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通过量子纠缠融合进单独的“一”当中；如果量子退相干解释了这一隐态单体是如何展开成为行星、鹅卵石和生物，在我们的宇宙中到处繁衍的；如果它那些深邃古怪且直白的革命性意义在量子力学的那些方程中是明摆着的 ——那么我们也许已经解决了我们宇宙中与生俱来的那些矛盾，但是另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像这么一个带有革命性的理念怎么会被忽视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了哥本哈根派物理学家们是如何躲闪开，不去探索量子力学究竟对自然界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又是怎样把物理学的基础重新归类成宗教的。与此同时，任何人如果胆敢质疑哥本哈根正统学派，并试图找出在我们日常生活背后藏着什么，在那个屏幕现实背后藏着什么，不管他是休·埃弗莱特，H. 迪特尔·蔡赫，还是约翰·贝尔，都会被视为异端。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些反叛的物理学家们也很幸运，他们只是被忽视了。他们没有被活活烧死、折磨或杀掉，像古典时期衰落以来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许多其他一元论学者那样。一元论的“一”绝不是什么新潮的、抽象的科学概念——它是个有3000年之久的论争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基督教成功地赢得了在壮阔画卷中一家独大，在这里科学被限定于对细枝末节进行填充，并拿出解决问题所需的配方。要想认识到一元论和对一元论的否定在西方文化中扎根有多深，我们必须回首一元论、科学和一神论宗教本身那一团乱麻般的历史和起源。

宗教的起源是反叛

Assmann 2010， p. 41.


Assmann 2010， p. 43.


Assmann 2010， p. 40.


Assmann 2010， p. 41.


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一神论不同，各种原始宗教一般都是多神教。信徒们膜拜各种神祇，代表着世界的多样性。然而，这些早期宗教通常都带有一种明显的一元论味道，其中各种不同的神灵会代表这个独一无二现实真相的各个侧面。“多神论就是宇宙神论”
，埃及学家扬·阿斯曼写道，它只不过是泛神论的另一个名字而已，是对宇宙的崇拜。这其实就是以宗教形式表达的一元论，“这种宗教有一位内在神和一个纱巾掩盖着的真理，以一千个形象既展示又隐藏它自己，互相启发且补充着，而不是从逻辑上互相排斥着”
。在宇宙神论中，阿斯曼解释说，“复合原则是不可拔除地镌刻在这一世界观里的”
，而且“神性不能与尘世分离”
。

在一元论中，“一切即一”：每样事物都包含在一个包罗万物的整体中。

Assmann 2010， p. 41.


Assmann 2010， p. 9.


Assmann 2010， p. 42.


Assmann 2010， p. 112.


与此相反，犹太-基督教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视上帝为一个从外面掌管着世界的力量。因此，尽管读音相近，“一元论”和“一神论”指代的世界观却不是一码事。事实上，根据阿斯曼，一神论宗教像犹太教或基督教，原本是作为边缘化和受压迫的人反对占主流地位的非《圣经》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对立宗教”：是一个受奴役民族的反叛，在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也是维护古罗马时代贫苦者及无产者的一股力量。所以也不奇怪，这些受压迫的早期犹太人和基督徒不把世界本身看作是神性的，而看成需要有神性来干预的。阿斯曼写道，如果说在多神论中，“神性不能与尘世分离”，那么一神论则“正是要去分离它。神性被从它与宇宙的共生依附中解放出来”
。阿斯曼解释说，一神论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把它的人民从此岸世界的禁锢中释放出来，绑定到彼岸秩序中去”
，以便确立“神与尘世有别”
。正是“对立宗教”的这么一个特质使得各种一神论宗教“意识到它们自己是宗教，不仅仅与魔法、迷信、偶像崇拜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假’宗教对立，还与科学、艺术、政治……成鲜明对比”
，阿斯曼写道。

在一神论中，上帝被理解为与尘世不同，他从外面进行治理。

Assmann 1997， Locations 845-846.


Assmann 1997， Kindle Location 75.


Assmann 2010， p. 4.


一神论中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宽容和对偶像进行破坏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阿斯曼详细解释道，“羔羊被用来献祭，因为它对应着埃及人最神圣的动物，公羊”
，而且“埃及最显眼的习俗，对形象的崇拜，也就被视为最大的罪孽”
。阿斯曼写道，于是一神论宗教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要树立的真理总是伴随着要打倒的敌人”。“只有他们知道异端分子和异教徒、伪教义、小宗派、迷信、偶像崇拜……异端，以及被打造出来的各种各样其他名目，用来编派他们谴责、迫害和指斥为彰显了不实之言的东西。”

Assmann 2010， p. 119.


这一趋势在古典时代晚期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加强了。“通过崇拜那唯一的真神，犹太人把他们自己与其他民族隔绝开来，其他民族对他们来说不复存在的意义。通过严守律法，他们培育出一种生活形态，用来象征性地表达这种自愿的隔绝状态”，这是阿斯曼的观察。与此不同的是，基督教“则以终止这种自我强加的孤立为己任，并把自己向一切人开放。这么一来，每样东西和每个人，只要拒绝接纳这一邀请，就被排除在外。一神论就这样，至少最起码来说，变成了具有侵入性的，甚至偶尔还具备了攻击性”
。正是基督教这种同时既排他又侵入的特点演变成了未来冲突的根源，它既体现在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与一元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中。

科学的基因

Burnet 1963.


Schrödinger 2014， p. 20.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携带着古希腊哲学的DNA。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个源头用一元论思想浸润了科学。埃尔温·薛定谔引用了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的《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
中的话，写道“科学可以正确地被概括为以希腊方式对宇宙进行思考”
。薛定谔接着写道，是希腊人率先将主观与客观分离。在进行任何一种客观推理时，这么做都显得那么地特征鲜明且必要。似乎对于希腊哲学来说，一元论异类得不能再异类了。但这才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半。

Barnes 1987， p. xi.


当希腊哲学形成的时候，科学和宗教还不能轻易分开。在英国哲学家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的教诲中，现在所知的希腊哲学的起始点是公元前585年的爱奥尼亚，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海岸，当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预言了一次日食之时。
泰勒斯和多数早期希腊哲学家们原本信奉的是一种较谦逊的“实体一元论”。他们承认在宇宙中存在着许多事物，同时认为每样事物都是由同样的物质或构建块做成的（在泰勒斯看来就是水）——这个观念很像现代粒子物理学中的大一统概念。该概念试图确认，宇宙中一切物质都是源自独一无二的一个量子场（或一小套各种场），或者是弦理论，它认为，在自然界观察到的物质，其各种构成粒子是各种根本弦的不同振荡图谱。

Taylor 2016， Location 915.


在泰勒斯和他的后继者为分析推理和现代科学打下基础的同时，那个更激进些的理念“一切即一”也在其他地方传播。它是通过文学和各种玄秘宗派及信仰传播的，其中有些受到埃及的影响或是从埃及引进的。这些精神聚会与专门侍奉宙斯和赫拉身边那些著名的多神教的奥林匹亚众神的官方宗教并行存在。希腊诗歌的最早作品之一，公元前8世纪作家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描写了一个史前天堂，明显媲美《圣经》里的伊甸园。在这个“黄金时代”，人类被想象成与自然界和谐生活在一起，经常被描绘为与仙女们随着希腊的大自然之神潘神的笛声共舞。几个世纪之后，“俄耳甫斯教”的信徒们创作出了赞美诗，赞美黑夜和上天，风与火，大海与大地，月亮，恒星与行星，以及一个包罗万物的自然界
：

“天地造化，万物本宗，悠悠岁月，唯神唯灵，全能之母，艺术源头；

上天荣耀，财富丰饶，无所不具，皆为尔土，神圣可敬，是我女王。”

Taylor 2016， Location 933.


另一首赞美诗直接提到一个一元论的整体，是用大自然之神潘神指代的，“潘”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也可以翻译为“全或一切”
：

“我呼唤伟大的潘神，你就是囫囵整体的本质，以太般缥缈，海洋般深沉，大地般厚重，遍及一切的灵魂，永生的圣火；

因为整个世界都属于你，而且万物无不是你，哦神性的大能。”

这一群人的根基可以追溯到那位神话中的诗人奥菲厄斯，据说他可以用他美妙的音乐迷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动物甚至是石头。根据传说，他的音乐还让他能够迷惑地下世界的神祇，使他得以至少把他的妻子尤里代克从死神那里暂时领回来。

古典时代有一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神秘社团，它的中心主旨也采用了一个类似的关于死亡和重生以及生命周期的神话。厄琉西斯秘仪推崇的是以一种原始的、周期性的方式把握历史和时间，这在埃及传统中也有。与现代观念认为的，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前后相续不同，埃及人的时间概念受到了每年的季节更替、行星轨道的周期变化和尼罗河水潮起潮落的启发。希腊人把这一概念改编运用到了得墨忒耳的神话中。得墨忒耳是掌管收获和农业的女神。她的女儿贝瑟芬尼被死亡之神哈迪斯拐走了，哈迪斯要让她在地下世界做他的新娘。当得墨忒耳听说了这件事，这位伤心欲绝的女神使果树、谷物和蔬菜停止生长，导致人类、动物和神祇挨饿。在某个时刻众神之王宙斯出手干预，并谈成了一项妥协。根据这一解决方案，贝瑟芬尼需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哈迪斯生活在一起当冥界王后。这段时间就变成了冬天，是得墨忒耳悲哀的时候，田野凋敝；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春季和夏季，大自然生机勃勃，贝瑟芬尼可以与她欢天喜地的母亲一起生活。

在古希腊，这种以及其他神秘崇拜信仰盛行，一直被解释为表达了人类内在对大自然的渴望。古典时期也许在感觉上像是离我们悠长久远，甚至就在古希腊社会当中，面对城邦的兴起，人类的反应也是怀念之前到来又消逝掉的时间。从史前时代起，伴随着组成社会，宗教的作用也改变了。劳动的专业分工导致了人与自然界产生隔阂，社会的成长也需要由伦理规范来取代人际熟识关系，以此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宗教从一堆原始的、科学原生态式的解说转变为一套道德准则。于是，当小股史前人群和部落演进到酋长国和城邦时，虽然官方宗教已经演进到脱离了一元论，而这些神秘社团则携带了一种融合进生命自然周期的感觉，“与自然界合为一体”的感觉，这是面临着日益膨胀的古代文明时所丢失的。再者，由于有自己的秘密和入会仪式，这些信仰团体把在小的部落社会中生活时天然会有的亲密感复活了起来。

Riedweg 2005， p. 85.


Kahn 2013， p. 97.


