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给你们讲的一般[371]神经症状态（neurotic state）的内容肯定会使你们感到最不完满、最不适当。我知道这是事实，并且我想最使你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在其中没有谈及焦虑（anxiety）[372]问题。而焦虑问题是神经症患者抱怨最多的东西，焦虑被当作最可怕的负担，并且焦虑在实际上还可变本加厉，产生不良的后果，而我却似乎没有打算谈及焦虑一样。恰恰相反，我对神经症中的焦虑问题情有独钟，并且准备给你们详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给你们介绍焦虑本身。我们每个人都不时地亲自体验过这种感觉，或更准确地说，体验过这种情感状态。但我想，为什么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忍受更多、更强的焦虑？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或许它已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自我证实的东西：单词“神经过敏”（nervös）和“焦虑”（ängstlieh）[373]可相互通用，似乎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但这是不正确的：

有一些焦虑的人却一点也不神经过敏，再者，那些症状很多的神经症患者反而没有表现出焦虑的倾向。

然而，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焦虑问题是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若是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整个的心理生活了。虽然我不认为自己能就焦虑问题给你们一个完满的解决，但是人们可以期望精神分析运用一种不同于学院派医学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学院派医学所关注的是引起焦虑的解剖过程。我们发现患者延髓受到了刺激，于是就说他在迷走神经上患了一种神经症。延髓是一个主要的并且很可爱的对象。我很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研究延髓时曾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然而，现在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要了解有关焦虑的心理学，那么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有关刺激所经过的神经通路方面的知识了。[374]

人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焦虑，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神经症状态。当我将这种焦虑描绘为与“神经症”焦虑相对应的“现实”焦虑时，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现实的焦虑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十分合理，并且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一种外部危险的知觉反应——即一种预料到的或预见到的伤害。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它可被看作是自我保护特有的一种表现。而大部分引发焦虑的对象和情境则随着个人对外界的知识与努力的感觉而有所不同。野蛮人害怕大炮或日蚀，而一个白人既能操弄大炮，又能预见天象，他在这些环境中就不会焦虑。但有时知识也反而可能引起恐惧，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预料到危险的来临。例如，常在丛林中生活的野蛮人看见丛林中有足迹，就会害怕并退避开来，但由于白人不知道这就是野兽在附近的标志，所以对白人来说则无关紧要。再如一位很有经验的航海家看到天际上有一小块黑云，并判断出暴风雨将要来临，于是万分惊恐，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乘客则认为这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通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自己就会认识到，我们有关现实性焦虑是理性的和有利的判断需要彻底的改变。在危险临近时，有利的行为首先使头脑冷静，来估计一下自己能够支配的力量，并和以前所遇到过的危险相对比，然后再来决定最好的办法是逃避、防御还是进攻。而那种恐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你们可能知道过分的恐惧最为有害，它使人的行为变得麻木，就连逃避也不能了。通常，对危险的反应由焦虑的情感和防御行动组成。一只受到惊吓的动物表现出害怕和逃跑；但这里有利的成分是“逃避”而不是“害怕”。

这样，我们必定会以为焦虑对于生存来说，实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只有对恐惧的情境做更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危险情况的“准备”，那时知觉比较敏感，而且肌肉也较紧张。这种事先的准备，对生存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或许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其次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肌肉的活动大多表现为逃避，高一级的则是防御动作；另一方面没有我们所谓的焦虑或恐惧之感。如果恐惧之感的时间愈短，甚至短到一刹那只起信号作用[375]，那么焦急的准备状态就愈容易过渡为行动状态，从而使整个事件的进行更有利于个体的安全。这样在我们所谓的焦虑中，似乎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是有利的成分，而焦虑的产生则是有害的成分。我们先不讨论焦虑、恐惧（fear）、惊悸（fright）等名词在习惯运用上是否有同样的意义。

我认为焦虑是就情境来说的，它不管对象如何；而恐惧则关注于对象，至于惊悸则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它强调由危险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危险突然而来，没有焦虑的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焦虑从惊悸中保护自己。[376]

你们可能感到：“焦虑”一词的用法有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焦虑”我们一般用它来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我们通过观察到的“焦虑的产生”进入这种状态，并且我们将此称为某种情感。那么情感在动力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它当然是很复杂的东西。首先情感包括特殊动作的神经支配或发泄；其次情感包含某些感觉，这些感觉有两种，即已发生的动作行为的知觉，和直接引起的快感或痛感，这种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赋予情感以主要的情调。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这种叙述已达到了情感的本质。对于某些情感来说，我们似乎可以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并且知道它们的复合结构的核心，是某种特殊的以往经验的重演。这种经验有着古老的起源，并带有一般的性质。它不是个体史中的所有物，而是物种史中的所有物。为了便于你们理解，我还可以说情感状态的构造和癔症的发作很相似，它们都是记忆的沉淀物。这样，癔症的发作可以比作一种新形成的个体的情感，而一种正常的情感可比作一种已成为遗传的一般的癔症的表现。[377]

请不要认为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有关情感的话是常态心理学的公共财产。相反，它们是建立在精神分析沃土上的观点，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特产。你们从心理学中所获得的有关情感的东西——如詹姆士－兰格理论，无助于我们精神分析的有关讨论。但我们也不是说自己有关情感的知识是确切无疑的。我们的有关知识不过是精神分析在这个模糊的领域中所做的初步尝试而已。然而，我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在焦虑性情感中重新发现的以往的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信它是有关出生的行动（act of birth），这种出生的行动包含有痛苦的情感，兴奋的发泄，以及身体的感觉等已成为构成生命有危险时的经验的原型，并且从此由我们再现于焦虑状态之中。出生时的焦虑经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新血液的供给（内部的呼吸）已经停止；于是这种初次的焦虑是有毒性的。焦虑（Angst，即angustiae，Enge，意为狭小之地）[378]这个词所侧重的是呼吸紧张的特性，即这种用力的呼吸乃是一种具体情境所产生的结果，而现在几乎总是与一种情感相伴随。我们还把它看作是与母体分离而产生的。[379]这种最初的焦虑状态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相信有机体经过了无数代，已深深地隐藏再次引发这种原初的焦虑的倾向，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焦虑情感；即使他像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很早就脱离娘胎，以致不能体验到出生的活动，也毫不例外。至于哺乳类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焦虑经验的原型到底有什么性质。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具有什么样的与我们的焦虑相当的复杂的情感。

对你们来说，有趣的可能是想知道我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观念，认为出生是焦虑性情感的起源和原型。它得自于人们的直觉的启发，而非玄想。多年以前，在我和其他年轻的医生于一家小餐馆围坐在一起吃午餐时，一位产科医院的助理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助产毕业考试中的趣闻。考官问出生时如果羊水中混有婴儿的胎粪，那意味着什么。一位考生立刻回答说：“它意味着这个小孩受到了惊吓。”她受到嘲笑，并因此没有通过考试。我却暗自同情她，并开始怀疑这个可怜的纯靠直觉的妇女，以其准确的知觉，已触摸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380]

如果我们现在转而考虑神经症的焦虑问题，那么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是以什么新的形式和情境显现的呢？这里有许多东西要讲。首先，我们发现一种普遍的忧虑，一种称作自由浮动着的（floating）焦虑，易于与任何适当的思想相依恋，影响判断力，选择所期望的东西，并且等待着自圆其说的机会。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期待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或焦虑性期望（anxious expectation）。受这种焦虑折磨的人总是预见到这种种可能的灾难，将各种偶然之事都说成是不祥之兆。这种邪恶的期望的倾向可在许多不能说是有病的人身上发现，并成为其一个特征；人们将他们称为过分焦虑或悲观的。然而，那种属于实际神经症中的焦虑性神经症，总是将这种过度期待的焦虑当作通常的特点。[381]

第二种焦虑与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相对照，它在精神上受到束缚[382]，并且常依恋于特定的对象或情境。它是极其多样的和常常十分古怪的“恐怖症”（phobias）的焦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1914）最近曾用一些有意义的希腊语来命名这一系列恐怖症。

这听起来像埃及的十疫（the ten-Plagues of Egypt），只是其数目远远超过于十而已。[383]下列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恐怖的对象或内容：黑暗、天空、空地、猫、蜘蛛、毛虫、蛇、鼠、雷电、刀剑、血、围场、群集、独居、过桥、航海和乘火车旅行等等，这些混乱的东西可分成三组。

第一组的一些对象或情境就是由我们正常人看来也十分凶恶可怕，它们的确与危险有着某种关系；

虽然这些恐怖症的强度看似有点过分，但仍能完全理解。例如，我们没有见到蛇不害怕并不躲避的。因此对蛇的恐怖症可以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达尔文曾自称看见拦在一块厚玻璃板后面的蛇扑来，令他感到恐怖。第二组的对象与危险仍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常常忽视这种危险；此外，这一组还包括大多数的情境恐怖症。我们知道乘火车要比在屋子中更容易遇到危险——例如偶尔会有火车相撞事故发生；我们还知道沉船时乘客会遇到生命危险；然而，我们时常对这些危险熟视无睹。旅游时并不为乘车船担忧。再如，过桥时，桥突然断塌，我们也会从桥上落入水中，但是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其危险也就不值得特别注意了。还如独居也有危险；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愿独居，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忍耐独居。另外群集、围场、雷雨等都是这样。我们不能理解这些恐怖的与其说是其内容，不如说是其强度。伴随恐怖症而来的焦虑是难以形容的，而有时神经症患者对我们在某些情境中感到焦虑的和以同样的名字描绘的东西和情境则毫不害怕。

