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贯穿《史记》全书的非凡史识

《史记》之所以被长期传诵、经久不衰，不仅因为它开创了五体配合的新体裁、编织了精密恰当的体例、刻画了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记录了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更缘于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非凡的史识，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司马迁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以及胸怀天下、容纳各家的气度。他把秦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考察，独具匠心地设计了《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两篇本纪，突出反映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他高度重视记载周边少数民族活动，以大量史实表达“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重要观念；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思想，在“尊儒”的同时广泛容纳和吸收百家学说，承认各家的历史地位。

一 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通史著作，尤其是司马迁在把握和叙述历史大势方面的成就，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这些篇的设立，体现出司马迁将上古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之演进阶段的观念，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深入研究这些表的价值，并与相关的本纪、列传联系起来分析，即可以明了：司马迁著史做到对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演进趋势有准确的把握，了然于胸，并且生动翔实地叙述出来。而把各个历史阶段贯通地考察，便是司马迁所出色地做到的“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先生讲过：《史记》写得最详细和最精彩的是汉朝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当代史。（《白寿彝史学论集》）这个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汉朝上溯，中国怎样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秦又如何由强盛到骤亡，这一历史阶段是司马迁的近代史。司马迁不愿做纯客观记载的超然的历史学家，他要“成一家之言”，写出自己对历史变迁和当前社会的看法，主张“法后王”，因此对于撰写这段近代史，同样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考察《史记》对战国时期和秦的历史的记载、评论，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历史思想和编撰成就，无疑将有所裨益。

（一）《六国年表》所表达的历史大势

在当代学者中，白寿彝先生对《史记》十表予以充分重视，他曾精到地论述《史记》十表有表达西周以后长时期内历史发展大势的特殊价值，较前人的见解远为深入。笔者在本节中冀图在以下两点发挥先生的论点：其一，《六国年表·序》的精华在于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其二，由此决定了《六国年表》记载大事明显地以秦为主干。

西汉皇朝代秦而立，拨乱反正，逐步达到国家的强盛，就是反复地以秦朝的过失为鉴戒而实现的。汉初人士自陆贾起，此后有贾谊、贾山、张释之、主父偃、徐乐、严安，直至东汉的王充、班固等，都严厉地谴责秦朝不行仁义、滥施刑罚等种种罪过，论证汉朝继立的历史必然性。概言之，用秦的暴虐来反衬汉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功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偏激的看法，如贾山《至言》中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把用暴力“并吞海内”与“天殃”即灾难报应联系在一起，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统一。《汉书·王莽传·赞》中，班固把短促的秦朝与短命的“新朝”并提，称它们为“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不具有“正统”皇朝的资格。王充论历史，直斥为“亡秦”或“秦无道之国”，又将它与蚩尤并提：“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论衡》卷十四《寒温篇》）真是“墙倒众人推”。按照这类言论，秦简直成为历史上“恶”的势力的代名词。

司马迁写通史，以总结中国历史客观进程自任，做到“通古今之变”，他把秦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考察，既看到秦负面的作用，更看到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作用，提出了迥异于别人的卓越看法。

《六国年表·序》提纲挈领，中心是论述秦的历史作用。首先指出，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其次，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为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其中主要价值，显然在于把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这是在前一层评论秦兼并天下“盖若天所助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的历史地位。进而，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不察其终始”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有的论者曾将“盖若天所助”理解为迷信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天所助”，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司马迁另一处论秦的统一符合客观必然性，见于《魏世家·赞》: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两处讲“天”，都是指明秦的统一行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的论断，以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以其对复杂问题作辩证分析的深刻性，以其勇于辟除俗议坚持正确见解的气魄，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卓识！

