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一)上海市“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游行活动，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集会、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文革”十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辛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中外的是“二五”卧轨事件。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藉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擎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口号参见《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铁路，后者不为所动。

当晚，四名知青代表到上海铁路局办公大楼，请路局向上转达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的意愿。并表示，只要同意接见，愿意撤离铁路。当获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同意在市革委会接见的消息后，代表们便返回共和新路道口叫群众撤离。至此，剑拔弩张的形势有所缓和。但知青的聚众请愿，只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更没有什么组织，一哄而起，“群龙无首”，所以一旦面临何从何去的抉择，势必意见分歧，行动上也无法保持一致。于是，有态度过激者斥责代表是“叛徒”，又有人得寸进尺，提出市委领导人到现场接见的要求。最后，“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卧轨行动继续进行。不久，严佑民在市革委会接见知青代表，批评了他们阻拦列车、中断铁路交通、影响铁路运输的行动《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领导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了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少数盘踞铁路，坚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警察前往肇事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轰动一时的“二五”卧轨事件至此结束。

卧轨事件从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使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大动脉中止运行12个小时。关于这次事件的过程，尤其是造成的损失情况，《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均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事件造成损失包括：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8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并且，搞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长途列车误点波及全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有关部门精确算出：客车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积达632小时27分钟，仅此一项就损失21956万元《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3日。。总之，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为了消除这次事件的影响，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市委于2月7日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粗略统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谴责这次事件的文章达20篇之多。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将这起卧轨事件与“文革”中“那种捣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相提并论，强调对“继续捣乱的人”要进行法律制裁。这家报纸在16日又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回沪”风》的社论，对知识青年中“颇有市场”的4个口号：“我们要骨肉团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有错必纠”；“我们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的民主权利”逐一批驳，最后引导出“千道理，万道理，刮‘回沪风’是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的结论。

春节前后，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同时发生了知青请愿、游行、聚众闹事的事件。

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这次集会是由苏北东辛农场的一些知青发起的，他们串联了14个农场的知青，利用春节返城的时机，集体运动，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京市委派秘书长和知青办主任等20多人接待了知青代表。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工资太低，一般是每月20元、28元，最高33元；不少农场干部作风恶劣，打人、骂人是常事，还进行各种体罚。他们对1978年74号文件有关农场知青的规定不满意，要求给他们插队知青的待遇(因为可以上调)，不要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待遇(这样只能商调)。主要原因是因为农场知青回城的难度大于插队知青。

少数知青不听劝阻，在墙上刷标语：“还我户口，还我青春，结婚无罪”；有的把矛头指向“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提出“开后门上来的农民滚回去，把农民工非法占有的招工指标退出来，安插农场知青”。这突出反映了知识青年对农民工大量进城，增加知青返城和就业困难的强烈不满。还有的知青在市委门楼上大书“望乡”两字，以表达回城的迫切心情。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

这一天，南京市委召开了两次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做好农场知青工作：1做好个别头头的说服工作；2市、区、街道、居委会层层做过细的工作；3采取多种形式，稳定知青家长；4各区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亲自接待上访知青，听取意见；5进行家庭访问，组织节日慰问。由于南京市委的耐心、克制，及时进行细致的说服和疏导，使这次请愿活动很快平息下来。

在浙江省会杭州市，一些在省内外农场工作的知青，以及一些在当地就业的原知青，趁着春节大批返城的机会，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据说，一些人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严重影响了市委机关办公。2月5日起，一些青年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集会，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浙江日报》，1979年2月8日。。为此，2月8日《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顾全大局，要安定团结》。经过有关部门做工作，逐步平息了这场风波《浙江日报》，1979年2月12日。。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

在西南最大城市重庆，一些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民主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他们尖叫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筒；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天津日报》，1979年2月15日、21日。。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1979年春节前后，返城风冲击了一系列城市。卷入这股风潮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下乡知青及其亲属外，还包括城市待业青年、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某些场合，少数流氓地痞混迹其间，伺机滋事。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或《布告》。规定，集会游行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任意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准印制出售反动书刊画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通知的颁行，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知青为争取返城而展开的宣传、请愿、游行等活动，却仍旧一波连着一波。

(二)风波再起

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市里几乎天天都有知青游行、宣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这些知青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市郊农场。市郊农场原来实行“进进出出”的方针，自1972年起每年都有万余名知青调回市里，同时接受新下乡知青，知青情绪比较稳定。1978年上海市委为了优先安置本市在外地插队的知青，暂停了市郊农场的招工上调工作，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实行顶替政策，市郊农场的27万知青职工一下子顶替走了12万人，剩下的知青动荡不安。6月宣布不再招工上调后，许多知青认为返城无望，情绪波动更加强烈。有的知青抱怨“社会太不公平了，干部子女走光了，上调就不搞了”。由于绝望，有的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在消息传开的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罢工现象迅速扩大。回城闹事的也在增加。

闹市返城的另一部分知青，主要来自黑龙江、新疆和云南国营农场。他们中间，有从黑龙江回沪交涉病退或者等待商调的；有从云南回沪交涉病退、困退或退职回沪的；还有少数已婚的插队知青和一些与京津知青结婚的农场知青。这些知青表示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如与京、津知青结婚的上海知青的安置问题。开始，上海市委派代表赴京、津协商，商定各市知青由各市自行负责安置，以后再逐步商调。京、津两市都按协议安置了与上海知青结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后来又不同意这些青年调沪。于是，这些上海知青因爱人已离开农村，自己带着孩子，无法维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青一哄而回。云南水利二团干脆给每名知青发300元退职费，将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尔后，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却不同意安置。当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云南时，云南又不收。这些青年说：“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有两样政策?”

