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在我关注发现诙谐技巧的那一章末尾，我曾论述过，不管是否形成了替代作用，这些凝缩过程，或者借助于胡说和相反之物而产生的表征过程，迂回的表征过程等等，我们发现，都在诙谐的产生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表明它们与“梦的工作”过程是极为一致的。我还曾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更密切地研究这些过程的类似性，另一方面还要考察由此而引发的诙谐和梦的共同因素。如果我可以假定，对这种比较的两个课题之一——“梦的工作”——已为我的读者们所熟悉的话，那么，我认为进行这种比较就容易多了。然而，不做这样的假定或许会更明智些。我有一种印象，我于1900年出版的《释梦》一书在我的同行专家们中间所引起的“困惑”（“bewilderment”）远远超过了“启发”作用（enlightenment），而且我知道，更多的读者满足于把这本书的内容缩减为一句流行语（“愿望的满足”），这可能更易于记忆，但确实也容易误用。

随着对所讨论过的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者在医学实践中曾有大量的机会，但并没有使我提出任何可以要求我的思路改变或改进的东西；因此，我可以默默地等待，直到我的读者的理解跟上我，或者直到颇有见识的批评能指出我的观点中的基本错误。为了达到与诙谐进行比较的目的，现在我要简明地重复梦和梦的工作的最基本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梦一般说来不过是对醒后梦的片断记忆。梦看起来就像感觉印象的一个网络，多数是视觉印象，也包括其他感觉印象，它们相仿于某种体验，其中思维过程（梦中的“知识”）和情感的表达可能会交织在一起。我把我们由此而记住的梦称为“梦的显意”。它常常是非常荒谬可笑和混乱不堪的一有时则只是荒谬可笑或只是混乱不堪的。但是，即使梦做得很有条理，就像某些焦虑的梦那样，它把我们的心理生活看做是某种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用任何方式也都无法说明梦的起源。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梦的这些特点的解释一直限于在梦本身中寻找，把梦看做是神经因素的一种无秩序的、无联系的、也可以说是“睡眠”活动的征兆。

相反，我已经指出，这种奇怪的梦的“显意”经常可以理解为一种残缺不全的和发生改变的理性心理结构的副本，这些心理结构可命名为“隐意的梦念”。我们把梦的显意划分成它的组成部分，而不考虑它（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具有的任何表面意义，这样，沿着从已经独立出来的每一个成分出发的联想线索，我们就可以对梦有所理解了。这些内容相互交织并最终形成一条思想链（tissue of thoughts），它们不仅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心理过程的已知部分。在这种“分析”过程中，梦的内容必将把一切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东西抛弃。但是，要使分析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坚决拒绝那些无休止的反对意见，因为它们干扰了各种中介联想的再现。

把回忆起来的梦的显意和由此而发现的隐意的梦念相比较，就可以得出“梦的工作”这一概念。梦的工作是对全部转换过程的总称，它把梦念转换成显梦。我们以前对梦的惊讶现在变成了对造梦的工作的惊讶。

不管怎么说，造梦的工作的成就可如下述。在白天建立起来的而且尚未完全解决的——“日间残余”——一条思想链，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在晚上继续保留着它所要求的那份能量——那种“兴趣”——并且威胁着要干扰睡眠。这种“日间残余”通过梦的工作转变成梦而且对睡眠并无妨害。为了给梦的工作提供一个支撑点，“日间残余”必须能建构起一种愿望——这不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条件。从梦念中产生的愿望先形成梦的最初阶段，而后形成梦的核心。从分析中获得的经验——不是指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儿童醒觉生活中留存的任何愿望都足以使他做梦，这种梦的出现是有联系而又精巧的，但通常很短暂，而且易于被视为一种“愿望的满足”。

在成人中，一般地说梦是有制约条件的，创造了的梦的愿望将是一种不能与意识思维（consciousthinking）——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相容的愿望，或者至少可能具有意识所不知道的强化作用。如果不假设存在着在上述意义上进行解释的潜意识，我就无法进一步提出梦的理论，或者解释在梦的分析中遇到的材料。这种潜意识愿望对梦念的有意识的理性材料发生作用就产生了梦。

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说梦被拖进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犹如在潜意识思维过程的水平上得到了一次加工，并具有该水平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只有从“梦的工作”的结果中，我们才在事实上熟悉了潜意识思维的特点，以及它和能够成为有意识的思维——即“前意识”思维——的差异。

一种崭新而复杂，且与我们的思维习惯相反的理论，是绝不可能从简洁的表述中明确获得的。

因此，在这些论述中我的整个目的只能是把注意力转向更全面地描绘我在《释梦》中提出的潜意识问题，以及注意李普斯的著作，这些在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我发现，任何一位受过良好的正统哲学教育的人，或者一位长期从某种所谓哲学体系中阐发其意见的人，将反对在李普斯和我所使用这一术语意义上的“潜意识心理”的假设，而宁愿根据一种心理的定义来证明它的不可能性。不过定义是一种习俗问题，而且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发现那些认为潜意识是荒唐可笑和不可能存在的人，并没有从这些根源中形成他们的印象，这些根源至少使我认识到潜意识存在的必要性。这些潜意识的反对者们并没有目睹过催眠后暗示的作用，而当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对无催眠的神经症者的分析案例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惊奇。他们从未认识到这种观念，即潜意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的一种东西，但也是我们乐意做出推论的东西。他们把潜意识理解为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不过当时并没有被意识到的，它并没有居于“注意的焦点”（the focal point of attention），他们也没有尝试通过分析自己做的梦来使自己承认在自己的心灵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潜意识思想。而当我力图对他们如法实施时，他们只能惊讶而混乱地觉察到他们自己的联想。我还形成了一种印象，基本的情绪抵抗阻碍着人们承认“潜意识”，这些抵抗所依据的事实是，谁也不想知道他的潜意识，最便利的计划不过是全然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梦的工作——在讨论了这些枝节之后我又言归正传了——使那种以祈使语气提出的思想材料受到了最奇怪的修正。首先，它采取的步骤是从祈使语气到现在陈述语气；它用“这是”取代了“噢！要是……就好了”。正是这个“这是”得到了一种幻觉的表征；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梦的工作的“退行”（regression）——这是一条从思维通向知觉意象的道路，或者使用尚未众所周知的心理结构地形学（topography）术语（这不是解剖学上采用的术语），是一条从思维结构通向感知觉领域的道路。这是一条与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相反的道路：梦念被赋予了形象化的特征；最后达到的是一种可以塑造的情境，它是显意的“梦画”（dream-picture）的核心。

为了使梦的思想能以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就得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在这些思想变回到感觉意象时，在它们身上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变化可以看做是必要的，而另一些变化则令人吃惊。我们能理解，作为退行的一种附加结果，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之间的一切内部关系都几乎在显梦中消失殆尽了。我们可能会说，梦的工作只能用来代表这些观念的原材料，而不能代表它们相互遵循的逻辑关系；或者无论如何都保留着无视这些逻辑关系的自由。另一方面，梦的工作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退行，不能归结为变回到感觉意象；而正是这一部分才对我们类推诙谐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梦念的材料易于受到不同寻常的压缩（compression）或凝缩。它的一个出发点是由可能存在于梦念中的任何共同因素提供的，不管是碰巧还是从其内容的性质中提供的。由于这些因素通常都不足以使之考虑凝缩作用，于是便在梦的工作中创造了新的、人工的、短暂的共同因素。出于这个目的，人们实际上都喜欢使用那些听起来能表达几种不同意思的词。这些新创造的、具有凝缩作用的共同因素作为梦念的代表进入了梦的显意，这样，梦中的一个因素便和梦念中的一个节点或结合点一致起来，而且与后者相比，这个梦中的因素一般地说都必须描述成“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凝缩作用是最容易地被识别的梦的工作的片断。当通过分析以便获得扩展梦的凝缩作用的良好印象而把梦念的材料记录下来时，和梦的主题进行比较才是必要的。

要使一个人相信梦的工作造成的梦念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不太容易的——我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梦的移置作用”（dream-displacements）。它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处于梦念周围的和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在显梦里却占据了中心位置，且以很大的感觉强度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就使梦表现为在梦念方面发生了移置，确切地说，这种移置作用就是梦把醒觉时的心理生

活看做是一种毫不相容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为了使这种移置作用得以发生，必须使贯注的精神能量不受限制地从重要的观念过渡到不重要的观念——在正常人的思想中，这种有意识的能量可能只能给人们一种“错误推理”（“faulty reasoning”）的印象。

由表征、凝缩和移置作用而导致的转变可以归结为梦的工作的三个主要成就。第四个成就在《释梦》中或许做过很简短的探讨，它和我们当前的目的无关。[162]假如把“心理结构地形学”和“退行”的观点坚持不懈地探究到底（只有这样，这些工作假设才能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努力确定使梦念发生各种变化的退行的阶段。这些努力还没有得到严肃的实施；但是，至少可以明确地说明，虽然移置作用处在潜意识过程的阶段，但它必定会在思想材料中发生，而凝缩作用一定可以被描述为贯穿于事件的全过程，直到达到知觉领域的一个过程。但一般而言，我们一定都愿意假设，参与梦的形成的一切力量都是同时起作用的。我们即将认识到，虽然一个人必须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有所保留，虽然还有一些在此处无法涉及的根本疑问（不知道这种问题是否该以这种方式提出来），[163]但我愿意冒险地断定，为梦做准备的梦的工作过程必定处在潜意识的领域内。因此大体上说，梦的形成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前意识的日间残余变成潜意识的，在这里，支配着睡眠状态的条件必定起某种作用；其次，梦的工作本身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第三，经过这样修正过的梦的材料退行到知觉中，梦便在这里成为有意识的。

下述力量可以认为在梦的形成中起过作用：睡眠的愿望；在睡眠状态使之有所减弱之后；保持在日间残余里的能量贯注，在梦中构成潜意识愿望和反对“稽查作用”的心理能量，支配着日间的生活，而且在睡眠期间也没有完全被消除。梦形成的任务首先便是克服由稽查作用而引起的抑制；梦念材料中心理能量的移置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任务。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是什么使我们在探究诙谐期间而有机会考虑梦的问题的。我们发现，诙谐的特点和作用是和一定的表达方式或技巧相联系的，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但是，导致同一结果的这些过程——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已经作为梦的工作的特征而为我们所熟知。难道这种一致性还没有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在某些主要方面，诙谐的工作和梦的工作必定是同一的吗？我认为，梦的工作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有关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在诙谐的心理过程中所隐瞒的那一部分，恰恰就是可以和梦的工作相比较的那一部分，即在第一个人身上形成诙谐时所发生的情况。难道我们不会为之所动，用类推梦的形成来建构该过程吗？有少数梦的特点和诙谐如此不相容，以致与那些特点相一致的梦的工作的作用无法转换成诙谐的形成。毫无疑问，思想序列向知觉的退行在诙谐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能设想梦形成的另外两个阶段。即前意识思维下降到潜意识以及对其进行潜意识的修正，在诙谐形成中也出现过，那么，我们能在诙谐中观察到的同样结果就会出现。因此，我们不妨采纳这种假设，这就是在第一个人身上形成诙谐的方式：前意识思想暂时转交给潜意识修正，其结果即刻被意识知觉所掌握。

在详细考察这个假设之前，我们先考虑一个可能对我们的前提产生威胁的反对意见。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诙谐的技巧表明了我们所知的和梦的工作特点相同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这种观点，假如我们以前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没有使我们关于诙谐技巧的观点产生偏见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诙谐的技巧描述为凝缩作用、移置作用等，也不会在诙谐和梦的表征方式之间形成这样广泛的一致性，结果我们最终只是在诙谐中发现了一个期待的证据，我们据此从梦中对它们做了探讨。如果这就是一致性的基础，那么，除了我们的偏见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能保证它的存在。的确，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也就不会被任何其他作者用来解释表达诙谐的形式。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但在这一点上却不是一种公正的反对意见。同样可能的是，在我们能够认识到真正的一致性之前，它也是使我们的观点被梦的工作的知识所加强而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一项决定毕竟只取决于某种批判性的考察是否能在个别案例的基础上证实，这种诙谐技巧的观点是强加的，而其他更合理和更深刻的观点则由此而被压制了，或者依赖于这种考察是否必须承认，从梦中获得的期待确实能在诙谐里得到证实。在我看来，我们毫无必要害怕这种批评，我们的“还原”（reduction）程序向我们可靠地展示了以什么表达形式来寻求诙谐的技巧。假如我们给已经预先发现了诙谐技巧和梦的工作之间一致性的那些技巧命名的话，我们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简化过程。

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虽然并不至于如此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讨论，但也不能作为一种根本的反证来接受。可以说，和我们的图式如此珠联璧合的这些诙谐技巧确实应该被认识到，但它们既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诙谐技巧，也不是只能应用于实际中的技巧。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在梦的工作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只是寻找适合于它的诙谐的技巧，而其他被我们忽略的技巧则证明，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我实在不敢冒昧地宣称，我在阐释每一种流行的诙谐技巧方面已经获得了成功；而且我必须承认，我所列举的诙谐技巧可能将显示出某些不完善性。不过，我并非有意地把我所清楚的任何一种技巧都排斥于讨论之外。我可以宣告，那些最普遍、最重要和最有特点的诙谐方法并未逃出我的注意。

诙谐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它和我们从梦中获得的梦的工作的观点有着令人满意的一致性。的确，我们谈的是“说个笑话”，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说笑话时，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或提出反对意见时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一个笑话具有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观念的特点，这已经“不自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不久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打算说个什么笑话，也不是说所需要的就是把它用语词表达出来。相反，我们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我宁肯将这种感觉同“失神”（absence），[164]即智力紧张的突然放松，进行最恰当的比较，于是诙谐便立即出现——一般是用语词明确表达出来的。除了在表达某种思想时使用诙谐技巧之外，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使用一些诙谐技巧——例如类比或隐喻的技巧。我能够有意地决定做一个隐喻。

在这种情况下，我起初先直接表达我的心灵中（我的内耳中）的思想，但由于对外部情况有所疑虑，便抑制了表达，而且几乎可以说决心要用另一种间接的形式来取代直接表达；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隐喻。但是，以这种方式做的隐喻和在我的持续监督下形成的这个隐喻绝不是一种诙谐，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可能有多么适合。另一方面，当诙谐的隐喻出现时，我却不能在我的思想上遵循这些准备阶段。我不愿把这种行为看得太重要；它很少起决定作用，虽然它和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即在形成一个诙谐时，我们暂时放弃了某种思想序列，然后它却突然作为一种诙谐而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

诙谐在联想方面也表现出其独特的行为方式来。当我们需要诙谐时，它们却往往难于被我们的记忆所支配；但在其他情况下，作为一种补充，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并不是自愿的，而且在我们的思想序列的结合点上也看不到它们的关联。再说一遍，这虽然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特征，但却表明它们都源于潜意识。

现在我们不妨把那些可以推断说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特点收集在一起。首先是那些特别简洁的诙谐——的确，简洁性并不是主要的，但却是极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我们初次发现它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倾向于节省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由于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我们放弃了这种观点（第44页）。现在我们认为，它似乎像是诙谐思维所依附的潜意识修正的标志。因为我们不能把梦中与它相一致的东西，即凝缩作用，与并非定位在潜意识中的任何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假设，这种在前意识中并不存在的凝缩作用的决定因素，却存在于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中。[165]可以预料，在凝缩过程中，将失去少数依附于它的因素，而接受了前者的贯注能量的其他因素，将通过凝

