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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

在也先决定撤军时就曾有人劝他：“干脆把大明皇帝给放了，反正咱们这次已经捞了不少，还是不要过分得罪大明为好。”也先左思右想，终究有些舍不得，最终还是带着朱祁镇一起回到了草原，打算将来再和大明谈判。

在也先看来，自己干脆利落地输掉北京保卫战，又交出了叛徒喜宁，已经算是给了大明一个交代，他们也不至于过分逼迫自己。可回到草原之后，脱脱不花立刻来信指责也先，大意是说他罔顾草原的集体利益，在战争中犹豫不决，这才导致没能攻下北京，错失了大好良机。脱脱不花明摆着无理取闹，也先要是真有本事打下北京，又怎么会对他这样一个已经式微的大汗无可奈何呢？但从理论上来说，脱脱不花的确有资格指责也先，因为他在辽东打得有声有色，并且摆出一副随时会南下的样子。当然，谁都知道脱脱不花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但毕竟也先率先撤退了，所以脱脱不花抓住机会立刻开始借题发挥。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脱脱不花强势出击，也先只得左挡右闪，根本没时间再管朱祁镇这位太上皇。基于朱祁钰的利益，他当然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出手，万一也先抵挡不住，真把朱祁镇放回来怎么办？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先离开大明境内时做的两件事都很漂亮。可问题就在于，大明的重要决策朱祁钰并不能完全做主，当大明朝臣得知也先的窘境后，立刻要求朱祁钰出兵报土木堡之仇，把太上皇接回来，朱祁钰被逼无奈，只得开始频繁出招，大有和脱脱不花联手干掉也先的架势。面对这样的情形，也先只得自认倒霉，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就把朱祁镇给放了回去，希望大明能够高抬贵手，别再为难自己。

就这样，被俘一年之后朱祁镇再度回到北京城时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除了朱祁钰。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在欢迎呢？这很好理解，因为朱祁镇被俘是整个大明的耻辱，现在能把他接回来，虽然还是没能抹去耻辱，但好歹能淡化一些，将来有机会讨伐瓦剌报仇就是。在朱祁镇回国之后，大明朝堂上下绝口不提“土木堡之变”，只说朱祁镇亲往草原“北狩”。

朱祁钰之所以不欢迎朱祁镇的归来，那就更好理解了，皇位本属于朱祁镇，自己虽然遥尊他为太上皇，可太上皇显然应该是皇帝的长辈，而朱祁镇和朱祁钰却是兄弟，这个称呼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如果仅仅是称呼倒还好说，可随着朱祁钰登基，这对兄弟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奇怪，所以当朝臣们决定趁也先无暇南顾出手把朱祁镇接回来时，朱祁钰大发雷霆，认为当务之急是赶快灭掉瓦剌，之后才能考虑其他事。

朱祁钰的这一举动就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和朱棣两位雄主努力了五十多年都没能灭掉草原势力，到朱祁钰时代，大明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军事实力已经不如开国之时，哪还有能力彻底灭掉瓦剌呢？朱祁钰就是想千方百计阻挠朱祁镇回国，可朝臣们迫切地想要摘掉头上那顶耻辱的帽子，所以双方开始角力。

朱祁钰本来就没有多少实力，他之所以能成为皇帝，完全是因为各大利益集团相互妥协，所以朝臣们没费多少工夫就定下了压迫也先、迎回朱祁镇的计划。在朱祁镇回国之后，于谦还劝慰朱祁钰：“您之所以能当皇帝，是上天注定的，太上皇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您还是放宽心吧。”朱祁镇回国已成既定事实，朱祁钰也只得捏着鼻子认了。

于谦的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如果不出意外，满朝文武应该都不会接受朱祁镇继续当大明的皇帝，因为他有黑历史，做过瓦剌的俘虏。可万事无绝对，朱祁镇毕竟当了十四年皇帝，朱祁钰并不敢忽视他的影响力，所以在朱祁镇回国之后，朱祁钰立刻把他安排到南宫监视居住，其实就是软禁。

