与法军士兵已达成一种默契，尽可能不去干扰对方。不过，偶尔还是会爆发激烈战斗，然后又随即平息下来。他完全看不出其中的逻辑何在。

除了晚上的挖掘工作之外，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其实过得相当舒适。他并未碰上任何真正不愉快的遭遇或者重大的危险，但他还是觉得心神不宁，一心想要回家。他和自己的德国战友已极少往来，他觉得他们喝酒喝得太凶。他甚至厌倦了日常生活，这单调沉闷又令人心情低落的日常。他们有时候会互相恶作剧，例如在彼此的“猪鼻子”里撒胡椒粉——猪鼻子是士兵对防毒面具的昵称。他只要有机会，就会找其他丹麦人聊天。他最近在读莫里哀的作品，而且和一匹马成了好朋友。他得知黑山向奥匈帝国投降之后，不禁产生无穷无尽的猜测，认为这可能只是第一步，其他地区将会迅速跟进，于是和平就会在复活节或复活节过后不久降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猜想。安德烈森在日记里写道：

原本在这里进行的攻势已经完全陷入停滞，一切都非常平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过大炮的声音了。我相信战争会在今年8月以前结束。不过，这不表示我们立刻就可以回家。到时候旧大陆一定是一团混乱。我认为世界的运转将会暂停一阵子，然后再重拾精力全力前进。

1916年2月19日，星期六
萨拉·麦克诺坦在从卡斯文前往哈马丹的途中

他们在早上八点乘汽车出发。卡斯文的低矮房屋很快就消失在他们身后，平原随即展开于眼前。到处都是雪，风也冷得刺骨。她心想：“我一直以为波斯位于热带，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这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北波斯——这就是麦克诺坦和她的同伴所在的地方。

他们来到这里，颇有一番周折。去年12月初，一位大公夫人代表俄国当局通知他们，服务地点在高加索地区，于是他们从莫斯科搭火车出发了。他们愈是往南（弗拉季高加索、第比利斯、巴统，然后又回到第比利斯），“前线”的概念愈是显得模糊不清。“前线”到底在哪里？他们又究竟该做些什么？他们从英国运出来的救护车只有一辆送达目的地，结果那辆车又出了故障。（他们现在开的车子是她自掏腰包在第比利斯买的。）此外，在高加索地区那些路况糟糕的山路上，汽车真的有任何用处吗？他们唯一知道的事情是，一支俄军步兵师已经深入波斯，而且据说交战仍然持续。

战火已经延烧至中立的波斯，而且他们将负责支持一支侵略军，麦克诺坦未作多想。战事正依循着一种自有逻辑逐步升级，早已偏离了她在去年夏天的巡回演说会上宣传的预期轨道。但人一旦像麦克诺坦这样身陷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势当中，自然当局者迷，很难说哪些东西和崇高理想以及追求胜利的努力有关，哪些东西又纯粹只是出于卑鄙的民族自利心或帝国主义扩张心态。话说回来，她真的想要深究这些问题吗？说到底，俄国毕竟是英国的盟友呀。

不过，她内心那挥之不去的疑虑又再度冒了出来。

他们驾着车奔驰在冰冻的道路上，两旁都是积雪堆成的高堤。刺骨的寒风吹袭不停。他们在一家小茶馆停下来，吃了些三明治，又喝了一杯波特酒：“我觉得这杯酒让我不至于冻成棒冰。”然后他们再度上车出发，逐渐把平原抛在后方，开始驶上山路。她冻坏了。

不过，过去这几个月在俄国的经历又进一步强化了她认为英国人比其他民族都还要优越的信念。此外，她也半开玩笑地开始纳闷起英国是不是在这场战争中选错了边，至少就东部战线而言是如此：

我经常对（俄国）深感绝望。如果俄国不是我们的盟友，我大概会说，对他们而言，被德军占领一两年绝对是最好的事情。经过起初的六个月之后，已经没有人对这场战争还有热情，所有士兵也都想回家。

她觉得俄国实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她给予肯定：气候酷寒，城镇肮脏不已，人民粗俗无礼，官员贪污腐败，道德低落，社交生活贫乏，饮食单调，民居丑陋。在俄国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是圣诞节，那天她获邀到第比利斯与尼古拉大公共同用餐：她极为开心，一部分是因为尼古拉是“一位俊美迷人的男士，而且他可是一位杰出的大公”；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他竟然对她敬酒！不过，接下来一切又都回归于无穷无尽的等待、无所事事以及信息矛盾混乱的现实。麦克诺坦的健康状况并不太好。

下午三点，他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山隘，在那里会见了几个俄国军官，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用完餐后，那些军官和他们一同上车，并开始拖缓他们的行程。她看见鸟儿，她看见野狼，她看见野兔，她看见一头胡狼，她看见被抛弃的车辆，她看见一支哥萨克兵团，她看见运输马车，她看见马匹拉着大炮。前方确实有一场战斗，这个念头鼓舞了她。目前阶段，前线仍然处于僵滞状态，但尼古拉·巴拉托夫将军率领的一个师将在不久之后开始进攻德黑兰，他们届时就会需要她和她的同伴去照料伤兵。至少当前形势走向是如此的。

天色逐渐转黑。坐在路中间的野兔被车灯照到之后仍然动也不动，仿佛被下咒了一样。太阳下山之后，气温又突然变得更低。她看着四周的高山消失于冰冷的雾气当中。

他们在晚上十点抵达哈马丹，一座波斯城镇，举目是低矮的土房。通往镇里的道路路况极糟，以致车子被卡在路上动弹不得。于是，麦克诺坦下车步行，有些人则待在车上。两名俄国军官护送她前往她工作的医院。她注意到其中一名军官喝醉了。更令她生气的是，她发现医院里只有“一个惹人厌的犹太医生”和两名年轻护士，而且医院也没有为了她的到来做好任何准备工作。（不仅如此，那两名军官还和护士打情骂俏了起来。）

这里可真是一团糟，在寒冷当中等待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放弃了。现在已近午夜，她来到一栋由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占用的房屋。他们很热心，招待了她一杯茶，并且提供一张床让她过夜，尽管那张床所在的房间没有火炉。她裹着自己“忠实的披肩”睡了一晚。

1916年3月2日，星期四
帕尔·凯莱门在博斯纳布罗德的火车站观察一名妇女

近来的发烧与疲惫现象总算找到了原因：疟疾。虽然未到最严重的阶段，但他还是需要悉心的照料。当然，他对于自己被送到一家匈牙利医院深感满意。凯莱门在绵绵春雨中与他的下属以及同僚道别。他们的心情都很激动——他的中士甚至流下了眼泪。接着，他就离开了位于卡塔罗外围的那片沼泽平原上的军营，搭乘一艘运兵船抵达阜姆。

他们熄灭船上的灯火，沿着达尔马提亚的海岸航行。在冰冷的布拉风中，他们经过了亚得里亚海最危险的区域：那片海域是一条死路，意大利在奥特朗托沿岸布满了水雷。他无法理解船员的兴奋之情，他“不懂为什么还有人能够因为察觉到危险而两眼发光，也不懂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到底从何而来”。尽管其他人都在冰冷不已的甲板上紧张地扫视着意大利的水雷，凯莱门却独自坐在船上的餐厅里，用戈尔德克牌的红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今天，他坐在博斯纳布罗德等待一班火车。这里是铁路交会处，车站里挤满士兵。货车在街道上来回行驶，车站内也有各式各样以及各个时代的火车头与车厢。食物罐头与弹药堆得到处都是。装卸工作由蓄着胡须、身穿肮脏制服的年老民兵负责。车站的餐厅里满是军人与各式各样的政府官员，但有一张桌子旁却坐着一名年轻女子，凯莱门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身上：

她身穿一身简单的晚礼服，脖子上围着毛皮围脖。我忍不住去研究这个瘦弱而疲惫的女人，还有她的旅行垫、披肩、手提包、放在椅子上的箱子以及挂在挂衣钩上的外套。

她一度把她那张表情木然的脸庞转向我，但接着又满不在乎地重新埋头干她自己的事情。她面前有一张战地明信片，她手上也握着一支铅笔，却许久连一个字都不曾写下。也许是因为我看着她，或者是因为一支即将赶赴前线的连队动身出发的吵闹声响打断了她的沉思，总之她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寄送地址。接着她微微低下头，用双手托住，再度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载着那支部队的火车现在缓缓驶出车站。欢笑、大叫与歌唱的声音传入了餐厅里。她微微抬起头，但没有望向外面。我在一份摊开的报纸后面望着她，看见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她有好一阵子都不肯拿起手帕，后来才用手帕轻轻碰了碰脸颊。她拿起铅笔，又写了几个字。

站长从月台上走进来，摇响自己手里的铃铛，然后以洪亮的嗓音宣布往北的火车就要进站。那个女的付了账，然后就像一般独自旅行的女人一样，手忙脚乱地穿上外套，把自己的许多小零碎收拾起来。突然她看见桌上那张写了一半的明信片，就拿了起来撕成碎片；她戴着手套的双手不停颤抖，然后把碎纸丢在桌布上。一个搬运工提着她的行李箱跟在她身后走了出去。

1916年3月4日，星期六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威廉港看见“海鸥”号凯旋

一个晴朗的春夜。整支德国公海舰队都停泊于易北河口外，在清澈如玻璃的海面上轻轻摇晃。也许现在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一切东西都为了战斗而固定好，即便是装潢奢华的军官卧舱也都把所有不必要的物品清理一空。军官都佩戴了手枪，以便“使用武器强制士兵执行命令”——这是前所未见的，因为船员们早已心灰意懒。

船半夜起锚。理查德·施通普夫听见了熟悉的声响，尤其是三部蒸汽引擎发出的震动。那样的震动透过金属船体传出，感觉有如跳动的脉搏。不过，他不知道他们要朝哪个方向前进。灰色的船队在灯火全无的情况下静静航行，但不是像平常那样往北，朝空旷的北海航行，而是往西北方前进，经过了东弗里西亚群岛，然后沿着海岸航行。真奇怪。

早晨天空放晴，温暖的阳光普照。施通普夫在军舰舰桥上负责瞭望。这回他对天气、对这项任务、对生活总算满意——至少是基本满意。不只是因为天气很好，而且舰队终于“有所行动”，也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份电报张贴在无线电通讯舱外的告示板上，是公海舰队司令发给“海鸥”号的，内容只有四个字：“欢迎回家！”

他们都熟知“海鸥”号。“海鸥”号代表了施通普夫和其他千百万德国人想象的海战应有的样子：英勇地巡游世界各大洋，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又一次把明显占优势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取得最后的胜利。

“海鸥”号原名“彭戈”号，是一艘再寻常也不过的货轮，和平时期不过用来从德国殖民地喀麦隆运香蕉。战争爆发才几天之后，法军就入侵了这个德国殖民地，英军也随即跟进。但英法想迅速制胜的美梦落了空，当然，他们美梦落空的地方不止喀麦隆。直到1915年，英法两国军队才最终攻陷了德国的前哨基地。由于德国与喀麦隆之间的香蕉贸易在战争期间已不可能继续，因此“彭戈”号便在1915年秋天被改装为“海鸥”号，成了一条武装商船，用于军事偷袭。德国舰队大概拥有十几艘这种类型的船。这种船看起来像是中立国（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寻常货轮，实际上却配备了水雷，也藏有大炮。它们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协约国的商船，并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与混乱。此外，这些不起眼的船所击沉的船只数量竟比庞大、昂贵又拥有强大武力的公海舰队所击沉的数量还多，也令各方面不免有些难堪。

不过大多数的战舰都只是百无聊赖地停泊在港口内，这种现象已引来了许多民间人士的嘲讽：庞大又昂贵的舰队在战前耗费了三分之一的军事预算，现在则派不上用场，有些人甚至悄悄说起这是一支不能用的舰队。因过分谨慎而被免职的前海军总司令只要一到街上，就不免遭到别人的指点奚落，尤其是妇女。以下这两句话可见于威廉港墙壁上的涂鸦，也可以在街道上的孩童歌声中听到：

亲爱的祖国，请保持平静；

舰队在港口里沉睡不醒。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像“海鸥”号这样的船只就必须弥补海军战果的明显欠缺。“海鸥”号在去年12月挂着瑞典旗帜出海，而且就各方说法来看，这趟航程显然大胆。“海鸥”号在英国位于斯卡帕湾的大型海军基地外海布雷，从而击沉了老旧战舰“爱德华七世”号。接着，“海鸥”号绕过爱尔兰，抵达法国海岸，然后经过西班牙与加纳利群岛，最后再横越大西洋抵达巴西海岸。在这一整趟旅途中，“海鸥”号不断布雷，也一再抢劫商船：在三个月内劫掠了十五艘船，其中十三艘被击沉，两艘被当成战利品拖入港口。

他们正准备坐下来吃午餐，却突然听到左舷传来喊叫声。施通普夫与同伴冲往欢呼声传来的方向。在三月的阳光下，他们看见小小的“海鸥”号在灰色大型战舰之间冒着黑烟缓缓驶来，桅杆上飘扬着它所击沉的那十五艘船只的旗帜。一位军官率先号召大家一同欢呼，于是所有人都齐声加入，“疯狂地欢呼，用尽全身的力气”。“海鸥”号的船员在低矮的甲板上全部排成一列，也开心地欢呼起来，表示回应。施通普夫讶异地指出：“有几个穿着蓝色上衣与红色帽子的黑人站在甲板上，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也在欢呼。”

接着是一幅舞蹈般的美妙景象——整支分舰队整齐划一地同时转向，以表达对“海鸥”号的致意：

那是一幅难以描述的壮观景象。不远处，黑尔戈兰岛在金色的阳光下闪耀着光芒。海面一片深绿，我们的军舰看起来犹如五十头史前怪物般在凯旋归来的“海鸥”号周围跳着胜利之舞。真可惜我身上没有相机。

总算有人打了胜仗。后来，第一分舰队又再度航入威廉港装载燃煤，直到晚上八点。他们随即要再出港——据传这次是真的有任务了。

几天后，理查德·施通普夫在日记里写道：

又一次，根本没有事发生！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际，我们已回到了亚德河，平平安安，毫发无伤，连一枚炮弹都没有发射过。我已经放弃一切希望了！我们的士气降到新低。

1916年3月8日，星期三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谈及在克奥提科夫的平民生活

他们回到了敌军领地。他们已经在奥属加利西亚的克奥提科夫打了一个月的仗。这座城镇在去年遭到严重毁损，原因是当时俄军部队预计自己即将被敌人逐退，而放火焚烧了许多建筑物。此处的人口有一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芙萝伦丝在日记里写道：

克奥提科夫的希伯来人处境非常可怜。他们遭到报复性的仇恨对待。身为奥地利国民，他们原本享有完全的自由，不曾像俄国的犹太人那样遭遇残酷的压迫。然而，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他们的权利与自由都已消失，而他们对此剧变也深感愤慨。

只要一下雪——今年冬天下雪下得很频繁——每户犹太人家就都必须派出一人，在手持皮鞭的俄军士兵监督下清扫街道，而且那些俄军士兵拿鞭子抽起人来也毫不手软。芙萝伦丝和其他几个护士暂住的房屋对面有一座废墟，原本是镇上一名拉比的住宅。废墟的隔壁则是一间被劫掠破坏过的犹太教堂。

今天上午，一名犹太女裁缝师为芙萝伦丝带来了为她做的灰色棉质洋装。女裁缝师的心情很不好。芙萝伦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前一天晚上有三个哥萨克士兵来她家敲门，要求腾出房间给他们住。（所有士兵都享有这种权利，而且绝大多数都选择住在犹太人的房子里，有时候甚至一下挤进来二三十人，拥挤的情形难以言喻。）她老实告诉对方她家所有的房间都已住满了士兵，但那三人却不由分说地闯进门内，在房子里随意搜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所找寻的东西——一把显然是他们栽赃给犹太人的左轮手枪。女裁缝师和她的丈夫徒劳地辩解，懊恼又惊恐，因为平民持有武器是严令禁止的行为，违反者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当然，这一切都只是那三个士兵的诡计。他们说，只要十卢布就可以让他们忘记整件事情。女裁缝师和她的丈夫别无选择：

于是，他们凑出了十卢布，交给那三个哥萨克士兵，而且那三人离开之时还愤愤地大声谴责犹太异教徒的奸险狡诈。这类不公不义的事件在这个地区相当常见。在俄国士兵眼中，“犹太人”一词显然就是个令人鄙夷的字眼。

除此之外，过去几个月其实颇为平静。除了在北方对维尔纽斯城外的纳拉奇湖发动过徒劳的攻击行动之外，俄军的形势丝毫没有预期的那么乐观。一种失望的情绪弥漫开来，甚至连芙萝伦丝也难挨这无穷无尽的等待。

前线平静无事，也极少有伤员需要照料，所以芙萝伦丝和其他护士都转而为平民提供帮助。许多人得了斑疹伤寒与天花，而且疫情又因为以下两项因素而更加恶化：一是居住环境的过度拥挤加快了疫病扩散的速度，二是粮食的短缺。镇上的商店里满是奢侈品，例如紧身胸衣、高跟鞋、丝带与麂皮手套，但是牛油、鸡蛋与酵母这类基本必需品却很难买到——就算买得到，价格也是高得离谱。

去年这里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幼儿的感染情况最严重，一度一天就有十至二十名儿童死亡。照理来说，芙萝伦丝如今已算见多识广，但她仍在日记里写道：

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去年的撤退期间目睹以及治疗过的那些可怕伤势，都比不上这些身受疾病所苦的儿童更令我痛心。他们小小的脸庞毫无血色，幼小的身体也毫无力气。

她照顾的其中一个患者，是个名叫瓦西里的四岁男童，来自镇外一个贫穷的农家。他的父亲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入伍了，后来即告失踪；他的母亲则是借着为俄军士兵洗衣谋生。这个男童在去年感染天花，因为疾病与营养不良而不再发育。芙萝伦丝每次抱他起来，都觉得他的双臂和双腿犹如树枝一样细瘦。

今天寻求她帮助的病患当中，还有一个乌克兰少女。她说她十八岁，但看起来年纪应该更小。她在昨天来到这里，看起来脾气暴躁又充满恐惧。她因为皮肤问题前来求助，于是医护人员先剪掉了她缠结成一团的肮脏头发。接着，他们拿了软性药皂给她洗澡。“她的身体上满是溃疡，透露了她卖淫的悲惨经历。”这个女孩把自己的肉体卖给士兵以谋求温饱。她今天再次过来，情绪已经平和了不少，原因是她已了解到这里的护士是真心想要帮助她。

女孩离开的时候，芙萝伦丝正站在门边。她看见她回过头，对医生鞠躬，低声说了句谢谢。女孩走过芙萝伦丝身边的时候，她“在那一刻瞥见她紧紧闭上的眼睑下方垂挂着泪水。她同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爱德华·穆斯利被炮击声吵醒。一开始，他以为那是他们自己的炮兵在库特阿马拉发动炮击；接着，他又想到那一定是奥斯曼炮兵在轰击英国救援部队，因为最新的消息称援军已在不到三十公里外的底格里斯河北岸。他爬上屋顶，看见了远方的闪光。那些闪光来自援军的大炮，轰击目标是河流南岸杜扎伊拉的土耳其阵线，距离这里大约只有十二公里。援军显然已在夜晚偷偷过了河，现在正试图突破敌军阵线，前来营救他们。

受到围困的部队因此振奋不已。随着天色愈来愈亮，他们看见奥斯曼部队匆忙赶往受到威胁的阵地。穆斯利得知受围困的部队计划发动突围以助援军一臂之力，突围地点可能在北方，也可能在南方，就看援军从河流的哪一边抵达。不过，命令一直没有下达。上午九点左右，他看见奥斯曼军队的战壕里有许多人在奔跑，全都是朝着东南方移动。

战斗的声响愈来愈激烈，奥斯曼部队持续赶往多哈伊拉。

接着一切突然安静了下来，远方的地平线也不再看得到闪光。

穆斯利心想，这样的安静或许表示英军步兵已抵达了突围点，因此改为与敌人近距离的肉搏。

安静依然持续。受困士兵愈来愈紧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动突围？

时间缓缓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多哈伊拉周围的大炮仍然寂静无声。

夜晚降临了。

四周一片平静。

这时候的萨拉·麦克诺坦仍然身在波斯北部的哈马丹，孤独一人卧病在床。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整天躺在床上，屋外的雪大得吓人。工兵偶尔会进来帮我准备一杯本格尔氏食品。除此之外，我就只能在自己有力气的时候用手肘撑起身体，用我的携带式火炉煮些东西——保卫尔牛肉汁或热牛奶。不过，煮完之后我就累得没有力气吃，以致病情又再度加重。唉，我要是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如果有人能够把我那辆被取走的车子送回来，或是能够让我得知怀恩太太与贝文先生在哪里就好了！可是我不得如愿，这个可憎的地方被锁上了，钥匙也丢掉了。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只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盼望有人能够来把我带走，尽管我现在已经非常虚弱，恐怕没有办法上路。在这一切的失望当中，不禁让人纳闷是否真有天意存在。我想没有。到这里来是我自己犯的一大错误，我也因此备受折磨。神明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冬天呀——令人幻灭，单调乏味，而且充满了痛苦的深切失望！

1916年3月9日，星期四
威廉·亨利·道金斯的父亲收到阵亡儿子的个人物品

在这一天，阿瑟·道金斯领取了在埃及的澳大利亚军方当局通过通济隆公司海运来的一个包裹。包裹内所装的是威廉·亨利·道金斯的个人物品，分别是：

一支手电筒

一本圣经

一只皮质零钱包

一本笔记簿

一本日记

一把剪刀

腰带

三把折叠刀

同一天下午三点在库特阿马拉，爱德华·穆斯利在日志里写道：

援军没有突破敌军阵线。这是我们得到的非正式消息。我们全都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大行动”，而不是试探性的攻击。我们深感失望，但除了失望，我们一无所有。对这一点，我们早就习以为常。

1916年3月11日，星期六
安格斯·布坎南与乞力马扎罗山上的云雾

他们在所经之处留下了一条路——不是铺设出来的路，而只是靠他们自身的重量压出来的路。这支队伍共有四五千名士兵，数以千计的骡子与马，许许多多的大炮，各式各样的弹药车和补给车，队伍后面甚至还跟着几辆汽车。他们的前进速度快不了。

在行军之初，他们行走于沙地平原上，布坎南回过头去，在飞扬的沙尘中看见他们在远处留下的足迹：看起来犹似“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画在一张残缺地图的空白之处”。他们的前锋部队偶尔会遇上看起来在撤退的敌人，于是会出现短暂的交锋。他们发现一座德军匆促抛下的营地，于是放了一把火烧了它。

现在，他们将要征服德属东非。

在地图上看来，这无疑是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规模行动。这里的德军和在欧洲一样，将会同时遭到来自几个不同方向的夹击：英军从北罗德西亚进击，比利时部队入侵坦噶尼喀湖北侧，葡萄牙部队将攻打南部（德葡双方在过去两天已进入战斗状态）。不过，主要行动还是集中在德属东非的东北角，即乞力马扎罗山周围的区域。此举用意是围歼敌军主力。布坎南与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的其他成员将从北向南如铁砧般拦住撤退的德军部队，以便铁锤——也就是从西方进军的主力部队——能够将他们一举击溃。这两支部队的目的地都是莫希。（这座小镇是德国人从沿海的坦噶铺设的长途铁路的终点站。）这套作战方略完全是把欧洲战争思路全套照搬到了非洲。

“向南扫荡”，本是想攻击敌军后方，如今却沦为一场未知世界里的冒险。自从进入丛林之后，这支分遣队的行动速度就大幅减慢，更糟的是他们还闯入了蛇蝇肆虐的地区，他们的马与骡子都是从海外运来的，特别容易感染这种昆虫所散播的疾病。牲畜死亡的速度与数量都很惊人。（在这里用马与骡子到底是谁的主意？但显然不是对非洲这个地区有过任何实地经验的人。）一整天都有骡子和马死亡或者瘫倒路旁。这些牲畜一旦死亡，尸体在二十四个小时内就会“被一大团不停蠕动的青蝇幼虫占据——令人看了不禁作呕”。（当然，士兵死亡之后同样也是如此。）腐烂的尸体所发出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

另外还有一个坏消息，雨季即将来临。昨晚就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现在没有帐篷也没有被子（这些东西都在遥远的行李搬运车上），所以布坎南与他的战友顶多睡了三个小时，他们只能就地而眠，浑身湿透，不停打颤。忍受恶劣环境远比英勇作战要困难得多。

他们不断南行，山顶覆盖着白雪的乞力马扎罗山位于他们左侧。到了傍晚，他们终于走出丛林，进入开阔的原野。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这支分遣队开始转向东方，朝着那座大山行进。最后，他们总算遥遥地望见了他们的目的地——莫希。莫希这个地名在斯瓦希里语里意为“烟雾”，指的是海拔5 895米高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终年围绕着峰顶的云雾。他们在日落之际听见枪声，队伍停了下来，原来前锋部队遇上了敌军的侦察队。不过，这场冲突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交战，因为他们的敌人和往常一样，不久之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短暂等待了一阵子之后，这支长长的分遣队又再度动身。

他们在晚上九点于桑贾河畔扎营。黑夜里，他们能看见莫希附近的火光。过去七天，他们只走了不到七十公里。他们在夜里偶尔会听到卫兵因为过度紧张而开的枪。除此之外，一切都非常平静。

