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参观行为与体验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通过问卷调查回答三个层次的研究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对参观自身特征的探讨，第二个层次关注的是参观者与他人互动及相互影响，第三个层次探讨的是参观博物馆对个体的认知方面、情感和创造力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层次，布迪厄和福尔克关于参观者的研究揭示了参观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活动，受到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折射着个体的价值观念、艺术旨趣和文化认同。

人格特质正是综合反映个体的成长环境、精神风貌决定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第五章的一开始我们谈到，研究者已经通过先进的手段，捕捉到不同人格特征的参观者在博物馆里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过程和行为模式（Celli, 2016）。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人格特征是洞悉参观者差异的窗口。而大五人格是当前人格研究领域，最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的理论架构，广泛地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情境。

认同，相对于人格特质，更富有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个体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和什么是有意义的。因而，认同是研究文化相关行为的经典视角。认同感就像是一面棱镜，折射着人们看待文化、看待博物馆的眼光，影响着个体是否选择将博物馆当作丰富自身经验的文化意库，也主导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去博物馆的记忆和意义。人格与认同都是个体在与他人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沉淀下来的，是稳定的、长期的信念系统。

参观博物馆的行为，是稳定的信念系统与不稳定的情境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研究参观者的行为模式时都要纳入考虑。此外，既往的研究，有的关注个体参观博物馆的习惯，有的关注某一次的参观行为，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反映的是参观者对待博物馆一般意义上的态度，受本人个体的偏好（如人格和价值观）的主导，后者则更多地反映了个体对某个特定博物馆的喜好，也更容易受到情境、目的（动机）和他人的影响。在问卷调查中，我们用“过去一年去博物馆的次数”和“此次参观的时长”两个指标来测量参观者的行为模式，并分析人格、价值和动机与行为模式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我们探讨的是人际层面的问题。与他人一同来参观博物馆的参观者占多大比重，这些陪同者是什么身份，他们在参观过程中是否会对展品展开讨论，这些讨论在谈话内容中占到多大比重？进一步而言，他人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参观者对展品的理解和感受？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讨论的，就认知和情感而言，参观博物馆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外，这些影响是否会因参观者的不同属性而不同？

认知方面，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传播自然、历史、文化、艺术等特定的知识。然而，本书所探讨的认知影响不是针对具体的知识而言的，而是广泛意义上，参观博物馆是否能让人感到思维活跃（active）或备受启发（inspired）等宽泛意义上的认知体验。情绪方面，试图探索参观博物馆是否能给参观者带来积极的情绪影响，例如积极情绪相对增多，消极情绪得到一定缓解等。此外，那些经常参观博物馆的人，相比不经常参观博物馆的人，在认知和情感的变化方面是否会有差异？问卷还询问个体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对“丧失时间感”的程度，从而衡量参观者在多大程度上体验到了心流的产生。

（二）研究工具

1. 社会人口学信息

本书涉及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国籍。

2. 博物馆参观习惯和行为

一是过去一年中参观博物馆的次数，分为从不、1～2次、3～5次、5～8次。二是此次在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长，分为少于半小时、半小时到一小时、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两小时到两个半小时、超过两个半小时。三是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时的年龄。四是此次跟谁一起来，分为朋友、恋人、家人、独自前来。如果有人陪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对展览的理解和对博物馆的整体体验（10%～100%）。

3. 人格

本书选择简版的大五人格量表（Gosling, Rentfrow, Jr, 2003），包含开放性（openness）、宜人性（agreeable）、神经质（neuroticism）、外向性（extroversion）和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五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的方式，被试在1（即完全不同意）到7（即完全同意）的尺度上评价10个条目对自己的符合程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6～0.82。

4. 价值观

本书选用社会价值观量表（Davidov et al., 2008），共包含10个条目，对应10种价值取向。被试需要在每个条目上，评价该条目中的价值取向对自己的重要程度。10种价值分别是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仁爱主义（benevolence）、传统（tradition）、遵从（conformity）、安全感（security）。本量表也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的方式，被试在1（即完全不同意）到7（即完全同意）上选出符合自己的选项。

5. 认知和情绪

本书选用了11个词来测量被试参观前后在认知和情绪上的变化及其幅度（Watson et al., 1988）。认知相关的词汇有：活跃的（active）、不确定的（uncertainty）、被淹没的（overwhelmed）、被启发的（inspired）。情绪相关的词汇有：平静的（peaceful）、抑郁的（depressed）、焦虑的（anxious）、紧张的（nervous）、挫败的（frustrated）、愤怒的（irritated）、沮丧的（upset）。变化的幅度用表5.2中的尺度轴来衡量。