对于弟弟的安排，朱祁镇没有多说什么，自己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能从草原上活着回来就已是万幸，甭管南宫北宫，能有个地方住着就行，先这样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可朱祁镇没想到的是，他在南宫一住就是七年。据史书记载，在这七年里，朱祁钰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还派锦衣卫严密看管，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与朱祁镇接触。朱祁镇及其后妃的一日三餐都由小洞递入，而且有时送有时不送，这导致朱祁镇一家经常挨饿，他的正宫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从小洞递出去托人变卖，赚点钱补贴家用。把朱祁镇一家逼到这种地步，朱祁钰认为还不够，他把南宫附近的大树全部砍掉，防止有人藏在树上和朱祁镇联系。

这个说法虽出自正史，但我认为可信度极低，很可能是朱祁镇复位之后编出来抹黑朱祁钰的，但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是：朱祁镇在南宫居住的七年时间里先后生下了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由此可见，朱祁镇的南宫生涯应该是极其无聊的，但绝不至于缺衣少食，否则他拿什么养活十个孩子呢？朱祁钰不让朱祁镇掌握权力，作为弥补，自然会在物质方面尽量满足，那毕竟是他的哥哥，更是前任皇帝，这个政治影响还是要注意。

无论是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终归都只是防御，朱祁钰要想摆脱朱祁镇的阴影就必须想办法让皇位的传承稳定在自己这一系。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朱祁镇被俘时他的长子朱见深仅有两岁，还不是太子。当朝臣奏请孙太后，希望能够拥立朱祁钰登基时，孙太后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立朱见深为太子，得到承认后才拥立朱祁钰登基。这其实是孙太后划出的一条线，朱祁镇可以不当皇帝，但在朱祁钰百年之后，必须把皇位还给朱祁镇一系。这其实可以理解，朱祁镇才是孙太后的亲生儿子，朱祁钰则是吴贤妃所生，虽然他们都管孙太后叫母后，但毕竟亲疏有别。

现在朱祁镇回国，朱祁钰没有了安全感，于是打算动一动朱见深的太子之位，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取而代之。只要能拿到太子之位，自己的支持者必然会增多，朱祁镇翻盘的空间就会变小。朱祁钰的想法很好，但当他试探性地提出废太子一事后，立刻招致两个人的强烈反对。

第一个反对者自然是孙太后，朱见深是孙太后立的太子，而且是先立太子再拥立朱祁钰登基，朱祁钰打算废太子的举动自然会招致孙太后的强烈不满。第二个反对者是朱祁钰的正宫汪皇后，朱见济虽然是朱祁钰的长子，但他只是庶长子，并非正宫汪皇后所生，他是杭嫔的儿子，一旦朱见济成为太子，杭嫔就有可能取代自己成为皇后，这是汪皇后难以接受的。

史书对朱祁钰的评价是柔弱且没有主见，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征求别人的同意，一旦有人反对，他就会自我否定。可唯独在废太子这件事情上，哪怕孙太后和汪皇后强烈反对，朱祁钰依然咬牙硬顶。他先是罔顾孙太后的建议，然后又废掉了汪皇后，并通过贿赂朝臣的方式让大家不要站队。最终朱见深被废，搬到别宫生活，比朱见深小一岁的朱见济成为新太子。

太子换成了自己的儿子，朱祁钰心中的那块大石终于落下，他觉得这下稳了，皇位必然会在自己这一系传承下去，朱祁镇就老老实实地当太上皇吧，他再无翻盘的机会了。可就在一年之后，年仅五岁的朱见济却突然夭折。朱见济到底是怎么死的？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主流观点认为是因病夭折，也有人认为是朱祁镇余党下毒，更有人认为是朱祁镇余党与孙太后里应外合。但无论是哪种观点，几乎都找不到旁证，在提及此事时通常只是一笔带过，所以我们也很难得出结论。