铁砧已缓缓接近了预定的位置——但铁锤在哪里呢？

第二天，他们发现德军早已逃出陷阱并消失于南方，不但速度快得惊人，而且井然有序，也没有重大损失。莫希已被占领，镇上的德国人口纷纷逃离，只剩下非洲人、希腊人以及到处可见的果阿商人。除此之外，这场行动堪称失败。

星期一几乎下了整整一天的雨，星期二也是一样。

1916年3月15日，星期三
写给温琴佐·达奎拉母亲的一封信

达奎拉在美国的家人知道他进了医院，但他们知道的也仅止于此。他的母亲一再向意大利军方以及医院拍电报询问她儿子的状况：她想知道他现在好不好，以及他是否能够返回美国接受照料。她终于收到了圣奥斯瓦尔杜精神病院院长的回信：

敬爱的女士：

很抱歉我无法答应您的要求，因为军方当局安排将他转至锡耶纳的精神病院，并且已于3月10日执行完毕。

他的身体状况相当令人满意，但那些自命不凡又荒唐无稽的错乱思想却仍然存在。看来恐怕会是长期性的心理疾病。

院长 乌迪内（签名）
1916年3月15日

1916年3月18日，星期六
保罗·摩内利在龙切尼奥遭到轰炸

突然间——你看哪，灾祸就那样从天而降，两枚炸弹在你身旁五米处爆炸了，你仍然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受伤。（耳朵听不见了，也不晓得多久之后，你才能听到那仿佛来自遥远的他方的声音，和你一起趴在地上的同伴说话的声音：“摩内利，你受伤了吗？”“我摸摸看。”）然后，你认为自己反而被这种“恩典”愚弄了。战地医生发怒了，将盘子扔向那空中的入侵者。

1916年3月20日，星期一
罗伯特·穆齐尔因病被后送至因斯布鲁克

“通常，死期将至之际，人们会更纵欲狂欢，今朝有酒今朝醉。诗人都这么说，”他又写道，“其实不是这样的。人们只是从僵直的膝盖或沉重的背包中解脱出来，从拼死求生、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人心不再纠结，自由了。有种突然能主宰一切的光辉感。”

这是一个艰难的严冬。由于他并非战斗人员，只担任营长副官，因此全营部署在伊松佐河前线的三周以来，他得以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然而，他受够了意大利人沉重、震耳欲聋的炮火。他不想回去，只企盼能回到有刮胡镜、柔软的床，有性交、书本、水晶玻璃、胡须蜡、甜点、椅垫与沙发垫的人生。“在浴缸里泡澡，樱桃、草莓、黄瓜沙拉、果酱、皮尔森啤酒，还有味道不会像羊皮的葡萄酒；穿着束腰、短上衣，乳沟若隐若现的女孩们。”因此，他动用一切关系，想尽办法使自己能被调离前线。

伊松佐河战役之后，全营自然会被调回南蒂罗尔。不过，等在那儿的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冬季期间构筑苏加纳峡谷的通信设备，并且确保其正常运作。那儿的敌人不是意大利人，而是雪崩。（有时，这两大噩梦还会合而为一；双方大量、密集的炮轰行为常会导致雪崩。）不到一个月前，穆齐尔就曾在阿拉巴参与过雪崩后的搜救任务，搜救人员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刀口上。（使他记忆犹新的是，即使只有双脚伸出雪堆，就能从靴底看出一个人究竟是死是活。“军靴底部的钉子是最坚硬的东西，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坚硬，足以使你心惊胆战。”）在前线的这块区域，死于雪崩和冻死的人数还远多于实际战斗中阵亡的人数。

然而，穆齐尔并未被战火或冰雪所伤；他只是病了，病得非常严重。他发着高烧，猛打寒战，眼睛患了结膜炎，口腔感染严重恶化，使他根本食不下咽，体重也直线下降。他心情抑郁，全身无力，现在正坐在准备将他送到因斯布鲁克医院的火车上。

他们进站了。

他被扛出火车车厢，用担架抬着上路。从几位旁观女性悲怜的眼神中，穆齐尔不难理解自己病得有多重。

1916年3月28日，星期二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比利蒙蒂尼迎来的不只是春天，还有别人的不满

春天来了，却又没完全来。灌木丛与山毛榉都冒出绿芽，苹果树上出现花苞，银莲花及其他花朵也纷纷在树林里绽放。不过，气温仍然很低，吹来的寒风依然刺骨。

安德烈森这几天过得很不开心：“我对一切都厌倦了，我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尽管他刚在家度休了十天的休假，而且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休假，又或许正是因为休假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他才刚回到家，就又住进了医院，这一次是因为严重的喉咙感染与发烧。他还是尚未参与过真正激烈的战斗：在一封写给亲戚的信里，他的语气几乎像是在为此道歉，为他没有任何特别刺激的经历可以讲而道歉。（不过，他倒是寄了些纪念品回家，主要是炮弹碎片。）对他而言，真正令人厌倦的不是战争的可怕，而是那种无聊乏味的状态。至今为止，他不是在后方工作，就是在夜里挖战壕。

这是他穿上军服的第二十个月，他已不再对战争能早日结束抱任何希望。他不无痛苦地回忆起：就在差不多整整一年前，他还满心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如今希望破灭，他心情怎么会不低落呢？

对于这场战争漫长而无尽头，而且耗费的成本愈来愈高，他不是唯一感到灰心丧气的人。所有参战国都深受通货膨胀与粮食短缺之苦，和俄国一样，德国与奥地利的情况是最糟糕的。协约国的海上封锁策略造成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国内粮食生产也受到其他几项因素的冲击影响，包括政策疏忽、运输不济以及许多农民与农场工人都被国家征召入伍。至于仍然坚持农业生产的人，常常抗拒不了黑市的诱惑，因为黑市的价格可能高达十倍以上。（例如德国与奥地利生产的鸡蛋与猪肉，据估约有半数都直接投入了黑市。）再加上日用品的价格也迅速上涨，大多数的家庭都无法承受这样的物价压力，尤其是城镇里的家庭。各种统计曲线的箭头都开始指向错误的方向：疾病、营养不良、儿童死亡率、社会不满与少年犯罪率全都呈现上扬趋势。

安德烈森遇到了其他刚休假回来的士兵，他们讲述的经历更是令人震惊：

其中一人向我们谈起不来梅的一场暴动，当时许许多多妇女打破了商店橱窗，抢劫店里的商品。来自斯基伯伦的莫滕森遇到一个来自汉堡的人，他在假期结束的四天前就离开了汉堡，原因是他的妻子已经没有食物可以给他吃了。

不晓得什么原因，有几个心怀不满的人竟然将愤怒发泄在安德烈森身上——例如有一人指控他是极端爱国主义者。今天有个来自汉堡的士兵走到他面前，一手拿着社会民主党的党报《前进报》，开始就南石勒苏益格的国会议员对于战争的态度向他提出质问。安德烈森只好回应：“那里有很多人都只为自己着想。”前线的军人也已开始感受到粮食短缺的冲击：他们极少有机会能够在粗劣的军用面包上涂抹牛油——牛油已被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果酱取代，士兵们都用挖苦的歌曲加以讽刺。（军中笑话也为这种果酱取了各种昵称，例如“兴登堡奶油”或“德皇威廉纪念牛油”。）

前线一片平静：

我回来之后的这个星期，几乎不曾听过枪声。所有部队都聚集在凡尔登。传言有一处要塞失守了，但现在什么样的谣言都有。罗马尼亚的状况又如何？在我看来，一切都相当平静，不过这无疑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1916年4月8日，星期六

罗伯特·穆齐尔因病被后送至布拉格

因斯布鲁克的医生们对穆齐尔严重的口腔感染束手无策。（他们获悉他有梅毒病史，为了保险起见，他们给了他一剂特效水银药剂，可能还使他的状态更加恶化。）因此，他现在又身处前往布拉格的火车上，准备被送到另一家医院。他躺在一张可收纳在墙壁里的床上，位于天花板正下方。他透过有铁丝网的小窗户望见天际与乌云。他乘坐的火车上，清一色都是来自东部战线的伤员。

从波兰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那些受重伤、被认为撑不过这趟旅程的人，被安置在装设栅栏的载货车厢内。有人肺部被枪弹击中，伤势垂危；另一人的臀关节完全粉碎，两人正在对话，争论抬杠。一个是蒂罗尔人，另一个则是维也纳人。维也纳人坚称蒂罗尔人在这场战事中一点儿贡献都没有，那位蒂罗尔人对此反应非常激烈。肺部受枪伤的维也纳人不断冷嘲热讽。整辆列车哄笑声不断。这类引人注意的鸡毛蒜皮小事，足以遏阻对死亡的恐惧。到站时，维也纳人就死了。火车到站停下之后，绝大多数人开始像动物一样吼叫，发泄着无法承受的痛楚。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一样。

稍后，他抵达位于布拉格的卡罗琳恩塔尔医院。他在那里写着：

我竟然到了急救站，真是意想不到。五十个人塞在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里。身着白袍的医生与护士，面对全裸、半裸或着装的受伤病患。病患的状况五花八门，双脚冻僵、臀部一丝不挂、大腿被砍断、双臂残废。医护人员穿梭在仰卧着且一丝不挂的身体之间，大家急忙伸手抓取器具，女人也抓着刷子，全神贯注，仿佛一幅描述某种痛苦、堕落的绘画。其他人只是蹒跚跛行，从外面把东西搬进来。不管有没有穿衣服，所有人全混在一块。

一如往常，他特别仔细地研究在场的女性。护士们——

和你天南地北说着聊着，梅毒、受检尿样、灌肠剂。她们帮你穿脱衣服，准备触碰你身体的任何部位。她们似乎对性冷感，然而却还是不折不扣的女性。

1916年4月10日，星期一
爱德华·穆斯利在库特阿马拉目睹最后一批马被杀

他们宰杀驮运行李物资的牲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刻意没碰那些坐骑。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又一次的救援行动无疾而终，现在上头已经下令宰杀仅剩的马，以供被围困的守军食用，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陷入饥荒。

穆斯利拔了一些青草，走到一排马的前头。他自己的马唐璜无疑认得主人，于是以他先前教它的方式热情迎接他。穆斯利把那把草喂给了它。

然后，宰杀行动就开始了。

一名士官开枪击毙了这些马。随着一声声枪响，这些体型硕大沉重的动物一一瘫倒在地。血流满地。一开始，穆斯利只是静静看着。他发现马也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事，因此在等待轮到自己的时候都不禁怕得浑身发抖。唐璜也和其他马一样焦躁不安地跺着脚，但除此之外仍然相当温顺。快要轮到唐璜的时候，穆斯利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请求执行枪决任务的士官要一枪毙命，并且在完事之后再告诉他。接着，他亲了一下唐璜的脸颊，便转身走开了。他看见唐璜转过头来望着他离开。

然后，又是一声枪响。

他那天晚上的晚餐是唐璜的心与肾。（马的这些部位总是保留给主人——穆斯利也把唐璜的黑色马尾保存了起来。）不可讳言，这顿晚餐吃起来感觉确实有点儿奇怪，但他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任何不对。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它一定宁可被我吃掉，而不要让别人吃掉。”

萨拉·麦克诺坦现在身处德黑兰。又病又累的她，已经决定提前结束在波斯的服务工作，提早返回家乡。待在这里的日子，她根本没什么事情可做，所以实在称不上是在从事服务工作。她在日记里写道：

在我身上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变化。在家乡，我就这么过着日子，从来不觉得自己年纪愈来愈大，也很少注意自己的生日，我总是生气蓬勃，有一大堆事可做，每天都早起晚睡。然而，现在的我和青春时期以及过往的日子之间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里面堆满了我无法忘怀的亡者。在死亡方面，人不该干涉天意，但我觉得现在实在不是我该离开的时候。

1916年4月19日，星期三
弗朗茨·卡夫卡梦见战士们

春季再临布拉格。然而，卡夫卡的抑郁症毫无缓解迹象。他感到自己“像被禁锢的老鼠，失眠和偏头痛在我体内尽情地肆虐”。办公室的工作吞噬着他，尤其是现在工作时数增加了。现在，他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都待在办公室，午餐时间稍微延长。不再有自由的午后时光，不再能够漫步于皇家公园，不过他和菲丽丝·鲍尔的鱼雁往返却渐趋频繁。

上周，他和刚住进市内医院的作家（同时也是步兵中尉）罗伯特·穆齐尔见面。卡夫卡还没放弃从军。

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境令人非常不快：

两群人正在打斗。我们这边俘获了对方一个人，他身材壮硕，全身赤裸。我们五个人捉住他，一个人扣住他的头，两个人抓住双手，另外两个人抓他的脚。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刀子，不能将他穿肠破肚。我们急切地问着，附近有没有人带着刀，不过就是没人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不能浪费时间。附近有一个烤箱，大得出奇的铸铁制盖子正发红、泛热。我们把那男人拖到那儿，将他其中一只脚推进烤箱盖子，直到开始冒烟；然后拉回来，让它烤熟，再推回烤箱盖前。之后，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这时，卡夫卡醒了。一身冷汗，两排牙齿格格打颤。

1916年4月25日，星期二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火车站目睹一场骚动

艾尔芙莉德再次去了火车站。她要去找她最好的朋友多拉·亨施，多拉的父母在火车站里经营一家小餐馆。艾尔芙莉德在那里的时候，两个士兵走了进来，其中一人颇为年轻，五官端正，另一人体型壮硕，喝得酩酊大醉。那个酒醉的士兵大声喊着要啤酒，但身形圆胖的亨施先生拒绝了他。接着，那个酒鬼在吧台上探过身，自行倒了一杯啤酒，但亨施先生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开。那个酒鬼随即抽出刺刀，刺向亨施先生，但亨施先生立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冲向后门，多拉和她妈妈则同时尖叫了起来。几个客人站起身，抓起椅子，有的准备当武器，有的则是当护身的盾牌。在这同时，那个酒鬼的同伴却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双腿直直伸在身前，语气平静地对他的战友说：“你走吧——动作快点。”于是那个酒鬼便乖乖离开。

亨施先生随即回到店里，身后跟着一名准尉和两名卫兵。那名准尉走到酒鬼的朋友身前——那人仍然坐在桌前，若无其事地翻阅着报纸——以温和有礼的口气询问那个逃走的人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军团。那个看着报纸的士兵拒绝提供这些信息，于是那名准尉上前一步，对他说了些艾尔芙莉德没有听到的话。那个年轻士兵因此站起身来大吼：“你是一头猪，长官。我从来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却被迫扮演士兵的角色。很好，没关系！你如果要跟我说话，那么请你至少使用正式的军事用语。你尽管骚扰我吧，反正我不会透露我朋友的名字！”

这场争辩持续不休：那个年轻士兵拒绝回答军官的提问，最后他被逮捕了。艾尔芙莉德看着他被两个卫兵押走，卫兵的步枪上都装有亮闪闪的刺刀。被逮捕的士兵脸上毫无血色，嘴唇看起来几乎是白的。那四个人走出门外之后，人们又再度谈起话来。餐馆里充满了兴奋不已的声音。艾尔芙莉德用手抚着多拉的胸口，发现她的心脏跳得非常剧烈。

艾尔芙莉德对多拉说，她没办法决定到底谁才是对的——究竟是那个准尉，还是拒绝透露朋友姓名的士兵。亨施先生听到艾尔芙莉德的话，随即对她咆哮道：“你给我听好，这件事没有任何灰色地带。那个准尉分明是对的。军队必须要有纪律，不然……不然就会一团混乱。”怒气冲冲的亨施先生在艾尔芙莉德的屁股上重重拍了一下，然后将她推出餐馆。

茫然又心烦的艾尔芙莉德回了家。双方她都是能理解的——一方面，那个俊朗的年轻人拒绝出卖朋友；另一方面，那个准尉只是善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不过，我最气的还是自己。对于这场战争，我没有办法分辨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又是错的。我对我们打的胜仗雀跃不已，但只要想到那些死伤的士兵，我就又不禁感到伤心。我昨天听说森林里有一间军医院，专门收容脸被打烂了的士兵。他们的模样非常可怕，一般人根本不敢看他们。这类事情让我深感绝望。

今天是艾尔芙莉德的十四岁生日。她开始换了一种不同发型，更有成年人的样子。

这天晚上，爱德华·穆斯利在库特阿马拉看见援军最后一次尝试为受困的英国守军运送补给品。一群特殊的志愿兵（所有人都未婚）操控驾驶一艘载满粮食的装甲船，试图在黑夜掩护下沿底格里斯河逆流而上，偷偷穿越奥斯曼部队的阵线。不过，这艘名叫“尤尔纳”号的船还是被敌军发现了，并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炮击，结果因此搁浅。穆斯利在日记里写道：

土耳其的大炮在短短几米的近距离内对它开火。船上的军官被杀，考克利少校被俘，然后它被拖到我们的堡垒边等待接应人员的视线可及之处，还有一小群守军在库特阿马拉的屋顶上望着它。它现在就摆放在那里。这项以悲剧收场的光荣之举，显然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我们的粮食恐怕撑不到明天。

1916年5月7日，星期日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比利蒙蒂尼过着沉闷的生活

初夏的绿意，初夏的暖和。鸟声啁啾。现在最令他感到苦恼的就是眼下这虚度的日子：日子就这么流逝，每天过得一模一样，日光之下无新事，所有人每天都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而且还一事无成。此外，他也对自己变得如此健忘深感惊恐。他回想着自己先前学过的许多东西——历史、文学史——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他现在看书更是一看完就随即忘了书中的内容。一如往常，他对于和平将在不久之后降临的谣言仍然充满期待，尽管他已经失望过了那么多次。前线全然平静，他对此深感欣喜。

今天，安德烈森正在写一封要寄给家人的信：

亲爱的爸妈，

我上次从这里寄信给你们之后，当天就不小心跌倒，扭伤了左手中指的上关节，米瑟可能已经告诉了你们。我也因此错过了我的车。不过，我的手指在这周应该会好很多，其实我的指节很快就能拉直了。我现在到处晃荡，游山玩水，享受生活。我的洗衣女工借了我一本很好看的法国小说，我看书看累了就素描自娱。我打算寄几张小画给你们——我已经寄了一张给多萝西娅阿姨。倒不是说我画的这些画有什么收藏价值，只不过我目前的日子浑浑噩噩，我现在似乎已完全一无是处。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我相信这种现象一定和我们的饮食有点儿关系。我们每天都只有燕麦粥可以吃！当然，还有军用面包以及那永远吃不完的果酱。

1916年5月8日，星期一
萨拉·麦克诺坦回到她位于伦敦的家

一名年轻男子扶着麦克诺坦走进她位于诺福克街1号的家。在家里迎接她的有她的两个姐妹，还有她的年老女仆玛丽·金。麦克诺坦一看见她的女仆就说：“你说得对，玛丽。俄国要了我的命。”

对于从波斯回英国的这段旅程，她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片段：在北上的旅程中，和她同行的传教士帮了她不少忙；在四百五十多公里的路程中，他们翻越了白雪覆盖的高山，并且一路行驶至里海；他们因为迟到一个小时而误了船；她在彼得格勒的英国大使馆内休养了一个星期；她还经历了在赫尔辛基为了转搭另一艘船而拄着拐杖走在冰上。

到了这时候，麦克诺坦已不再写日记。她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一个月前：

我希望能够在欢声笑语中“离开宴会”——退出生命的宴会。我一定会对自己的离开感到难过，但那样也绝对好过待到所有灯光都熄灭了之后。在那种情况下，我必然能够真心对这场宴会的主办者说：“谢谢您让我享有这段美妙的时光。”可是，现在许多宾客都已经离开，炉火将熄未熄，而我也累了。

他们扶她上楼，让她回到自己的卧房。她的头发早已稀疏灰白了，身体非常瘦弱，脸色也极为苍白。

1916年5月18日，星期四
安格斯·布坎南离开姆布尤尼，对骡子有了一些了解

雨季高峰已经过去了。在乞力马扎罗山周围地区的潮湿气候下等待将近两个月之后，现在该是启程继续找寻行踪飘忽的敌人的时候了。攻下莫希虽是一大胜利，但他们又再度错过了杀敌的机会。布坎南和他的许多战友一样，虽然心有不满，却还是不禁对他们的对手德军深感敬佩，包括德军的土著部队在内，因为他们展现出的纪律、技能以及勇气实在可嘉。所以，这项任务绝对不容易。德军已经变身游击队，但英军仍然表现出正规军的笨重、谨慎和缓慢。

主力部队在下午从姆布尤尼动身出发。布坎南今天正好监管行李搬运队伍，其中包括骡子——因为他们又再度进入了崎岖不平的地带。空气中飘荡着潮湿的植物被太阳晒过之后的气味。

结果，这段行军历程——套用他自己写下的话——“令人难忘”。大多数的骡子都是新的，其中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戴过驮鞍，于是这些骡子人立起来，全然不听指挥。不时有骡子挣脱或是甩掉它们不习惯的挽具，于是布坎南和其他几个士兵整晚都忙着在整支队伍旁骑马来来回回，追捕逃跑的骡子。他们每隔一阵子就必须停下来修补挽具，或者为这些“不停抗拒、害怕又顽固的畜牲”重新上鞍。

终于到了扎营的时候，布坎南知道有四头骡子已逃之夭夭。但尽管如此，他们的骡子数目却比出发前点算的还多了两头。在黑暗中，他们只要看到胡乱逃窜的牲畜就全部抓回来，因此其中有些显然属于其他营。一如往常，他们决定把这些多余的牲畜留下来，不向上级报告。

1916年5月23日，星期二
保罗·摩内利参与从十一号山峰撤退的行动

他们匆匆忙忙地上了卡车前往前线。驾驶员把他们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但也不外就是那些持续撤退的谣言。奥匈部队自从5月15日就在阿夏戈高原周围发动攻势，所获颇丰，而意军则在伊松佐河上无甚表现。除非意军能够阻挡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抵达低地，从而直取沿岸地区，进攻威尼斯。现在距离维琴察只有三十公里左右了。保罗·摩内利所属的阿尔卑斯山地营在这一带山区已经待了好几天，在这段期间也偶尔遭到敌军的炮击。可是现在情势到底如何？他们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摩内利和其他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但他们仍然努力想要了解目前的情势，努力解读各种征象——而他们看到的征象都相当不妙。他们自己的炮兵部队战斗力愈来愈弱，而且他们这个区域的最后一组大炮——一组轻型山炮——竟在昨晚不见了。更糟的是，战斗的声响、爆炸声以及炮火的闪光不但离他们愈来愈近，现在更是已经移到了他们后方。他们营里的一个连已被召回至山谷里，所以他们今天早晨醒来之后，发现他们已然成了山顶上的孤军。有人说十二号山峰被攻陷了。十二号山峰？他们全都转过头去——那座山就位于他们后方，对不对？“我们就像掉进陷阱的老鼠一样。”

然后，他们接到了命令：他们必须在原地待到天黑——他们是后卫队，所以不论他们能够抵挡敌军多久，都可让其他人有机会撤离。“我们会怎么样？意大利会怎么样？”他们可以看见奥匈部队从他们邻近的山上列队朝山下移动。他们除了眼睁睁看着之外，完全无能为力，因为敌军身在射程之外，而且阿尔卑斯山地部队也没有重型武器。但摩内利和他的战友一直没有受到任何攻击，仿佛所有人都忘了他们的存在，包括敌军在内。时间慢慢流逝，他们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待在原地等候，完全孤立，和其他部队彻底隔绝，“等待的折磨，加之对灾难降临的恐惧，令人更难以忍受”。

摩内利在午餐时间爬上了参谋人员所在的山洞。他在洞口遇见少校营长，只见他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少校站在洞口搓捻着自己的胡须。他喝醉了。“过来，”他对摩内利唤了一声，然后给了他一些酒，“你忏悔过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被包围了。”少校收到上级命令，被要求坚守阵地。“所以，我们只能坚守阵地，然后被俘虏，然后我们就会被骂，被人嘲笑。”

喝酒多少有些效果。（少校把酒称为“一个永远不会遗弃你的朋友”。）在微醺之下，摩内利开始能够以比较正面的眼光看待当下的情势。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会黑了。说不定他们能够逃走。如果敌军在天黑之前发动攻击，那么他们的连队就会尽力为先前撤退的部队多争取一些时间。“这么一来，师部说不定能够把档案文件安全送走。”

奇迹发生了。没有人攻击他们。

天黑之后，他们分成小组，陆续下山进入丛林里。

寒冷的雨下个不停。但邻近的一座村庄着了火，树木与岩石的形状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扭曲怪诞。他们在桥梁预定被炸掉的半个小时前过了河，在对岸短暂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喝了点水，钢杯在河底石头上碰得叮咚作响，然后他们又吃了点饼干。在翻过下一座山脊之前，他们先花了点儿时间埋葬了那天最后一个阵亡的人。他名叫乔万尼·帕纳托，在他们下山之时被一枚敌军随意发射的炮弹散射出来的碎片击中。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随机的肇因导致随机的结果。帕纳托受伤的时候大叫了一声，但还是奋力前进，最后仍不免倒下身亡。

他们打包物品，钢杯被塞进背包时发出叮叮咚咚的碰撞声。这时候，士兵们开始问起了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撤退？他们为什么不留下来作战？摩内利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是对发生的事情，他们了解什么？我又了解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作战，我们行军，我们停下，在这个大队人马中只是一个号码而已。我们在这多山的前线大批涌来，在阿尔卑斯山脉这一段巨大的叫作多洛米蒂山峰的冰雪中间被调来遣去。我心中愤恨不平，只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也看不见。