这一时期的知青请愿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岁越大越好；他们还扬言要天天组织活动，直到市委领导主动去找他们谈判。

(3)为了解决生活费来源，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去安徽、浙江、广州或上海远郊区长途贩运副食品；组织人从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编结绒线、刺绣等手工活；或做小买卖。据说，也有个别人搞违法活动的。

针对知青要求返城的强大呼声，有关部门也提高了宣传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调门。1979年6月15日，复刊伊始的上海《青年报》在“志在四方，重返边疆”的标题下，刊登1957年周恩来为祝贺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该刊的题词。1957年12月，周恩来得知上海有4500多名青年上山下乡，曾专程赶到上海郊区，探望插队学生，并应上海《青年报》的要求题词。题词中希望知识青年“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农民”。该报在为此发表的评论中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海青年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在两百多万(这一数字应包括部分郊区农村青年)奔赴边疆、内地的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杨永青、鱼珊玲、顾雪妹、梅继林那样的先进人物。该报呼吁那些不符合政策回沪的知识青年“迅速返回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几个回沪就业后又要求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顾生发、陈静芳、钟洪森等人，被树立为新楷模。1979年3月上旬，陈静芳从贵州湄潭茶场回沪，顶替父亲进了工厂。据报道，她返城以后，目睹有些人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刮起“回城风”，给上海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有的人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讲最起码的道德风尚，抛弃恋爱多年的对象等社会现象，颇为气恼。陈静芳原与一个当地青年缔结恋爱关系，为了返城，只好舍他而去。返城以后，又为此懊悔不已。最后，她考虑再三，决定不能给国家增添麻烦。于是放弃顶替，重返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家落户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钟洪森是上海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省景洪农场，成为一名割胶工人。1978年底，农场刮起“回城风”，他曾“带头参加闹事”。第二年3月，离开了云南。回沪后“整天待在家里，心中非常苦闷”。他在表示重返边疆的决心后曾这样写道：

有人讲我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去年年底“回城风”中我参加闹事，做了一件对党、对人民都不利的事。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错误，返回云南，建设边疆。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其实，许多知青在返城前后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返城夙愿终于实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关心、帮助过自己或在艰辛岁月里共患难的农民，在感情上又难以割舍。但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远不足以构成他们脱离农村的羁绊，当然也有个别青年，返城后已难以应对人生道路的新挑战，他们或者在喧嚣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农村文化长期熏陶后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氛围，或者在求职、住房等方面屡受挫折，或者竟是与农村的恋人旧情难断，或者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心里非常苦闷”，最终选择退回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在整个群体中无异于九牛一毛。纵然如此，人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大多数知青同样有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报纸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不惜对来稿削足适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报刊登了本市知青、当时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的一封来信，题名为《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章琦阅后大为不满，为此先后给报社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写信，反映问题。他在致报社的信中说：

今年三月七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读者来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并不等于就在大兴安岭啊!如果说“我要继续战斗在黑龙江”，则还可以。

章琦原信表示自己不回上海接父亲班，并希望知青不要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但编辑仍觉不不满意，于是大笔一挥，连编带造，硬是要塑造出一位立志扎根边疆的知青光辉形象。胡耀邦在章琦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编辑同志刊登读者的来信，在文字上作点修饰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实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尊重事实，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围绕章琦来信展开的小小纠葛说明，“文革”中舆论宣传习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甚至随意歪曲事实的歪风，并没有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而完全消失。对个别编辑者来说，“文革”中那种实用主义的工作方式早已驾轻就熟。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报纸的生命力所在，是“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从1979年春节过后到第二年夏季，报纸上关于“扎根”的报道连篇累牍，城市中的返城风也经久不衰。从3月1日至3日，哈尔滨市下乡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请愿知青主要对国营农场宣布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或困退手续的做法表示不满。哈尔滨市委对此事很重视，及时召开了各区知青办负责人、各大工厂负责人会议，强调加强对本区、本厂下乡青年及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市委领导在接见请愿代表时，明确表示不赞成集会闹事，并重申市委的意见：按照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安置知青返城。3月8日，市委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再次与知青代表进行座谈，希望青年顾全大局，克服暂时困难，安心本职工作。在这次风波中，一些闹事知青一度采取了拦截无轨电车、推翻小汽车等过激行动，但由于省市领导从全局出发，对知青积极说服教育，进行对话，使事件很快平息下来，闹事知青基本上返回原单位。当然，关于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困退的“一刀切”做法也得到纠正。

这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的事件曾产生较大影响。这些知青多数是“文革”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14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游行。据说34名知青绝食、绝水4天，生命垂危后被送入医院。

这次请愿活动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据中发〔78〕74号文件，派出包括省委常委、农垦局局长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专程赴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五七农垦场听取干部、知青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组在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后，针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措施：

1对于在农场的知青职工，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根据统筹安排的方针，逐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2对于继续留场的知青职工，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农场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和岗位津贴等办法。

3改善劳保福利条件。对农场职工一律实行全劳保，待遇同全民单位一样《浙江日报》，1979年2月11日。。

此后不久，省委又作出决定：1966年进场的知青，上半年调出，1969年进场的知青，下半年调出。2月6日，省革委会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制定了浙革20号文件正式下达。文件第5条说：对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的职工，组织上应积极协助商调，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1979年先将进场时间在10年以上，年龄大、困难多的老知青调出。

2月11日，《浙江日报》报道了省委、省农垦局着手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消息。知青们听说后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农场也根据上级政策制定了年内将场里多余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职工调出的计划。但是，“天有不测风云”，5月26日省委宣布，20号文件收回，理由是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三点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三点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三点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罢工。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

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

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

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

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

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

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

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

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

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文革”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文革”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文革”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文革”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