剩下的是第三组恐怖，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恐怖。如一位强壮的成人在他自己家乡的熟悉的城区内竟然害怕跨过一条街道或广场，一位健康的妇女竟会由于一只猫擦身而过或一只老鼠在房子中跑过而大惊失色。我们如何将这些东西与这些人们所忧虑的危险相联系呢？就这种动物恐怖症来说，就不属于一般人的畏惧增加了强度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一见到猫便不禁爱抚它，招呼它。

老鼠原本是大多数妇女所害怕的动物，然而同时也用它来表示一个亲爱的东西的小名，虽然有许多女子喜欢爱人将自己称为“小老鼠”，但她一看见这个小动物，便不禁惊叫起来。对于一位具有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我们唯一可做的解释是，他的行为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由于受到教育才去避免这种危险的情境。而对于患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如果有朋友和他一道走过广场，他就可以避免焦虑。

我刚才所描绘的这两种焦虑——即自由浮动的期待性焦虑和关联于恐怖症的焦虑——是彼此独立的。一个并非是另一个的更高阶段，并且它们只在极少数特例中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偶尔同时出现。最为强烈的一般性忧虑也不一定会造成恐怖症；反过来讲，终身患广场恐怖症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有悲观的期待性焦虑。一些恐怖症——如广场恐怖和铁路恐怖等——证明是长大时习得的；还有一些恐怖症——如怕黑暗、雷电、动物等——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前者具有严重的病态意义，而后者则以个人的怪癖出现。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这后者的一种，就可以怀疑他具有其他恐怖症。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将把这些恐怖症都当作焦虑性癔症，也就是说，我将它们当作与熟悉的转化性癔症具有紧密联系的一种错乱。[384]

第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令人迷惑不解，这里在焦虑和危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种焦虑或者出现于癔症之中，与癔症症状同时产生；或者出现于不同刺激的条件之下，我们本来知道这种条件会有某种情感的表现，却决未想到是焦虑性情感；或者它和任何条件都无关，只是一种无因而至的焦虑症，不但我们对其难以理解，就是患者也感到莫名其妙。即使我们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也看不出有何危险或危险的迹象。从这些自发的病症来看，这种所谓的焦虑的复杂情况可分成多种成分。整个的病症可由单一的强烈发展了的症状来表示，如由战栗、衰弱、心跳或呼吸困难等来表示。而我们所认为的焦虑的一般情感则消逝不见了。然而，这些我们称之为“焦虑的同等物”的条件和焦虑本身具有相同的临床的和病理的原因。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问题：我们能将神经症焦虑（其中危险不起任何作用）与现实性焦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联系起来吗？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神经性焦虑？我们当然倾向于期望凡是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则必定有所害怕的东西。

临床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神经症焦虑的线索，我现在略述如下：

（一）不难确立这样的事实：期待的焦虑或一般性焦虑与性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或者说某些力比多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事实说，可列举那些表现出所谓的兴奋受阻的人们作为最简单、最耐人寻味的例子。他们强烈的性兴奋正体验着不充分的发泄，而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例如，男人在订婚之后，结婚之前，而女人则因丈夫在性方面没有充分的能力，或为了避孕而匆匆地完成性交行为，就会发生上述体验。在这种情况之下，力比多兴奋消失，而焦虑代之而出现，或者形成期待的焦虑，或者形成与焦虑相当的症状。男人的焦虑性神经症多以不尽兴的性行为为原因，女人的更是如此。在医疗实际中，诊察这种病症时，应以探查这种病源开始。无数的病例说明，在性的弊病改正之后，焦虑性神经症就会消失。

就我所知，性的限制与焦虑状态之间的关系已为人们所承认，就是那些一向讨厌精神分析的医生们也不再对此加以否认了。但是他们仍然会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有害怕的倾向，因此在性活动上也不免加以限制。然而，这与女人的行为相矛盾，她的性活动实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全由男子来决定。一个女人愈有激情——因此愈倾向于性交，就愈有能力满足——对男人的虚弱或不尽兴的中断愈容易有焦虑的表示。然而对于在性方面不感兴趣或性的要求不太强烈的女人，虽然受到同样的待遇，却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当然，性的节制现在已为医生所热心地提倡了，可是，如果力比多没有满足的途径，一方面要求发泄，一方面又无法升华，那么这种节制只会成为导致焦虑的条件。确实，确定结果是否致病有赖于数量的因素。撇开疾病不说，就性格形成这一点而言，不难认识到性的限制和焦虑时常同时出现，而冒险精神反而和性需要的任意放纵有着联带关系。然而，这些关系会因各种各样的文化影响而改变和复杂化，就一般人来说，焦虑与性的限制有密切的联系，这仍是事实。

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有关力比多和焦虑之间在发生上的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例如某些时期，像青春期和停经期，力比多的产物异常增加，这对焦虑就会产生影响。在一些兴奋状态中，也可能会直接地观察到力比多和焦虑的混合，以及由焦虑最终替代力比多。人们从所有这些事实中所获得的印象是双重的：首先是力比多的增加没有正常的利用机会；其次，我们整个地处于机体过程的范围之中，我们只能认识到，力比多缺乏了，焦虑则取而代之。[385]

（二）通过对精神神经症尤其是癔症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二个线索。我们看到这种病态的焦虑时常与症状一起出现，但没有对象的焦虑也可长期存在或表现于发病之时。患者不能说出他们害怕什么，并且通过润饰作用的帮助，可使它与起初的恐怖症如死亡、发疯或灾难等相联系。如果对焦虑（或由焦虑所伴随的症状）赖以发生的情境进行分析，我们往往可以发现那些受到阻止而被焦虑的表现所代替的究竟是什么常态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建潜意识过程，就好像它从未受到压抑，不受任何阻碍地进入意识一样。这个过程由一特殊的情感相伴随，并且我们现在吃惊地发现这种伴随着事件的正常过程的情感由压抑发生之后的焦虑所替代，无论它的质量如何。这样，当我们处于一种癔症状态时，它在潜意识中的相应的东西，可以是一种特点和类似的兴奋——如焦虑、害羞、迷惑不安等，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比多兴奋或一种反抗的进攻情绪，如愤怒、生气等。因此，假如相当的观念内容受到了压抑，那么焦虑就成了一种通用的货币，可以成为一切情感冲动的交换物。[386]

（三）我们的第三个发现是苦于强迫性动作的患者似乎是以异常的方式来免除焦虑的。如果我们要禁止他们，使他们不发生这些强迫性动作，如洗手或其他仪式等，或者他们想自发地取消某种强迫行动，他们就会受迫于极度可怕的焦虑，而屈从于这种强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焦虑由这种强迫行动所隐藏，而这种动作表现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因此，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原来要产生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混有他种症状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无焦虑的症状。这样，抽象地说，一般的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逃避焦虑的产生，这似乎是不错的。如果我们采纳这种观点，焦虑在神经症问题中处于我们的兴趣的核心位置。

我们对焦虑神经症的观察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力比多在丧失自身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就足以引发焦虑，它在身体过程的区域中发生。对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产生另外的结论：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以使力比多失去正常的使用而引发焦虑。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神经症焦虑的起源就只有这些。它虽然听起来相当地不确定，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进一步探索下去的道路。我们自己所确定的第二个问题——即求得神经症焦虑（即由于态度方面的力比多）和现实性焦虑（即对于危险的相应反应）之间的关系——似乎更难解决。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是两个十分独立的东西；并且我们还没办法区分出神经症的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二者之间的我们的感受。

如果将我们时常假定的自我和力比多二者之间的对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最终会得出我们所寻求的这种联系。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焦虑的产生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和逃避之前的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再前进一小步，推想自我在神经症的焦虑中，也在试图逃避力比多的要求，并且像对付体外的危险一样来对付体内的危险。因此，这会实现我们的期望：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就有人们所害怕的东西。但这种类比还不止于此。正好像逃避外界危险的企图由站稳脚跟并采取适当的防御所取代一样，也好像是神经症焦虑的产生让位于症状的形成一样，这种症状的形成产生于有关的焦虑。

理解的困难现在存在于别处。原来焦虑既表示自我逃避自己的力比多，也等于假定焦虑起源于力比多。这不免更难理解，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力比多基本上是其一部分，而不能看作是身外之物。这是焦虑产生的“拓扑动力学”（topographical dynamics），我们对此仍不明白——即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是什么精神能量，或这些精神能量出自什么精神系统等问题，这又是一个我不能许诺要解答的问题。但是，有两条线索，我们必须遵守，并且这样做时我们将再次使用直接观察和分析探询来帮助我们的推测。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下儿童焦虑的发生和与恐怖症有关的神经症焦虑的源泉。

忧虑在儿童中是很常见的东西，并且似乎很难区分它是神经症的还是现实性焦虑。确定通过儿童的行为做出这种区分的价值很成问题。因为一方面如果儿童对所有的陌生人或新情境和新东西都感到害怕，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反应解释为由于他的软弱和无知。这样，我们认为儿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焦虑的倾向，并且如果这种忧虑是一种先天的遗传，那么我们应将它看作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安排。儿童似乎只是在复演史前人及现代原始人的行为，这些人由于无知和无助而害怕新奇的及许多熟悉的现在已不再引起焦虑的东西，并且如果儿童的恐怖症至少有一部分被看作是人类发展初期的遗物，那么，这也正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

