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又有哪些理论和假说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呢？今天在科学家之间激烈地辩论着的这些问题，还得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事实上，我们现代世界观中很大一部分都起源于16世纪以来的历次伟大科学革命，通常与之相关联的名字有尼古拉·哥白尼、伽利略·伽利雷、艾萨克·牛顿、迈克尔·法拉第和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种时候很少会提到一元论和柏拉图、马西里奥·菲奇诺、列奥纳多·达·芬奇或歌德的著作。即便这样，一元论作为灵感源泉，也还是激发着对大自然的统一性和美的追寻，成为了科学创造力的强大触发器和催化剂。推动科学革命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哲学中传承着的一元论传统，而远非典型体现在中世纪思想中亚里士多德式的小肚鸡肠。

从柏拉图式的爱到对科学的爱

在中世纪晚期，浸透着一元论思想的古典时代书籍，由于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世界从而在罗马衰亡中存活下来，缓慢回流到了西欧。这一潮流在14和15世纪，通过与繁荣的意大利城邦进行贸易而加强了，尤其还因为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征服了。虽然这座城市被洗劫了三天，虽然平民被谋杀、强奸和奴役，教堂被玷污及摧毁，但是一个小型船队仍然逃脱了，把难民和珍贵的手卷文档带到了意大利。书籍、思想和影响席卷了西欧，由于在这一时期前后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机，这些手卷文档都得以被复制了一遍又一遍。这些（手卷文档的）刺激不仅带回了对希腊哲学的觉知，而且还昭示了中世纪传统的不完美，激发出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因此之故，它们帮助点燃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及科学大爆发。而且它们又把“太一”哲学归位，与科学绑定在一起。

Giulia Giannini： Scientific Academies， In： Sgarbi. Marco （ed.） Encyclopedia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2848-4_79-1.


Kristeller 1980， p. 101.


重要的是，与柏拉图主义中的一些派别不同，特别是与中世纪基督教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元论没有轻贱大自然。相反，它拥抱大自然，认为大自然是那无法触及的“太一”的展现。一元论从佛罗伦萨和马西里奥·菲奇诺的柏拉图学园散播开来，开始在全球为艺术和诗歌带来灵感。此外，菲奇诺的圈子演变成了后世各家科学院的范本，例如罗马的山猫眼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1603年建立），它很荣耀地拥有伽利略·伽利雷为其成员，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Academia del Cimento，1657年由伽利略的学生们建立），最终有了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1662年）和巴黎的皇家科学院（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66年）
。正如造诣深厚的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指出的，“如果我们想了解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与圣托玛斯·阿奎那，或邓斯·司各特的之间有什么显著区别……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将占据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也是在一元论氛围的启发之下，伽利略·伽利雷认识到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速度下落，牛顿发现了主宰着地球上的运动和行星与恒星在天空中穿行的是相同的物理法则，而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则把“上帝”和“大自然”等同起来，它是个单一的、永恒的，且必定存在的物质。

菲奇诺的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的一个中心要素是柏拉图式的爱。这一思想的来源又一次要回到柏拉图的《会饮篇》。实际上，阿里斯托芬用神话方式讲述的相爱的人们互相从对方寻找自己丢失的一半的故事并不是《会饮篇》的结束。阿里斯托芬的寓言只是为柏拉图的最终发言人苏格拉底铺垫好了舞台，是苏格拉底把相爱行为中的大圆满提升为普遍适用的生命哲学，后来在文艺复兴中以“柏拉图式的爱”这个名称为人所知：柏拉图式的爱经常被误解为一种无生育的、无性行为的友谊，但它事实上描述的是一种相爱的方式，指的是对具体个人的爱只不过反映了在更深层次上对整个宇宙的爱。

Jowett 2017， p. 1668.


Jowett 2017， p. 1668.


Kristeller 1980， p. 97.


Kristeller 1980， p. 99.


这条信息分明指向了科学。柏拉图是明确对“继续向科学进军”的研究者讲的，说“他会看到科学的美，而不会像是一名仆役爱上了一位青年，或一个男人，或一个机构……的美，而是被吸引进去，对汪洋大海般的美进行深思”
。通过科学，科学家们“将突然感知到大自然神奇的美”，这种“美是绝对的、无与伦比的、简洁质朴的，且永恒持续……不会有……任何变化”，“一切其他事物永恒产生又消失的美无不源自于它”
。依照柏拉图《会饮篇》的思想，克里斯泰勒解释说，“菲奇诺把爱看作是万物合一的宇宙学准则”
，继而断定，一元论哲学演变成了16世纪哲学中一股至关重要的势力
。

菲奇诺的一元论——虽然它原本的形式仍然与占星学、炼金术和其他一些形式的迷信不分你我——最终为科学革命注入了动力，使世界走向了现代。至少可以看出有三条主线，其中“部分看作整体”代表这种思维方式，它是如此典型的一元论哲学，它所造就的科研样式、实践方法和陈述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意味着现代科学。

首先，文艺复兴的一元论意味着以新方式欣赏大自然，它最终把自己体现为经验主义，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总体来说强调感官体验，特别是受控体验的重要性。逐渐地，自然界不再被视为对人类来说仅仅是个从属的，要加以开发利用并对其掌控的领域，而是要为了它本身而研究它。

其次，人们期待可观察的自然界会反映出“太一”统合万物的和谐性。由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元论者仍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份对大自然的尊崇鼓励了一股倾向于“自然神学”的潮流，这一思想认为上帝可以从他的创造物中被认出来。要说明这一观点，经常用到的说法是存在着一本“大自然之书”，说这本书能与文字写成的书一样有效地让人管窥到神性，甚或效果更好。越来越多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哲学家和科学家现在要么视自己为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是创造者，只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来理解，唯独只显现在大自然中，而不会通过奇迹或神谕显示；要么就视自己为泛神论者，把上帝完全等同于宇宙。显然，这样的神学完美的适用于复活古代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思路，用以在环宇中搜寻对称与和谐。即便这一见解启发出来的思想后来并不是个个都被证实有成果或正确，但是为了给各种自然现象找到简单、理性且在审美上令人愉悦的解释，这种求索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对于应该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仍然产生着经久不衰的影响。

Kristeller 1980， p. 109.


Kristeller 1980， p. 109.


最后，一元论的根底支持一种潮流，即要为大自然中最不相同的各种领域找出一些通用法则。说到底，宇宙的各个不同区域和不同时代是不是存在着相同的自然法则，并不是想当然就明摆着的。事实上这种统合万物的哲学是与中世纪传统相矛盾的。正如保罗·克里斯泰勒写的，“在中世纪对宇宙的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物质层级思想”。与此对照的是，“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天文学中容不下天地之间，或者各种星辰之间，或者各种元素之间在等级和完美程度方面的差别”
。克里斯泰勒把“旧有的层级思想逐渐解体”归功于库萨的尼古拉、乔尔丹诺·布鲁诺和菲奇诺的一元论哲学，它“寻求的是一种中心环节，它……可以在宇宙中两两相对的极端之间进行调和”
。这一统合万物的思想，也就是尽可能少的一组自然法则主宰着宇宙中现在正在发生、过去已经发生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每一样事物的思想，显然出自将大自然想象为“一”的传承。

大自然的门徒

在文艺复兴时期，一元论哲学与各种新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概念的混合体拧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促成了科学革命以及自那以后的现代科学。一位杰出的代表就是那位托斯卡纳博物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对文艺复兴精神的代表作用无人能及。

Richter 1883， Location 3735.


Richter 1883， Location 304.


Baring 1906， Location 1700.


Isaacson 2017， p. 2.


Baring 1906， Location 910.


Baring 1906， Location 984.


Richter 1883， Location 196.


Baring 1906， Location 1440.


Baring 1906， Location 962.


达·芬奇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门徒”
。他大力提倡精准观察，“扎扎实实的经验”对于他来说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共同母亲”
。虽然他的这种信守无不彰显在他那纤毫毕现的解剖图习作中，他那精准的植物、几何形体或天文现象素描中，却不与他对自然界的看法相左，认为大自然是由理性与和谐主宰着的。“虽然大自然本身始于理性并止于结果，但我们必须追随那条相反的路径，始于……经验再借由它找到理性”
，达·芬奇写道。根据他的自传作家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列奥纳多“对大自然的完美无缺心存敬畏，对它的和谐韵律心怀感动，他看出这些都体现在或大或小的各种现象中”
 。在他的笔记本中，列奥纳多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宇宙之美”
“天然之物”，以至于他感觉“仅瞥上一眼，和谐融洽之感就油然而生”
。这是遵循着数学法则的美。“任何人如果不是数学家的话就不要读我著作中的东西”
，列奥纳多总爱（套用柏拉图的名言）说并强调，“人类的体验中不存在可以被称为真正科学的东西，除非它可以用数学方式演示出来”
。正如他那著名的素描《维特鲁威人》所透露出来的，达·芬奇十分痴迷于几何学和自然比例之间的关系。例如，列奥纳多在讲解一张脸的美时，提到“四肢的神圣比例把彼此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一种）神性的和谐”
。这种痴迷也反映在列奥纳多为他的朋友数学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的书所作的插画中，该书把神性比例等同于一个具体的数字，也就是那个“黄金比例”。根据观察，如果要把一条线段分成两个部分，使得较长那部分的长度与较短那部分的长度之比，等于这两部分的长度之和与较长部分的长度之比的话，就只有一种可能的分法。黄金比例就是这么定下来的。结果蹦出来的代表这个比例的数字是个独一无二的无理数（要把它写下来需要无限多的数位），且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数学级数中，如在像立方体和多面体这样一些几何形体中，也在艺术作品和大自然里。

Suh 2013， Location 1436.


Suh 2013， Location 1436.


Suh 2013， Location 2811.


Suh 2013， Location 990.


Suh 2013， Location 1019.


Richter 1883， Location 101.