与此同时，当老子在中国写出《道德经》的时候，这些不同的脉络开始汇集了。泰勒斯预言的日食被观察到之后仅仅一两年，有两个哲学家出生在了爱奥尼亚海岸，那是与埃及和中东进行贸易的集散地。这两人后来都移民到了位于今天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在那里他们各自建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派。毕达哥拉斯，因据称是他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之间的几何关系而著称，离开了他的出生地，离爱奥尼亚海岸只有几英里远的希腊岛屿萨摩斯岛，成为了一个紧凑的数学家-哲学家团体的开山祖。学者们对毕达哥拉斯是个理性的数学家还是个萨满式人物，还是介乎于这两者之间，现在悬疑不决。有几位古代的毕达哥拉斯传记作者有记载称，毕达哥拉斯青年时代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师从于一些埃及神职人员，并传承到了秘传之术。希俄斯的伊翁（Ion of Chios），一位在毕达哥拉斯死后不久诞生的学者，曾提示毕达哥拉斯才是《俄耳甫斯颂诗》（Orphic Hymns）的真正作者。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了以数学和实验方式对音乐进行研究，发现了小自然数、里拉琴弦的长度与音高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了一个紧密抱团的宗教团体，相信宇宙是由数学与各种和谐关系制约的。在这一命理哲学范畴之内，毕达哥拉斯的后继者菲洛劳斯（Philoaus）确定了数字一为宇宙的中心
，而且1世纪的哲学家欧多鲁斯（Eurderus）后来作证，“毕达哥拉斯学派教导说，从寻根溯源的角度来看，‘一’是一切事物的基准……排在下面的……是以正反相对方式构成的一切事物……物质和一切存在物的存在都源自它”
。

Coxon 2009， p. 54.


Parmenides Fragment 2， Palmer 2019， p. 365.


Parmenides Fragment 6， Palmer 2019， p. 367.


Parmenides Fragment 6， Palmer 2019， p. 367.


Palmer 2019， p. 17.


Coxon 2009， p. 64.


毕达哥拉斯的同代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来自爱奥尼亚城市科洛芬（Colophon），后来迁居到埃利亚（Elea），那是第勒尼安（Tyrrhenian）海岸上的一个古代港口，在那不勒斯南边约90英里。他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他的学生巴门尼德（Parmenides）。就我们所知，巴门尼德只创作了单独一篇著作，一部史诗形式的六音步长诗，标题为《论自然》（On Nature），讲述的是作者参访众神之家的神秘之旅，高潮之处是一位无名女神透露了宇宙和哲学的真理。巴门尼德描述了女神是如何向他透露了两种探究方法的。大约同一个时期，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在爱奥尼亚那边宣称“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以及“大自然热衷于隐藏”，并把他的书寄存在伊西斯在本地的化身阿耳忒弥斯（Artemis）雕像的脚下，雕像所在的巨大神庙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位于以弗所（Ephesus）这个区域大都会中，而巴门尼德则写道“有说服力的现实那不动摇的心”
，把它描述为“那个‘一’，它既是，又非不是……”而且还“侍奉‘现实真相’”
。与赫拉克利特强调自然界的无常不同，巴门尼德强调，这一贯穿于万物内在的真实现实是没有时间的，是永恒的，就跟厄琉西斯秘仪所祭拜的主宰季节变化的永恒法则一样。而且正像电影院里的观众可能对放映室里在做什么一无所知一样，巴门尼德把“凡人”比作“同时既聋又瞎，头晕目眩，没有辨别能力的群氓”
，强调说他们对这一本质真相“一无所知”
。虽然，由于支离破碎的记载以及采用的语言是诗歌形式的，因此对巴门尼德的诗作存在着多种解释争奇斗艳，但一个普遍被接受且有影响力的解读是，对于那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观点，即“不多不少只存在着一样东西”
，它“不生不灭，囫囵一体，独一无二，不可撼动且完美无缺”
，而且是由像光明与黑暗这类的互补法则构成的。巴门尼德提出了一个早期的综合揭示。

事实上，希腊哲学传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传承着这一鲜明的一元论风格——最突出的是柏拉图主义，正是经由柏拉图主义，俄耳甫斯教和那些神秘信仰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巴门尼德才融合成一个强大的叙事，从而打造出了科学、宗教以及从那之后的全部哲学历史。

柏拉图的秘密

Whitehead 1979， p. 39.


19和20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写道，“要对欧洲哲学传统的一般特征做个最保险的概括，就是它是由一系列对柏拉图的注解构成的”
。柏拉图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黄金时代”的一位巅峰代表。那个时代的成就很广泛，其中包括建造了雅典卫城，希波克拉底和希罗多德分别成为了医学和历史之父，菲迪亚斯（Phidias）创作了他那著名的镀金大理石雕像以及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他们不朽的戏剧。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学校“学园（The Academy）”，被认为是西半球第一所学术研究机构，虽然几经停办及重建，但在900多年时间里持续构建着古代世界。哪怕一元论看起来是个全球现象，那也是柏拉图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及其与基督教多变的相互作用影响了哥本哈根派物理学家们对量子世界的接受。

Plotinus， The Enneads 5. 2. 1.， see MacKenna 1991， pp. 360-361.


柏拉图是厄琉西斯秘仪社团的成员，也是阿契塔（Archytas）的亲密朋友。阿契塔有一次还救过他的命，阿契塔是毕达哥拉斯最出名的后继者之一。柏拉图的著作《菲洛劳斯》（Philolaus）和《蒂迈欧篇》（Timaeus），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思想的强烈影响。《蒂迈欧篇》就是后来启发了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和海森堡两人的那本书。而且在他的《巴门尼德》一书中他周详地分析了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因此，一元论变成了他那学派的一个品牌。柏拉图主义一元论思潮的一位特别擅长雄辩的维护者是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他在自己的代表力作《九章集》（The Enneads）中写道：“‘一’是一切事物，而非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一切事物的根源不是一切事物；然而在一种超越感官的意义上它就是一切事物——可以说，是一切事物退回到它那里的状态。或者，更正确地说，还没到全都在它里面的状态，但它们将会。”普罗提诺还解释了这个本初的“一”是怎样与我们从自己周遭观察到的万千事物关联起来的：“恰恰因为这个‘一’里面一无所有，一切事物才都是源自它：为了要让‘有’（Being）出现，开头处必须是没有‘有’，但又要在被认为是‘产生’的那个原初动作中充当‘有’的产生者。”

Plato： The Seventh Letter， 341C-E. Jowett 2017， p. 837.


Albert 2008， Preface.


然而，与他的追随者不同的是，柏拉图本人倒不是以他的一元论而著称。柏拉图的哲学最为人所知的恐怕是他的“理念论”或叫“理型论”，它贯穿于可见体验的每一要素中，就像电影胶卷上的不同情节贯穿在银幕现实中。他在早期写的几个对话中充实了这个教义。事实上，为了从柏拉图的大多数书面著作中找到一个突显出一元论的信条，人必须从字缝里读出意思来。有些学者甚至论证说，柏拉图是被他那些柏拉图主义、一元论追随者误解或故意歪曲了的。然而，柏拉图也对书面文字的威力表示怀疑，“对于这个主题，既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我作的论述。因为它不像其他知识分支那样允许解说”
，这位哲学家在他的《第七封信》（The Seventh Letter）中坦白说。从那以后一直就有猜测，柏拉图是不是把他哲学中的核心思想保留为秘密的、专属性质的口头传播，并且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人说出的柏拉图学园中传授的这种“不成文信条”。20世纪当图宾根和米兰的哲学家们试图再现这一不成文传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柏拉图的哲学专一聚焦在‘太一’上”
—— 一个包罗万物的“现实真相”，它后来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教导中成为突出的特点，但是极少明确出现在柏拉图自己的书面著作中。

Plato： Parmenides 139b， Jowett 2017， Kindle Location 12243.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即他那本令人迷惑不解的书《巴门尼德》，在其中他讨论了埃利亚学派所声称的“一切即一”。不同寻常的是，通常代表柏拉图心声的苏格拉底，在这里作为一位年纪较大的巴门尼德的年轻学生出现。接下来，这次对话好像是在批评柏拉图自己早期教诲中的某些方面，是关于贯穿在人生体验里的各种思想和形式的。最后，叙事陡然结束，只是把与主题相联系的悖论暴露出来，而不是它能带来什么益处。例如，由于一个包罗万物的“一”既蕴含着蓝颜色的东西，也蕴含着不是蓝颜色的其他东西，那么它本身就既不能全然是蓝色，也不能是“不蓝”。它也不能由蓝色和非蓝色的东西构成，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就会是许多东西，它就不能是“一”，再也不能。柏拉图用了各种不同事物比喻，但是逻辑保持不变，“那个‘一’不论是对它自己而言还是对其他方而言，都既不能是一样的，也不能是不一样的”
。

Lau 1963， p. 5.


其他一元论哲学也在与同样的悖论较劲：如果一切事物都融合进单一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必然就成为对立面的交会点。它不接受以具体特性来进行任何描述，比如说，老子《道德经》的最初几句就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可以被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恒常的‘真’道（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被命名的那个名字就不是那个恒常的‘真’名（名可名非常名）。”

Weizsäcker 1971， p. 490f.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事实上，恰好正是玻尔用他的互补性概念在描述的。只需把“蓝色”和“非蓝色”替换成“粒子”和“波”，柏拉图的《巴门尼德》读起来就像一篇标准的量子力学教科书导论。正像魏茨泽克写的那样，“我们发现……互补性的基础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中已经提前讲授过了”
。

必须强调，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没有预料到玻尔会否认在体验到的世界之外存在“现实真相”。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科学、哲学和宗教的截然分隔是不存在的。例如，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宇宙是一个活的机体，它的灵魂可以等同于上帝。巴门尼德是因为《论自然》而为古人所知，在他讲述的天堂之旅中，一位女神透露给他的根本性真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元论的、不变的且没有时间的现实，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它是个形成中、发展中的宇宙，是个幻象。与此类似的是，在柏拉图的著作《蒂迈欧篇》中，这个物质世界被理解为是“造物主”永恒世界的一个模仿品，“造物主”是个有神性的手艺人。与此相应，柏拉图的“太一”是“超自然的”和“玄奥的”。它不能直接观察到，是处于日常生活领域之外的。对于柏拉图来说，玄学不是虚幻；事实上它比可观察到的现象更真，它才是那个真正的世界，而不是世界的影子。最终，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那种收编方式产生的效果是把柏拉图的一元论推入了彼岸世界的领域。

从一到上帝

King James Bible， Acts 17：24-28.


