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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朱祁镇复位之后整日忙于清理各大利益集团，杀王文和于谦时清理了一大批官僚，杀石亨和曹吉祥时清理了一大批武将和宦官，流放徐有贞时又清理了一大批官僚。等到朱见深上位时，朝堂上的官僚以内阁首辅李贤为首，武将以兵部尚书王竑为首，宦官以司礼监掌印牛玉为首，这几个人全都是善于调和的中庸型人才，整日里规规矩矩做事，没惹出什么乱子。

朱见深幼年坎坷，经历过父皇被俘，太子地位被废等一系列剧变，养就了一副居安思危的性格。朝臣们虽然现在都很乖，但他们当年有多嚣张朱见深可是亲眼见识过的，这帮家伙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趁他们现在处于衰弱期，自己就该想办法彻底解决党争问题，决不能让官僚作风继续危害大明朝堂。

朱见深的想法很好，可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如果照搬前面几任皇帝的做法，无外乎从官僚集团提拔自己人，重用武勋集团和宦官集团等常规招数，可这些做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就又会回到老路上，朱见深不想重蹈覆辙。

眼见朱见深闷闷不乐，身边就有人劝慰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和臣民都是您的，您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自己呢？很多事情可不能想得太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身边人的劝慰之语点醒了朱见深：对啊，朕是皇帝，而且实权在握，各大利益集团早已衰弱不堪，朕现在完全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想通之后，朱见深也不再纠结，他决定用最简单的方法，从“王臣”和“王土”的角度切入，直击要害，暴力破局。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继位不到一个月的朱见深颁布了一道诏令，任命一个名叫姚旺的人担任文思院副使。这是一种全新的授官方式，不走正规途径，而是由宦官通过“传奉圣旨”的方式授予官职，所有通过这种方式做官的人被统称为“传奉官”。姚旺是大明的第一位传奉官，在当官之前他是一个工匠，具体负责哪些工作，有哪些贡献，为人品行如何等一系列关键信息全部缺失。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定下了非常严格的官员选拔方案，在传奉官出现之前，想当官的人必须通过科举考试，然后在吏部报备，再经过选拔、廷推和部议三大流程才能成为官员。换言之，在明朝当个官费老劲了，考试考不过的人一概不用，家境再好也没辙。只有通过考试后家境优越者才能获得些许便利，可这也有很多忌讳，比如知县以上级别的地方官只能由外地人担任，而且不能长期在某地执政，必须进行适度轮换。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学阀家族搞阶级垄断，更是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因为这不利于大明的长治久安。

据史书记载，当朱见深推出“传奉官”之后，大明的读书人都气得跳脚，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十年寒窗苦读根本毫无意义，因为当他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终于穿上朝服成为官员之后，却必须被迫和一帮不学无术的泼皮无赖成为同僚，这帮人当然无法从科举中脱颖而出，但他们走了后妃和宦官的门路成了传奉官，从此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如果现在的中国仍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中，那么我一定会用最犀利、最尖刻的语言批判这种传奉制度：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些连书都没读过的泥腿子哪有资格和各位状元郎同朝为官呢？这真是败坏纲常、斯文扫地啊！

提起传国四百年的两汉王朝，你首先想到的会是谁呢？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或许是刘邦、韩信、张良、萧何、刘彻等人，再往后则是刘秀和云台二十八将，到了末年还会想到刘备、曹操、孙权、关羽、诸葛亮等人。可在各大权威百科之中，最著名的汉朝人是一位因宫斗失败被杀的宦官，他的名字叫蔡伦；仅次于蔡伦的是一位长期远离权力核心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张骞。蔡伦和张骞为什么比刘邦等人更受权威百科推崇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蔡伦改良了造纸术，张骞开拓了丝绸之路，这些都是对世界造成深远影响的事件，与这两人的成就相比，任何名臣良将的贡献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谈及传奉官的由来时，史书的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并认为这是将“天下公器”变为“人主私器”，从头到尾连姚旺的名字都懒得提，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姚旺这个“第一传奉官”，还要感谢野史和笔记。这种不屑一顾的傲慢倒是很符合我们对那些封建士大夫的印象，毕竟连他们的祖师爷孔子都说过“礼不下庶人”，意思就是说不要苛求老百姓懂礼节，言外之意就是老百姓通常不懂礼节，带着这种认知，他们不能接受姚旺等人登堂入室倒也可以理解。理解归理解，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认同这种做法。所谓的“天下公器”不过是读书人垄断仕途，现在朱见深不允许他们搞垄断，于是又被说成是“人主私器”，这种非黑即白的手段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