像菲奇诺和乔尔丹诺·布鲁诺一样，达·芬奇把地球甚至于宇宙想象成一个活着的生物，一个有机体。对于列奥纳多来说，人体是个“小世界”
，是整个宇宙的微缩化身：“就像人在自己身体里面有骨骼，作为肉体的支撑和框架，世界也有岩石作为大地的支撑；正像人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一汪血水，有肺在他呼吸的时候扩张和收缩，大地的身体也有它的大海。”
对于他来说“每一个整体都大于局部”
，同时“整体（也仍然体现）在每一个最小的局部之中”
。“每一个局部都在整体内，整体也在每一个局部之内”
，达·芬奇这样总结他的哲学思想。亚历山大·冯·洪堡后来称赞列奥纳多是“第一个踏上了通往那个节点的道路，在那个点上我们的感官收集到的一切印象都汇聚成一个认识：大自然是一体的”
。

达·芬奇的一元论至少部分地可以追溯到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他出生在靠近佛罗伦萨的地方，在佛罗伦萨一位画家的工坊接受教育，他一定是在那里接触到了波提切利和菲奇诺。后来，他在米兰、罗马继续他的职业生涯，最终应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之邀搬到法国。虽然，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中播撒下的一元论种子，经常导致它的早期倡导者英年早逝在火刑柱上，但它最终还是通向了现代风气。它的传播经由商人和其他旅行者，但更主要的是经由在意大利的大学中学习过的学生们，他们后来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于是一元论哲学和柏拉图式的爱变成了欧洲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科学革命之母

这些学生中有一位23岁，刚被任命为波兰弗龙堡教堂牧师。他的名字是尼古拉·哥白尼——这个人将会推翻托勒密和中世纪的传统宇宙学。哥白尼1543年死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人们是这么说的）他的那本书《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它最终将把人类从宇宙的中心驱赶出去。

哥白尼的背景，像达·芬奇一样，可以追溯到一个一元论的传统：作为一名在博洛尼亚的学生，哥白尼与天文学家多梅尼科·玛丽亚·达·诺瓦拉（Domenico Maria da Novara）一起工作，与他一起观测了一次月掩恒星毕宿五，后来哥白尼将用这颗星来批驳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诺瓦拉曾在佛罗伦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朋友卢卡·帕乔利门下学习过。帕乔利是如此沉迷于黄金分割率，以至于把这个数字与上帝本人的独一无二、不可理解且无处不在的性质联系在一起。诺瓦拉还认为自己是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的学生，雷格蒙塔努斯在贝萨里翁家生活了四年，贝萨里翁是个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与库萨的尼古拉和卜列东一起从君士坦丁堡航行到意大利。贝萨里翁后来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又成长为一位引领潮流的知识分子，组建了他那个时代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后来成为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图书馆的核心部分。他还为天文学做出了一项重要贡献，是命雷格蒙塔努斯把托勒密的希腊天文学纲要整理出一个新的精简版，即《天文学大成》（Almagest），后来哥白尼和伽利略都用过这本书，而且他一直是柏拉图主义一位有影响力的维护者。

Goddu 2010， p. 221.


Goddu 2010， p. 224.


Goddu 2010， p. 229.


就这样，在意大利，哥白尼不仅掌握了天文学的最新进展，新知识还引领着他着手解决地心说模型中讲不通的地方和问题。根据安德烈·戈杜（Andre Goddu）的说法，“直接接触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是这位波兰年轻人经历中“在意大利的第二大事项”
。哥白尼开始阅读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作者的著作，像菲奇诺翻译的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和《蒂迈欧篇》，普鲁塔克和贝萨里翁，养成了“对柏拉图的兴趣与敬仰”
，正如戈杜所指出的，他与“贝萨里翁的诠释以及总体上与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都是一致的”
。

Goddu 2010， p. 327.


Freely 2014， p. 164.


在罗马和帕多瓦继续深造之后，哥白尼最终回到了波兰，在那里他对行星系统传统模型的疑问、零散注意到的古代作者对地心说模型的质疑，以及从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理念中汲取的灵感，一并都汇拢起来，使他确信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行星体系的中心。事实上，这么一排列就与一些柏拉图主义者的理念圆满吻合了，他们认为太阳可以被当作“太一”的物质形象来看待。正如戈杜指出的，哥白尼完全以柏拉图派或毕达哥拉斯派的风格看待他的力作《天体运行论》，认为它“关注于最美丽的物体，是最值得了解的”
。然而，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他没有发表他的著作。正如他后来向教皇保罗三世表白时解释的那样，“感觉非常为难，我该不该把自己的看法大白于天下”，因为“鉴于我的看法之新颖和荒谬，我不能不害怕那些嘲讽”
。

Martinez 2018， Location 199.


Ferguson 2010， p. 252.


Martinez 2018， Location 70.


相传哥白尼是在他去世那天收到他那本书的印刷本的。在它的标题页上印着，先前已然征服了达·芬奇的，据称是柏拉图学园的名言，“没有几何学知识，不要进入这里”，它的第一部分则以对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和秘密的一次涉猎结束。确实，“地球是移动的”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
，它的拥护派和反对派都这样看。例如开普勒后来就称毕达哥拉斯为“哥白尼派所有人的祖父”
。根据阿尔贝托·A. 马丁内斯，正是这一传统把布鲁诺和伽利略扯进与宗教裁判所的麻烦中，“宗教裁判所判定哥白尼派为新毕达哥拉斯派的一个异端‘宗派’”
。

虽然哥白尼的模型缺少后来被开普勒发现的椭圆轨道概念，还不能更好地解释观察到的数据，但它依然标志着一项重要突破，推翻了给地球指定宇宙尊贵地位的传统的层级宇宙学。在哥白尼之后，地球就得以被理解为只是更大宇宙中的一个复合体，都受同样的物理学法则制约，这一思潮在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以及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物理学中继续着。看来，就是一元论的哲学，帮助哥白尼放弃了那种认为人类占据了宇宙中心的人类中心说观点。它有可能还曾诱使他把自己的宇宙学限制于完美的圆圈和球体，致使它难以与观察数据相调和。正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这一精确观察或实验与追求数学上的完美与统一相结合的混合体，将会演变成科学的一个标签。

“天体音乐”与自然之书

Kristeller 1980， p. 156.


Kristeller 1980， p. 157.


Kristeller， pp. 157-158.


Ehrmann 1991， p. 244. 另请参考James 1995， pp. 91-92： “每一项理由都在规劝我们要相信，世界是由和谐构成的，既因为它的灵魂是和谐（柏拉图相信），也因为上天是由和谐驱动着围绕其智慧运转的，这从它们的运行中可以猜测出来，因为它们之间的速度形成了比例关系。”


Cohen 1984， p. 82.


James 1995， p. 93.


伽利略·伽利雷成了哥白尼在意大利的维护者。伽利略生于比萨，父母是佛罗伦萨人。他的父亲文琴佐·伽利雷是位著名音乐家，是名为“佛罗伦萨卡梅拉塔”团体的成员，致力于复兴古典时期的音乐，这项努力最终导向了歌剧的发展，以及音乐界巴洛克时代的开始。他们的一个主要灵感源泉，同时也是他们活动中的一项研究课题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正如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指出的那样，“卡梅拉塔的理论家们以引用柏拉图为权威，并受……他的信条影响”
。这一哲学有个特征突出的理念是假定大自然、数学和音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再一次地，这一毕达哥拉斯派思想可以追溯到马西里奥·菲奇诺，他是个鲁特琴演奏高手，甚至还把自己比作古代那位神秘的歌手奥菲厄斯
。对于菲奇诺来说，音乐行使着一项宇宙使命。克里斯泰勒解释说，菲奇诺相信“人的灵魂通过双耳收取对神性音乐的记忆，它首先存在于上帝那永恒的心思里，其次存在于上天的秩序与运行中”
。文琴佐·伽利雷的老师，威尼斯音乐理论家兼作曲家乔塞福·扎里诺（Gioseffo Zarlino），人们都知道他接受了菲奇诺的观点
。一次与扎里诺争论什么才应该是乐器的正确调音体系时，文琴佐·伽利雷从探究波爱修斯的《论音乐》（De Musica）中讲到的那个毕达哥拉斯派神话下手，并最终驳斥了它，它说弦的紧张度与音高的关系应该与弦的长度和音高之间的线性关系相同。通过进行“实验，这个万事之师”
，文琴佐·伽利雷这么强调说，他最终找出，正确的关系应该是二次方的，而且这可能是物理学中已知最古老的非线性关系之一。当然文琴佐没有把这一失误算到毕达哥拉斯身上，而是算到了他那些过于狂热的追随者身上
。相当有可能，文琴佐的儿子伽利略在通过实验开始学习大自然时受到了他父亲工作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伽利略后来继续了他父亲的实验且在多种乐器的音高上取得了改进。事实上，伽利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以数学方式描述自由落体和抛体运动，其垂直距离取决于与时间的二次方关系。

Drake 1960， pp. 183-184.


Van Helden 1989， p. 9R.


除了他那些设计周密的实验以外，伽利略·伽利雷还因为他倡导数学，以及他提及的《大自然之书》（Book of Nature）而大受欢迎。就像他在自己的《试金者》（Assayer）一书中写的，“哲学就写在这本巨大的书，也就是宇宙中，它一直就打开在那里任我们浏览。但是除非人首先学会理解它的语言，能读得了组成这门语言的字母，否则就无法读懂这本书。它是用数学的语言写就的，……不掌握它，凭人类自身就不可能理解它的只言片语”
。伽利略追寻统一，在他的这个发现中就是显而易见的：在真空中一切物体，不分质量、形状或成分，都以同样的速度下落。还有，伽利略发现大地和天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当他把他的望远镜指向月亮，发现群山和峡谷就跟在地上一样。他事实上复活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古老看法，“认为月亮应该说就是另一个地球”
，1610年他在自己的《星际信使》（Sidereal Messenger）一书中这样写道。

Kepler in De Padova 2011， p. 80.


Gatti 1997， p. 299.


Martínez 2018， Location 93.


Livio 2002， p. 144.


Livio 2002， p. 144.


与此同时在布拉格，在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的朝廷中，约翰内斯·开普勒正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伽利略的论文，哪怕只瞥上一眼。自从6年前，当开普勒观察到了那颗壮丽的超新星出现，后来那颗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就确信，亚里士多德的信条——认为上天是永恒不变的——是错误的。当伽利略邀请开普勒对他的研究结果进行评价时，开普勒热情地祝贺他“刺破了苍穹”
。但是开普勒也表达了批评意见。因为他知道一元论哲学家们此前就在倡导一种统合起来的宇宙学，所以他责备伽利略没有向他的先行者们表达敬意，尤其是乔尔丹诺·布鲁诺
，因为他早在1584年就预见到月亮上有群山和峡谷
。不过鉴于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火刑柱上仅仅只是10年前的事，还有伽利略本人很快也将成为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对象，所以恐怕伽利略才心里更有数吧。但是开普勒的一元论世界观也比伽利略坚定得多。开普勒在德国图宾根接受教育，准备成为一名新教传教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一元论哲学家们的著作，例如库萨的尼古拉和乔尔丹诺·布鲁诺。不过开普勒从来没有被任命为传教士，因为在他能够完成他的学业之前，他就被他的大学派到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学校去教授数学。一次在格拉茨教授天文学课，正在黑板上写着字时，开普勒得到了一个启示，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似乎一个等边三角形连接着木星和土星之间的相合，也就是，从地球上观看过去，木星和土星的位置好像互相穿过似的。以色列裔美国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这样介绍开普勒的想法，“不像他之前的那些天文学家那样，满足于只是把观察到的行星位置简单记录下来，开普勒则在寻求一个理论，以期能够用于解释所有这些现象”
。开普勒持一种明确无误是柏拉图派的态度，他相信“在汲取知识的一切过程中，首先是那些事物作用到了我们的各种感官上，然后经由头脑的运作，我们被引领到了更高层面的东西面前，它们是再清晰的感官也无法把握的”
。开普勒立即着手查看，其他正多边形例如方形能不能适用于其他各对行星之间的天文学“相合”的现象。但由于存在着无限多系列的正多边形，所以这一方法在预测方面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Fergusson 2010， p. 259.