《六国年表》记载战国时期二百五十五年间大事的方法，是以秦为主干。秦在表中的位置，列于六国之上。记载秦国史事独详，如：秦灵公四年，作上下畤。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初租禾。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凡显示秦逐渐强大的事件均有明确记载。又，战国时期的异常天象，如日蚀、彗星、蝗灾，也一律记在秦国栏目之内。六国亡后，又继续记载秦朝十四年间史事，直至子婴降，表示记载自秦国兴起至秦朝结束，首尾完整。

以上所举证据，都足以证明《六国年表》记载史事的确以秦为主干。实际上，前代学者评《史记》，已有人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清人汪越论《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云，前表“以周为主”，后表“以秦为主”。又谓，《十二诸侯年表》 “断其义不骋其词，非独具年月世谱而已”，旨在显示“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势”。（《读史记十表》卷二《读十二诸侯年表》）推而言之，则《六国年表》旨在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之势。方苞进而认为：“（《六国年表》）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他强调司马迁议论之精彩，正在于把握到战国之情势已异于古代的特点，秦适应时势变古之制，故不仅能取得统一天下之成功，非侥幸所致，而且秦的政制因其符合近世的特点，故多为汉所沿用。故云“迁之言亦圣人所不易”，（《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记六国年表序后》）年表以秦事为经纬更有充分的道理。方氏这段议论，在前代学者中相当突出，因它已实在地触及《六国年表》表达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实质性内容。

（二）如何评价秦的历史地位

《六国年表》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内容密切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更有助于认识司马迁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的非凡史识。

《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这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然则前人对《秦本纪》的设立却有不同的看法。刘知幾根据“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的标准，批评《周本纪》记载文王以前和《秦本纪》设立不当。蒋湘南也批评太史公以秦之先世僻在西戎者，亦称本纪而不称世家为“自乱其例”。（《七经楼文钞》卷三《读史记六国表书后》）刘知幾等拘于“本纪”只能用于天子、表示至尊这一“史例”，要求削足适履，让内容去迁就形式。司马迁创立“本纪”，固然用以代表帝王为中心，而更重要的是，本纪在全书中起到史事总纲的作用，故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科条者，即整理记载历史事件之大纲目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秦本纪》撰述义旨所言：“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 ”，已经点明昭襄王时，秦之帝业已成，这是作《秦本纪》的原因所在，他们未加细察。让史例服从史实，或反过来要求史实适应于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够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较前人有所前进。以下即从三个方面加以申述。

第一，《秦本纪》起到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

秦从战国初期开始强大，在春秋时期，它的国势尚未足与此相比，为何也具有春秋时期史事总纲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春秋、战国具有共同特点，各国纷争，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历史总纲的作用，乃只限于西周时期。司马迁在《周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之间安排《秦本纪》，作用即在于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试以周惠王元年至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76至前619）间约六十年史事为例证明之。

此六十年间，《周本纪》只记了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与戎狄之乱及晋文公召襄王三件事，大致只限于记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对诸侯各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则除记载秦国大事（秦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秦穆公得贤臣百里奚、蹇叔，穆公运粟救晋饥荒，助重耳归晋，秦军兵败于殽，秦穆公得由余、霸西戎等）以外，还提挈了各国大事，如：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杀子颓而入惠王。成公元年，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穆公四年，齐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晋骊姬作乱，太子出奔。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可见，《秦本纪》不仅突出记载秦国自德公至穆公崛起，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而且兼及此六十年间周王室、晋、齐、郑、楚等国大事，显然起到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总纲的作用。