在姚旺之后，朱见深又提拔了一批传奉官，他们为官之前的身份是军人、僧道、工匠、画师、医官，为官之后做的也是相关领域的工作，并没有和文人士大夫抢饭碗，可依然备受敌视。但无论如何敌视，朝臣们也无可奈何，他们刚被朱祁镇乱砍乱杀了一通，正处于恢复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朝堂上那个小皇帝瞎折腾。

按照朱见深的本意，他是希望弄出一个全新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只服从于皇帝，内部又不具备形成合力的可能，这才是他从各行各业提拔了许多杂官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人和读书人注定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可问题就在于：一个利益集团要想屹立于朝堂之上，永远都不能缺少读书人。或许有人会说：“想招点读书人当传奉官有什么难的？朱棣当初招读书人当宦官的时候也没人敢反对呀。”问题就在这儿，读书人净身入宫之后，他们的身份就由“读书人”转为“宦官”，文人士大夫自然会和他们划清界限，而且自愿净身入宫当宦官的基本都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类型，他们根本无法撬动文人士大夫的基本盘。用游戏术语来说，文人净身入宫属于开挂，但等级上限被锁死，文人士大夫只要努力练级，有很大的机会超越他们。可传奉官不一样，这属于无任何后顾之忧的开挂，顶多就是被骂几句“皇权走狗”。但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渴望成为“皇权走狗”，并愿意为此巴结皇帝，由文人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集团还有未来吗？当开外挂无任何负面影响时，这款游戏里必然全是外挂，正常玩家要么选择同流合污，要么直接被挤走。朱见深非常清楚这其中的区别，所以他暂时只敢提拔杂官，否则很可能会面临全天下读书人的反扑，这种反扑和官僚集团是否弱小无关，且皇权根本无法承受。

官僚集团很清楚游戏的规则和底线，只要皇帝不敢大肆提拔传奉官，那么他们就不至于被逼上绝路，所以表现在外的架势是官僚集团一个劲儿地反对，而且非常清高，从不与传奉官往来。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凭官僚集团那种贪生怕死、左右摇摆的性格，如果传奉官真能取而代之，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巴结和奉承，然后想方设法加入传奉官的队伍之中。

大家可以想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凭借“九品官人法”混得风生水起，那时的情况可比明朝严重多了吧？读书人和贵族们一个论调，整天高喊“血统有理”“二代至上”。而当朱见深抬出传奉官制度时，官僚集团始终表现出一副“威武不能屈”的样子，这就说明事情根本没有史书所写的那么严重，什么“人主私器”“妃嫔或宦官的私欲”“佞幸当道”……史书里这么一写，大家看一看就得了。

不可否认的是，传奉官之中的确有一些奸佞小人，但我们不能用个例来否定整体。官僚集团中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少吗？贪官污吏少吗？为什么没人说要取缔整个官僚集团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帮家伙虽然都是利益生物，当中也有不少蛀虫，但在小农经济时代，皇权很难根植于基层，所以必须寻找合伙人共同治理国家。既然是共同治理，则必然会出现利益纠纷，到时自然是大家在擂台左右分边站好，当皇权觉得己方实力不足时，自然会想办法拉外援。如果外援足够强大，能令官僚集团感到恐惧，他们就会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高声呼喊：“队长，别开枪，是我！”然后转头加入皇权阵营，拼命打击那些不识天命的顽固派，以显示自己满满的诚意和坚定的信念。