接下来，开普勒把行星轨道摆进多面体，也就是表现为三个维度的多边形，这样存在的就只剩下了5种正多面体，也就是人们所知的“柏拉图立体”。这看起来比较有希望了，但是真的要把他的模型与观察进行比对，他还需要当时已有的最可靠的天文学数据。就是那位暴脾气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数据，此人是恃才傲物的天才，在与其表兄弟用剑决斗过程中失去了一大部分的鼻子，起因是这两人为了谁才是更优秀的数学家发生了争执。现在，在与丹麦国王发生争吵之后，布拉赫放弃了他的庄园和“乌兰尼堡”天文台——那是依照毕达哥拉斯派的音乐比例在丹麦赫文岛上修建的，接受了布拉格波希米亚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帝国天文学家职位。与此同时，开普勒意识到，正像有5个正多面体一样，在音乐中有5个和声音程，于是现在又试图利用音程来描述各种行星速度之间的关系。开普勒意识到木星和火星之间的速度比接近1∶2，土星和木星之间是3∶4，火星和地球之间是4∶5，地球与金星之间是5∶6，再接下来金星和水星之间是3∶4
。在他那后来以“天体音乐”著称的绝妙构思中，这些频率比例表现为一个八度音程、一个四度、一个三度、一个小三度（这样火星和地球的速度就构成一个五度）以及又一个四度。归拢到一起的话，这六颗占据离太阳最近的轨道的行星协力产生出一个跨越两个半八度的大和弦。在接下来的冬天中，开普勒由于急着要把他的理论跟数据做测试，就离开了格拉茨去布拉格与布拉赫会合，后来直到第谷去世之后，他才能接触到这位守口如瓶的天文学家的笔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开普勒经历着个人的艰难困苦，但仍追逐着他那毕达哥拉斯派心目中的数学之美。1611年，开普勒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和他的第一任妻子。1612年，上一年被迫退位的皇帝鲁道夫二世去世，开普勒不得不离开布拉格。1613年，开普勒再婚，但这次婚姻中的头三个孩子在童年时期就都去世了。1615年和1621年之间开普勒的母亲被指控是女巫，被监禁并被锁链铐上14个月。甚至开普勒最终拿到了宣告无罪的结果，但他母亲还是在获释半年之后死去。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那时开普勒本人也已多次被宗教关系紧张和起义威胁了好几次，来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威胁都有。然而，1619年他终于发表了《世界的和谐》（Harmonies of the World），这本书中包含有他那著名的行星运动定律，把哥白尼的圆形轨道换为椭圆轨迹来解释行星的速度。

Livio 2002， p. 48.


Richter & Scholz 1987， p. 178.


Hu & White 2004.


在很长时间里，在只取决于初始条件以及中心恒星的质量和卫星的质量，允许有任意轨道的牛顿力学之后，开普勒原创性的见解在人看来就是个死胡同。“不仅绝对错误，而且还……疯狂，即使按开普勒时代的标准”
，就像马里奥·利维奥说的那样。不过，在一个涉及3个以上个体的系统中，比如太阳系有8颗行星，就会有混乱的表现，哪怕很小的扰动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个著名的“蝴蝶效应”，想象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导致（或阻止）龙卷风形成，就说明了这种现象。这么一来，轨道速度之间的关系如果与小自然数（例如开普勒的天体音乐）之间的比例或者非常无理数（例如黄金分割比例）的比例合上拍，就会表现为共振或非共振行为，它决定了某个具体轨道在长时间跨度上是否稳定，或者该行星是否迟早要被抛出太阳系。这么看来，“开普勒的直觉说到底还是没有大错”
，这是彼得·里克特（Peter Richter）和汉斯-约阿西姆·舒尔茨（Hans-Joachim Scholz）在1987年一篇讨论黄金分割比例在自然界出现情况的论文中总结说的。不止如此，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宇宙和谐的体现：在早期宇宙的原初等离子体的波动中可以找到“天体音乐”的一个更加保真的版本，它携带着如假包换的宇宙维度。正如宇宙学家胡胜中（Wayne Hu）和马丁·怀特（Martin White）在《科学美国人》上阐述的那样
，各种宇宙成分，例如普通物质和暗物质的声学振荡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留下印记，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音调和泛音的和声，构成一部真正的“宇宙交响乐”。

上帝又名大自然

布鲁诺和伽利略受到审判之后，科学家在意大利和其他天主教国家受到日益严密的审查。由于这个缘故，科学热点转移到了北欧。伽利略用来“刺破苍穹”的那架望远镜已经是由一位荷兰眼镜制造商发明的了。后来，伽利略最终的著作以及科学证言《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Discourses and H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Relating to Two New Sciences）也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因为它在天主教国家遭到禁止。当伽利略的学生们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科学院时，它维持了仅仅十年，直到它的赞助人托斯卡纳王子利奥波德（Leopold）当上红衣主教时为止。科学院的关张显然是让他得到任命的一个交换条件。

与此同时，荷兰，由于位于莱茵河口的战略要地，控制着与德国偏远地区的贸易以及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一段海路，正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新教徒进行迫害的刺激挑动下，1566年加尔文主义的狂热者发动了一系列反传统信仰的攻击，在此期间暴民们破坏并侵入教堂摧毁了雕像和管风琴、装饰和装修。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国王和荷兰的统治者以残暴的镇压做出反应，却只是给冲突火上加油，最终升级为8年的荷兰独立战争。1581年，这个西班牙帝国中人口最为密集、物产最为丰富的地区宣布独立，变成了一个难民的安全港湾。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技术娴熟的新教工匠和富有的商人，都是从当时仍处于西班牙控制之下的南部荷兰（今天的比利时）过来的，也有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过来的塞法迪犹太人。生活在重新征服过来的伊斯兰国土上的犹太人，先是被强迫皈依，后又遭到迫害。在堪与斗牛比赛争夺公众注意力的公开“宗教宣判（auto-da-fes）”中，宗教裁判所谋杀了成千上万人，酷刑折磨了几十万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难民在八方云集的大都市中建立起了知识分子的宽容气氛，把国家推向了“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传统上是世界最佳地图制造商的大本营，发展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商业、科学和艺术热点。荷兰商人建立起了历史上最大的集团公司，以第一个现代股票交易所中交易的股票进行融资，荷兰殖民者建立了纽阿姆斯特丹，就是后来曼哈顿岛最南端的纽约，荷兰画家画出了几百万张大师之作。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意识到伽利略的土星“臂”其实是环，发现了动量守恒定律、光的波理论，发明了幻灯和摆钟。这些光彩照人的发展当然也有不堪的一面，因为相当大一部分的财富都是从剥削土著文化和奴隶贸易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共和派权贵们与奥伦治王子们为权力争吵，意义深远的意见与言论自由引向了进步的自由派与加尔文主义的狂热者之间的并行社会和与日俱增的冲突。就是在这种知识分子气氛下孕育出了一位哲学家，他对一元论和理性思维这两者都推崇，这甚至对于宽容的阿姆斯特丹来说也太激进了。

See Steven Nadler： Baruch Spinoza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pinoza/， accessed Sep 21， 2021.


Spinoza 1910， p. 337.


Spinoza 1910， p. 189.


Spinoza 2017， p. 64.


Spinoza 1910， p. 267.


巴鲁克·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犹太人社区，他被赞誉为史上最大胆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祖父逃离葡萄牙后最终在这里找到了庇护。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与自己的，以及本质上所有其他宗教的传统观念决裂，导致了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社区颁布了最严酷的禁令，更是因为他胆敢担负起那一大作为，以哲学上的“万物理论”来理解整个宇宙。这个理论以理性思考为基础，排除其他一切。在斯宾诺莎的宇宙中，对于每一样必要且有确定性的事物，都既不存在奇迹也不存在偶然性，就连上帝也决定不了该对宇宙做些什么，他甚至都不可能先于世界而存在。“由于上帝身上既没有不恒定性也没有变化性，所以他一定从永恒中下了旨意，说他要创造他现在创造的那些事物”，斯宾诺莎这样写道并推断，“因此一切被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是因永恒的必要性而存在的”。他还接着说，“由于在永恒中没有当下，或以前，或之后，或任何其他时间变化，那么顺理成章的是，上帝在那些事物被下达旨意之前就不存在，也就无从谈起下达旨意与否”
。于是，根据斯宾诺莎所说，宇宙本身是单一的、无限的、永恒的、必然存在的物质，把“上帝”和“大自然”这种用语用在它身上，其意思都是完全一样的。在他的《神、人及其幸福简论》（Short Treatise on God，man and his well-being）中，斯宾诺莎把上帝的神性旨意重新定义为“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在整个自然界里以及单个事物里看到的那种执着，执着地维持并保住它们自己的存在”
。在他死后不久出版的《伦理学》（Ethics）中，他更加直言不讳地谈论道，“那永恒而无限的一切万物，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上帝或大自然”
。斯宾诺莎不仅否认灵魂不朽，摈弃具有神性的上帝，他还否认妥拉诸诫是上帝亲手授予且仍对犹太人有约束力。对于他同时代人中的大多数而言，斯宾诺莎干脆就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明确把大自然与上帝等同起来。他那上帝即大自然的观念确定无疑是一元论的：“整个大自然只是单独一个物质……，所有事物都通过大自然联结在一起，而且它们联结成一个（存在物），名曰上帝。”

Spinoza 1910， p. 295.