另外，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两方面的事实：第一，并非所有儿童的焦虑都具有同样的程度；第二，那些对各种情境都十分畏怯的儿童，长大时往往成为神经症患者。这样，神经症特质也通过直接的趋势变为现实的焦虑而显露自身。忧虑表现为是一种原始的东西，并且我们得出结论：儿童及后来的成人，之所以体验着对自己的力比多的畏惧，是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都畏惧。可见，焦虑来自于力比多之说可被取消；而且通过对于现实性焦虑的条件的研究，人们自然可以逻辑地推出下面的结论：对人自身软弱和无助的意识——即阿德勒所称的自卑惑（inferiority）——是神经症的最终基础，假如它可以一直从儿童时期保持到成年时。

这听起来是如此的简单而动听，以至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用来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观点将由此而动摇了。这种“自卑感”（以及决定焦虑和症状形成的东西）似乎确实可以持续到成年；但在这种特殊的病例中竟会出现健康，这需要做出解释。但是通过对儿童的忧虑的仔细研究会揭示什么呢？起初，儿童所害怕的是陌生人；这种情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情境中的人，后来才涉及物。但是儿童害怕陌生人，并非由于他认为这些人不怀好意，而是他将自己的弱小与陌生人的强大相对比，从而认为这些人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认为儿童缺少信任和害怕支配世界的攻击本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儿童之所以害怕陌生的面孔，是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到一个熟悉的和可爱的面孔——特别是其母亲。正是他的失望和渴望转变成焦虑——实际上，他的力比多既没有使用，又不能久储不用，于是就以焦虑的形式得到发泄。

这个情景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即与母体分离时，原始焦虑条件的再现。[387]

儿童与情境有关的首要恐怖是对黑暗和独居的恐怖。前者时常保持整个一生。不愿与保姆或母亲分开的欲望则是二者都有的，我听到一位害怕黑暗的儿童叫道：“妈妈，客户跟我讲话，我很害怕！”“这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看到我。”儿童回答说：“如果有人讲话，天就会亮些。”[388]

这样一种在黑暗中感受到的渴望就变成对黑暗的害怕。我们还未发现神经症的焦虑只依附于真实的焦虑并成为其特殊的一种，相反，我们却感到儿童的行为似乎有点像真实的焦虑，其主要特性又与神经症焦虑相同——起源于没有用处的力比多。儿童生来似乎很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焦虑”。

在那些后来成为恐怖的决定因素的情境（如登高，过水上的窄桥，乘火车、轮船旅游等）中，儿童表现出焦虑；并且一般来说，他们愈无知，他们的焦虑就愈少。如果他们能通过遗传获得这些保存生命的本能[389]，那当然是好事情，因为这将极大地有利于照料他们，使其免遭种种的危险。

然而，事实是儿童起初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且由于他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而无所畏惧地行动。他们会沿着水边跑，爬上窗台，玩锐利的东西和火——总之，做一切有危险的事情，并且使看护者感到担忧。最终现实的焦虑被唤醒，这主要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不可能让他们自己在痛苦的经历中学习。

那么，如果有些儿童很容易通过训练而认识到焦虑，并且自己能预知那些未曾受过警告的东西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比别人在体质内有更多的先天的力比多需求。难怪那些后来成为神经症的人，在当孩子时也属于这一类。我们知道最有利于神经症发展的东西是没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里忍受大量的被压抑的力比多。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体质的因素在起作用——确实，我们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从观察及分析的一致结果来看，体质因素本无地位，或具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有些学者则特别重视这一因素而排斥其他的因素。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从对儿童忧虑的观察中所得出的东西；幼儿的焦虑与现实的焦虑无关，却与成人的神经症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后者一样，它来自于无处使用的力比多，并且它由外在的对象或情境替换失去的可爱的对象。

你们现在会很高兴地听到，对恐怖症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东西，它们与儿童的焦虑都是如此：无处发泄的力比多渐渐地转化成为一种类似的现实的焦虑；于是把外界无足轻重的危险引过来代表力比多的要求。对于这种相互一致（恐怖症和儿童的焦虑之间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儿童的恐怖不仅是后来的焦虑性癔症所表现出的恐怖的原型，还是它的直接的先导。

尽管每一种癔症都因不同的内容而有其不同的名称，但他们都可以追溯到儿童的恐怖，并成为它的继承物。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机制。就成人来说，虽然力比多暂时得不到发泄，却不足以转化成为焦虑。因为成人早已认识到怎样保存力比多，或怎样使它们应用于其他地方。然而，如果他的力比多依附于一种受到压抑的心理兴奋之上，那么和儿童相类似（儿童还没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分别）的所有情形就会随之再次出现；由于这个人已退回到儿童时期的恐怖，所以他的力比多就十分容易成为焦虑。

你们可以回忆到，我们曾详细地讨论过压抑作用[390]，但那时我们总是只关注被压抑的观念的命运——自然是由于这更易于识别和描绘。我们总是遗留一个问题，即附属于被压抑观念的是怎样的情感，并且现在才知道这个情感无论通常有何性质，它在这时的直接命运都是转变为焦虑。这种情感的转变是压抑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这件事很难叙述，因为我们还不能主张潜意识情感的存在也像以前主张潜意识观念的存在一样。[391]一种观念不论意识的或是潜意识的，都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出和潜意识观念相当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一种情感是一种有关的能量发泄的过程；如果我们对有关心理过程的假设还没有彻底的考察和了解，就不能说和潜意识的情感相应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在这里还无法加以讨论。不过，我们将强调我们现在已获得的印象：

焦虑的产生与潜意识系统具有密切的关系。

我曾讲过，如果力比多受到压抑，就转变成焦虑，或以焦虑的方式得到发泄，这是力比多的直接命运。我现在必须补充一点：即变成焦虑还不是受到压抑的力比多唯一的或确定的命运。在神经症中，过程的目的在于要阻止焦虑的发展，并且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恐怖症中，神经症过程的两个阶段可以被清楚地区分。第一个阶段与压抑以及力比多转变成焦虑有关，它因此也与外在的危险有联系。第二个阶段包含建造各种防御的壁垒，以避免接触外界的危险。由于自我感觉到力比多的危险，于是以压抑作为逃避力比多压迫的工具；恐怖症可被比作一座城堡，用以对抗可怕的力比多这种外来的危险。当然恐怖症中的防御系统的弱点在于：

城堡虽然可以抵御外在的危险，但仍不免会有来自内部的危险存在。把来自于力比多的多方面的危险投射于外，这是永远不能彻底成功的。[392]由于这个原因，在其他神经症中，其他的防御系统用于反对可能的焦虑的产生。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的最有意义的部分；但不幸的是，它未免离题太远，而且要以更为深刻的特殊化的知识作为前提。我现在只再补充一点。我已给你们讲过自我在压抑过程中所使用的“反贯注”（anticathexis），并且这个反精神贯注必须保全，以便压抑作用具有稳定性。这种反精神贯注具有以下任务：即运用各种形式的防御方法抵制压抑后的焦虑的产生。

让我们重新回到恐怖症。我可以安全地说你们现在已认识到了只解释恐怖症的内容，只研究其起源（像造成某种恐怖的这种对象或那种情境），而不管其他，那是很不适当的。恐怖症的内容与显梦（一种谜面）同等的重要。必须承认，无论怎样变动，在各种恐怖症的内容之中仍然有许多内容由于物种遗传的原因而特别适合于成为恐怖的对象，正像霍尔所主张的一样。确实，许多焦虑的对象只能通过一种象征关系建立它们与危险的联系。

这样，我们发现自己确信焦虑的问题在神经症心理学问题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还深刻地认识到焦虑的发展和力比多的命运及潜意识的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现实的焦虑必须被看作自我的自己保存本能的显现。这个事实虽不可否认，却是一个不连贯的线索——即我们理论观点中的一个空缺。[393]

第26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已多次地（不久前已讲过）讲过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区别。首先，压抑作用向我们显示：二者可以彼此对抗，性本能表面上被征服，并且被迫通过倒退和迂回曲折地寻求满足，这样做它们能够弥补它们在前进中的失败。我们接着认识到这两种本能与必要性（necessity）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关系，所以，它们的发展过程不同，并且它们与现实原则具有不同的联系。最后，我们似乎发现通过观察而认识到的性本能与焦虑的情感状态比与自我本能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结论只在一个重要方面似乎不完满。因此，为了更为稳固地建立这个结论，我要再引入下面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如果饥渴（自我保存本能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分）得不到满足，结果不是它们转变成焦虑，而是将未满足的力比多转变成焦虑，这是我们最经常看到的现象。

无疑，我们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独立出来的权利不能被动摇；说性本能的存在是个体的一种有区别的活动已隐含了这一点。唯一问题是这个区分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我们是否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区分。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以下两点：第一，性本能在身体上及心理上的表现与自我本能的区别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能否加以限定。第二，由这些差异所引起的结果究竟如何重要。另外，我们当然没有要坚持这两种本能在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即使有了差异，了解也是很困难的。两者都只被描绘为个体的能量源泉，如果我们要讨论它们究竟为同一种，或分属于两种，那么，就决不能只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而必须以生物学上的事实为根据。我们对这些的认识还很少，即使我们认识的更多一点，它也与我们的分析任务无关。

根据荣格的例子，很显然，如果我们坚持所有本能都源于一个单元，并且它们所具有的能量都称为“力比多”，也不能使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没有方法能够在精神生活中去除性的机能，我们于是不得不谈到性的力比多和非性的力比多。但力比多的名字仍适合于留给性生活的本能力量，像我们至今实际中所用的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对精神分析来说，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究竟是否应加以区分的问题，是不太重要的。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生物学在许多方面显然可以证明这个区别的重要性。