缩作用而得到加强或过度加强。因此，和梦的短促性一样，诙谐的短促性也是在两种情况下凝缩作用的必然伴随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凝缩过程的结果。这个起源也能说明诙谐简洁性的特性，这是无法进一步界定但却使人深感惊奇的特性。

在前文中，我们把凝缩作用的结果之一——同一材料的多种用途，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看做是一个有定位的结构，把一个（单纯性）诙谐所引起的快乐看做是从该结构中获得的，而后来我们推断，诙谐的最初意图是从语词中获得大量的这种快乐——这种事在游戏阶段是允许的，但在理智发展过程中却受到了理性批评的抑制。我们现在业已采纳这个假设，像这类服务于诙谐技巧的凝缩作用，是在潜意识思维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就有两种似乎互不相容的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看法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的确，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它们也需要相互协调一致；但它们并不矛盾，其中一个观点只是和另一个观点无关；而当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时，我们将有可能获得知识方面的某些进步。这些凝缩作用是产生快乐的根源，这个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条件很容易在潜意识中发现这个假设绝非不相容。相反，我们可以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潜意识找到一个理由，即需要诙谐的帮助才能产生快乐的凝缩作用，在那里是很容易产生的。

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乍一看似乎完全互不相干，而且像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而汇合到一起的，但是，经过较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是密切联系的，而且确实是基本的因素。我心里有两种看法，一方面，在游戏阶段的发展期间（即在儿童期的推理期间），诙谐能够产生这些快乐的凝缩作用；另一方面，在高级阶段通过把思想嵌入到潜意识中而实现着同样的作用。因为婴幼儿时期是潜意识的根源，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不是别的，而正是在童年早期所产生的那些过程——是一些独一无二的过程。为了形成一个诙谐而嵌入到潜意识中去的思想，只是在那里寻找它以前做文字游戏时的故居。思想暂时退回到童年阶段，以便再次获得童年期的快乐根源。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对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业已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在诙谐的引导下产生一种怀疑，即奇怪的潜意识修正不过是思维活动的童年期标志而已。只不过我们很难在儿童身上瞥见这种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而在成年人的潜意识中还保留着童年期的特色，因为可以说它在出生时大部分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便嘲笑儿童“傻”。任何诸如此类尚未揭示的潜意识材料，一般地说都像喜剧一样打动了我们。[166]

在某些心理疾病（mental diseases）的患者所说的话里，更容易发现这些潜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假如我们对他们停止使用有意识思维的要求，假如我们像对待梦一样来对待他们，也使用我们的解释技术的话[167]，我们就最有可能（像格雷辛格尔很久以前所建议的那样[168]）了解这种精神错乱（insane）的谵妄，并且把它们作为信息的片断来使用。的确，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即“梦中的心灵返回到胚胎的观点”。[169]

在考虑凝缩过程时，我们已经如此深入地探讨了诙谐与梦之间十分重要的类似性，以致我们随后的论述可以更简短些。正如我们所知，梦的工作的移置作用旨在指向操作意识思维的稽查作用。因此，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移置作用时，我们便倾向于假设，在形成诙谐时也有一种抑制力在起作用。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诙谐为了恢复胡说中旧的快乐或语词中旧的快乐所做的努力，发现自己在正常心境下却受到了批判理性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抑制，而且在每一个别事例中都必须克服这一点。但是诙谐的工作借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显示了诙谐与梦之间有一个总的区别。在梦的工作中它习惯上是用移置作用、用观念的选择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观念为使稽查作用允许它们通过而与令人不快的观念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但它们仍然是该观念的派生物，并借助于一种完全的移情而接收了它的心理宣泄。[170]出于这个原因，移置作用总与梦相伴且更容易理解。

应该包括在移置作用中的不仅有思想序列的转移，而且还有各种迂回表征，特别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但令人不快的因素被一个无足轻重，且看起来对稽查作用无害的因素所取代，这个因素似乎是对另一个因素的一种非常遥远的比喻——被一种象征作用，或一种类比，或某个小东西所取代。不容争辩的是，这种迂回表征的一部分已存在于梦的前意识思维中了——例如，象征或类比表征——因为否则的话，思维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前意识表达阶段。这种迂回表征和引喻与所指事物的关系是容易发现的，的确是可以容许的，而且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中很有用的表达方法。但是，梦的工作把这种迂回的表达方法夸大得超出了一切限制。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下，任何一种联系都足以被引喻所替代，任何因素被其他因素所移置都是允许的。内部联系（类似性、因果联系等）被所谓外部联系（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接近性、声音的类似性）所取代是梦的工作格外令人惊异的特点。

所有这些移置的方法看起来也是诙谐的技巧，但是，当它们出现时，通常都很重视它们在意识思维中所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它们也可能根本不存在，虽然诙谐也总有一个对付抑制的任务要完成。

当我们回忆起，诙谐总有另一种技巧可供它们支配以驱散抑制，而且除了恰恰发现了这个技巧之外，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其他更多的特点，唯此我们才能理解移置作用在梦的工作中所处的附属地位。因为诙谐并不像梦那样能产生协调；它们并不躲避抑制，但却坚持保留文字游戏或保留一成不变的胡说。但是，它们把自己限制在一种选择之中，其中这种游戏或胡说可以同时出现（在俏皮话中）是允许的，或者（在诙谐中）是合理的，多亏了语词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和概念关系的多重性。什么也不如言语的这种两面性和两重性能更清楚地把诙谐同其他所有的心理结构区分开来。从这种观点来看，当权威们强调“胡说的意义”时，他们至少最接近了对诙谐实质的理解。

考虑到这种独特技巧在诙谐中所具有的克服其抑制的普遍优势，可以认为，让它们在特殊情况下也运用移置作用的技巧是多此一举的。但是，一方面有些技巧对以快乐为目的和根源的诙谐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例如移置作用本身（思想的转移）就确实具有胡说的性质。另一方面，不应该忘记，诙谐的最高阶段即倾向性诙谐，往往需要克服两种抑制作用——与诙谐本身相对立的抑制以及与其目的相对立的抑制，引喻和移置作用完全有资格使后面这项任务成为可能。

在梦的工作中大量地、不加限制地使用迂回表征、移置作用，特别是使用隐喻，往往会产生一种我曾提到的结果，这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成了我着手处理诙谐问题的主观原因。

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无知的人或反常的人进行梦的分析，在分析中设计了奇怪的隐喻和移置过程——这在生活中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过程——梦的分析就利用了这些过程，那么，读者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印象，并认为这些解释“带有诙谐的性质”。但是，他显然未把它们看做是成功的诙谐，而看做是强迫性的，且以某种方式违反诙谐的常规。要解释这种印象是很容易的。它产生于这个事实，即梦的工作所使用的方法与诙谐的方法相同，只不过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却超越了诙谐所重视的限度。[171]我们很快将得知，由于第三个人发挥作用的结果，诙谐受到了在梦中并不适用的某种条件的限制。

在通用于诙谐和梦的那些技巧中，表现相对立的事物和使用胡说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兴趣。前者是在诙谐中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其他诙谐中用“过分夸大的诙谐”这类实例即可发现。顺便提一句，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不能像大多数其他诙谐技巧一样逃避开意识的注意。一个试图使诙谐的工作尽可能有意地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的人——例如一个职业小丑——一般地说都会很快发现，用诙谐来回击一种主张的最便利方法是说出与它相反的话，使之具有一时的激励作用，以便排除他的反驳有可能引起的反对意见，对他所说的话做出新的解释。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也有可能把它所享有的好处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它成为表达某种思想的另一种快乐方式的核心，这是无须引进潜意识即可理解的。我正在考虑“讽刺”（irony）问题，它和诙谐有密切联系（见前面第73页）并且包含在亚类喜剧之中。其实质在于把一个人想对另一个人转达的话用相反的话说出来，但是当让他反驳时却使他明白——通过一个人的声调，通过某种相伴随的手势，或者（就写作而言）通过某些细小的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他的意思和他所说的话是相反的。只有当另一个人做好了听反话的准备时才能使用讽刺，这样他才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进行反驳的倾向。由于该条件所导致的结果，讽刺特别容易受到误解。它给使用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是使他能很快地避开直接表达的困难，例如在骂人的话里。在听者身上产生了滑稽的快乐，这可能是因为讽刺使他在能量的消耗上产生了矛盾，他即刻便认识到这是不必要的。像这种在诙谐和与此紧密联系的滑稽之间的比较可以证实我们的假设，即诙谐所特有的东西是它和潜意识的关系，这或许也可以使诙谐与滑稽区分开来。[172]

表征相反的事物在梦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大于在诙谐中的作用。梦不仅喜欢用一个相同的复合结构来代表两个对立面，而且经常地把梦的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变成它的对立面，以致造成了解释工作的很大困难。“谁也无法第一眼便决定，任何容许对立的成分在梦念中是作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分而出现的。”[173]

我必须强调说明，这个事实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任何承认，但它似乎指出了潜意识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种思维中很可能没有任何类似于“判断”（judging）的过程出现。若用判断来代替拒绝，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的便是“压抑”。毫无疑问，压抑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防御反射和谴责判断之间的中介阶段。[174]

在梦中如此经常地出现并受到如此不应有的轻蔑的胡言乱语和荒唐行为，绝不是通过那些混淆在一起的观念成分而偶然产生的，而是总能表现出受到了梦的工作有意的承认，并且被用来代表梦念中严厉的批评和轻蔑的反驳。这样，梦的内容中的荒唐行为便取代了梦念中“这是一派胡言”的判断。[175]在《释梦》中我十分强调这种证据，因为我认为，这样我就能对相信梦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现象的错误看法进行最有力的反击——这种错误看法阻碍了通往了解潜意识的道路。

现在我们在解决某些倾向性诙谐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获悉，诙谐中的胡说是为同样的表征目的服务的。我们也知道，一个诙谐的无意义的外表特别适合于增加听者的心理能量的消耗，并因此用笑声来增加能量释放的数量。但是，除此之外，一定不要忘记，诙谐中的胡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为重新发现胡说中旧有的快乐这个意图就在梦的工作动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重新发现胡说并从中获得快乐的方法：漫画、夸张、模仿滑稽作品和歪曲模仿都是利用这种方法，并因此而产生“滑稽的胡说”。如果我们对这些表达形式做一个类似于对诙谐所做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种能产生在我们为了解释它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我们现在也能理解，成为一种诙谐的特点是怎样作为漫画、夸张或模仿滑稽作品的附加成分而出现的；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其实是“活动的心理景象”中的一种差异。[176]

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把诙谐的工作安置到潜意识系统中，它使我们能理解这个事实，即诙谐所公然坚持使用的这些技巧，在另一方面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财产。有些我们只有推迟到后面对这些技巧做原始考察时才能解决的疑问，现在则找到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疑问就更值得我们考虑。这种疑问认为，诙谐和潜意识之间不容否认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对倾向性诙谐的某些范畴才是有效的，而我们则准备把它扩展到诙谐的每一种类和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一定不要回避对这种反对意见的考察。

可以明确地假定，诙谐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问题在于此时它是服务于潜意识目的，还是服务于被潜意识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潜意识的目的是把前意识的思想拖入到潜意识中，在那里赋予它一种新的形式——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研究教给我们做了大量类比的过程。但是，在其他各种倾向性的诙谐、单纯性诙谐和滑稽性诙谐中，这种向下拖曳的力量似乎并不存在，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因此便成了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一种本身并非没有价值的思想，在思想系列的过程中产生，并且作为一种诙谐而表达出来。为了使这种思想变成一种诙谐，就显然有必要从那些可能的表达方式中选择出一种精确的表达方式，以便同时产生一种言语的快乐。我们从自我观察中得知，这种选择不是靠有意识的注意来实现的，但是，如果前意识思维的精神贯注还原为一种潜意识的精神贯注，则当然有助于这种选择，因为正如我们从梦的工作中所知道的那样，从语词出发的连接道路在潜意识中是以和事物之间的联系相同的方式来对待的。潜意识的精神贯注为选择表达方式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条件。此外，我们可以立即假设，包含着产生言语快乐在内的可能的表达方式，犹如早先情况下的潜意识目的一样，被拖入到前意识思维的不稳定的表达中去了。为了说明较简单的笑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始终想获得言语快乐的意图抓住前意识中提供的机会，就能根据熟悉的模式把贯注过程拖入到潜意识中去。

假如我能一方面在我的诙谐观中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决定性的观点，另一方面用结论性的证据来强化它，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但实际上我在这里所面临的不是双重的失败，而是完全相同的失败。我无法做出更清楚的说明，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是在研究（诙谐的）技巧和把诙谐与梦的工作相比较的基础上，而并非任何别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我因此发现，总体上它与诙谐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这个观点是通过推理而获得的。如果从这种推理出发，不是把一个人引导到某一熟悉的领域，而是相反地，引导到一个与他的思想截然不同的崭新领域，他就往往把这种推理称为一种“假设”，并且正确地拒绝把这种假设和从中做出推理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它的一个“证据”。如果它还能通过另一渠道达到这种观点，如果能够表明它是一个还有其他联系的结点，那才能把它看做是“得到了证明”。但是，鉴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尚未开始获得关于潜意识过程的知识，因此这种证据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立足于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处女地上，我们因而得到了满足，我们以观察为起点迈出了简短的、不确定的一步，走入那个尚未开垦的领域。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建树。如果我们把诙谐的各个阶段和适合于它们的各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我们或许能够做出如下行动。从一种愉快心境出发的笑话，似乎具有倾向于减少心理贯注的特点。它已经通过选择言语材料或思想上的联系，以满足产生快乐的要求和理性批评提出的要求，而使用了诙谐的一切具有特色的技巧，并且已经满足了它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将得出结论：在愉快的心境推动之下，把思想贯注下降到潜意识水平，已经在笑话中存在了。在和表达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相联系的单纯性诙谐中，心境的鼓励作用不复适用。这里我们必须假定一种特殊的个人能力倾向（personal aptitude）的出现，它可以轻易地表现为，前意识的精神贯注暂时被拖入到或改变为潜意识贯注。有一个目的始终注视着要更新最初从诙谐中产生的快乐，它对尚未确定的前意识的思想表达方式施加了一种向下拖曳的作用。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在心境愉快时都会说笑话，制造诙谐的能力倾向只在少数人身上才表现为不依赖于他们的心境。最后，当深入到潜意识中的强烈目的存在时，诙谐的工作就受到最强烈的刺激，这些目的代表了产生诙谐的特殊的能力倾向，还可以向我们解释诙谐的这些主观决定因素是怎样在神经症者身上如此经常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些强烈目的的影响下，就是那些最不具备这种能力倾向的人也能变得诙谐起来。