问卷中的指导语如下：“请评价您参观博物馆前后在认知和情绪上的改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5”到“-1”代表相应感受从大幅度降低到小幅度降低；“0”代表没有变化；依此类推，“1”到“5”表示的是相应感受从小幅度增加到大幅度增加。

表5.2 情绪变化条目示例

6. 心流

心流体验比较复杂，很难用问卷测得，目前尚没有对心流体验进行测量的量表。齐克森米哈利强调心流体验的典型特征是，个体在活动中由于高度集中和沉浸，从而丧失了对时间的感知（lost sense of time）（Csikszentmihalyi, 2014）。本书以询问参观者对时间感丧失的程度来衡量心流。

（三）样本描述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如表5.3所示。样本抽取虽然是随机的，但女性参与者远高于男性参与者。被试的年龄13～65岁不等，平均年龄约为25岁。就受教育程度而言，本科及以上学历占44.4%。所有被试中，荷兰本国人所占比重最小，非欧盟国家人其次，绝大多数被试来自荷兰以外的欧洲国家。

表5.3 样本概况

注：样本=178。

如表5.4所示，86.5%的参观者在18岁及以前就参观过博物馆。参照布迪厄的研究，他以24岁为界线，只有3.0%的参观者是在24岁以后才首次进入博物馆（Bourdieu, 1990）。

本书以26岁为界线，是参考欧洲某些博物馆数量繁多且发展成熟的国家，把26岁定为是否能够享受包括免费参观博物馆在内的多种福利的分界线。例如，法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相关政策，持有欧盟成员国身份证件的26岁以下年轻人，可以免费参观法国的50家国立博物馆以及上百个国家历史文物古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政策有助于激发年轻人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参照这个标准，只有2.8%的参观者直到26岁才首次进入博物馆。

表5.4 参观者首次去博物馆的年龄

注：样本=164，其余为缺失值，参观者反映无法回忆起何时第一次去博物馆，故没有作答。

值得一提的是，近40.0%的参观者在学龄前（7岁及以下）就参观过博物馆。这一结果，其实比布迪厄用24岁的划界阐明个体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在早年因受到家庭的影响而定型显得更有说服力。7岁在一般意义上显然尚未具有所谓的解码能力。然而正如涵化理论所强调的，媒介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在个体的兴趣爱好、信念行为尚未定型时，媒介对人的影响可能更有效。这引发了笔者进一步设想：参观者首次进入博物馆的时间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他（她）在平时参观博物馆的习惯（次数）？在随后的分析中，笔者对这一设想做出检验分析。

此外，对大多数已成年的参观者来说，第一次去博物馆的经历已相去久远，将近8%的参观者无法回忆出当时的年龄，因而没有填答。个体的参观习惯被操作化为——过去一年中参观博物馆的次数，表5.5是对这个行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5.5 过去一年中参观博物馆的次数

注：样本=178。

不同参观者对博物馆的态度、参观目的、习惯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不能不加区分地做分析。结合表5.5中参观者参观次数的分布状况，考虑到分类时需要实现不同群组之间有较高的区分度，故按照参观者报告的参观频次把他们分类，分别是：过去一年中从未参观过博物馆（0次）、偶尔参观（1～5次）和经常参观（5次以上）三类。不同类别中参观者的数量及占比呈现在表5.6中。

表5.6 按照参观频次划分的三类参观者

注：样本=178。

最后，对参观者此次在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长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5.7），发现绝大多数参观者停留的时间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所有参观者停留的平均时长是两个小时左右（M=4.16, SD=1.39）。

表5.7 本次在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长

注：样本=178。

二、分析发现

（一）主导参观行为的个体因素：人格与认同

1. 人口统计学及相关因素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本书依次探讨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初次参观博物馆的年龄、人格、社会价值认同对博物馆参观行为的影响。