实际上，官僚集团的大多数人就是这么一帮没脸没皮的玩意儿，他们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工匠和画师呢？人家好歹是靠手艺吃饭。这帮人成天摆出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模样故作清高，后世却还有不少人愿意给他们捧臭脚，这真是一件十分魔幻的事啊。我可以把话说得再直白点，这种传奉官制度并不只有朱见深在用，官僚集团内部的上位规则其实和传奉官制度区别不大。

我在前面谈及明朝官员上位的必要流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三大流程其实有许多见不得光的内幕或潜规则。首先是选拔，选拔的标准是成绩，这是客观事实，不容篡改，虽然时常会发生一些科举舞弊案，但整体上还算公正，所以这个环节问题不多，可下一个廷推的环节就很讲究了。嘉靖年间有一位大臣名叫李春芳，他是状元出身，他的为官生涯中有过六次升迁经历，可诡异的是，他这六次升迁都没有经过廷推，全部是特旨升迁，也就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为什么会这样呢？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李春芳是个老好人，从来不带领官员们向皇帝抗争，所以大家不喜欢他。嘉靖皇帝朱厚熜之所以会用特旨提拔李春芳，是因为觉得用这个人非常省心。

那么问题来了，像李春芳这样的状元，选拔肯定是靠前，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结果这个选拔排在第一位的人每次廷推都没他的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你不能讨大家的喜欢，哪怕你是状元，我们也可以让你有苦难言？

史学界总有人说朱见深的传奉官选拔没有标准，可大家看看李春芳的实际案例，难道廷推就有具体标准？真要说有标准，那么传奉官选拔和廷推的标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谁受主事者喜欢，谁就能上位。这种所谓的标准不就是经营人情世故吗？难道只许你们官僚集团拿着官位四处卖好，经营小团体，皇帝一干这事你们就奓毛？

至于后面的部议就更过分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执政期间，内阁首辅温体仁频繁遭到言官弹劾，认为他根本没资格当内阁首辅，本来部议都否了，就怪崇祯皇帝独断专行，这才导致国家灾祸频仍。崇祯皇帝被逼无奈，只得承认自己选错了人，然后请吏部给出名单，重新选定内阁成员。

看看，内阁首辅被骂得狗血淋头，皇帝被迫把整个内阁全部换掉，这就是所谓的“部议”。不明内情的人看到这一幕没准会激动得放声高呼：“哎呀，原来我们在明末就已经实现民主选举了呀！”可实际上呢，这不就是官僚集团内斗的那点事吗？

除了确立传奉官制度，朱见深还在同年干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建立皇庄。

夺门功臣曹吉祥被朱祁镇处死之后，他的家产一直没来得及处理。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朱见深命人没收了曹吉祥的土地作为皇庄。所谓皇庄，就是由皇室直接经营的庄田，所有权属于皇室。

说朱见深建立皇庄其实不太准确，因为早在朱棣执政时期北京宛平县就出现了皇庄，之后的朱高炽虽然仅在位一年，却也弄了两个皇庄。只不过这两位皇帝的皇庄都是由地方官府代为管理，收取的税赋部分用于填补地方财政，部分押送进京，但朱见深的皇庄不一样，是由皇家安排专人直接参与管理，一应税赋全部押送进京，由皇帝全权处理。

史书在提及这件事时自然又是一番指责：身为皇帝，富有四海，却整天与民争利。然而讽刺的是，就在这段记载的后面，史书又说：“从此之后，官员、士绅和勋贵家庭也开始有样学样，经常掠夺百姓的田地。”这意思就是说：“你朱见深的行为就是抢劫老百姓，我们看你捞了一大票却没有受到制裁，心里有点羡慕，所以我们也要抢劫老百姓，从此世风日下，你朱见深作为始作俑者，必须负全责。”这话乍一听似乎有些道理，可细细一咂摸，却发现全是歪理。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你们官僚集团内部不团结，没办法跟皇帝打擂台，却把祸事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不正是鲁迅先生那句名言的真实写照吗？更何况，建立皇庄真的是与民争利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或者说，这个“民”根本就不是老百姓，而是地主、士绅。