然而，严格说来，即便这还是假设性的，以这个最后的贡献来解释第一个人身上诙谐的工作，即我们对诙谐的兴趣至此也已结束。剩下的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对诙谐和更熟知的梦做一个简短的比较。我们可能期望，除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一致性之外，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功能揭示的将只能是差异。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它们的社会行为。梦是一种完全反社会的心理产物；它也没有什么可与任何人交往的东西；它在主体内部作为在他身上进行斗争的各心理力量之间的一个调和物出现，这是主体本人所难以理解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对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重视它的可理解性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实际上必须避免被人们理解，因为否则的话它就要遭到破坏，它只能以伪装的形式存在。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利用那个支配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机制，达到一种再也无法纠正的歪曲程度。另一方面，诙谐则是所有心理功能中最具有社会性的，目的在于产生快乐。它常常需要有三个人在场，它的完成也需要有某个从一开始就参与其心理过程的人参加。因此，可理解性这个条件在制约着它，它只能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来利用潜意识中可能的歪曲，在这点上可以靠第三个人的理解力来纠正。此外，诙谐和梦是在各不相同的心理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必须划归为心理学体系中相距甚远的方面。梦仍然只是一种愿望，即使只是一种尚未得到承认的愿望；一个诙谐就是发展成熟的游戏。尽管梦有很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梦仍保留着它们与主要的生活利益的联系；它们寻求用幻觉的退行迂回来满足需要，之所以允许它们出现，是为了某种在夜晚活动的需要——即睡眠的需要。另一方面，诙谐则只从我们心理结构的不受需要限制的活动中获得少量的快乐。最后，诙谐试图把快乐作为该结构活动期间的一个副产品来掌握，并因而随之达到指向外部世界的并非不重要的功能。梦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服务的，诙谐则是为获得快乐服务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却都汇聚于这两个目的之中。

二、诙谐与滑稽的种类

（一）

我们已经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探讨了滑稽问题。在我们看来，通常被视为滑稽的一个亚种类的诙谐，似乎有许多可直接受到攻击的特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避免把诙谐与更大范畴的滑稽联系起来，尽管我们未能领会到有可能顺便阐明滑稽的少数线索。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滑稽在社会上的行为不同于诙谐。它可以使两个人感到满意：第一个是发现什么是滑稽的人，第二个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滑稽的人，第三个则是当把滑稽的事情告诉他时，会强化滑稽过程但未增加任何新事情的人。在诙谐中这第三个人却是完成产生快乐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在具有攻击倾向的诙谐中之外，第二个人可能并不存在。诙谐的制造，滑稽的发现——而且首先是在人身上，也只是通过随后对事物、情境等的移情而做到的。就诙谐而言，我们知道有待于培养的快乐的根源在于主体本身而不在于外面的人。我们还发现，诙谐有时能重新开放已难以得到的滑稽资源，而且滑稽还常常作为诙谐的一个门面并取代只能用熟悉的技巧才能产生的以前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未精确地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另一方面，滑稽问题已证明是如此复杂，哲学家们为解决它们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又是如此不成功，以致我们根本不敢奢望我们能突然间通过从诙谐方面来研究

它们并加以掌握。另外，我们在研究诙谐时带着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用过的工具——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它在帮助我们理解滑稽方面同样毫无用处。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除了已在诙谐中发现的事情之外，我们将不会发现有关滑稽的本质的更多的东西，因为诙谐只形成了滑稽的一部分，而且只把某些不变化的或只修改过的特征把握住了。

与诙谐最接近的滑稽种类是天真（naive）。与一般的滑稽相同，天真是被“发现的”，而且和诙谐一样不是“被制造的”。的确，天真是绝不可能制造的，而在纯滑稽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些事情是制造成滑稽的——一种喜剧的引发。天真必须在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下在其他人的言语和行动中产生，这些人要站在滑稽或诙谐中的第二个人的立场上。如果一个人完全无视某种抑制，因为这在他身上不存在——如果他因而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克服它，那么天真就会出现。这是使天真发挥其作用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这个人并没有这种抑制，否则我们就不称其为天真，而称其为无耻了。我们不是取笑于他而是对其表示愤慨。由天真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这似乎并不难理解。我们通常耗费在抑制上的力量由于我们听到天真的话语而突然失去了作用，并且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在这里没有必要使注意力分散，这可能是因为抑制的消散是直接出现的，而不是通过被引起的操作的中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行为犹如诙谐中的第三个人，是和抑制的节省一起存在的，无须他自己付出任何努力。

鉴于我们已经洞察抑制起源于从游戏到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将毫不惊讶地发现，天真最经常地出现在儿童身上，然后遗留在未受过教育的成人身上，就他们的理智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孩子气的。天真的话语当然比天真的活动更适合于和诙谐进行比较，因为诙谐借以表达的通常形式是话语而不是活动。我们深受启发地发现，像这些由儿童说出的话语也可以描述为“天真的诙谐”。诙谐和天真的话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不相似的理由，我们将用几个实例予以更清楚地说明。

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向他的兄弟发出警告说：“我说，别吃那么多布丁，要不然你就会生病的，就得吃巴比仁（Bubizin）。”“‘巴比仁’？”她的母亲问道，“什么是‘巴比仁’？”这个小孩自我辩解地回答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吃几片麦地仁（Medizin）。”这个小孩认为医生开的处方叫“药”（发音为“麦地仁”“Madizin”），这时是为“麦地”（指小姑娘“Madi”）开的，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要是为“巴比”（指小男孩“Bubi”）开药，就得叫做“巴比仁”（“Bubi-zin”）。这种像言语诙谐的笑话是依靠声音类似性的技巧构成的，的确，它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笑话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半不情愿地用微笑来接受它。作为天真的话的一个实例，它非常出色地打动了我们并引起一阵笑声。在这里导致诙谐和天真的事物之间出现差异的是什么呢？显然既不是遣词造句也不是技巧，对这两种可能性来说它们是相同的。相反，它是一种乍一看似乎与两者都非常遥远的因素。它只是一个我们是否假设讲话者有意开个玩笑的问题，或者我们是否认为他——那个孩子——确实想以他被不正确地忽略了为由而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一种天真的话。在此我们的注意力第一次指向另一个人，这个人把他自己置身于在说话者身上出现的心理过程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例子，就会证实这种观点。弟弟和姐姐——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12岁的女孩——正在表演他们自己编的戏，观众是叔叔和婶婶。布景表现为海边的一间小屋。

在第一幕中两位编剧兼演员，一个贫穷的渔夫和他忠诚的妻子，在抱怨时世的艰难和他们微薄的收入。丈夫决定乘小船远涉重洋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在两人温情地告别之后，幕便落下，第二幕发生在几年以后。渔夫成了富翁，带着一大口袋钱回来了，他向在小屋外面等候他回来的妻子诉说，他在外国的土地上所交的好运。他的妻子骄傲地打断他的话：“我也没闲着。”她随即打开小屋的门，在他眼前出现了12个躺在地板上睡觉的大布娃娃……戏演到这儿，演员们的表演被观众一阵暴风雨般的笑声打断了，这是演员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困窘地瞪眼望着欢笑的亲戚们，此前他们的行为一直很得当且一直非常注意地听着。笑声可以用这种假设来解释：观众设想小作者们还不知道支配生孩子的条件，所以才会相信，一个妻子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时也能为所生的孩子而自豪，一个丈夫也能为此而感到高兴。作者们在这种无知基础上制造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胡扯或荒唐。[177]

第三个例子将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技巧，对此我们在关于诙谐与天真的讨论时已经熟悉了。一位“法国妇女”[178]被雇做一个小女孩的保姆，但未征得小女孩个人的同意。新来的人刚离开屋子，这个小女孩就发出大声的批评：“那是个法国女人吗？她可以说她是法国女人，只因为她曾站在一个法国男人的身旁！”这可以算是个笑话——甚至还算是个不错的笑话（双重意义或隐喻，带有双关语），如果这个孩子对双重意义的可能性有最细微的概念。事实上她只是向这个陌生人转达，她不喜欢用一种滑稽的方式把一件东西描述为不真实的，她经常听人们说：“那是真正的金子吗？它可能曾经放在金子旁边。”这个孩子的无知完全改变了在她所理解的听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她的话变成了一种天真的话。由于这个条件的缘故（儿童必须是真的无知），有可能导致误导的天真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孩子身上不再存有无知；儿童们常常表现出天真的样子以便享有一种否则便不可能获得的自由。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天真所占据的地位。在用词和内容方面（言语中的）天真是和诙谐一致的：它会产生词的误用，一种胡说，或一种淫词秽语。然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曾在我们身上引起了这么多有关诙谐的有趣而又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却全然不见了。一个天真的人认为，他正常而简单地使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序列，他的心中没有保留的想法；他也没有从他制造某种天真的事情中获得任何快乐。除了听者的理解之外，天真的任何特点都不存在——听者是和诙谐中的第三个人相同的人。另外，产生天真的人毫不费力地便做到了。在诙谐中用来使理性批评中产生的禁忌失去作用的复杂技巧在他身上并不存在；

他还没有掌握这种禁忌，所以他能直接而毫不妥协地进行胡扯和说粗鄙的话。在这一方面，天真是诙谐的一种边缘情况；如果按照构成诙谐的这种公式，我们把稽查作用的值还原为零，天真便会产生。

鉴于两个人都应服从大体相同的抑制内部抵抗，这是诙谐有效性的一个条件，人们将发现，天真的条件是，一个人应该有抑制而另一个人则没有。对天真的理解在于提供抑制的那个人，而且他独自获得天真所带来的快乐。我们已接近于猜测到这种快乐产生于抑制的消散。由于诙谐中的快乐具有相同的起源一其核心是言语快乐和胡说中的快乐，其外表是解除抑制或释放心理耗费的快乐［第138页注］一与抑制的这种类似的关系可解释天真与诙谐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在两者之中快乐是通过解除内部抑制而产生的。

但是，在天真情况下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和诙谐制造者相比它又是很简单的。（顺便说一句，在天真的情况下，我们的自我总是和接受者一致的，而在诙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同样占有制造者的位置。）当接受者听到某个天真的话语，它必定一方面像诙谐一样对他产生影响——我们的例子对此给以精确的说明——因为和诙谐一样，他只需付出倾听的努力就能解除稽查作用。但是只有天真所创造的一部分快乐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而且即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例如，当听到一句天真的淫词秽语时。如果不是有另一种因素使我们不感到气愤，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更重要的天真的快乐，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像对真正的淫词秽语一样，有可能立即做出同样的愤怒反应。这另一种因素便是已经提到的那种条件，为了识别天真，我们必须知道，在制造天真的人身上是没有内部禁忌的。只有在明确这一点时，我们才以笑声来代替愤怒。这样我们才把制造者的心理状态考虑在内，使我们投身于其中，并试图通过把它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来加以理解。正是这些感情移入（empathy）和比较过程，才导致我们把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节省下来。

还可以做出一个更简单的解释——由于另一个人没有必要克服某种抵抗，这个事实使我们的愤怒变得多余了，在这种情况下，笑声的出现是以节省愤怒为代价的。为了阻止这种总起来说是误导的观点，我将对我以上同时处理的两个事例做一个更明确的区分。我们所遇到的天真既可能具有诙谐的性质，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可能具有淫词秽语的性质（或普遍令人不愉快的性质）；特别是当它不是在言语中而是在行动中表达出来时，后者才将出现。这第二种选择确实是误导：我们可以设想，就此而言，快乐是由节省下来的和经过转换的愤怒产生的。但是第一种选择能更清楚地说明事物。一句天真的话——例如“巴比仁”——其本身表现得就像一个小笑话，而且不会引起愤怒。这种选择当然是不经常出现的；但它是更纯洁的，迄今也是更有启发性的。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事实，这个孩子已经严肃而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药”这个词中的“Medi”等同于她自己的名字“Mädi”，我们在听到这句话时的快乐得到了加强，它不再和诙谐中的快乐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看来自两种观点的看法——一种是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方式，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方式。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找到了一种同一性（identity），[179]而且她克服了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障碍。然后我们似乎可以更深入地对自己说：“如果你选择要理解你所听到的话，你就能节省下你为保持这种障碍所耗费的东西。”

在这种比较中，解放出来的消耗就是天真中的快乐的根源，它是通过笑声来释放的。顺便提一句，如果这种耗费没有被我们制造者的理解所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被所说内容的性质所排除，那么，同样的快乐就会转变成愤怒。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天真诙谐的例子用做另一种选择的榜样，把天真的事物看做令人不愉快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抑制的节省也能直接从这种比较中产生，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一种刚一开始就被抑制住的愤怒，事实上，这种愤怒只和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被解放出来的消耗相一致——与此相反，在诙谐的情况下，复杂的保护性安排是必要的。

但是，若不是因为它们被发现了，那么，这种通过使自己投身于制造者的心理过程中去而进行的比较和这种消耗的节省，就只能说是对天真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怀疑，这种与诙谐完全不同的机制或许是滑稽中的心理过程的一部分或一个主要部分。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天真的最重要的方面——天真表现为滑稽的一个种类。在我们关于天真话语的例子中，增加到诙谐的快乐中的额外因素是“滑稽”快乐。我们应该倾向于对此做出相当普遍的假设，它起源于在把某人的话和我们自己的话相比较而节省下来的消耗。但是，由于这将引发我们做出深刻的考虑，我们会首先对我们讨论的天真做出结论。由于其快乐起源于在试图理解某人时的消耗中的差异[180]，因此天真便成为滑稽的一个种类；而且在依赖于下述条件方面它和诙谐相接近，这个条件是，在比较中节省下来的耗费必须是一种抑制的耗费。[181]

我们不妨对我们刚刚获得的概念和在滑稽心理学中早已熟知的概念之间的一致和差异快速地补充几句。把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并试图理解他，这显然不过是“滑稽的借代”，对此让·保罗和“心理学的对比”相一致的，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为他找到一席之地了，过去在诙谐中我们可不知道对它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解释滑稽的快乐方面不同于许多权威人士，他们认为滑稽起源于前后相反的观点之间注意的波动。像这种快乐的机制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182]但我们可以指出，在相反事物之间的比较中会出现消耗上的差异，如果不是用做其他别的目的，这种差异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快乐的一个根源。

我冒险对滑稽本身的问题做些探讨确实不乏疑虑。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未能做出完全满意解释的情况下，指望我的努力能够对问题的解决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真是太冒昧了。其实我的意图不过是，把诙谐研究中证明有价值的思想路线再进一步深入到滑稽的领域中去。

首先，滑稽产生于从人类社会关系中派生的一种不经意的发现。它是在人身上发现的一在他们的运动、形式、活动和性格特点中，最初很有可能只是在他们的身体特点中，但后来才在他们的心理特点中，或者也可能在对这些特点的表达中发现的。借助于一种非常共同的拟人化，动物也变成了滑稽因素，变成了非生物的对象。同时，由于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借以成为滑稽因素的条件，因而滑稽能够和人分离开。情境滑稽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通过把一个人放在使他的活动依赖于这些滑稽条件的情境中，这种认识便使一个人能够随意地成为滑稽因素。一个人可以随意地使另一个人成为滑稽因素，这一发现为一种梦想不到的滑稽快乐开辟了道路，并成为高度发展的技巧的一个根源。一个人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容易地使自己成为滑稽因素。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是：将他们置身于滑稽情境中，模仿、伪装、脱下假面具、漫画、滑稽模仿、歪曲等。显然，这些技巧可用来服务于敌意和攻击的目的。一个人可以为了使某人为人所不齿而使他成为滑稽因素，并剥夺他获得尊严和权威的要求。但是，即使这种意图习惯上是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基础，但这却未必是所谓自发性滑稽的意义。