第一步，延续样本描述中对参观者的分类，考察从不参观博物馆、偶尔参观博物馆与经常参观博物馆的三类参观者，在基本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在前一小节的样本描述和分析中遗留了一个问题：基于布迪厄的观点，个体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在成年早期（24岁之前）就埋下了伏笔（Bourdieu, 1990），意味着早年去博物馆的经历会塑造个体的参观习惯。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本书样本中约40%的参观者在基础教育学龄前就造访过博物馆，那么，三种类型的参观者，是否在“第一次参观博物馆的年龄”这一变量上就有明显的不同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把三类人在“受教育水平”“当前的年龄”，结合“第一次参观博物馆的年龄”和“本次在博物馆停留的时长”四个因素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做了方差分析。

为了防止过多分析过程对阅读的干扰，笔者把三类参观者分别在四个因素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补充在书后（详见附录C），在表5.8中呈现了差异性检验的分析。

表5.8 三类参观者在多因素上的差异检验

注：样本=177（其余缺失）, *表示 p<0.05, ***表示p<0.001。

如表5.8的结果显示，过去一年中从来没参观过、偶尔参观和经常参观的三类人在当前的年龄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在受教育程度上三类人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表现为偶尔参观者与从不参观者的差异（均值差：MD=0.865, p<0.001）；以及经常参观者与从不参观者的差异（MD=0.865, p<0.001）。结合受教育程度的测量尺度（见附录C），从不参观者的受教育程度均值为3.37，即初中学历上下，偶尔参观者与经常参观者的分别是4.23和4.24，即高中学历以上。因而，高中学历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可供参考的分水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个体很有可能成为博物馆的常客。

值得注意的是，三类参观者在初次造访博物馆时的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偶尔参观者和经常参观者比从不参观者初次进入博物馆的年龄明显都要小（MD=-5.937, p<0.001; MD=-6.363, p<0.001），年龄的分野大概在7～8岁。这个结果表明，参观者对博物馆的喜好早在8岁左右就埋下了伏笔，始学龄期的参观经历对个体是否成为博物馆的爱好者有显著的影响。此外，过去一年经常造访博物馆的参观者与过去一年中完全没去过博物馆的参观者相比，此次在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间明显长一些（MD=0.741, p<0.05），结合问卷设置的测量尺度，停留时长的差值约为45分钟。

2. 人格因素

大五人格与在过去一年中去博物馆次数的相关分析发现（见表5.9），五个人格维度中，外向性和开放性与去博物馆的次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192, p<0.05; r=0.163, p<0.05）。

表5.9 大五人格与过去一年去博物馆次数、此次参观时间的相关关系

注：样本=178, *表示p<0.05。

外向性描述的是个体对交际活动的喜爱程度。一般而言，外向性程度越高，个体越喜欢跟他人交往。根据心理学家对大五人格各个维度的描述词，可以把握参观者的性格特点。

外向性较高的人，常常被描述为“健谈的”“果断的”“活泼的”“精力旺盛的”“开朗的”“坦诚的”“支配的”“有说服力的”“热情的”“灿烂的”“爱冒险的”“喧闹的”“专横的”等（佩文，约翰，2003）。就偏好的活动而言，他们喜欢热闹的场合，热爱与他人交流观点。博物馆的丰富性可以为参观者提供大量的谈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博物馆的社交属性，是偏爱社交的个体喜欢造访的地方。

开放性描述的是个体对观念和体验的开放性程度，开放性高的个体更喜欢接受新的、多元的思想，对新的观念和事物抱有积极接纳的态度。类似地，心理学家用“兴趣广泛的”“明智的”“独创的”“有洞察力的”“好奇的”“艺术的”“聪明的”“智力高的”“机灵的”“有逻辑的”“文明的”“优雅的”来描述。显然，开放性高的个体偏好富有智力挑战和审美体验的活动，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持有某种特定人格的人会倾向于参与能满足自身偏好的活动（Blumler, 1974）。博物馆能满足开放性高的个体对事物的好奇和对美的追求，因而参观博物馆成为他们偏爱的文化活动。

一个较为有趣的发现是，神经质与“过去一年里参观博物馆的次数”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0.099, p>0.05），而与“此次参观的时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0.155, p<0.05）。与大五人格其他四个维度相比，神经质被视为带有负面色彩的维度，甚至被称为“黑暗人格”（dark personality），也被当作评价情绪稳定性的指标：神经质高通常指向不稳定的情绪，对外在的刺激比较敏感，容易出现焦虑、愤怒、情绪化、脆弱等反应。很显然，神经质高并不益于社会适应和身体健康。然而这个维度与艺术和创造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是典型的高神经质人格。