第二，《秦本纪》又一撰著特点，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

司马迁重笔浓彩记载秦孝公对奠定帝业的重大贡献，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他的出生，司马迁郑重载入史册：“（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六国年表》也破例记载，同是寓含微言大义的史笔）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则表明孝公继位富于春秋，正是大有作为之时。紧接着叙述秦孝公面临的形势：七国并立，攻战不已，而秦僻居西隅，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孝公乃励精图治，“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作为建立帝业的重大步骤，孝公招募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予以重赏。于是卫鞅西入秦，助孝公变法。孝公君臣奋发有为，使诸侯各国刮目相看，而变法获得显著的成效，更使秦的国力迅速增强。至孝公十年，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秦徙都咸阳。秦的疆域向东越过洛水。十九年，天子致伯，承认秦有霸主地位。二十年，诸侯毕贺，秦率师在逢泽会诸侯，朝天子。仅二十年间，秦即由“夷狄遇之”的受歧视处境，一变而为合法地取得号令诸侯的地位。此后，孝公二十二年，虏魏公子卬，二十四年，又败晋于雁门，虏其将魏错。故虽然此年商鞅被诛，秦已形成的对诸侯各国支配的地位已不可逆转，惠文君刚继位，“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秦本纪》所载秦历代国君奠定帝业雄厚基础之奋发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大事情。显然，只有把这一篇设置为记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的本纪之一，编撰体例才能与内容需要相一致。

第三，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结构上的特殊处理，体现出司马迁对秦之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这两篇本纪在结构上的特点是紧密衔接，联合照应。《秦本纪》的末尾，记载秦攻六国接连取得胜利。昭襄王三十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五十一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国，韩献成皋、巩，秦东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三年，攻赵，取三十七城，北攻上党，初置太原郡。最后更归结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而《秦始皇本纪》开头，即概述秦始皇登位时秦国已有包举天下之势：“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上下两篇针线缝合，互相紧密呼应。这种结构在《史记》全书中也很特殊。司马迁如此精心安排，是为了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共同主线：历史的趋势是由各国分立攻战逐步走向统一，而秦历代国君苦心经营，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担负者，特别是秦始皇非凡的作为和周围文臣武将的努力，最终实现天下统一。这正代表了司马迁对秦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所以《魏世家·赞》中又称“天方令秦平海内”，而《六国年表·序》更将秦与其他四个重要朝代并列。这同汉代人士动辄称“亡秦”，列之为闰位，排斥在“正统”以外的观点相比，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

总结上述三项，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运匠心之安排，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需要而对于首创体例的有意突破，决非“自乱其例”。在十二本纪中，秦占了两篇，唯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对于认识《史记》全书是一个体现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纂体例之辩证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三）大一统历史观与“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表达历史大势的卓识，同他的大一统历史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历史很早就出现统一的趋势。这种历史特点，是由于中国大陆广袤，周围有高山、沙漠、大海与外界阻隔，中央有富饶的平原这种地理条件形成的。古代政治结构和古代思想也都突出地反映出这种统一的趋势。西周建国后，以周天子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各诸侯国臣属于周王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而大大推进了中国统一的规模和程度。周代诗人吟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表达的就是歌颂统一的思想。至东周以后，王室衰弱，地方分权的倾向发展，出现春秋十二诸侯和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相互斗争中，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上起主导作用。因为人民大众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造成生产、生活、交通等的困难和人民的痛苦，更反对战争造成的惨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总是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分立，实际上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统一。《周礼》《禹贡》这些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典籍，都反映出天下共归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孟子主张统一的思想，更直接被司马迁所继承和发扬。

孔子修《春秋》，用褒贬书法，贯彻正君臣名分的原则，对诸侯国无视周王室的僭越行为严加挞伐。司马迁对此极为尊崇，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的“道”，即根本原则或政治理想，就是实现统一的王权，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对此而“惧”的“乱臣贼子”，则是僭乱而破坏统一秩序者。孔子主张“从周”、梦见周公、志在“为东周”，都是愤慨于当时各国互相攻伐的纷乱局面而倡导统一。孔子的主张虽有保守性一面，但其思想内核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在于呼吁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大一统成为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以后历代王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孔子被尊为“圣人”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联系到统一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意义，我们对此应当得出新的结论。以往有过的将孔子主张“王道”、恢复周礼肆意谩骂的做法，不过出于对历史十足的无知。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征伐，赋敛残酷，民众痛苦不堪。孟子痛感时事之非，要求“解民于倒悬”，他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先后游说梁惠王和齐宣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用。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及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这两段话，可以视为《孟子》全书的纲领。孟子鼓吹“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仁政，减轻剥削。二是“王天下”，反对霸政，反对尚武勇战，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并明确预言：“不嗜杀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下》）断言战国纷争局面终将被统一所取代，而且预见最终由“不嗜杀者”来统一。孟子表达的对历史前途的看法，正好被战国至西汉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汉代的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是孔孟大一统主张的继承者。董仲舒（以及公羊学派儒生）主要是进行经义的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