关于产生滑稽的这种不正规[183]的看法将向我们表明，滑稽的起源极为广泛，例如，像我们在天真中所发现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在其预料之中的。为了掌握决定滑稽有效性条件的踪迹，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入门的案例。我们将选择动作的滑稽，因为我们记得那种最原始的舞台表演——哑剧——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发笑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小丑的动作发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我们看来他们表现得似乎太过分而且不太适当。我们在笑话一种过大的耗费。现在我们不妨寻找一下滑稽之外人为构成的决定条件——在那里不用存心去找就能发现。一个儿童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滑稽，尽管他也踢也跳。另一方面，当儿童学习写字时，他追随着笔的移动而把舌头伸出来，那么这就是滑稽；在这些联想动作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不必要的动作耗费，因为我们做同样的活动时不会做出这些动作的。同样，其他这类联想动作，或只是夸张的表达动作，我们认为若在成人中出现也是滑稽。这种滑稽的纯粹例子还可以在玩保龄球的人的动作中发现，他在把球扔出去之后，仍追随着球的方向，仿佛他仍然能够继续指导它似的。这样看来，所有的做鬼脸也都是滑稽，它夸大了正常的情绪表现，即便它们是不随意产生的，例如圣·维塔斯（St.Vitus）的舞蹈（舞蹈症chorea）患者。同样，一个现代指挥家的激情动作对任何不懂音乐的人来说似乎是滑稽，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动作的必要性。的确，正是从这种动作滑稽中才分离出来体型滑稽和面部特征滑稽，因为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夸张的、无意义的动作。目不转睛、垂到嘴边的鹰钩鼻子、耳朵突出、驼背——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滑稽效果，因为人们想象到这些动作产生这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人们想象到鼻子、耳朵和其他身体部位竟然比实际上更易移动。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来回摇动他的耳朵，这就是滑稽，如果他能够上下移动他的鼻子，那当然就更是滑稽了。许多由动物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滑稽效果，产生于我们在动物身上知觉到的这些动作是我们自己无法模仿的。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某个人的动作夸张而又不适当时，我们怎么会发笑呢？我相信，这是通过把我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动作和我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动作加以比较。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当然要以同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标准就是我所消耗的表达性神经支配，它和我对这两种情况下动作的看法有关。这种观点需加以解释和扩展。

在这里，我们所比较的一方是我们产生某种观念时的心理消耗，另一方是使我们产生该观念的事物的内容。我们的观点认为，前者一般说来在理论上并不依赖于后者，这种看法的内容，特别是对某些大事的看法要求比对小事的看法有更多的消耗。由于这只是对不同的大动作的一种看法，因此，要对我们的观点及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证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应当是毫无困难的。我们将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性质实际上和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观念的性质是一致的，尽管心理学警告我们，一般不要产生这种混乱。

通过我自己做某种动作或通过模仿，我已了解了关于某种特殊动作的观念，通过这种活动我明白了我的这种受神经支配的感觉运动的一个标准。[184]

现在，当我在某人身上感受到这种或大或小的动作时，对它加以理解（统觉）（apperception）的最安全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通过模仿（imitation）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我就能从比较中确定我消耗在哪种动作上的更多。这种模仿的冲动毫无疑问存在于对动作的知觉中。但是，实际上我进行的模仿不过是和我学会拼读时把词拼出来一样。我不是用我的肌肉来模仿这种动作，而是通过我耗费在类似动作上的记忆痕迹的媒介而产生对动作的某种观念。观念或“思维”不同于行动或操作，主要在于它把较小的能量贯注转移并阻止主要消耗的释放。[185]但是，那个数量因素一即所感受到的或大或小的动作——在这种观念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倘若在观念中没有数量表现，观念是由质量构成的，那么，我怎样才能区分大小不同的动作观念呢？我怎样才能做出使一切都有据可依的比较呢？生理学为此指出了解决之路，因为它教导我们，即使在观念形成过程中，也会有通往肌肉的神经支配，尽管这些神经支配确实相当于非常轻微的能量消耗。[186]现在完全可以设想，这个伴随着观念形成过程的受神经支配的能量用来代表这种观念的数量因素：即当产生一个大动作的观念时要比产生小动作时更大。因此，大动作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更大的——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更大能量耗费的观念。直接的观察表明，人类习惯于借助观念模仿（ideational mimetics）形成时的不同耗费量来表达其观念内容的大小特性。如果一个普通的儿童或成人，或者某些种族的成员解说或描述某件事，人们很容易发现他并不满足于选择清晰的话语而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所明白，他还会以其表情动作来代表其主题：他把模仿和言语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而且在说明数量和强度的事物时尤其如此：“一座高山”——他便把手举过头顶，“一个小矮子”，他便把手放在靠近地面的地方。

他可以打破用手绘画的习惯，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可以用声音来绘画；如果他也在这方面进行自我控制，我可以打赌，当他描述某个大的东西时他会把眼睛睁大，而当他描述某个小的东西时就会把眼睛眯上。他如此表达的不是他的感情，实际上是他对事物的看法的内容。

那么，我们能够假设，这种对所模仿事物的需要只是由与某事交往的要求引起的，而不管这种表现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否逃避了听者的注意吗？相反，我相信，即便不太有活力，远离任何交往活动，这些事物的模仿依然存在，当主体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形成对某事的观念时，当他形象地考虑某事物时，它们也会出现，这时他就会像在言语中那样，以他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大”和“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会发生其特征和感官在神经支配方面的变化。我甚至能相信，与他对某物产生观念时的内容相当的躯体神经支配可能是出于交往的目的进行模仿的起源和开端，为了能服务于该目的，它只需受到强化或引起别人的注意即可。如果我支持这种“情绪表达”的观点，它是众所周知的心理过程的身体伴随物，那么，就应该补充上“观念内容的表达”，我可以相当清楚地发现，我之关于大小范畴的说法并未损害这一主题。甚至在了解紧张现象之前我自己也能补充一系列观点，一个人是借助于这种紧张而在躯体上表达他的注意集中性和他当时进行思维活动的抽象水平的。我将此事视为确实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我相信，如果深入探究观念的模仿，那么，它们在其他美学分支中的用途可能和它们在此理解滑稽因素是同样有用的。

现在回到动作的滑稽因素。我再重复一遍，当某种特殊动作被感受到时，就会借助于某种能量的消耗而发出形成该动作之观念的冲动。因此，在“试图理解”和在统觉这种动作时，我付出了一定的消耗，在这一部分心理过程中，我的行为犹如我把自己置于我所观察的那个人的位置上。

但与此同时，很有可能，我心中牢记这一动作的目的，我早期的经验使我能够估计为达到该目的所需要的消耗量。在这样做时，我并未考虑我正在观察的这个人，我的行为表现犹如我自己想要达到该动作的目的。在我的模仿中的这两种可能性相当于被观察的动作和我自己的动作之间的比较。如果另一个人的动作得到夸张而且不适当，那么，我为了理解它而日益增多的消耗在新生态，也可以说在发动该动作的活动中便会受到抑制；就可以宣布它是多余的，可自由地用于别处或者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这就是其他适当的情境、滑稽动作中的快乐得以产生的方式——当和一个人自己的动作进行比较时已变成无用剩余物的一种神经支配的消耗。

人们将发现，我们的讨论必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第一，建立支配剩余物释放的条件；

第二，考察其他滑稽因素能否以和动作的滑稽因素相同的方式得到观察。

我们将先考虑第二个问题，并将从动作和活动的滑稽因素转向在其他人的理智功能和性格特质中发现的滑稽因素。

我们可以选择滑稽中的胡说作为该类别的一个样本，因为它是由考察中那些无知的候选者产生的；要想提供关于性格特质的简单实例无疑更为困难。如果我们发现，经常产生滑稽作用的胡说和愚蠢，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未作为滑稽因素而被感觉到，我们不应该感到迷惑混乱，就像同样的特点在一种情况下可引人发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令人感到卑鄙或可恨。我们一定不要忽略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想要指出，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在其他联系中追溯出来的比较因素之外，其他因素也与产生滑稽作用有关。

在某人的理智或心理特征中发现的滑稽因素仍然是他与我自己的自我之间一种比较的结果，尽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比较一般地说产生的是和滑稽动作或活动相反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付出了比我认为我所需付出的更大的消耗，那么它就是一个滑稽因素。相反，在心理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没有付出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耗费（因为胡说和愚蠢是功能的无效表现），那么它也成为滑稽因素。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之所以笑是因为他克服了太多的麻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费劲太少。因此，滑稽的作用显然依赖于两种能量贯注的耗费之间的差异[187]——即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出来的一个人自己的和另一个人的耗费之间的差异——而不依赖于差异更偏爱两者中的哪一个。但是，当我们牢记在心，我们的肌肉活动受限，和我们的理智活动增加与我们个人朝向更高文明水平的发展过程相适应时，这种乍一看会混淆我们判断的独特性便消失了。通过增加我们的理智消耗，我们就能获得因动作消耗上的减少而获得的相同的结果。这种文化成功的证据是由我们的机器提供的。[188]

这样我们可以对下述事实做同样的解释，在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时，如果一个人在身体功能上消耗太多而在心理功能上消耗太少，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滑稽因素，而且不可否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笑声都表达了一种快乐的优越感，这是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比我们的体力消耗或比他的心理消耗更大，那么我们就不再发笑，而是充满了惊奇和赞赏。[189]

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滑稽快乐的根源——它起源于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的比较，起源于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到的我们自己的体力消耗和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之间的差异——从发生学上讲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根源。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学会了不考虑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这种比较，而且只从一个方面获得快乐的差异，无论是从感情移入还是从我们自身的过程——结果证明这种优越感和滑稽的快乐基本无关。（但是），进行比较对于产生这种快乐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发现，这种比较是在两种能量贯注的消耗之间进行的，这些消耗是迅速连续出现的而且和同样的功能有关，这些消耗或者是在我们身上产生并通过感情移入而传给别人，或者是若没有任何这种关系，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心理过程中发现。

当贯注的能量消耗中令人快乐的差异由于外部的影响而产生时（我们可把这些外部影响概括为一种“情境”），这些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就会出现——其中另一个人仍然起作用，尽管不再和我们自己的自我相比较。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滑稽因素也被称为“情境滑稽因素”。提供滑稽作用的这个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起主要作用：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本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也会笑的。在这里，我们正从人类与经常是过分强大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抽取出滑稽因素；而且就人类的心理过程而言，这个外部世界也包含着社会习俗和必需品，甚至包含他自己的身体需要。如果在向一个人的心理力量提出要求的活动过程中，他突然被一种痛苦或排泄的需要所打断，那么，这后一种典型的事例就会出现。这种通过感情移入而向我们提供滑稽差异的对比，是在打断之前他感受到的高度兴趣和打断出现时他的心理活动所留下的最低限度的兴趣之间的对比，向我们提供这种差异的人又一次由于他的低劣而成为滑稽因素；但他的低劣只在于和他的早期自我的比较中而不是和我们的比较中，因为我们知道，否则的话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发现有人处于具有感情移入的——即与某人有关的——低劣滑稽因素的境地：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类似的困境，我们应该只意识到痛苦的感受。很可能只有通过使自己摆脱这类情感，我们才能享受到从这些变换的宣泄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差异而导致的快乐。我们在我们自己精神贯注的转换中发现的滑稽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我们习惯于以我们期待的观点来预期这些关系。我假设，一种数量上确定的消耗成为我们每一种观点的基础——这种消耗在令人失望的事件中可通过一种明确的差异来减少。在这里我再次回忆起我早期关于“观念模仿”的谈话。但在我看来，要证明期待条件下能量贯注的真正运动似乎更容易些。在许多情况下都显然极为真实的现象是，运动准备是形成期待表情的东西——首先，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期待的事件向我的运动提出了要求——而且这些准备可以立即在数量上加以确定。假如我正期待着接一个扔给我的球，我便使我的身体处于紧张状态，以使之适应球的冲击力；如果球被接住时却实在太轻了，那么，我的多余的动作便使我在旁观者看来成为滑稽的。我使自己受我的期待的诱使而做出了过分夸张的动作消耗。例如，假如我从篮子里拿起一个我判断很重的水果，但令我失望的是，这是个假水果，中间是空的，用蜡做成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我的手一下子高举起来，这和我为此目的而准备的过大的神经支配相违背——我为此而成为笑料。至少有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动物的生理实验用测量的方法直接证明对期待的耗费。在巴甫洛夫（Pavlov）的唾液分泌实验中，各种食物摆在狗的面前，在狗身上接着一个唾液管；分泌的唾液量根据实验条件是否满足狗期待吃到摆在它们面前的食物而变化。

甚至当所期待的东西对我的感官而不是对我的运动提出要求时，我也可以假设，这种期待是以某种运动的消耗表达出来的，这种运动消耗旨在使感觉紧张起来，并把其他未期待的印象收回来；一般说来，我把一种注意的态度视为等同于某种消耗的运动功能。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前提，即期待的准备活动将不会与所期待的印象的重要性无关。但是，我将用一种或大或小的准备性消耗模仿性地表现其大小，就像在进行交往时和在不伴随期待的思维中一样。然而，对期待的消耗是由几件成分聚合在一起的，在我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也将包含着几个要点——不仅包含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在知觉上比所期待的事情大或小，而且包含它是否和我消耗在期待上的很大兴趣

等值。或许我将在这种方式引导下，除了考虑表现大小（观念模仿）的消耗之外，还要考虑使注意紧张的消耗（对期待消耗），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情况下用于抽象作用的消耗。但是，这些其他种类的消耗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对大和小的消耗，因为那些更有趣的、更极端的甚至更抽象的事物只是一些带有独特性质的、更大事物的特殊案例。如果我们另外再考虑，根据李普斯和其他作者的看法，量的（而非质的）对比主要被视为滑稽快乐的根源，那么，总起来说我们将感到高兴，因为我们选择了动作的滑稽因素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在这几页经常引用的书籍中，李普斯曾试图扩展康德的观点，[190]滑稽是“变成了虚无的一种期待”，通常从期待中获得滑稽的快乐。（李普斯，1898年，第50页以下）但是，尽管这种尝试阐明了许多有益而又有价值的发现，我却愿意支持其他权威人士提出的批评，即李普斯把滑稽起源的领域弄得太狭窄了。为了把这些现象置于他阐释的范围之内而不得不付出很大的力量。

（二）

人类并不满足于欣赏他们经验中突然产生的滑稽；他们还寻求使之有意向性地产生，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手段，我们就能对滑稽的本质有更多的了解。首先，为了把别人逗乐，要能够把滑稽与自己联系起来——例如，使自己显得笨拙或愚蠢。以这种方式，一个人通过满足导致消耗差异的比较这个条件而产生了一种滑稽效果，就好像一个人真的就是这些东西。但他并非以这种方式而使自己荒谬可笑或为人所不齿，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获得人们的钦佩。如果另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只不过假装如此，那么在他身上就不会产生优越感；而且这提供了来自优越感的滑稽的基本独立性的新证据。使他人成为滑稽因素，主要的手段是把他们置于某些情境之中，因为一个人是否成为滑稽因素只依赖外部事件，特别是依赖社会因素，而与个体本人的特点无关——就是说，通过使用情境中的滑稽因素——而使一个人成为滑稽的。将某人置身于滑稽情境可以是真实的（一个实际的玩笑[191]）——伸出一条腿把某人绊了一下，仿佛他脚步不灵活似的；通过利用某人的轻信而使他显得很愚笨，或者试图使他相信某件很荒谬的事等等——或者它也可以通过言语或游戏来模仿。使一个人成为笑料通常会有助于攻击性，下述事实给攻击性以很大的帮助，滑稽的快乐并不依赖滑稽情境的现实性，结果，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成为笑料的情境中。