亚略巴古是位于雅典卫城西北约200米的一处岩石群。在当今时代，每当温暖的夏夜，这个地方都挤满了从欧洲以及世界各地涌来的衣着亮丽的学生和年轻游客。他们弹吉他，喝廉价红酒，目光像被磁石吸引般地望向那被照亮的古老城堡，它所围绕的那座异教神庙，希腊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神庙，正是雅典名字的由来。据《圣经》记述，差不多2000年以前，使徒保罗爬上这处巨石对希腊人讲话。保罗被认为是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将这一新宗教向非犹太信徒敞开的过程中起到敲门砖一般的作用，以此构建起它作为未来一个世界宗教的角色。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罗开始把泛神论的希腊哲学融入到原本犹太主体的基督教信仰中，“他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使徒行传》引用保罗的话如是说。

亚略巴古布道提供了一个上好的例子，说明了早期基督教为宣导异教徒皈依，把福音散布到所有民族所做的努力。但是，保罗布道后300多年，柏拉图主义依然与基督教竞争着，要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导世界观。基督教最终在这些斗争中胜出，但是也继承了化身为“泛神论”或“万有在神论”的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把宇宙完全或至少部分与上帝等同起来。

See Halfwassen 2004， pp. 149， 152.


Kahn 2001， p. 100.


See Carabine 1995， p. 294 and Albert 2008， p. 67.


Kahn 2001， p. 99.


Kahn 2001， p. 99.


Kahn 2001， pp. 102-103.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的信条，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集于上帝一身。这是个关键概念，有了它耶稣基督的神性才成为可能，它原本追溯到柏拉图主义者泰尔的波菲利（Porphyry of Tyre）——他是基督教强硬的对手，他把三位一体理解为“存有”“生命”和“灵魂”的汇聚
。把柏拉图哲学整合进亚伯拉罕信仰的这一主张，有一个早期倡导者是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他生活在基督出生前后的时代，他把上帝形容为“不可名”“不可说”和“不可解”
，暗指纱巾下的伊西斯，象征着那个隐态的、一元论的“太一”。斐洛和他的基督教追随者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和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于是将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攀升比作了摩西在西奈山往高处走向上帝的旅程
。根据哲学家查尔斯·H. 卡恩（Charles H. Kahn），“斐洛的伟大成就在于利用希腊哲学，以及希腊寓言的技巧……为的是给希伯来《圣经》提供一个系统的哲学性解读”
。在这种情况下，卡恩还是好奇，这种一神论的解读有多少反作用于柏拉图主义，好奇“这种由斐洛从犹太一神论中引进的新视角，对那个日益超凡脱俗的……新柏拉图式哲学中神的概念的影响究竟有多么重大”
。事实上，根据卡恩的观察，斐洛的哲学描述了上帝与世界之间在力量方面的层级结构样式，实际上导致了“最高神祇（也就是那个唯一的上帝）和自然世界之间的距离”的增加
。

Coleman 2008， p. 29.


除了把柏拉图主义留为己用，同时又把它搅浑以外，基督教也不仅仅从一元论取得借鉴。以波斯先知摩尼的名字命名的“摩尼教”，倡导一种与一元论相当对立的世界观，相信世界深陷于善与恶的史诗级缠斗。通过摩尼教，“二元”的概念，像天使和妖怪、上帝和魔鬼，或者天堂与地狱，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中被赋予了显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大转折作用的一个人物是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他是个主教、哲学家、圣者和天主教会四“神父”之一。奥古斯丁，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354年生于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Numidia）省，即今阿尔及利亚。年轻时他先成为了一名摩尼教徒，后来迁徙到罗马，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熏陶，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奥古斯丁写道，“在柏拉图主义者的书里，上帝和他的话语暗示比比皆是”，他还描述了在他们的书中他是如何发现“虽然不是原话但就是那东西本身，是因所有各种原因得到佐证的”
。事实上，奥古斯丁早期关于真理、时间或爱情的理念都显示出鲜明的柏拉图主义味道。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二元论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包括把人类看成是“永劫沉沦的一群”的思想，一场正义、神圣和全方位的“上帝之城”与站在魔鬼一边的敌对势力间的战争，以及鲜明的反犹太教和反异教思想。

在二元论中，宇宙被看作是由像“善”与“恶”这样的对立力量制约着的

Nixey 2017， Location 204.


Nixey 2017， Location 237.


Nixey 2017， Location 364.


Nixey 2017， Location 1292.


Nixey 2017， Location 290.


这些观念结合着对物质自然界的进一步厌弃，转而更亲近超凡脱俗的彼岸世界，驱动着基督教狂热者鄙视尘世乐趣，摧毁古代庙宇，焚毁无比珍贵的书籍，并在性观念方面实行强制压抑。“4和5世纪期间，基督教会拆除、破坏和熔化掉的艺术品数量令人不敢想象。经典塑像从底座上被敲碎、毁容、污损，从一端到另一端被扯碎肢体。寺庙被推平到地基层，烧为灰烬”
，凯瑟琳·尼克赛（Catherine Nixey）这样说，她在书中细致入微地列举了新世界宗教对古典时期的衰落做了哪些“贡献”。对凡俗世间一切的蔑视在侵袭私人领域的时候也未曾止步，“每样东西，从每个人盘子上的食物（必须是素净的，当然不能有调味料），到人上床睡觉时可以带什么东西（当然也一样必须是素净的，不得花里胡哨），有史以来第一次，都归于宗教控制之下”，尼克赛这样写道，还举出具体例子：“男性同性恋被非法化；拔除毛发会被人瞧不起；有同样待遇的还有化妆、音乐、暗示性舞蹈、厚味食品、紫色的床单、丝绸服装……这个清单还有很长。”
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圣贤们赞美极端禁欲主义、自我谴责和殉教。尼克赛描绘了圣安东尼是如何仇视自己的身体的，而且“不仅每天对它进行攻击，拒绝用油脂涂抹护理和清洗它，还穿一件用毛发制成的衬衫，从不清洗”
，他是如何“燃烧着殉教的渴望”
，以及叙利亚僧侣们“出于对上帝的爱，终其一生站在柱子上，或住在树上，或在笼子里生活”
。

Bernardi 2016， p. 28.


“Euclid of Alexandria”， in： Boyer & Merzbach 1991.


Bernardini 2016， p. 36.


这样的狂热自然挑起了冲突。基督教、犹太人和异教徒之间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中有一个著名的牺牲者就是那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大的希帕蒂亚（Hypatia of Alexandria，350—415年）。亚历山大城被赞誉为“万城之花”
，是公元前331年由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土地上建立的一座希腊城市。它不只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以及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法罗斯灯塔所在地，也是杰出的学术中心。这座城市的知识分子包括阿基米德、欧几里得、萨莫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他第一个提出了日心说模型，还有盖伦（Galen）——他可能是古典时代有最高成就的医学家。这座城市的知识中心是“博物馆（Musaeum）”，这是按照柏拉图在雅典的学园范式打造出来的学园，收纳了帝国一些最优秀的学者，而且可能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图书馆，馆藏有几万卷书卷。希帕蒂亚的父亲，数学家亚历山大的西奥（Theo of Alexandria）是博物馆成员，他出版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直到18世纪仍然是数学论文中被称赞为“史上最有影响力教科书”
的唯一版本。希帕蒂亚本人则是已知最早的女性数学家之一，也是受人纪念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亚历山大天文学家。根据一位当代史料编纂者，她是按照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传统教授哲学的，并且吸引了大量听众，“其中许多人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聆听她的学问”
。

Watts 2017， p. 3.


作为一位本地名流，希帕蒂亚渐渐卷入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日渐升级的冲突中。当西里尔（Cyril），这位亚历山大主教煽动起暴民抢夺和践踏犹太会堂和犹太人的生活区域时，希帕蒂亚的朋友，那位谦和的基督教贵族总督俄瑞斯忒斯（Orestes）向罗马皇帝抱怨了西里尔的所作所为。这却惹得西里尔更加恼怒，很快总督本人也遭到一群骚乱者的攻击，被一块石头打中。俄瑞斯忒斯抓到行凶者并加以刑讯，之后，暴民的愤怒就集中到希帕蒂亚身上。作为一位富有的受过教育的女人，又是异教少数派的一员，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在那些穷苦、没受过教育和疯狂的暴徒看来一定显得令人生疑，很快就有谣言散布开来说她可能就是俄瑞斯忒斯行动的幕后指使者。一天，当希帕蒂亚骑马从城市街道通过的时候，她中了埋伏，“他们用陶器碎片刮烂了她的衣服和身体，挖出了她的眼睛，把她的尸体在亚历山大的街道上拖行，还焚烧了她的躯骸”
。当帝国中的大多数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徒，被这一无端谋杀吓得惊恐万状时，这一事件终止了俄瑞斯忒斯的职业生涯，西里尔却仍然是教会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最终还被封为圣徒。对异端宗教和古代哲学的镇压反而变本加厉。

当基督教最终在4世纪的罗马帝国作为官方国教胜出之时，这一事态的发展令官方教会陷入窘境。一方面是新到手的主宰地位给它带来财富和权力，另一方面它那些原教旨信徒对世俗特权的不屑持久不散，使它处于两难境地。为了调和这些互相对立的潮流，一个策略就是背弃一元论本身，并且谴责它把上帝世俗化了。在后来的世纪中，这一冲突滋生出来的事件将会影响宗教，宗教将会塑造哲学，而哲学将会伤害科学。到了356年对于向异教神献祭的人已经有了死刑。到388年对宗教问题进行论证已被定为非法。而到了407年，过去的异教节日被禁止。一元论的传统逐步被砍掉。

东方亮起，西方现出曙光

Halfwassen 2004， pp. 164-165.


随着基督教兴起，罗马帝国衰落了，至少在它那几个围绕着意大利中部和西部的省是如此。君士坦丁大帝把皇城迁到君士坦丁堡之举，加速了把地中海世界分为东西两半。结果希腊的语言、哲学和书籍被遗忘掉了，遗失在西欧。然后，于410年和455年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于476年日耳曼军事领导人奥多亚克（Odoaker）推翻了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随后他自己又被东哥特人（Ostrogoths）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Great）谋杀。 狄奥多里克的首相波爱修斯（Boethius）可以被视为古典时代的最后一位柏拉图主义者。当他试图修复东、西罗马帝国的关系时，他被指控叛逆罪并处死。在监狱中等待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写了《哲学的慰藉》，这是一段虚构的对话，哲学化身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帮助他接受自己的命运。借由这篇作品，“太一”的理念还将注入中世纪的思想中，许多其他资料源头则枯竭掉了。波爱修斯于524年被处决。五年以后，于529年，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最终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关闭。它所剩余的一些成员先是在波斯哲学家之王（Nasir al-Din Tusi）的朝廷找到庇护，该王在贡迪沙普尔（Gondishapur）建立了一个学园，以便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波斯文。一年以后，这些哲学家还是回到了罗马帝国，而且可能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Harran）定居下来。在一座今天的土耳其边境靠近叙利亚的城镇，一座新的学园建立起来了，它存在了400年，并且可能以一元论的哲学启发了伊斯兰的黄金时代
。

正是在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一元论的哲学和古典时代的知识才被保存下来留给后世。从7世纪开始，伊斯兰的扩张先后征服了叙利亚、埃及、波斯、西北非并入侵了伊比利亚半岛，直至在西欧达到了它的强弩之末，于732年被查理·马特（Karl Martell）打退。但是与基督教不同，穆斯林保存、恢复并发展了他们在新获领土上找到的相当一部分希腊科学、哲学和艺术。8世纪时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宫（Houses of Wisdom）”，这是一个研究和学习中心，所配备的一座图书馆是以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或亚历山大的博物馆为模式建立的。还有与此类似的一些机构，例如开罗的“知识宫（House of Knowledge）”（1004年），随后又有了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的“智慧宫”。

Freely 2010， Location 1244.