与此同时，在远方某一座地板上铺着柔软地毯的宫殿里则有着这样一群人，摩内利称之为“那些编织着我们命运之线的神秘神祇”。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军官在写，一个文职人员在抄，一个副官走出房间，还有一个上校不停咒骂着”。

这就是战争。令我们感到沮丧的不是丧生的风险，不是炮弹在落下爆炸之时发出的炫目红色火光（他站起来，看了看四周，对于那巨大的痛苦茫然不解），而是觉得自己有如木偶，被一个未知的木偶师所操控——这种感觉有时候令人深感心寒，仿佛落入了死神的怀抱一样。没有任务的时候，你只能待在战壕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危险。你的命运由你的连队编号或战壕名称来决定，不能任意脱下上衣，不能任意写信回家，你的生死由规则决定，而规则不由你定——这一切就是战争。

他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又是一段上坡路。泥泞与冰雪当中，他们的步伐愈来愈沉重。他看见另一座着火的村庄，也听到身后传来爆炸声与枪响。后卫队——准确来说应该是后卫队的后卫队——受到了攻击，那是可怜的老达·佩尔吉内和他的手下。

他们的速度愈来愈慢，所有人都困乏无力地迈着机械化的步子。过了一会儿，大家甚至连埋怨的力气都没有了。摩内利和他的战友已经有几个晚上不曾好好睡过觉，疲倦和痛苦渐渐产生了一种麻醉效果。包裹在疲惫与痛楚中，他们任由周围的世界缓缓从身边经过，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不再对爆炸与着火的房屋有所注意，也几乎不去想正在追赶他们的敌军，尽管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现在，休息也不再有太大的帮助，每当他们（在积雪的地面上）小憩醒来之后，只会觉得自己更麻木绝望，更沮丧疲惫。

他们在森林里走了一夜，直到寒冷苍白的黎明来临。

他们抵达己方阵线之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两个卫兵想要拦住他们，要求他们答出口令。这些疲惫的士兵以一连串的脏话咒骂那两个卫兵，然后就拖着蹒跚的脚步走了过去。又走了一会儿之后，他们遇到了其他连营的士兵，还有他们的拖车和紧张的骡子，“蹄铁踏在石头上发出尖锐的声响”。天空下起了细雨。

终于的终于的终于，他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摩内利钻进一顶小帐篷里。他紧握双手沉沉睡去。在梦中，他仍在行军，永无尽头地行军。

同一天，勒内·阿诺仍在阿戈讷地区贝尔瓦尔这座村庄里等待着。他们可以听到凡尔登传来的炮声。他们非常紧张，猜想自己很快就必须投入战斗了。平静期的前线，虽然有其危险性，但丧命的概率不算特别大：虽然偶尔可能必须执行突击行动，但通常只有英军才会做这种事情。然而，在发动重大攻势的情况下被送到前线，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人送命，而且人员的损失数字会是很庞大的：

我们四处走动，交换各种小道消息。我还记得营里的军医特吕谢站在那儿，低着头，双腿叉开，脸上带着焦虑烦躁的神情，紧张地用左手搔着他的黑胡子：“真是可耻！这样的杀戮应该受到制止！他们任由成千上万的人遭到屠杀，就只是为了保卫一堆老旧的堡垒。真是可怕！唉，我们的将领还真是自作聪明呀。”

1916年5月30日，星期二
勒内·阿诺抵达位于凡尔登城外三二一高地前线

勒内·阿诺如此写道：

战时最令人痛苦的心理折磨，就是思绪不受控制，开始妄想着一些尚未发生或是之前经历过的事物；或是想象力逐渐膨胀，潜伏在前方的危险被放大了百倍。大家都知道，在内心想象危险而产生的恐惧，远比实际上遭遇危险还要令人心神不宁，就像欲望在尚未获得满足之前也比较令人陶醉一样。

自从德军在今年2月底发动精心策划的攻势以来，这场大战就一直持续不休。阿诺与他的部下都知道迟早会轮到他们踏上“圣路”。得到这个好名称的路是这个前线战区唯一可用的补给道路，这条路上平均每十四秒就会有一辆卡车经过。对于接到命令必须前往凡尔登的部队而言，这段路程就像是一场献身之旅。

阿诺听到别人谈起统计数字。一个刚从凡尔登回来的军官毫不避讳地指出：“很简单，等到你手下的士兵阵亡了三分之二，你就会被换回来了。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一天，阿诺和营里的其他人都在凡尔登的十七世纪的堡垒里度过。这是一座恢宏的建筑，内有工作人员休息室、储藏库、无穷无尽的走廊、地下炮台以及防弹营房。堡垒内弥漫着甘蓝菜、发霉的面包、消毒剂、汗水与发酸葡萄酒的温热气味。远方的炮弹爆裂声犹如持续不断的咆哮。石壁虽有一米厚，那些声响却还是从墙壁中的小缝隙传了进来。德军在这片前线平均每米所配置的大炮数目，是戈尔利采那场大突破的三倍——而且效果也明白可见。

天气热得令人窒息。阿诺躺在他的草席上想着那些统计数字。三分之二。他的部下有哪些人不会从凡尔登生还？营里十五个军官，有哪些军官能够度过接下来的这一周而未受伤或丧命？就统计而言，只有三到四人。他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在下午接到了命令：

第六营必须在今晚替换第三○一步兵团驻守于三二一高地的营。第六营将在十九时十五分从堡垒出发，并于二十一时整抵达通往布拉的道路与皮埃德格拉维耶谷地的交会处。队伍之间必须保持五十米的距离。

阿诺跟忙着往背包里塞进罐头食品、饼干、工具和弹药的部下谈话。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他试图安抚他们，不是高谈爱国心——他知道那种话在这种情况下从来没有效果——而是引用先例：“我们这个连向来很幸运。我们一定会从凡尔登回来的。”

他们在黄昏时分排成一列纵队动身出发，一群接着一群，走出阴暗而安全的堡垒，穿越城镇里空洞寂静的废墟。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枚重炮弹落在大教堂附近。一长队行装沉重的士兵走浮桥过河，浮桥的木板在他们脚下晃动着。阿诺看着暗沉的河水，心中不禁纳闷：“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再一次走过这座桥。”

休息的时候，一个“脸庞圆胖，眼中闪烁着狡猾光芒”的士兵走到阿诺面前，拿着几份文件向他提出恳求。那个人显然是想在最后关头试试能否有机会逃过这场劫难。他说自己是个裁缝师，因为患有疝气而从来不曾上过前线。他手上的文件证明了这项说辞。阿诺心中原本就怀着一股愤愤不平的情绪，原因是在他们即将被派往凡尔登的前夕，营里有一名职业军官就以投机取巧的方式突然被调往行李搬运队。因此，他现在忍不住对那人愤怒咆哮。

看着那个人沮丧地转身走开，低垂着头，手里仍然握着那些文件，阿诺却也不禁为他感到难过，又在心里想着，要不是因为自己制服上的军阶臂章，说不定他也会采取和那个人一样的做法。

不久之后，他们碰到了一支刚得以脱离战火的部队，只见对方所有人衣服上都满是泥巴，眼神中充满了兴奋。他忍不住羡慕起率领那支部队的年轻中尉——“我真希望自己是他！”

他们开始爬上从谷地通往战场的那片斜坡。

大炮的隆隆声愈来愈响，各种声音全都混在一起。落在杜奥蒙堡垒的炮弹所发出的火光，映照着他们右侧的天空。那座堡垒在这场战役的第四天即被德军攻占，现在成了双方攻防的一个中心点。不仅如此，现在那座堡垒已然成了一个地标，一个吸引注意的焦点，一个传奇（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象征——而且就像所有的象征一样，其意义已然超越实际上的战略重要性，成了德国与法国政府宣传的竞争焦点。随着成功的本质愈来愈抽象，失败却仍然明确具体，因此攻占那座堡垒即可算是一大成功。自今年2月底战役展开以来，落在战场上的炮弹已有两千万枚左右。

天色愈来愈黑，他们仍在这条空荡荡的道路上持续前进。突然间，他们头顶上闪现一道光亮，接着是一声短促刺耳的爆炸声。所有人都本能地蹲伏下来。这是他们遭遇的第一枚敌军炮弹。他们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已能闻到尸体腐败的臭味。阿诺心中充满恐惧，而且愈来愈觉得无法忍耐。最后，他们总算见到了他们的向导：

我们快步动身出发，穿越了一座深谷，爬上了几段陡坡，一会儿转向右边，一会儿又弯向左边。炮弹不断落在我们两侧。我们跳进一条交通壕，又爬了出来，然后又跳了进去，最后又再次爬了出来。我跟在前方的部队后面，仿佛在睡梦中迷迷茫茫地往前走。

他们在一座遭到德军炮火轰击的山脊前突然停下脚步。他们的向导在黑夜中已经不见踪影。阿诺背负了极大的压力：他不晓得他们身在何处，但他知道他们必须在日出前抵达阵地。天亮之后如果他们不在掩体内，就会被德军的前进观察员与机枪组发现，如此一来他们就别想活命。于是，他走到连队前方。他们随即又快步前进，走入一座满是弹坑的小山谷。在经过一座山丘时，只见15厘米口径的炮弹不断以四发齐射重击一条空无一人的交通壕。他们看见一座临时搭建的简易掩体，里面有两个军官睡眼惺忪地依偎在一盏烛光旁，那两个军官不晓得三二一高地在哪里。

阿诺继续往前走，打赌那座高地位于他们的右侧：

我已经可以感觉到空气中的寒意，凌晨不久就要来临了。我加快脚步，身后跟着许多摇摇晃晃的刺刀与水壶。但愿我们能够在天亮之前赶到那里！在仍然黑暗的天色下，远方的山脊轮廓已逐渐显现出来。炮火愈来愈猛烈，在凌晨之前总是如此。“快走！快走！”

终于——地下掩体、隐隐约约的人影、三二一高地。他找到了营长。营长指派一名向导陪伴他们走最后一段路，爬上一段看似无穷无尽的斜坡。一爬上高原，他们就立刻受到一阵炮弹的迎接，但还是继续前进。接着，他们遇见一名上尉，也就是他们接替的那支连队的连长。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下，他们的交接仪式极为简单——那名上尉指出德军以及他们自己战壕的所在处，然后只跟他说了一句：“前线就在这里，晚安。”

地图上显示的战壕，结果实际上只不过是条小沟渠，差不多只有一米深而已。他手下的士兵相互倚靠着躺了下来，很快就沉沉睡去。阿诺自己也疲惫不已，不只是因为身体的疲劳，也因为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他坐在地上，头垂在两膝之间。“我虽然身在凡尔登的战场上，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1916年5月31日，星期三
威利·科庞在埃唐普列出春季意外事件清单

每当有死亡事故发生，就必须遵循一项特殊的程序。所有的飞行完全停止，飞行机器全都拖入机库里，所有受训人员集合起来，为残破的尸体守灵——“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葬礼于次日举行，镇上所有的居民以及学校里所有的学生，还有其他受训飞行员，都列队走过坟墓向死者致意。（事故的死者都埋葬在埃唐普本地的小公墓里。）然后，机库门再度打开，飞行课程也恢复正常。

在春季期间，威利·科庞反复目睹了这项程序许多次。事实上，死亡事故极为常见。最让他难忘的是与事故相关的各种声音：首先是旁观者的尖叫声，接着是“木材碎裂的可怕声响”，最后则是一片寂静——也就是引擎停止，残骸散落地面，飞行员的身体闷声坠地之后，那片寂静持续了几秒，但又仿佛是永恒。

科庞目睹的第一场事故发生于今年2月1日。当时，他和其他几个人正裹着毛皮衬里的飞行大衣，躺在微弱的冬季阳光下等待着驾机练习。天空中回荡着飞行器环绕机场飞行所发出的嗡嗡声。突然间，他听到其中一具运转顺畅的引擎开始加速，接着便有人大叫：“天啊，他会害死自己的！”

就在那一刻，我抬起头，看见一架法尔曼式飞机不晓得为什么以将近垂直的角度俯冲下来，速度太快了，以致整架飞机在半空中即告解体。飞机的机身直接爆开，机翼、拉杆及其他部件都四散飞出。我甚至可以看见机尾、引擎和飞行员。所有东西都直直掉落下来，坠落在我们面前约四百米远的一片空地上。

有些旁观者立刻赶了过去，但科庞不是其中之一。他不想看。此后，死亡事故仍然持续不断发生：

2月8日，我们埋葬了法国飞行员沙卢布。

3月6日，勒·布朗热转弯太急，结果失速坠地。我们把他从残骸里拖出来，发现他受了重伤。

3月14日，我们埋葬了法国飞行员克雷门特。

4月26日，皮雷驾驶布莱里奥飞机转弯时失速，从九十米的高度倾斜着滑落于地面。他这次依然很幸运，只受了轻伤。

4月27日，比埃朗·德·卡蒂永以令人惊恐的方式将一架亨利·法尔曼式飞机倒转了过来，所幸受伤不严重。

5月16日，弗朗索瓦·弗尔居尔坠毁了一架莫里斯·法尔曼式飞机，但没有受伤。

5月17日，阿德里安·里夏尔在降落过程中又撞毁了另一架莫里斯·法尔曼式飞机，结果他们利用这两架飞机的残骸制造了一架新机。

5月20日，德·默莱梅斯特尔——一位非常杰出的飞行员——表演了一个危险动作之后，飞机即旋转坠地。他坠落地面的高度虽比勒·布朗热还高，受伤的情形却没有那么严重，一两天后就能够下床活动。

5月27日，埃夫拉尔撞掉了一架BE－2军机的起落架。

今天，5月31日，又发生了一场事故。这次是一名叫克赖因的飞行员，他驾驶一架莫里斯·法尔曼式飞机，因降落的方式过于拙劣以致发出十分刺耳的撞毁声。一件最近的发明——飞行帽——救了他一命。不是每个人都戴这种帽子。有些人认为这种帽子太丑，看起来就像忧心忡忡的佛兰德斯母亲在孩子学走路的时候因为怕他们跌倒而为他们戴上的软垫帽。

科庞迫不及待想要接受考试。一旦通过考试，他的制服就会别上金色翅膀，军阶晋升为中士，每个月的薪水也会增加五枚金路易。

同一天，理查德·施通普夫在日记里写道：

总算，总算——总算发生了。我们过去二十二个月来朝思暮想、满心期待的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我们多年来怀着热情努力工作、认真受训，期盼的就是这一天。

他指的是日德兰海战，也就是274艘德军与英军战舰在丹麦外海所发生的冲突，战事从下午延续至傍晚。到了天黑之时，已有14艘英军战舰和11艘德军战舰被击沉，并且有超过8 000名水兵丧生。施通普夫所在的船只“黑尔戈兰”号在这场战役中发射了63枚炮弹，但本身只被一枚炮弹击中。船员都没有受伤。他这天的日记里还有另一段记载：

我认为人无法描述自己在初次受到战火洗礼期间心中的想法与感受。我如果说自己当时很害怕，就不免撒了谎。不是的，那是一种言语无法描述的感受，混杂了喜悦、恐惧、好奇、麻木以及……战斗的乐趣。

不久之后，德国就宣告在这场混乱的战役中取得了一场小胜利，自然这也不是全无道理。尽管如此，这场战役对于战争全局并没有影响。

1916年6月8日，星期四
安格斯·布坎南到潘加尼河上打猎觅食

其实他一点儿都不想去打猎。其实他宁愿继续躺在那里，裹在自己温暖的毯子里。安格斯·布坎南看得见天上一点一点的星光，但知道太阳即将升起。“再睡五分钟吧。”

“起来吧！”一声压低了音的呼唤叫醒了他，于是他坐起身来。天已亮了。就在他旁边的树丛下，坐着名叫吉尔汉姆的另一个中尉，正在绑鞋带。他们两人相视一笑，对于彼此的秘密心照不宣。尽管严禁打猎，甚至禁止离开营地，但他们两人却正打算这么做。他们已经厌倦了那种用倒胃口的罐头煮成的炖肉，而且反正现在每日的配给量也因为军粮存量降低而减少了。两人都吃不饱。没有吃的他们哪有力气打仗？

许多士兵都已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再加上炎热的天气，因此病倒的人数急遽增加。病患必须送往后方接受医疗照护，因此又占用了原本就已有限的运输资源。此外，病患一样还是需要吃饭：被送到后方的士兵所消耗的粮食并不比赶赴前线加入战斗部队的兵员来得少，以致后者的粮食配给量只能进一步削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原来的一个团，现在只有170至200人，相当于一个连队的规模。

他们为了追击德军部队而潜行于灌木丛、密林与沼泽地里，越过河流、高山与莽原，但对方却显然不受当地的气候与疾病所苦。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德军部队的士兵都是当地人，自然对这样的环境习以为常。他们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势，不但移动起来速度相当快，也知道有哪些东西可以采食。此外，由于德国人对待他们相当好，给予的酬劳也相当高，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德国主人非常忠心。

情势所迫，英军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不愿为非洲人提供武装并让他们参与战斗的做法。布坎南在雨季结束以来所参与的这场行动，目标之一就是要将德军逐出塔波拉，也就是德军招募最优秀的黑人士兵的地区。冯·莱托—福尔贝克也证明了自己深谙就地取材之道：他已收不到来自德国的补给品，于是开始自行制造弹药，教导士兵自行制作靴子，还在“柯尼斯堡”号巡洋舰被英军赶进鲁菲吉河三角洲之后，借着抢救船上的大炮之名而拥有了重型火炮。

布坎南与吉尔汉姆拿起他们的军用步枪，偷偷走过一排排酣睡的士兵，溜出了营地。他们带上了布坎南的非洲仆人哈米西。一开始，他们必须设法穿越浓密的干燥灌木丛。最糟的部分是有刺灌木与树木，而其中最可怕的则是非洲人所谓的“姆贡加”，因为这种植物的刺又长又锋利，而且数量又很多。他们尽可能避开这类矮小的树木。布坎南表示：“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姆贡加这种植物。”他们的双手、手臂与双腿很快就满是鲜血。

经过一个小时之后，地貌逐渐开阔了起来，而他们现在距离营地也已经够远，不至于被人听到他们的枪声。布坎南与吉尔汉姆为步枪装填子弹，然后蹑手蹑脚地悄悄前进。哈米西跟在后面，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他们才走了差不多一公里，就突然看见一头扭角林羚跳了出来。但他们还来不及开枪，那头动作优雅的羚羊就又消失于树丛里了。布坎南咒骂了一声。又走了三公里，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斑羚与疣猪留下的足迹，另外也对一两群珠鸡开了枪。该是回头的时候了。太阳已经升上清澈的蓝天，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就会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这天早晨，猎捕那些动作敏捷而且行踪飘忽的动物，就和他们的师追捕德军的驻防部队一样徒劳无功。

布坎南、吉尔汉姆与哈米西在回程改走另外一条路，结果这项选择颇为幸运。首先，他们遇见一头长颈羚，两人纷纷开枪，但都没有命中。他们继续前进，灌木丛又再度变得愈来愈浓密，以致布坎南看不见吉尔汉姆的身影。不过，他却突然听见一声枪响，接着是一声欢呼：吉尔汉姆发现了另一头长颈羚，而且打中了它。他们两人兴奋地欢声大叫。有肉可以吃了！而且还是羚羊肉！布坎南爱怜地看着他们脚下那头濒死的动物。他在今天以前从来不曾看过这种羚羊：

体形修长优美，有着一身又短又密的光滑毛皮，呈现出黑巧克力般的褐色。侧腹中央有一条特殊的水平线，明显将深色的身体上半部与颜色较浅的下半部区分开来。

他们三人宰杀了那头动物。哈米西背着大部分的肉块，布坎南与吉尔汉姆则是提着他背不动的部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以极轻的脚步悄悄走回营地。

他们今天总算能够大快朵颐了。

在这同一天，勒内·阿诺与他的部下在凡尔登的三二一高地上遭到德军步兵攻击。炮火停歇了下来，然后身穿灰衣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前方那片满是弹坑的地面上：

枪声以及闻起来有如大蒜味儿的火药烟雾，很快就让人觉得醺醺然。“开枪杀了那些猪！杀了他们！”突然间，我看见一个块头很大的人在我右前方移动。我瞄准他，心中产生了这一枪会命中目标的直觉；我扣下扳机，枪托因后坐力而在我的肩膀上一震，然后那个大块头就不见了。事后，我不禁纳闷究竟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发射的子弹击中了他，或者他只是在猛烈的步枪火力中趴倒于地面以躲避子弹。无论如何，他是我在三年半的战争期间唯一“撂倒”的德国人，而且我还不敢完全确定。

他们终于借着手榴弹遏制了敌军的攻势。

这天，罗伯特·穆齐尔在盛夏时分回到美丽的博尔扎诺，他在该地谋得一份相对安稳的文书职务（还是一位地位显赫的熟人为他安排这次的异动）。前线总会寄出各种战场上优异表现的表扬建议书，他负责收件与文件审理。他和妻子住在一栋文艺复兴风格的别墅内，有着城堡的城垛、尖塔与门廊，看起来美轮美奂。这真是一大特权。（这栋别墅本属于一位意大利企业家，但屋主在战争爆发时就逃离了；别墅随后遭到奥匈帝国士兵的恣意掠夺。为他安排豪华住处的，还是这位朋友。）穆齐尔的生理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但肆虐了整个春天的抑郁症却还是不放过他。他放弃日记写作，但还是保留一本小札记，尝试从两大因素评量自己的身心状态：工作的热情以及性需求。以下是他最近留下的注记：

5月23日到6月3日：热烈的性行为。工作欲望良好。一切往来都驾轻就熟。

6月3日：颓丧。

6月5日与6日：恢复正常状态。

今天的状态则是：

6月8日：各方面都掉入极度抑郁的状态。

要想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简直不可能。这一定和失望有关，不只是对这场战争感到幻灭，也是对他自己。当初那股源源不绝的崇高力量，究竟到哪儿去了？

1916年6月10日，星期六
勒内·阿诺离开凡尔登前线的三二一高地

等到消息传来的时候，阿诺对时间已经失去了概念。他不晓得他们在这宽大的山脊上待了多久。（他后来计算了一下，认为是十天。）经过这么长时间，又发生了这么多事，阿诺早已放弃了会有人来替换他们的希望；实际上，他根本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夜以继日的炮击以及他们对德军两场进攻行动的阻击，仿佛将他麻痹了。他对危险似乎无动于衷，看见死人也是视若无睹：

身在战火之中，这种冷漠无感也许是最好的状态：纯粹依据本能与习惯行事，不怀希望也不带恐惧。长期以来那种压倒性的强烈情绪，终于随着情绪本身的消亡而终结。

一时之间，他无法理解那些被派去领取粮食配给的士兵为什么会在傍晚双手空空地回来。但他们很快就解释说：“我们今晚就要回去了。”他们全都开始兴奋地跳上跳下。“我们今晚就要回去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完成。那位大部分时间都在喝干邑白兰地喝得醉醺醺的上尉在这时现身，对他们说他们必须先把所有阵亡士兵的尸体拖进身后那条半完工的战壕里，然后才能离开岗位。他们不能在新连队接手之后仍然任由自己连队的死者散落四处。士兵们为此咕哝埋怨，但阿诺说服他们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他们在信号弹与炮弹爆炸发出的光芒之下完成着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一具接一具的尸体都被拖到充当担架使用的防水布上，然后他们再拖着沉重的脚步把这些尸体拖到那座临时坟墓里。尽管那些死者都已“死了很久，尸体也都已经腐烂”，但他们还是认得出每一个人：贝拉尔（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被贵妇谷那边的德军机关枪打死的——那机枪的扫射范围可覆盖他们整座阵地）；博纳尔（一个非常热爱葡萄酒的传令兵）；马菲厄（原是炊事兵，却因值勤时喝醉酒而被罚充任步兵）；维达尔中士（蓄着黑色胡须，还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他在前天随着部队击退德军攻势之时被一枚子弹击中额头中央而身亡）；马拉尔（来自旺代，拥有一头黑发与一双蓝眼——他不小心被自己的手榴弹炸断了脚，结果失血过多而死）；若（阿诺以前的下士，原本就黝黑的肤色因为常晒太阳而显得更深，有着一双儿童般的温柔眼睛，还有一丛乱糟糟的胡须）；奥利维耶（勇敢忠心的小奥利维耶，有着一头金色直发）；卡尔特利耶中士（身材高瘦，而且对禁令置之不理，总是穿着一双醒目易认的特殊短筒靴）；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战友。

这几天的天气相当炎热，因此在搬运尸体的过程中，腐臭的气味也就一阵一阵地传来。士兵每隔一阵子就必须休息一会儿，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才能再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

直到将近凌晨两点，他们才把所有尸体清理完毕，阿诺因为“完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而体会到一股苦涩的满足感”。他看着前来接替的部队——士兵们背负着沉重的行囊，他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一股浓厚的汗味。接班的中尉满腹牢骚。抱怨带刺铁丝网架设的屏障残缺不全，扭曲变形，指挥所也只不过是两堆沙包之间的一个洞而已。一开始，阿诺对这些牢骚气愤不已：“我们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真的就只是为了让一个白痴到这里来摆出一副我们没有尽到职责的嘴脸吗？”但他还是平静了下来，心想那个脾气暴躁的中尉很快就会知道把守三二一高地十日十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从前线回来的行程快得令人讶异。他们的疲惫仿佛全被清洗一空。没有人想要多休息，而是宁可在日出之前尽可能走得离战场愈远愈好。回程的路线经过弗鲁瓦特勒堡，于是他们在其掩蔽下休息了一段时间，并且因此遇到一支正从另一个方向开赴前线参战的部队。那支部队看起来就像是他们十天前的模样：“他们的大衣仍是浅蓝色，鞣革装备仍然呈现黄色，锅子也都还是亮闪闪的银色。”阿诺身上的大衣满是泥巴，脖子上挂着望远镜，皮护腿瘪皱不已，脸上布满了十天来的胡楂，头盔也已残缺不全——冠饰在6月8日的一场肉搏战当中被打掉了。他手下大多数的士兵都没有帆布背包，也没有腰带。有些人甚至连步枪也没了。