尽管无法确定朱见济真实的死因，但他的死对朱祁钰的打击非常大。朱见济是朱祁钰唯一的儿子，为了能让这个儿子当上太子，朱见济得罪了孙太后，还废掉了汪皇后，更是低声下气地向朝臣行贿。如果这件事最终能够办成，或许还会有人说朱祁钰像勾践一样懂得隐忍；可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并不好，因此很多人对朱祁钰的评价直接降了好几个档次，觉得他无能又懦弱，让这样的人当大明天子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朱祁镇本人并没有直接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他一直被软禁于南宫之中。可当他冷眼旁观了一系列废立太子的闹剧之后，认为朱祁钰毕竟水平有限，眼界和格局都不行，自己只要运作得当，完全有机会夺回皇位。于是，朱祁镇开始积极活动起来，他做出的第一次努力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刀案”。

之前我说过，王振是唯一陪伴朱祁镇长大的宦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王振是唯一有资格作为朱祁镇的亲随宦官跟在身边，而不是说朱祁镇身边只有王振一个宦官，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皇帝的待遇未免也太寒酸了，要知道，朱祁镇继位时只有八岁，正是人憎狗嫌的年龄，这种时候身边更不能缺少伺候的人，老宦官阮浪就是其中之一。据史书记载，阮浪是在朱棣执政时期入宫的宦官，服侍过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朱祁钰五位皇帝，堪称“五朝老宦”，资历和能力都是宦官中的佼佼者。朱祁钰登基时，由于阮浪年事已高，所以被分配到偏远的南宫任看守。朱祁镇回国之后被软禁在南宫，朱祁钰当时本想把阮浪换掉，理由是阮浪年老，担心他伺候不好太上皇。但孙太后认为阮浪伺候了朱祁镇十多年，让他看守南宫最合适，所以就没有进行人事变更。

朱祁镇住进南宫之后很少有人再来看望他这位“前任皇帝”，而阮浪却一直尽心尽力地服侍着他，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做法令朱祁镇十分感动，所以在阮浪生日那天，朱祁镇将一把随身佩戴的金刀送给阮浪作为生日礼物。

能让朱祁镇爱不释手且随身佩戴的物件必然是精美异常的罕见之物，阮浪得到金刀之后时常会拿在手里把玩，异常珍爱。某天，一个名叫王瑶的宦官前来拜见阮浪，见到了这把非常漂亮的金刀，于是软磨硬泡地恳求阮浪把金刀借给自己玩玩。王瑶入宫之后一直是阮浪带着做事，有点师傅带徒弟的意思，两人关系非常好，因此阮浪也没有吝惜，直接把金刀送给了王瑶。

王瑶拿到金刀之后也像阮浪那样没事就拿出来显摆，引来了不少艳羡的目光。朱祁钰有一个亲信叫卢忠，是锦衣卫指挥，当他得知此事后便试图将金刀据为己有。某天，卢忠设了一个局，成功灌醉王瑶后偷走金刀，并前往朱祁钰处告发：“太上皇与阮浪、王瑶等人勾结，图谋复辟，金刀是非常重要的信物。”朱祁钰本就像防贼一样地防着朱祁镇，于是立刻将此事当成头等大案来办，阮浪和王瑶也在第一时间被逮捕下狱。

朱祁钰责令二人坦白从宽，但阮浪和王瑶认为自己非常无辜，这把金刀只是生日礼物，根本没什么可坦白的。朱祁钰问不出口供，于是下令严刑拷打，阮浪和王瑶被收拾得死去活来，却依然没有胡乱攀咬。朱祁钰看他们还不招供，于是命卢忠出面当场对峙，卢忠心里很清楚，这全都是自己胡编乱造的，这事万一被朱祁钰得知，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试图蒙混过关。