虽然神经质高低与是否成为艺术家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外向性与参观者的人格相关分析显示，神经质得分高的参观者此次在博物馆停留的时间显著比神经质得分低的参观者长。这表明，高神经质的参观者或许并不是博物馆的常客，但他们却是“深度访客”。

结合布迪厄的理论，他认为参观时间的长短能反映参观者的社会阶层，上流社会的参观者显著比中产阶级、劳动阶级逗留的时间长（Bourdieu, 1990）。背后原因在于，上流社会的参观者掌握有艺术作品的解码能力，因此能真正地理解作品内涵，获得艺术享受。而其他的参观者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涵养，并不能理解作品表达的深意，从而会很快丧失兴趣，早早离开。

基于本书的结果，在博物馆里停留时间的长短，并不只是如布迪厄所说的社会阶层等后天经济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格也是重要的判别因素。神经质高的参观者，或许更有能力解读艺术家，特别是绘画艺术家。

3. 三类参观者在大五人格因素上的差异

与人口统计学相关的分析策略一致，笔者将三种类型的参观者（从不、偶尔、经常）与大五人格进行匹配，绘制了三类参观者的“人格素描”雷达图（见图5.2），借此来观察三类人在大五人格的各个维度上是否呈现出差别。为了明晰起见，每一类参观者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来表示，线条用该类所有参观者在大五人格各个维度上的平均分来表示。

三类参观者在大五人格各个维度上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总体上看，除了责任心维度，在其余四个维度上，参观博物馆越频繁，各个维度的得分越高。也就意味着越外向、越富有同情心、越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情绪也越发敏感多变。低责任心表明，经常参观博物馆的人通常不拘小节、有点自由散漫。通过雷达图描摹三种不同类型的参观者，能直观地感受到：参观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行为，清晰地折射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4. 价值认同因素

在价值认同方面，笔者对参观者自我报告的价值认同与“过去一年中造访博物馆的次数”和“此次在博物馆停留的时长”进行了相关分析，来考察价值认同与参观习惯和参观行为的关系。

相关分析的结果发现（见表5.10），价值取向中分别有四个维度和参观次数以及停留时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有两种价值认同与这两个行为指标的相关关系是相似的，分别是自我导向维度和普世主义维度。

表5.10 社会价值观与过去一年去博物馆次数、此次参观时间的相关关系

注：样本=168（其余缺失）；*表示p<0.05, **表示p<0.01。

自我导向维度评价的是个体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对独立性的要求。研究结果中的正相关模式（r=0.259, p<0.01; r=0.199, p<0.05）说明了个体在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上越崇尚独立，就越喜欢逛博物馆，而且在博物馆里会逗留更长的时间。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如果一种媒介能够满足受众的特定需求，受众就会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受到满足和奖赏，因而越喜欢使用这种媒介。两者的强相关正揭示了博物馆是充满创新事物，吸引人不断“使用”的媒介，而且容许参观者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探索。

普世主义维度衡量的是个体对他人和对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普世的对立面是狭隘，即只能理解和欣赏与自己立场相同的观点。持有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个体，对他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对不熟悉的事物都抱有尊重和认同之心。本书发现了普世主义与参观习惯和停留时间的正相关关系（r=0.290, p<0.01; r=0.190, p<0.05），说明对万事万物抱有普遍尊重的人喜欢逛博物馆，他们是博物馆的“深度游客”。

反过来讲，价值认同是个体在后天形成的，个体所偏好的文化活动既体现了当下的文化认同，也不断地塑造着文化认同。因而，相关关系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解释，个体由于经常参观博物馆，接触到多元和丰富的文化，他们普世的价值观得到涵养。

仁爱主义价值观衡量的是个体对他人和世界抱有的关切之心，与参观惯习有正相关关系（r=0.189, p<0.05），说明抱有关切之心的人可能会把博物馆当作观察世界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换言之，参观博物馆越频繁，越可能逐渐培养起这些人对他人和世界的普遍的关心。

遵从主义与参观习惯和本次参观时长存在显著负性相关关系。遵从主义强调的是对固有规则、规范或者权威他人的绝对服从，显然这一价值观与包容、创新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一方面，持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很少会频繁地光顾博物馆；另一方面，频繁参观博物馆的人对遵从的价值观念是反对和摒弃的。

享乐主义价值观与本次停留在博物馆的时长呈现正相关关系（r=0.177, p<0.05），这一发现说明博物馆可能具有满足个体享乐需求的元素，从而使得他们在此久久逗留。