阿诺和他的部下正打量着这群行装光鲜的生力军，突然看见一枚炮弹落在他们的队伍中。阿诺的部下完全无动于衷，只是沿着泥泞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他们在路旁看见许多人员与马匹的死尸，甚至还有一辆被弃置的救护车。他们尽力加快脚步，“显得害怕又混乱，仿佛正在逃离战火一样”。他们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脸上满是泥土。他们毫不回头，只是不停地望向在晨曦中飘浮于德军阵线上空的观测气球，并且出声咒骂——那颗气球随时可能指示炮兵对他们开火。事实证明，阿诺在前往凡尔登途中所听闻的估算确实没错，而且近乎精准：他率领了一百人到前线去，现在只有三十人活着回来。

他们抵达了十天前经过的十字路口。阿诺看见凡尔登在朝阳下一片寂静，闪耀着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不禁在心里想着：“战争很美——在将领、记者和学者的眼中是如此。”

他们渡过河流，将战场上的危险渐渐抛在脑后。他们在一座树林的边缘休息片刻，阿诺看见一名后备中士在看一份单张报纸。阿诺问他有什么新闻，那名中士哼了一声说：“还不是一样的那些东西。”他把报纸递给阿诺，阿诺看了看，不禁大叫：“是我们！是我们！”他的部下纷纷围了过来，于是他大声念出了那篇新闻公告：

6月8日，23：00……在右岸，经过猛烈炮击之后，敌人针对我们位于蒂欧蒙农场东西两侧的阵地数度发动攻击。所有的攻势都被我方防守的炮火与机枪所逐退。

6月9日，15：00……在右岸，德军针对蒂欧蒙农场东西两侧将近两公里长的前线持续发动猛烈攻击。西侧的所有攻势都以失败收场，敌人也遭受了惨重损失……

有一人插嘴指出，这份公告故意没有提及我方的损失。尽管如此，其他人却不晓得为什么都深感欣慰，而一再重复着：“新闻提到了我们！”——仿佛这是一句具有抚慰效果的祈祷文。这些简短的报道，也许为他们经历的战斗提供了一个理由。说不定这场战役从一开始的用意就在于成为报道对象；说不定他们这支连队经历了十天的苦难牺牲，就是为了让人可以说他们守住了三二一高地（尽管这座高地本身在军事上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

的确，就法国的观点来看，捍卫凡尔登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主要是让法国的将领、政治人物、记者与平民大众都可以相互安慰：“没错，这座城镇守住了。军队正在那里坚守阵地，而且绝对不会退却。”不过，真的有人认真想过这个小小的及物动词：“tenir”——“坚守”——究竟代表了什么吗？“坚守”在高阶将领眼中代表的是一种意义，在巴黎的民族主义媒体传声筒眼中又是另一种意义，在战场上的指挥官眼中又是另一种意义，在实际经历战火的士兵眼中——例如阿诺以及他那三十名生还的部下——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战争的残酷与悲哀，不只是实战人员之间种种毁灭力量的总和，更是那些下令开战的人物在修辞和语义上犯下的种种含糊混乱造成的结果。

不过，他们现在已撑过了战争中最凄惨也最激烈的时刻。在短短一个多星期里，德军已针对整个前线发动了自今年2月以来最密集的攻势。在其他几个地方，如法国的要塞伏堡在猛烈交战之后被敌军攻陷。

后来，阿诺听见蜿蜒于凡尔登与巴勒迪克之间的那条窄轨铁路上的火车鸣笛声，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幸存了下来：

我走下了苦难的绞刑架，回到了一个和平和生命的世界。和死神面对面十天之后，我原本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但我错了。我已经失去了我的青春。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同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今天又热又闷。早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的一个运输指挥官——愿意开车送我们去看看废弃的奥军战壕，我们欣然答应了。其中某处的奢华与舒适度远远超越了其他地方：我们认定那里必然是某个炮兵军官的掩体。里面有椅子、桌子，加固的墙壁上挂着画，还有不少书籍，甚至有一本英语语法书。

1916年6月25日，星期日
爱德华·穆斯利在努赛宾偷了一个死人的防暑帽

徒步行进的旅程持续不休。自从在库特阿马拉遭到围困的英国守军向奥斯曼部队投降以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总共有13 000多名将士被俘，而且尽管奥斯曼部队在事前曾经提出承诺，事后却还是劫掠了战俘的财物，并且将军官与士兵互相隔离。军官由河船载运至巴格达，士官与士兵则是被迫步行，尽管其中许多人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而且一年里最热的时期也才刚展开——即便在树荫下，温度还是可以高达摄氏50度。

穆斯利在投降之时已经病倒了，因此必须等待特殊船只将他载运到巴格达去。讽刺的是，他们最后搭上的船只正是“尤尔纳”号，也就是4月底试图前来救援他们的那艘汽船。他被押解上船之时，注意到船身上到处都是弹孔。在仿佛永无止境的缓慢旅途中，船只不时停下来抛掉已经死亡的俘虏的尸体。

在巴格达，穆斯利恢复了相当程度的体力，行程得以继续。由于俄军部队位于巴格达以北不到两百公里处，因此奥斯曼当局一心想要尽快将英军战俘送走，以免他们在俄军进军巴格达之后获得释放。他们先由火车被运至萨马拉，接着在卫兵押解下沿着底格里斯河步行至摩苏尔，然后再往西横穿沙漠。

像穆斯利这样的被俘军官可以将行李交由骡子与骆驼驮运，身体最虚弱的还可以骑乘。尽管如此，这次旅程仍然极为可怕，一路上留下了几个病倒和奄奄一息的人员，还有累倒的骡子以及被遗弃的装备。一具具被炙热的太阳烤得焦干的尸体，展示了前面走过的人的痕迹。另一方面，武装的阿拉伯人也如影子一样尾随着他们，等着劫掠杀害掉队的人。他们饱受沙暴、炎热与饥饿之苦，口渴更是令人难熬。他们赖以维生的食物有无花果、黑面包、茶，尤其是葡萄干——全都是在行经之处以极高的价钱购买所得。和其他人一样，穆斯利也几乎彻底丧失了时间概念。“我只知道有两种时间，”他在日记里写道，“一种是行走的时候，另一种是没有行走的时候。”他虚弱无力又发着烧，体重已掉了将近十二公斤，而且患有严重的胃病，眼睛也疼痛不已。

他们现在已抵达努赛宾这座小镇，预计将在这里停留一两夜，然后再继续前往艾因角，并在那里转乘火车。他们在一座古罗马的桥梁下扎营。天空晴朗无云，气温炎热不已，穆斯利又比先前更加虚弱了。他刚从一场严重的中暑当中恢复过来，原因是他的遮阳帽在昨天一场异常猛烈的沙暴中被吹走了，而他绑在头上的手帕又没什么效果。

他无意间听闻镇上有个生病俘虏的收容站，而且有个英军中尉刚在那里去世。穆斯利打算去那弄来那名死者的防暑帽——毕竟，那个人再也用不上那顶帽子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穿越狭小的巷道与阴暗的住宅及后院”，最终找到了那个地方。走过一道由一面挂毯掩蔽住的小门，他进入了一座开阔的庭院。

在墙壁内侧，只见一排排骨瘦如柴的病患躺在用草和树木枝叶临时搭设的遮阳篷下。大多数人都全身赤裸，只有腰间围着一块布，干瘪的脸上也布满了一整个星期没刮的胡茬。这些人都是来自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士兵，这里除了黑饼干以外什么吃的都没有。他们需要水必须自己到两百米外的水道去舀取，所以可以在沙土上看见他们来回爬行留下的痕迹。

有些人已经死了，更多的是奄奄一息。他看见一个人下巴垂落，脸上满是苍蝇。穆斯利原本以为他死了，但那人还活着，而且他只要微微一动，就有成群的苍蝇从他开着的口中飞出。穆斯利以前就见过这种情景，濒死之人的口中聚集着大批苍蝇，随着他们微弱的动作而不时飞出飞入：他称之为“蜂巢现象”。

穆斯利找到了那名去世的中尉，发现了他的防暑帽，于是直接拿走。他回到队伍里，向其他军官告知了他看见的景象。他们前去向这座城镇的指挥官抗议。所有尚能走动的士兵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军官们凑齐了他们仅有的钱，以便留给那些无力走动的俘虏。他们把凑齐的六十英镑交给那些不幸的人员，好让他们至少能够花钱买得一点粮食与照护。

穆斯利回到那座罗马桥梁，在日记里写道：

晚上，等到酷热无情的太阳下山之后，我们就会在卫兵之间来回游荡，抽着我们弄得到的阿拉伯烟草，并且焦虑地望着西方的地平线。在遥远的那边，就是艾因角那座铁路总站的所在处。从这里到那里，还得走上好几个漫长的日夜。我们到得了吗？

1916年6月27日，星期二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布恰奇照料伤员

截至今天，布鲁西洛夫攻势已经迈入第四周，好消息仍然不断传来——实际上，这些消息好得令人讶异。法姆伯勒的医疗队所依附的部队（第九军）已取得了所有部队当中最佳的战果，驱使奥匈帝国的部队不得不展开看似慌乱的撤退。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是彻底恐慌的撤退。芙萝伦丝和她的同事都非常开心——他们对于新的一年所抱持的高度期待以及备受谈论的大规模攻势都真正获得了实现。天气很热。

芙萝伦丝已见过大批战俘（这种景象在先前是少见的），也见过敌军遭到炮火摧毁的战壕，而不禁对其精良的构造留下深刻印象。她也见过胜利较少被人提及的某些方面：集体坟墓刚填满了尸体，幸存者坐在一旁，在成堆的靴子、腰带及其他装备中拣选，全都是他们阵亡战友所留下的遗物。此外，她还见过打了胜仗的士兵恣意饮用俘获或劫掠而来的酒，喝得酩酊大醉。

她所属的医疗队目前正驻扎在布恰奇，那是一座美丽的小镇，横跨斯特雷帕河两岸。那座城镇虽然备受战火蹂躏，许多居民也都已经离开，但仍然色彩缤纷，而这点必须归功于那一大片盛开的洋槐。芙萝伦丝的医疗队占用了一栋房屋，那里原是奥地利教育局长的住宅，但他已随着奥地利部队离开了布恰奇。在芙萝伦丝与她的同伴抵达之时，那栋建筑早已遭到劫掠，只见书本、图画、地质样本与干燥花散落满地。仍然待在镇上的奥地利居民都已被命令离开自己的家，且将会被送往东方。芙萝伦丝目睹的这幕情境正是去年夏天的翻版，只不过现在逃亡的主要是说德语的民众。她已看到数以千计的民众仓皇逃离，男女老幼驱赶着牲畜，财物高高堆在早已超载的拖车上。

不过，他们听到的不只有好消息。好消息毕竟有其代价，而像芙萝伦丝这样的人员就必须在那些不断涌入战地医院的伤残肉身当中努力挽回尚有生机的性命。

昨天傍晚，她协助了救治两位腹部受伤伤员的手术。这类伤势的预后非常不乐观，主要是因为肠子的内容物一旦流入腹腔，就很难避免致命的感染现象。她非常佩服那位外科医生的技术，只见他把肠子的破裂部位切除，然后将仍可正常运作的部分缝合在一起。腹部受伤的患者很难照料，不只因为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也因为他们大量失血而处于脱水状况，所以会不断要水喝，但这项需求却又有着高度的并发症风险而不被允许。手术完成之后，芙萝伦丝仍然待在临时设置的手术室里，原因是她听说还会有更多的伤员进来。她在手术室里的一张椅子上睡着了，直到半夜才醒过来。

到了早上六点，才开始有更多的伤员抵达，而芙萝伦丝也忙着照料他们，只有早餐时间得以喘息一会儿。其中一名伤员是个左上臂中弹的年轻士兵。她把子弹从伤口内取出，却是出乎意料地容易，原因是那颗子弹击中他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力道，而且尾部也露在外面。那个男孩不停哭叫埋怨，即便在伤口已经清理包扎好之后还是如此：“护士，好痛！”另一名伤员的伤势很奇怪：他也是遭到子弹击中，但那颗子弹却从他的肩胛骨上弹开，转了个方向，划过他的身体右侧，穿越腹股沟而钻入右大腿内。第三个伤员也是个年轻人，满身都是沙土和干燥的血块，于是她先清洗他的脸：

“护士，”我的伤员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说道，“不用洗，没关系！反正我不会再出门了。”我原本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也正准备以玩笑话响应，但这时我突然看见他头上那道严重的伤口，于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后来，她看见了她前一晚帮忙进行手术的一位腹部受伤的伤员，发现他的状况变得愈来愈糟。那人想要喝水的渴求极为强烈，以致她必须找来一个男性护理员帮她把那人压制在草席上。那个人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大声嚷嚷着说他和他的战友现在已在大河边，尽情喝着一口、一口又一口的水。

1916年6月30日，星期五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索姆河修复交通壕

湛蓝的天空，被太阳烤得温热的青草散发出夏季的气味。又是更多的挖掘工作。安德烈森手里拿着十字镐与圆锹的时间，比握持步枪与手榴弹的时间还长——但他对此毫不埋怨。在最前方担任警戒任务是一件危险、令人不快而又疲累的工作，而且现在更是如此。原因是英军正持续不断地轰炸位于几十公里外的德军阵线，可能是为了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炮火甚至不时会扫过安德烈森负责的交通壕，以致这些战壕需要一再修复。白垩质的土壤挖起来很费力，但只要挖掘好了，即可变成绝佳的掩体。

他的工作依循一套固定的模式：挖八个小时的战壕，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休息时间可供用餐，然后即可自由活动。他正在挖掘的其中一条交通壕穿越一片仍然覆盖着夏季新绿的树林，阳光斑驳摇曳，被击倒的树木散落在地上。过了那片树林之后，战壕沿着一条溪流向前延伸，直接穿过一座老旧的水车磨坊。他们睡在地底深处的掩体里，虽然安全，但相当拥挤。床铺非常狭窄，以致所有人都只能侧睡，而且床板之间的宽大缝隙更是令人难以安睡。床垫内部填充的都是木屑，经常会黏附成一团。此外，掩体内的空气也不太新鲜：

一旦在那里面睡了五六个小时，胸中就不免产生一股紧绷空虚的感觉，仿佛罹患了哮喘一样。可是只要爬到地面上接触到新鲜空气与光线，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

安德烈森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他的感冒一直好不了，胃不太舒服，也经常头痛。他们多次看到战机在晴朗湛蓝的天空中缠斗。英军在空战中似乎占有优势。“不久之前，著名飞行员伊梅尔曼就在这里被击落。当时我在掩体内睡觉，可是在地面上的人都看到了。”

一如往常，他满心只想听到有关和平的消息。目前有一个谣言尤盛，称战争将会在8月17日结束。那一天是星期四。

1916年7月2日，星期日
安格斯·布坎南在夸迪雷玛买了几只鸡

今天是星期日，他们总算得以过一次像样的安息日。他们在营里已经待了好几天——据说是为了等待筹集补给品，以便继续行军。他们近来深受粮食短缺之苦，士兵又再度陷入了挨饿状态。

今天很安静，布坎南甚至没有带领部下进行机枪操练。不过，这种情形并非完全有益，因为在这么一个闷热无风的星期日，一旦没有事情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就很容易兴起思乡的情绪。布坎南很想知道家乡现在的状况，但在丛林里根本收不到什么消息，更遑论信件。他们已经期盼了好几个星期的邮件。

不过，这一天绝不算是虚度了。除了有机会休息之外，布坎南也对自己谈成了一绝佳的交易而深感得意。他在几天前结识了两名土著，那两人回他们的村庄走了一遭。现在他可以和他们以货易货，于是他用几件衣服换得了面粉和十三只鸡。这个意外的加餐令他们深感开心，他们可以在晚餐时享用鸡肉了。此外，这项交易也唤起了他在动物学方面的兴趣。（他从来不曾彻底放弃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布坎南只要一有时间和精力，就会搜集植物和蛋，尤其还有鸟类。他以科学家的细心——甚至几乎可说是钟爱——将自己找到的一切分门别类。最近的一次是在5月14日发现一只雌的粉颊小翠鸟，他将其编号为163号。）他买下的其中一只鸡，在头上有一根奇特的白色羽毛，他不晓得为什么下不了手宰杀它，于是决定养它一阵子。这只鸡说不定会下蛋——甚至可能会变成他的宠物。

1916年7月7日，星期五
勒内·阿诺所属的营准备返回凡尔登的前线

这项消息在暑热当中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必须返回凡尔登“填补一个空缺”。他们所有人都没想过自己还会再次被派去那里，尤其是在遭受了那么惨重的损失之后。旅中的两个团因为损失了大量兵员而被合并，以致阿诺与他的战友必须拆下领章上原本的“三三七”这个号码，改绣上“二九三”——一个月前才在凡尔登参与过战事的三三七军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阿诺尽力安抚连队里的士兵，但觉得自己没有成功。此外，他自己也深感沮丧。他们所有人显然都和他有着一样的念头：“你可以幸存一次，但不太可能会有第二次。”傍晚时分，团长在凡尔登堡垒内的一间地下室里向他们做简报。他们的部队必须夺回蒂欧蒙与弗勒里之间一块近来失守的地区，距离他们今年6月初防守的阵地不远。中校团长试图鼓舞士气的说辞和阿诺对自己部下说过的话差不多，也同样没什么效果。阿诺看得出团长的压力有多大——他紧咬着牙关，也显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不过，阿诺却稍感平静了一些——他的营在一开始将会先担任后备队。

阿诺出门走到走廊上，看见有五十几个他营里的士兵站在另一个房间外面排队，那个房间是他们营的代理医生巴耶所使用的诊疗室。巴耶是一个身材圆胖、理着平头、戴着一副大眼镜的男子。那些士兵都是前来告病的，希望借此逃避那等待着他们的炼狱。各种想象得到的病症都出笼了：疝气、风湿、伤口愈合不佳。巴耶忙得满头大汗，围绕在他身旁的那群士兵“就像溺水的人紧抓着救生圈一样”。阿诺后来听说营里有几个高阶军官也以生病为由告假：“简而言之，全营的士气都彻底崩溃了。”

那天傍晚，阿诺去看了巴耶医生，也同样试图称病告假。他觉得自己的手法颇为细腻。阿诺首先埋怨称有个军官（其中一名功勋彪炳的军官）竟然借着称病逃避任务，接着声称自己绝不会这么做，尽管他的心脏问题其实是称病的充分理由。他以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解开制服夹克的纽扣，请医生帮他听诊，满心盼望着医生会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而为他开具一份免除任务的诊断证明。医生听了听，然后以厌倦的语气说他也许听到了些微的杂音。他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阿诺不禁感到一阵羞愧，扣上了夹克：“经过这次示弱的表现之后，我再也不敢谴责别人了。”

天黑之后，他们再度行军离开堡垒。行装沉重的士兵缓缓越过河流，走向那片闪现着爆炸亮光的阴暗高地。他们爬上第一道陡峭的山脊之后，阿诺俯卧在地上，心脏猛跳不休。“我疲惫不已，但主要是道德而不是身体上的疲累。我以为自己会昏过去，甚至可能希望自己会昏过去。”他们在一条狭窄的交通壕里行进了好一阵子，然后抵达了一座简陋的碉堡，屋顶只盖着一层瓦楞铁皮。他在那里睡着了。

攻击行动在两天后的黎明展开，结果以失败收场。损失极为惨重，指挥官也在行动中阵亡。阿诺的队伍没有参与攻击行动，他因此安然活了下来。

1916年7月某一天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在耶路撒冷城外目睹一名逃兵被处死

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有两三具新的尸体垂挂在圣城各处的电线杆以及其他临时搭设的绞刑台上。那些死者大多数都是奥斯曼军队的阿拉伯人逃兵。那些人与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可说是恰好相反，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战争，而是战争选择了他们。他们代表了军人当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论是哪种肤色的人）：不同于德·诺加莱斯那样热切地投身于战争的活力、危险与幻象当中，那些人乃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尽管不情不愿、疑虑重重、无心参与，也只能默默接受。

德·诺加莱斯并不是瞧不起他们：就某方面而言，他其实了解那些逃兵的感受。奥斯曼军队又再度在补给问题上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贪腐、浪费以及团伙盗窃。此外，营养不良也再度为疾病开启了大门，尤其是斑疹伤寒。由于这整个地区都粮食短缺，斑疹伤寒因此广为流行，对许多刚迁居至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口的冲击尤其强烈。他们因为这场战争而失去了来自故国的一切协助。由于饥饿与思乡情绪，阿拉伯军队的逃兵人数因此大幅飙升。

斑疹伤寒的大范围流行以及巴勒斯坦的补给严重短缺，导致所谓的帕夏远征队（一支由土耳其部队与德国及奥匈帝国部队组成的军队，配备了大量的大炮、货车以及其他现代装备）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在穿越小亚细亚的漫长旅程之后于巴勒斯坦歇脚，而必须在酷热之下继续朝着西奈半岛前进。他们奉派前往参与第二次堵截苏伊士运河的行动。轰隆驶过的一列列货车以及全新大炮深深吸引了德·诺加莱斯的目光。

奥斯曼军队指挥官对于逃兵现象的应对做法就是不断将逃兵处以绞刑，但却没什么效果。（德·诺加莱斯认为这种严酷的措施所试图矫治的问题，指挥官本身至少也必须负一部分责任：一般认为他也参与了导致部队缺粮的贪腐活动。）于是，指挥官决定最新出现的一个逃兵必须被公开行刑，要让他在耶路撒冷驻军中的战友亲眼看着他被行刑队处决。

这场死刑就在今天举行。

受刑人又是一个阿拉伯人，这次是一位伊玛目。

耶路撒冷密集而或平或圆的屋顶下，一列长长的队伍蜿蜒而出。在前头领队的是一支军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军乐队后面跟着一群高阶军官和平民，接着是那个即将被处死的逃兵，他打扮得极为醒目，头戴白色头巾，身穿鲜红色的土耳其式长衫。跟在他身后的是行刑队，然后是一长列的耶路撒冷驻军——至少是耶路撒冷驻军的大部分成员——包括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在内。

这一长串的人员聚集在一个小土墩周围，土墩上插着一根粗厚的桩柱。在死刑宣判的过程中，德·诺加莱斯仔细观察着那个受刑人。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平静地抽着他的方头雪茄，呈现出穆斯林典型的那种对于死亡满不在乎的姿态”。听完判决的宣读，那人在另一位伊玛目面前的一张草席上双腿交叉着坐了下来。另一位伊玛目原本应当抚慰受刑者的心灵，但抚慰得过分了，以致于他们两人陷入一场越来越激烈的神学争辩，差点打了起来。

受刑人被拉着站了起来，然后被绑在桩柱上，再由一条布蒙住他的双眼。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仍然平静地抽着他的雪茄。“准备”的命令下达之后，行刑队举起枪支瞄准目标，那人随即把雪茄举到嘴唇边。枪声响起，鲜血在原本就已是红色的土耳其式长衫上扩散开来，于是那人软倒了下去，“他的手被一颗子弹钉在了嘴上”。

1916年7月20日，星期四
奥利芙·金在萨洛尼卡发放衣物

这天天气变凉了。放衣服的储藏室里堆着九个背包，奥利芙·金不耐烦地在一旁等待着。背包里装着九个病号的衣服、装备与个人物品。那九个病号今天要用船送出萨洛尼卡。她的工作是把这九个背包准确发放给它们各自的主人。九个人都还没过来取背包，她自己希望在营门关闭之前能有时间到温暖的海水中去洗澡。最后，她终于等不及了，走到那九名病号的病区去，要求他们动作快一点。现在，她总算可以发放背包了。不过，其中一名病号打开背包就抗议起来了，说是里面的东西不是他的。奥利芙·金就得和那个病号一起寻找那个正确的背包，但显然毫无希望。

她今天傍晚没办法去泡海水澡了。

洗不成澡，她就把给她父亲的信写完了。信中透露了一件事情——她至今为止一直把这件事视为一个“深沉而黑暗的秘密”，那就是她已经剪掉了长发：

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把头发剪掉了（所以我到这里之后才会一直都没有寄照片给你）。这实在是我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妙的事情，替我省下了许多时间，而且也总是清洁舒适。短发其实很好看，而且现在我的头发已长得很密了。开车的时候不会有发丝吹进眼里，这也是很棒的事情。我一把头发剪掉之后，就纳闷为什么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

萨拉伊的东方军队仍在萨洛尼卡，不但丝毫不把希腊的中立地位放在眼中，也毫不理会他们身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的事实。现在，这座过度拥挤的城市已经被一道防御工事所包围，而且战壕的深度几乎和西方战线的防御工事不相上下。换句话说，战事已陷入了僵局。现在只剩马其顿那边还有真正的战斗，而英军部队则因为那里的泥泞与脏污而将其戏称为墨其顿。那里比沿海地区还要热，疾病也极为猖獗，尤其是疟疾，也有登革热。作战造成的人员伤亡其实非常少。