不过为了要精确，斯宾诺莎区分出两种大自然：Natura naturata（“源于自然的”自然），也就是爱留根纳所说的“natura creata”，正好相当于量子力学的银幕现实；以及Natura naturans（“创造自然的”自然），爱留根纳将其称作“Natura creans”，用它来形容量子力学中的放映机现实很合适。用贝尔纳·德斯班雅在讲解他的“纱巾下的现实”时的话来说：“换句话说”，这一量子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斯宾诺莎口中的上帝，或物质的角色，尽管存在些许不同”。在这两种现实中，放映机现实是基础性的那一个。“物质，天然就先于因之而起的一切性状”
，斯宾诺莎解释说。

Israel 2001， p. 159.


Israel 2001， p. 242.


Jammer 1999， p. 147.


Jammer 1999， p. 43.


Jammer 1999， p. 129.


这位连一个学术职称都不曾占据过的谦逊哲学家（他谢绝过海德堡大学的聘任邀请，为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了一位文艺复兴哲学的领军人物。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荣誉退休教授，赞誉斯宾诺莎为“欧洲启蒙运动早期的顶尖哲学怪才”
。斯宾诺莎从他那私密的家中与现代化学之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W. 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保持着通信往来并启发了他们。在这里他被皇家学会的指定秘书亨利·奥登堡（Henry Oldenburg）拜访过。奥登堡后来表达了想法说，希望斯宾诺莎和波义耳能把他们的能力联合起来，“把一个真正的、有坚实基础的哲学推向前进”
。后来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两人都深受斯宾诺莎的启发。正如麦克思·雅默所指出的，爱因斯坦早在伯尔尼做学生的时候就在读斯宾诺莎了，而且他的哲学观点“与斯宾诺莎的相近”
。为了表达赞美，爱因斯坦甚至走得更远，专门创作了一首诗来赞颂：“How much do I love that noble man， More than I could tell with words， I fear though he’ll remain alone， With a holy halo of his own.（大意：我是多么热爱那位尊贵的人，超出了我能用语言表达的范围，但我担心他将一直孤身一人，神圣的光环非他莫属。）”
对这位“神圣的被教会除名的斯宾诺莎”，德国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说：“宇宙（曾是）他唯一且持久的最爱。”

Rowen 2002， p. 218.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宾诺莎也许对于自由开放的荷兰人来说也是过于激进了，荷兰的黄金时代在其紧绷的内部冲突中垮塌掉了。1672年，荷兰同时被卷入对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这些冲突升级，导致约翰·德威特（Johan DeWitt），一位富有的共和党人，在众目睽睽下被杀害。是他扶持了斯宾诺莎的工作，他和他的兄弟科内利斯（Cornelis）在过去20年中是荷兰各州的领导人。约翰的兄弟被以谋逆、贪污和无神论罪名而受到审判并被判流放。约翰打算搭救他，结果兄弟两人一齐遭到攻击，被一群暴民——很可能得到了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的批准，在监狱门前当街杀死。“他们把两具尸体剥光，割掉……生殖器，把尸体划开，把心脏和内脏拽出来……有几个参与者……甚至把尸体上的一些部位烤熟吃掉”
，历史学家赫伯特·H. 罗文（Herbert H. Rowen）这样细数当时的场面。这一年是1672年，在荷兰被称为“灾难之年”，标志着“黄金时代”的结束。国家存活了下来，威廉三世作为它新的国家领导，甚至还成了英格兰国王，强劲的能量及发展势头则转向了英格兰和法国。

作为“灾难之年”的一个后果，斯宾诺莎的书被禁，尽管他的哲学依然有影响力。斯宾诺莎的通信笔友亨利·奥登堡，皇家学会的第一任秘书，在他所建立的广泛的科学界联系网络中把它传播开来，目的在于激发欧洲最有才华的头脑们参与交流。奥登堡创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这是第一份专门关注科学的杂志，并设置了同行评议，仔细审看同行科学家投稿的学术质量，使科学更加透明，富有合作精神以及现代化。本着这一精神，奥登堡还联系了那位寂寂无闻的艾萨克·牛顿，劝说他加入皇家学会，说服了他把发明牛顿式望远镜的情况发表出来，还启动了与其他科学家如惠更斯和罗伯特·虎克（Robert Hooke）对牛顿研究工作的讨论。这样一来，牛顿的研究工作就引发了一场新的科学革命。

潘神的风笛给宇宙上发条

Gleick 2004， p. 3.


Hermann Bondi， quoted from Gleick 2004， p. 7.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08.


艾萨克·牛顿通常被认为是开了现代风气之先。他的传记作家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形容他是“现代世界的总设计师”
。在他的力作，被赞誉为“科学史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中，牛顿推导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发展出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并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石，其工作做得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这一学科经常干脆被称为“牛顿力学”。它是如此理性而精准的一个世界体系，以至于人们习惯上将其比作一个发条装置。按照宇宙学家赫尔曼·邦迪（Hermann Bondi）的说法，通过牛顿，“风气被如此彻底地改变了，思维方式被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以至于连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都变得极其困难”
。英格兰浪漫主义者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将牛顿描绘为一个超理性且绝无激情的孤独者，“带着他的棱镜和一张缄默的脸，大理石指数般的头脑永远游弋于怪诞的思维之海，孤零零的”。实际上这还真是妥帖地描绘出了这位身材纤小却胸怀大志，独往独来的农家男孩。他曾专心观察过光影从他祖父家房子的墙上移动过去的样子，然后在石头墙体上锤进木楔子，建造了一个日晷，用来根据太阳的周期来测量时间。不过牛顿还有另外一面，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魔术师中的最后一位” ——沉迷于《圣经》注疏和炼金术中，并且，根据科学史家詹姆斯·麦奎尔（James McGuire）和皮约·拉坦西（Piyo Rattansi）所说，他潜心于这项工作的“精严风格与他的科学工作并无二致”
。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08.


这两种貌似互相矛盾的性格特点都可以追溯到植根深厚的一元论信念。麦奎尔和拉坦西指出，牛顿做了大量的笔记，论述着他的物理学中源自古代一元论思想的底色，他准备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修订版中添加进去：“仅仅就是那些手稿的体量、副本及改写稿的数量，它们与牛顿写的其他东西的关联关系，以及牛顿同行圈的证言……都确定无疑地表明，他把那些论证和结论都看成是……他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得出这层背景信息，一个关键的灵感来源是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一位较年长的同事，拉尔夫·卡德沃思（Ralph Cudworth）。

Sears 1952， pp. 229-230.


在英格兰，文艺复兴时代的柏拉图主义原本是最突出地体现在诗歌中。追随着佛罗伦萨诗人叶理诺·贝尼维耶尼（Girolamo Benivieni）的足迹，他是菲奇诺学园的一位成员，为菲奇诺对柏拉图式爱情的诠释创作了带有诗意的诠释，描写道“爱情是怎样从它在天上的源头，……流淌到感官的世界，……移动着天，精炼了魂，给出了法则，……从那魂中，……诞生了尘世的维纳斯，她的美照亮了天空，繁盛了大地，是大自然的纱巾”
。这些思想对爱情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又到了英国。举例而言，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诗歌《花的赞美诗》（Fowre Hymnes）和《仙后》（Faerie Queene），里面大自然被拟人化为一个披着纱巾的女人，就显示出鲜明的柏拉图主义味道；他的朋友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的《爱星者与星》（Astrophil and Stella）也一样，它转而又影响了莎士比亚。乔尔丹诺·布鲁诺旅居英格兰的时候，锡德尼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在英格兰，布鲁诺在讲课中使用了菲奇诺的著作。在17世纪，这些传统启发了一群哲学家，后来以“剑桥柏拉图派”著称。这群人中有一个杰出成员是拉尔夫·卡德沃思，他对在他看来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日渐流行感到深深的忧虑，这其中包括最令人瞩目的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在他的力作，1678年的《宇宙中真正的知识体系》（The 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中，卡德沃思建立了他自己所认为的一元论，用以驳斥这些哲学思潮。一次滑稽的历史转折，使得卡德沃思的著作后来被与他试图驳斥的斯宾诺莎哲学混淆起来，因为他采用的是一个好像有些古怪的论点。以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为依据，卡德沃思论证说一切信仰体系——包括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源头：原初的，一元论的“古神学”或是“永恒哲学”。它一开始是由上帝披露，由古埃及宗教，先知和圣贤诸例如摩西、奥菲厄斯、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分享的，从那以后就被稀释了。作为这一哲学的核心概念，卡德沃思找出了一元论的“Hen Kai Pan”这么一句希腊语，意思是“一和一切”。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09.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26.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35.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20.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19.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08.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19.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20.


很少有人知道，牛顿执意想要从他的物理学和他的炼金术及《圣经》注疏之类非科学活动中重新发现的，就是这鲜明的一元论哲学思想。“牛顿相信他懂得上帝是如何以自己的施为来运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
，麦奎尔和拉坦西这么写道。跟剑桥柏拉图学派一样，牛顿相信他能够重新找回有关这一古神学的古代知识。麦奎尔和拉坦西证明，牛顿“认为自然哲学的任务就是修复有关宇宙完整体系的知识”
。这些与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文艺复兴哲学，以及与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思想并行不悖之处既明显又令人惊叹。事实上，牛顿笔记中满是对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以及“天体音乐”的援引，他认为“天体音乐”是对引力的一种比喻。麦奎尔和拉坦西确认“他引用的这些权威都强烈倾向于柏拉图主义”
。关于在古典时期被神化了的各种行星、元素和现象，牛顿解释道：“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个东西，只是给叫成了各种名堂”。
换句话说，是“同一个唯一的神性在一切不论是什么的个体里施展其力量”
，牛顿这样赞许地解释古典时期的一元论哲学思想。与此类似，牛顿在他的《光学》（Opticks）草稿中疑惑道：“它是什么？经由它，个体们隔着一个距离相互作用。古人们又是把原子的引力安附于什么东西之上？他们把上帝称为‘和谐’，把他和物质比作潘神和他的笛子，这是什么意思？”
潘神——牛顿在他的笔记中解释道，“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性，他像使用一件乐器一样使用和谐的比例来启发这个世界”，并且“用嬉戏般的音乐敲击出世界的和谐”
。正如麦奎尔和拉坦西指出的，对于牛顿来说，万物之间的引力，不仅造成地球上的物体朝下落，以及天体拉力迫使月球围绕地球转，这还可以推而广之到各颗行星，乃至不论什么一切天体之间的拉力，是与他所相信的“引力是施展神性力量的直接结果”
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包罗一切的神性力量，它弥散于一切事物中。看看最近的科研目标，就是想从量子纠缠中推导出引力和时空，这就格外有意思了（见第7章）。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38.


McGuire & Rattansi 1966， p. 138.