安全感这一价值观念指的是个体对于不稳定因素的容忍能力。相关分析发现，个体对安全感的诉求越高，此次在博物馆停留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讲，个体对安全感的诉求越高，越会花更多的时间了解和认知环境。博物馆承载了对人类过往生活印记、文化生活的种种记载，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于这一发现潜在的解释是，博物馆是人们阅读世界的参考书，对安全诉求越强的人，越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阅读这本书，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5. 三类参观者在价值认同上的差异

与大五人格的雷达图相似，三类人在十种价值认同上的差异也是普遍存在的。前述的相关分析只突出了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性的维度。而采用类似“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的处理策略（Pastor et al., 2007），则从十个维度上，对每一类参观者做了全面的描摹。

如图5.3所示，三类参观者在“权力”“成就”“安全感”以外的七个维度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在各个维度上差异的大小也得以清晰地显现。

值得指出的是，与大五人格相比，价值认同主要是通过后天养成的，而大五人格有更多的生理基础，例如有研究发现人格的遗传率可达31%～41%（周明洁等，2016）。因此，有理由推断，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参观者是不是博物馆的粉丝（人格影响行为），而价值认同则可能是部分地由参观博物馆塑造的（行为影响价值认同）。结合对第一次去博物馆年龄的分析，发现始学龄期是否开始参观博物馆，显著地影响个体后来参观博物馆的频率。或许，在个体尚未形成稳定价值认同的儿童期，参观博物馆这一行为参与了个体价值观的养成过程。

（二）人际互动影响记忆建构

前人的研究描述了结伴前往的参观者会相互交谈。本书设计了四个题目考察参观者本次是否结伴而行，如果是，同行的人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同行者对自身参观过程的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是怎样的，调查中共询问了三个问题：“谈话内容有多大比重是关于展品的”“对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对展品的理解”“对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参观体验”。

根据表5.11的数据分析发现，参观者独自造访的占比很低，只占到约3%。超过一半的参观者与朋友结伴而来，约五分之一的参观者与恋人一起，约四分之一的参观者是与家人一起的。

表5.11 参观者是否与人同行及关系属性

注：样本=175（其余缺失）。

表5.12的结果表明，同行参观者的交谈内容有一半多是关于展品的，探讨的过程共同构成了双方（或多方）对于展品的理解。可以说，与同伴共同探讨展品进而形成认知是“协商解码”，至少从结果来看，参观者认为自己受对方多重影响。如果用两个相对独立的圆来表示参观者各自本来的认知，随着探讨的展开，两个圆不断趋近，直到重合的认知达到约60%。从同行者的关系来看，进入博物馆前后两个阶段，双方认知图景中共享信息、观念和审美的比重变大了。

表5.12 参观同行者对自身参观过程的影响程度分析

注：样本=178。

这种效应在其他的媒介消费中可能不会这么显著。较之于其他媒介内容，例如读书或看电视，参与者之间往往也会相互讨论，影响彼此的理解，但由于媒介文本本身的“客观性”较强、“清晰度”较高，双方互相讨论的空间比较有限。博物馆的文本——展品，文本的模糊性和开放较强，讨论的空间比较大。

相比对展品的理解，同行者对参观者自身的参观体验影响更大，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影响程度平均达到六七成。因此，博物馆的参观过程，无论从认知上还是从体验上，都会很大程度地受到同行者的影响。与其他媒介的消费过程相比，博物馆的媒介消费过程，有突出的人际色彩，同伴之间“协商式的解码”，共同形成个体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和体验。

（三）认知激活、情绪改变与心流产生

1. 认知激活

基本的描述统计大体呈现了四种认知成分在参观前后变化的方向与幅度。表5.13中列出了参观者在对应认知成分上变化的全距、均值和标准差。从均值来看，发生正向变化（增多）的包括“活跃的”“受启发的”“被淹没的”；发生负向改变（减少）的是“不确定的”。

图5.4清楚地描绘了四种认知变化的幅度，以“0”值所在的横轴为参考，每一种认知成分的得分与“0轴”的相对位置表示认知变化的幅度；相对于“0轴”的方位（上方和下方）则分别对应的是变化的方向（增多和减少）。