从纵向说，记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断加强的统一趋势，构成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侵凌诸侯的炎帝，又擒杀“作乱不用帝命”的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称黄帝为“天子”，显然是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在传说时代的投影。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这些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社会史角度看，如此整齐的古帝先王系统无疑是后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

司马迁之所以具有远远高于俗儒的见识，高度评价秦的历史功绩，撰写“近代史”的出色篇章，就因为他确实做到“察其终始”，把秦实现帝业放在中国统一的历史长过程中来考察，看到由商周王权到秦的中央集权是统一之规模和程度的飞跃，又看到秦的统一为西汉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把《史记》有关汉代的几篇表合起来看，即表达出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越来越发展的趋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认为汉高祖“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实现西汉统一，是建立了“轶于三代”的空前功业。《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概述自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一步步战胜封国势力，强干弱枝之势已成，“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则肯定汉武帝解除边境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威胁，“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也对西汉实现经济上、政治上空前统一局面表示由衷赞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从横向说，司马迁为春秋各诸侯国立了“世家”，表明春秋各诸侯国是兄弟或亲戚关系。鲁、晋、蔡、卫、郑各国原来都是周王室成员所传下，燕、陈、杞、楚、越等也都是黄帝之后。古代的荆楚是“蛮”，偏处于东南的吴也被视为落后居民，司马迁却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史记》设置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展现出周边民族围绕中原政权活动的基本格局和民族交往向前发展的趋势。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著史最重要的撰写要求。通过分析《史记》中记述战国、秦、汉的有关篇章，证明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由周初的分封，春秋战国各国分立，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发展大势，确实有深刻的洞察力，因此也推进了我们对“通古今之变”内涵的认识。司马迁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两个层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承敝通变，见盛观衰”，国家政治的成败，民心的向背，是导致朝代更迭、盛衰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层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之“变”。二是中国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秦的统一天下是一大成功，而汉的文治武功又把中华民族的统一推向空前的规模。这一层是总结统一的趋势不断发展的“变”，揭示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久远源泉。

由于《史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因而才成为具有宝贵历史价值和高度思想价值的不朽巨著。白寿彝先生一再谈道：中国古代史书体例很多，但主要还是通史。司马迁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为最重要。中国史学，以通史成就为最高，过去对这一点不大清楚。有些形式是断代史，但也是有通史的方法和见识，不做到“通”，怎样看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汉书》的内容，一直写到当代，也是通史。唐初修八史，八史合起来是一部书，故也是通史。中国古代史学中“通古今之变”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讲的道理接近，掌握其精华，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更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要求考察历史的发展运动。我们今天写通史，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是一个考验。不仅是体例问题，而且是如何体现历史发展趋势问题。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对于改进今天的历史编纂显然是大有启发作用的。

二 记载全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

《史记》作为不朽的通史巨著，对于民族活动极为重视，以大量生动的史实，表达“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这一重要观念。司马迁认为，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出于同源。古代的荆楚是“蛮”，僻处于东南的吴也被视为落后居民，司马迁却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对于楚与中原民族的关系，《楚世家》尤作了详细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为黄帝之孙。高阳之孙为重黎、吴回，兄弟二人相继任帝喾火正。吴回有孙六人，季连最幼，芈姓，即为楚之先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熊鬻子事文王，早卒。”有孙曰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故不但楚之先祖出自黄帝之后，其后代当周文王时，又是辛劳为周王室出力的人物，所以至周武王时，熊绎被封于楚。熊绎之后传至若敖、楚文王、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等，均有明确的世系。