既然原告是个疯子，那么阮浪和王瑶应该是无辜的，可朱祁钰早就想收拾朱祁镇，自然不愿错过这个良机，于是决定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由于年龄大资历老，又有孙太后出面求情，因此逃过了一劫，但没过多久就在狱中病逝。

“金刀案”的故事虽见于正史，但其中硬伤颇多。

第一，朱祁镇虽不再是皇帝，但至少也是太上皇，阮浪能得太上皇赐刀，而且是作为生日礼物赏赐下去的，这是一种殊荣，他怎么会把金刀转送给王瑶呢？普通人都知道，生日礼物是不可以转送的，因为这是朋友的心意，如果这份礼物是长者或领导所赐，那就更不能转送了。

第二，卢忠是朱祁钰的亲信，如果他只是贪图金刀，完全可以央求朱祁钰送他一把。金刀虽然罕见，但对皇家而言也算不上什么稀罕物，卢忠何必要把事情搞这么大呢？就好比明明可以用小巧轻便的指甲刀剪指甲，卢忠却抽出一把西瓜刀切指甲，哪有这么办事的？

第三，如果朱祁钰真想收拾朱祁镇，就绝不可能点到为止，卢忠疯了又怎样？阮浪和王瑶已经落网，只要刑罚用得好，不愁问不到口供，难道朱祁钰连“屈打成招”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所谓的“金刀案”其实远比史书描写的更为复杂，朱见济去世后朱祁镇第一次尝试夺回权力，宦官集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虽然最终由于泄露机密而失败，但朱祁钰并不敢追责，最终以卢忠发疯、王瑶处死和阮浪囚禁而告终。

从此之后朱祁钰更是小心防范，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要大做文章。可当时间来到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再也无力防范了，他身患重病，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眼看就要不行了。就在此时，“夺门之变”发生了。据史书记载，在朱祁钰病重之后，由于他的独子朱见济已经夭折，所以朱祁钰这一系无后，皇位归属成为最引人关注的议题。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都认为此时应该复立朱见深，毕竟他曾为太子，毫无过错而被废，实在是不应该。三人写好奏折后本打算立刻上奏，可当时天色已晚，所以约定次日再将奏疏递上去。

曾带头拥立朱祁钰的左都御史王文则认为，先帝朱瞻基的五弟襄宪王朱瞻墡为人宽厚，是最合适的人选，朱见深被废虽然有些冤枉，但既然已经被废就不应复立，否则陛下（朱祁钰）颜面何存？再者，此时的朱见深年仅十岁，上一位幼年天子（朱祁镇）弄出了土木堡之变，这可是国耻啊，你们难道不清楚吗？现在又要立一位幼年天子，万一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再闹出什么事，这个责任谁来担？

两派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可就在这时，第三派开始行动了。太子太师石亨与前府右都督张軏、宦官曹吉祥达成一致，想办法与太上皇朱祁镇取得联系，强行拥立他复位，三人商议妥当后便立刻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曹吉祥前往求见孙太后，以争取她的支持。孙太后自然不会反对，朱祁镇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当然希望皇位的传承能回到亲生儿子这一系。石亨和张軏则前往求见“迁都派”代表人物徐有贞，希望他能说服迁都派支持朱祁镇复位。徐有贞代表迁都派提出了一个要求，石亨和张軏犹豫片刻便答应了。

条件谈妥之后，徐有贞找到了年近七旬的王骥老将军，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助朱祁镇复位。王骥一口答应，不但亲自出马，还把儿子和孙子全部带在身边。

搞定徐有贞之后，张軏借口瓦剌袭扰边境，自己奉命前往京营调兵，石亨找到曹吉祥，然后与徐有贞、王骥会合。过了一段时间，张軏率军赶到。万事俱备，石亨拿出皇城钥匙打开城门，顺利迎出朱祁镇，然后率领众人跪拜，山呼万岁。