奥利芙·金考虑加入塞尔维亚的军队，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在萨洛尼卡这座受到防护的飞地里的一切琐碎工作、枯燥等待以及井然有序的无所事事，她已经深感厌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发现一般护士以及她们的新任主管都非常厌恶像她这样的女性志愿者。金说她已经“受够了女性的纪律——或者应该说是缺乏纪律”，而宁可到真正的军事组织去服务。此外，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她结识了一位迷人的塞尔维亚联络官。塞尔维亚仅存的兵力有一大部分都已从克基拉岛被运到了萨洛尼卡。

晚上可以说是一段相当愉快的时光，只要风不太大，别吹得空气中满是沙尘就好。她都会利用晚上的时间阅读或者写信。有时候，她和几个朋友会去抓乌龟来举行赛跑。有时候，她们会从铁丝网下钻过下，到营地后方的一家小咖啡厅去坐坐。那里经常都没有什么客人，她们会在那儿喝柠檬汽水，并且伴着一部发条留声机所发出的刺耳乐音跳上几个小时的舞。那家店里只有两张舞曲唱片——《金钱公主》与《白鸽》——她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这两张唱片。

同一天，弗朗茨·卡夫卡来到名叫“玛莉安浴场”的矿泉疗养池。他和菲丽丝就在豪华的巴摩拉与奥斯本城堡饭店再次见面。他们投宿在相邻的两个房间。这次见面竟是意想不到的顺利。两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甚至决定重新订婚。战争一结束，他们就搬到柏林。战后，只要战后，一切就可以实现了。卡夫卡的健康突然好转；偏头痛消失无踪，他甚至睡得比以前还要香甜。此外，卡夫卡开始试着增加体重。他不胜喜悦，对菲丽丝写道：

昨天的菜单：上午十点半上了两杯牛奶，蜂蜜，两份奶油，两小块法国面包。十一点：四分之一公斤的樱桃。十二点整：烟熏猪腰肉，菠菜，马铃薯，香草面，小法国面包。下午三点整：一大杯牛奶，两小块法国面包。晚上七点整：各式蔬菜，沙拉，面包，瑞士埃曼塔奶酪块。九点整：两块蛋糕，以及牛奶。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弗朗茨

1916年7月24日，星期一
萨拉·麦克诺坦在伦敦家中去世

她从波斯回来之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是如此。亲戚与朋友经常过来探望她，有时候人数甚至多到她的女仆不得不严格限制每个人的探望时间。医生对于她的病况语焉不详，也许是某种热带疾病。他们嘱咐她遵循一种特殊的牛奶饮食法，但她觉得难以下咽。才一个月前，她觉得自己似乎就要痊愈了：她的体重逐渐增加，于是她开始整理自己的信件，到楼下的图书室看看书，也谈及想要重新装潢房子。她还计划好要搬到乡下去，以便在那里享受夏日时光。

不过，后来事情就变了。

她已经有几个星期不曾离开过房间，昨天还陷入了昏迷。现在已经无法和她沟通了。

以下是今天的《每日镜报》所刊登的几则报道标题：“英军突破敌军防守进入波济耶尔”；“驾驶员发动抗议——今天又有更多公交车停驶”；“法军对莱茵镇展开空袭”；“战争还会再延续一年吗？”；“戈灵顿夏季拍卖剩下最后一周”；“红十字会帆船大赛于泰晤士河上举行”；“大公在小亚细亚持续推进”。

她在白天突然变得烦躁不安。也许纯粹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也有可能是她的身体在人生的末途鼓起仅剩的最后一丝力气。她的一个姐妹在楼下用风琴弹奏着圣歌，音乐透过麦克诺坦敞开着的卧室门口传了进来。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听得到。她在傍晚去世，房间里摆满了花。

同一天，米歇尔·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

一个老人穿着脏灰色制服，头上的帽子垂在耳边，蹬着黄褐色的马靴，佩剑与马刺碰撞得叮当作响，胸前别着一堆神秘的绶带，全身焕发出自豪的光芒，足以照亮整条大街。在他身旁，则是一个撑着拐杖的可怜家伙，身穿操练服、灯芯绒裤，有一条腿在大腿处截肢。真是令人感叹的对比！

1916年7月26日，星期三
罗伯特·穆齐尔在《士兵报》发表第一篇文章

编辑部由五位男性组成，人人身穿制服。他们办公的地点在博尔扎诺市中心的罗林饭店，用餐则在另一家葛丽芙饭店，就连印刷厂都位于博尔扎诺的博物馆街上。再次拜熟人之赐，穆齐尔获得《士兵报》编辑的新职务，这不只安稳，更能让他一展长才。

就算是在奥匈帝国（或者更正确地说，至少在奥匈帝国境内），也可从大战的所有战役意识到那缓慢、逐渐增长的无趣感。哪怕是在这里，政府还是孜孜不倦地要从事说服与倡导。《蒂罗尔士兵报》就是一个例子；一开始，它不过是由前线士兵投书所构成的小刊物。不过，早先的编辑部在上个月被免职了，穆齐尔和其他四位军官获任命接管刊物，预算增加，可以运用昂贵的四色印刷。组织上，该报直接受当地陆军军部的指挥。

说直白些，任务就是宣传、洗脑。这份报纸就是要平息对奥匈帝国公职部门的一切质疑声浪。报社的座右铭是：“效忠上帝、皇帝与祖国！”每份零售价为0.2奥地利克朗。

今天发行的报纸内容，第一次刊出罗伯特·穆齐尔的文章。这篇文章用匿名发表，描述一场对意大利军队的成功部署与袭击（不过并非作者的亲身经验）。以下是其中一部分引言：

野战炮队开始进行地面测量。早上十点，炮队开始射击，隆隆响起的炮声宛如合唱队。第一线步兵边寻找掩护边前进，散布的士兵使大地陷入一片焦虑、不安。

这时，敌人做出了回应；原本沉寂的左翼重炮部队的火力，开始猛烈轰击。无法进入内部，你根本弄不清方向。不管再怎么努力找掩蔽，马上就身心俱疲；过了一阵子，你根本就不愿再多想。心头压着可恨的荒谬，大家都熟悉的，那种因距离遥远而产生的感觉。衣物湿暖的潮气在夜里蒸发，滴淌如雨。损失并不惨重，反而是每一个如绑了铅般的脚步，显得沉重得多。然而，哪怕只有一会儿，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这波安静的前进浪潮。

遇到遍布砾石与鹅卵石的地面，向上攀爬变得更加困难。几乎站不起来的士兵们在新长出的森林中辟出一条路。就在这儿，前线侦察兵前进到离战线只有二十到三十步的地方，第一线敌军只部署有三百人，以带刺铁丝网做掩护。有步兵忍不住开了致命的一枪。就像在泥泞中行军后冲入浴室一样，炮火在这时齐放开来。士兵们再也忍不住了，把背包抛在地上，鲁莽地往前冲锋。从一棵树到下一棵树，从一处掩蔽到另一处掩蔽，由军官带头。

很快的，眼前出现密集的带刺铁丝网，义勇军们英勇地冲锋上前，做出最崇高的牺牲。他们尝试在敌火下，以钳子在敌军的铁丝网上剪出一个洞。

第一个战壕早被机关枪打得稀烂，其他战壕也立即遭受同样的命运。一位胸部已经中弹的士兵继续屈膝作战，直到头部中弹死亡为止。第二个士兵被枪托重击，第三名则死于铁铲之下，其他人尽可能地杀敌。同时，我军的机关枪也开始行动，加入战局。战斗僵持了几分钟，敌军绝望地疯狂射击，想在乱军中杀出一条血路。部署在前线的后备部队也参战了，像被投石机抛掷的石块一般，将第一波士兵投入战局。

…………

“最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重新回到舒适办公桌前的穆齐尔，真的找回1914年8月的信念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个操纵奥匈帝国战力的冰冷、古板且弱智的官僚体系，他已经见识得太多了。然而，他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更为吊诡：他在私人生活中对官方宣传与国家机器嗤之以鼻，但在公众场合却必须力挺到底。

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
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美心餐厅吃晚餐

巴黎今年夏天的天气晴朗又炎热，咖啡厅里都满是顾客，摆在人行道上的桌子也都座无虚席。星期日，当地的火车都会载着满满的游客开往翠绿的乡下。身穿白衣的年轻女子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漫游于街道上。对于想要亲近海水的人士，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度假区更是连一间旅馆空房都找不到。

米歇尔·科尔代和一名友人在香榭大道附近的美心餐厅用餐，眼前的景象与他知道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这又让他再度深感讶异。他不禁又一次想到，在这里，战争看起来是那么遥远。这家餐厅以美味的餐点和时髦的新艺术装潢著称，因此坐在这里仿佛身处时光胶囊里，让人得以忘却当下，一方面回想起过往的快乐时光，另一方面也期许着美好的未来。没错，战争确实距离这里非常遥远，但毕竟还是当下的事情，尽管一般人都宁可闭口不谈战争在这里的表现方式——通过酒精与性，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是通过迷醉与放荡。

餐厅里满是身穿军服的男人，分属军方不同部门，也包括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例如写作滑稽剧的乔治·费多，以及教授兼战争画家弗朗索瓦·弗拉芒，在广受喜爱的《插画》杂志里，几乎每一期都看得到他的水彩画。弗拉芒属于那种难以抗拒军事世界吸引力的平民，因此也穿上了一套他自己专属的军服式服装。今天晚上，他戴着一顶法国军用平顶帽，身穿一件胸前缀满了勋章饰带的卡其夹克，而且还套上护腿。另外还有不少女性在场，其中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都是高级妓女。

今天晚上在美心餐厅喝掉的酒非常多。有几个飞行员享用了所谓的香槟晚餐——也就是什么都不吃，只喝香槟。放眼望去，餐厅里到处都是喝得酩酊大醉的顾客。若是在战前，有些行为会引来严词谴责或者导致别人尴尬地转开目光，现在不但会受到容忍，甚至还会得到其他用餐顾客赞许的笑声。科尔代看到几个英国军官大喝特喝，其中一人已几乎站立不稳：那个人想要戴上自己的军帽，却无法将帽子对准自己的头，坐在周围的其他顾客对于这幕滑稽场景显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两个喝得烂醉的人分别站在两张餐桌前，在这个装潢高雅的用餐空间里以不堪入耳的粗话互骂。所有人都对他们毫不理会。

买春的行为几乎毫不遮掩。如果有顾客想要购买某个女子的服务，就会直接询问餐厅经理。科尔代听到一名餐厅经理很快地回应一位顾客：“今晚随时为您服务。”接着他又说明了价格、地址与路线，最后还提及“卫生要求”。

即便是在合法妓院历史悠久的法国，这场战争也还是促进了性产业的大幅增长。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是需求增加造成的结果——每天都有成群的休假士兵来到巴黎，妓女更是从全国各地涌来——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关当局在军方的鼓励下，经常选择对这种问题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因为非法卖春遭到逮捕的人数还是增加了40%。

此外，性病的传染也大幅增加。许多军队都定期向休假士兵发放保险套。不过，这项做法其实没什么效果。令人讶异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尽力避免受到感染：染病的妓女有时候反倒比身体健康的妓女还要抢手，原因是她们吸引了想要借着感染性病而逃避上前线的士兵。最恶心的一种现象，就是买卖淋病脓汁的交易——有些士兵会购买这种脓汁，涂在生殖器官上，盼望自己能够因此染病而被送进医院。为了逃避上战场而真正不择手段的人，甚至会把这种脓汁涂在眼睛上，许多人因此导致终生失明。

即便是妓女本身，也为这场战争尽了一份心力。有些妓院会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科尔代相信今晚身处美心餐厅的所有高级妓女必然也都将会有所谓的“义子”。也就是说，妓女会为了爱国原因而“收养”一名士兵，每当这名士兵休假回乡，该名妓女就会免费与他性交。

餐厅里的酒醉喧嚣持续不停，伴随着酒瓶的开瓶声，还有嘶喊、欢笑、尖叫、大吼以及酒杯相碰的声音。一名身着剪裁讲究军服的军官高声吼道：“打倒不当兵的混蛋！”

同一天，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日记里提及自己目睹了一名受伤的年轻军官死去的过程：

那种坏疽的腐臭味强烈侵扰着我们，但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太久。在死神前来解放他之前，他突然变得比较平静——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自己心爱的人身边。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大喊着：“我就知道你会来！叶莲娜，小亲亲，我就知道你会来！吻我，叶莲娜，吻我！”我知道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误以为我是他心爱的女孩。我弯下身，亲吻了他潮湿滚烫的脸庞，于是他平静了下来。就在他仍然处于平静安详的状态下，死神接走了他。

1916年8月6日，星期日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的一个派对上弹奏钢琴

这是一段让人困惑的时光，可怕又刺激，痛苦又迷人，煎熬又充满欢乐。世界正在改变，她也跟着一起改变，一方面是当下发生的事物所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事物无关。转动的轮子里也有小轮子跟着转动，虽然有时候方向相反，但毕竟还是一体共同转动的。

许多人曾经为这场战争欢呼雀跃，认为这场战争是一项承诺，也是一个机会，承诺人类与文化中最美好的一面将有可能得以实现，同时欧洲可借机摆脱战前那种四处可见的动荡不安与崩解现象。不过，战争永远都是一种充满矛盾且极为讽刺的东西，经常会改变众人想要珍藏的事物，促成众人想要避免的情况，并且摧毁众人想要保护的对象。

与1914年的美好希望彻底相反，现在有些现象——传统上都被归属于“危险的崩解”之下——反倒出现了失控的倾向。许多人都对两性关系愈来愈自由以及性道德日益沦丧的趋势颇感忧心。这种情形被归咎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由于男性纷纷入伍服役，许多女性——例如艾尔芙莉德的母亲与祖母——因此被允许或者甚至被迫接下先前由男性负责的工作。当然，这种现象对于战争的成败具有绝对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不该真的受到质疑，但仍然有不少人认定这种女性的“男性化”情形长此以往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第二，男性因身在前线而长时间缺席家庭生活，导致性需求大幅增长，从而造成自慰、同性恋与婚外情这类在先前受到严格禁止或谴责的行为随之激增。（德国和法国一样，也出现了性交易与性病双双增加的现象。）第三，军人在全国各地不停来回移动，也导致许多地区在正好缺乏男主人监督家中女性的同时，又突然出现了众多性精力旺盛的年轻男子。举例而言，在各个有军队驻守的城镇里，婚外受孕与非法堕胎的情形就有大幅增加。施奈德米尔也不例外：这座城镇驻扎着一个步兵团，又是著名的阿尔巴特罗斯飞机工厂的所在地——这家工厂不但生产军机，也引来大量年轻飞行员接受训练。

（双翼机在这个地区颇为常见——包括意外坠毁以及必须紧急迫降的飞机——即便在城镇中心也是一样。艾尔芙莉德知道造成人员丧生的意外事故也并不罕见：她每周都会看见送葬队伍，有些走向森林里的战争公墓，有些则是到火车站，将棺木送到火车上。）

截至目前，艾尔芙莉德一直都是隔着一段距离观察着这一切——充满好奇与不解，却又看得目不转睛。她学校里一个十三岁大的女孩因为被一个少尉搞大了肚子而被退学。有一次，艾尔芙莉德在柏林经营音乐学校的母亲回来探望他们，也对镇上的情景深感讶异，认为“这里的人穿着打扮不比选帝侯大道那里差多少”。艾尔芙莉德认为自己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一三四后备营以及第一与第二后备空军中队里那些来自外地的军官。由于那些男人，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少女都开始花许多时间装扮。

年纪较大的女孩经常与士兵厮混在一起，有些成年妇女也是一样。归根究底，她们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是“出于同情”，因为那些士兵“即将上前线去，一旦到了那里，就算不送命也会受伤”。显而易见，由于死神近在眼前，死在战场上的人数又如此之多，以致原本严格的道德准则因此瓦解。艾尔芙莉德尚未任由自己受到诱惑，但她注意到那些士兵和她说话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她认为这是因为她现在已开始穿起裙子，而且也和成年女性一样将头发盘了起来。

她一个同学的姐姐经常为年轻飞行员举办小型派对。派对上供应咖啡与蛋糕，并且由艾尔芙莉德弹奏钢琴。情侣们不但在派对上谈情说爱，甚至也会稍微亲吻。截至目前，这一切对于艾尔芙莉德而言还只是个有趣的游戏。在这类场合上，她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冯·叶勒尼克中尉”（这是她玩战争游戏时经常扮演的角色），在军官餐厅里为朋友伴奏音乐，“就像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她今天一到派对上，就在楼梯上遇见了一个金发蓝眼的年轻飞行军官：

他停下脚步，向我打了招呼，问我是否也是“受到邀请的对象”。我说不是，我只是负责弹钢琴的人。他扮了个鬼脸，答道：“原来如此，真可惜。”“为什么可惜？”我问。他只笑了笑，然后就走进房间里去。

1916年8月8日，星期二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索姆河上失踪

不再有太阳，只有雾与霾。自从7月中旬以来，前线并没有什么移动，但战火仍然延烧不休。大地显得毫无色彩，看起来颇为奇怪。各种颜色，尤其是绿色，早已消失无踪。炮弹的轰击已将一切夷为一片了无生气的灰褐色。双方都架设了密集的大炮，大炮在有些地方甚至轮子抵着轮子，而且日夜不停开火。今天，英军步兵正在攻打吉耶蒙这座村庄——不过，那里只不过名义上是个村庄而已，连续几周的炮击已经让那整个地方沦为一堆堆的石块、梁木与残骸。此外，在英军最高指挥部所使用的地图上，那里也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被标记为必须攻占的“重要位置”：不是因为攻下这里能够截断德军的阵线，而是因为如此一来能够为他们提供可以调动部队的空间。（英军发动这场攻击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英王乔治五世正在法国视察部队，所以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将军想要打个胜仗迎接国王陛下。）

英军为这场攻击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从最近点——位于特罗纳备受炮火蹂躏的树林里——挖掘了新的交通壕，因此步兵即可在最接近德军阵线的地方发动攻击。奉派执行这项任务的部队是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第五十五师，而且预先炮击不但持续时间极长，也猛烈无比。

即将面对这场攻击的其中一个德军士兵，就是克雷斯滕·安德烈森。

他所属的军团奉命支持索姆河上最缺乏掩蔽的一个区块。吉耶蒙的一侧是隆格瓦勒，接着是德尔维尔森林，然后是马坦皮什、波济耶尔、蒂耶普瓦尔、博库尔与博蒙阿梅尔——全都是过去一个月来的军方公报经常提及的地点，现在则是布满了发臭的尸体与破灭的希望。他在两天前写信给他的父母：

我希望我在这里已经尽了我该尽的一份力，至少就目前而言。人永远不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们就算被派到海底深处，也不会比这里更糟糕。

损失极为惨重，他有许多丹麦朋友也都不幸阵亡，大部分是死于持续不断的炮击：

我亲爱的好友彼得·厄斯特加德——我不懂他为什么应该阵亡。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鲁斯穆斯·尼森的腿上受了重伤；扬斯·斯高失去了双腿，胸部也受了伤；来自伦葛斯玛克的延斯·克里斯滕森也受了伤；来自林特勒普的约翰内斯·汉森受了重伤；来自斯麦德比的约根·伦格——受伤；来自阿斯雷弗的阿斯穆斯·耶森——受伤。所有人都已经不在了：伊斯科夫、劳尔森、内勒高、卡尔·汉森——他们全都走了，差不多只剩下我一个。

猛烈的炮火非常可怕。他们头上不断落下各种口径的炮弹，尤其是最大口径的炮弹——18厘米、28厘米、38厘米。安德烈森写道，每当有一枚那种大口径炮弹爆炸，感觉就像是遇到“英雄传说里的怪兽”。周遭会突然变得一片寂静黑暗，等个几秒钟后，烟尘才会逐渐飘散，让人得以看见几米外的事物，但随即又会有另一枚炮弹尖啸着飞来。他们一度在一条没有碉堡的交通壕里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他和其他人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紧靠在战壕侧壁，把戴着头盔的头埋在双膝之间，并且紧紧抱着帆布背包，借此保护自己的胸部与腹部。在他最近寄回家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在战争展开之初，虽然同样有种种可怕的现象，但仍然带有一种诗意。那种感觉现在已经不见了。”

现在，克雷斯滕·安德烈森身在前进线。他努力想为自己所处的状况找出一些正面的观点，而且也确实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几天前，他和另一个连队里的一个丹麦人聊天，曾对那个人说：“我们很可能会被俘虏。”在敌军的炮击结束之后，看着英军第五十五师的士兵爬出几百米外的战壕，也许他心里就是这么盼望着。

英军攻击吉耶蒙的行动相当笨拙，令人不禁联想起英军在索姆河上发动的其他攻击行动。

当然，英军大炮正在进行所谓的徐进弹幕射击，所以理论上步兵应该是跟在弹幕后面前进。如此一来，德国守军在炮火的压制下就只能躲在碉堡里，直到英军步兵逼近面前才能出来抵御。不过，实际上执行起来仍与往常一样，炮兵纯粹依照自己的步调行事，也就是说炮火会在一段时间里向前移动几米，不论英军步兵是否跟得上。不久之后，弹幕就消失于远方，抛下成排推进的步兵，于是这些步兵即不免闯进德军的炮火当中——甚至彼此撞成一团：在烟雾弥漫又混乱不已的情况下，英军两个营竟然互相打了起来。即便是在这团混乱当中仍然得以向前推进的士兵，也立刻就陷入了德军的交叉火力中，原来德军将机枪掩藏在村庄前方一条低于地面的道路上。

几群零零散散的步兵终究抵达了德军位于吉耶蒙边缘的战壕，于是混乱的近距离战斗爆发了。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8月8日中午左右还活着。

德军部队在下午展开反击。他们对这里的地势了如指掌，很快就夺回了被敌军攻占的战壕，也击败了来袭的英军部队。（10名军官以及374名士兵被俘。）在一条战壕里，他们发现了安德烈森所属连队上的一名伤兵：他受伤之后即躲在一座碉堡内，因为他听说英军会用刺刀刺死受伤的敌人。不过，他倒是目睹了英军把德军战俘带回他们的阵线。

第一连集合点名之后，发现有29人生死不明，其中一人是克雷斯滕·安德烈森。

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他的下场没有人知道。

1916年8月13日，星期日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德涅斯特河上看着一座战场

他们眼前那片开阔的乡野，美得令人屏息。两侧都是绵延不绝并且长满了树木的高地；前方是一片和缓起伏的平原，远方映衬着喀尔巴阡山脉高耸醒目的山峰。不过，随着他们的队伍逐渐接近昨天的战场，那幅田园般的景象也就随之幻灭。他们经过刚被废弃的机枪火力点；他们穿越惨遭炮火蹂躏和战壕切割的村庄，只见整座村庄仅剩下一堆堆的石头与木材；他们驶过满布弹坑的焦黑原野，四处都是又尖又深的坑。弹坑的大小取决于炮弹的口径：一般的野战炮口径约7厘米或8厘米，打出的弹坑直径不到1米；口径42厘米的巨炮所造成的弹坑则是前者的12倍以上。

他们在一座小丘上停了下来。昨天这里原本是奥匈防线中防守最严密的阵地，今天却只剩下一堆纠缠成一团的带刺铁丝网以及部分塌陷的战壕。阵亡的敌军士兵仍然散落在地上。他们才死了没多久，因此即便在夏季的高温下也还没出现腐烂的迹象——实际上，他们看起来仿佛还活着。她看见三具尸体紧靠在一起，只有从扭曲的肢体才得以确认那些人真的死了。在另一个地点，她看着一个敌军士兵仰躺在一条被炸得不成模样的战壕里：那个人的脸上完全没有伤痕，肌肤也仍然带有活人的光泽。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看见相貌如此平静安详的死者，芙萝伦丝也不禁心想：“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在休息而已。”

他们回到车上，继续前进。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理解到这场在昨天实现重大突破的战役究竟规模有多么大。这场战役原本只有一座战场，后来却蔓延至多座战场。他们经过了一些地方，发现俄军也还来不及为己方的阵亡将士收尸：

死者仍然散置于各处，以古怪异常的姿势躺在地上——就在他们丧命的地点：有些蹲伏着，有些身躯对折，有些四肢展开，有些俯伏在地……奥地利人与俄国人的尸体混杂在一起。还有些撕裂、破碎的尸体倒卧在被血污染深了颜色的土地上。有个奥地利人少了一条腿，脸孔乌黑肿胀；另外一个则是脸被打烂了，令人不忍卒睹；还有个俄国士兵的双腿拗折在身体下，倚靠在带刺铁丝网边。在许多伤口上都可以看见苍蝇爬来爬去，还有其他的东西在动，看起来像线一样的东西。我很庆幸安娜和叶卡捷琳娜在我身边，她们两人都没有说话，她们也一样对眼前的景象惊骇不已。那些“一堆堆的东西”曾经是人：年轻、健壮又充满活力的人。现在他们却毫无生气地静静躺在地上，原本活生生的身躯沦为看不出形体的血肉。生命是多么脆弱啊！