确实，性生活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生命有机体的单一的机能，并且与物种有关。这个机能不仅像其他活动那样时常有利于个体，而且为了得到性的高度的快乐，还使生命面临危险和毁灭。由于个体的生命仍需保留一部分传递给后代，于是就有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新陈代谢过程，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最后，个体有机体将自己看成重要的东西，并且认为其性生活也像其他机能一样，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个体有机体只是物种生产序列的一小段，和不朽的种质（germ-plasm）相比，它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像临时作为种质的寄身之地一样。[394]

然而，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解释不需要这种深远的考虑。沿着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理解“移情性神经症”的关键。我们已能够将它们追溯到某一基本的情境，而在这个情境之中，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彼此矛盾，或用生物学的术语（虽不很准确）说：自我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机体与另一方面作为物种延续的成员彼此冲突。这种分歧或许只能发生于人类，并且一般来说，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或许就在于神经症。人类的力比多的过分发展和其精神生活的异常复杂——这或许就是由力比多发展而来的——似乎创造了这种冲突发生的条件。显然，这些也是人类所取得的超越于动物的极大进步的先决条件，所以人类易患神经症的能力似乎只是其文化发展的能力的反面。但这些也只是推测，它使我们背离了目前的任务。

至今，我们的研究工作仍旧根据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根据其表现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区分开来。对于移情性神经症来说，这种区分是不难获得的。我们将自我指向其性需求对象的能量贯注称为“力比多”，而将来自自我保存本能的其他的能量贯注称为“兴趣”[395]。通过追溯个体精神贯注，它们的转移和最终的命运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对精神力量的机制的初步了解。为了这个目的，移情性神经症为我们提供了最珍贵的材料。但是，对于自我及其构造和其机能的各种组织，我们仍不清楚；我们不得不假定对其他神经症障碍的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必要的悟性。

我们很早就开始将精神分析概念扩展到这些其他的疾病之上了。在1908年，阿伯拉罕（KarlAbraham）就已和我在交换思想之后发表了一种主张，认为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的重要特征是：缺乏力比多发泄对象。但那时曾引起这样一个问题：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既然已经离开了它的对象，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呢？阿伯拉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又回到了自我，并且这种回复是早发性痴呆中夸大妄想（negalomania）的源泉。这种夸大妄想就好比是人们熟悉的恋爱时夸大对象的身价。[396]这样，我们通过将它与正常的恋爱生活相联系这种方式，首次认识到了精神疾病的一个特性。

我要告诉你们，阿伯拉罕的这种最初的解释已被精神分析者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对待精神病学的态度的基础。这样，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这个概念；虽然力比多依附于某种对象，并且表现出一种要在这些对象上求得满足的欲望，但也可以抛弃这些对象，而转向自我本身。这个观点逐渐变得更为完善。我们从纳基（Paul Näcke，1899）所描绘的性变态那里借来了自恋（narcissism）这个有关力比多分配方式的名词。即一位成年人将通常施用于外在性对象之上的所有的爱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397]

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如果这种力比多对自己身体和人格而非对客体的固着确实发生了，那么这种现象不可能是例外的或毫无意义的。相反，也许这种自恋乃是普遍的和原始的现象，有了这种现象，才会有对对象的爱，而且自恋也不必完全消失。确实，我们从力比多对象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回忆到，许多性本能始于在客体对象自身（像我们所谈的自淫一样）获得满足，并且这种自淫的能力是现实原则教育过程中性生活退化的基础。这样，自淫现象乃是力比多分配在自恋方向上的性活动。

总之，我们对于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和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印象，这个印象可借助于动物学方面的比喻进行解释。要知道最简单的生物由一团未分化的原形质（protoplasmic substance）组成。它们常借所谓的“伪足”（pseudopodia）向外伸张；并且能够使自己重新缩成一团。这些伪足就好像是力比多投射到客体之上，而大多数的力比多则仍然积聚在自我之中，我们假定在正常的环境中自我力比多可以顺利转化为对象力比多，并且这可以再次回到自我之中。[398]

在这些观点的帮助之下，我们现在能够解释大量的心理状态，或更为保守地说，也可用力比多来描述正常生活的情况了，像恋爱者的精神行为、机体疾病或睡眠等状态。就睡眠状态来说，我们假定它基于从外部世界转移开，并接受睡的愿望。我们发现半夜里梦的精神活动也是以保持睡眠为目的的，并且纯粹受利己主义动机的支配。借助于力比多理论，我们现在还认为睡眠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所有一切外在方面的发泄不论是力比多的或是利己主义的都被放弃，而退入自我之中。难道这还不能使我们对这种由于睡眠而导致的体力恢复及一般疲劳的性质有全新的认识吗？这既可以证实睡眠和胎内生活的相似之处，又可以扩大其心理方面的意义，力比多分配的原初状态可以在睡眠者身上得到恢复，力比多和自我的利益在整个自恋中仍统一起来，并难以区分，共处于自我满足的自我之中。

这里再讲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区分自恋和利己主义概念？我认为自恋是对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在我们讲利己主义时，我们只看到个体的利益，而在我们讲自恋时，我们还把它的力比多满足考虑在内。就实际动机而言，二者各不相同。很可能一个人是绝对利己主义的，但是，如果他的自我要在一个客体对象上获得力比多的满足，那么，他的力比多对于客体对象也有很强的依恋；这时，他的利己主义就使他的自我不会由于对客体的欲望而受到损伤。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利己主义的，又是强烈自恋的——即不很需要客体。而自恋要么表现为直接的性满足，要么表现为所谓的“爱”，而与“肉欲”（sensuality）相对。在所有这些联系中，利己主义是自明的和不变的，而自恋是可变的成分。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altruism），利他主义这个概念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发泄不一致，利他主义和力比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在客体上谋求性的满足的渴望。然而在某人陷入爱河时，利他主义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贯注相融合。一般来说，性的对象可将自我和自恋吸引去一部分，并且自我对于客体的性做过高的估计。

如果再加上利他主义，将来自于爱人的利己主义引向客体对象，那么，性的客体对象就成为十分强盛的东西，并完全吸收了自我。

在以上纯粹的科学想象之后，如果在此我给你们引入一段诗来说明自恋和恋爱的“经济”[399]对比，那么，我想你们就会发现它使人精神振奋。以下是从歌德的《东西歌女》[400]（WestästlicheDiwan）中引出的楚丽卡和她的恋人哈坦的对话：

楚丽卡：

奴隶，胜利者，群众，在问到你们时，都承认个人存在的意义是天地之子的主要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真我我们就没有拒绝任何人的必要，如果一个人仍然是他自己，便可以忍受失去一切。

哈坦：

就算它是如此；

但我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在楚丽卡身上，发现了人世赋予我的一切幸福。

如果她对我有意，我愿牺牲一切，如果她舍我而去；

那么我失去我的真正的自我。

那些和哈坦在一起的日子已成过去，而我仍然不变，如果她很快爱上了某个幸运的人我只好和他合为一体。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梦的理论的补充。我们不能解释梦的起因，如果我们假定潜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某种程度地独立于自我，以便自我为了寻求睡眠，虽然它已撤回它在对象上的发泄，但这种观念仍然不受睡眠欲望的支配，而保持其发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潜意识如何能利用夜间检查作用的减弱或消失，而成功地获得对白天残余经验的控制，从而构建一种为本人所阻止的梦的愿望。另外，这种残余的经验和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材料原先就有一种联系，由这种联系可以产生一种抵抗力，来反对睡眠的愿望和力比多的撤回。因此，我们通过这种补充，为我们有关梦的形成的观点插入这种动力的重要特点。[401]

器质性疾病、痛苦的刺激或器官的发炎创造了一种条件，可明确地使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

所撤回的力比多可在自我中再次发现，而对身体上病痛的部分增加贯注。人们确实可以大胆地假定，力比多在这些环境中从其对象上撤回要比个人主义兴趣从外界事物上的撤回更为明显。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疑症的途径，其中有些表面上看不出病痛的器官都要求自我的关注。

但是，我这里不准备再讨论这一点，或者其他可用对象力比多返回自我来解释的情境——因为我会遇到已引起你们注意的两种反对意见。首先，你们想要让我说明为何在讨论睡眠、疾病等时，却一定要坚持力比多与兴趣的不同，以及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不同。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现象，只需假定每个人都有一种流动的一致的力，贯注到对象之上，和积聚于自我之中，就可以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本能。第二，你们想要知道我怎么能冒险地把力比多剥离开对象看作是疾病的起源，假如这种由对象力比多转为自我力比多（或更一般的自我能量）的变化是正常的和日夜重复的心理动力过程。

我现在进行回答。你们的第一种抗议听起来很有道理。请考虑一下睡眠、疾病和自己的恋爱就很可能不会使我们将自我力比多从对象力比多中，或将力比多从兴趣中区分出来。但这里你们忘记了我们起初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心理情境正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既然我们已弄清楚了由移情神经症所引发的冲突，那么就不得不对力比多与兴趣、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加以区分。从此，我们就注意到了这种区分。如果要弄清楚所谓的自恋性神经症——如早发性痴呆症，并且说明它们和癔症或强迫症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就不得不假定有力比多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随后才能运用由此而得出的不可否认的理论来理解疾病、睡眠和恋爱。我们到处应用这些理论，看它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行得通。而没有直接根据我们的分析经验的唯一的论题是：不论力比多依附于客体对象或自我，它仍然是力比多，而不会转变为自我的兴趣；并且自我的兴趣也一定不会变成力比多。然而，这还只是表示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之间的区别；我们对这个区别已批判地思考过，并且出于启发性的原因，我们对此将继续坚持到它可能已消失为止。