第二天，当群臣走上朝堂准备行礼时，却突然发现皇帝已经换成了朱祁镇。正在惊愕间，徐有贞带头大喊：“太上皇复辟！”然后立刻就有部分臣子下跪行礼，其他朝臣无奈，只得跟着下跪。朱祁镇复辟之后废朱祁钰为郕王，并将他软禁于西内永安宫，一个月后，朱祁钰去世，死因不明。

有人说朱祁钰是自然病逝，因为他本就病重；也有人说朱祁钰是被朱祁镇谋杀的，因为就在朱祁镇复辟后的几天内他亲口表示朱祁钰的病情有所好转。当然，我们同样不能排除朱祁钰“回光返照”的可能。但由于一切已经尘埃落定，朱祁钰到底是怎么死的，其实并不重要。

只要看懂了“金刀案”，再来看“夺门之变”，思路瞬间就会通畅许多。在“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等一系列战争之后，宦官集团和功臣集团元气大伤，官僚集团也分成了好几派，当实力对比悬殊、利益分配不均衡时，矛盾自然会被暂时隐藏。当朱祁钰病重之后，这股矛盾立刻出现爆发的倾向，利益应该如何再分配呢？

我们来扒一扒“夺门之变”的主要参与者：石亨于宣德九年继承其父官职，后曾为大同守将；张軏是已故名将张辅之弟，曾参与征讨麓川思任发叛乱；王骥则是平定麓川思任发叛乱的有功之臣，长期依附于宦官首领王振；曹吉祥是实权宦官，征讨麓川时曾任监军。

从上述名单中可知，除了石亨，其他人均与征讨麓川有关。众所周知，征讨麓川与官僚集团的关系不大，主要负责人是宦官集团的王振和功臣集团的张辅。石亨虽未参与征讨麓川，但他在朱祁钰手下位高权重，且与多位功臣之后有深交。史书把“夺门之变”称为某几个人利欲熏心的杰作，其实大错特错，这是由于各大利益集团的诉求不一，表现在外就是重臣石亨牵头，宦官集团与功臣集团中的“麓川系”联合，并与官僚集团中的“迁都派”达成协议，三方共同发力，成功拥立朱祁镇复位。

朱祁镇复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为“天顺”，表示自己的举动是“顺天应人”。他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文、于谦逮捕下狱，并于数日后处死。杀王文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是带头拥立朱祁钰登基的人，且又在朱祁钰病重之时谋立襄宪王朱瞻墡，无论是朱祁镇还是孙太后，对王文都恨得咬牙切齿，他死得一点也不冤，可于谦为什么会被下狱处死呢？有人说是因为于谦同意拥立朱祁钰，犯了朱祁镇的大忌。这是讲不通的，拥立朱祁钰的首功之臣是王文，其他人都是附议者，如果这种罪都该杀，那么大明朝臣应该尽数诛杀才对，为什么偏偏只杀于谦呢？如果朱祁镇的诛杀对象只是朱祁钰手下的高级官员，那么王直和胡濙为什么只是被简单地责骂几句，而于谦一定要被处死呢？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于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反衬出朱祁镇的无能，所以才招致杀身之祸。这同样讲不通，“北京保卫战”到底是怎么回事，朱祁镇一清二楚，就算是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土木堡之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非战之罪”，朱祁镇也不至于因为这种事滥杀无辜。还有人说，于谦虽然在表面上赞同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他早就和王文达成协议，由王文暗中迎接襄宪王朱瞻墡入京继位，于谦则把京营守备部队的指挥权控制住，双方里应外合玉成此事。这个说法就更不靠谱了，就算王文真想接朱瞻墡入京，也得人家想来啊，谁都知道，朱瞻墡一向不敢对皇位表现出兴趣，要不然他早就莫名身故了。至于说于谦控制京营守备部队，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于谦的职权范围，他凭什么控制？