这些残缺破损的尸体不但是现实的情景，也象征了这场战争对人类的观念与希望乃至整个旧大陆的摧残。一如其他事物，这场战争一开始也是为了保存欧洲的原貌，维系既有的现状，但现在却反倒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的面貌，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一个古老的真理再度显现：由于人类及其社会总是倾向于不惜一切地盲目追求胜利，因此战争迟早不免失去控制而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这点在当下最是真切无虚，原因是掌权者在无意之间而且毫无计划的情况下释放出了彻底不受控制的力量：极端民族主义、社会革命、宗教仇恨。（更遑论高筑的债台已然削弱了所有参战国的经济健全。）法姆伯勒对自己眼见的景象惊恐不已，只好自己的信仰当中寻求抚慰：“啊！我们必须信奉以及信赖上帝的慈悲，否则这些骇人的景象将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损害，我们的心也不免昏厥于绝望的深渊里。”

后来，他们停下来扎营的地点也一样四周满是死尸，但由于现在又过了更多时间，因此那些尸体已开始腐烂。他们可以闻到空气中那种令人反胃的甜味，也可以听到吃饱餍足的苍蝇四处纷飞的嗡嗡声。医疗队里的男人们对那些尸体不以为意——或者说是假装如此——只担心卫生问题而已。不过，芙萝伦丝和其他护士到了用餐时间却深感不自在。她的帐篷后方就有一具尸体，虽然被炮弹掀起的泥土遮掩了一部分，但头颅却明显可见。一名护士走了过去，将一块布盖在那具死尸的脸上。一会儿之后，芙萝伦丝重新提起勇气，拿出相机拍摄那许多的奥军阵亡士兵。她只拍了两张照片，内心就突然涌出一股羞耻感：她凭什么侵犯这些没有生命的个体？才不久之前，她还特地跑去看了自己这辈子看到的第一具死尸；才不久之前，她还说着：“我想要看死神。”

这一天就在死亡的符号中继续。

后来，在等待分派工作或是继续前进的命令之际，她又再次克服内心的感受，而出外探险了一番。她走过一座被俄军炮火彻底夷平的村庄（“愿上帝拯救那里的居民”），经过一座臭气冲天、还没有再填土掩埋好的万人冢，最后来到这种过程最逻辑的终点——一座小巧但相当漂亮的战争公墓，大概只有几年的历史而已。她早就知道奥匈军方非常重视战争公墓，也以极大的尊重对待敌军的阵亡将士。这一小片墓园周围精心设置了篱笆，入口的大门也雕刻得很精美，上方挂着一个木十字架，并以德文刻着这段铭文：“为祖国捐躯的英雄长眠此地。”此处的“英雄”指的是各个国籍的死者，因为这里埋葬的除了奥匈帝国的士兵之外，也有俄军和德军的士兵。一名阵亡的犹太战士没有被迫葬在十字架底下，他的坟墓上标志着大卫之星。

在晚餐时间，他们收到的全是好消息。他们早已知道北方的行动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但他们今天则目睹了南方的大规模攻势仍在持续进行，并且也听闻了一则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消息：由于这场新突破，奥匈军队正在迅速撤退，俄军于是和他们断了联系。现在敌军似乎已陷入完全崩溃。这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一旦失去奥匈帝国的助力，德军将会难以为继，意军也将获得调度空间，得以在毫无抵御的情况下完成入侵奥匈帝国的行动。

芙萝伦丝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小消息，令她个人深感开心。波斯在不到一年前遭遇英、俄两国的部队入侵，而被迫卷入战争，自此之后就一直处于战火当中。今天晚上，芙萝伦丝得知在波斯付出最大心力重建秩序的人物是个英国人——珀西·赛克斯准将。身为英国人的芙萝伦丝自然不免为此感到自豪。

因此，尽管这一天目睹了许多景象，终究还是在微笑当中画下句点。太阳下山了，夜风把成千上万名英雄尸体愈来愈强烈的腐臭味吹进了帐篷里。

那一天，安格斯·布坎南与他所属的分遣队正在一条河道旁。他们为了追逐一支迅速撤退的敌军部队而不断朝着西南方赶路，但那支敌军部队只要每越过一条河，就会把桥梁毁掉。他写道：

我们现在来到了不利健康的沼泽低地，这里的空气又闷又潮湿，而且满是苍蝇。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以及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许多人就像忙碌的蚂蚁一样，努力架起了一座由木材支撑的桥梁，连接起这条河流高耸的两岸。我在最后一天结束之际发起烧来，只能凭着意志力勉强撑着继续工作。

1916年8月29日，星期二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差点参与了布鲁西洛夫攻势

原本只是一个愚蠢的玩笑，结果却差点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更使他遭遇了在前线这几年来最可怕的经历。他们在星期一收到一个消息，称罗马尼亚在狡猾地摇摆不定了一年之后，终于加入了协约国而对同盟国阵营宣战。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奉派前往支持的那支连队里，也有些人忍不住往德国人的伤口上撒盐：他们以德语写了一面大标语，向对面战壕里的敌军告知了罗马尼亚的决定。

一开始，德军似乎毫无反应。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傍晚返回他位于前进线的岗位之时，一切仍然相当平静。实际上，还比平常更加平静。没有机枪的嗒嗒声，夜空也总算不再有信号弹发出的绿色、红色与白色光芒。

尽管一片平静，他却觉得紧张不已——或者正是这样的平静令他感到紧张。他拿起野战电话，拨通了指挥所，向他们询问现在的时间。对方的答复是“二十三点五十五分”。

五分钟后，事情就发生了。德国人仍然不改准时的本性。

实际上，那片平静并不是假象。他和禁卫师的其他人驻守在斯托霍德河上，这里的前线在俄军大获成功的夏季攻势之后才稳定了下来——那场攻势以其规划者暨领导者为名，也就是才智过人又不依守常规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那场攻势始于今年6月初，分阶段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由此取得的成果也令人讶异。俄军攻占的领土规模不但达到了1914年秋季以来的最高峰（现在有些部队已回到喀尔巴阡山脉，对匈牙利形成直接威胁），而且导致奥匈帝国军队损失惨重，使其陷入了崩溃边缘。

布鲁西洛夫与他的南方集团军达成的战果原本不可能实现：在人数与火力都不具备大幅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对深深固守于战壕里的敌军成功发动了一场迅捷攻势。

为什么“一战”战场上的大多数攻势都以失败收场，前线的战事又为何经常会陷入停滞，其原因在于两项矛盾。第一项矛盾是：攻势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既要有完善的准备，又要让敌人出其不意，但这两个条件却不免互斥。攻击方一旦进行所有必要的准备，就不免会被敌军发现，于是也就无法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不过，如果把出其不意视为优先要素，就必须放弃详尽的准备工作。第二项矛盾是：攻势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同时具备重量与机动性。一方面，重量——尤其是数以千计的大炮，其中许多都非常沉重，有些更是极度沉重——是在敌军防线中轰出一条道路的必要元素；另一方面又需要有机动性，才能在轰出道路之后长驱直入，让守军来不及用后备部队或是匆促挖掘的新防线堵住缺口。

但后者当中的两个条件同样也是难以兼得。一支军队一旦装备了达成突破所需的大炮、榴弹炮、迫击炮等大量武器，移动速度就不免极为缓慢，炮击之后，不过是得到了一片满布尸体与弹坑的突出部。随着敌军的后备队前来就位，一切就又必须从头开始。不过，一支军队如果具备能够迅速冲入突破点的机动性，就不太可能拥有足以达成突破的重量。这些困境就是造成这种漫长阵地战的主因（而不是将领的低能弱智）。

布鲁西洛夫攻势的杰出之处就在于简单。他以出其不意的元素为主，所以没有集结大量的人员与物资；实际上他也不需要从事那样的准备工作，原因是他无意在一个小区块里追求大幅优势（不像阿列克谢·埃弗特在今年3月发动的俄军攻势），而是要在整个南部前线攻击一系列的地点。如此一来，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将领根本不晓得该把后备队送往哪里，于是进攻部队也就因此占得上风。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目前在斯托霍德河上的所在处，正是布鲁西洛夫攻势因为德军补进大量援兵而且俄军又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而逐渐陷入停滞的地点。此外，由于俄军的攻击部队愈来愈远离铁路网，因此后勤补给的难度愈来愈高；相形之下，敌方的守军则是在节节败退之下而愈来愈接近他们自己的铁路网。交战双方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漫长的进攻与反击，但斯托霍德河周遭地区在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平静了下来。双方都耗尽了力气：1916年夏季的东部战线就像西部一样，战场上的伤亡已经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对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而言，过去几个月是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他也从工兵部队被调到了另一个更少有机会参与战斗的职务，这或许足以证明他不特别好战的性情。他现在负责领导一支架桥分队，共有八十名人员、六十匹马以及若干笨重的浮筒。他们在这整个期间都与炮兵一起跟在军队后方行进。不过，即便身在后方，他也注意到了两件事。第一，俄军的能力确实进步了，尤其是在布鲁西洛夫的集团军里。因此，现在俄军的战壕已建得比一年前在波兰时好得多，而且伪装的技术更是高明。第二，许多俄军部队的状况都非常良好。他见到他们行军而过，“高唱军歌，而且队伍整齐划一”。他还观察到各部队都处于满员状态，尽管军官都年轻得像孩子一样，显然才刚从见习军官学校毕业。1914年的老兵已所剩无几——死的死，失踪的失踪，不然就是住进了医院或者因伤病而退役。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总算有一次被派往前线，暂时负责指挥两盏探照灯，原因是原来负责的军官在前进线待了六个星期之后精神崩溃了。这两盏探照灯连同其发电机都设置于尽可能靠近前线的位置，用意是德军如果在夜里发动突袭，就可以将这两盏探照灯打开。他手下的步兵认为这个构想愚蠢至极，也公然对他说他们不需要他和他的探照灯。探照灯会引来敌人的炮火。不过，命令就是命令。

尽管如此，那两盏探照灯还是没有派上用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也因此得以顺应自己的本性，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面对那些影响自己的难以理解的重大事件，书呆子总是会选择一种令人颇觉感动的做法，也就是试图从书中找出解答。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即是如此，他投注许多时间研读了不少德国军事理论家以及战争史学家的著作，例如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科尔马·冯·德·戈尔茨，以及“黑暗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把焦点拉回当下。那面得意地宣告罗马尼亚已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的幼稚标语——顺带一提，罗马尼亚的选择乃是布鲁西洛夫攻势意外获胜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引发了德军同样莽撞的反应。午夜十二点一到，矗立着那面标语的战壕便遭到猛烈的炮火轰击，德军炮兵以绝无仅有的精准度同时发射了所有的武器：轻型野战炮的尖啸声，榴弹炮的低沉声响以及迫击炮的中音。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正置身于这场由钢铁、沙尘与爆炸气体构成的风暴当中。他和部分下属挤进一座临时搭建的碉堡，而且他仿佛痉挛发作一般，仍然将野战电话的话筒一直压在耳朵边。炮弹的爆炸声中断了一会儿，于是他听到一段对话的零碎片段：“第九连报到，目前有十五人阵亡，此外其他一切都好。”接着又是一阵齐射的炮弹落了下来，这次距离他们非常接近。一切都为之震动。尘土飞扬，声响震耳欲聋，电话筒里一片沉静。光线从屋顶上刚被炸出的一个洞口透了进来。对他而言，身在猛烈炮火中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种感觉无法言传，可是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我的意思。最接近的一种比喻，也许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强烈地震加上轰雷与闪电，同时又有个愚蠢的巨人玩弄着数百盏闪光灯。在那震荡怒吼当中，我躲在坑洞里，痛苦地努力思考，也设法做出正确的事情。

他遭遇的这种经历，正是其他数百万士兵初次真正进入战壕之时所体验到的：视野受到大幅限制，眼睛可见的事物变得非常少，但嗅觉与听觉却被大幅强化。声音尤其会变得非常大，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两个念头闪过了他那一团凌乱的脑子。“第一个念头：如果有任何不幸降临在我身上，我就没有机会看完克劳塞维茨的那本书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呀！第二个念头：我的士兵都看着我，所以我一定要掩饰自己的恐惧。”

在那片混乱当中经过了一阵子之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便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他一度觉得——不是听到，也不是看见——而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即将来临。接着，他还来不及细想，立刻就有一批15厘米口径的炮弹形成一道圆圈落在他的周围。等他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受伤，只是身上盖满了泥土。这时一个躺在他身边的士官对他说，探照灯已被炮火击中，被炸成了碎片。炮弹持续从黑暗的天空不断落下。

四周突然间平静了下来，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

接着是一片沉寂。“变化极为突然，令人不禁觉得痛苦。”

这时正是凌晨三点整。德国人还是不改准时的习性。

现在，攻击终于告一段落，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却开始剧烈颤抖了起来，抖得满身大汗。

那天晚上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1916年9月16日，星期六
米歇尔·科尔代晚上在巴黎的部办公室里加班

初秋，天高气清。一如往常，报纸又惹得他恼怒不已。头版满是宣扬协约国又打了哪些胜仗的斗大标题，直到第三版他才看见一则负面的报道：有三行文字提及罗马尼亚军队持续不停撤退。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迹象。科尔代刚看了一个上校所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及最近发生在凡尔登的一起可怕事件——没错，那场战役还没结束，只是已经没有先前那么激烈。（法军在一周前攻打杜奥蒙，占领了几条战壕。德军在两天前发动反击。另外，索姆河上的战火停歇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又开始燃起：昨天，他们初次使用一种全新的战争机器——某种机动车辆，配备有炮管与机枪，由装甲钢板保护，并且采用履带行驶。）那个上校在信中提及塔瓦讷有一条废弃的铁路隧道，长久以来一直被部队当成掩体、宿营处以及弹药贮藏库使用。这条封闭的隧道里面总是塞满了人，不是与自己的队伍走散的士兵，就是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当中寻求掩蔽的人员。9月5日晚间，一堆火药突然爆炸，引发的大火导致500至700名士兵丧生。报纸上完全没有提及这件惨案。（也没有人向政治领袖报告这场灾难。）

出版审查极为严格，其规定涵盖广泛，令人难以理解又匪夷所思。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块块的空白，都是最后一刻被撤除的报道。另外有些例子则纯粹是语意上的操弄——有时候甚至近乎荒谬。文章作者如果写及“和平之后”，就会被要求改为“战后时期”。他在隔壁部门认识的一名同事才刚说服报社不再使用“马匹竞赛”这个词，改而使用“马匹挑选试验”。“我们得救了！”科尔代鄙夷道。

不过，让科尔代最感懊恼的其实不是出版审查或者文字规范，而是记者竟然心甘情愿任由自己成为民族主义政客以及观念褊狭的军人的传声筒。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

法国媒体从来不曾揭露事实，就连在审查之下能够取得的事实也一样。于是，我们只能一再接受疲劳轰炸，看到的尽是美妙的言辞，无穷无尽的乐观姿态，对敌人的彻底诋毁，对战争的恐怖与哀愁的致力掩藏——然后把所有这一切都掩盖在道德理想主义的面具之下！

文字是战争最重要的一项战略资源。

科尔代在下午步行至部里办公室。他在街道上遇见许多身挂勋章而且受了伤的休假军官：“他们似乎是特地到这里来享受别人仰慕的目光的。”他走过杂货店门外的排队人龙。至今为止相当重要的一项宣传重点就是，德国已出现各种物资短缺的现象，但法国仍然一切都相当丰足。不过，现在法国也已开始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形。糖很难取得，牛油只能以一百克的配给量售卖，商店里也已经买不到橙子。不过，城市里倒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暴发户。这些暴发户包括黑市商人、发战争财的人，以及借着承包军方业务或者利用物资短缺现象牟取暴利的人。暴发户是所有餐厅里常见的身影，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那里享用着最昂贵的餐点与最高级的美酒。女性的时装奢华又铺张，珠宝商的生意也极少这么兴隆。现在谈论战争的人少之又少，至少在下层阶级是如此。

米歇尔·科尔代今晚加班。他和一个教育部的同事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准备一份发明委员会的报告。他们完成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

1916年9月下旬某一天
帕尔·凯莱门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光顾一家铁路餐厅

凯莱门已经大致上从疟疾中康复，也因为经过长时间的休养而觉得精神饱满（他在休养期间不但常去教堂，也不时纵容自己尽情饮酒），于是被再度委派了比较轻松的任务。他带着驮马运送物品到喀尔巴阡山脉前线的乌左克附近，今天正在返回的途中。乌左克一名步兵上尉给了他这一年半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休假——借此悄悄换取了一双非常帅气的新马靴。凯莱门的目的地是布达佩斯，他现在心情好得不得了。

他必须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换车。在那里，他去了铁路餐厅等车。餐厅里满是乘客，男女老少、平民与军人都有，“杂乱地围坐在铺着褪色桌布的餐桌旁”。他的目光落在一个满身勋章但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少尉身上：

他坐在一张桌子的首席，平静地吃着一块倒在盘子里的裹着金黄色糖衣的蛋糕。他的眼睛不断扫视着大厅，但目光空洞疲惫，每次目光回到自己盘中的那块蛋糕上，就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满意表情。他穿着一件破旧的也是最常见的野战服，胸前挂着大大小小的银质勋章。他也许刚休完假，正要返回战壕里去。

餐厅里嘈杂热闹，但他就那么坐在墙边，仿佛四周没有任何喧嚣，全神贯注于自己内心的思绪——以及他的盘子里那第二块没几口就吃完了的蛋糕。

他喝了一口水，又从玻璃高脚盘上拿取了第三块蛋糕——高脚盘上那个蛋糕包覆着厚厚一层糖衣，已经切成一块一块，让人胃口大开。他现在已经不是因为蛋糕美味而吃，而是为了即将来临的艰苦，先在肚子里塞满家乡特有的美食。

1916年9月23日，星期六
保罗·摩内利在考里奥尔山对着一名死者说话

到了这时候，他们已经在许多环境严酷的山上待过，但这座山俨然会是最糟的一座。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前发动强袭而攻占了考里奥尔山——这是一项颇为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座山很高，而且奥匈军队的阵地又相当坚固。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是这场战争中常见的状况：在花费那么多力气又遭受了那么多损失之后，他们已无力继续推进。敌军在生力军来援之后，随即展开反攻——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基本上毫无意义的地点已开始受到官方公报与报纸的报道，从而成为一个值得抢夺或捍卫的目标。

摩内利的连队已击退了敌军的数次反攻。带刺铁丝网上挂着不少阵亡的奥地利士兵的尸体。不过，意军也损失了非常多的兵员。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遭受敌军的火力攻击以及来自周围山峰的炮火。摩内利发现他排里原本的成员几乎都已不在了。不论日夜，空气中都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恶臭。他们附近有个岩石裂缝，里面就有二十几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其中一具原本是个奥地利军医。那具尸体正好暴露在外，因此摩内利能够目睹其缓慢的腐败过程：尸身上的鼻子昨天爆开，渗出了某种绿色的液体。奇怪的是，那具尸身的眼睛倒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摩内利觉得那双眼睛似乎以谴责的目光瞪着他。他在日记里写道：

杀你的不是我——而且你。既然是医生，为什么要参与那场夜间攻击行动呢？你有个心爱的未婚妻写信给你，内容也许并不真实，却那么令人安慰，而且你也把那些信收在你的皮夹里。雷克在你被杀的那晚拿走了你的皮夹。我们看过了她的照片（一个漂亮的女孩——还有人说了些下流的话），还有你的城堡以及你珍爱的所有财物的照片。我们把所有物品摞成一小堆，然后安坐在我们的碉堡里，喝着一小瓶酒作为对自己辛苦的奖赏，并且因为击退了敌军的攻势而开心不已。你阵亡只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你已经无关紧要了，只不过是悬崖边的一团血肉，注定要腐烂发臭。而我们还活着，少尉，如此缺乏人性地活着，以致我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丝懊悔。你以如此深切的热情看待这个世界，将她的年轻身躯拥抱在怀里，并且把这个战争视同自己的职志，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也许你太陶醉于这个重大的任务，太陶醉于你身在前锋部队的职务，太陶醉于你也许注定要自我牺牲的命运？可是为谁牺牲呢？那些忙碌不已的幸存者，那些已习于战争这种猛烈生活节奏的幸存者，那些不认为自己有必要牺牲性命的幸存者——那些人都已经不把你放在心上了。你的死仿佛不只终结了你的生命，更抹杀了你的人生。你暂时还会存在一段时间，是班长点名册上的一个数字，是悼词当中一个可悲的主题；然而，你这个人已经不存在，而且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把那些人称为死者，但躺在那里的那些东西其实只不过是碳与硫化氢，包覆在破破烂烂的军服里。

裂口里那些尸体的恶臭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天色黑了之后，四个士兵奉命将那些尸体拖走。他们每人都先喝了一杯白兰地，再戴上防毒面具防臭。

1916年9月26日，星期二
温琴佐·达奎拉从锡耶纳的精神病院出院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正与另外几个病患在庭院里。一个男护士挥手要他过去，告诉他必须到院长室报到，并且对他说：“向你的好朋友道别吧，下士。你要离开我们了。”达奎拉与他的患难弟兄相互道别、彼此祝福，接着却突然感到一股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因为要离开这些弟兄们而感到难过；另一方面，又因为能够重拾自由而感到开心。”换上军服、打包物品之后，他就到行政大楼去，找到院长室，敲了敲门。

达奎拉到了锡耶纳之后才开始恢复活力。他仍然深信这场战争必须受到阻止，也认定战争是违反公义的错误之事，但现在已体认到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不太可能从事这么重大的任务。他到医院的洗衣部门工作，负责晾晒床单，也折叠了无数的枕套。他想要获释出院，想要被宣告为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而且他也不愿承认自己曾经发疯过。院里的医生反驳了这一点，称他如果没有发疯过，他们现在就没有立场说他已经复原。后来面对一个直接提问，达奎拉答称他完全无意再回到前线。

有些医生怀疑达奎拉是装模作样，认为他的精神疾病是伪装出来的结果，也有人试图证明他是装病。分清装病与真病是医护人员的主要职责之一。不是所有医护人员都对这项工作一样热切，达奎拉实际上还看过有些医护人员协助病患装病。那些医护人员不但会在医生出现之前事先警告病患，还会偷带食物给那些表面上宣称不肯进食的病患。达奎拉认定自己见过的精神病患当中有极高比例都是装病，而他也在丝毫不觉得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对那些人抱持着近乎鄙夷的怀疑眼光。但另一方面，有些人也怀疑他正是一个装病的家伙，尤其是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在战争还没结束之前，待在精神病院比在战壕里好得多。”他没有在折叠枕套或者在庭院里散步的时候，就会和其他病患一起翻阅报纸和杂志、打牌、玩骨牌，以及无休止地讨论战争的情势和接下来的预期发展——尽管他们讨论的热切态度远远超越了他们实际上所知的。

达奎拉在今年8月领导了一场短暂的绝食活动，抗议他们的餐点过于单调：举例而言，米汤就是餐点中一道固定不变的菜肴。结果，他因此被院长狠狠训斥了一顿，还被关了三天禁闭，而且院长也自此给他贴上了装病的标签。以复原的名义放他出院，在院方眼中可能是一举两得，不但赶走了一个麻烦制造者，也可借此惩罚他：如此一来，达奎拉就必须回军队里服役，而他若是拒绝，就会正式被判定为逃兵。

门打开了，但接待达奎拉的不是院长，而是院里的一位医生，一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名叫格拉西。那位医生和他握手，恭贺他获释出院。

达奎拉在当天离开锡耶纳前往罗马。途中，他必须在佛罗伦萨等待几个小时以转车。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城里走走，却在美丽的领主广场上突然停下脚步，深感讶异又愤怒不已。在他脑中，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突然响亮地碰撞在一起。过去一年来一直在他内心萦绕不去——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逼疯了他——的那些问题与折磨，在这里竟然毫无影踪。在这个地方，甚至根本看不出目前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只见众人啜饮着咖啡，吃着冰激凌，互相打情骂俏。广场上还有一个管弦乐团演奏着维也纳华尔兹舞曲。

1916年10月8日，星期日
卡夫卡写了一篇战争精神官能症的文章刊登在《伦布尔克报》

各种恶性循环如矛与盾般彼此勾结，证明彼此，强化彼此。自从去年4月以来，卡夫卡就深陷在长期、持久的写作痉挛之中。但是，他不正是因为心情不好才写作的吗？还是因为不写作而感到郁闷呢？他开始质疑自己的文学能力。即使夏天在玛莉安浴场的重逢使人由衷感到喜悦，他和菲丽丝·鲍尔的亲密关系却再一次陷入复杂。或者说，拜此之赐，此刻的卡夫卡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义务和她成婚。（上床？他的罪恶感实在太过强烈了。）未来深切地困扰着他。到底想还是不想？好困难的抉择。

工作也是一样。卡夫卡日以继夜梦想着从军，成为士兵，扛着武器，逃离公务员的世界。但聪明的他也意识到，即使在这儿，他还是得面对“两方势均力敌、同等强烈动机的冲突，两边都是悲愁、烦忧”。

他在劳保局的工作让人难受，却绝非毫无意义。相反的，他的职务可不是一般官僚式、关在办公室的弹珠游戏。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工作至关重要。一如稍早所述，卡夫卡和同事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成千上万的伤兵复原，奥匈帝国军队一如往常的无感无能已多少成为民间社会沉重的负担。

伤兵的问题包括生病、截肢、失明，还有饱受诸如“炮弹休克症”之类的重度心理与精神官能症问题所扰。卡夫卡对最后这类问题尤为关注。再过一周，德属波希米亚老兵精神病院设置的基金会即将成立，卡夫卡是发起者之一。设置地点选择在伦布尔克，这与他最私密的经验脱不了关系：他去年曾在伦布尔克的疗养院为自己登记治疗抑郁症。