正如麦奎尔和拉坦西指出的，不存在“牛顿分身”
，他没法又当“最后一位魔术师”，又当“第一位科学家”。相反，两位科学史学家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表明牛顿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充溢着一元论哲学。“牛顿的神学观点，以及他所相信的一种原始知识影响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的力学和宇宙学”，就是说根源在于一元论哲学——“对于他，以及对于许多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这些就是终极问题”，这句话指的就是这些话题
。这是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在未来的科学突破中它一直都在重现，直至当今。

阴谋与诗篇

无论一元论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鲜为人知，这个过程也没有随着牛顿和他发现的经典力学一起结束。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浪漫革命发展出了在现代物理学今天面对的挑战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概念，诸如场理论之类。不过与此同时，浪漫主义者带着一些被滥用了的主观想法，最终强化了一元论与伪科学的关联。在18世纪的进程中，牛顿式的发条宇宙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人们已经忘记它是从哪里来的了。一元论哲学又兜了个圈子，经哲学和政治、秘密社团和诗歌，最终再反哺到科学。

Jacob 1981， p. 127.


在1700年代初期，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牛顿的同时代人，为一元论原始真理的猜测添加了一段新的政治曲折。托兰起初是个自然神论者，论证说仅仅通过理性思考就可以理解基督教，结果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他的书在都柏林被当众焚毁。在同一时间前后，1697年，托马斯·艾肯黑德（Thomas Aikenhead），托兰取得硕士学位的爱丁堡大学的一位20岁的学生，因亵渎神明罪被绞死，因为他声称“上帝、世界和大自然，都只是同一样东西”
。意识到了这种非正义做法依然可能发生，而且还不是发生在受到宗教裁判所压迫的欧洲南部，而是在长老会主导的苏格兰，托兰一定倍感震惊。

Champion 2003， p. 169.


Jacob 2019， p. 131.


Assmann 2014， p. 101.


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后，托兰变得日益激进。根据托兰的传记作家贾斯廷·钱皮恩（Justin Champion）的记载，在他的《给塞伦娜的信》（Letters to Serena）中，托兰“想出了一个妙招，用来矫正假宗教和迷信对平民社区造成的损害”
，并且写信给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她是后来的普鲁士皇后和英王乔治一世的姐姐、英国皇族的祖先。托兰是打造出“泛神论（pantheism）”一词的第一人，还自称“泛神论者”。正如科学史专家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解释，托兰使用了“牛顿的科学来论证运动是物质中内在本有的”或者“换句话说”，“自然界可以掌管它自己，运动、生命以及变迁，都有完全自然主义的解释”
。追随着早期一元论者的脚印，托兰把埃及女神伊西斯指认为“大自然，是一切事物的生身者”
。

Champion 2003， pp. 170-171.


Champion 2003， p. 170.


托兰也卷入了一份危险的地下文本的流通案，甚至有可能参与了其写作，把一神论宗教描写为诈骗。汲取了卢克莱修、布鲁诺、瓦尼尼、斯宾诺莎和其他异端分子的思想，托兰指斥了传教士，说他们是专制的代理人
，而且，先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个多世纪把宗教说成是“人民的鸦片”，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被描绘成“冒名顶替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操纵宗教的假先知”
。

前所未有的是，托兰把他的一元论与（在他那个时代是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激进的）反教权主义结合在一起。托兰倡导自由、宗教宽容和共和主义，包括给犹太人民完全国籍和平等权利，并成为了一名辉格派活动家。（辉格派，就是那个自由党，在英国革命之后它反对天主教君主，倡导议会至上高于国王。）继斯宾诺莎和托兰之后，一元论不仅与异端联系起来，还日益与进步政治联系起来。

Champion 2003， p. 241.


Jacob 1970.


在他最后的著作《泛神论》（Pantheisticon）中，托兰为泛神论者开发出一种礼仪，被看作跟日益流行的共济会分会秘仪一样的东西，并认定，“对自然的真知灼见会把头脑从迷信的黑暗阴影中解放出来，从而瓦解专制政治的土壤”
——贾斯廷·钱皮恩这样写道。的确，有人猜测托兰加入了一个早期的共济会群组
，而且现在普遍都认同，至少有一些共济会站点——除了举办神秘晦涩的秘仪和编织联络网以外（有的人会说是密谋）——通过地下文学的流通，通过培育自由化论调，通过提供自由思想和言论的安全空间，也变成了散布启蒙理念的催化剂。许多早期英国共济会成员是法国新教难民以及辉格党人，与皇家学会的自然哲学家们有着良好的联系。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1714年到1747年皇家学会的所有书记都是共济会员。一位特别出名的共济会员是约翰·西奥菲勒斯·德萨古利耶（John Theophilus Desaguliers），皇家学会成员，兼艾萨克·牛顿的实验助手，他写过一首诗赞美牛顿哲学、共济会标志和汉诺威君主制的混合体为宇宙和谐。另一位法国难民是约翰·库斯托斯（John Coustos），在他被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绑架、拷打，并威胁要活活烧死之后，成功地逃回了伦敦。库斯托斯描写这次大难的书成了一本畅销书，更加提高了共济会的吸引力，尽管（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于）他既夸大了他所受到的拷打，也夸大了他决不背叛共济会秘密的那份勇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共济会发展成了一种带有秘密的国际风尚，卖点就是它所宣称的拥有深奥玄妙的真相知识。毕达哥拉斯的秘密与共济会的秘仪成了绝配，同时，除了菲奇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卡德沃思构想出来的，也是牛顿搜寻过的“古神学”或叫“永恒哲学”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哲学更适合充当共济会神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18世纪就是这样的情况，一元论一直躲在这些秘密兄弟会紧闭的房门后面。后来至少有一个德国的共济会团体把他们的启蒙大纲转化为政治行动力，这时局面就变了。1780年，巴伐利亚光明会成功地渗透到政府行政部门，其终极目标是颠覆人压迫人的统治权，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当他们的成员参与间谍行为以及偷窃文件的时候，这个派别于1785年前后被宣布为非法。仅仅4年以后，法国大革命爆发，震惊了全欧洲的专治集权统治者。巴伐利亚光明会的短暂存在启发了各种各样的阴谋理论，诋毁丑化这个或那个共济会群体，谴责他们煽动起革命，寻求以“新的世界秩序”实行普世统治。就是在这种充满感情用事色彩的气氛中，保守派学者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科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挑起了一次论争，揭露出德国领军知识分子当中广泛流传着泛神论，像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都是泛神论者。

Oxenford 2008， p. 110.


Oxenford 2008， p. 111.


Bowring 2004， p. 49.


Assmann 1999， p. 38.


歌德，这位博学多识的文学天才，后来会成为德国的国民偶像，从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怀有泛神论的信念。在他的自传中，他回忆起在自己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是如何差一点把他父亲的家具点着了火，因为他想骑上一座他用一堆天然物品搭成的祭坛顶部的火堆，那祭坛估计是用树叶、羽毛、化石和看起来好玩的石头和花朵搭成的。歌德是这么写的，这些东西应该代表着世界，并且通过他的创造来崇拜“伟大的自然之神”
，也就是那位主宰着“星星的运行、日夜与季节、动物和植物”
的神。当这位年轻诗人去了斯特拉斯堡的大学并陷入恋爱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去求诸大自然表达自己的感受：“How fair doth nature appear again！ How bright the sunbeams！ How smiles the plain！（大意：大自然又亮丽起来了！阳光是多么的明媚！原野上微风拂面！）”
在同一时期前后，歌德创作了诗作《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诗中他歌颂了这位神话中的巨人对宙斯的反抗，几乎不加掩饰地攻击了一个专横的、一神论的上帝。这部颇具火药味的作品直到15年以后才得以发表，是歌德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雅科比对斯宾诺莎哲学进行攻击时拿来一用的，作者不知情或没首肯。此前5年，1780年，雅科比访问过他的共济会会友，著名作家和启蒙运动学者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并把歌德的诗作拿给他看。让雅科比大为震惊的是，莱辛并不反感，而且还承认他自己就是个泛神论者：“关于神性的正统概念不再是我的菜了，我欣赏不了它们。一即一切！我不知道还能有别的什么。”
莱辛一年后死去之后，雅科比批判了莱辛的泛神论，这成了一个丑闻，在德国哲学中推动了一次大转变。讽刺的是，与雅科比的目标相反，这段以“泛神论争议”著称的插曲触发了一次大规模且持久的斯宾诺莎复兴。

Goldstein 2019， p. 9.


Goldstein 2019， p. 95.


Goldstein 2019， p. 96.


被歌德的“普罗米修斯”魔咒击中的一位著名的读者是那位旅行家、博物学家以及后来的革命家乔治·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年）。他在1772—1775年间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第二次环球航行，这趟旅行给他注入了一元论的精神：“我感恩那次航行，它使我的天赋得到发展，这项天赋决定了我从童年时代起的生活道路，那就是极力把我的思想追溯到某个普适根源，把它们捆成一个整体，并由此得出一个对大自然整体的认知。”
跟他的同时代人歌德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一样，福斯特深信“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极为微妙的调节来联系在一起的”
，“大自然的秩序并不服从我们的划分”
。洪堡在几次行程中陪伴过福斯特，洪堡把他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福斯特也是个范例式的人物，可以说明18世纪一元论和进步政治之间的一个环节：当法国革命军队攻克了他的家乡城镇时，福斯特加入了革命军，并投身于在德国领土上建立第一个民主政权，那个短命的美因茨共和国。它只维持了四个月，美因茨就被普鲁士军队重新夺回。那时福斯特已被派到法国去谈判，只是一年以后就死在了巴黎，孤身一人，穷困潦倒。

Assmann 2005， p. 13.


Assmann 2005， p. 13.


Assmann 2005， p. 13.


Assmann 1997， Locations 1615-1617.