Adamson 2007， p. 49.


Adamson 2007， p. 49.


Freely 2010， Location 882.


McGinnes 2010， p. 8.


McGinnes 2010， p. 8.


Nicholson 1973， pp. 79-80.


这里面有一些后来成为了一元论哲学的主要道场。举例来说，巴格达智慧宫的一位有名望的人物，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和音乐家艾布·优素福·肯迪（Abu Yusuf Al-Kindi），后来西方称他为“阿尔金度斯（Alkindus）”或直接叫“阿拉伯人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the Arabs）”
。肯迪受到好几位哈里发的任命，负责督办把希腊文书籍翻译为阿拉伯文的事业，并在840年前后他把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主要部分收录到自己的书中。在他的论述文章《论第一哲学》（On First Philosophy）中，他写道，“‘一’之特性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并得出结论，说因此就必然存着“一个真正的‘一’，它的整体性不是造作而成的”
。比肯迪更加著名的是阿布·伊本-西拿（Abu Ibn-Sina，980—1037年），他生于中亚（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曾供职于几个不同的波斯朝廷，在西方以“阿维森纳（Avicenna）”或“医生王子（Prince of Physicians）”
之名著称。根据琼·麦金尼斯（Jon McGinnes），新柏拉图主义的要素在伊本-西拿的哲学和在更普遍意义上阿拉伯中世纪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显得特别突出，“新柏拉图主义的‘一’……是宇宙中一切统合体……的首要之义”
，以至于“宇宙自身的存在或存有都是从这个‘一’溢出来的，或说散发出来的”
。伊斯兰教中的一元论传统在其神秘派别苏菲主义中也显而易见，比如，从诗哲拉鲁丁·鲁米（Jalal al-Din Rumi，1207—1273年）描写上帝的美丽诗句中可见一斑：“我的地方叫无地，我的踪迹是无迹；……我已将二重性推开，我看见两个世界为一；一是我所寻，一是我所知，一是我所见，一是我所呼。”

在西欧，这一传统的大部分都丢失掉了。古代知识，包括一元论哲学，只在西欧与各穆斯林帝国的关系在13世纪紧张起来时才慢慢回流，一方面是通过商贸活动的增加，另一方面是通过诺曼人军事夺回西西里、十字军夺回巴勒斯坦，以及西班牙“重新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期间的军事行动。接下来可以看到，古代哲学在人们心目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得到了怎样的珍重：一元论或被神圣化或被妖魔化，但几乎总是被推入一个彼岸世界的领域。要说明基督教对待一元论的矛盾心态，比较一下五位哲学家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明问题，他们是：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John Scotus Eriugena）、麦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和乔尔丹诺·布鲁诺。所有这五位都强烈标榜柏拉图主义并把柏拉图的“太一”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而且所有这五位都奋力将上帝与自然界区别看待。尽管他们各自的哲学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他们个人生活及命运却不同到没法更不同了。

匿名哲学家和他的未知上帝

Carabine 1995， p. 279.


Carabine 1995， pp. 279-280.


Carabine 1995， pp. 299-300.


关于这组人物中的第一位，人们所知甚少，这人后来以“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著称。由于他生活在5世纪末期至6世纪初期，正是古典时代晚期向中世纪过渡的时候，经常世道混乱，我们之所以对丢尼修了解得这么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机智的生存技巧。这位匿名作者，极有可能是一位叙利亚僧侣，用了一个假身份，装作是《圣经》记载的圣保罗在亚略巴古布道时的一位皈依者，这个假身份直到20世纪之交才被揭露。在这一笔名的掩护之下这位号称丢尼修的人进一步大胆将柏拉图主义掺进基督教中。正如迪尔德利·卡拉宾（Deirdre Carabine）所指出的，这一骗术是要同时达到三个目的：首先，“冒充圣保罗的雅典皈依者，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颇用心思的选择，以此来暗合雅典和罗马相聚在向未知上帝礼拜的圣坛旁之意”
——从而着重强调了丢尼修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关注点，是要把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调和起来。接下来，这个把戏就起到了宣传手法的作用、“没有次使徒地位赋予的权威性”，卡拉宾写道，“他的著作毫无疑问就不可能对基督教思想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的发展产生像它实际已产生的那种巨大影响”
。最后，“丢尼修以犯下中世纪早期最重大的几起欺诈案之一的方式，毫无疑问躲过了受审判的羞辱，而且还确保了一种神学分析方法能存活下来”
——更别说他的一元论哲学了。

Luibheld 1987， pp. 127-128.


Luibheld 1987， p. 127.


Luibheld 1987， p. 188.


Luibheld 1987， p. 108.


Luibheld 1987， p. 108.


Luibheld 1987， p. 108.


Bell 1988， p. 171.


充分利用假身份赋予他的权威地位和保护，丢尼修大胆地将一元论的太一与上帝等同起来。“‘太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独一无二地等同于一切事物……而且他是一切事物的起因，却又一刻也没有从那个‘一’的特性上分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不在那个‘一’里有份……所以一切事物，以及一切事物里的一切部分，都参与到了那个‘一’里。因为是‘一’，它就是一切事物。”
这位哲学家在他那部《神圣的名字》（The Divine Names）的著作中写道。在上帝可能有的所有名字当中，丢尼修认定，“太一”是“其中最经久不衰的”
。与亚历山大的斐洛的上帝一样，丢尼修的太一即上帝是“不可言说”
，“不可知晓”
，且“非头脑或推理所能及”
，然而又不是全然与世界分离的。“从一切事物的安排中我们感知到他，因为一切事物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身上投射出来的……因此上帝被从每一样事物中感知到，同时又与一切事物截然不同。”
丢尼修写道。丢尼修关于现实世界是从上帝身上投射出来的思想，令人惊讶地让人想起那个用来解释量子力学的放映机现实。这又提出了约翰·贝尔在他对哥本哈根诠释所作的批评中提出的同样的问题：“究竟该怎样把世界分割为我们可以谈论的……可谈论器物……以及我们没法谈论的量子系统？”

Luibheld 1987， p. 141.


Carabine 1995， p. 299.


效法着亚历山大的斐洛，丢尼修试图将宗教和理性推理和谐起来，办法是通过树立超自然的“未知上帝”，一个超出于有形世界之外、不可知且不可说的单体，“它是不可说的，也不可名状，不可知晓。黑暗与光明，谬误与真理——这些都不是它。它超出于肯定与否定之外”
。确实就像卡拉宾强调的那样，“在中世纪时期，后来的基督教作家们没几个能如此认真地对待否定手法或者以如此彻底的风格来运用它”
。从积极的一面来讲，丢尼修设法成功地为西方传统保留住一元论哲学。在随后的好几个世纪中，丢尼修的著作都是西欧唯一的无可怀疑的一元论思想源泉，他的“否定神学”能够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清晰的分界，帮助避免冲突。从消极的一面来讲，通过严守本就已深植于基督教思想中的神与俗世之间的界线，他在终极意义上巩固了那种势力，让它在14个世纪之后阻挠了玻尔和海森堡去接受存在着一个本质性的量子现实。

根据丢尼修帮助打造出来的那套潜规则，在科学框架内为理解“现实真相”的基础而做出的任何努力都不被鼓励。任何违规进入这片未知上帝领域的行为，必然被认为是染指了宗教领域，也因此会被认为是对科学和宗教之间脆弱的和平关系造成了威胁。事实上，这一观念直至今天还在决定着哲学子科目的术语命名“形而上学”［这个英文单词（metaphysics）的字面意思］就是超出物理学范围之外的东西，它包括了物理学的基础，以及围绕上帝概念所做的哲学思索。在实践中，任何东西“太过形而上学”就经常会招来物理学家们怀疑的眼光或嘲讽。

Carabine 1995， p. 279.


总的来说，丢尼修的造假没有白费，他的哲学也触及了要害。正如卡拉宾所写的，他的著作在“整个中世纪在东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学者中都有着巨大的反响，而且实际上一直影响到我们的今天”
。作为一项终极荣誉，丢尼修被看作是“教会之父”之一，就是那些为基督教建立了知识和教义基础的学者。

生活在天堂里的革命家

Carabine 2000， p. 6.


Flasch 2013， Location 2299.


大概又过了300年，从8世纪开始，查里曼帝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开始花费精力刺激学术的复兴，支持教会和教育的改革，这就是现在所知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朝廷里有一群杰出学者，爱尔兰人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来自不列颠群岛和意大利，始于当年秃头查理的祖父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网罗到自己的头牌学者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身边的。特别是，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垮台后移民潮时期的动荡都相对没怎么冲击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由于这个缘故，英伦诸岛在中世纪早期就变成以知识和学问著称，在加洛林朝廷这些知识分子的专长特别受欢迎，为的是抄写和保存经典作者的文章。所下这番功夫的一个范例，是4世纪的基督教罗马帝国（Christian Roman Empire）和拜占庭帝国（Byzantium）。宗教哲学家迪尔德利·卡拉宾写道，“秃头查理”跟他祖父查理曼大帝一样，“对拜占庭的东西十分迷恋”
。根据哲学史专家库尔特·弗拉施（Kurt Flasch）所说，一条名副其实的“书籍小径从罗马到约克最后到富尔达（Fulda）”
发展起来。

848年一位名叫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的僧侣在富尔达的一所寺院挑起了麻烦。当时正处于人们所称的“黑暗时代”之中，这段插曲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导致对“人类的堕落”有了一个非正统的神学解释，它那种现代感简直令人吃惊。我们将要看到，想要把柏拉图的一元论与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狱的概念调和起来，使得基督教神学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与此同时，这一插曲也像寓言一样令人惊讶地被用来比喻量子退相干以及人们所知的“量子因式分解问题”。量子因式分解问题说的是，如果说“一切即一”，那么那位在经典世界显现过程中起开关作用的观察者又从哪里来。

这场冲突的起因是戈特沙尔克的一篇论述，它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依靠圣奥古斯丁的权威，这位令人讨厌的僧侣声称，每一位男人和女人都是被上帝预先决定了最后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不论他或她是怎么生活的以及有什么成就。戈特沙尔克甚至还宣称上帝不打算让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得救，很是相反，人类中有一半是应该被判下地狱的。戈特沙尔克的解读确实是根据奥古斯丁较晚时候的一些著作，但是从政治观点来看，这样一个观点被认为是危险的：它携带着的风险会损害中世纪社会的伦理基础，而那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因此一次教会会议判了戈特沙尔克鞭刑，并终身监禁。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为了使它的判决更有分量，教会会议要求秃头查理的宫廷文法学家爱留根纳发挥专长。秃头查理是西法兰克的国王以及后来的罗马皇帝。

Brennan 2002， p. 27.