在《西南夷列传》中又记载：楚庄王苗裔庄蹻，于楚威王时为楚将军，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至汉武帝时开通西南夷，天子发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司马迁在篇末赞语为之慨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通过追根溯源，大大拉近了偏处西南夷中的小邑滇与楚和中原民族的距离。匈奴是又一典型例子。这一北方游牧民族，惯于骑射劫掠，长期成为中原居民的严重威胁，当时人称之为“人面兽心” “禽兽畜之”。但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开头，却明确交待：“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指出这一北方边境民族与中原民族也是兄弟关系。

《史记》十分重视周边民族活动的记载，以具体的史实证明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的紧密，开创了中国史学重视周边民族历史记载的传统，对于促进全国各民族的统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古代周边民族的活动和社会状况、习俗等，就是依靠《史记》的记载保留下来。《匈奴列传》记载其社会生活云：“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西南夷的部族种类繁多，习俗复杂，司马迁本人有过奉使西南夷的经历，有亲身的调查了解，因而能够作出简洁明了的梳理：“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据此可以明白，西南夷广大地区复杂的部族，可以分为农耕、半农半牧、游牧三大区域，在农耕区域中，又以夜郎，滇、邛都为最大。此外第四类区域为氐类，以白马为最大。这些都为后人提供了古代生活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周边民族社会状况足资凭据的史料。

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撰写这些篇章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大力肯定周边民族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加强，证明各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太史公自序》揭示出上述篇章的撰述义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 ”。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兹以《大宛列传》作典型分析：《大宛列传》实为西域地区的民族传，以张骞通使和李广利攻大宛之役两大事件为主线，记载西域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以及汉与西域各族关系之密切。张骞第一次通使归来，向武帝报告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地理远近、生活习俗、国力强弱，如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因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得知大贾商人买自身毒，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估计其国去蜀不远。武帝闻之，而再度发使者，四道并出，欲通西南夷。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因知水草处立了军功，封为博望侯。汉朝大军击败匈奴主力，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败走漠北。张骞第二次通使，欲结乌孙，“断匈奴右臂”，又分遣副使通使大宛、康居等国。乌孙派导译送张骞归汉，并遣使者向汉朝报谢，因亲见汉朝人众富厚，乌孙国益重汉。过了年余，张骞所派副使陆续与其国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汉，张骞凿空成功，西域各国与汉通好。以后，武帝因慕求大宛好马，即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兵攻大宛，是为大宛之役。李广利以兵围大宛城，大宛贵人与汉军订盟，大宛出其好马，汉军解围。李广利回师东归时，“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大宛新立之王“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汉朝经营西域从此始，西域各族与内地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古代民族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既存在因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各民族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利益需要，而朝着不断融合、统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存在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如汉武帝时期就有多次对周边民族地区的用兵，两者都是客观的存在。司马迁主张民族和好的开明态度还表现在他严肃批评对周边民族地区连年用兵。他对汉武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的局面是高度赞扬的，而同时，他又对因连年征伐造成国家财政空虚、民众困苦不堪的局面严肃地提出批评。《平准书》直书无隐，指出因连年征战，造成士卒大批死亡，百姓不堪重负，文景时代“府库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丰厚积蓄被耗尽了，造成“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坏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因而汉朝出现衰势。《大宛列传》也批评武帝大规模兴兵伐大宛，“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在《匈奴列传》赞语中，不怕触犯忌讳，指出：“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尖锐地批评满朝文臣谄媚成性，一味附和武帝旨意，武将滋生虚骄心，贪图多立战功，因而造成武帝政策的失当！这些议论，都凸显出司马迁的卓越见识和正直史家的崇高责任感。而他称赞汉文帝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一面严守战备，一面结和往来，防其掠夺，又避免连年征伐之苦，由此造成文帝时期天下太平景象，“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史记》卷二十五《律书》）至武帝晚年下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长年兴师征伐，造成“重困老弱孤独”引以自责，断然否定桑弘羊请求远戍轮台之议，宣布罢兵兴农。（《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也正证明司马迁的主张确有先见之明，司马迁开明的民族观的宝贵价值就在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 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阔胸怀