与此同时，一元论哲学正变得日益盛行。到了18世纪末，已经与玄奥真谛和进步政治挂钩的一元论卷土重来，进入了主流文化，成为艺术的强劲推动力。一元论理念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可以找到，它呼吁“大地的权力”“自然法则”和“大自然的神”；在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欢乐颂》中，它赞扬着被习俗严格分隔开的东西又是如何“被奇迹绑定在一起”，如何“从大自然的乳房”吸取一切的善、一切的恶，跟随着她那玫瑰花铺就的踪迹，将“亲吻奉献给整个世界”！抑或是在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对埃及女神伊西斯的呼唤。事实上，埃及学家扬·阿斯曼认为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期间充斥着“神秘热”
以及彻头彻尾的“埃及狂热”
，“关于古代神秘信仰的文献像潮水般涌来，在那之前及之后都从未吸引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注意力”
。贝多芬为席勒的《欢乐颂》谱了曲，这个版本后来被选为欧盟盟歌。贝多芬从席勒的随笔《摩西的使命》（The Mission of Moses）中抄下了“我就是一切（I am all that is）”
这句话，这句话被认为源自一元论思想的化身伊西斯。他把这句话装裱在他书桌上的一个画框内，一直到他1827年逝世。对于影响力深远的歌德来说，一元论一直是在他终生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从1784年他的科学随笔《论花岗岩》（On Granite）开始，他就强调说“一切自然的事物都是彼此关联着的”；在他的诗作《团圆》（Reunited）和《一与一切》（One and All）中，他按照普罗提诺、爱留根纳和菲奇诺的传统，把宇宙的诞生形容为与上帝的一次分离，是可以通过爱来撤销的，以及“永恒是如何在一切事物中振作起来的”；到他1827年的《谢尼亚》（Xenia）中，他写道，“伊西斯显示的自己是没有纱巾的，而人却有白内障”。还有，博物学家及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关于植物地理的随笔》（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德文版中，通过献辞颂扬了歌德的灵感，并附上了一幅版画，画着这位诗歌天才在揭去伊西斯的纱巾。

虽然歌德主要因其诗歌而著名，但是他对科学也有强烈的兴趣，且亲身实践科学研究。举例来说，除法国医生菲利克斯·维克·达吉尔（Félix Vicq d’Azyr）之外，歌德也独立发现了人类胚胎具有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的切齿骨，这项发现填补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一个缺失的环节，可以看作是生物进化的一个证据。一元论是通过歌德和浪漫主义者才最终反哺了哲学和科学，又重新出山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中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中有一位神童，他在1790年代的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前程不可小觑。

“一即全”

Adler 1998， Locations 311-313.


“Hen Kai Pan（希腊语‘一即全’之意）和一切！”对于弗里德里希·谢林和他的朋友们，这几个发音奇怪、含糊不清的字眼同时代表了各种意思：暗号、问候以及座右铭——总之就代表着整个世界。谢林考上图宾根神学院的时候才只有15岁，比他的两位室友要小5岁，他们一位是敏感又独到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还有一位是笨拙、较真，不知在琢磨什么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ottfried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这人在青年时代的绰号就叫“老头”。在那个时候，谢林已经自学了8种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虽然他们三个全部都是极度有天赋的，而且他们全部都会成为著名人物，但他们之中谁也不会成为传教士。他们一起忍受着这条“神学苦力船”的严格管束，他们在给自己父母的信件中这样绝望地称呼这个地方。然而这所神学院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里培养未来新教神父最有声望的神学院。这个地方就是整整200年前约翰内斯·开普勒接受教育的地方。梦达天际的荷尔德林创作了一首诗歌，颂扬那位把行星围绕太阳转的轨道研究明白了的人，他把它们诠释为一种宇宙和谐，并且启发了牛顿的经典力学：“In starry regions my mind perambulates， hovers over Uranian fields，and ponders. Solitary and daring is my course，demanding a brazen stride...Who led the thinker in Albion...，into the field of deeper contemplation，and who，lighting the way，ventured into the labyrinth.（大意：我的心在星光灿烂的地方徘徊，翱翔在天王座田野的上方，陷入沉思。我的旅程孤独而又大胆，需要迈开豪迈的步伐……谁引领着阿尔比恩的思想家，走进了更深沉的思索，又是谁，照亮了道路，闯入了幽暗的地下迷宫）。”

就像他们那一代的许多年轻头脑一样，这三个朋友感到躁动难安。神学院里没有个性和自由的状态只是反映了外面的政治局势。在这一局面下，他们的口号开启了一个秘密天堂， 而且在1789年之后地动山摇的那几年里，保守秘密很有必要。没错，图宾根是个平静的小城，房子是半原木建造的，市中心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俯瞰着郁郁葱葱的丘陵和斯瓦比亚侏罗山周边地带。但是图宾根离斯特拉斯堡和法国边界只有70英里，这个距离，从正在进行法国大革命把欧洲封建秩序碎为齑粉的那个国家出来，一匹快马只需几个小时就到了。

当这几位朋友们加入了一群学生，在城外一片牧场上插上一根自由桩，并且在写着像“自由万岁”这种革命标语的传单上签上字的时候，符腾堡·卡尔·欧根公爵（Württemberg Carl Eugen）亲自来到神学院调查这个案件。让几位朋友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其后果只是这群人中领头的人不得不逃到斯特拉斯堡去。与此同时，这三位朋友的好奇心也不仅限于政治。他们集体“祭拜了酒神”，并参与豪饮。而且他们开始在半夜起床，比每天的日程安排开始时间提前两个小时，用来讨论哲学。事后看来，这些讨论的革命性意味与政治毫无二致。1781年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已经发表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其中他指出要想触及现实世界的真实样貌是没有可能的。对康德来说，那个不受环境条件影响的、绝对的、“自己本然的东西”，始终不可捉摸。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在经由我们的感官间接地体验现实世界。举例来说，空间和时间被康德形容为一对镜子，我们就是通过它们感知世界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把这一观点阐释到了极端程度，他主张是主观意识创造了现实世界——这个概念已经很接近约翰·惠勒的“参与式宇宙”了。惠勒是用他那谜一样的字母“U”来说明的，那是两百年后的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么一个观点与正在兴起的浪漫主义这一知识分子运动匹配得恰到好处，在这个运动中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一马当先。

浪漫主义代表了个体对许多事物的反抗，反抗一个所有事情都由贵族、国王或女王决定的国家和社会，反抗一个像上了发条的机械般运行的自然界，反抗无聊的灰色日常生活，让人没有一点追求梦想的空间。法国大革命要求给个人以自由，费希特哲学强调个人在产生人生体验过程中的作用，受此点化，浪漫主义变成了19世纪开始时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运动。浪漫主义者把大自然和艺术理想化，从中寻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浪漫主义的自我意识希望从大自然中找回他自己。但是要想在大自然中找到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和大自然就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浪漫主义者需要一个准则来调和自我意识和宇宙，心灵与物质，思想和愿望。他们所需要的是“Hen”——也就是一个包罗万物的“一”，而在提供它的过程中，这三个朋友就起到了导向性关键作用。

Santner 1990， p.xxvii.


富于创造精神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转向了诗歌，以赞美诗一样的赞叹写下了要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与一切合而为一——这是神性的生命，这是人间的天堂……以受到祝福的忘我之躯回归大自然之浑然一体——这是思想与欢乐的巅峰，这是神圣的山峰，永恒安歇之地，……”
荷尔德林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是在仅仅35岁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无药可医的精神疾病，在内卡河岸边的一座塔里度过了余生，那里离图宾根神学院只有几步之遥。黑格尔和谢林则要投入他们的一生，为真正的“Hen”的哲学而奋斗，这个希腊语单词的意思就是“太一”。他们先是作为同行者，后又作为苦苦相争的对手。尤其是谢林变成了一位快速升起的明星，成长为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首要哲学家。

1798年，在23岁的年龄上，他被歌德聘用为耶拿的一名教授，是魏玛周边那个自由公国的大学，也被人称为“伊尔姆河畔的雅典”。在耶拿，席勒和费希特已经在执教了，直到费希特因无神论被辞退。然而谢林的一元论哲学与歌德的信念共鸣得更好了，歌德自己就写过关于大自然的统一，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荷尔德林。难怪乎谢林很快就成为了歌德内层圈子的一部分，并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熟识起来。

标题为“享乐主义自白”。


在一首写于这段时期前后的未发表的诗作中
，谢林提出，一个真正的宗教，应该自我展现在石头和苔藓、花朵、金属以及一切事物中，以便人可以浸润在“宇宙万物中”，或在“自己爱人的清澈的眼睛中”。然而，他所说的那个爱人却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卡洛琳，浪漫主义者奥古斯特·施莱赫尔（August Schlegel）的妻子，本应是他的一生所爱。她比他年长12岁，她聪慧，有高度学养，思想解放，已经有过惊险刺激的人生阅历：36岁的年龄上，她已经与她丈夫一起将六部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为德文，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一位法国革命者的儿子，她在一次舞会上与他订下一夜情），成为寡妇，后又再婚。当生活在美因茨共和国时，她曾是乔治·福斯特的亲密朋友，他那时是该城邦的副总统。当普鲁士军队夺回这座城市的时候，她被投入了监狱，而且作为一位“民主派”以及“放荡女子”，她被禁止去许多地方，包括她的家乡哥廷根。与施莱赫尔结婚后，夫妇两人搬到耶拿，在那里他们的家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交会点。

就是在那个时候她遇到了谢林，她把他描述为“原始人物”，还把他比作“花岗岩”。不久谢林和卡洛琳开始了一段恋情，还得到了她丈夫的容忍。在耶拿的那几年也许是谢林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歌德的帮助下，他使卡洛琳离婚嫁给他，结果这对夫妇只能在一起生活6年。当卡洛琳1809年去世的时候，谢林感觉维系他与世界的最后一丝牵绊被割断了，他的哲学染上了黑暗的印迹，谈论起混乱与不测，并在一切事物的根基处掺入了非理性的愿望。但是当1799年谢林帮黑格尔在耶拿搞到一个职位的时候，这段岁月还没有来到，而且这两个朋友是如此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工作，有时都很难理清哪篇东西是谁写的。就是在这几年，谢林发展起了他的“自然哲学”，一门有关大自然的哲学，它将造就他那个时代的科学面貌，以及现代物理学的发展。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谢林的哲学反映了他那矛盾的个性。他这个人游移于内向和开放之间、绝对和具体之间、精神和自然之间、宗教和无神论之间。谢林终其一生都在挣扎着调和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自我和世界，以及一个包罗一切的绝对存在和在自然界体验到的多种多样。采纳了斯宾诺莎的一元论，谢林试着把物质和头脑统合起来：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从晶体到树叶，再从树叶到人性。就像“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和“争斗是万物之父”这两句话像是赫拉克利特写出来的话那样，谢林的哲学反映出乔治·福斯特的思想，围绕着统合的原则和两极对立的原则打转，以求相辅相成，形成一个统合起来的整体：男人和女人、电和磁。

当把尼尔斯·玻尔的哲学背景与德国唯心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指的就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事实上，玻尔的“互补性”原理，也就是认为像“粒子”与“波”这类互相矛盾的概念其实不是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与谢林的两极对立论极其相似。同时玻尔所强调的观察者的重要性，也同样让人想到浪漫主义者的创造性自我意识。

Massimi 2017， p. 183.


Schelling 2013， p. 22.


Schelling 2004， pp. 20-21.