Brennan 2002， p. 130.


Carabine 2000， p. 21.


O’Meara 1987， 848C.


正如期待的那样，爱留根纳的报告真的对戈特沙尔克的教言进行了谴责：他作证戈特沙尔克的“反常思维”
，并批判他的论述为“骇人听闻、有毒的、致命的教义”
，但是接下来他以一种颇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化解了这一论点。他自由发挥道，“奥古斯丁的意思不是他说的那样”
，爱留根纳援引了柏拉图主义，发展出对世俗和神性现实，以及基督教概念中天堂、地狱和人类堕落的一套带有颠覆性的重新解读，不仅如此，还发展出了一套一元论哲学，显示出与量子力学作用原理的一些惊人相似之处。文章一开始，爱留根纳反驳了戈特沙尔克，断言道，上帝是如此地全然纯善，把任何的邪恶或罪愆与他扯上关系都是彻底的异端。由于这个缘故，只要是邪恶的东西就都不是上帝的愿望。爱留根纳反而还认为世界上的邪恶就是没有上帝，与此类似的是，上帝永远不会把任何人打入地狱。“上帝不会诅咒他所创造的东西，只会祝福它们。”
爱留根纳写道。于是，地狱不仅不是空间和时间中的一个物理地点，还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是在拷问那些忽视了自己与上帝之间关联的人。

O’Meara 1987， 956B.


O’Meara 1987， 650D.


直到这里，这听起来还不像是会跟物理学有多大关系。但是随后秃头查理要求爱留根纳翻译一件珍贵的手稿，那是他父亲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从拜占庭皇帝那里收到的一件礼物，内容有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著作全集。追随着丢尼修的足迹，爱留根纳把柏拉图的“太一”与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这对于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来说就是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既然确信了“一切即一”，那基本上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选择了。作为中世纪的一位虔诚基督徒，生活在天使、妖魔和地狱火充斥的宇宙中，这是一次彻底的飞跃。“一切事物都源自‘太一’，而且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源自它的”
，所以“上帝即一切事物，而一切事物即上帝”
，爱留根纳在他的力作《自然界的分割》（The Division of Nature）中写道。

O’Meara 1987， 637D.


O’Meara 1987， 750A.


O’Meara 1987， 652A.


O’Meara 1987， 721C.


O’Meara 1987， 652A.


O’Meara 1987， 476C.


O’Meara 1987， 724B.


Carabine 2000， p. 25.


就这样，爱留根纳达致的一种对自然界的赞赏有着醒目的一元论特征。“整个既有宇宙的美，是由类同与不类同的奇妙和谐构成的，其中多种多样……以及各门各类……的物质……组合成一个难以言说的单体。”
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个最普遍意义上的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参与其中，它是由那个唯一的万物准则创造的”，并且“从这一大自然中滋生出了各种有形生物，……（像）溪流般，都出自那个无所不有的唯一源头，……破散开来……成为自然界不同形状的各种单独物体”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个由科学和数学主宰着的自然界。“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各有无限多，都依照数字规则形成自己的本体”
，爱留根纳解释道。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一切哲学家中的第一等”
，是“顶尖的”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对世界作哲学思考的人当中最伟大的”
，是“唯一从生灵中发现了造物主的人”
。正如迪尔德利·卡拉宾总结的那样，爱留根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创造就是上帝的显现，因此是神圣的，因为一切事物都来自这同一个源头”
。

Carabine 2000， p. 79.


Jaspers 1984， pp. 362-363.


《圣经·创世纪》描述的人类堕落和人类原罪，现在被理解为一个隐喻，说的是个体从与上帝合而为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件事。甚至连万物在空间和时间中显现这件事也被认为源自这次分离。卡拉宾强调，“说不定堕落带来的最重大成果就是它致使了身体和物质世界被创造出来”
。与此类似的一些重要思想，会再现在一千年以后黑格尔、谢林（Schelling）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哲学中。更加令人称奇的是，爱留根纳的著作看起来像是对量子退相干的隐喻，在其中，宇宙分裂为主观、客观和环境，构成一个望向世界的局地视角，从而得以显示出时间和有确切位置的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当然还有善与恶，要是没有时间就没有事情可以发生，也就没有东西可以被视为邪恶。就像在量子退相干理论中，物质包括潜在来讲的空间和时间，都是从量子宇宙或叫无所不在的“一”中显现的那样，爱留根纳的哲学认为——就像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归纳的那样——“人已经背离了上帝，现在全靠自己了。他失去了在上帝永恒中的存在。他不得不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某些确定位置存在。物质曾经本身也是精神性的，现在成了尘俗物件。万物合一的单体已经被撕裂。每样事物现在都是分开的，上帝和世界、心灵与物质、物种和个体、男人和女人。”

Bamford 2000， Location 806.


Carabine 2000， p. 19.


O’Meara 1987， 520A.


虽然这已经令人惊叹地接近量子力学起作用的原理，但还没有道尽量子退相干与爱留根纳的理念之间不谋而合之处。甚至连泰格马克和蔡赫设想出来的鸟类视角这一概念，在爱留根纳那里也有预见，比如他赞扬圣约翰（St. John），说他是飞翔在高空的孤独老鹰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翱翔在物质空气之上的那只鸟……盘旋在整个可感知世界中……这声音来自那只精神性的鸟……它超越一切可见世界，在超然一切有与无的地方飞翔”
，而且它，正如卡拉宾解释的那样，“可以从优越的空中制高点看到现实真相的整体”
。就像在量子宇宙中量子纠缠整合起宇宙一样，对于爱留根纳来说，是“平和的遍及一切的爱的拥抱”在“把一切事物聚拢到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体，这个就是他本身，他把他们不可分割地聚拢在一起”
。

尽管他是这样的富有革命性，爱留根纳还是能从古人那里有样学样，这不仅包括那些他自己读到或翻译过的哲学家，也包括他通过其他作者间接学习到的其他一些哲学家。在这一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会饮篇》（Symposium），它经常被称为“柏拉图最优美的著作”。它描写的是一群男人在雅典欢聚一堂，其中有哲学家苏格拉底、政治家亚西比德（Aristophanes）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由于多数与会者还遭受着前夜的宿醉，他们决定少喝点酒，改用演讲竞赛自娱，题目围绕着“厄洛斯（Eros，性爱之神）”，也就是关于“爱”。轮到阿里斯托芬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神话，说在远古时代人们都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还有两套性器官。由于如此的配置，这些原始人类足够强壮到可以反抗众神。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人类被打败，作为惩罚，他们被撕裂。从那以后，人类就感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完美的，这就是柏拉图的阿里斯托芬所讲述的，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寻找爱情，是为了找回他们失去的一半，以此来变回一个完整的人柏拉图《会饮篇》的一个较为当代的改编版本可以从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全球最畅销书《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Fromm 1956）中找到。。

MacKenna 1991， p. 347.


柏拉图讲述的故事在后来的文学中被频繁地借鉴，在当时就已经跟《圣经·创世纪》和“人类的堕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圣经》中也是，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剥离出来的，而且，也有一个本有的天堂乐园被丢失掉了，其原因是亚当和夏娃反抗了上帝。在《旧约》中，“人类的堕落”关联着获得自由以及认知到区别：认识到男人亚当与女人夏娃不一样，而这种分化就为个体的过程带来了时间和死亡。比柏拉图的《会饮篇》更加明确无误的是普罗提诺，在他的《九章集》中：“让灵魂忘记了其父上帝，让他们虽然是神性的成员，完全只属于那个世界，却立即对自己和那个本源视而不见的会是什么？掌控住他们的那个邪恶，其根源在于自我意志，在于进入了过程的领域，以及在于与自我拥有欲望的最初分化。”

Brennan 2002， p. x.


Carabine 2000， p. 23.


通过把“爱”看作是量子纠缠的一个隐喻，确实就有可能把《圣经·创世纪》解读成量子退相干的类比，但在中古时期的法兰克王国，这类思想就令人起疑。瓦朗斯评议会于855年对爱留根纳的论述给出的评价是一锅“爱尔兰粥”
，并对其进行了谴责。说到底，用“包罗万物的单一体”这样的概念来代表上帝，会威胁神职人员独揽大权。如果上帝无所不在，岂不根本就不再需要任何教士来充当让教徒们触手可及的媒介了。由于这个缘故，爱留根纳的《自然界的分割》被收纳在1050年、1059年、1210年和1225年的谴责案卷中。1681年《自然界的分割》在牛津出了第一版之后，三年以后几乎立即被收入《禁书目录》（Prohibited Books）之中。

尽管如此，由于受到国王保护，即使他的著作被禁，爱留根纳也还是毫发无损。戈特沙尔克、爱留根纳和官方教会之间的争论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基督教中自相矛盾的传统，它在二元论和柏拉图主义之间被撕裂，与此同时还在争夺政治地位。这本书也是一份匪夷所思的文件，显示一元论哲学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盛行——以及让人更加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里，一元论都没有被认真视为对量子力学的一种解释。