事实上，于谦之死，主要与“迁都派”有关。徐有贞代表“迁都派”参与“夺门之变”与“麓川系”达成协议：我们帮你们救皇帝，你们帮我们杀叛徒。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当初徐有贞提议迁都时，于谦本人身为江南乡党成员之一，又在数年前被他们营救出狱，欠着一份不小的人情，按说他应该支持迁都才对，可他却在关键时刻挑头反对，这才使得迁都南京的行动失败，“迁都派”因此对于谦动杀机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除了上蹿下跳的“迁都派”，于谦之死或许还涉及另一个庞大到无法忽视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就是全体朝臣。于谦当初挑头反对迁都的做法很好也很及时，这应该为他赢得了不少朝臣的友谊和赞许，更为他赢得了朱祁钰的信任，在朱祁钰执政的八年时间里，于谦一直受到重用，说大权独揽似乎过了点，但国家大事如果没有于谦的支持，哪怕是皇帝朱祁钰也不敢擅自做主。

史书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朱祁镇复位之后，立刻敲钟召集群臣参加朝议，病重的朱祁钰听到钟声后问旁边的人是不是于谦在敲钟，可见在朱祁钰看来，自己卧病在床时只有于谦才能出面敲钟召集群臣参加朝议。

在这位高权重的八年时间里，于谦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从朝臣的反应来看，大家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于谦干得不怎么样。当朱祁镇问责王直和胡濙时，有许多朝臣出面说情，希望朱祁镇能够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要过分株连，王直和胡濙也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对国家和陛下是绝对忠诚的，朱祁镇就坡下驴，这事便轻轻揭过。如果朱祁镇在处理于谦的问题时朝臣们也能站出来为他说情，于谦本人也会像王直和胡濙那样，声泪俱下地表示忏悔，那么朱祁镇完全可以略微松松手，将处死于谦改为流放。可当朱祁镇做出处死于谦的决定之后，根本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于谦为什么不受朝臣欢迎呢？我认为可以从他的性格上分析。于谦留下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石灰吟》，大家在课本上应该都背诵过，是不是觉得于谦一身正气呢？但您可千万别忘了，封建官僚这种生物，懂利益、懂时局、懂形势、懂进退，但就是不懂何谓正气。朝堂上突然出现了于谦这样一位一身正气又位高权重的臣子，官僚们在欺负皇帝时是不是就会多一些顾虑呢？当他们互相倾轧时是不是就会多一些阻力？当他们笑纳各种贿赂时是不是会凭空冒出一身冷汗？于谦的性格应该是刚正不阿的，这种人通常爬不到高位，官僚们完全可以用“以势压人”的方式收拾这类人。但出于特殊原因，于谦突然崛起于大明朝堂之上，不但脾气极硬，地位还特别高，“以势压人”的招数对他根本不管用，这下该怎么办呢？官僚们冥思苦想都没能想到解决办法，但当夺门功臣和“迁都派”达成干掉于谦的协议之后，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看热闹，心里指不定有多高兴呢：于谦啊于谦，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是总喜欢一本正经地给我们上课吗？拜拜了您嘞！

于谦被杀之后立刻有人为他喊冤，认为于谦绝没有反心，他是绝对拥护陛下的人。这真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于谦被下狱时这帮人在哪儿呢？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这群官僚，他们非常清楚，像于谦这样的人必然会在史书中留下好名声，现在于谦死了，自己只要注意方式方法，用一种不得罪皇帝的方式为他喊个冤，说不定自己也能在史书留下一笔！当然王文就没有这个待遇了，他是力挺朱祁钰上位的首功之臣，为他喊冤的危险性太大。