但是，还有一些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手段值得特别考虑，也部分地指明了滑稽快乐的新来源。例如，学别人的样子会给听者带来相当不寻常的快乐，即使这还远非对一种滑稽模仿的夸张，却足以使其对象成为滑稽的。要为滑稽模仿的滑稽作用找到一个理由要比为仅仅学样模仿的滑稽作用找理由容易得多。滑稽模仿，拙劣模仿和歪曲（以及与其实际相对应、摘下假面具之后的真面目）针对的是那些声称有权威和应受尊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崇高的”[192]人和物。

它们是“Herabsetzung”这个恰当的德文词表述所具有的过程。[193]崇高的事物是在比喻的、心理意义上很大的事物；而且我愿意提议，或者宁愿重复我的提议，像躯体上很大的事物一样，它是通过增加消耗来表现的。无须很多观察即可确定，当我谈到崇高的事物时，我的神经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支配着我的言语，我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我试图竭尽全力使自己和我对其有某种看法的事物的尊严相和谐。如果我想表现出一种地位很高的人格、一个最高统治者或一位科学王子，我会对我自己严加限制——并非与我应当采取的方式大相径庭。在假设我进行观念模仿时所做的这种不同的神经支配与一种增加的消耗相对应方面，我是不会有错的。这种增加消耗的第三个实例[194]，无疑可以在我进行抽象思维而不是习惯性的具体而可塑的思想序列活动时发现。因此，这一过程，即我所讨论的把崇高的事物贬低之后使我对它产生了某种看法的过程，仿佛成了件很平常的事，在它面前我不必把自己紧缩成一团，而是可以用军事口令来说是“稍息”，我正在把用于严厉限制所增加的消耗节省下来。这种（受感情移入唆使的）新的观念形成方法，与以前试图同时确立它自己的习惯方法之间形成了比较——这种比较再次造成可以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上的差异。众所周知，滑稽模仿的贬低作用，是通过对拔高对象单一特性的夸张而使其成为一般印象中的滑稽因素的（否则这一特性将被忽略）。通过把这个特性分离开来，就能获得一种滑稽效果，扩展为我们对整个对象的记忆。它依赖的条件是，地位很高的人的实际在场不会使我们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如果一个被忽略的这种滑稽特点在现实中很少见，那么，滑稽模仿将迅速地通过夸张一个本身并不滑稽的特点而制造它；滑稽模仿的作用基本上不会被这种现实的歪曲所消除，这个事实再次表明了滑稽快乐的根源。拙劣模仿和歪曲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达到对某件被抬高的事物的贬低作用：通过破坏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的性格及其言语和行动之间存在的一致性，通过用低劣的东西来取代地位很高的人物或他们的讲话。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产生滑稽快乐的机制方面，它们不同于滑稽模仿。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揭露假面具，它只适用于某人通过欺骗而获得尊严和权威的地方，在现实中必须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上摘下来。我们已经遇到过在诙谐中揭露假面具而取得滑稽效果的几个实例——例如，在一个贵妇人的故事中，当她第一次经历分娩的痛苦时，她叫喊着：“啊！我的天哪！”但是直到她喊出“啊—哦，啊—哦”的声音时医生才来帮助她。知道了滑稽因素的这些特点之后，我们就不能再怀疑这种轶事其实就是喜剧般地揭露假面具的一个实例，并且无可争辩地称之为诙谐。它只是通过其环境，通过“表现某件非常小的事情”这种技法而回忆起诙谐的——人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病人的叫喊足以确定治疗的迹象。但是，我们的语言学意义，若我们要求用它来做决定，就不会反对将这种故事称为诙谐，这是千真万确的。通过反思，语言学的运用并非建立在我们对诙谐本质进行这种艰苦的研究时所获得的科学顿悟之上，我们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由于诙谐的作用之一是使滑稽快乐暗藏的根源再次得到理解），因此，任何方法只要能把未明显表现出来的滑稽因素明朗化，即可通过松散的类比而称之为诙谐。但是，这更适用于揭露假面具以及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方法。[195]

在“揭露假面具”这个题目之下，我们还可以包括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即把注意力指向他们和所有人性都具有的弱点来贬低个体尊严的方法，但他们的心理功能特别依赖于身体的需要。对假面具的揭露，在这里等同于温和的责备：某某人是个被崇拜的人物，但毕竟也只是一个像你我一样的人。这里所付出的努力也是要揭示单调的心理自动作用，它隐藏于心理功能丰富而明显的自由的背后。在婚姻代理人的笑话中我们遇到过这种“揭露假面具”的例子，而且当时还怀疑这些轶事能否算做诙谐。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应声虫的轶事强化了婚姻代理人的所有主张，并最终肯定了他用“好大一个驼背”的感叹而承认新娘是个驼背——这件轶事基本上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个揭露心理自动作用的假面具的实例。但是，滑稽的故事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门面来用的。对任何一个注意婚姻代理人轶事背后意义的人来说，全部的事情始终是一个令人赞赏的舞台笑话，而没有探讨这么深的人得到的是一个滑稽故事。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其他诙谐，那个婚姻代理人为了回答一个反对意见，最后用一声叫喊承认了实情：“但是我问你，谁会把东西借给这家人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把滑稽的揭露真相视为诙谐的门面，尽管在这个例子中诙谐的特点更为清楚明了，因为婚姻代理人的话同时也表现为相反的事。在试图证明人们很富有的同时，他也证明了他们并不富有，而是非常穷。诙谐和滑稽在这里结合起来，并教诲我们同样的话可以同时一箭双雕。

有机会从揭露假面具的滑稽转向诙谐，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的真正问题不是确定滑稽的性质，而是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揭示心理自动作用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把某事究竟是作为滑稽还是诙谐来感受，颇使我们左右为难。现在我们将补充另一种情况，其中诙谐与滑稽之间存在着类似的混淆——胡说的诙谐的例子。但是，我们的研究将最终向我们指明，关于第二种情况，诙谐与滑稽之间的趋同现象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解释。

在讨论诙谐的技巧时，我们发现，通常处于潜意识之中，但在意识中只能作为“错误推理”的实例来判断的思维方式可以自由发挥，这是许多诙谐中采用的技法；对此我们再次感到怀疑，我们是否倾向于把它们仅作为滑稽故事来划分。我们还不能对我们的怀疑加以确定，因为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诙谐的基本特点。后来，通过与梦的工作进行类比，我们发现，在诙谐的工作需要合理批评与不放弃在说话和胡说时古老的快乐这种欲望之间达成了妥协。当前意识的思想开端暂时留给潜意识予以修正时，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所产生的东西便满足了每一种情况下的这两种要求，但却使自己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批评，而且不得不忍受对它的各种评价。有时一种诙谐可以成功地装出一种无意义的但却可以容许的主张而悄然溜过，有时它又会做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的表达而悄然返回。但是，在导致妥协的边缘情况下，它会放弃满足批评的企图。夸口快乐的根源受其支配，就会在批评面前表现为一派胡言，而且不担心会由此而引起矛盾；因为诙谐能指望听者通过潜意识修正来改正其表达形式上所毁损的形象，从而归还其意义。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诙谐才将在批评面前表现为胡说呢？特别是当它利用的思维方式通常处于潜意识之中，但在意识思想中却往往被排斥时——实际上是错误推理。某些潜意识所特有的思想方式也被保留在意识之中——例如，某种间接的表征、隐喻等——尽管它们在意识上的运用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当诙谐利用这些技巧时，它几乎不会引起批评者的反对。如果它还利用意识思维与其毫无关系的方法技巧，反对意见就一定会出现。如果诙谐能把它运用的错误推理隐瞒起来并且伪装成符合逻辑的样子，就像在鲑鱼炒蛋黄和烈酒的轶事中及类似事件上所发生的那样。

但是，如果它不加掩饰地产生错误推理，那么，批评性的反对意见将必然接踵而至。

在这些情况下诙谐还有另一个根源。因其技巧而用作一种潜意识思维方式的错误推理，往往把批评视为滑稽因素——尽管并非总是这样。有意识地使潜意识的思想方式（它们被视为错误的东西而遭排斥）得到自由表现，是产生滑稽快乐的一种手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必然要求耗费更大的能量来进行前意识的贯注，这比让潜意识自由表现耗费的能量更大。当听到一种思想可能已在潜意识中形成，我们把它与其更正相比较时，便会出现能量消耗的差异，在我们看来滑稽的快乐便由此而生。利用这种错误推理作为其技巧并因而表现为荒谬的诙谐，可以由此而同时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如果我们未能觉察到这种诙谐，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滑稽或滑稽的故事。

借来的水壶在归还时却破了个洞的故事，是潜意识思维方式尽情发挥的纯滑稽效果的卓越事例。人们还记得，当借壶人受到追问时，他先是回答说他根本就没借过水壶，其次他说在他借壶时上面就有一个洞，第三次他回答说，他归还时并没有坏，也没有洞。这几种思想的相互抵消，其中每一种本身都是正当有效的，在潜意识中却显然是不会出现的。在梦中潜意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很明显的，因此不存在“非此即彼”这类事[196]只有同时并列。在一个梦的实例中，尽管这个梦很复杂，我仍在《释梦》中选做解释工作的一个样本，我试图解脱由于未能通过心理治疗解除一位病人的痛苦感受到的耻辱。我的理由是：（1）她自己应为其疾病负责，因为他不会接受我的解决方法；（2）她的痛苦源自器质性的，因此与我无关；（3）她的痛苦与她守寡有关，我显然不应为此负责；（4）她的痛苦是由于使用了一个受污染的注射器进行注射所致，这是由另外的人给她造成的。所有这些理由都是并列的，仿佛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为了避免被指控为胡说，我被迫用“非此即彼”来取代这个梦的“和”。[197]

有一个关于匈牙利村庄的类似的滑稽故事，村里的铁匠犯了死罪，但是，村长却决定应该把一个裁缝而不是铁匠绞死以示惩罚，因为村里有两个裁缝但却没有第二个铁匠，因而罪行必须得到宽恕。[198]这种从一个罪犯转向另一个人的移置当然是和每一种有意识的逻辑法律相矛盾的，但却丝毫也不是潜意识的思维方式。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故事叫做滑稽，但是我却把水壶的故事包括在诙谐之中。现在我承认，这后一个故事也可以更正确地描述为“滑稽”，而不是诙谐。但我现在明白了，我那通常如此肯定的感受是怎样使我怀疑这个故事是滑稽还是一个诙谐。这是我无法以我的感受为基础做出一个决定的情况——就是说，滑稽起源于对完全适用于潜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揭露。像这样的故事可以同时是滑稽，也是一种诙谐；但是即便它只不过是滑稽，留给我的印象也将是诙谐，因为使用潜意识的错误推理使我想起了诙谐，就像揭露那种显然不是滑稽的东西时采用的策略那样。

我极其重视阐明我的论点中这个最微妙的观点——即诙谐与滑稽的关系；因此我将用几个否定的说明来补充我所说的话。我可以首先注意该事实，我在此处理的关于诙谐与滑稽之趋同的实例与前面的例子是不同的。的确，这种区别极其微小，但肯定能区别开来。在前一种情况下滑稽产生于对心理自动作用的揭露。然而，这却根本不是潜意识所独有的，它在诙谐的技巧中也不起重大作用。揭露假面具只和诙谐有偶然的联系，此时它服务于某种其他的诙谐技巧，例如用对立的事物来表现。但是，在充分发挥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情况下，诙谐与滑稽的趋同却是必要的，因为制造诙谐的第一个人，在这里把它作为释放快乐的技巧而使用的同一种方法，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必须在第三个人身上产生滑稽的快乐。

人们或许想从这后一种情况中得出结论，并寻找诙谐与滑稽的关系，认为在第三个人身上的滑稽效果是根据滑稽快乐的机制而产生的。但情况并非如此。与滑稽的联系绝对不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诙谐中发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诙谐与滑稽之间可以做出明确区别。每当诙谐成功地避免看上去像胡说时——就是说，在伴随着双重意义和隐喻的大多数诙谐中——不可能在听者身上找到与滑稽相似的效果的痕迹。这可以在我早期所举的几个实例中，或者在我所能提出的几个新例子中得到检验。

给一个赌徒70岁生日发来的祝贺电报：“Trente et quarante”（带有隐喻的划分）。海维西曾在某个地方描述过烟草制造过程：“鲜黄的烟叶……被浸泡在酱汁中给这种溶液增加了风味。”[199]（同一材料的双重用途门提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曾被称为“门提囊夫人”（Madame de Maintenant）（姓名的改变）。

卡斯特纳（Kfistner）教授对一位在示威期间站在一架望远镜前的王子说：“殿下，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您是‘durchlauchtig（尊贵的[200]）’，但您却不是‘durchsichtig（透明的）’。”安特拉希（Andrassy）伯爵曾以“漂亮的外交部长”而闻名。[201]

可以进一步认为，不管怎么说，表面上像是胡说的所有诙谐似乎都是很滑稽的，而且必定产生滑稽效果。但是，我必须记住这类诙谐往往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听者，并引起困惑和一种否定的倾向［见第138页注］。因此，它显然依赖于诙谐的胡说，究竟是滑稽还是一般的胡说——我们还没有研究是什么决定这一点的。我们因此坚持我们的结论，诙谐从本质上讲可以与滑稽区分开，而且只有一方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另一方面在其目的是从理智根源获得快乐时才与它相趋同。

在探讨诙谐与滑稽之间的这些关系期间，我们已经明白了这种区别，我们必须把这种区别视为最重要的来加以强调，这种区别同时也指出了滑稽的一个主要心理特点。我们发现我们被迫把诙谐中的快乐定位在潜意识之中；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可把它们同样定位在滑稽的情况中。相反，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分析都指出，滑稽快乐的根源是两种必须归于前意识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诙谐与滑稽首先是在它们的心理定位中区分出来的；可以说，诙谐是从潜意识领域中对滑稽所做的贡献。[202]

（三）

没有必要对这种离题表示道歉，因为诙谐与滑稽的关系是驱使我们研究滑稽的原因。但是，这当然是我们该回到前一个主题的时候了——讨论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的方法。我们首先考虑了滑稽模仿和揭露假面具，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两者当中为分析模仿的滑稽因素而获得某些启示。

一般地说，模仿无疑渗透着滑稽模仿——即对那些否则不会令人惊奇的特点进行夸张——它还包含着贬低的特点。但这似乎并未详尽无疑地论述其本质。不容争辩，它本身是滑稽快乐的一个格外丰富的来源，因为我们特别会对一种模仿的可靠性发出笑声。要对此做出满意的解释绝非易事，除非一个人准备采纳柏格森（Bergson，1900）所持的观点，它使模仿的滑稽接近于由于发现了心理自动作用而导致的滑稽。柏格森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有生命的人身上发生的使他想到无生命机制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滑稽效果。他为此提出的准则是“生命的机制”。他解释模仿的滑稽作用是从帕斯卡尔（Pascal）在《感想录》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当人们比较两个类似的方面时会笑，而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本身并没有滑稽作用。“按照我们的期待，活着的东西决不应完全相同地得到重复。当我们发现这种重复时，我们总是怀疑在有生命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某种机制。”（柏格森，1900，第35页）当人们看到两张彼此非常相似的脸时，就会想到来自同一模子的两种印象或者想到某种类似的机械过程。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笑的原因就是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趋同，或如我们所说，把有生命的东西贬低为无生命的东西（同上书，第35页）。另外，如果我们打算接受柏格森的这些似乎有理的看法，我们就应该发现，这并不难把他的观点包含在我们自己的程式中。经验已教给我们，每一种活的东西并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的东西，而且需要为我们的理解付出某种消耗；如果由于完全的一致或靠不住的模仿，我们不需要做出新的消耗，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失望。但是，我们是在宽慰的意义上感到失望，对已成为多余的期待的消耗则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同样的程式也包括柏格森认为的滑稽的僵硬（“raideur”）、职业习惯、固定观念（fixed ideas）以及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一再重复的言语发生转变等情况。所有这些情况都要回到对期待的消耗和对实际要求的某个一直相同的事物的理解所付出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而且期待所需要的更大的消耗量，是以观察有生命事物的多重性和可塑性为基础的。因此，在模仿的情况下滑稽快乐的根源就不是情境的滑稽作用，而是期待的滑稽作用。