Schelling 2004， p. 21.


Schelling 2004， p. 22.


Schelling 2004， p. 22.


这个情节还只是讲述的真相的一半：与谢林不同，玻尔还偏就不是一元论者。事实上，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玻尔哲学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否认相辅相成出来的那个实体是“现实真相”的一部分。所以，就算玻尔真的采纳了德国唯心论，那他也强烈地将其与实证主义混合了起来，也就是，只有当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它才是真实的。与此相对照，根据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哲学家米琪拉·马西米（Michela Massimi）的说法，“谢林的主要贡献是把康德关于无约束状态的概念与自然界关联上，以及把它改造成可以在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中以实证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谢林采用了康德关于人类认知有视角性这一重要见解……但把它上下颠倒了一下”
。按照谢林的说法就是：“把经验主义扩展一下，把无约束状态也囊括其内，就正好是自然哲学。”
就这样，对于以实证方式调查研究大自然的做法，谢林以构建理论模型的方式做出了补充，使不能直接观察但仍然是现实一部分的抽象概念也能纳入研究，因为它们甚至比经验的知识更加真实——经验的知识总是受制于具体的观察视角。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谢林发展出了一些概念，令人吃惊地与量子力学并行不悖。在他的《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中，谢林为自然界的基础引进了“动态原子”：它不存在于空间中，也“不能被看作是物质的一部分”
，但却是“物质的构成因素”
，而且它的效应及产物“可以在空间中呈现”
。“动态原子”“不过就是从一个更高视角看到的那个产物本身”
。

Massimi 2017， p. 185.


Schelling 2013， p. 8.


Schelling 2013， p. 9.


这与量子物体相似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量子物体说的是在抽象的希尔伯特空间（就是在本书第1章里以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讲解过的那样）进行测量之前的物理学。须知这是在科学家们开始对量子领域的物理学进行探索之前100年。正像马西米描述的那样，“谢林大胆地把（康德的）无约束状态重新安置在理论推演的领域之中，所采用的形式是以科学的方式认识自然界”
。此外，谢林的一元论对量子纠缠做出了惊人准确的描述。最后，在他努力要搞懂，许多事物是怎么会从“一”中生起的时候，谢林，比他之前的歌德更具体地呼应了爱留根纳的想法，并预见到量子退相干的基本思想。他解释道，“以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人与周围世界合为一体”
，这听起来仍像是恍惚信守着原始一元论，但当他接下来解释“一旦人类”是如何“把自己区分出来” 的时候，“与外部世界形成对立……他就把被大自然统合在一起的东西给分开了，他把观察对象与观察者分开……而且最后（通过观察他自身）把自身从自身分开”
；这就归结成一个令人惊叹的准确描述，说量子因式分解成观察者、被观察系统和环境，从而产生出那个退相干后的青蛙视角。的确，对于谢林来说，哲学（或者科学，应该这么说）就意味着要采取一个“上帝的视角”，要把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囫囵的整体。根据他的朋友和合作者黑格尔，我们从大自然中观察到的就是上帝本身，只不过对我们来说有种“异物”感，这是从外面而不是从里面感知到的。

Santner 1990， p. xxvii. Right after Hölderlin’s emphatic description how “To be one with all”.


显然，谢林和黑格尔持有与荷尔德林相似的想法，荷尔德林是用较为诗意一的方式表达的：“然而一瞬间的思绪，将我冲击推倒。我思忖，并发现我自己仍像过去一样孤独，只有生命无常的凄苦，而我心灵的寄托，世界的永恒一体，则消失了；大自然合上了她的臂膀，而我站在她的面前像个外人，不能理解她。”

从科学怪人到原野

Heine 1972， 2. Buch 234.


谢林的职业生涯与浪漫主义的胜利进军齐头并进：他被授予骑士称号，普鲁士国王讨好他这位“上帝选定的时代导师”，请他加入柏林大学，末了巴伐利亚国王还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德国第一思想家”。总之说到底，就像仅仅过了没几年之后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所宣称的那样，“泛神论就是德国的秘密宗教”
，而谢林的影响会传播得又远又广。

参阅廷腾寺（Tintern Abbey）上方几英里处创作的诗句，他在一次旅行中重访怀河两岸，1789年7月13日。


Prelude. Book 5， 222. Wordsworth 2001， p. 73.


Wulf 2015， p. 128.


Wulf 2015， p. 245.


Whitman 2004， p. 413.


1798年英国诗人撒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威廉·华兹华斯访问德国后，他们带着浪漫主义和对自然界的一元论见解回到不列颠岛国，从那里他们着手写一首诗篇来改变世界。虽然这首诗从未写成，但在华兹华斯的作品中，他会把自己说成是“大自然的崇拜者”
，把大自然说成是“上帝的气息”
。这些思想后来会启发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和法国印象派的艺术，把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或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赶出他们的画室，去大自然中作画，并促使科学家们离开他们的实验室。以这种精神亚历山大·冯·洪堡出发去攀登钦博拉索山（Chimborazo），当时被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试图记录并测量一切，却认识到自然界是“整体的一个反映”
，也是一块“网状的错综复杂的编织物”
。一元论赋予自然界的荣耀将会成为“边疆神话”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把美国的西部大荒野看作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许诺，经由沃尔特·惠特曼、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以及很多其他人的作品传达出来。感受到了大自然包罗一切，惠特曼通过诗作巧妙地表达了出来，标题是个希腊语-德语词汇“Kosmos （宇宙）”：“Who includes diversity and is Nature... The past， the future， dwelling there，like space，inseparable together.（大意：它包含着纷繁种种，它是大自然，……过去，未来，驻留在那里，像空间般连贯，聚在一起分割不开。）”
 最后，一元论的宇宙观将再一次成为科学的驱动力，受到一元论启发的科学将经历它的又一次革命，地点是在英国。

19世纪初期，科学家们开始调查了解诸如电和磁、热、流动性或生命这些现象的时候，在牛顿经典力学框架之内进行解释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了。在这一情况下，启蒙运动时期的发条宇宙观念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机体的旧比喻。

Kuhn 1977， pp. 97-98.


Kuhn 1977， pp. 97-98.


Kuhn 1977， p. 96. Kuhn explicitly mentions C. F. Mohr， Willam Grove， Faraday and Liebig.


Kuhn 1977， p. 98.


Whiteley 2018， pp. 212-213.


此时，谢林的一元论哲学变成了电化学和电磁学早期开创者们的一个主要的灵感源泉，这些人曾经与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过从甚密。这一哲学有别于其他的定义性特征是统合、能量守恒和对立两极互补平衡的概念，这些全部都融合在一个一元论视角中望向宇宙。根据已故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Thomas S. Kuhn），“谢林……坚持认为磁、电、化学以及最终甚至有机现象都会交织成一个巨大的关联体……（它）蔓延覆盖着自然界整体”
。这一思想对于如何开展电和磁这类新现象的研究工作，有着具体指导意义，正像库恩解释的那样：“甚至在发现电磁之前（谢林）就坚持认为‘毫无疑问在光、电乃至其他诸如此类（的现象）中，虽然表象各不同，其实都只是唯一一种力量在显现’。”
确实，正如库恩所指出的，“能量守恒的许多发现者都深深倾向于看到，在一切自然现象的根子上有唯一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库恩的结论是，显然许多遵循谢林传统的自然哲学家“以他们的哲学思想，看待一些物理过程的观点，跟法拉第和格罗夫（William Grove）从19世纪新发现中得出的那些观点非常相似”
。吉尔斯·怀特利（Giles Whiteley），一位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对谢林接受程度的专家表示同意：“约翰·威尔海姆·里特尔（Johann Wilhelm Ritter）发展出了电化学这个领域，是或多或少直接受到了谢林的启发；汉斯·克利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Ørsted）是通过把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和里特尔的发现结合起来，于1820年发现了电磁原理。”

Shelley 1831， p. vii.


Shelley 1831， p. vii.


Holmes 2008， p. xviii.


里特尔是歌德圈子里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发现了紫外线辐射和可充电电池。不过里特尔对“电疗法”的研究，也就是用电从无机物中创造生命；他原本迸发出这种想法是因为观察到电流可以引发青蛙腿或被处决犯人的肌肉收缩，但最终却把他引向了歧途。他移居到慕尼黑以后，变得越来越痴迷于他的研究，将家庭弃之不顾，搬进了他的实验室，贫困潦倒，1810年英年早逝，据称主要是因为他用电流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正像科学史专家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猜测的，里特尔很可能就是弗兰肯斯坦博士（“科学怪人”）角色的原型。《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是年轻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六年之后写的，当时她、她的继妹克莱尔·克莱蒙（Claire Clairmont）以及她的爱人和后来的丈夫——诗人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正在度过那1816年“潮湿阴郁的夏天”
。他们当时正在造访著名的浪漫主义者拜伦勋爵，他既是克莱尔的恋人也是继兄。拜伦被迫离开英格兰是因为他与日俱增的债务，以及与他妻子分道扬镳的丑闻，其间他妻子刚生了个女儿，并且相信她的丈夫已经发了疯，还有他与克莱尔不伦之恋的传闻。他那时正住在日内瓦湖附近的一幢庄园里。1816年后来以“没有夏天的年份”而著称，这是因为前一年印度尼西亚的一座火山剧烈喷发（1300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带来的火山灰所致。它造成的后果包括洪水、一整年下着棕色的雪、整个欧洲的农作物全部烂掉，以及饥荒、骚乱和传染病，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正如玛丽·雪莱回忆的那样，当“连绵不断的雨经常把我们困在房子里面好几天”
，拜伦就提出比赛谁能写出最佳的恐怖小说，18岁的玛丽胜出了。拜伦再也没有回到英格兰，他也没有再见到他的女儿。他七年以后去世，那是在他航行到了希腊去支持希腊的独立战争之后。不过拜伦的女儿阿达·洛芙莱斯（Ada Lovelace）继承了拜伦的创造力，并且于1843年成了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她写了一段算法，用于在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机械“分析引擎”上执行。这段题外话生动地说明了，在谢林之后的几年中，浪漫主义与科学变得紧密地互相交织，导致升起了一个新时代。理查德·霍姆斯准确地将其形容为“浪漫主义科学”或是“惊奇岁月”，它的标志性特征就是“认为大自然是无限的、神秘的，正等着被发现，或被诱骗着展现其一切秘密”
。

同样也是谢林的一元论，启发了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克利斯蒂安·奥斯特去寻找电和磁之间的关系。奥斯特1820年意识到，罗盘指针可以被一股电流给偏转，这个发现最终导致了电与磁被统一起来以及场理论的概念。然而，朝现代物理学迈进的关键一步则出现在英国，可能因为它对谢林哲学的体验处在一个不远不近正合适的尺度上，在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和崇高悠远的理论构建之间达到了一种理想的混合。

Holmes 2008， p. 360.