其实从个人角度来看，朱祁镇并不愿意杀于谦，于谦并没有得罪过他，而且非常有能力，从脾气秉性来看，于谦也是个天生做孤臣的料，皇帝最喜欢这类臣子，至少朱祁钰就非常喜欢于谦，而朱祁镇也没有任何主动下杀手的理由。可“迁都派”是“夺门之变”的大功臣，徐有贞更是带头大喊“太上皇复辟”的人，朱祁镇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不得不还，而朝臣们冷漠的态度也让朱祁镇很难办。

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朱祁镇复位之后曾在与新任吏部尚书李贤的交谈中大肆称赞夺门功臣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认为他们都是社稷股肱之臣，李贤听罢立刻反驳道：“皇位本来就属于陛下，又何必夺呢？此三人分明是贪天之功、无耻之尤，当初他们还打算拉我入伙，我没同意。”朱祁镇这才恍然大悟，然后开始调查“夺门之变”的内幕。数年之内，石亨和曹吉祥先后被杀，徐有贞被贬。

我相信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但朱祁镇绝不是因为李贤的提醒才想起来要调查“夺门之变”的内幕。我个人的看法是，朱祁镇复位之后，夺门功臣获得了极佳的发展机会，隐隐有势大难治的迹象，因此朱祁镇借机干掉了夺门功臣，也算是变相地帮于谦报了仇。可惜的是，朱祁镇或许能够以各种理由收拾徐有贞，但绝不能公开为于谦平反。杀于谦是当初答应“迁都派”的条件，朱祁镇要是为于谦平反，别人难免要骂他忘恩负义。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朱祁镇拉不下面子，所以即使他愿意除掉那些力主杀于谦的人，也不愿意为于谦平反。大家要知道，朱祁镇可是当过俘虏的皇帝，威信本就所剩无几，再为于谦平反，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既然是父亲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那就由儿子来做吧。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六，朱祁镇病逝于北京，享年三十七岁。同年正月十九，年仅十七岁的太子朱见深继位，次年改元成化。

朱见深继位之后立刻把被流放的于谦之子于冕召回北京，于冕回到北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替父鸣冤，朱见深接到上疏后立刻为于谦恢复名誉，并在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是于谦保卫了社稷，由于他坚持公道，所以才被权臣和奸臣共同嫉妒。先帝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于谦冤枉，朕也非常怜惜他的忠诚。”

彼时朱见深刚刚登基，他本人和于谦并无交情，没必要这么急吼吼地为于谦平反。故此我认为，朱见深在诰文里所说的“先帝知道于谦冤枉”应该是事实，为于谦平反应该是朱祁镇私底下嘱咐朱见深的事，他对于谦隐隐有些愧疚。于谦的平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根本无人反对，这和于谦被捕时无人说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说明，在大家看来：你于谦确实很冤枉，但你最好别活着，等你死了以后我们集体同意为你平反，然后央求陛下给你一个显赫的身后名，这也算对得起你了吧。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倒不是想让这帮人为于谦的死负怎样的责任，而是在说一种现象，后世读者在了解于谦的遭遇之后第一反应是于谦多么冤枉、朱祁镇和朝臣们多么冷血，可一旦他们的身边出现一位于谦这样的人物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人真讨厌”，这就是亘古不变、赤裸裸的人性啊。

大明起自朱元璋，兴自朱棣和朱高炽时代，在朱瞻基时代面临转型，又在朱祁镇时代陷入低谷，这一切既是封建王朝自身弊端凸显的必然，又有执政者奋力挣扎的偶然。如果朱祁镇死在了土木堡，如果朱祁钰能够健康长寿，如果朱见济没有夭折，我们所看到的大明史或许会完全不一样。

朱祁镇的前半生足够精彩，后半生则尽显荒诞。世人提起朱祁镇时总是贬大于褒，认为他是明朝最差的皇帝之一。可在我看来，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后虽然昏着百出，但他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方法破了局，一切的矛盾和争端都由他而起，也由他而止，他的继承人朱见深之所以能够在一个较为宽松的执政环境中开启大明的伟大复兴，也有朱祁镇的一份功劳在里面，这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