你们的第二个观察也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但它的目标方向是错误的。的确，客体对象的力比多退回到自我不是直接的病因；我们确实知道在我们就要入睡之前它时常发生，但在我们醒时，它又复原。这就好像原形质的微生物在收回其伪足之后，往往再次伸出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确定的、很有力的过程，迫使力比多从客体对象上撤回，那么结果就很不同。由此，成为自恋的力比多会无法找到返回客体对象的途径，于是，力比多在其自由运动上受到阻止，这就不免会引发疾病。如果自恋的力比多积聚到某种限度之上，就很可能会变得难以忍受。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客体对象的贯注才得以发生，而自我也只得放出力比多，以免过分积聚力比多而致病。如果我们要对早发性痴呆症进行更为特殊的研究，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使力比多脱离其对象而不能返回的那一个过程确实与压抑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应被看作是压抑作用另外的一种。不论怎样，如果你们能认识到这些过程产生的基本条件——就我们目前所知，几乎和压抑作用相一致，那么，你们就不难理解这些新事实了。冲突似乎是同样的并且在同样的两个因素之间进行。假如结果与癔症中的十分不同，那么其原因只能依赖于先天倾向的不同。这些患者的力比多发展中的弱点在于另一阶段；引发症状的固着之处也有不同的位置，或许是位于初期自恋阶段之中；早发性痴呆症最后返回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假定自恋神经症的力比多在发展上固着的时期远远早于癔症或强迫症，但是，你们可能听说过自恋性神经症实际上要比移情性神经症更为严重，但是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可以为前者的解释所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组现象。

并且你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人如果不先有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的知识，那么他就难以对这些障碍（属于精神分析学范围之内的）做出相应的解释。

早发性痴呆症的临床表现（时常发生变化）不同，它的发作不是像自恋那样由于力比多由客体对象返回并积聚于自我之中。它还表现出其他现象，这些现象可追溯到力比多要再次返回于客体对象并力求恢复的结果。这些才真正是这种疾病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和癔症的症状相似，极少数也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相似；但就总体来说，仍有不同之处。早发性痴呆症的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或客体观念的努力，似乎的确有所得；但是这些所得只不过是它们的影子而已——我是指属于它们的词汇表达。我对此不能讲更多，但我相信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的努力，可以使我们对真正构成意识与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别的东西获得了解。[402]

我现在已希望引导你们使分析工作再前进一步了。由于我们已冒险使用了自我力比多概念，使了解自恋性神经症有了可能；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这些疾病里求得动力的成因，同时，通过理解自我来扩充我们有关精神生活的知识。我们所寻求的自我心理学不必建立在自我知觉的资料之上（像力比多的情况一样），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干扰和破坏的分析之上。或许我们认为自我心理学要是能够成立，我们从移情神经症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力比多的知识就会无足轻重了。

然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未取得很大的进步。自恋神经症很难用我们在移情神经症中所使用的技术来解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自恋患者来说，时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在走了一段路之后，就会碰壁，使我们停下来。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就是移情神经症，我们也会遇到抵抗的阻碍，但这个障碍可以逐个地冲破。而自恋的抵抗则是不能克服的，最多只能好奇地隔墙观望，看看墙那边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得不改变研究的方法，而我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我们并不缺乏有关这些患者的材料，即使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疑难，但这些材料的分量却很可观，而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得自移情神经症的症状的东西来帮助理解这些问题。这两种病症的一致之处足以保证我们有个好的开始。到底这种技术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还要留待以后再看。

另外，还有一些阻止我们前进的困难。只有那些对移情性神经症做过分析研究的人们，才可以去研究自恋性神经症以及和自恋有关的神经症。但是，我们的精神病学者不是精神分析的学生，并且我们精神分析者也很少看到过精神病病例。一批精神病学家必须首先受精神分析的训练。美国已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了，有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者用精神分析的理论给学生演讲。医院及精神病院中的主任医生也都用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指导来观察病人。然而我们有时也在那里成功地看到了自恋背后的一些东西。下面将告诉你们一些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被称为慢性精神错乱的妄想狂（paranoia），在当今的精神病学的分类上，占据着一种不确定的地位。但是，它与早发性痴呆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冒昧地提出过，二者都应归于妄想痴呆（paraphrenia）[403]。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妄想狂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夸大的幻想（megalomania）、被压迫的幻想（persecution mania）、被爱的幻想（erotomania）以及被妒忌的幻想等等。我们不希望精神病学试图以这种方式做出解释。这里有一个例子，精神病学也曾经依靠理智的努力，试图用这些症状来进行互相解释：患者深信自己受到迫害，因此猜测自己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于是就渐渐地产生了妄自夸大的幻想。根据我们分析的观点，这种夸大的幻想是自我显现的直接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力比多从客体对象发泄上撤回——即属于早期幼儿形成回复的第二期的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然而，我们从对迫害的幻想的观察中得到了一个了解的线索。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东西是在大多数事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性的，这仍然可有好意的解释；但是，对于某些已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来说，似乎患者在健康时对这个同性者本来十分亲爱，只是到了发病后，才把他当作迫害者。这使更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即可以把被爱的人更换成另外一个人，如把父亲换为严师或权威者。这种经验数目的不断增长使我们得出结论：被迫害妄想狂（paranoia persecutoria）是这样一种疾病，患者抵御自己变得过于强烈的同性恋冲动。[404]爱可变为恨，这也许会严重威胁到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生命，这个转变正好比力比多由冲动变为焦虑，通常都是压抑作用的结果。这里用一个最近看到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位年轻的医生不得不离开他居住的城镇，因为他曾威胁一位住在那里的大学教授的儿子的生命，这个人当时是他的一位好朋友。他以为这位朋友有超人的魔力和邪恶意图；他认为正是由于他，才造成了近年来家庭中的各种不幸和自己在家里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厄运。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认为这种糟糕的朋友和其父亲（教授）还引起了战争，并且使俄国人侵扰边疆。他们曾用各种方法来威胁他的生命；他于是坚信只有这个罪犯的死亡才能使各种邪恶终止。然而他对他的情谊仍是那么深，以致虽然有枪杀他的机会，却总是手软不能开枪。在我与这位患者的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可追溯到他们在学校的日子。他们至少有一次远远地超出了朋友的界限：他们曾一起过夜，并有机会发生过一次完全的性交。就患者的年龄及其有魅力的人格来说，那时都应有与女人有关的情感，但他却始终都没有这个意思。他曾与一个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美丽的女子订过婚，但由于她发现他冷酷无情，于是与他解除了婚约。几年后，在他初次能给一位女人以性的满足时，他却发病了。在这位妇女感激和忠心地拥抱他时，他突然感到了一种神秘的痛苦，像利刃切颅一样。之后，他把那时的感觉解释为，像是进行尸体解剖把头部切开时那种感觉一样。由于他的朋友是病理解剖学家，所以他逐渐认识到，只有这位朋友才会将这个女人送给他，并诱惑他。从此以后，他开始了解其他的来自于这个朋友的迫害的阴谋了。

但是，病例中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也可能是异性的，那么，这与说这种病是同性间的岂不是相矛盾吗？前不久，我曾有机会诊断过这样一个病例，并且从表面的矛盾中能够引申出一种证实。

一个女孩想象自己受到一位男子的迫害，这个男子曾与她发生过亲密的关系。而事实上，她起初却妒忌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是可看作其母亲的替代者。一直到第二次和他相会后，她才将受迫害的幻想从那位妇人那里转移到那位男子身上。可见，在这个病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性别相同之说，仍可成立。只是在向律师和医生诉说时，患者没有提及其幻想的这个最初阶段，于是，这使我们对妄想狂的解释表面上存在着矛盾。[405]

同性对象选择比异性对象选择与自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当同性恋的冲动受到排斥的时候，就很容易退回到自恋。迄今为止，我还很少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爱的冲动的基础全部告诉你们，而且现在来补充也已太晚。然而，我要给你们强调的是：对象的选择，即力比多在自恋阶段以后的发展，可按照两个不同的类型发生：要么按照自恋型（narcissistic type），这里患者自己的自我被另一个尽可能相似的自我替代，要么按照依恋型（attachment type）[406]，这里力比多以能满足自己幼时需要的长者为对象，对于这种力比多强烈地固着于对象选择的自恋型也应属于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本学年第一次上课时，我曾描绘过一个女人患有妒忌的幻想。现在我们的演讲就要结束了，你们肯定很想听一下从精神分析上如何理解这种幻想。但对此我能告诉你们的要比你们所期望的少得多。幻想和强迫观念一样，它不受逻辑和实际经验的影响，可用它们与潜意识材料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解释；这些材料一方面受到幻想或强迫观念的阻止，一方面又可借幻想或强迫观念表现出来。二者之间的不同建立在这两种疾病的地形学（topography）及动力学之间的差异之上。

对于妄想症和抑郁症（可分为许多不同的临床形式）来说，我们已发现某种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内在结构获得某些了解。我们已发现，这些患者深为苦恼的无情的自我责备，实际上都与自己已失去的或因为某种过错而不再加以珍视的性对象有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抑郁症患者确实都把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了，但是，通过我们所称的“自恋性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过程，这个对象在自我本身已建立起来，用自我替换了对象（这里我只能给你们一种叙述的观念，并且不用地形学及动力学名词进行说明）。[407]于是，患者的自我被看作那已被抛弃了的对象；那些要施加于对象之上的一切攻击性行为和凶恶的表示都转加于自我。由此，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冲动可以通过下面的假设更清楚地得到了解：即患者对自我的痛恨，与其对那些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痛恨一样地强烈。在抑郁症和其他自恋错乱中，患者情绪生活中有一种我们习惯于称为矛盾情绪（ambivalence）的东西出现（自布洛伊尔之后）。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对于同一个人有两种相反的情感——即爱和恨的情感[408]。不幸的是，我在这些演讲中不能给你们讲更多的有关这种矛盾情绪的东西。