很多历史科普读物在介绍明朝时总会说明朝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除税赋，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明一朝，除非获得皇帝特许，否则拥有土地的人都必须缴税，而被免除的是徭役，这是朱元璋定下的制度。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有功名的读书人免税，小民带地投献的事，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既定国策被扭曲了。

朱棣和朱高炽的皇庄收益会有部分纳入地方税收，请大家仔细想想，这部分由皇庄收益抵扣的税收到底是为老百姓抵扣，还是为地主、士绅抵扣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大明的地主、士绅都是海瑞一般的圣人，这可能吗？皇庄的收益必然都被地主、士绅用于抵扣税收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皇庄的收益不再抵扣当地税收时，本应多缴税赋的应该是地主、士绅还是老百姓支付呢？从理论上来讲，自然应该是地主、士绅把皇庄收益的部分填补上，可实际上这部分需要填补的税收肯定会被层层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只要明白了上述几个问题，我们心中就有数了：原本能替地主、士绅抵扣部分税收的皇庄收益被朱见深拿走后，地主、士绅不愿意填补这块本应他们缴的税，所以巧立名目将这部分税收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然后大声嚷嚷着朱见深这是在与民争利，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做法吗？

看到朱见深因传奉官制度和皇庄被痛骂时，我总会想起东汉末年的汉灵帝，这位老兄也曾因卖官被唾骂，就连贤明的诸葛亮也未能免俗，他在《出师表》中对刘禅说：“你爹（刘备）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聊起汉室衰微的原因时总会叹息痛恨桓、灵二帝时期的腐败。”实际上只要我们细细对比分析就会发现，朱见深和汉灵帝的举动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被痛骂的原因也差不多。

史官在谈及汉灵帝卖官和朱见深封传奉官时都说他们是为了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所以用这种方式敛财，如果不给钱，汉灵帝和朱见深就不封官。可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汉灵帝和朱见深是皇帝，他们天生就有资格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如果他们对物质的追求仅限于此，那么只要保持宫廷的既有开销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通过各种“歪门邪道”来敛财呢？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帝对朝臣不信任，所以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财权自然也是权力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封建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史书的说法都是末代皇帝昏庸无道，迷恋美女、宠信奸臣，无数忠臣良将被迫害致死，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了腐朽堕落的旧王朝，建立了万象更新的新王朝。过了两三百年，相同的剧本再次上演。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封建王朝的灭亡有其必然性，因为当土地兼并加剧和“马尔萨斯陷阱”共同作用时，农业国家根本没有抵抗能力，必须除掉既得利益集团，然后通过一次或数次惨绝人寰的大战消耗掉部分甚至大部分人口，这样国家才能焕发新生。汉灵帝和朱见深虽然没学过现代经济学，但道理他们肯定都懂。老百姓无地可种自然只能造反，军人的军饷发不出就有可能哗变。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钱！

皇帝手里没钱，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然后越来越严重。既得利益集团中肯定有聪明人，他们明知道这样下去国家迟早会完蛋，但又怎样呢？这个国家完了，他们可以改头换面，以一种新的身份出现在新的国家，何必为现在这个国家殉葬呢？

除了财权之外，人事权更为重要。皇帝把部分人事任命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事必躬亲，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导者，而在这一过程中，金钱往往会退居次席。