在文化观点上，司马迁与董仲舒罢黜百家以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思想相对立，对百家学说广泛地容纳和吸收，承认它们的历史地位，显示出他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

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封建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前已说到，当汉初各家并倡之时，儒学的地位已呈上升趋势，从巩固封建国家统一和加强专制主义政治需要出发，儒家宣扬的“大一统”说、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伦常，对于汉武帝是最为适合的。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学者，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所以他尊崇儒学，主张大一统，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关系，在《史记》全书中确实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他突破《史记》著述体例的限制，破格写了《孔子世家》，同时撰有《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它们有机地形成系列文章，构成最早的儒学史，显示出儒学繁盛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孔子世家》在详载孔子一生事迹的基础上，在赞语中引《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表达对孔子的无比崇敬。这同他“继《春秋》”的宗旨是相通的。

然则，司马迁尊儒的目的跟董仲舒又不相同。董仲舒独尊儒术，是作为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手段，所以要废灭百家之学，使“绝其道”。司马迁则出于尊重历史的发展和孔子的学术地位，而对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其他学派，他也予以承认并且吸收。在他看来，尊崇当时处于上升趋势的儒学与容纳各家学说可以并包俱存，备采其长，这正是司马迁文化观点的卓越之处！以上已论及在政治观和经济观上司马迁对道家和管子学说等的吸收发挥，本节再列举他对黄老、法家、纵横家的肯定为证。

司马迁从各个侧面反映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的指导作用。《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齐王相九年，“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又以“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的赞语，把“无为”政治提高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来评价。《吕太后本纪》赞又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在《孝文本纪》中，则用“勿烦民”概括文帝政策和作风的特点。可见司马迁对整个汉初阶段的记载，都贯穿着肯定黄老学说历史作用的观点。司马迁对法家人物“刻削少恩”一向反感，但他不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事实，而是肯定法家学说的历史作用。他如实记载吴起任楚相，执行“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的政策，因而取得“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政绩。（《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对商鞅变法推动历史的发展评价更高。《商君列传》详述提出变法的原委，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的具体内容，写商鞅以法家观点和历史经验驳倒保守派人物甘龙、杜挚的阻挠，终于取得显著的成效。令人信服地说明法家路线使秦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对于往往被视为“驰骋巧辩，腾空造说”的战国纵横家人物，司马迁也认为他们的智慧和历史作用值得肯定。他论述《苏秦列传》的撰述义旨是：“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苏秦针对山东六国畏惧强秦，“忍辱割让求近安”，又互有矛盾、各不相顾的形势，提出六国合纵联合抗秦的战略，是一种智慧。司马迁详细记载苏秦游说诸侯的精辟言论，如说韩宣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这类分析都符合当时的情势，显示出其卓识。因而他的谋略得到六国的拥护，推他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而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司马迁的结论是：“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赞》）这样，纵横家的功绩和他们雄辩的言论就得以载入史册。

兼容各家、不拘一格的胸怀和见识，还使司马迁善于从各种类型的人物，发现其嘉言善行，采撷入史，从而使全书蕴含着大量的思想资料，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智慧。

关于此事，《晏子春秋·外篇》“景公梦见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谏第三”及“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谏第二”及《左传》等都有涉及，但所载均不完整，文字松散，义不显豁。司马迁则运用匠心加以整理、提炼。