除了自恋神经症的认同之外，还有一种癔症的认同形式，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409]我希望能用一些清楚的区分给你们说明两种形式之间的不同。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抑郁症的周期或循环性，我保证你们会感兴趣的。因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我曾两度体验过）通过分析治疗有可能在患者神志清楚的时候阻止在同样的或相反的情绪状态中这种条件的再现。从这些病例中我们知道在抑郁症、躁狂症（mania）及其他病症中，都有一种特殊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在进行着。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个知识或领域中还有多少需要精神分析去探讨。

我也告诉你们，我们希望有关自恋性障碍（narcissistic disorders）的分析会使我们了解一种方式，我们的自我以这种方式把不同的部分组合和构造成为整体，我们从前对这一点已做过初步的探讨。[410]从对所观察的妄想的分析中，我们已得出结论：自我有一种官能，它不断地在观察、评判和比较，并且以这种方式和自我的另一部分相互对抗。因此，我们相信患者的抱怨，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每一个思想都有人知道并且受到批评。这其实已给我们道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理。他的唯一的错误是把这种不舒适的力量看作是某种他自己很陌生的，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他真实地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创造出一种理想自我（ideal ego），他在自己的自我中觉得有一种官能的界尺，可利用这种理想自我来测量他的实际的自我和一切活动。

我们也相信这种创造带有自我满足的意图，这种自我满足与幼时的主要的自恋有关，但从那时起便屡受干扰和阻止。我们知道这种自我观察的官能就是以前所称的自我稽查作用[411]或“良心”，就是夜梦中表现为对不道德的冲动的抵抗。如果这种官能从被监视的妄想中分离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它起源于父母师长及社会的影响——即与这些模范人物的认同。

这些是精神分析应用于自恋神经错乱所获得的一些发现。无疑，这些还很不够，并且它们还欠准确，它们只能从建立起来、熟悉的新领域中获得。之所以能产生这些结果是因为使用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的概念；由于有这些概念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将移情性神经症方面的结论推广到自恋性神经症。然而，现在你们可能会问是否自恋性神经症及精神病的所有一切失调都可以用力比多来进行解释，是否疾病的发展都是由于精神生活中的力比多因素，而与自我保存本能的失常完全无关。女士们、先生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马上回答，并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做出判断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把它留待将来科学工作的进步来解决。那时一定能够证明：致病的力量乃是力比多冲动特有的，所以，力比多理论无论是“真性”神经症方面或是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方面，都可以获得胜利。我们毕竟知道力比多的特性就是不屈服于现实和必要性的支配。但我又认为自我本能在此也有联带的关系，既然力比多有致病的情感，那么自我本能的机能就不得不因此而受到扰乱。即使我们发现在严重的精神病中自我本能自身是首要的受害者，我也不认为我们研究的方向会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将来会给你们回答的。

然而，让我们再次暂时回到焦虑问题，来说明我们前面所留下的模糊不清之处。我曾说过焦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但难以与下面的假定相调和：面对危险而发生的现实的焦虑似乎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现。但是，如果焦虑的情感不来源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本能，而是来自于自我的力比多，那么，我们应如何处理呢？毕竟焦虑状态时常是不适当的，并且它愈是强烈，这种不舒适就愈明显。在这些例子中，它时常干涉那唯一的可以保存自我的行动，不论它是逃避的或是防御的行动。因此，如果我们将现实性焦虑的情感部分归于自我力比多，并且把这种伴随行动归于自我保存本能，那么，我们将会摆脱这种理论困境。毕竟你们不会深信一个人逃避是由于他感到焦虑。一个人感到焦虑并且为一个由观察到的危险引起的同一动机而逃避。经历过许多致命危险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一点也不害怕而只是行动——如他们用枪瞄准进攻的野兽——并且，这无疑是最有利的方法。

第27讲 移情作用[412]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我们的讨论现在已接近尾声，你们头脑中肯定会有一种期望，并且不应使之落空。你们无疑会认为我在讨论了精神分析的所有复杂的难题之后，决不会不讲治疗就结束演讲，毕竟精神分析的工作是以治疗为基础的。再者，这个问题我决不能略而不谈，因为与它相联系，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新的事实。

缺乏这个事实，你们对我前面所探索过的疾病，就不能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我知道，你们不会期望我告诉你们有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你们只是想要知道精神分析治疗法及其成就的大概情况。并且你们有知道这一切的权利，谁也不能否认。然而，我不把它告诉你们，而是坚持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它。

请你仔细地考虑一下吧！你们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实，无论是引发疾病的条件，还是患者患病后起作用的因素。这些究竟在哪里为一些治疗的影响留有余地呢？首先，有遗传倾向的存在。

我们不常谈及这种遗传倾向，因为它在其他的科学中已得到了强调，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

但是请不要认为我们低估了它；作为治疗者我们对它的力量认识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它。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给定的东西，它对我们的努力加以限制。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经验的影响的存在，在分析中，我们往往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它们属于过去，并且我们对它们也毫无办法。再者，是我们总结为“真实的挫折”的一切东西——生活中的不幸，它来自于爱的剥夺、贫穷、家庭争吵，婚姻中伴侣的错误选择，不利的社会环境，以及严格的伦理标准对个体的压制等。尽管这些方面有进行治愈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维也纳传奇中的约瑟王（EmperorJoseph）[413]施恩降祸的方法才行——即通过有权势的人的任意的专制，才可以使人们都顺从，使困难都消失；然而，我们这样的人能采取这种恩惠作为我们治疗的方法吗？我们在社会上只靠医术谋生，无钱无势，甚至不能像其他医生那样对贫苦的众生施展医术。我们的治疗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然而，你们或许坚持认为前面所提及的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种能得到治疗的可能。

如果社会所要求的伦理限制在对患者所施加的剥夺中起作用，那么治疗能够给他们力量或劝告去打破这些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来换取满足和健康。虽然这种理想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对此不能时常坚持。这样，通过性的完满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会健康起来。这当然使分析治疗蒙上了违反一般道德的阴影。因为它给予个人的东西正是它从社会团体索取的。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究竟是谁给你们留下这种严重的错误印象的呢？对患者完满性生活的劝告不可能会在分析治疗中起作用——如果只因为我们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冲动与性的压抑之间，在禁欲与肉欲的趋势之间会发生不易克服的冲突。通过帮助一种趋势战胜另一种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我们确实看到禁欲主义占有上风，结果是被压抑的性冲动在症状中寻找出路。

如果我们反过来使肉欲方面有胜利的可能，那么被忽视的对性生活产生压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状中去寻求补偿。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这种内在的冲突，总会有一方不能得到满足。而那种由于这种冲突不很强烈，由医生的劝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则很少，这些病例并不需要分析治疗。那些易于受医生影响的人，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你们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欲的男子打算赞成非法的性交，或一位未得到满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寻求放松，那么他们不一定要得到医生或他们的分析者的允许。

在这种联系中，人们时常忽视一个要点——神经症中致病的冲突不应与心理冲动之间正常斗争相混淆，因为这两种心理冲动有同样的心理根基。存在于同样的心理领域中。就致病的冲突来说，其两种力量中的一种进入前意识和意识阶段，而另一种则被压抑到潜意识阶段。由于这种原因，冲突不可能有个结局，冲突双方相距甚远难以会面。只有在双方处于同一场所时，才可能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要使这成为可能，我想只有依靠我们的治疗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在想象中认为分析也主要是劝导人生或指导行为，那你们就搞错了。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劝告患者在治疗期间暂时不要对生活做出重要的决断，而要到治疗完成后再说，如有关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的决断。你们肯定会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你们所想象的不同。只有对于那些年轻而不能自立的人，我们才不进行这种限制。我们对于他们只能既为医生又为教育者。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谨慎从事。[414]

但是，你们不要从我坚持分析治疗和不鼓励完满的生活中得出结论，认为我提倡传统的道德观念。这都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实，我们不是改革者，而只不过是观察者；然而，要观察就会有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不会赞成社会对于性生活问题的实际调整。我们可以证明，社会道德所需要的牺牲时常超越它本身的价值；道德行为既不基于诚实，又不免于呆板。对于患者，我们决不隐瞒这些批判，使他们对性问题也像对其他问题一样，都能习惯于做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在治疗完成之后，如果他们能在性的放纵和绝对的禁欲之间找到适中的解决办法，那么，不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不论是谁，只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会永远抵御不道德的危险，尽管他的道德标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一般的人不同。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价禁欲在引发神经症上的重要性。只有在少数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后的力比多积聚才可以通过不难获得的这种性交来治愈。

因此你们不能根据精神分析允许完满的性生活而解释其疗效。那么，你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我记得在我反对你们的这个建议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可使你们走上正确轨道。我们所使用的东西无疑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潜意识，并把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是的，正是这一点。

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的东西，我们取消了压抑。这就使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消除了。