下列文字，正出自卡夫卡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的文章：

战争爆发后不久，一阵可怖又可怜的异象席卷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他是刚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他只能拄着拐杖，或以轮椅代步。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仿佛感到极度寒冷，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寂静的街道上，还被禁锢在前线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其他只能颠簸而行的男人。他们既贫穷、憔悴又苍白，好似被一只无情的手掐住颈子，向前或往后抛掷，举手投足无一不受到折磨。

人们怜悯地望着他们。但随着这种异象不断增加，成为街景与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感受就淡漠了。然而却没人能说出像下列一样的必要解释：

“我们所见到的是精神官能症，大部分由创伤或其他形式所造成。无论我们在街上看到多少发抖、颠簸而行的男性，他们实际的数量绝对还要高得多。而且，这还只是其中一种精神官能疾病，甚至还不是最严重的——这些只不过是最明显的。想想那些在前线服役而导致精神官能症的病例：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癫痫症。即使是现在，我们已有数据显示，单是位于内莱塔尼亚的医院就已收容超过2 000名病患。但还不止这些。我们还必须列入由精神官能疾病造成的众多言语、听觉与脸部肌肉失调症状。位于内莱塔尼亚地区的医院目前已接获超过1 000个这类的病例通报。然而，神经失调疾病的总数还不止于此，还必须把所有精神疾病都涵括进来。内莱塔尼亚地区各医院总共收容了近3 000名病患。现在，这些精神官能病患的总数还不完全。这些数据只统计到被送至战线后方医院的病患。”

意大利前线

1917年10月，圣露西亚山附近一支奥匈帝国的补给队。“战壕本身就位于前进线，面对着伊松佐河上方圣露西亚山的圆锥状山峰……一座边壁陡峭的深谷分隔了意、奥两军的阵线。”

1915年，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地部队身处他们擅长的环境中。“保罗·摩内利以自己的登山经验被选拔为阿尔卑斯山地部队这支山地步兵精锐部队的成员。他在（1915年）6月于贝卢诺正式参军。”

1915年，奥匈帝国山地部队在阿尔卑斯山脉攀爬前进。“一声冰冷的爆裂声，我（保罗·摩内利）焦虑不安起来。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听到的第一声枪响：这是一次警告，宣示战争机器已经启动，而且冷酷地拖着你向前走。你既已参与其中，就永远不可能脱身。”

1916年，十一号山峰。“保罗·摩内利所属的阿尔卑斯山地营在这一带山区已经待了好几天，在这段期间也偶尔遭到敌军的炮击。可是现在情势到底如何？

1916年，考里奥尔山。“到了这时候，他们已经在许多环境严酷的山上待过，但这座山俨然会是最糟的一座。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前发动强袭而攻占了考里奥尔山——这是一项颇为了不起的成就。”

1915年，奥蒂加拉山上的一间奥匈帝国军医院。“过去两个星期以来，他们看着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被派往奥蒂加拉山顶，每一次都目睹了这样的结果：首先下山的是抬着伤兵的担架员以及驮着死者的骡子，接着——经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后——则是幸存下来的士兵拖着脚步走过。”

1917年10月，乌迪内的意大利战俘与打了胜仗的德军部队。“不论是报纸或公报都送不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只能置身在这什么都不知情的迷雾中，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谣言，而谣言也和往常一样地混乱不已、相互矛盾又异想天开。例如说，德军已经攻占了乌迪内；有二十万名意大利人投降受俘。”

巴尔干半岛与达达内尔海峡

1915年，位于澳新军团湾的补给品、伤兵与游泳者。“不过，道金斯和其他人却没有在正确的地方上岸，而是在预定地点以北大约一公里处。从某一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其实颇为幸运，因为奥斯曼部队在那个地方的防卫力量异常薄弱，毕竟那里的地势非常崎岖，守军由此认定协约国应该不可能会在那里登陆。”

1915年10月至11月间，一支奥匈帝国的补给队。“同盟国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国内的舆论也认为该是这么做的时候了。1914年，奥匈帝国军队先后三度对这个邻国发动攻击，却三度失败。”

1916年2月，黑山，被俘的塞尔维亚部队正在前往缴械的途中。“战败的塞尔维亚部队正在撤退，以避免遭到包围，而大批平民也随着他们往南逃亡。”

1915年，加里波利半岛南端的V海滩。“协约国其实只在两个地点建立了真正的桥头堡：一处是在半岛的最南端，另一处则是在加里波利西侧的伽巴帖培。”

1915年，马其顿，当地人看着一架德军飞机起飞前往作战。“现在只剩马其顿那边还有真正的战斗，而英军部队则因为那里的泥泞与脏污而将其戏称为墨其顿。”

1916年4月，萨洛尼卡城外的一座英军军营。“萨拉伊的东方军队仍在萨洛尼卡，不但丝毫不把希腊的中立地位放在眼中，也毫不理会他们身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的事实。”

1917年8月，大火过后的萨洛尼卡。“这几年来被西方占领之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部队不断涌入，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座城市的种种鲜明对比以及国际都会的氛围。”

中东

1916年，埃尔祖鲁姆的防御工事。“远方偶尔会传来俄军大炮的声响。那种空洞的隆隆声透过四周的山坡传来，爆炸声有时候也会在亚拉腊山上引发雪崩。”

库特一景。“英军在库特阿马拉这座小镇暂停了往南撤退的脚步，在这里等待援军到来——说得精确一点儿，是等待友军救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奥斯曼部队的四个师被包围了。”

1916年，底格里斯河上装载沉重的英军河船。“英军与奥斯曼军队双方都在底格里斯河上部署了重武装小型舰队，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补给链，因为这条在今年因为干旱而异常难以航行的河流是两军共同赖以维生的动脉。”

1917年12月1日，耶路撒冷投降，迎接战胜部队入城。“加沙在去年（1917年）11月陷落，接着耶路撒冷也在12月陷落——前者是军事上的一大打击，后者则是政治与声望上的一大灾难。”

布尔萨一景。“英军高阶将领都被监禁在布尔萨，因此爱德华·穆斯利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特权，诸如丰盛美味的餐点、较为晚近的报纸以及相当程度的活动自由。”

1917年11月，加沙陷落之后的废墟。“四处都笼罩在死亡的寂静下。在街道当中的焦黑椽木与毁损的马车之间，堆着千百具尸体，是人与牲畜烧焦破损的残骸。”

巴勒斯坦前线遭遇攻击。“自从第一次加沙战役那场造成惨重损失的混战以来，至今才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双方原本都以为自己是战败的一方，但最后却是由奥斯曼军队获胜，原因是英军在缺水及其他问题的压力下，撤出了他们攻占的地区。”

1916年10月15日，星期日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索姆河畔发现夏季那场战役的痕迹

秋季的黑夜，又冷又潮湿，天空上挂着一轮满月。今天晚上，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又再次到无人地带执行侦察任务。他身在索姆河畔，脸上用烧焦的软木涂得一片漆黑，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在无穷无尽的弹坑上匍匐前进：

我前进了一小段距离，突然感觉到身体底下有什么东西被我压垮了。那是一具死尸的骸骨，骨头上的肉已被战场上的老鼠啃噬一空。一件残破的上衣仍然包覆着那具裸露的骸骨。我掏了掏那件上衣的口袋，想要找些能够辨识身份的东西，但口袋里空无一物。有人比我先到过这里。后来，我又发现了另一具骸骨，接着又是一具接着一具。这些骸骨都是始于今年7月的那场惨烈战役的死者，全都是英国人。

安格斯·布坎南在同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七个德军黑人士兵在一夕之间投降。他们提及粮食短缺现象，也称有不少土著士兵逃离部队，往西穿越丛林，找寻回家的道路。此外，如同我们先前听闻的，他们也说德军的脚夫在营地里都会被捆绑起来，所以他们无法在夜里逃跑——如果他们想要逃跑的话。

本日最新一期的《蒂罗尔士兵报》中，刊登了罗伯特·穆齐尔的新文章《奇特的爱国者》（就在几天前，他正式成为该报的总编辑）。下面是其中一段内容：

战争能彻底改变人的态度。现在，你们说：可是我们以前如何如何。我们从来未能了解自己有多么优秀、团结、富有纪律。我们甚至饿不死，自己却浑然不觉，但我们可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似乎即便我们充满活力，自己也不知道。如今，奥地利人似乎只为一些你们根本没听说过的事情感到自豪。而这并非能在未来养成信心的原因，正好相反。连最低下、最混乱不堪的俄国人都团结起来了，据说道德最沦丧的法国人，现在却生气勃勃，仿佛全都在最后关头找回了力量。所以，如果优越感就是取决于优先做、提早做以保持优势于不坠，那么现在该做什么，答案是：“挖战壕！”

1916年10月中旬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剃光了头发

芙萝伦丝感染了副伤寒。几周前的一个晚上，在她的发烧情形臻于高峰之际，她觉得自己仿佛有三张脸：一张是她自己的脸，一张是她一个姐妹的脸，还有一张则似乎是一个受伤士兵的脸。这三张脸都不停冒汗，必须不断擦拭。她知道自己只要停止擦拭，就会因此送命。她想呼喊护士，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现在，她在克里米亚温暖的秋日太阳下休养。她接受治疗的医院其实是一座收容肺结核病患的疗养院，但她还是获准待在那里。户外仍然一片翠绿，她的康复速度也超乎预期得快。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的头发状况很糟，不断整团掉落。所以，有一天理发师到了我的病房来，不只帮我剪发，而是把我完全剃成光头！我确信我绝对不会后悔，而且日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定会更粗也更坚韧。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戴着护士的头纱，结果除了极少数知情的人士以外，根本没有人猜想得到这顶头纱遮掩着一片光滑的头皮——连一根头发也没有！

米歇尔·科尔代在这段期间于日记中写道：

目前正在休假的阿尔贝·J提到士兵们有多么痛恨普安卡雷，因为他们认定这场战争就是由他发动的。阿尔贝指出，士兵们之所以参与攻击行动，原因是他们害怕自己不这么做会被别人视为懦夫。他还笑着说，他考虑结婚，原因是这样就可以放四天的婚假，一旦生了孩子还可以再额外休三天。此外，他还希望能够生下六个子女，借此取得免役证书。

1916年10月19日，星期四
安格斯·布坎南在基萨基卧病在床

他躺在一张用草铺成的床上。虽然他现在已经觉得比过去几天好得多，却还是非常衰弱。痢疾。所有人都知道痢疾的症状：腹痛、高烧、疼痛而且带血的腹泻。布坎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得以保持健康，但就长期而言，他终究还是不免病倒。

这场四处游荡、令人疲累的战役仍然持续不断。在这场愈来愈像是纯游击战的战争当中，敌人已经从潘加尼河被驱往德属东非内陆，而布坎南与他的战友也不断在丛林中往南追击着他们。他们有时候会经过有人居住的地区，而得以借着与当地居民以物易物增添军粮。布坎南甚至一度得以用一件旧衬衫与背心换得两只母鸡和半打鸡蛋。

不过，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今年6月底，他们终于在卢基古拉河与行踪飘忽不定的德军部队进行了一场真正的交战。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虽然状况颇为糟糕，却又再次表现优秀，首先进行了一场快速的侧翼行军，然后以大胆的刺刀冲锋吓得敌军惊恐奔逃。他们在8月底攻占了莫罗戈罗这座位于中央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但也因此损失惨重，何况之前还行军穿越了极为艰苦的地势，包括丘陵地带、淹水区以及沼泽地。德属殖民地里最大也最重要的港口三兰港，自从9月初以来就已落入英军手中。随着布坎南所属的师往南行进，德军也持续一步步撤退，一路上双方不断发生小冲突。

他们后来为了抓住那狡猾不已的敌人，又进行了几次代价高昂却不成功的行动，然后一切就在9月底陷入了停滞。那时候，补给线已经拉得太长，军粮太少，人员也太过疲惫。布坎南的连队令人不忍卒睹。大多数的人员都枯瘦不已，许多人都没有上衣可穿，穿靴子也都没有袜子。他们极少收到新消息，来自家乡的信件有时更是要长达六个月才会送达。他们对于当前的战争情势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

布坎南在初秋得了疟疾，但已经康复，接着又得了痢疾。陪伴着他的是他当初决定饲养的那只有着白色头羽的母鸡。那只母鸡变得非常温驯，已然成了他的宠物。在行军期间，她被放在篮子里，由一个非洲仆人背着；到了扎营处，她即可自由活动，四处找寻食物。在众多的人畜当中，不晓得她为什么总是有办法找到布坎南而回到他身边，而且每天都会下一颗蛋给他。有一次，布坎南看见她捕食了一条小小的毒蛇。到了夜里，她就睡在他身边。

布坎南躺在那张用草铺成的床上，写着他的日记。他又病又沮丧，而且这样的心情低落和他们缺乏具体战果脱不了关系：

今天觉得比较舒服，心情也好了一点儿，但我希望——既然我已失去了耐心——我们能够继续完成“这场节目”，然后离开非洲一阵子。因为我怀有一股热切的渴望，希望我们能够稍微改变一下这幅图画当中的色彩与质地；毕竟，这幅图画当中的奇异特色已经因为长久的熟悉而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象。我必须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在牢里，而渴望着牢房外的自由生活。在那样的时刻，思绪就会在旧时的情景当中——熟悉而亲爱的旧时情景——迅速飞进飞出，此刻对这些情景我确实深深地心怀感谢。但愿那些情景能够停留下来，但愿那些情景能够凭着其意志力托起我的肉体，带着我飞越广阔的空间，将我放在某个美丽和平的国度。

同一天，保罗·摩内利正焦虑地聆听着意大利炮兵进行预先炮击，轰炸着战斗仍在进行中的考里奥尔山。他在日记里写道：

天上乌云密布，而且悬垂得很低。雾气从山谷中升起，把我们所在的山峰与我们即将攻打的那座山峰阻隔了开来。我们若是死在这里，将与外界隔绝，并且不免觉得根本没有人关心我们。人一旦认命接受了自己终将牺牲的命运，通常也会希望这样的结果能够发生在一群观众面前。死在太阳下，在世人的眼前，在世界这座公开的舞台上——我们总是想象自己会这样为国捐躯；可是这里的情况比较像是一个定了罪的囚犯在暗中被勒死。

1916年10月29日，星期日
理查德·施通普夫觉得“黑尔戈兰”号上的生活单调乏味

他不晓得该说何者比较糟糕——是他们位于甲板下的卧舱当中那弥漫不消的蓝色烟草烟雾，还是无所不在的煤屑，“无时无刻不在渗入我们的内脏”。施通普夫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气一样阴郁。他记得自己在将近四年前申请入伍之时所怀有的热切期待，现在却因为当前的情势而陷入恰恰相反的心绪。日德兰海战之后的高昂情绪已经消退了。他们现在又回到那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和战舰船身的灰色一样单调不变：在沿岸海域进行平静无事的短暂巡逻，然后在港口内停泊一段漫长的时间。如果要说公海舰队有什么变化，那么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他的“钢铁监狱”——“黑尔戈兰”号——现在又再度停泊于港口内，这次是等着修复左舷引擎里出了故障的汽缸。

烟草烟雾又逼得施通普夫不得不爬上甲板。“那些臭死人的烟斗！那种味道让我浑身不舒服，也破坏了我的胃口。听到小卖部里的烟草价格上涨，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开心。”烟味令他苦恼，单调的生活则是令他闷得发慌。此外，他在船上也没几个朋友。其他水兵都觉得他怪怪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看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书写上。在船上，施通普夫的精力没有其他发泄的出口，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他的身心有所寄托；而且他在当下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阅读，尽管他已从柏林订购了几本书。

对于理查德·施通普夫而言，这一天似乎又浪费掉了。不过，中午过后不久，全体船员都集合于甲板上，迎接一艘巡逻归来的德国潜艇。施通普夫看见附近其他船只上的船员开始欢呼，并且将帽子抛向空中。来了——船身狭长的U—53号潜艇。那艘潜艇的全体船员列队站在甲板上：“他们都穿着油布衣，脸上带着欢腾的神情。”

施通普夫非常羡慕那些容光焕发的潜艇人员，只希望自己能够是他们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他也盼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一如往常，他的心情颇为矛盾：

我们在和平时期的生活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就算看起来真的是如此，我们当时也不觉得满足。我记得当时有许多人都盼望战争来临，以便改善我们的生活。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以前如何烦恼着找工作的问题，烦恼着工资纠纷以及工时长短的问题，就不禁觉得和平没有那么吸引人。但就目前而言，和平看起来似乎有如天堂，可以让我们尽情购买自己想要的面包、香肠与服饰。不过，和平对于那些没钱可以买任何东西的可怜虫可没什么帮助！也许，等到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幸运地重享和平，才是真正的危机降临的时候。

1916年12月10日，星期日
卡夫卡撰写关于协助伤病军人的文章刊登在《布拉格日报》上

大战开始后的第三个圣诞节即将到来，罗马尼亚的激战成为新闻焦点。在该地，德军与奥匈帝国军队屡战皆捷，并于四天前攻陷布加勒斯特。关于渐趋复杂的希腊政治情势，也有许多报道：该国号称的中立状态，还能维持多久？西部战线则全无新闻。政府再次郑重向全民呼吁购买战争公债，有效期直到1956年。为战争中失明士兵的募款活动成效卓著，募得132 260克朗。

弗朗茨·卡夫卡重拾生命力，至少在文学方面是如此。不到两个月前，他的第二部作品《审判》获得出版。（全书的第一句是：“一定有人举报了约瑟夫·K。一个早上，他没犯下任何罪行，却遭到拘留。”）刚好一个月前，他获邀前往由作风前卫的戈尔茨画廊在慕尼黑所举办的文艺之夜，朗读自己的作品。由于战时铁路交通的种种不便，列车花了十一个小时才抵达，长时间的等待让书评家与听众感到不耐，甚至兴趣缺缺。和菲丽丝的不期而遇，结果只是变成甜点店里的拌嘴。当晚的盛事真是以惨败作收，但最后结果还是正面的。一如往常，他受到失败的刺激。卡夫卡又开始写作了。

他继续朝夕不倦地在劳保局工作。和之前一样，都是在为战争伤员安排照护与复健。财源始终是大问题。和早先一样，他们极为依赖民间的资金与捐款。这天《布拉格日报》刊登一篇卡夫卡的长文，他郑重呼吁大众伸出援手。读者可以读到下列内容：

参观布拉格这两所收容伤兵的学校，就能察觉这些措施的成效。其中一所由陆军团军医耶利卡教授所负责，共有721位伤残军人接受训练，也有745位伤员在成人教育课程专家的指导下，已完全准备好展开职场的新生涯。修课学生中，已有190人获得永久工作。仅仅在1915年下半年，这家医院就进行了1 543次石膏手术，安装了910只暂时性假肢、84只永久假肢、64只仿真手，以及86只工作用假肢。布拉格另一所照护伤残军人的大型学校存在时间并不长，负责人是资深医生库恩博士，在各种工作坊中为1 197位病患提供治疗、训练与就业服务，制造出252件假肢与整形外科设备。

位于利贝雷茨的德属波希米亚残障军人福利组织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成效。截至1916年9月30日，残障军人之家总共照护了743位伤兵，执行了1 570次X光手术、进行过535次外科手术、1 310次石膏手术，使用了多达11 920条绷带。在居家后续追踪治疗上，已有180 872位门诊病患获得545 765项疗养型治疗（泡澡、蒸气浴、电击治疗、按摩、石英灯放射性治疗、电疗法）。而假肢工作坊则生产了694件整形外科辅助器材（包括假肢）。

当地的冰上曲棍球联盟在美景宫的水塔旁挖了一个溜冰场，除了开放大众使用，还设置有电力照明设备。看来，这将是一个凛冽的寒冬。

1916年12月16日，星期六
安格斯·布坎南看见援军抵达基萨基

这是一段休整期——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安格斯·布坎南已从痢疾当中康复，他所属的营——或者说是营里仅存的成员——也已从秋季的艰苦当中恢复了元气。在很短的时间里，安格斯与他所属的营竟已恢复了大量精力。布坎南本身仍然持续搜集鸟类，也到姆盖塔河对岸执行过一次时间相当长的侦察任务。而且，尽管他此时得了轻微的疟疾，却还是在他这辈子里初次猎杀了两头大象——先是一头年轻的雄象，接着是一头母象。与此同时，部队则是忙着开路，以便继续穿越敌军区域。他们在姆盖塔河畔砍伐了许多树木，并且搭建了几座桥梁，也在奇伦威的原始森林里开出一条宽敞的道路。

今天，他们又更加振奋，因为有一支人数约一百五十人的分遣队抵达，实在是这个实力遭到大幅削弱的营所亟需的增援。这支增援部队的领导者戴着一顶大呢帽，背着一把猎枪——正是布坎南先前的连长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卢斯。现年已经六十五岁的塞卢斯，几个月前还因为重病而被送回英国，大家也都认定他不可能会再回到战场上。不过，他现在看起来倒是气色非常好，布坎南与他的战友都喜出望外，也深感讶异。“他在年纪这么大的情况下再度回到前线为国征战，实在是忠心爱国的最佳典范。”塞卢斯又因为另一点而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因为他能够向他们告知家乡目前的情形，以及整体的战况。

到了傍晚，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影子逐渐拉长，他们开始讨论起各种话题。塞卢斯谈及他把自己搜集的大量蝴蝶带回了英国，布坎南则向他提起猎杀大象的事情。与此同时，布坎南的机枪排当中的黑人搬运工为他们口中的“老大”塞卢斯搭建了一间草屋。再过几天，他们就会往东南方朝着鲁菲吉河前进，因为据说敌人据守在那里。他们的心中又再次充满了期待。

1916年12月30日，星期六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写信给他母亲

对于艾尔弗雷德·波拉德中士而言，今年是相当美好的一年。1915年9月，他在庇护林弹坑周围那场成功的攻击行动中受伤，结果获颁了忠勇勋章。他对此相当得意，尽管内心深处其实有些许失望，因为他原本盼望的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他在英国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等待军方宣告他能够回到部队服役之前，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剧院与音乐厅欣赏表演（伤兵皆可免费入场）、参加宴会、在他母亲的花园里练习手榴弹抛掷技巧，还申请报名参加军官训练，结果获得通过。自从今年5月以来，他就已回到法国，并且负责主持全营的手榴弹战斗训练。除此之外，他也重拾了夜里走访无人地带的老习惯。

唯一让波拉德感到心情低落的事情，就是得知哥哥在夏末阵亡了。在得知这项消息的当下，他原本有意请调比较不容易暴露于战火下的职务——这是出自对母亲的顾虑，因为她现在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儿子了——但随即就把这个念头抛在一旁，决心要为他的哥哥报仇：“与其退缩，我宁可竭尽全力杀死尽可能多的德国人。”他在前线后方的一座法国城堡度过圣诞节，在那里继续教导士兵使用手榴弹的时间、地点与技巧。他有了个新的昵称——“爆伯”。

今天，他正在写信给他的母亲：

最亲爱的妈妈，

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好，希望您现在已经康复了。邮包塞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圣诞节的关系。我收到了休闲服和制服，还有柏克的蛋糕，全都很切合我的需要。如同我告诉您的，我现在身在学校，也打算继续待在这里。可是，妈妈，我内心其实一直觉得我必须跟着我的营回到前线。那大概会是接近明年1月底的事情，所以请别现在就开始担心。不过，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他们一起去。我已经提出了辞职申请，但可以留到课程结束。无论如何，您下次写信也许可以不要再寄到学校来，而是直接寄到营上给我。我很抱歉，妈妈，可是我知道您会了解的。

我最近骑马骑得很痛快。昨天下午我骑到了一座七英里外的城镇。在回程路上，有三英里的距离里我们一路疾驰而完全没有暂停。真是太棒了！路旁有两排树木，中间是松软的泥土。

就写到这里了，再见！

两个星期后，波拉德所属的营回到前线，而波拉德也身在部队中。他这么做是不是想要寻死？也许不是。他在口袋里带着一个新的吉祥物——一个小瓷偶，腰间系着一条淡紫色的缎带，脸上带着天使般的神情。这是玛丽的妹妹送他的礼物——玛丽就是那名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的女子。波拉德把这个瓷偶取名为比利肯，自此之后即一直带在身边。

方头雪茄是一种细而长的雪茄，在当时相当热门，在身处于热带国家的白人之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抽这种雪茄能够预防若干热带疾病。（缅甸方头雪茄含有的烟草通常比较有光泽。）也许值得一提的是，香烟的普及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一大突破。不论是先前居于主要地位的雪茄与香烟，还是过渡时期的方头雪茄，相较于烟斗都拥有一项显而易见的优势：可让抽烟者空出双手从事其他工作。

狙击的做法经常受到高层的鼓励，甚至是要求，目的在于借此维持前线的紧张气氛。否则前线一旦处于平静状态，敌我双方的士兵即可能出现自发性的和平共处，甚至直接称兄道弟起来。

才几个星期前，还有超过四十万名士兵没有自己的武器。

不过，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人确知整体的损失状况，部分原因是俄军拙于统计自身伤亡的可靠数字。后来红军也继承了这个缺点。

知情人士都晓得协约国——英、法、意、俄——已决定在1916年采取同步攻击与推进。此举的用意在于，让同盟国难以利用其地理位置的运输优势，将后备部队轻易运往受威胁的地区。