理性主义者变成神秘家

450年之后，基督教对一元论的凌虐进一步加剧，以至于敢于顶撞一位身居高位的僧侣和神学家，并令他惊愕不已。当麦斯特·埃克哈特于1260年出生的时候，部分由于卡洛林文艺复兴推行的那些改革之故，教育、财富和商业在西欧复苏了起来，一座座汇聚着新兴中产阶级的中心城市欣欣向荣。1088年欧洲第一所大学在博洛尼亚（Bologna）建立，随后跟进的有1150年的巴黎大学和1167年的牛津大学。13世纪新建的包括剑桥大学和帕多瓦（Padua）大学，是由牛津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反叛学者们分别在1209年和1222年成立的。14世纪的时候欧洲已经有了几乎50所大学，包括比萨、布拉格、海德堡和科隆大学。前面几十年的成就都是在腓特烈二世治下打造的，他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和诺曼国王罗杰二世两人的孙辈，有高度学养，在宗教方面宽容。他在西西里长大，那是他的诺曼祖先们在11世纪从阿拉伯人手中征服来的，腓特烈从童年时代就精通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且对科学和数学怀有强烈的兴趣。1232年，他向博洛尼亚大学捐献了一些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书之后，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把它们引入“自由七艺（Seven Liberal Arts）”的课程中，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了才能成为律师、医生或神学家。大约两代人以后，埃克哈特在科隆、斯特拉斯堡和巴黎学习、布道、举办讲座，在此期间科隆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都在建造。就在他的有生之年，马可·波罗出发旅行去了东亚；据传是耶稣的荆棘冠冕被移交到巴黎；还有他的精神导师，弗莱贝格的西奥多里克（Theodoric of Freiberg）依靠几何学和实验对彩虹的形成及其颜色作出解释。

然而，西欧的新财富、知识和提升的自信心也挑起了紧张关系。这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帝国之间新的战争、富人穷人之间的冲突、世俗和教会权力、基督徒和犹太人，以及理性推理和信仰之间的冲突，并以十字军东征和大屠杀到达顶峰。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经以残暴屠杀莱因兰的犹太少数人口为开端，参与者是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志愿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穷人，一路从法国东部杀向德国西部。1099年十字军东征以征服耶路撒冷并屠杀该城市的平民而告终。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丝毫没有好到哪里去。1204年达到巅峰，对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进行围困和大屠杀，圣殿被践踏，陵墓被抢劫，无法估量价值的艺术品或被盗走或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冷血强奸或杀害。这次围城永久性地削弱了拜占庭帝国，为西边威尼斯和东边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做了贡献。当腓特烈二世在犹豫要不要踏上一次应允的十字军东征时，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Ⅸ）于1227年将这位皇帝逐出了教门，后来甚至还诋毁他为“敌基督”。

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edite eos. Novit_enim_Dominus_qui_sunt_eius， accessed Sep 19， 2021.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信徒批评官方天主教会的财富和他们堕落的世俗举止。一些基督教托钵修士团体，例如多明我会（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s）在宣讲贫穷的生活方式，关爱日益增多的无家可归者和贫病交困者。由于类似的原因，从13世纪早期开始，清洁派（Cathars）或阿尔比派（Albigensians），这些摩尼教传统的二元论宗派也在法国南部获得了重要地位。对于清洁派来说，尘世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撒旦在起作用，包括婚姻、性、财产、畜牧产品和官方教会。格列高利的前任，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雇用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僧侣，试图根除这些异端，首次对欧洲基督教所及范围内的一个区域发动了十字军，直到演变成大屠杀。十字军拿下了贝济耶城的时候，据称那位教皇特使下令“把他们全杀光，上帝自会知道谁是他自己的人”
，屠杀了城中几乎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军队把法国南部荡平20年之后，清洁派仍然没有被彻底根除，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最终于1233年设立了教皇宗教裁判所，不久将要对天主教会整个势力范围内的二元论信奉者、一元论信奉者和科学家一视同仁地进行清查和迫害，长达500年。格列高利派驻德国的首席调查官，马尔堡的康拉德（Konrad of Marburg）一人就确保了几百名号称异端分子的人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在这种气氛之下，血腥诽谤扩散开来，如谎称犹太人用仪式谋杀别人，从而挑起大屠杀。甚至连黑猫都几乎在整个欧洲灭绝，因为格列高利九世相信它们都是由魔鬼装扮而成的。

与此同时重新被发现的希腊和阿拉伯文献在巴黎和牛津则启发了新一代的自然哲学家。在巴黎大学，亚里士多德派自由艺术与奥古斯丁神学之间的嫌隙日益加大。1210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被巴黎主教禁止教授，1215年又被教皇特使和巴黎大学校长禁止，1231年被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本人禁止，直到1255年才又在必读清单中再次列出。在这种局面下，巴黎的一群学者甚至搬出了一种观点，说存在着双重真理，自然哲学中正确的东西可能同时在神学中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这一自欺欺人的信念，还只是上帝与世界之间割裂程度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基督教从它那作为一种对立宗教的起源那里继承下来的，它是后来在量子力学中凸显起来的那句座右铭“闭起嘴来数你的数”的中世纪先声。这些争论由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的学生，后来的圣人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来调和，最后导致了对经院哲学采用了一种根治性的搁置手法，即有关本质性“现实真相”的任何言论都被严格阻止。对应用范围的这一划分后来在罗马使徒宫里的拉斐尔的湿法壁画《雅典学院》中得到了清晰明了的图解。这幅画中亚里士多德被描绘成向下指着地，旁边是柏拉图向上指着天，前瞻性地演示了量子力学中放映机和银幕现实之间那种玻尔式的垂直互补性——也可以说是海森堡式思维，认为宗教和科学在世界上各有其不同应用——这些都是起源于13世纪的信仰。

Albert 2011， p. 200.


See Pünjer 1887， p. 43.


在他的书《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亦称《论天主教信仰之真理反对不信教者的种种谬误》（Book on the truth of the Catholic faith against the errors of the unbelievers）中。


旧版《天主教百科全书》（Old Catholic Encyclopedia）。


1277年巴黎主教谴责了219篇具体的论文。根据他的法令，不准对决定论、原子论、唯物论、时间的非现实性或只有哲学家才是聪明人进行论证。基督徒也不准就权威、死后来生、祈祷和忏悔的合理性、同性恋和婚外性的罪过，或者杀害动物的合法性这些问题发问。这一涉及颇宽的清单，是对该主教七年前发表的十宗异端邪说清单进行补充的更加详细的版本，醒目地摈弃了“上帝不知道单数”，也就是对于上帝来说，“一切即一”的说法。实际上，在13世纪的曙光来临之际，贝纳的阿玛里克（Almaric of Bena），巴黎大学的一位讲师，就已经为爱留根纳的哲学正名，并教导学生说“一切即一，因而一切存在即是上帝”
。1204年，阿玛里克作为异端被定罪。6年以后，他的遗骸被从坟墓中挖出并抛进不洁之地，而他的10名追随者，据称拒绝圣礼且自由恋爱
，在巴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据说，这些罪犯中有一位，把他的审讯者逼到盛怒至极，因为他声称他不可能被火烧死，或者被酷刑折磨，因为只要他存在着，他就是上帝。人们不禁纳闷，这项异端行为怎么就那么严重，以至于托玛斯·阿奎那感觉不得不强调，就连“一块石头就是上帝”这样的一句话都必须受到摈斥
。700多年以后，1913年版的《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仍然评判道，阿玛里克派的泛神论“本身就足以证明那些严厉措施是正确的，巴黎委员会有权这样处置”，因为“巴黎大学被当成了一个现场，以有组织的方式企图在拉丁基督教的学府中，塞进以阿拉伯泛神论解释的希腊哲学私货”，而且“鉴于这些情况……彻底铲除阿玛里克派……不可以被评判为为时过早或不够克制”
。

Davies 1994， p. 143.


Davies 1994， p. 327.


Davies 1994， p. 327.


Davies 1994， p. 83.


Davies 1994， p. 249.


与阿玛里克派不同的是，埃克哈特尤为急切地强调，人只有当他过着正当生活的时候才是上帝——但这没用。埃克哈特把说理的着重点放在相互关系以及整体上，因此就突破了经院哲学的严密束缚，这就足够把他拖进麻烦堆里。埃克哈特论证道，例如，正义并不是一件属于正义者的财产，而是应当反过来说，正义者应该是一个参与全球正义的人，而全球正义就是上帝。更糟的是，他的论述和布道暴露出他的一元论倾向。对于埃克哈特来说，“上帝……就是处于隐态合一单体中的‘太一’”
，而且“流入一切事物中去”
，他是处于“无一例外每样事物最最里面的那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在一切事物中把握到上帝”
，并且“如果我们把一只苍蝇看作存在于上帝里面，那么由于它是在上帝里面，它就比存在于自身里面的最高等级的天使更尊贵”
，埃克哈特在布道时这么讲。

尽管埃克哈特比阿玛里克派更加谨慎，并且是消息灵通的多明我会的一位高阶成员，又是宗教裁判所的骨干，他还是被定罪了。当科隆大主教对他下达第一道判决时，埃克哈特否认了大主教的权威，并且上诉到教皇。在差不多70岁的年龄上，他徒步走上前往阿维尼翁的885公里的旅程，那里是教皇们居住的地方，自从与腓特烈二世发生冲突之后，作为后果他们来到了法国的势力范围之下。埃克哈特到此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案子仍在继续，最后等来了教皇谕旨，认定埃克哈特是受到了魔鬼的蛊惑，“才想要了解超出他需要的东西”。

虽然埃克哈特本人没有受到定罪，但是他的28份论述被认定为异端，包含这些内容的书籍成为了禁书。埃克哈特仍然作为一个神秘学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尽管他倡导的是一种对待宇宙的理性态度。 又过了一百年，一元论在天主教会中依然止步不前。

一元论外交家

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年），或者在拉丁语里被称为“库萨努斯（Cusanus）”，生于摩泽尔河畔的小城库埃斯（Cues）——这是德国最精美葡萄酒的产区之一，他是一位船主的儿子。然而，继承家庭产业不是他的志向，这在很早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根据本地轶事，他那愤怒的父亲有一次把他从船上扔了下去，因为他一直在读书而不是划船。虽说如此，他的家庭还是足够殷实的，于是在他15岁的时候把他送进了海德堡大学。这标志着一段职业生涯的开端，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它还真的造就了历史。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其获普利策奖的著作《急转弯》（The Swerve， 2012年）中认为就是这一事件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


他接受教育的那个时间点实在是够幸运的。仅仅一年之后，那位托斯卡纳人文主义者，教皇的秘书、如饥似渴的书籍收藏家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可能是从富尔达的本笃会图书馆中，重新发现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书《论事物的本质》（De rerum natura），从而永久改变了欧洲文化
。卢克莱修的书赞美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开头是一段赞美诗，祈请维纳斯，那位罗马的爱之女神，也是伊西斯的又一化身、一元论中人格化的大自然。

还在帕多瓦大学学习法律的时候，尼古拉就被引导着见识到科学中的最新成就，读了刚刚重新收到的古希腊书籍，而且结识了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家族。他的新朋友包括数学家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此人是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设计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时他的咨询师。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尼古拉回到德国，作为特利尔市王子大主教的一名律师，并在闲暇时梳理各图书馆，寻找被遗忘的古代书籍。

在1431年的一次主显节庆典上，尼古拉发表了一通引人注目的讲话，赞扬了《圣经》中的“东方三博士”（Biblical Magi），说他们是可以在所有民族国家中找到的圣贤，并把他们比作柏拉图。这一讲话反映出尼古拉的两大毕生首要关注事项：他努力在宗教和民族之间达成和解，以及他对一元论哲学的兴趣。当拜占庭皇帝要求教皇军事支持他抵御土耳其人时，尼古拉因其精彩演讲已然吸引到了注意力，就被任命远航至君士坦丁堡去陪伴拜占庭皇帝和他的代表们，前往教皇召集的费拉拉理事会。对于尼古拉来说，这一定是他此生的重大意义之旅。在返回威尼斯的那次风雨交加的航行中，尼古拉把他的船与三位希腊哲学家共享，这三位原来都是志同道合者：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us Pletho）以及他的两位学生贝萨里翁（Bessarion）和约翰·阿吉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与这几位穿着异国风情服装的希腊学者成为朋友，一定就像是尼古拉大约在7年前布道时提到过的《圣经》东方三博士出现在现实中。他布道时把东方三博士比作从大自然里求索上帝真谛的希腊哲学家。现在，尼古拉一边望向暴风雨抽打着的大海，一边体验着那种他后来所描写的神性之光，它启发着他思索“太一”中相互取长补短的各个方面。

Hopkins 1990， p. 14.


