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声教，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立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绩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制，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译文】

能够依据自然之道进行创作的叫做“圣”，能够理解圣人著作而加以阐述的称为“明”。按照自然之道陶冶人们性灵情操，这是古代贤哲的功绩。既然“孔夫子的文章，可以看得到”，那么圣人的思想感情就表现在其著作的文辞之中了。古代圣王的声威教化，分别记载于简册之中；孔夫子思想品格的风姿神采，充溢于他的格言里。由此可以看到孔子称颂遥远的唐尧之世，说那时的文化灿烂昌盛；褒扬较近的西周时代，则说它文化繁荣可以仿从：这都是在政教风化方面注重文采的明证。郑简公起兵攻打陈国，郑国大夫子产借助文辞立下功劳；宋平公以“折俎”之礼接待贵宾，因宾主都富有文采，被孔子弟子记录下来：这都是在国事活动方面讲究文采的明证。孔子赞美子产，说他“语言充分地表达了情志，文采充分地修饰了语言”；孔子论及有才德的君子，则说他们“情感要真实，文辞要巧妙”：这都是在个人修养方面重视文采的明证。那么由此即可知道，思想表达得充分而语言又有文采，情感要真实而文辞又巧妙，这就是写作文章的金科玉律了。

圣人全面观察认识天地宇宙，深入探究其神妙精微的奥秘；写出文章成为规范，思理与文势相合如符契。或者用简要的语言表达主旨，或者用繁富的文辞详述情理，或者用鲜明的道理来确立体势，或者以隐晦之语义蕴含深刻的作用。因而《春秋》中常用一个字来表示赞扬或贬斥，《礼记》中则只写穿轻丧服之人的活动来包举穿重丧服的人：这就是“简言以达旨”的例证。《诗经·豳风·七月》联积许多章句以成篇，《礼记》中的《儒行》则用了繁缛的说法和丰富的文辞：这就是“博文以该情”的例证。书契要决断万事故取象于《夬卦》，文章要明晰事理故仿效于《离卦》：这就是“明理以立体”的例证。《易经》中的四种卦象义理精深曲折而含蓄，《春秋》中的五种凡例微言大义婉转而隐晦：这就是“隐义以藏用”的例证。由此可知，文章的详略体制不同，隐显方法也不一样；运用这些方法要因时顺机，灵活地加以变通。用周公和孔子的著作来验证，写文章就有所师从了。

因之论及文章的写作必定要验证于圣人，探求圣人的旨意和做法必定要宗法其经典著作。《易经》中说：“辨明事物并用雅正的言辞表述，判断的结论就会恰当而完备。”《书经》中说：“文辞贵于切实扼要，不能只是追求新异。”由此可知，运用雅正的言辞在于确立判断，讲究切实扼要在于组织运用文辞；文辞组织运用得好就没有追求新异的弊病，判断确立了就有了明辨是非的优点。虽然精深的含义曲折隐晦，但不损伤雅正语言的表述；虽然隐微的文辞婉转含蓄，但也不影响切实扼要的精义。切实扼要与隐微的文辞和谐相通，雅正的语言与精深的含义相互为用；在圣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证。颜阖认为：“孔子的文章就像在天生华美的羽毛上再涂上色彩那样，徒然追求华丽的辞藻。”他虽然想诋毁圣人，却不可能得逞。实则圣人的文章雅正华丽，的确像口衔鲜花而身佩果实似的。天地自然之道很难听闻，却还有人要钻研它；圣人的文章可以见到，为什么不去思考探究呢？如果作文立论能验证于圣人，那么写出的文章就相差无几了。

综括而言：神妙至极的天地之心，只有睿智的圣哲才主宰。用精妙的道理写作文章，以灵秀之气化成文采。识鉴犹如日月高悬，文辞丰富如山似海。百岁之后形影消逝，精神品格千秋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