我们将病源的冲突转化成正常的冲突，这种冲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们给患者带来的一切只是这种精神的改变：它达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帮助的标准。在没有压抑（或类似的精神过程）等待解除时，我们的治疗就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我们努力的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空缺——所有这些都指同样的东西。但或许你们对这种解释不满意。你们已形成了一个有关这种神经症患者恢复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艰苦的治疗之后，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似乎总的结果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减少，而意识的东西较前增多而已，你们或许低估了这种内在改变的重要。虽然一个受到过治疗的神经症患者在本质上依然故我，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他已成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但这就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们用很大的努力来引起这种个人精神面貌的显然是平常的改变，那么，你们就肯定开始认识到精神水平中这种不同的重要了。

我暂时离开本论题，来问一下你们是否知道所谓病因治疗（a causal therapy）的意义。病因治疗是指抛开疾病的表现形式，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病因治疗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一件易事，但我们由此却可以深信这类问题毫无价值。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状为直接目的时，它很像病因治疗。而在其他方面二者则不同，因为我们早就通过压抑而将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倾向，它们的相对强度，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的偏差。

现在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干预这种机制，随时增减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牺牲另一本能为代价来增强一个本能——这就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寻求病因时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目前还没有这种影响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过程之中。运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我们向另一点发动进攻——不是针对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现象的根源之处，而是远离症状，这个地方只有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使我们接近。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工作才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患者的潜意识呢？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只需要找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并将其告诉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有关潜意识材料的知识与患者的知识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将我们的认识告诉他，他不是接受它，并替代自己的潜意识材料，而是把它置于一边，并且很少改变自己的认识。我们不得不以地形学的观点来对待潜意识材料，我们必须从患者记忆中最初由于压抑而形成潜意识的地方去寻求它。压抑必须被消除——之后由意识材料代替潜意识材料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压抑呢？至此，我们的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维持压抑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抵抗呢？方法是同样的：通过发现它并将其展示给患者。确实，这种抵抗也源于压抑——源于我们试图消除的，或早期发生过的压抑。它由反精神贯注建立，这种反精神贯注是为了压抑被拒绝了的冲动而产生的。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即进行解释，发现并告知患者，但现在我们是真正做对了。抗拒或抵抗不属于潜意识，而是属于自我，自我一定会与我们进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识的，那也无什么妨碍。我们知道，这里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一词：一是作为一种现象，二是作为一种系统。虽然这听起来很难理解，并且模糊不清，但它毕竟只是前面所讲过的东西的重复。[415]我们已为它做好了铺垫。在我们能由此解释辨别出抵抗的所在时，我们希望这种抵抗会被放弃，并且反精神贯注会退避。但是，有什么动机力量由我们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寻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他愿意与我们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帮助，我们通过解释来支持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给患者一些提示，那当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识别出这种抵抗力，并在潜意识中找到与这种抵抗相应的观念。如果我对你们说：“向天空看！那里有个气球！”这与我只让你们向上看，并看你们是否能看到某种东西相比肯定会更为容易地发现这个气球。同样，在学生初次学看显微镜时，教师必须告诉他要注意看什么，否则，尽管这种东西在镜下可以看到，学生却根本看不到它。

现在请看一些事实情况吧！[416]就神经症的许多形式来说——如癔症、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症等，我们的期望都得以实现了。通过以这种方法来寻找压抑、抵抗及被压抑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这种抵抗，消除这种压抑，并将潜意识材料转化为意识材料。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每一种抵抗力被克服时，患者的内心就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斗争——一种正常的心理斗争，它建立在同样的心理基础上、发生于寻求维持反精神贯注和准备使之放弃的两种动机之间。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压抑作用的老动机；后者则为新近引发的动机，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我们已成功地将前已因压抑作用而暂时平息的冲突再次引起，用来作为对此事的新的贡献。首先，我们必须向患者表明早期的决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导致健康的恢复；

其次，告诉患者自从原初的拒绝之时起，所发生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自我柔弱、幼稚，也许无法抵御危险的、强加的要求。现在，自我变得既强大，又富有经验，并且还能够得到医生的援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期望将再次引起的冲突引导到一个比压抑作用更好的结果；像我已讲过的一样，我在癔症、焦虑和强迫性神经症方面的成功可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疾病，虽然情况相似，但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见得有效。在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一种原初的冲突，并引发压抑作用——尽管这个冲突和移情神经症的冲突有地形学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发生之处；我们运用同样的程序，准备做出同样的许诺，并且给患者同样的帮助，为他提供先行的观念；再者现在和压抑之间的时距也会有助于这种冲突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仍没有成功地消除一种抵抗或一种压抑。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以及患早发性痴呆症者，从总体上说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或抵制精神分析治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当然患者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聪明并能进行演绎的妄想狂来说，难道是因为其智力赶不上他人吗？其他任何动机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郁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们对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识。但这并不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在此又遇到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事实，并因此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治疗其他神经症的所有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专门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马上就会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因为不久，我们就注意到这些患者对我们表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行为。我们确信，我们考虑了治疗所涉及的所有动机，并且还充分地估计到了我们自己与患者之间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但是，除了我们已估计到的这些之外，似乎还有什么没有估计到的，这种意外的新奇的东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现。我给你们讲一些较常见的而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们注意到，病人本应只注意自身的精神冲突的解决，然而他们却忽然开始对医生本人发生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医生有关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并且从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医生与他的关系一时也变得十分融洽，他特别地顺从医生的旨意，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医生也因此对患者形成一种好感，并且以能为这样一种有特殊价值的人格提供帮助而感到庆幸。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的亲属谈话，他也会为听到患者对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赞扬医生，并认为医生有种种美德。

他的亲属会对你说：“他对你非常的热情，异常地崇拜你，你说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像是圣旨。”也许不时有眼光敏锐者说：“太令人生厌了，他除你之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谈，并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

我们希望医生很谦逊，把患者对他的尊重归为希望自己能恢复患者的健康，并由于治疗的影响，使患者感到吃惊和愉快，增长了见识。在这些条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患者理解医生的暗示，并把注意力集中于治疗工作，他源源不断地提供记忆和联想的材料。他的解释的正确可信使医生都感到吃惊，以为这些新的心理观念本来深为外界健康的人所驳斥，不料患者却如此愿意接受，这真使人感到高兴。再者分析工作期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断地好转。

但这种好天气不能持久，总有乌云压顶的一天。这表现为治疗中的困难；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么了。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不再对这项工作感兴趣了，如果有时你让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东西，而不要加以批驳，他再也不愿意听了。他表现出自己好像是治疗的局外人，并且他好像从未和医生有过合作融洽的关系一样。他显然由什么东西占据了；并不愿讲给外人。这种情形对于治疗十分有害。我们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抵抗。但做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弄清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干扰的原因在于患者转移到医生身上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通过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能够解释的，它表现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会随着医生与患者两人之间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为年轻的女子，一个为年轻的男子，那么我们会产生二人正常相爱的印象；我们会发现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个女子时常与一个男子见面，又常谈及内心之事，而这位男子又处于支配地位，她对他产生爱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位患神经症的女子其爱的能力存在着障碍。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我们假定的情况相比愈是深入，我们就对发现这种情感关系的不断发生愈是感到吃惊。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受到医生的深深的吸引，而医生也还未有所爱，那么，她若愿离婚而委身于他，或这样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爱，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吃惊地听到已婚妇女和女孩令人吃惊的自供，她们对于治疗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说，她们已经知道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治疗她们的方法；在治疗的开始，她们就已期望从这种关系中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这种愿望，给治疗带来了这么多的困难，并且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来披露她们的思想——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补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难以相信的东西。但是，这种承认使我们感到吃惊：它使我们的一切估计都化为乌有。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讨论中留下这最重要的成分吗？

确实，我们的经验愈丰富，我们就愈难以抵制做出这个修正，尽管这会使我们的科学的估计感到羞愧。在前几次，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治疗由于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干扰——即一件非意愿的也不是治疗所引发的事件，但在这种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依恋一时常在各种新的病例中重复发生时，就连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况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发医生之间，根本没有引诱，这种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么，这时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与疾病本身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十分不愿意承认这种新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们是指患者移情于医生，因为我们不能用治疗的情境来说明这种情感的发展。相反，我们认为这些情感的整个准备来自于其他地方，它们已先在患者的内心形成，然后借治疗的机会转移到医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现为一种爱的情感需求或较为缓和的形式；在一个女孩与一位老翁之间，可出现一种使女孩成为老人的宝贝女儿的愿望，来取代恋爱的愿望。力比多的愿望经过稍微改变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有些妇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华，并且对它进行模塑，使它获得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妇女则只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请不要忘记它们有着同样的起源。

在我们探索这种新的事实的范围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对它的有关描绘。如果是男性患者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别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发的令人讨厌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的回答必定与妇女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同样存在着对医生的依恋，他同样地过高估计医生的品质，同样地顺从他的旨意，同样妒忌现实生活中与医生十分亲近的每一个人。移情的升华形式在男子之间更为常见，而直接的性爱则为数较少，这正好像患者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可以表现为其他的方式一样。分析者还发现男性患者时常具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起初看来似乎与前者所描绘的相矛盾——一种敌意的或负移情作用（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须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就存在于患者的内心，并且暂时是其有所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我们捕捉不到它的踪迹，也不需要打扰它，只要它有利于分析工作的进步。如果它之后变成一种抵抗，我们就必须关注它，并且表现出两种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显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内心对自己的反抗；第二，敌意取代了情爱冲动。一般来说，敌意情感的发生较晚于友爱情感，并且用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如果二者同时发生，就可作为情绪冲突的范例，这种情绪冲突支配着人们之间的所有的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样，不好的情感和友爱的情感都属于一种依恋的情感，正如虽然反抗与服从意义相反，但它们却都有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我们无疑可以将患者对医生的敌意的情感称为“移情作用”，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