Hopkins 1990， p. 39.


Hopkins 1990， p. 9.


Hopkins 1990， p. 72.


Hopkins 1990， p. 68.


Hopkins 1990， p. 68.


Hopkins 1990， p. 74.


Hopkins 1990， p. 74.


Hopkins 1990， pp. 62-63.


Hopkins 1990， pp. 16-17.


Hopkins 1990， p. 84.


Hopkins 1990， p. 43.


Hopkins 1990， p. 43.


Flasch 2013， Location 9332.


在他的著作《论习得的愚昧》（On learned Ignorance）中，尼古拉描写了“那唯一永恒的东西”
，他将之等同于上帝：“上帝是……整个世界，或宇宙……的那唯一一样最单纯的本质。”
像量子力学的波函数一样，对于尼古拉，上帝“就是所能存在的一切”
。像在他之前的爱留根纳以及之后的H. 迪特尔·蔡赫一样，他思考了“事物，或宇宙……的一的性质是如何以多形式存在的，以及反过来说，（事物的）多形式又是如何存在于一的性质里面的”
。在量子力学语境中被理解为量子纠缠和量子退相干的东西，尼古拉描述为“一切事物的折叠与舒展”
，它是从一个隐态的现实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这个隐态现实“虽然凌驾于一切感官和每副头脑之上让人一直无法理解……却以从它里面分身出来的种种不同形象重重展开……显现出来……”
。库萨努斯的“太一”是本质性的真相，是“宇宙的一的性质”
，也就是“万物之根源”
。跟随着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库萨努斯也发展出了一个互补性的观念，他论证道，“创造既然是创造，就不能被称为一，因为它出自一；但也（不能称为）多，因为它的存在依附于‘太一’”，而且“关于简单和复杂，以及其他两相对立的东西，似乎也应该是类似的道理”
。结论是，库萨努斯的“太一”不是空洞无物、超然世外的概念，它拥抱大自然，因为“一切尽在‘太一’”，也就是说，这个缤纷多样的世界“其实就是那个‘太一’”
。库萨努斯解释说，“看到事物间的不同，我们惊异，一切事物共有的唯一最纯粹的本质同时也就是每一件事物的那个不同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他甚至赞扬了异教徒，因为他们以“多种方式称呼上帝，都与被创造出来的事物有关”，而且他们还称“他（上帝）为大自然”
。实际上，尼古拉相信，从本质上来说，异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崇拜的都是同一个神性：“古代异教徒嘲讽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崇拜一个广大无边的上帝，却又对其一无所知。然而，这些异教徒自己所崇拜的也是他（上帝），只是体现在已经展开的各种事物中。”
最后，尼古拉以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数学描写为依据，把这种一元论哲学与一个出奇的现代风格的科学观念结合起来。

能有这样的结果，既是因为尼古拉的外交技巧，也是缘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这些思想没有引发与教会的任何冲突。尼古拉还高升成了红衣主教，后来甚至还被选中成为教皇在罗马的代言人。他们到达意大利以后——这个事件应该与之前20年发现卢克莱修的书一样，在文艺复兴历史中占有同等转折性的意义，尼古拉和他的新朋友卜列东和贝萨里翁继续前往参加费拉拉理事会。然而这座城市正面临着黑死病的威胁。在富有的意大利银行家和政治家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邀请下，会议改到佛罗伦萨举行，在那里，它改变了历史进程。

卜列东向尼古拉的朋友托斯卡内利（Toscanelli）提供了一份1世纪的希腊地图，图上标示着一条向西去的海路，指向一片陆地，号称是亚洲。托斯卡内利后来把它寄给了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到美洲的时候就带着它。就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卜列东还做了关于柏拉图的宣讲，这启发了热情高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指派他医生的儿子马西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去建立一所新的柏拉图学园，并把所有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著作都翻译成拉丁文。后来科西莫指派菲奇诺为他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的私人教师。就在“奢华者”洛伦佐、菲奇诺和他的学生们身边的圈子里，聚集了一批巨匠，例如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诗人叶理诺·贝尼维耶尼（Girolamo Benivieni），可能还有博学多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

Kristeller 1980， p. 91.


这些艺术家和学者一起为文艺复兴思想注入了一元论哲学。在柏拉图、普罗提诺以及被称为《赫耳墨斯》（Hermetica）的哲学文本的启发下，菲奇诺和他的学生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发展出一种混合着埃及和希腊一元论思想的基督教，它把柏拉图的“太一”，同时等同于两类不同的概念，一边是人格化的自然界，也就是伊西斯或维纳斯；另一边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一观念在波提切利的油画《维纳斯的诞生》中得到了最精美的展现，它描绘的是这位裸体的爱与大自然之女神，被从海洋（比喻“太一”）上方吹到海岸，在那里一群被称为“霍莉（Horae）”的掌管季节与时间的次级小神祇正拿着斗篷恭候着她，以便当这位女神作为舒展开来的大自然，过起有肉身和有时限的生活时，罩上她、遮住她。在接下来的时期，从佛罗伦萨开始，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西欧的其他地区，受古典思想启发而产生的建筑、艺术和科学成就爆发般喷涌而出。这场革命是由赞赏人文精神、拥抱大自然铸就的，被认为昭示出了那个万物内在的统一本质，或者称为“太一”。这一新思维境界闪耀着“倡导和谐和宽容的理念”
，就像哲学历史学者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写的那样；这可能最明确不过地体现在那篇带有鲜明柏拉图风格的《论人的尊严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其作者是菲奇诺的学生兼朋友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Strathern 2007， Location 4473.


世界变得愈加现代了，但是人文主义、科学和艺术之花的绽放并没有按直线前行。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和经济新发展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其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奢华者”洛伦佐的儿子乔万尼（Giovanni），也就是后来的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Ⅹ）变成了腐败、贪婪和奢靡的活象征。正像保罗·斯特拉森（Paul Strathern）描写的，乔万尼享用的宴会有“几十道菜，每道都是盛在成套或银或金的不同盘子中供受用。有些菜品甚至结合视觉享受的细节，馅饼上飞出夜莺鸟，布丁上跳出穿得像小天使的小男孩……他的奢侈达到了传奇级别，而且是在罗马帝国的尺度上尽情享受，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最心爱的那道菜，那就是孔雀的舌头”
。这种穷奢极欲，到了他成为利奥十世的时候愈发变本加厉，除了其他一些事例以外，还包括耗资巨大修建的圣伯多禄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后来气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他的论文钉在威登堡那所大教堂的门上，最终导致了宗教改革。乔万尼的兄长彼罗（Piero）继洛伦佐之后成为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他在无能、刚愎和麻木不仁中挣扎，直至最终被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赶出佛罗伦萨。彼罗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城市，尽管他与冷酷无情的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共谋企图夺回权力，并毒死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他的爱人，哲学家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此人还同情过萨伏那洛拉。与此同时，萨伏那洛拉的狂热追随者们将佛罗伦萨市民的一切所有剥夺罄尽，包括化妆品、珠宝、艺术品、乐器和书籍，然后将这些珍宝在所谓的“虚荣之火”中付之一炬。萨伏那洛拉，在最终被佛罗伦萨市民处决后，成为新教教会的一名殉道者。

一元论不安分了一阵子，但是各种二元论意识形态又流行起来，在天主教和新教中都是这种情况。这包括路德那令人反感的反闪米特主义、加尔文宗疯狂的破坏偶像主义以及宗教裁判所日益残暴的行动，随后而来的是宗教战争，又一波针对异端分子和不信教者的恐怖行动、大范围谋杀据称是女巫的人，以及来自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反科学回马枪。

殉道者

1600年2月17日黎明，一元论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至暗的恐怖巅峰。吃过最后的早餐，蘸了马尔萨拉（Ｍarsala）的杏仁饼干之后，乔尔丹诺·布鲁诺被用一块皮子堵住喉咙禁声。很明显，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中待了8年之后，这位囚犯的伶牙俐齿仍然令他的主审人员恐惧。接下来他被放到一头骡子身上，驮到罗马鲜花广场那堆准备好的木柴旁，那里是罗马的集市兼刑场。到了行刑地以后，布鲁诺被剥光，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有一群穿黑斗篷的修士一边祈祷，一边唱诵祷文，恳求他认错。他最后自主做出的动作是，在登上火刑台的时候把头从举在他眼前的十字架扭开。后来，他们把他的骨灰倒进了台伯河。

关于布鲁诺究竟是位科学和哲学的殉道士，抑或仅仅是位言论自由的殉道士，这种辩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在他的著作中，布鲁诺宣扬了行星体系中哥白尼的日心说模型，还画了一幅画，广阔无垠的宇宙弥散着神性精神——这是他从库萨努斯那里采纳的思想。就像阿尔贝托·马丁内斯指出的那样，虽然从做实验、做观察、进行数学分析或建立模型这个角度来看，布鲁诺不是个科学家，但他对宇宙的见解比哥白尼、伽利略或开普勒的还要更加精准。布鲁诺从许多学科汲取了知识，就像这几页中提到的那么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把这些看作都只是“一”。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93.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93.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101.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69.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88.


Imerti 1964， p. 235.


Imerti 1964， p. 50.