表5.13 参观博物馆后的认知变化

注：样本=177（其余缺失）。

四种认知成分中，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受启发的”，表明大多数参观者参观完博物馆都认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启发。博物馆的种类多种多样，藏品浩如烟海，我们很难通过调查问卷捕捉到每位参观者究竟是受到了怎样的启发，但毫无疑问的是，博物馆的确是激发人产生灵感的地方。

“活跃的”或“激活的”（active）认知变化也是相对容易理解的。认知处于活跃状态时，会有更宽的认知广度和更深的认知深度，意味着个体能够处理更多信息，对事物有更强的洞察力。博物馆容纳丰富的文化符号，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上给参观者以高频、新鲜的刺激，让人的大脑能从日常相对单调的模式中跳脱出来，获得新的能量。

“不确定的（uncertainty）”和“被淹没的”（overwhelmed）涉及相对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需要更充分地说明博物馆如何与这两种认知过程相联系。心理学家认为，确定感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但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不确定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这种不确定主要是指向自我的（马斯洛，1987）。通常来讲，人们一生都在经历新的经验，时时刻刻都在为周遭发生的事情寻求解释，能够被解释的新经验，会让人对自我、对世界产生掌控感和安全感，并且认为世界是有意义的。当人们感到所经历的事件和情境自己无法完全解释时，不确定感就会产生。不确定感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个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可能会对自身命运缺乏把握，往往会驱使个体更多地获取外部信息，增强对环境变化方向的了解。

通常来说，人们应对不确定感的方式除了直接解决引发不确定感的情境，也会采用“文化世界防御”的方式间接地减少不确定感。所谓“文化世界防御”是心理学家范·德·伯斯（Van den Bos）提出的不确定感管理理论（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其核心观点是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感时，会通过增强自己已有的核心价值观念，弥补不确定感引发的认知和心理冲突（Van den Bos, 2009；杨庆等，2017）。

人们需要诉诸文化意义来降低不确定感。在过去，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是意义库的来源，帮助我们搭建世界观。相同的是，当个体把自我与过往的人类发展历程放在一起审视，可能会对生命的偶然性、生活中的际遇有新的理解。在现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充当人们监控环境的窗口。

博物馆也是个体监控环境的窗口，不同的是，大众媒介呈现“新近发生的事件”，并帮助人们建构理解；而博物馆承载的是具有相当历史跨度的事，并帮助人们对这些事件建构理解。

因而，博物馆能增加人们间接经验的厚度，这些经验是意义语料库或参考书，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参考，并帮助人们获得内心的秩序感，应对不确定感。

“被淹没的”感受既包含消极的成分，也包含积极的成分。最早基于博物馆的参观体验提及“被淹没”，是在探讨博物馆疲劳（museum fatigue）时引出的。博物馆学学者认为参观者感受到被淹没的感觉，是由于需要处理的信息大大地超出了现有的认知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被淹没的感觉与认知心理学中所说的“信息焦虑”或“信息过载”有重合之处，指的是个体的认知任务高于认知资源，而产生的难以应付的感觉。博物馆尤其是大型博物馆往往陈列着海量的展品，带给参观者“被淹没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同时，“被淹没感”也含有积极的成分，可以说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也是参观者会多次造访博物馆、每次参观都能产生新体验的原因。辩证地来看，这一感受只是反映了博物馆之于绝大部分参观者而言的真实感受，既是被海量的符号所包围而不知所措，也是被丰富的文化资源所震撼。

进一步，考察在四种认知成分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上，三种类型的参观者是否表现出差异。图5.5直观地描绘出了三类参观者在前三种认知成分的变化幅度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过去一年造访博物馆越频繁的参观者，在认知激活、灵感启发和减少不确定感上的收益越大。

这一效应类似于马太效应，即个体、群体或某个地区，当在某个方面取得成功时，会出现累积的优势，从而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一理论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学者依据特定的问题把这一效应称为“赢家通吃”或“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而在我们的研究里，这种逻辑同样是适用的：平时参观博物馆次数越多，从某一次的参观中获得的认知收益越大；而平时造访博物馆次数越少，获得积极的认知和情绪体验越少。

2. 情绪改变

表5.14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呈现出了所有参观者参观前后情绪变化的全距、均值和标准差。从均值来看，六种消极情绪在参观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一种积极情绪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表5.14 参观博物馆后的情绪变化