由于我们一般是从比较中获得滑稽快乐的，我们有责任考察一下比较本身的滑稽作用。的确，这可以用做使事物成为滑稽的一种方法。当我们回想起在类比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的“感受”在把某事称为诙谐，或者只称为滑稽方面，令我们困惑不解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将会增强。

必须承认，这个主题应该受到比我们的兴趣所能为之付出的更仔细的对待。我们在类比中所探寻的主要属性是它是否恰当——就是说，它是否注意真正表现在两个不同事物问的一致性。

重新发现同一事物时的原始快乐（格罗斯，1899，第153页［以及前文第121页以下］）并非是有利于使用类比的唯一动机；还有一个事实说明类比可能有用，它能对理智活动带来宽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遵循着通常的方式，把不太熟悉的东西和较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或者把抽象的事物与具体事物相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就能阐明较不熟悉的东西或较困难的东西。每一种这类比较，特别是抽象事物与具体事物的比较，都包含着一种贬低，和对（观念模仿意义上的）抽象作用的能量消耗的一种节省，但是，这当然不足以使滑稽的特点突显出来。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渐从比较所产生的宽慰的快乐中出现的。有许多情况只是刚沾滑稽的边，它们是否能表现出滑稽的特点还令人们怀疑。如果在所比较的两个事物的抽象作用上的消耗之间出现差异水平的上升，如果某件严肃的和不熟悉的事物，特别是如果它具有理智的或道德的性质，同某件平常的和低劣的事物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毫无疑问变成了滑稽。以前宽慰的快乐和观念模仿的决定因素所做的贡献；或许可以解释这种逐步的转变，它受制于数量因素，在比较期间从一般的快乐向滑稽快乐转变。如果我强调这个事实，我不是通过对所比较的两个事物间的对立面的相似性进行类比，而是对消耗在抽象作用上的两种能量问的差异进行类比而发现滑稽快乐的，那么，我无疑将避免误解。当一件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事物，一件在理智意义上十分抽象而且事实上非常异常的事物，被说成是与某件熟悉的且十分低劣的事物相符合时，认为完全不存在对抽象作用的任何能量消耗时，那么，抽象事物本身就作为同样低劣的事物而露出真面目。比较的滑稽作用便由此还原为一种贬低。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比较可以具有诙谐的性质，没有滑稽混合的痕迹——确切地说，是当它避免了贬低时。这样，用一个火炬对真理进行比较，而拿着火炬穿过拥挤的人群不可能不烧焦某人的胡子，这种比较纯粹具有诙谐的性质，因为它的言语（真理的火炬）就其全部意义而言进行了打折扣的转向，这种比较也不是滑稽的，因为尽管火炬作为一个物体是具体的，却并非没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比较也可以很容易地作为一种诙谐和滑稽且相互独立，因为比较能够对某些诙谐的技巧有帮助。例如对一致或引喻。内斯特罗（Nestroy）以这种方式把记忆比做“仓库”，这种比较可以同时是滑稽和诙谐——前者是由于这种不同寻常的贬低，这是在把记忆比做“仓库”时心理学概念不得不容忍的一种贬低，而后者是因为运用这种比较的人是一个职员，他以这种比较在心理学和他的职业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一致性。海涅的话“直到我的忍耐力的屁股后面的所有纽扣全都崩开”，乍一看似乎不过是滑稽性贬低比较的一个典型实例；但仔细考虑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具有诙谐的特点，因为作为隐喻的一种手段，这种比较触及到淫秽的区域，从而成功地在淫秽之中释放了快乐。同样的材料如果公认不是完全偶然的巧合，就会向我们提供一种同时滑稽而且具有诙谐特点的快乐。如果一方的条件有利于产生另一方，他们的统一就会对“感受”具有混乱的影响，据说这种“感受”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提供一种诙谐还是某种滑稽的事物，而且决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出，即专心致志的研究摆脱了对特定快乐的任何预先安排。

无论对产生滑稽快乐的这些更深入的决定因素的探究多么吸引人，作者必须牢记，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日常工作都不能使他将其研究扩展到超出诙谐的领域之外；而且他必须承认，滑稽比较这一主题使他特别意识到他的无能。

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起，许多权威人士没有认识到我们业已发现诙谐与滑稽之间这种鲜明的概念与材料上的区别，他们认为诙谐只不过是“言语的滑稽”或“字词的滑稽”。为了检验一下这种观点，我们将选择一个实例，每一种在话语上有意和无意地具有滑稽作用，以此和诙谐进行比较。我们早就说过，我们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把滑稽作用的话与诙谐区分开：

“拿着叉子吵闹不休他的妈妈把他从炖菜烦恼旁拉走”这只是滑稽作用。海涅关于哥廷根的居民中有四种社会等级的说法——“教授、学生、市侩和蠢驴”——却是个典型的诙谐。

对于某种有意成为滑稽的事物，我将以施特腾海姆（Stettenheim）的“Wippchen”[203]为例。人们说施特腾海姆很机智，是因为他在引发滑稽作用的才智方面达到了特殊程度。实际上这种能力确实恰当地决定了一个人所具有的“智慧”，这是和一个人所“制造”的“诙谐”相比。[204]

不容争辩，Wippchen的字母，与其相应的Bernau也都指机智，因为每一种诙谐都丰富地夹杂其间，其中有些是真正成功的（例如，原始时代的人“在举行仪式的裸体舞”中表现出来的诙谐）。

但是，给这些产物赋予独特特点的不是这些分离的诙谐，而是穿梭其间的几乎过分丰富的言语的滑稽作用。“威普岑”最初无疑指的是一个好挖苦人的人，是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无固定观念的记者”的一种变式[205]，其中一类是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把国家的文化贮藏加以误用和交易；但是，作者对在他的这幅特征图中获得的滑稽效果的喜爱，显然已把好挖苦人这个目的一点一点地推到了背景中。Wippchen的产物大部分都是“滑稽性胡说”。作者利用堆砌这些成功的事物而产生的快乐心境。（必须公正地讲），连同那些完全可以允许的材料一起，引进各种他们自己都不能容忍的灵机。威普岑的胡说因其独特技巧而产生了一种特殊效果。如果一个人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诙谐”，就会因少数几个诙谐所引起的独特震惊而对整个产品打下印记。Wippchen主要利用的是结合（混合）、熟，悉的言语措辞特征和引语的改变，用更需要技巧的、更重要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其中几个一般成分。顺便说一句，这已接近了诙谐的技巧。

下面有几个混合的例子（摘自前言和全书的前几页）：

“土耳其有钱wie Heu am Meere（像海边的干草）。”这句话由两个词句组成：“钱wie Heu（像干草）”和“钱wie Sand am Meere（像海边的沙子）”。[206]

或者，“我不过是剥掉了树叶的木桩，[207]它证明了其昔日的茂盛”——由“一棵剥掉树叶的树”和“一根……的木桩等”凝缩而成。

或者，“引导我从奥基尔王的牛厩的Scylla中走出来的埃里阿登之线何在？”其中有三个古希腊传奇，每个传奇构成一个成分。

这种改变和替代可以毫不困难地总结出来。它们的性质可以从下列实例中看出，它们表现了威普岑的特点，在它们背后我们还可以瞥见另一种更流行的、通常更普遍的说法，这已还原为一种陈词滥调：

“Mir Papier und Tinte häher zu hängen（把纸和墨水给我挂得高一些。）”我们用“einemden Brotkorb häher hängen（把某人的面包篮给他挂得高一些——使某人吃不饱）”，作为对“把某人置于更困难境地中”的隐喻。所以，为什么这种隐喻不能扩展到其他材料中去呢？

“在竞赛中俄国人有时抽短签（短签——即结果居第二位），有时则抽长签。”这些表达方式中只有第一种（“den Kurzeren ziehen”，“抽短签”）是常用的；但考虑到其派生物在使第二种也产生作用方面并没有荒唐之处。

“当我还年轻时，柏伽索斯（Pegasus）就在我心中激荡。”如果用诗人来取代柏伽索斯，我们便发现了传记中经常使用的陈词滥调。的确，柏伽索斯并不是“诗人”的一个恰当的替代词，但它与诗人有着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个颇为夸张的词。

“我就这样度过了童年的荆棘丛生之路。”这个明喻可代替一个简单的说明，“DieKinderschuhe austreten”（“穿破了童年的鞋子”，“把托儿所抛到后面”）这是与童年概念有联系的意象之一。

从威普岑的大量其他产物中，有些可以作为喜剧因素的纯粹实例。例如，“争吵此起彼伏数小时，直到最后也没有决定下来”，这就是滑稽的失望。或者，“克莱欧（Clio，主管史诗、历史的女神），历史的美杜萨（Medusa）”，这是滑稽的（无知的）揭露假面具。或者像“Habentsua fata morgana”[208]这种引语。但是，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是由混合与改变唤起的，因为它们是重复诙谐的技巧。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诙谐如“他背后有着光明的未来”，或“er hat einIdeal vor dem Kopf”，和改变加以比较，或者把“新的矿泉治好病”的诙谐和利希腾贝格的改变相比较等等。威普岑的具有同样技巧的产物现在要称为诙谐吗？或者他们是怎样与此相区别的呢？[209]

要做出回答并不困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诙谐往往向听者表现两张脸，迫使他对其采取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一则胡说的笑话中，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一种观点只考虑遣词用字，认为这是胡说；另一种观点则遵循所给的提示，通过听者的潜意识并在其中找到出色的意义。在威普岑的类似诙谐的产物中；诙谐的一张脸没有表情，仿佛它已退化：一个两面神的头却只有一面发达。

若允许这种技巧把我们引诱到潜意识中，我们将一无所获。混合不会向我们提供两件相混合的事物，确实会产生新的意义的场合。如果我们尝试做个分析，它们就会完全区分开。如同在诙谐中一样，改变和替代会导致一种通常很熟悉的话语，但改变和替代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一般地说，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能的或有用的东西。因此，这些诙谐中只有一种观点遗留下来——即它们是胡说。我们只能决定把这类已从诙谐的最基本特点中解放出来的产物是称为“坏的”诙谐还是根本不是诙谐。

这种退化的诙谐无疑会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对此我们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解释。滑稽产生于对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揭露，如我们早先考虑过的情况［例如，第205页］快乐则产生于和一种完整的诙谐所进行的比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假设这两种产生滑稽快乐的方式在这里趋同了。

在这里来自诙谐的不恰当支持恰好就是使胡说成为滑稽胡说的东西，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还有其他一些容易理解的情况，其中这种不恰当性和应该产生作用的东西相比较，便不可抗拒地使胡说成为滑稽。诙谐的副本——谜语［第67页注］——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比诙谐本身更好的实例。例如，这里有一个“滑稽问题”［第153页注］：“什么东西挂在墙上，人们能用它来擦干手？”如果回答是“一条毛巾”，那么就是一条愚蠢的谜语。但是这种回答被拒绝了。

——“不，是一条鲱鱼。”——但是这会招来愤怒的抗议。“天啊，一条鲱鱼不会挂在墙上。你可以把它挂在那儿。”——但是究竟谁会在一条鲱鱼身上把手擦干呢？——“嗯。”回答是安慰性的：“你不必用它擦手。”借助于两种典型的移置作用而做的这种解释，表明了这个问题离真正的谜语究竟有多远；而且由于它的绝对不恰当性，我们不把它仅视为胡说的愚蠢，而看做是不可抗拒的滑稽。通过不遵守基本条件这种方式，诙谐、谜语和其他本身并不会产生诙谐快乐的事物，也变成了滑稽快乐的根源。在理解言语的非有意的滑稽方面就更没有多少困难了，我们发现这种滑稽经常在我们所喜爱的弗里德里克·凯普娜（Friederike Kempner，1891）的诗歌中表现出来：

反对动物解剖在人类与可怜的哑巴动物之间伸展着一条看不见的灵魂之链。

可怜的哑巴动物亦有意志——因此也有灵魂——尽管它们的灵魂小于我们。

或者在一对相爱的已婚夫妇间的对话：

对比“我是多么幸运！”她轻柔地喊着。

“我也是，”她的丈夫高声地宣布：

“你的众多品质使我充满了骄傲，我竟做出如此精美的选择。”

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想到诙谐。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诗歌”的不恰当性才使它们成为滑稽——其表达方式具有相当不同寻常的笨拙，它和最陈腐的或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语言特色，其思想的最纯朴的局限性，不存在任何诗歌形式的痕迹都有联系。但是，尽管具有所有这些因素，那我们为什么发现凯普娜诗歌的滑稽却并不明显呢？我们发现有些类似的产物除了出奇的差之外什么也不是，它们不仅不能使我们发笑，反而让我们烦恼。但是，正是这种距离，才使它们和我们所期待的、向我们提供滑稽的诗歌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感到这种差别更小，那么，我们就更倾向于批评它们而不是发笑。再者，凯普娜诗歌的滑稽效果肯定是由一种附属的情况引起的——即这位女作家准确无误的良好意向和特别的情感忠诚，它消除了我们的嘲笑或我们的烦恼，我们在她那无助的话语背后感到这种情感。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一个我们曾经暂缓考虑的问题。能量消耗的差异无疑是滑稽快乐的基本决定条件；但是观察表明，这种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地引起快乐。为了使滑稽快乐能从能量消耗的差别中实际产生，必须要有哪些更主要的条件或者必须克服哪些障碍呢？在我们转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将用一个清楚的主张对本讨论下个结论：言语的滑稽与诙谐并不一致，因此诙谐必然是某种不同于言语滑稽的事物。

（四）

既然我们即将对上一问题做出回答，即从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快乐的必要条件，我们就可以先使我们自己松一口气，这不可能不使我们感到快乐。对这个问题的准确回答与对滑稽实质的费力解释是一致的，为此我们既不需要能力，也不需要权威。只要这个滑稽问题能清楚地与诙谐问题形成对比，我们就能再次对它做出满意的说明。

关于滑稽的每一种理论之所以受到批评者的反对，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定义忽略了滑稽的基本东西：“滑稽是以观念之间的对比为基础的。”“是的，因为这种对比有一种滑稽作用而不是另一种作用。”“滑稽感产生于对某种期待的失望。”“是的，除非这种失望事实上是令人痛苦的。”