正像丢尼修、爱留根纳、麦斯特·埃克哈特和库萨的尼古拉这些他的前人一样，布鲁诺把他的哲学思想建立在一元论的基础上。在他的著作《论原因、准则与“太一”》（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中，布鲁诺热烈地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论述，它宣称一切事物都只是‘一’”
，它“容纳着一切事物在它里面”
。布鲁诺热情洋溢地描述“至高的完美、至极的喜乐存在于那个合一体中，它包容着整体”，就如同“颜色，就包含着一切颜色”，“声音，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声音，而是……（那个）综合的声响，它是由许多声音和谐而成”，“那个‘一’，它本身就是这一切”
。换句话说，“整体就是‘一’，估计是巴门尼德……想到的这点”
，而且“没有……哪个部分能够与整体有所不同”
。与其他人一样，布鲁诺的一元论思想也伴随着对自然界的高度崇敬。他在《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Expulsion of the Triumphant Beast）中写道，“大自然……不是别的，正是上帝展现为万物”
。布鲁诺从柏拉图那里采纳了森林的形象，用以作为对物质世界的一种比喻，“在那里，神性的脚印隐蔽地藏着，但是当我们通过理性思维的方法注意到它们的时候……神性之光”
就变得伸手可及。

Imerti 1964， p. 241.


Imerti 1964， p. 238.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7.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91.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91.


Blackwell & de Lucca 2004， p. 91.


显然，布鲁诺在这里拥抱的是一个“异教宇宙”，也许是泛神论。相当肯定的是，他把埃及尊奉为“天堂的形象”
，并且召唤伊西斯来解释“一个一切事物中无不具备的纯一神性，一个生养万物的大自然，守护宇宙的母亲，是怎样从各不相同的物体中闪耀出光芒……并取用了不同名号的”
。迪南的大卫（David of Dinant），按照贝纳的阿拉玛里克（Alamaric of Bena）传统来看是位异端人物，他“认为物质是一种绝对精妙且神性的东西”。而布鲁诺竟然如此大胆敢于断言大卫“没有被引上歧途”
。布鲁诺不仅丝毫不嫌弃凡俗物质，对他来说“宇宙的精髓既在无限中，也在任何被认为是宇宙一部分的东西中”
，“它的囫囵整体以及它的每一部分都只不过是‘一’”
，并且“巴门尼德是……对的，他说宇宙是‘一’”
。很明显，布鲁诺打破了凡俗世界与上帝的分隔，对于一般的一神论，尤其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可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虽然布鲁诺和库萨的尼古拉都在倡导惊人相似的思想，但尼古拉兴旺发达了，而布鲁诺却被烧死了。

与尼古拉不同的是，布鲁诺绝对不是因其外交手腕而闻名。在那不勒斯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刚开始修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质疑起天主教信仰中的一些信条，因此第一次被举报到宗教裁判所。10年之后，一个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员在修道院的厕所发现了一本禁书，边边沿沿上有布鲁诺的手写注释，布鲁诺决定逃跑。他踏上了一条奥德赛式的寻访之途，想找到一处能自由安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旅途靠步行或骑驴穿越了大部分欧洲，但到处因宗教冲突而日益四分五裂。例如，1572年巴黎发生的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当时几千名新教徒被瑞士雇佣军屠杀，以及天主教暴徒发出三十年战争来临的信号，后来几乎杀掉了中欧一半的人口。

Rowland 2008， p. 79.


Rowland 2008， p. 219.


在这些旅程中，布鲁诺的好斗性格一再把他卷入与当地知识分子的冲突中，他喜欢称这些人为“死较真的蠢驴”
。经过日内瓦的时候他批判了一位教授，结果被剥夺了领受圣礼的权力，并被投入监狱直到他双膝跪地道歉为止。他在法国的时候就幸运一些，被要求在亨利三世国王的朝廷中演示他的记忆术。继续前行到达英格兰的时候，他在牛津受到嘲弄，还被指控抄袭。在法兰克福这座著名的图书博览会之城，他发表了诗作，预见到量子宇宙学中那颇有争议的见解，说时间是个幻觉：“Past time or present，whichever you happen to choose，or the future：All are a single present，before God an unending oneness.（大意：过去现在或未来，随便哪个任你选：全部都只是当下，上帝无尽唯太一。）”
最后，布鲁诺回到意大利，在帕多瓦短暂地讲过学，本来有希望拿到教授职位，但是却被比他小6岁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拿到了这个职位。在那之后，布鲁诺做了那个致命的决定，接受了前往威尼斯的邀请，在那里他的东道主将向罗马宗教裁判所检举他。

Martínez 2018， Location 208.


宗教裁判所最终以布鲁诺拒绝对八条罪状悔改而核准了他的死刑。八条罪状包括质疑天主教的信条，比如做弥撒的时候面包变为血肉，基督施展了真实的奇迹，或圣三一中的人物都是各不相同的，以及直接向教会本身提出挑战，例如渴望创立他自己的宗派，使他能够实践占卜术以及应用毕达哥拉斯理念——在宇宙中存在着许多世界之类。虽然这些指控没有一项明确显示是一元论的，正像阿尔贝托·马丁内斯在他的《活活烧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条毕达哥拉斯线索很引人注目，因为它在哥白尼式革命的许多重要人物的著作中都明确出现过，包括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和伽利略”
。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从古典时代开始就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越来越难区分它们。从本质上来讲，这两套哲学在根本上都是一元论的。

“Et levis est cespes quid probet esse Deum”， Leibniz 1763， p. 778.


其他一些迹象表明，布鲁诺的一元论是导致他被判死刑的关键因素。布鲁诺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死在火刑柱上的人。早于他400年阿玛里克派就被烧死在巴黎，晚于他19年一位叫卢西里奥·瓦尼尼（Lucilio Vanini）的哲学家，料想到了生物进化论，宣扬猿类和人类有共同祖先，并宣讲了一个大自然宗教，被指控为无神论。当拷问他的人问他是不是相信上帝的存在，瓦尼尼据说拔下了一根草叶说，“这片叶子就已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他被判处割掉舌头，在火刑柱旁掐死，然后焚烧他的尸体。几乎整整200年之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出生，他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诗句：

Whitman 2004， p. 93.


“I believe a leaf of grass is no less than the journey-work of the stars，and the pismire is equally perfect， and a grain of sand， and the egg of the wren，...And a mouse is miracle enough to stagger sextillions of infidels.（大意：我认为一片草叶的神奇不亚于斗转星移，就连蚂蚁也是同样地完美，或者是一粒沙或者一颗鹪鹩的蛋，……哪怕一只老鼠也是一个奇迹，足以震撼无数无信仰的人。）”

Zeh 2012a， Location 1312.


把对布鲁诺的判刑与伽利略对宗教裁判所的顶撞做比较也很能说明问题。布鲁诺死后16年，哥白尼的书被宗教裁判所搁置。在200多年时间里，只有那些强调它所提出的只是数学模型，绝不曾对现实做表述的版本可以得到出版。在1616年同一年，还是那同一个红衣主教贝拉明（Bellarmine），他已经审讯过布鲁诺，警告伽利略要将日心说模型作为假说而不是真理来教授。又过了16年，伽利略最终被正式指控为异端，在他公开认错之后，被判软禁在家。这些事件表明，宗教裁判所极为重视禁止科学对基础现实做表述，同时也极为重视维护世界与上帝的分隔，因为一元论就是威胁要打破这种分隔。H. 迪特尔·蔡赫后来把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迫害与他和埃弗莱特对量子力学的现实主义诠释遭到物理学既有体制的反对做了对比：“伽利略遭到迫害是因为他把哥白尼的世界观看作是真实的，而不只是做计算时使用的工具。降格科学的真知灼见的类似做法今天仍普遍存在，不仅神创论者是这样，在许多哲学家之间也是这样……甚至大多数物理学家也是这样。”

旧版《天主教百科全书》。


旧版《天主教百科全书》。


乔尔丹诺·布鲁诺至今仍然没有被天主教会完全恢复名誉。他的著作位列《禁书目录》至1966年，那年该目录正式作废。2000年，教皇约翰二世（若望二世）追悔了在布鲁诺一案中使用了暴力，但坚持认为布鲁诺的教言与天主教的信仰不符。这一态度在1913年版《天主教百科全书》的评判中有反映，它确认了布鲁诺是如何“受新柏拉图主义者影响而导致他的思想倾向于一元论的。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那里他借取了对‘太一’的唯物主义解释。哥白尼信条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他学会了把物质性的‘一’等同于可见的、无限的日心说宇宙”
。以布鲁诺的一元论为依据，该作者最终做出了那个强硬的裁定，布鲁诺“没有能体察到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体系的任何一点本质意义”，“他是一个‘没有一丝宗教信仰’的人”
。

***

Forman 2011， p. 204.


一元论的历史和它对科学及宗教的多种多样意义，同时对艺术和政治的多种多样意义，其本身就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不过在这里，我们自然也只能做些隔靴搔痒的功夫，做不了更多。我希望我已经能讲清楚的是，不论是玻尔拒绝承认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是“真实的”，还是人们普遍对接受量子力学的一元论意味犹豫不决，都不能一味归咎于20世纪早期科学家们的主流是奉行实证主义：一个隐约已经证实的推脱说法，说玻尔是受到了“德国唯心论”魔咒的影响；也不能归咎于，依照科学史专家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的论证，1920年代战后的欧洲以及特别是在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当中号称的盛行倚重的“因果论、个性化，以及……可视觉观察性”
。几千年来，官方教会不遗余力地禁止一元论的自然观，并把一元论推到一个纯然宗教的彼岸领域。从那位以丢尼修之名为人所知还成为一名教会神父的匿名哲学家，著作遭禁的爱留根纳，被判定为被魔鬼附体的麦斯特·埃克哈特，到爬到了教皇行政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库萨努斯，再回到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布鲁诺，教会一直挣扎于一方面想把一元论收纳进它的上帝概念中，而另一方面又轰轰烈烈地压制任何把上帝或一元论与自然界混为一谈的企图。

在20世纪初期，玻尔和海森堡肯定没有必要害怕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或被教会训斥，他们自己也不是十分的宗教化。然而，不知怎的，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科学家，也都把教会想要表达的那套说法化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也就是，一元论与自然界或一元论与科学不能在一条船上。那个“一切即一”的假说压根儿不是正经科学。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要驳斥这项指控，并把一元论请回科学中归位。然而，尽管量子力学先是重新发现了一个3000年之久的哲学观念，随后又忙不迭地拒绝了它，这件事相当引人入胜，但是这个哲学观念什么时候真的对科学产生过任何直接影响吗？而且就算曾经有过，这一如同石头般年深日久的思想，会在我们今天在本质性物理学方面所面对的那些挑战面前可能起任何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