这项禁令对于酒精与非酒精饮料都一律适用。我查不出这项禁令的用意何在。

他也意识到——或者是担心——自己如果试图西行或者前往君士坦丁堡，恐怕不免遭到拦阻。

土耳其人称他为戈尔茨帕夏。帕夏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项荣衔。——译者注

哈利勒上任指挥官之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下令原本用来防止英国援军抵达库特阿马拉的土耳其部队重新集结。这明显是一项思虑不周的行动，导致土耳其防线的一个侧翼暴露出来，而英军也发现此一弱点，立刻趁机发动攻击。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1916年1月13日的哈纳战役——英军如果不是因为侦察不周，也许能够获胜。不过，哈利勒的操作最后终究获得成功：在库特阿马拉获胜的荣耀因此落在他身上，而为了恒久纪念这一点，他更把“库特”加入到自己的名字里。直到他在1957年去世之前，他都一直被称为“库特英雄”，是个备受颂扬——尽管不一定够格——的土耳其军事英雄。

他也是库特阿马拉那场胜仗的功臣，尽管他没有机会活着看到。他在两个月后去世，就在围攻结束之前的两个星期。官方记录称他是因罹患斑疹伤寒死亡，但有若干未经证实的流言称他是遭到土耳其军官下毒杀害。

在1871年，德国陆军的一个军只需457辆马车运输物资；到了1914年，所需的数目却多达1 168辆——增幅超过250%。这些额外的马车都需要马匹拉动，而那些额外的马匹也都需要饲料，而饲料也需要运送。以相同的体重比较，马匹的食量是人的10倍，所以这些饲料也就需要更多的马车运送，以及更多的马匹来拉。当代的一项统计显示，每3个人就有1匹马。约有800万匹马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因此马匹损伤的比例高于人员损伤。

哥罗丁主要用于治疗霍乱，是英国军医在印度发明的药品，也备受竞争对手的模仿。这种药品在当时深受喜爱，尽管其成瘾性极高，服用过量甚至可能致死。原始配方的哥罗丁后来终于停产——令许多爱好者深感失望。哥罗丁的例子充分显示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是历史上药物滥用现象极为普遍的时期；不过，当时参与其中的人自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滥用药物。

这是华氏温度，将近摄氏39.44度。——译者注

她在日记里为前线一词加上了引号。

波斯卷入战火并不特别令人意外。早在1914年以前，这个积弱不振又不稳定的国家就已是俄国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竞逐场域，而他们实际上也将这个国家瓜分为各自的利益范围。战争的爆发导致整个情势更加糟糕。开战才几个月后，英军即在波斯沿岸占领一座重要的产油中心，而德军也立刻发动强力的宣传活动，并且提高间谍活动的强度。由瑞典警官训练以及领导的波斯警方在1915年11月受到德国控制之后，俄军立刻就对波斯发动侵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拥有超乎常人的高挑身材，原是俄军最高指挥部的领导人，却在1915年9月因为宫廷里的权力斗争而遭到解职。这项职务由沙皇尼古拉二世自行兼任，但他对于军事却是一知半解。在那之后，尼古拉大公即被调到高加索前线。在那里，由于他的部下提出良善的计划——他也欣然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且他又能够调集充分的援军，因此俄军在与土耳其部队的交战中已逐渐占据上风。

有不少人试图争取麦克诺坦对目前正涌入高加索地区这一带的亚美尼亚难民的援助。前一年的屠杀事件备受谈论，而由于麦克诺坦亲自和若干目击者与幸存者谈过，因此她对那场屠杀的规模与凶残也知之甚详。不过，她对亚美尼亚人颇感厌恶——“一群可憎的人”——而宁可到前线协助俄军。

卡塔罗（Cattaro）是意大利人取的名称，今名为科托尔（Kotor），位于黑山共和国境内。阜姆（Fiume）也是意大利人取的名称，指的是当今克罗地亚的里耶卡（Rijeka）。值得一提的是，阜姆原是匈牙利的领土，不属于奥地利所有，而且自从18世纪以来就是个半自治的单独实体。博斯纳布罗德（Bosna Brod）是现在位于波黑境内的波斯尼亚布罗德（Bosanski Brod）。

布拉风是一种严寒的下坡风，发生于亚得里亚海、波黑、克罗地亚、黑山、意大利、希腊、斯洛文尼亚、波兰与土耳其等地。——译者注

车站里之所以会人满为患，部分原因是奥匈帝国的双君主制当中所存在的一项怪异特征暨弱点。此帝国的不同地区拥有各自的铁路系统，包括铁路车辆与费率。因此，货物与乘客从一套铁路系统换到另一套的时候都必须换车转乘。博斯纳布罗德这座村庄即是借着波斯尼亚与奥地利的轨距不同而得以从转车乘客身上获利。

军队成员可以利用战地明信片写信给家人而不必支付邮资。他们的家人回信时只要使用对方附上的特殊邮票或者明信片，就同样也不必支付邮资。小包裹一样可以免费寄送。

法国的主要借口是声称他们必须摧毁杜阿拉的无线电台，因为那座无线电台拥有一部强力短波发射机，能够用来协调德国海军分散于海洋各地的小部队。当然，此举终究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殖民利益。

才两个月前，剩余的德国居民都搬迁到了木尼河区这座西班牙飞地，在那里他们遭到拘留。在1916年3月4日这一天，随着德国最后一座前哨基地莫拉在获得有利条件的保证而投降之后，喀麦隆便正式被英、法两国瓜分。

这两句话系由《莱茵河上的卫兵》的副歌歌词修改而来。

“海鸥”号无疑冒了极大的风险：才四天之前，也就是1916年2月29日，另一艘武装商船袭击舰——“狮鹫”号——就在北海遭到击沉。英军也有类似的船只，称为“Q-Ships”，是精心藏匿了武装的小型船只，用途在于伏击德国潜艇。

这是一种供幼儿或病患食用的营养补给品。——译者注

怀恩太太与贝文先生是她的两个同伴。

主力部队主要由南非士兵组成。南非经过短暂犹豫之后，终于决定加入英国的阵营。（一如往常，这个国家也是因为受到未来的领土利益引诱而在这场战争中选边站。非洲的战争与中东一样，只不过是延续了欧洲强权在19世纪中叶恣意妄为的帝国主义竞争而已。）现在与英军并肩行军的许多士兵都是布尔战争老兵，在十年前还与英国人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这场行动的总司令也是昔日的布尔人指挥官——传奇人物简·史末资。战争造就了许多古怪的结盟关系。

在这场行动中，主要分遣队的7 000头骡子损失了5 000头。

英国的封锁行动造成了一种矛盾的效果：迫使德国加强资源控制，并将经济置于战争产业的基础上，德国的战争产业有好一段时间都比英国更有效率。

穆齐尔的日记中并未标示确切入院的日期，不过我们可以确定这是他入院的日期；他描绘的也正是伤兵团入院接受照护的必经程序。

奥匈帝国的国防部在许多方面弊端丛生、有待加强，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军医院并非如此。五十年来医学领域的长足发展，对陆军兵员无疑是重大的福音。进入军医院的伤员中，最后顺利回到战场服役的高达77%。军医院伤员的死亡率低达4%。

当时部署在意大利前线的穆齐尔，是较早赏识卡夫卡作品的文人之一。两人战前即在柏林见过面。穆齐尔入院疗养的原因并不怎么具有英雄色彩：他是因嘴角伤口受到感染，才不得不住院的。

所有参战国都有这种伤员，而且他们也都一样被隔离在封闭的疗养院里——通常是出于自愿。在法国，9 900名脸部受创的军人在战后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退伍军人协会。

查尔斯·亨利·考克利少校，被俘之后随即被处死。他在死后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参见第215页，1915年8月30日，星期一。

摘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四章。如同先前提过的（第270页），摩内利总是把《神曲》带在身边。

摩内利接着写道（本书作者也以个人经验担保这段话的真实性）：“造访战壕的新闻记者不明白（战争），为了获得勋章而到这里来陪伴我们的总参谋部军官也不明白（战争）。他们一旦饿了、累了，或者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就可以掏出表，说：‘时间晚了，我得走了。’”

达·佩尔吉内是自愿领导后卫队的军官。摩内利对他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后方很安全，因为有达·佩尔吉内负责防护：他主动接下那项危险的任务，因为他说他很熟悉这里的阵地。”

在法军的330个步兵团里，总共有259个团曾在凡尔登参战。

将这条路取名为“圣路”的是法国知名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记者兼作家莫里斯·巴雷斯。作家伊恩·奥斯比猜想取名原因是这个名称可以“令人联想到耶稣的‘苦路’，从而将士兵在凡尔登遭受的苦难与牺牲和基督在各各他山上走向十字架的那段路途相比”。

三二一高地是一段隆起的地势，始于现在杜奥蒙公墓所在的山脊。由停车场沿着所谓的“星辰之路”往西北方行走约四百米，即可抵达三二一高地的确切地点。如有意造访该处，应穿着耐磨的鞋子，并且避免走入死巷。

后来也一直都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飞行员因坠机事故丧生的人数比战死的人数还多。

莫里斯·法尔曼与亨利·法尔曼是兄弟，他们分别以各自的名字命名的两款飞机相当类似，引擎与螺旋桨都位于飞行员后方。

不过，莉莉·埃夫拉尔却在那年夏天的另一场事故中丧生。

金路易是昔日的法国金币，1个金路易相当于20法郎。——译者注

读者也许会认为布坎南有点过度夸大，因为军团的人数通常多达3 000至5 000人。不过，有些史学家指出，在这场战役当中，战场上每阵亡1人，就有另外30人因为罹患疾病而丧生或失能。由此看来，布坎南的记述显然有其可信度。

姆贡加，斯瓦希里语称为“mgunga”，学名为“Acacia polyacantha”，英语又称为“falcon’s claw acacia”（鹰爪金合欢）或“white thorn tree”（白荆棘树）。

阿诺在此处以反讽语气写下的字眼是“descendu”。

这些人并非全都是遭到敌军杀害——在凡尔登交战的双方都有不少士兵死于己方误射的炮弹。这种失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人为疏失，例如瞄射失准；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大炮使用过度造成的机械故障。野战大炮的使用寿命通常约为8 000发炮弹。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官方公告不仅在当时备受仰赖，并且经常受到引用（例如笔名为亨利·迪加尔的作者所撰写的《凡尔登之役》，就早在1916年即告出版），其中提供的数据至今也仍然深深影响着史学家。《凡尔登的三百个日子》这本出版于2006年（该场战役的九十周年）的法文巨著，尽管深具参考价值，但其中的大量数据却正是仰赖这类公告。

阿诺所属的营在三二一高地经历损失惨重而撤出前线之后，德军随即又展开了新一波的攻势。三二一高地最后还是不免陷落。

其中只有3 000人是英国白人，除此之外都是印度人。库特阿马拉的平民百姓只要被认为与英军有勾结（例如担任他们的翻译），即遭到绞刑处死，有些甚至还在死前遭受酷刑折磨。

不过，以汤曾德将军为首的英国高阶军官却获得极佳的待遇。（穆斯利以讥讽的语气称汤曾德在这段旅程中过得有如王侯一般。）大约在这个时候，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参加了一场由哈利尔帕夏举行的盛大晚宴。晚宴上的主宾不是别人，正是汤曾德——赫定在战前的旅程中曾经和他会过面。赫定告诉我们，这位英国将领“以从容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命运，晚宴上的气氛甚至颇为欢乐，实在是个适合建立友谊的场合。哈利尔斟满酒杯，向他的主宾致辞，祝他未来一切顺利。那位英国将领举杯与他相碰，为自己在巴格达获得的热情款待表达感谢。宴会结束后，汤曾德便搭乘哈利尔帕夏的汽车回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借由以下这项原则判定一个挨饿的人还能活多久：“站得起来——还能活30天；坐得起来——20天；连排尿也必须躺着——3天；已经说不出话来——2天；连眨眼都没有力气——活不过天明。”

奥匈帝国首先在德涅斯特河试图阻止俄国部队势如破竹的推进攻势，但没有成功，于是接着在普鲁特河重整阵线。俄军在十天前突破了普鲁特河的奥匈帝国阵地，第九军因而得以攻占切尔诺维茨，并且开入奥属布科维纳。

自从布鲁西洛夫攻势在1916年6月4日展开以来，俄军已俘获将近20万人以及700门左右的大炮。奥匈帝国在加利西亚的防守已然崩溃。自从这场惨败之后，该国的军队就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元气。

原文为“Sestritsa”，是俄语中称呼女护士的用语。

马克斯·伊梅尔曼是德国当时战绩排名第二的王牌飞行员，打过十七场胜仗（仅次于奥斯瓦尔德·伯尔克的十八场）。他是第一位获颁功勋勋章的飞行员。功勋勋章在当时是德国的最高军事荣誉，后来在德军飞行员之间俗称为“蓝马克斯勋章”。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被英军的战机击落，还是因为机械故障而坠机。

许多阿拉伯人都被征召加入有制服却没有武装的工兵营，担任维修道路以及挖掘战壕等工作。

第一次的行动请参见第127页，1915年2月6日。帕夏远征队同样没有成功。

法国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被问及东方军队究竟在做些什么，据说他当时咆哮着答道：“挖土呀！就让他们在法国与欧洲被人称为‘萨洛尼卡的园丁吧’。”另外可能也值得一提的是，萨拉伊干预希腊政治比对抗同盟国花费的心力更多，还有则是克列孟梭在1917年回任总理。

像这样炼狱般的洞察也出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他写了许多大战期间所遇见的人物，但都用了极度讽刺的手法。

与科尔代同在餐厅里的费多，就在战争结束前因梅毒去世。

在奥匈帝国的军队里，士兵如果感染性病就会遭受惩罚。为了遏制性病的流行，“源头管制”这种古老做法也曾经被采用。（德军在1915年8月攻占华沙之后，最早实施的一项措施就是要求所有从事“职业性行为”的妇女申报登记，并且接受健康检查。）尽管如此，在1915年一年间，驻在法国的加拿大士兵仍有22%的人感染性病，在1917年夏季造访法国首都的协约国士兵也有20%的人染病。

同样的原因也促成了另一种同样恶心的交易行为，亦即买卖肺结核病患咳出来的痰。

例如英国陆军元帅弗雷德里克·斯莱·罗伯茨伯爵，就认为“在我们的工业城市里猖獗肆虐的人类腐败现象”，唯有借着战争才有可能化解。也别忘了，托马斯·曼曾在1914年提出一项美好的希望，盼望这场战争会使德国文化变得“更自由也更优秀”。另外还有许多把战争视为希望、承诺与解放的例子，请参见延斯·永格伦的《情感的战争》。

另一方面，因为在前线的经历而导致精神崩溃的士兵，则是经常被视为“歇斯底里”，因此他们这种表现亦可被解读为某种形态的“女性化”。

1915年6月，一本德国杂志刊登了一则报道，有个电影院老板在中场休息时间起身警告观众，称有个身穿军服的男子刚闯进戏院打算抓奸，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妻子与外遇对象正在这家电影院里。为了避免闹出丑闻，那个电影院老板向观众告知戏院右侧有个紧急出口，从那里离开比较不容易引起注意：结果有320对情侣随即在灯光昏暗的戏院里起身离开。

引用澳大利亚诗人弗雷德里克·曼宁的话：“在面对死亡的惊惧厌恶之中，我们不禁会在本能的驱使下投向爱的怀抱，因为爱似乎证明了存有的完整性。”

色彩方面的了无生气，也是这场战争令战前那些充满过度浪漫想象的人士感到失望的另一个面向：这场战争不仅每天的例行公事枯燥乏味，连色彩上也显得单调沉闷。

英军决定在索姆河上发动攻势，与那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无关（那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上的重要性）；只纯粹是因为英军与法军的前线在那里交会，所以这场攻势的用意乃是在于让两军进行合作演练。德军的主要防线位于当今的英国吉耶蒙路公墓所在处，紧邻重建后的村庄。

这种现象颇为常见，因为交通壕和主要战壕不一样，不是为了作战使用，只是为了方便人员移动。

步兵带着各式各样的设备，以便协助后方的炮兵观察员看见攻击部队的前沿位置。举例而言，英军步兵在这一天于背部缝上小小的抛光金属片——这些金属片理当会在太阳下反光，显示出步兵的所在处。问题是这一天是阴天，而且炮弹爆炸扬起的烟雾与尘土也导致攻击进行期间根本难以看清战况的进展。

一般而言，德军的炮火比英、法的炮火更加致命，原因是德军不把精力浪费在击毁敌军防御工事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上，而是把炮火集中在准备发动攻击的部队身上，并且在攻击展开之后，随即以弹幕轰击无人地带。在《火线》这部名作的一个段落里，亨利·巴比塞描述了穿越这种弹幕的感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被遗忘的士兵与一位声名远播的参与者差点在吉耶蒙交会。恩斯特·云格尔中尉与他所属的第七十三皇家燧枪兵团在1916年8月24日被派往那里作战。云格尔在他杰出的战时回忆录《钢铁风暴》里描述了这段经历。等到云格尔抵达的时候，那座村庄已经完全被夷为平地：“在那片满是弹坑的原野上，只有一些白色的痕迹显示了村里房屋的白垩石遭到粉碎的地点。”整个地方弥漫着强烈的腐臭味，更有千百万只肥大的绿头苍蝇飞来飞去。即便是平常一派镇定从容的云格尔也不禁对自己眼前的景象深感震惊。“坑洞遍布的战场是一幅骇人的恐怖景象。死尸躺在仍然活着的士兵之间。我们挖掘地下碉堡的时候，发现死尸一层层地堆栈在一起。一连接一连的士兵肩并着肩坚守阵地，却纷纷丧命于猛烈的炮火之下；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掩埋于炮弹掀起的泥土下，于是后继的部队又接替了阵亡的士兵。”

经过一阵激战并损失惨重后，意大利军队终于在四天前攻下了伊松佐河畔的奥地利城镇戈兹（Görz），而将其改名为戈里齐亚（Gorizia）。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这位赛克斯可不能与英国政治人物（也是退役军人）马克·赛克斯混为一谈。马克·赛克斯在这一年稍早时候刚与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谈成了一项最高机密协议（赛克斯—皮科协议）。在这项协议之下，双方政府同意在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将一大部分领土分置于俄、法、英三国的直接控制下。其他的决定还包括了由英国取得美索不达米亚、法国取得黎巴嫩以及俄国取得亚美尼亚。好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所得知的——即是一场“终结一切和平的和平”（套用戴维·弗罗姆金一部著作的书名）。

这其实不是好消息。罗马尼亚参战造成了协约国的负担，尤其是俄国，因为俄国后来为了协助这个新盟友而不得不派遣大量部队到南方去，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徒劳无功。罗马尼亚的军力在纸上看起来相当强大，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当中无疑也打出了一定程度的名声，但终究证明是名过其实。该国军队的装备不是短缺，就是过于老旧；许多士兵都穿着19世纪那种色彩鲜艳的帅气制服；军官团不但缺乏实力与经验，也经常把心力投注在错误的地方上。罗马尼亚军队动员之后首先采取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发布一道命令，规定只有少校军阶以上的军官才能在战场上画眼影。葡萄牙在这年3月参战，同样也没有为协约国带来任何可见的效益。

这场行动和英军在索姆河上的攻势一样，也是在处境艰困的盟友求援之下发动的：当时法军在凡尔登备受压力，在阿夏戈的意军也是如此。布鲁西洛夫同意了长官的请求，提议发动全面攻势，而且还只要求了极为有限的增援部队。当时他的部分同僚不禁摇头叹息。疯了，他们心想，所有人都知道（不是吗？）发动攻势需要有人数上的大幅优势、制空权以及千百万的炮弹等各种条件。

实际上，战役与其说是守军的战壕、机枪与进攻方的攻击部队、大炮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守军的后备队（这些后备队可以借由火车而迅速驰赴受威胁的区块）与进攻方前锋部队的缓慢推进之间的较量——进攻方的大炮总是不免在推进过程中有落后情形，而且在穿越刚被自己夷为平地的地区（效果通常相当显著）之时，经常会遭遇极大的困难。

当然，布鲁西洛夫的攻击对象是奥匈军队，对他而言也相当有利，因为奥匈军队在这时候已陷入“几近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那样的慵懒与无能”（套用诺曼·斯通的话）。除此之外，这里的铁路网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西部战线，部队密度也低了许多。（这点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东部的战况整体而言比西部更具机动性。）同盟国的许多师都只是一再搭着火车到处跑，原因是犹疑不决的指挥官一再更改他们的驰援地点；在1915年2月的攻势当中，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本身就曾经处于这种状况。不仅如此，许多前来赴援的德军与奥匈部队都才刚从凡尔登的激烈战火或是阿夏戈周围的严酷高原奉召而来，因此不但疲惫不堪，战力也大幅下降。

“坦克”（tank）这个名称原本是为了欺敌。当然，开发这种武器的计划是最高机密，每当有人问及，军方总是谎称那些大型车辆是为部队运水的“水箱”（water tank）。结果，“坦克”后来就变成了这种车辆的名称。

且举这段时期的几个例子。一篇标题为“我们没有被打败”的文章被禁止刊登，还有一篇报道则是因为提及这场战争已经造成5万名左右的法国人丧生而遭禁。一篇文章称协约国可借由延长战争得利，一篇报道提及罗马尼亚在战争期间有大量幼童死亡，结果双双不得刊登。报章杂志严禁详细探讨与德国的媾和试探活动。此外，也只有立场最极端以及民族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德国报纸可以被引用，目的在于借此让社会大众认为那样的观点代表了德国的一般舆论。英国官方推出的索姆河战役纪录片在最近刚被引进法国，其中有些片段也遭到删剪——包括这个最著名的场景：一群士兵从战壕里冲刺而出，结果其中一人中弹后仰倒地。（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幕可能是演的。）

然而，不应据此认定卡夫卡缺乏性经验。不过，一如同一社会阶层里的其他男性，他的性经验大多局限于与布洛德一同造访布拉格的妓院或类似的风月场所（包括“苏哈沙龙”与极富传奇色彩的“金匠沙龙”）。

自当年夏天以来，他也尝试以特别的方式改造菲丽丝（类似倒转版本的《卖花女》故事）。他想使她放弃布尔乔亚的生活理念（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他的眼中钉）。他甚至对她施压，要她协助自东部前线涌入的犹太裔难民，一方面他也想强迫她放弃被他视为“肤浅”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希望她正视犹太人艰难的处境。

内莱塔尼亚意指奥匈帝国中以奥地利人为主体的区域。此一名词现已很少使用。

各国的前线士兵都对战壕里的老鼠怀有一股厌憎排斥的感受，原因是那些老鼠以死尸为食，而且食物来源丰足不已，因此全都长得异常肥大。腐烂以及被老鼠啃噬的程度，是判断一具尸体已经死了多久的两个指标。这两种进程处于互相竞争的状态，而且经常都是由老鼠获胜。

当地居民对钱毫无兴趣，他们早已拥有许多毫无价值的德国紧急纸币。

伊恩·盖特利指出，欧洲在1914年以前就开始逐渐对烟草加强管制，但战争的爆发破坏了这种态度的转变。战争期间消耗的烟草数量极为庞大，而且烟草也从一开始就是士兵基本配给当中的一部分。英军士兵每周获得配发两盎司的烟草，德军士兵则是每天可以领到两根香烟或雪茄。（英国海军的配给量是陆军的两倍；如果德国海军也是如此，即可说明为何施通普夫会如此深受烟味所苦。）各种不同形态的烟草，在救援组织与亲人邮寄的包裹当中也是必备的标准物品。举例而言，法国军人报纸《刺刀》除了一再对物资短缺表达担忧之外，也经常刊登赞颂烟草的文章。抽烟之所以广受喜爱，也许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尼古丁有轻微的麻醉效果，加上抽烟可让士兵在紧张情况下能够转移注意力，这无疑有助于抚慰许多人的心绪。对于军队的指挥者而言，还有一点至少也具备同样的重要性，就是抽烟能够抑制胃口。此外，烟味有助于掩盖尸体腐烂的恶臭：在尸臭特别严重的战壕里，部队也经常因此获得配发额外的烟草。

U—53号潜艇一路航行到了美国，甚至还在罗得岛的港口停泊了一会儿（美国在当时仍然保持中立）。这趟航程的目的原本是为了护送巨大的远洋商用潜艇“不来梅”号从美国运回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原材料。不过，“不来梅”号在横越大西洋的处女航上因为不明原因失踪，于是U—53号潜艇只好自行返国，并且在途中用鱼雷击沉了五艘船只。德国海军拥有七艘与“不来梅”号（U—151号）同级的巨型商用潜艇，用于运送必要物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体认到潜艇的效用，于是制造了各种形态和各种标准级别的潜艇：UB级潜艇的用途是在近岸海域攻击敌舰；UC与UE级潜艇则是小型潜艇，分别用于在近岸以及外海水域布雷。

卡夫卡选择朗读当时尚未出版的《在流放地》。关于三名女性听众在听到刑囚与绞刑机的段落昏迷不省人事，必须被抬出会场并以嗅盐唤醒的轶事，信息来源并不真确。听众反映近于礼貌性的淡漠，慕尼黑媒体则大加挞伐。后世对这段诡异、使人不快的文字仍多持观望态度。若抽离了大战的背景，就很难理解这段文字。一如托尔斯滕·艾克布姆所指出的，逐渐增强的威胁感、对各种战役的关注、真知的难以取得、表里之间的差异、自我的匿名与罢黜，构成卡夫卡作品中众多最重要、重复出现的主题。

参见第231页，1915年9月30日。

比利肯是美国插画家弗洛伦丝·普雷兹在1908年创作的婴儿形象，据说可为人带来好运，在当时曾经风靡一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