无疑这些反对意见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滑稽的基本特征迄今已逃避了检查，那么，我们将过高地估计这些反对意见。对这些定义的普遍有效性产生损害的是对产生滑稽快乐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我们无须在这些条件中寻找滑稽的实质。如果我们假设滑稽快乐的根源在于两种消耗之间差异的比较，那么，无论我们要想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并对滑稽定义中的矛盾之处加以说明，还是其他都是很容易的。只有当这种差异不可利用而且能释放出来时，滑稽快乐和众所周知的效果——笑声——才能产生。如果这种差异一被承认便移作他用，我们就不会获得快乐的效果，而至多有一种短暂的快乐感，其中，滑稽的特点并未出现。正如在诙谐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别处使用这种被认为是多余的能量消耗而采用特别的诡计一样，滑稽快乐也只能在保证这同一种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形成观念的生活中出现这些能量消耗差异的情况是不同寻常的多，但从这些差异中产生滑稽的情况则相对较少。

即使对那些草率地研究了由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的条件的人来说，也会被迫获得两个观察发现。第一，在有些情况下滑稽是习惯性地出现的，仿佛有必要的力量推动，相反，在其他情况下似乎完全依赖于环境，依赖于观察者的立场。第二，巨大的差异往往突破不适宜的条件，这样，尽管有这些条件滑稽感也会出现。与第一种观点相联系，可以确立两大类别——不可避免的滑稽和偶然发生的滑稽——尽管必须准备从一开始便放弃在排除了例外的第一类别中发现滑稽不可避免性的看法。探究这两种类别的决定条件将是很吸引人的。

有些条件已被作为滑稽情境的“孤立因素”[210]而聚集在一起，这些条件基本上适用于第二类别。更仔细地分析引出了下列事实：

1.产生滑稽快乐的最适宜条件一般地说是使人“想发笑”的喜悦心境。在一种有毒性的喜悦心境中几乎一切事物都有滑稽作用，这很可能是通过与正常状态下的能量消耗相比较。从某种单一的观点来看，当它不表现为一般的心理倾向时，诙谐、滑稽和所有类似的从心理活动中获得快乐的方法，确实都不过是重新获得这种喜悦心境——这种异常欣快——的方法。

2.一种类似的适宜效果是由一种滑稽的期待（expectation），通过与滑稽快乐相协调而产生的。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种想使某事成为滑稽的想法由另一个人传达给别人，那么，这种低程度的差异便足以说明，如果它们无意向地出现在人的经验中，就有可能被忽略。任何一个人，在开始读一本滑稽的书或到剧院去看一场滑稽戏时，都会把这种意向归因于他能够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向他提供滑稽场合的事情发笑。最后，正是在回想起笑过和期待发笑的情况下，当他看见喜剧演员一登台，不等后者做出一种使他发笑的尝试，他都会笑起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才会承认，此后他对于能使一个人在戏剧中发笑的事物感到羞怯。

3.滑稽的不恰当条件产生于某个人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活动。追求严肃目的的想象活动或理智活动与寻求释放的贯注的精神能量相抵触——贯注是活动进行移置作用所要求的——因此，只有未曾预料的较大的能量消耗差异才能突破而形成滑稽快乐。那些特别不利于滑稽的事物是与知觉上中止观念模仿的事物相当遥远的所有各种理智过程。除了当某种思想方式突然中断之外，在抽象反思中根本就没有给滑稽留下任何地盘。

4.如果注意力恰好集中在有可能产生滑稽的比较中，那么，释放滑稽快乐的机会也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否则会有最肯定的滑稽的作用的东西便失去了其滑稽力量。若一个人的兴趣指向把某种动作或功能与他头脑中明显具有的某种标准相比较，那么，这种动作或功能在这个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滑稽。这样，观察者就不会发现说笑者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而产生的胡说的滑稽，他会因此而烦恼，而说笑者的伙伴更感兴趣的是他将具有什么样的运气而不是他知道多少，对于这同一种胡说他们会开心地大笑起来。一个体操或舞蹈教练几乎看不出他的学生动作中的滑稽；一个牧师对喜剧作家能如此有效地阐明的人性弱点中的滑稽往往会忽略不见。滑稽过程不能忍受由注意引起的过度贯注（hypercathexis）；它必须能够使其过程相当受注意地进行——顺便说一句，在这一方面就像诙谐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把滑稽过程说成是一个必要的意识过程，就会和我在《释梦》中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运用的“意识过程”这一术语相矛盾。更确切地说，它形成了前意识的一部分，这些过程是在前意识中进行的，但缺少与意识相联系的注意的贯注，这些过程可以恰当地命名为“自动的”（“automatic”）。如果这种比较能量消耗的过程想要产生滑稽快乐，它就必须保持为自动的。

5.如果应该产生滑稽的情境同时产生了一种强烈情感的释放，那么，滑稽就会受到很大干扰。一般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操作性差异的释放是不可能的。个体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情感、性情和态度使人可以理解，滑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观点而出现和消失的，绝对的滑稽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存在。因此，滑稽的偶然性或相关性要比诙谐大得多，它绝不是主动发生的，而是一成不变地制作的，使之能获得接受的条件在其建构过程中即可观察到。情感的产生是妨碍滑稽的所有条件中最强烈的，在这一方面其重要性从未被忽略。[211]为此人们说滑稽的感受在多少有些淡漠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在这些情况下往往不包含强烈的情感和兴趣。但正是在有情感释放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观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能量消耗的差异会产生释放的自动作用。巴特勒上校[212]

回答奥克塔维奥的警告时“大笑着”说：“来自奥地利议院的感谢！”他的怨恨并未阻止他发出笑声。这种笑适用于他对他相信自己遭受的失望所做的回忆；另一方面，戏剧家所描述的这种重大失望可能不如他所表示的在释放出来的情感风暴中强迫发出笑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解释适用于除了快乐的情境和伴有强烈痛苦或紧张情绪的情况之外的一切能产生笑的场合中。

6.如果我们对此做一补充，即产生滑稽的快乐可以受任何其他快乐的伴随情况的激励，仿佛是由某种感染力激励的一样（以和倾向性诙谐的前快乐原则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目的而充分地阐述了支配滑稽快乐的条件，尽管还肯定不是全部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条件以及滑稽作用的不一致性和偶然性，用任何其他假设来解释都不如用差异的释放而产生滑稽快乐那样容易，在大多数不同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可用于除释放之外的其他方式。

（五）

性欲（sexuality）和猥亵（obscenity）的滑稽应受到更详细的考虑；但在此我们只能略述数言，稍加涉及。其出发点（和猥亵诙谐中的情况一样，第97页），将仍然是曝光。一次偶然的曝光对我们具有滑稽作用，因为我们把这种悠闲自在和我们以很大的能量消耗来欣赏的景色加以比较，否则人们就会用这种能量消耗来达此目的。于是这种情况便接近了天真的滑稽作用，但却更简单些。我们以第三者身份成为观众（在说淫词秽语的情况下成为听众）的每一次曝光都等同于成为滑稽的被曝光的人。我们已经发现，诙谐的任务是取代淫词秽语的地位，从而再次打开了通往已失去的滑稽快乐源的通路。与此相反，目击一次曝光并不是目击滑稽的情况，因为他自己这样做而付出的努力消除了滑稽快乐的决定条件：在所看见的事物中，除了性的快乐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如果把这种目击向某人做个解释，那么，被人目击者便再次成为滑稽，因为有一种最显著的感觉，即后者省略了为隐藏其秘密而取代了的能量消耗。除此之外，性欲和淫词秽语（smut）的领域提供了最充分的与快乐的性兴奋共同获得滑稽快乐的情况；因为它们可以向人们显示他们对身体需要的依赖（贬低），或者它们也能揭示隐藏在心里的爱的要求背后的身体要求（揭露假面具）。

（六）

令人惊奇的是，在柏格森那迷人而又富有活力的《笑》（Le rire）一书中，我们同样能发现吸引我们寻求理解滑稽的心理发生的吸引力。我们已经熟悉了柏格森关于掌握滑稽特点的准则：“生命的机械化，以人工代替自然的某种替代作用。”他从自动作用到自动机这样一种似乎合理的思想序列开始，并试图把许多滑稽作用追溯到对童年玩具的已淡漠的回忆。在这一方面他暂时获得了某种观点，确实，他不久便放弃了这种观点：他力图把滑稽作用解释为童年期快乐的后效。

“或许我们应该使这种简化再深入一步，回到我们最古老的记忆中去，追溯到游戏中，这种第一次相互结合起来的滑稽短剧使儿童感到有趣，使成人大笑不已。……但我们毕竟也常常认识不到，在我们大多数的快乐情绪中究竟有多少孩子气。”（柏格森，1900，第68页以下）既然我们已经把诙谐追溯到了儿童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这种游戏曾经受挫于理性批评，那么，我们禁不住感到也想调查一下柏格森猜想在滑稽中具有的童年期根源。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滑稽与儿童的关系做些考察，我们会发现大量颇有希望的联系。儿童本身并未以任何滑稽的方式打动我们，尽管他们的本性充满了各种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本性相比较，这些条件就会产生一种滑稽性差异[213]：动作的过多消耗和少量理智消耗，身体功能对心理功能的支配以及其他特征。当一个儿童的行为表现不像儿童，而像一个严肃的成年人时，他只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滑稽作用，而且他也以和其他伪装自己的人同样的方式产生滑稽作用。但是只要他保持孩子的本性，对他的感知便使我们产生了纯粹的快乐，或许这种快乐使我们稍微想到了滑稽作用。我们把他称为天真，因为他向我们表明他缺少禁忌，我们把他说的话描述为天真的滑稽，而在另一个人口中讲出时，我们便判定为淫词秽语或诙谐。

另一方面，儿童并没有对滑稽的某种感受。这种主张似乎只是说，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滑稽感只是在心理发展过程的某一时刻开始的，而且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特别是因为我们必须承

认，这种情感在必须视为在童年时代的某一阶段就已经清楚地显现了。但这却可以表明，儿童缺乏滑稽感这种主张包含着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滑稽感是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中发生能量消耗的差异而产生的，那就不可能是别的原因。

我们不妨再以动作的滑稽作用为例。提供了差异的这种比较（以有意识的准则）已做了说明：“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以及“这就是我应该做事的方式，我已经做过此事的方式”。但是一个儿童却没有第二句话中所包含的标准。他只是通过模仿而理解了：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做事。对儿童的教养向他提出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你应该做事的方式。”如果他现在利用这个标准进行比较，他将很容易得出结论：“他做得不对”，“我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便笑话另一个人，他以自己的优越感来笑话别人。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从能量消耗的差异中发笑；但是，根据对我们所遇到的笑话别人的情况来类推，我们可以推论滑稽感并未表现在儿童优越的笑声中。它是一种纯粹快乐的笑。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下，当我们对自己的优越性做出清晰判断时，我们只是微笑而不是大笑，或者如果我们大笑，我们就能把这种变得有意识的优越性与使我们发笑的滑稽区别开来。

我们或许能够正确地说，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儿童是由于纯粹的快乐而笑，我们觉得这是“滑稽”且找不到其动机，而一个儿童的动机却是清楚的和能够说明的。例如，如果有人在街上滑倒了，我们就会笑起来，因为这种印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滑稽作用。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儿童会由于优越感或幸灾乐祸而笑：“你摔倒了，我却没有。”在儿童身上某些快乐的动机似乎在我们成人身上早已失去，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以“滑稽感”来代替失去的这种情感。

如果我们能够概括的话，那么，最吸引人的似乎就是，把我们所寻找的滑稽的独到特点置于婴儿期的唤醒之中——把滑稽视为重新获得的“已逝去的童年的笑”。那么，人们可能会说：“我笑的是另一个人和我自己之间的一种能量消耗的差异，每次我都能重新发现他身上的童稚气。”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滑稽作用的全面比较的结果是：“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我以另一种方式做事——他的做事方式就像我在孩提时代经常做事的方式一样。”

因此，笑声总是适用于成人的自我与儿童的自我之间的比较。即使在滑稽的差异中缺少一致性——这个在我看来似乎是滑稽的事实有时消耗能量大有时消耗能量小——这种缺乏也符合婴儿期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成为滑稽的东西总是在婴儿方面。

这与下述事实并不矛盾，即当儿童自己成为比较的对象时，他们给我留下的不是滑稽印象，而是一种纯粹的快乐印象；同样不矛盾的原因是，如果能避免这种差异的任何其他用途，那么，与婴儿期的这种比较就只能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因为这是一些与支配释放的条件有关的事情。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把心理过程与其他过程联系起来，就会不利于剩余的能量贯注的释放并使之转入其他用途；凡是把心理活动分离出来的事物就能促进释放。因此把儿童视为比较对象的意识态度将不可能产生滑稽快乐所必需的释放。只有当精神贯注是前意识的时候，才有可能近似于这种分离。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分离归于儿童的心理过程。就中等强度的差异而言，如果没有其他联系能对释放出来的剩余能量进行控制，那就只能考虑是产生滑稽作用的这种比较的增加（“我在儿童时代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想在与婴儿期的前意识联系中发现滑稽作用的实质，我们就必须比柏格森再深入一步，并且承认为了产生滑稽作用，一种比较无须引起孩子气的快乐和孩子气的游戏，只需涉及孩子气的一般本质，或者甚至只涉及孩子气的痛苦也就足够了。如果我们不是把滑稽的快乐与回想起来的快乐相联系，而是再次与比较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在这里便远离了柏格森，而和我们自己相一致了。这或许是因为前一种情况（即与回想起来的快乐相联系的情况）可能总是与不可抗拒的滑稽相一致）。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早期得出的关于各种滑稽可能性的图示。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也能发现滑稽的差异：即

a.通过另一个人与我自己之间的比较，或

b.通过完全在另一个人内部的比较，或

c.通过完全在我自己内部的比较。

在第一种情况下，另一个人在我看来像个孩子；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孩子；

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我会在我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孩子。

a.第一种情况包括动作和形式的滑稽，心理功能和特性的滑稽。相应的婴儿期因素则是促使动作和儿童低劣的心理和道德得到发展。这样一来，例如，一个愚蠢的人在我看来具有滑稽作用，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懒惰的孩子，而一个坏人之所以具有滑稽作用，是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儿童自己获得动作快乐这种单一的情况下，只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成人失去孩子气的快乐。

b.在第二种情况下，滑稽完全依赖于“感情移入”，它包含数量众多的可能性——情境、夸张（漫画式的滑稽模仿）、模仿、贬低和揭露假面具的滑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婴儿期的观点证明是最有用的。因为情境的滑稽作用大多建立在窘迫基础上，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儿童的无助。最糟糕的窘迫，即自然需要的强制性要求和其他功能的冲突，与儿童不能完全控制其身体功能是一致的。在情境的滑稽借助于重复而发挥作用时，它依据的是儿童在不断地重复（问题或听讲故事时）产生的特殊快乐，使他成为令成人讨厌的人［参见，第128页注］。夸张仍然给成人带来快乐，因为它能发现其主要官能的正当理由，夸张与儿童特别缺乏比例感有关，与他无视一切数量关系有关，他对数量关系的认识要比对质量关系的认识晚。即使在容许冲动的情况下，适度而有限制的运用也是后来教育的结果，是通过对在结合中聚集在一起的心理活动的相互抑制而获得的。在这些结合被削弱的地方，例如在潜意识的梦中或在精神神经症的单一观念（mono-idea-ism）中，儿童的缺乏节制便再次出现。[214]