《明史》中记载了监察御史张稷的一番话，大意是说传奉官的水平太差，文官居然有人不识字，武将则有人身患残疾，自古以来哪有这么荒唐的事呢？自古以来当然没有这么荒唐的事，因为张稷完全是在信口胡说，我们先来看看汉灵帝时期的例子。如果用明朝的官员品级来计算，汉朝的三公（司徒、司空、太尉）就相当于明朝的正一品官员，在汉灵帝执政时期，要想成为三公，就必须向皇帝缴纳一千万钱。这笔钱的购买力如何，《后汉书》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从北方调拨一批良马到洛阳，每匹良马的调拨价格约为二百万钱。换言之，想在汉朝成为三公这样的正一品官员，只要花五匹马的价格就差不多了。如果按照今天的物价来算，一匹国产纯种马的价格大概在八千元到两万元，五匹国产纯种马的价格顶多也就十万元。要是再把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因素全部剔除，在十万元的价格基础上再乘以十，变成一百万，大家认为这个数字很离谱吗？如果花一百万就能成为正一品官员，这笔买卖谁不想做？可事实真是如此吗？别逗了，哪有这种好事。

所谓卖官，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在买官之前你至少要有参与竞争的资格，这个资格不是看你的财产，而是看你之前的官位和家世。在汉灵帝时期，最著名的买官者当属幽州名士崔烈，他是幽州望族崔家的嫡系子弟，如果用明朝的官职品级来对比，那就是崔烈曾当过三品太守和二品九卿。当汉灵帝拍卖一品的三公职位时，崔烈希望参与竞拍，最后由于无人竞争，崔烈以五折的价格拿下了三公之一的“司徒”之职。即使是在东汉末年，我相信有能力拿出这一千万钱的富豪肯定比比皆是，因为这笔钱听起来很吓人，但在富豪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五匹马而已。可为什么没人与崔烈竞争，导致他占了便宜呢？因为有资格竞争的人不愿出钱，愿意出钱的人没资格竞争，所以司徒这个职位只能便宜崔烈了。

了解完崔烈买官的过程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的汉灵帝卖官，不过是让那些本来就有资格当官的人额外多掏一笔钱出来。比如崔烈，他先后担任过太守和九卿，如果按照之前的官场规矩，他完全有资格升任三公。可汉灵帝推出新政策之后，崔烈必须多花一千万钱才能升任司徒，否则这个官位就有可能卖给其他有资格升任司徒的人，要是没人竞争，就打折出售，如果打折也卖不出去，那就先空着，等崔烈等竞争者有人交钱之后再予以委任。

如果朱见深想集权，他的做法必然和汉灵帝类似：有水平的直接授官，水平差一些的适当上交部分钱财，但绝不会出现“色盲当画师、残疾人当武将”这种奇葩事，正如东汉末年的富豪根本没资格竞标三公一样：能赚钱当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分配，不能为了一点钱就把面子扔在地上踩，否则皇家尊严何在？

敛财也好，掌控权力分配也罢，其实都是皇权试图与朝臣争夺主导权，这种利益争端本没有善恶之分，史书完全是站在地主、士绅的角度摇旗呐喊，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做法，不足采信。

朱见深刚登基不久就这样急吼吼地弄来一大笔钱到底是想干吗？史书没有明说，但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朱祁镇复位之后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收拾朝堂上的各大利益集团，对地方和境外势力都没怎么管，可能是因为“土木堡之变”输得太惨，他实在没信心管。这就导致朱见深登基之后朝堂上虽然风平浪静，其他地方却风雨飘摇。

北方的朵颜三卫先后被也先和脱脱不花收拾得死去活来，鞑靼趁势开始复兴，建州女真也强势崛起，努尔哈赤的先辈们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南方的荆襄腹地有上百万流民，白莲教等底层宗教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正在暗暗积蓄力量，打算给大明来一记窝心脚。再往南则是两广边境大量少数民族在此聚居，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一场不亚于麓川思任发叛乱的大战即将打响。

这一桩桩一件件哪里都要花钱。朱见深虽然年幼，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更明白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快刀斩乱麻，所以他用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内部倾轧问题，将大量钱粮紧紧握在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不慌，帮助大明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