齐相晏婴曾很不客气地讥贬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崇丧遂哀” “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如果拘守儒家教条，则晏婴这样的人物将被摒弃不载。司马迁则相反，他广泛搜集晏子的史料，从散见于《晏子春秋》《左传》《韩诗外传》的片段资料中，提炼出晏子指责齐景公暴政的出色言论。齐景公害怕见彗星，晏子谏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 “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
以此谏齐景公奢侈重赋和企图以禳祷避祸，成为反映晏子天道观和同情民众的宝贵资料。《赵世家》所载赵简子爱直谏之臣，因此在赵国大得民心的著名故事，则是采用《韩诗外传》中的素材，而更加突出赵简子喜欢“谔谔之臣”、讨厌“徒闻唯唯”的品德。司马迁还深挚地赞扬怀着高尚目的而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肯定他们“隐忍而成功名”的政治智慧。《伍子胥列传》载：伍子胥之父伍奢因受贼臣陷害被捕，楚王找借口召其二子，企图斩草除根。伍子胥识破楚王所设奸计，“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于是出亡，四处漂泊，几死者数，道中乞食至吴，最终为吴划策，大败楚国，报了父仇。篇末赞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正是吸收了道家“以柔克刚” “以屈求伸”的观点而加以发挥，从伍子胥的曲折经历提高到政治智慧的高度来论述。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对叔孙通“以面谀得亲贵”有所讥讽，却又肯定适应时变、为汉朝制定礼制做法，对此，他也引用道家的话加以赞扬：“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司马迁兼容百家的文化价值取向，还表现在他对滑稽家言和汉赋的看法上。滑稽人物的言辞，往往被正宗人物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司马迁却有独到的眼光，认为其中包含着机巧辩慧，妙语解纷，有益于治道。这说明他在对待各家各派学术文化上有着如同天地包容万物的广阔胸怀。同样，对于司马相如的赋，既指出其《子虚赋》《上林赋》等过分夸饰侈靡的缺陷，又肯定篇中“意在讽谏”的积极意义。因此他明确批评：“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而在篇末赞语中又以儒家《春秋》《易》《诗》“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的道理，比喻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指出其中可取之处。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司马迁时代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观。一是董仲舒的文化专制观点，视百家为邪说，要统统使其绝灭。一是司马迁兼采百家的观点，主张兼容并包，因为无论儒家六艺或百家学说，“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凡是有益国家社会的，都应该吸收，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多样文化、五彩纷呈的世界！前一种观点的产物是《春秋繁露》那样的著作，以“独尊儒术”为标榜，行宣扬“天人感应”之实。他使不多谈鬼神的孔子学说变成充斥鬼神迷信的西汉“新”儒学，并且与“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的巫术相结合，专推阴阳灾异之变，竭力为神化皇权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导致了西汉之际鬼神迷信的猖獗和图谶的盛行。后一条路线的产物是《史记》这样的著作，它将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写进书中，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都囊括其中，把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就汉以前的历史说，《史记》反映了儒学地位的上升，学派的繁盛，又写了儒家以外的思想家老子、韩非、庄周、申不害、邹衍；写了政治人物管仲、晏婴、商鞅、魏冉、李斯、吕不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田单；写了军事家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白起、王翦、蒙恬、乐毅、廉颇；写了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写了策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甘茂、甘罗、范雎、蔡泽；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阶层的刺客、医生、游侠、龟策、货殖等的传记。故郑振铎称司马迁的伟大贡献在于系统地整理古代学术文化：“他排比，他整理古代的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他的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一个创作的定型中。”（《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司马迁的进步文化观点，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由于他在记载客观历史、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进一步确立了我国人文主义的进步文化传统，成为两汉之际迷信谶纬的思想浊流泛滥猖獗的直接对立物。《史记》蕴含的丰富思想养料，滋育了世世代代的人们，所以才被公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世界文化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