Whiteley 2018， pp. 212-213.


从德国回来以后，诗人撒缪尔·柯勒律治在皇家研究院举办了关于德国浪漫主义和谢林哲学的讲座，皇家学会是一个向外行人传授科学的组织。在皇家研究院的另一位讲师是他的亲密朋友——仅次于华兹华斯——化学家汉弗莱·戴维。戴维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一位电化学先驱人物，他写过的泛神论诗作，是关于自然界是如何“没有东西会丢失”以及为什么“一切体系都是神性的”
。他是第一个以电解法分离出并发现了几种元素的人，还发现了笑气的止痛性能，后来成为了皇家学会会长。科勒律治声称戴维采纳了他提出的“所有复合体都只在于各种能量的平衡”
的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又是柯勒律治本人采纳自谢林的。不过戴维却相信，他自己的最伟大发现是他的助手，某位迈克尔·法拉第，第一次相遇是在这位年轻人参加了他在皇家研究院举办的讲座上。

谢林就是这样间接地，经由奥斯特和柯勒律治，影响了法拉第要反过来把磁转化为电的研究工作，还有法拉第要把电磁现象描述为一种场的想法。这项工作后来会成为量子力学乃至最终量子场理论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听说了法拉第的突破之后，谢林甚至设想到，可能化学最终也能归纳为电磁现象。奥斯特和法拉第的发现标志着有重大意义的几步，迈向了麦克斯韦电动力学理论中的电与磁的统合，最终会演变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由于是自学成才且对数学所知甚少，法拉第无法把他的直觉归结为数学方程。这最终要由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他那套著名的方程中实现。

Wulf 2015， p. 128.


Wulf 2015， p. 129.


谢林对生物学和复杂系统科学的冲击至少也是同等强烈：谢林的信条“从整体上来把握大自然”
，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有机体” 而不是一架“机器”，在博学者、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及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这些研究人员那里引起了深刻的反响，洪堡赞誉谢林是在科学中激发了一场“革命”
。遵循着谢林的思路，洪堡把自然界理解为“像网一样的错综复杂的织体”，在这种思路启发下，他发现了火山具有地表下的连接，并塑造了地球表面，而且还发现植物和动物形成生态系统，比方说可以影响气候。

The Temple of Nature， Canto 1， lines 15-26. Darwin 2019， pp. 1-2.


Wulf 2015， p. 308.


Wulf 2015， p. 304.


Haeckel 2016， p. 194.


Haeckel 2016， p. 193.


Haeckel 2016， p. 9.


Haeckel 2016， p. 23.


Haeckel 2016， p. 287.


谢林关于两极对立的思想也影响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达尔文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都应该为此归功于谢林的影响。1803年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诗作《大自然的神庙》（The Temple of Nature）——充满了柏拉图式思绪和早期进化论思想——就已经描写道“永生的爱！你是时间的黎明，……把年轻的大自然送给了仰慕中的光明！……把一滴滴进另一滴，把原子跟原子绑定，把性爱与性爱连接，把头脑与头脑铆接……”
。海克尔，是一位从高山峰到深海底探索自然的研究人员，受到洪堡和达尔文的启发把自然界想象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有一段时间他不能下决心究竟应该走艺术家还是科学家的职业道路（这令他父母十分失望，他们希望他成为医生），他采集了花朵、苔藓、藻类、海蜇以及特别是以“放射虫”之名为人所知的单细胞海洋微生物，他用漂亮的素描及水彩画把它们做成文档。他说这些东西是“精致的艺术作品” 以及“海中珍稀”
，它们后来会向“新艺术”运动的兴起输出灵感。海克尔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总结归纳起来用以解释人类起源，推理说在猿和人之间一定有中间物种，并启发了他的学生们发现了爪哇人的遗骨，这是迄今找到的最早的类人猿之一。海克尔论证说，遗传学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应该是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现象都是同一个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个“自然统一体”
。洞见到各种形式的能量都可以互相转换，而总的能量保持不变，于是他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宇宙之谜》（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中推导出“一切自然力量的统一体”
，它已经成为“一颗指路明星，引领着我们的一元论哲学穿过由宇宙之谜构成的广袤迷宫，直至找到它最终的解答”
。沿袭着斯宾诺莎，海克尔看到“在宇宙中只有单独一个东西，它同时既是上帝也是大自然”
，并鼓励学者们和艺术家们“光耀自然界或宇宙”，它是一个“广袤而无所不能的奇迹”
。海克尔成长为广受欢迎的一元论倡导者。1904年，罗马的一次自由思想者的国际集会宣布他为一元论的“敌教皇”，这群人行进到罗马鲜花广场的乔尔丹诺·布鲁诺纪念碑敬献月桂花环。

祝福与诅咒

不过当然，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和歌德并不知道量子纠缠和量子退相干这些名堂。所以他们要想讲清楚他们的意思，就只好求助于比喻：大自然被理解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进化则被理解为“创造力”，宇宙被等同于“上帝”，对立极性的统一被比作“爱”。这些比喻描绘出一幅美丽、诗意的大自然形象，提供了一种直觉的，有时是拨云见日的启示，可以启发出新思想。如果过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们显然会把人带偏。这种浪漫情怀与对做实验的鄙视结合到一起，在歌德、谢林和其他浪漫主义者的著作中时有这种情绪闪现，它把实验探索等同于暴力和活体解剖，那就更成问题了。于是，当谢林那浪漫的“自然哲学”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候，对于正在发展中的现代科学来说，它既意味着诅咒也是祝福。

Massimi 2017， p. 183.


Hermann 1970， p. 299.


Hermann 1970， p. 299.


Holmes 2008， p. 315.


按照马西米的说法，“谢林，大体而言也包括‘自然哲学’，经常被指责为过于臆测，过于晦涩，过于与实验方法格格不入，所以永远不会有那个地位去对当时的科学研究施加任何像样的影响力”
 。例如德国物理学家保罗·厄尔曼（Paul Erman）就把谢林的哲学形容为“欺骗和谎言”
；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则把它比作“瘟疫，那个世纪的黑死病”
；科学史专家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的说法是，它“不停地摇摆不定在白痴的边缘上”
。

以现代眼光来看，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同意厄尔曼和李比希的看法。今天，“包罗一切的统一体”这个概念都貌似被人半遗忘了，它显得玄奥，甚至带有莫名的极权色彩：例如恩斯特·海克尔就天真地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人类，变成了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种族主义的急先锋，其主张被迫不及待地收编进纳粹运动的生物主义意识形态中，那是兽性般野蛮的种族主义，以至于最后就直接杀人。同样，对大自然的赞叹也受到纳粹意识形态者的热捧。例如，挪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的小说《潘神》（Pan）对大自然充满了泛神论式的思考，被纳粹首席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改编成一部电影，他认为汉姆生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谢林的朋友和合作者黑格尔后来将他们两人共有的关于调和对立极性的思想运用到历史和政治之中。经黑格尔的学生卡尔·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视角进行诠释之后，这一概念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石。进一步广而言之，浪漫主义者强调主观能动性优先于客观事实，他们的信条似乎就偏爱另一种倾向，扶持另类事实和伪科学——从占星学经顺势疗法，到反疫苗者以及否认气候变化。虽然今天仍然有人讨论“太一”，但它很快就以“新世纪的胡扯”之名被排斥掉，或被神秘玄学劫持。它似乎不能套进分析式哲学的成功模式中。

Heine 1972， 2. Buch 234.


Heine 1972， 2. Buch 234.


Heine 1972， 2. Buch 234.


虽然这些负面意味无法否认，但是另一方面，任何此类伪科学和专断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都是——在他们的拥护者眼里——要把大自然看成它“应该是”的样子，而不是它“实际是”的样子。这种思维模式的基础是把预先确定的“太一”形象强加到世界上去，而不是去下功夫试着把“太一”那纷繁夺目气象万千的样貌如实地再现出来。对于海因里希·海涅来说，“太一” 仍然是个理性思维中的概念
，他把那位“谄媚、自我感觉甚佳的雅科比”
指斥为“鼹鼠”
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概念好像由于与20世纪专制政权发起的那些可怕的罪行和灾难相关而搞得名誉扫地，陷入了默默无闻。

***

Wilczek 2015a， p. 323.


一元论思维模式中还剩下来的东西，是拥抱大自然，以及追寻统一和美。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思路在铸就这一进程中的作用恰与实证主义方法持平。是达·芬奇和菲奇诺的文艺复兴哲学提出了那些叙事和问题，在思想启蒙时代促使科学革命将它们包容进去。与此类似，19世纪的歌德、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以及像电动力学和热力学之类的“浪漫主义科学”为20世纪的伟大科学革命，也就是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铺垫了舞台。事实上，统一和对数学美的追求已经变成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弗朗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在他的著作《美丽之问》（A Beautiful Question）中再断然不过地宣称的那样：“这个世界体现出美的思想了吗？对这个问题唯一恰当的回答……就是个响亮的：‘是的！’”
 这些关于数学之美以及统一之类的概念，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还是干脆只是任性的胡思乱想？它们是科学家们把个人好恶投射进他们的工作中去了吗？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被硬性布线成专门辨认规律及对称，以此骗我们去相信一个虚假现实？它们把我们从大自然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引开而使我们进入歧途？

一元论式的宇宙和谐所启迪出来的观念最终并非全部都证明是正确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开普勒的“天体音乐”，或牛顿关于炼金术的猜测——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力求对大自然作出和谐统一的描述，不论是开普勒还是牛顿都是不可能取得他们那些开拓性发现的。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只要是一元论兴盛的时期，艺术和科学就繁荣。事后看来，这并不令人惊奇：说到底，很多时候创造性都可以归结为，发现了那些迄今一直被认为各不相干的领域之间有不为人知的联系和相似性。把大自然视作一个整体的思维模式就特别擅长发现和利用这类相关联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最终证明一元论符合量子力学，那么它与在大自然中所寻找的美的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把我们指引到找出什么才是对大自然本质的描述这个问题上，以及它的那些特性是如何在不那么本质性的层面上留下印记的。正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本质性真相的这些特征可以以规律和对称的面目出现。当然那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被构想出来的美学理想都已在自然中得到实现，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去寻求这种规律的合理理由。在现代物理学家努力弄懂黑洞、希格斯玻色子以及早期宇宙的过程中，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一元论真的可以帮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