由于我们没有考虑到婴儿期的因素，所以我们在理解模仿的滑稽作用时发现有较大的困难。

但是，模仿是儿童最好的艺术，是其大多数游戏的驱动力（driving motive）。儿童的志向目标远不在于要超过同龄人，而是要模仿成年人。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也是贬低的滑稽作用的基础，它与成人对待儿童生活态度中所显示出来的屈尊态度是一致的。没有什么能比成年人使自己降低身份，放弃其烦人的优越性以及与他们平等地玩耍更使儿童感到快乐的了。这种向儿童提供纯粹快乐的放松，在成人中则以贬低的形式成为使事情滑稽的一种手段，成为滑稽快乐的一个根源。至于揭露假面具，我们知道，它可以一直追溯到贬低。

c.我们在发现第三种情况，即期待的滑稽作用的婴儿期基础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期待的滑稽作用无疑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首先把这种情况置于他们对滑稽作用的讨论之中的权威们，没有发现能解释滑稽中的婴儿期因素的场合。毫无疑问，期待的滑稽作用在儿童中是最遥远的；

掌握它的能力是最晚才出现的。在成人看似很滑稽的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可能只感到失望。但是，当我们遇到一种滑稽的失望时，我们可以把儿童极端快乐的期待和轻信的力量作为一个基础，来理解我们是怎样“作为一个儿童”来表现滑稽作用的。

我们所说的一切似乎表明，滑稽感的转换有一定的可能性，它可以这样进行：“那些对成人来说不适合的事物就是滑稽。”但是，由于我对滑稽作用问题的全部态度，我还不太敢像我早期那样严肃地捍卫后一种主张。我还不能确定，贬低为一个儿童是否只是滑稽性贬低的一个特例，或者所有滑稽的事物基本上都以贬低为一个儿童为基础。[215]

（七）

探讨滑稽的研究无论多么粗略，如果我们不能为谈论幽默（humour）找到些微的余地，那么，这种研究都将是相当不完全的。两者之间的基本联系是如此毋庸置疑，以至于试图对滑稽作用进行解释必定会对理解幽默做出某些起码的贡献。在欣赏幽默方面，无论它有多么恰当和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本身就是最高的心理成就之一，特别受到思想者的喜爱），但我们不能通过探讨诙谐和滑稽的准则而避开表达其本质的尝试。

我们业已看到，令人苦恼的情感的释放是产生滑稽的最大障碍。只要无目的的动作一发生损害，或者愚蠢一导致伤害，或者失望一引起痛苦，滑稽作用的可能性便告结束。对于一个无法躲避这种不快，一个其本人是牺牲品或被迫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而一个无关的人则以其行为举止表明，这种情境包含着滑稽作用所要求的一切。现在，幽默成为获得快乐的一种手段，尽管有与其相抵触的令人苦恼的情感；它表现为产生这些情感的一种替代作用，它把自己置于它们的位置上。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根据我们通常的习惯，我们应该倾向于释放令人苦恼的情感，如果压抑该情感的动机此时作用于我们，就会提供使它出现的条件。在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下，一个成为伤害、痛苦等牺牲品的人很可能会获得幽默的快乐，而无关的人则因滑稽的快乐而笑。如果是这样的话，幽默的快乐是以释放未出现的情感为代价而产生的：它起源于情感消耗的节省——我们不可能有别的说法。

幽默是各种滑稽中最容易满足的。它是在一个人的内部完成其过程的，另一个人的参与并未对此增加任何新的东西。我可以不与人分享在我身上产生的幽默快乐，也不感到要被迫与人交流这种快乐。当幽默的快乐发生时，在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很不容易说清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把幽默与人交流或产生同感的情况，考察一下通过理解幽默的人我们获得了与他同样的快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某种顿悟（insight）。幽默的最粗野的情况——即所谓“绞刑的幽默”——在这一方面可能是有所启发的。一个在星期一被判处死刑的流氓说：

“嗯，这个星期开始得不错。”[216]这实际上是一种诙谐，因为这句话本身是非常恰当的，但另一方面，却以无意义的方式放错了地方，因为对这个人自己来说那个星期不会再有更多的事件了。但是，幽默和制作这样一种诙谐有关——就是说，不管把这个星期的开始与其他什么时间区别开，也要否认对可能产生相当特殊的情绪的那些动机加以区分。同样的情况还有，这个流氓在处以死刑的路上要一块围巾围在他赤裸的喉部，以便不至于患感冒——由于考虑到它围在脖子上的时间这么短，这种预防措施显然是多余的和不重要的，否则，这是一个应该受到称赞的预防措施。必须承认，在这个恶作剧（blague）中有一种像宽宏大量似的东西，这个人顽固地坚持其惯常的自我，而且对有可能推翻其自我并使其陷于绝望的事物置之度外。这种崇高的幽默显然出现在我们的钦佩不受幽默者的情境限制的情况下。

在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Hernani）中，那个卷入阴谋反对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五世）的匪徒，落入了其强大敌人之手。他预见到，由于被宣判了叛国罪，他的命运肯定是掉脑袋。但是，这个预见并未阻止他使自己被公认为世袭的西班牙最高贵族，并且宣布他并不想放弃任何属于他的利益。一个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可以在其君主面前盖住他的头。那么，好吧：

……我们的头有权利在你盖住之前落下。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幽默，而且如果当我们听到时我们没笑，那是因为我们的钦佩包含着幽默的快乐。在那个被执行死刑的路上不想患感冒的流氓的情况下，我们却开心地大笑起来。应该使罪犯陷入绝望的情境却可能在我们身上引起强烈的怜悯；但这种怜悯之所以受到抑制，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与此关系更密切的人对这种情境是无法解决的。由于这种理解，已经准备消耗在怜悯上的能量变得不可利用了，我们便一笑置之。可以说，我们受到了这个流氓的满不在乎态度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注意到，这已耗费了他相当多的心理活动能量。

怜悯的节省是幽默快乐最经常的源泉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幽默通常使用这种机制。例如，在对他兄弟的生活做的一次说明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兄弟一段时间怎样受雇于一家筑路企业。一个地雷提前爆炸把他兄弟抛向了天，然后落下来掉在远离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我们肯定对这次事故的牺牲者感到同情，并且想问一下他是否因此而受伤。但是，当故事继续说道，他兄弟因为“脱离工作场地”而被扣了半天工资时，我们便完全不再有怜悯之心，而且变得几乎像包工头一样的硬心肠，并对可能伤害兄弟的健康也几乎漠然置之。在另一种情况下，马克·吐温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庭树，他把这棵树追溯到哥伦布的一位航海伙伴。然后他描述了这位前辈的特点，以及他的行李是如何完全由许多换洗的衣物所组成，而每一件都有一个不同的洗衣房标记——在此我们禁不住对节省这种虔敬感而付出的代价大笑起来，我们原准备在这个家庭史的开始就讨论这种虔敬感的。幽默快乐的机制不受我们认识的干扰，我们认识到这个谱系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为讽刺目的服务的，旨在揭示其他人以类似的描写所做的细节描述：和在使事情成为滑稽的情况下一样，它也不依赖于必须是真实的这个条件。在另一篇小说中，马克·吐温描述了他的兄弟怎样建造了一个地下洞穴住房，他带进去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盏灯，他用一大块帆布做屋顶，帆布中间有一个洞。但是，晚上在小屋建好之后，一头被驱赶回家的母牛却从屋顶开口处掉下来，落到了桌子上并把灯扑灭了。他的兄弟耐心地帮着把牛弄了出去，又重新把东西摆好。第二天晚上同样的麻烦再次发生，而他的兄弟一如既往。以后每天晚上都发生。重复

发生使小说有了滑稽作用，但马克·吐温在结束时报告说，在第46个晚上当母牛又掉进来时，他的兄弟终于发话了：“这事开始让人厌倦了。”这时我们的幽默快乐再也止不住了，因为我们早就期望听到的是，这种难以排除的不幸会使他的兄弟生气的。的确，我们使自己产生的这些幽默的些许贡献一般地说是以生气为代价的——而不是变成了愤怒。[217]

根据为支持幽默而节省下来的情绪的性质，幽默的种类是格外多样化：怜悯、生气、痛苦、敏感等。它们的数量似乎保持着不完整，因为幽默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每当艺术家或作家成功地把迄今不受控制的情绪置于幽默的控制之下时，通过我们给出的那些例子中的方法，把它们变成滑稽快乐的根源。例如，艺术家的简明（Simplicissimus）在以恐惧和厌恶为代价而获得幽默方面有惊人的成果。另外，表现幽默的形式是由与其产生条件有联系的两种特殊情况决定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幽默可能与一种诙谐或其他种类的滑稽合并；在这种情况下其任务是驱除可能隐含在能产生某种情感的情境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干扰快乐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可以完全地或只是部分地中止这种情感的产生；这后一种情况实际上是更常见的，因为它较容易产生，而且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沮丧的”[218]幽默——即含着泪的微笑的幽默。它将一部分能量从情感中撤出，使它具有一种幽默的味道以作为交换。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从同情心派生出来的幽默的快乐起源于一种可与移置相比较的特殊技巧，借助于这种技巧，已经处于准备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便落空了，能量贯注转向别的事物，常常转向次要之物。

但这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即通过这个过程而在幽默者身上发生了与产生情感相距甚远的移置。

我们能够发现接受者在其心理过程中模仿幽默创造者，但是，对于在后者身上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的力量，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只能说，如果有人成功地通过反思，把世界事物的巨大与他自己的渺小相比较而产生的痛苦情感置之不顾，我们不会把这视为获得了幽默，而是获得了哲学思想，而且，如果我们使自己置身于他的思想序列中，我们就不会产生快乐。因此，在意识注意的凝视下，幽默的移置就像滑稽的比较一样是不可能的；和后者一样，它和保持前意识或者自动的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根据防御过程来看待幽默的移置，我们就能获得有关它的某些信息。防御过程是飞行反射的心理相关物，它执行的任务是防止产生来自内部根源的不快乐。在完成这个任务时，它们把心理事件作为自动调节作用来使用，顺便说一句，这种自动调节作用最终成为有害的，而且必须归属于意识思维。我已指出过这种防御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失败了的压抑，它是产生精神神经症的操作机制。幽默可被视为这些防御过程的最高级形式。它不屑像压抑那样把承担着痛苦情感的观念内容从意识注意中撤出，由此而超越了防御的自动作用。它使之产生，是通过发现一种把已处于准备状态的能量从不快乐的释放中撤出，并通过释放而将其转变成快乐。甚至可以相信，它可以再次和婴儿期联系起来，把这种获得手段置于其支配之下。只有在童年时期才会有使成人在如今微笑的那些痛苦情感——就像他作为一个幽默的人对其目前痛苦的情感而发笑一样。

幽默的移置所亲眼目睹的其自我的提高，把它翻译过来毫无疑问就是“我太大了（太好了）[219]以致不能因这些事情而苦恼”，这种提高完全可以从他将其目前的自我与其童年期的自我相比较

而产生。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婴儿期在神经症的压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支持。

总之，幽默和滑稽的关系比和诙谐更近。它和前者共享在前意识中的心理定位（psychicallocalization），而诙谐就像我们不得不假设的那样，是作为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一种妥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幽默不具备一种与诙谐和滑稽作用相同的专门特点，对此我们或许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产生滑稽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应该被迫同时地或迅速连续地把两种不同的观念形成方法运用到同一种观念形成活动中，然后在这两种方法之间进行“比较”，滑稽作用的差异便由此而产生。这种能量消耗的差异产生于属于别人和属于自己的事物之间，产生于通常的事物和被改变的事物之间，产生于所期待的事物和已发生的事物之间。[220]在诙谐的情况下，两种看待事物的同时性方法之间形成了差异，这两种方法以不同的能量消耗而起作用，适用于在听到诙谐的人身上发生的过程。这两种观点中的一个，遵循着包含在诙谐中的暗示，沿着这条思想通路穿过潜意识；另一种观点则停留在表面，它看待诙谐就像看待从前意识中浮现出来并成为意识的任何其他话语一样。我们或许应该合理地把听到一个笑话时的快乐描述为从这两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之间的差异中派生出来的。[221]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诙谐，我们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两张脸的脑袋，而诙谐和滑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澄清。[222]

在幽默的情况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那种特点已黯然失色。的确，当一种因为通常伴随着这种情境，我们应该期待的情绪被避免时，我们就会感到幽默的快乐，在这种程度上幽默也会在所期待的滑稽作用的扩展概念之下产生。但对幽默来说，它不再是用两种不同方法看待同一主题的问题。

受那种想要回避的情绪支配的情境具有令人不快的特点，这个事实结束了把它与滑稽和诙谐的特点相比较的可能性。幽默的移置实际上是把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用在别的地方——这是一种已经表明对滑稽作用如此危险的一种情况。[223]

（八）

我们现在即将结束我们的任务，把幽默快乐的机制还原为与阐释滑稽快乐和诙谐相类似的一种论点。在我们看来，诙谐中的快乐似乎产生于用于禁忌的能量消耗的节省，滑稽快乐产生于用于观念形式（用于贯注）的能量消耗的节省，而幽默中的快乐产生于用于情感的能量消耗的节省。

在我们的心理器官活动的三种方式中，快乐都是由节省而产生的。这三种方式全部都一致代表从心理活动中重新获得一种快乐的方法，这种快乐实际上是通过该活动的发展而消失的。因为当我们不考虑滑稽作用时，当我们不能开玩笑时，以及当我们没有必要在生活中用幽默使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力图用这种手段达到异常的欣快就不过是一段时期生活中的心境，在这段时期，我们习惯于一般使用较少的能量消耗来对付我们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我们童年时的心境。

弗洛伊德在第32页的脚注中对布伦塔诺（F.Brentano）的谜语所做的说明如此含糊不清，以致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1879年，布伦塔诺（以Aenig-matias为笔名）出版了一本大约200页的小册子，书名为《新谜语》。它包括各种不同类型谜语的样本，最后一种被描述为“填补谜语”。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引言中对这些种类做了说明。按照他的看法，这种谜语在德国中部地区是一种令人喜爱的消遣，但只是在最近才到达维也纳。这本小册子包括30个这种“填补谜语”的例子，弗洛伊德引用了其中的两个，不完全准确。把这些全部翻译出来将是使其结构明晰的最简单的方式：

第24个谜语“我们的朋友受到他所信奉的预感多么大的折磨啊！有一天，当他的母亲生病时，我发现他正坐在一棵高大的树下。风正从树枝问吹过，结果有些大树叶落下来，其中有一片恰好落在他的衣兜里。因此他哭了起来，他呜咽着说，他的母亲快要死了：das lasse ihn das herabgefallene［字面意思是：这是落下来的那个那个那个……，带领着他去想的。］答案：“梧桐树叶……去想。”

第28个谜语

“一个印度斯坦人生病了。他的医生正忙着为他开个处方，这时他突然被一个紧急的消息叫走了，医生尽可能快地写完处方又去看另一个病人了。此后不久他接到消息说，那位亚洲人还没来得及吃下为他准备的药，便因痉挛而死。‘真是个不幸的可怜人！’医生恐怖地对自己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可能当你在为那个那个那个药时？’”

答案：“印度人开……使你的笔画动得快一些。”

一个英语的样本可能会使事情更清楚些：

“窃贼们闯进一家大皮货商的仓库。但是他们受到了干扰，什么也没拿便离开了，尽管把陈

列室搞得乱七八糟。当经理早晨来到之后，他向其助手们发出指示：‘不要管那些便宜的货物。

当务之急是那个那个得到那个那个。’”

答案：“马上……最好的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