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厎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
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与青土，公幹徇禄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岸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满玄席，淡思醲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弥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飚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飏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
焉如面。

【译文】

时代风气交替变化，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古往今来，文风变化的情理，似乎可以谈一谈吧！从前在唐尧时代，道德淳厚，教化普及，乡村老人说出“帝力何有于我哉”的话；郊野孩童唱过“不识不知”的歌谣。虞舜继之为帝，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帝舜吟咏《南风》诗，群臣唱起《卿云》歌。为什么这些诗都是如此美好呢？是心情快乐、安闲舒适呀！到了大禹治水，使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有秩序的轨道，就用诗歌来歌颂他的功德，商汤圣明恭谨，便产生了“猗欤”的赞美声。到了周文王德政崇盛，《周南》表达出人们勤劳而无怨的心情；周太王教化淳厚，《邠风》表现了快乐而不过分的感情。幽王、厉王昏庸淫乱，《板》、《荡》诗即对时政深含愤怒，平王时周朝衰弱，《黍离》诗即流露出哀怨悲悯之情。由此可知诗歌的文辞情理，是跟随时代而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教化像风一样在水面上吹拂，诗歌就像水波一样在下面涌动起来。

春秋以后，各国争战竞雄，“六经”仿佛被丢弃在泥淖之中，诸子百家群起并作，像狂风四起，令人惊骇。正当此时，韩、魏致力于征伐，燕、赵肆意用权谋争夺；秦国视文章为“五蠹”、“六虱”之一，严令制止；只有齐、楚两国提倡文化学术。齐国在交通要道上开设公馆，以招待学人，楚国则扩建了兰台宫来接纳文士。孟子曾以贵宾身份住在齐国的馆舍里，荀子在楚国做了兰陵令；因此学者们聚于稷门之下，宣扬清新的学风，兰陵也因受荀子影响形成了美好的风俗，邹衍以谈天说地而名声飞扬，驺奭因有雕龙似的文采而声名远播，屈原的辞章文藻可与日月争辉，宋玉的文采错综如同风卷云聚。看他们艳丽的辩说，已经超过了《诗经》，光彩熠耀的奇特文思，是从战国时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中产生出来的。

到了汉代，世运承接秦皇焚书之后，汉高祖刘邦崇尚武功，嘲戏儒生轻视学术。虽然礼仪与刑律已开始创制，但对于《诗经》、《尚书》等传统文化，还无暇顾及，而他的《大风歌》和《鸿鹄歌》，也可说是天助之杰作了。延续到孝惠帝，直到文帝、景帝，经学稍稍开始兴盛，而文人仍未受到重用；贾谊受到贬斥，邹阳、枚乘都被埋没，由此便可知其一般了。到了孝武帝时，开始尊崇儒学，用文辞来粉饰颂扬他的功业，于是礼仪和音乐争相辉映，文辞与华藻竞相驰骛：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饮宴联句，在黄河堤岸上做体恤民情的歌，用安稳防震的车子去聘请枚乘，将大夫的五鼎之食赐给主父偃，因对策正确而破格提拔公孙弘，因奏章不同凡响而对倪宽赞叹不已，打柴的朱买臣衣锦还乡，洗酒器的司马相如绣服出使。而司马迁、吾丘寿王等人，严助、终军、枚皋之辈，他们的应酬对答固然能随机变化，写的文章也不少，流传下来的风流文采，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经过昭帝到了宣帝，实际上是继承了武帝的业绩；学者们在石渠阁展开辩论，文士们有闲暇在文会上参与研讨，聚集了文采超群的人才，发出了文辞似绮丽的绉纱般的高论。王褒等人，得到俸禄，等待召见。从汉元帝到汉成帝，降旨重视图书典籍，赞美珠玉般的谈吐，为文人们扫清了通向官府的金马门的道路，扬雄在读了千首赋后才思敏锐，刘向精心校订“六艺”等典籍，这些都是美盛一时之事。从汉代开始，直至成帝、哀帝，虽然世道发展百余年，辞赋家的写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大致的趋向，几乎都是效法《楚辞》，屈原的余光遗影，留存于他们的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