续表

注：样本=177（其余缺失）。

图5.6描绘了情绪变化的幅度，以“0”值所在的横轴为参考轴，每一种情绪变化的得分相对于“0轴”的距离表示情绪变化的幅度；相对于“0轴”的方位（上方和下方）则表示变化的方向（增多和减少）。

在所有情绪成分中，除了“平静的”情绪有较大幅度的改变，其他情绪成分的改变幅度相对较小。其中，抑郁和紧张情绪的变化较其他情绪的变化幅度也是较大的。

最后一步，考察了在七种情绪成分的变化及其幅度中，在不同类型的参观者中是否存在差异。图5.7描绘了三类参观者在所有情绪变化幅度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过去一年造访博物馆越频繁的参观者，在此次参观完之后，情绪的收益越大（积极情绪增多，消极情绪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一年中从未参观过博物馆与偶尔参观博物馆的参观者在情绪变化的模式上是基本相似的：两条折线相近，表明两种模式大体上是相互吻合的。

而经常造访博物馆的参观者，情绪变化的模式明显区别于其余两种模式，在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变化上呈现出了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认知模式的变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参观博物馆从总体上会带给所有人普遍的益处，即日常的负面情绪得到消解，积极的情绪能够得到提升。然而这种益处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越常去的人越能从单次的参观活动中受益，而从不参观或偶尔参观博物馆的人，获得的收益是会打折扣的。

差异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个体对博物馆的感受力是不同的，这种感受力并不是在某一次的参观中所获得的。感受力的获得可能需要多次参观体验的积累和叠加，在频繁的参观中获得对博物馆的熟悉感，从而更容易从博物馆的展品和空间中感受到积极的影响。初次去博物馆的人对博物馆的空间构造、传播规则和展品陈列等都比较陌生，往往容易走马观花地粗略浏览展品，对于多次造访博物馆的参观者来说，往往更熟悉博物馆的空间结构，以及如何借助多媒体来辅助参观。此外，多次造访博物馆的参观者，比初次的参观者可能更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第二，感受力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的能力，参观者对于某一次参观体验的感受力源自此前参观中的“练习”和“培育”。展品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但每个人跟它们对话的能力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一件展品对于某位参观者而言可能是费解的，而对于另一位参观者就意味深长。感受力的差异决定了参观者从静默的展品中获取的力量和慰藉的能力。

3. 心流

心流是人达到忘我境界，内心极度丰盈的状态，创新性思维往往伴随着心流产生（Csikszentmihalyi, 2014）。博物馆学学者宋向光（2009）曾翻译过齐克森米哈利关于博物馆的文章，曾谈到，许多在不同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在谈及幼年时代对于特定事物萌生兴趣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早年参观博物馆的经历。原本玩耍式的造访不经意之间触发了个体对于自然科学、艺术作品的强烈的好奇，在这种欲罢不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慢慢养成了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在展品中自由穿梭，尽情探索，由此为将来的事业埋下了伏笔。

心流体验会使人沉浸在某项活动中，不想停下来。博物馆是给人认知充盈和审美体验的地方，常常能激发心流体验，而伴随着持续的心流，参观者逐渐实现创造力的酝酿和勃发。齐克森米哈利（2014）将心流视为创造力酝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心流出现的标志之一是高度沉浸而丧失对时间流逝的感知，研究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测量来衡量心流出现的程度。

在178名参观者中，共有111名参观者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时间感，占总样本的65.5%，其中共有50名参观者报告有强烈或十分强烈的“丧失时间感”，共占总作答者的28.1%。

进一步，笔者通过访谈询问参观者，“时间感的丧失”之于他们的具体含义。笔者收取问卷时，选出在该题目上作答为“7”的受访者，即认为参观博物馆的过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丧失时间感的体验，笔者请他具体描述了这种感受。

我以为一个半小时就能逛完，租用的语音导览上提示我可以选择完整的、耗时比较久的参观路线，也可以选择精选路线，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能看完经典的作品。我特意选择了精选路线，随着导览中的指引一路参观过来，中间也会受到特别吸引人的作品的影响，稍微偏移一下规定路线，但没想到参观完第四层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我完全不敢相信时间过得如此快。语音导览的讲解很好，完全能满足我对画作的好奇，又不会讲得过于冗长，我在导览的带领下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很舒服的节奏，既不快也不慢，时间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被偷走了。我现在才感觉到腿有点累，可能是走得太久了。但感觉很开心，凡·高的画特别抚慰人心。（被访者：SLB, 2017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