因此，这种负移情作用的观点使我们确信我们对于积极的或友爱的移情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这种移情作用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我们最终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只是在对分析做详细的技术性指导时才讨论的，我今天只简略地谈一下。由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患者才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患者的这些要求，不然的话，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绝他们，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过告诉他，他的情感不是来自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现了先前发生于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已。[417]以这种方式，我们迫使他将他的重演（repetition）转化为记忆。通过这种方法，不论是友爱的或是敌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转化为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来提示心理生活的隐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使你们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出现所感到的惊奇得以缓解。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体那样正在继续发展着。在治疗的开始，还不能制止这个发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其整个病情的变化都向一个方向——即他与医生的关系之上。这样，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树的木材层和皮层之间的新生层，只有通过它才会有新组织的形成以及树干半径的扩大，当移情作用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患者的回忆工作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已不再是关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疗随之而来的新形成的改造过的神经症了。我们可以追溯这种旧症的新版的起点，我们已观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长，我们能够找到出路，因为作为移情的对象，我们处于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状都已抛开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并且适应于新近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或者这些症状的持续只在于能够经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能把握这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就相当于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们的治疗工作。如果患者能和医生保持正常的关系，克服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影响，那么在脱离了医生之后，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常生活。[418]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等的治疗来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这些神经症一并归属于“移情性神经症”。无论是谁，如果他能通过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印象，那么他就不会怀疑那些在症状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并且不再需要更强有力的有关其力比多特性的证据了。可以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现象之后，才深信症状的意义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满足。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改进我们从前有关治疗作用的动力解释，以使它与我们的新的发现相一致。在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用抵抗解决通常的冲突时，患者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达到康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重蹈覆辙，使已进入意识的东西再次退回到压抑之下。从这一点看，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患者的智力顿悟——它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这样的成就——而只取决于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性，并转而深信他的话语和解释。如果没有这种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医生以及他的观点就很难打动患者。这里的信任来源于爱，一开始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爱的人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对它们加以审查。没有这种支持，论点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响。这样，一般来说，一个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当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贯注于客体对象时，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恋的倾向对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术产生的疗效形成一定的障碍。

将力比多对象贯注转向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们谈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倾向只不过是这一普遍特殊的变本加厉而已。这么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锐的眼光，曾将他的有关催眠现象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每人都某种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论基础之上。

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实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由于他某种程度上大大地缩小了这种倾向的范围，以至于没有将负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从未说明暗示是什么，以及它是从何而来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他也没能说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谓的“暗示感受性”依赖于性生活和力比多的活动。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技术中之所以放弃催眠，只是想重新发现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讲话的机会，我已看出你们这时已有一种强烈的抗议，如果我不给你们插话的机会，就难以让你们听下去了：“啊！你终于也承认了它，你在暗示的帮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帮助下一样！这是我们思考很久了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迂回曲折地去寻求过去的记忆，发现潜意识，解释和翻译各种歪曲——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最终有效的东西却只是暗示呢？为何你不像别人（诚实的催眠者）一样直接用暗示来治疗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曲折的方法和帮助下，可以使隐藏于直接暗示背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事实显露出来，那么，用什么来证实这些发现呢？难道它们不是暗示或无意图的暗示的结果吗？你难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吗？”

你们对我的这些抗议十分有趣，我必须予以答复。我现在不能回答：因为我们已没有时间了。

到下一次再说吧！你们等着，我会回答你们的。但今天我必须结束我的话题了。我保证你们在这些有关移情作用的事实的帮助下，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治疗努力对于自恋神经症是无效的。

我只讲几句话就够了，你们会明白这个谜是多么的易于解开，以及各种东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观察显示，来自自恋性神经症的痛苦在于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们拒绝医生，对医生不是怀有敌意，就是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能受到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说的话反应冷淡，没有印象，所以，对于其他人有很好疗效的治疗——如复活致病的冲突和克服由于压抑的抵抗对他们则不起作用。他们自我封闭，时常只是通过自己对导致病态结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来恢复健康。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认为这些患者的精神贯注对象必须放弃，并且他们的力比多必须被转移成自我力比多。通过这个特性，我们使他们与第一组的神经症（癔症、焦虑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相区分。这种揣测现在为这些患者受治疗时的行为所证实。他们由于没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努力，并且不能被我们治愈。

第28讲 分析治疗[419]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在我们承认我们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移情作用——即暗示时，你们问我，为何我们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们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们承认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还能保证心理发现的客观性吗？我曾答应你们，我会给你们以详细的答复。

直接暗示是针对症状显现的暗示，它是你们的权威性和患病的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们自己不关心这些动机，而只要求患者克服它们在症状中的显现。不论你们是否使患者处于催眠之下，其原则都没有什么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锐的目光再次认为暗示乃是催眠现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为暗示的结果，或一种暗示状态[420]，并且他还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运用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想要先听什么——是经验的东西呢，还是理论的思考？

我们以前者开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个学生。1889年，我在南锡拜访他，并且我把他的一本有关暗示的书译成了德文[421]，我运用催眠治疗多年，起初用“抑制性暗示”（prohibitorysuggestion），后来则与布洛伊尔的询问患者的方法相结合使用。[422]因此，我可以根据广泛的经验来谈论催眠或暗示治疗的结果了。如果根据古人有关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疗法应迅速、可靠，并不为患者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方法实现了至少两个这种要求。它能够迅速起效——或者说要比分析治疗快得多，并且它既不会引起患者的困扰，也不会引起其不愉快。但在医生看来，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它显得很单调；因为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运用同样的方式，阻止各种各样症状的出现，而无法了解症状的意义。它是机械的工作，而非科学的活动，并且它具有江湖术士的意味，然而为了患者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不计较。要说明的是，这种治疗缺乏第三种品质：这种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这种方法，而另外一些则不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它很起效，而对于另外一些来说则不然，并且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治疗结果不能持久；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听到患者又旧病复发，或得了新的病症。尽管可以再次给他催眠，但在其周围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劝他不要再由于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像服用了麻醉药一样嗜此成癖。当然有时实施催眠法之后，也如人所愿，经过几次努力，获得了成功，并可以使疗效永久保持。[423]但决定这种有益结果的条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完全治好了一位妇女患者，但她突然无缘无故地对我感到怨恨，并旧病复发。后来，我又再次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对我再次表示愤恨。还有另外一次，还是一位妇女患者，我曾通过催眠多次地使她摆脱神经症状态，但在我有一次为她治病时，她突然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424]出现了这种情况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无论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疗中人的权威性的本质和起源的问题了。

以上这些都是经验。它们向我们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催眠治疗的实践对患者或医生的要求都很少。它与大多数医生所坚持的有关神经症的观点相吻合。医生对神经症患者说：“你没有什么毛病，这只是一个神经问题。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在两三分钟里消除你的困扰。”但是不花费力气，也不采用任何适当方法作为帮助，就能治好一个严重的病症，这与我们所持的有关能量规律的观点不符。只要条件是可比的，经验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经症。但我认识到这种论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偶然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治疗寻求掩盖和粉饰心理生活中的东西；分析治疗寻求揭露并去除这些东西。[425]前者像是在化装，而后者像是在手术。前者使用暗示来阻止症状，它只增强压抑量并不改变导致症状形成的过程；分析治疗在引发症状的冲突中，寻找病源之所在，并通过暗示来改变这些冲突的结果。催眠治疗使患者处于不活动并无改变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诱因时，他就难以抵抗了。分析治疗则要求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内心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变，有了更为高级的发展，并且具有了防止旧病复发的能力。[426]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疗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须实现这一点，并且医生通过一种有教育意义的暗示的帮助为患者提供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治疗可以称为一种后教育（after education）。[427]

我希望我现在已向你们讲清楚了，我们分析治疗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疗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从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实中，你们也可以认识到分析法以暗示来辅助治疗，而催眠法则只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疗的结果就不那么可靠，而分析治疗的结果则较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赖于患者的移情能力状况，我们却不能影响这种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许是消极的，或通常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态度来防止自己的移情，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则着眼于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发展，并成为治疗的帮助。这样，我们有可能从暗示的力量中获取帮助，我们控制它，不论患者如何地喜欢，他都不能对自己进行暗示，我们引导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

但是，你们现在会对我讲：无论分析背后的动机力量是移情还是暗示，我们对于患者的影响使我们的发现的客观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对我们的治疗有利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的研究的损害。这是最常提出的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并且必须承认尽管这些话没有理由，但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么精神分析将不过是暗示治疗的特别方式，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这就不必再重视那些所有有关患者过去生活的经验、心理动力以及潜意识等的结论了。这正是我们反对者所认为的；并且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过是先由自己设想出与性经验的重要性有关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经验的意义——甚至经验本身——灌输给患者。这些指控通过经验要比通过理论的帮助更易于反驳。不论是那一位亲自运用过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够使自己确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对患者进行暗示。当然医生毫不困难地使他成为某个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并且这样会使他对自己具有某些错误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患者会像其他人一样（像一位学生一样）行事，但这只影响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毕竟，假如给予他的这种预先的观念与他实际具有的相吻合，那么他的冲突才会被成功地解决，并且他的抵抗才会被克服。而那些医生推想的错误，在分析过程中将会逐渐地被消灭[428]，并被更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避免由于暗示所带来的过早的成功；但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第一个成功。在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决，记忆的缺失未能填补起来，并且压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来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就算完结了。我们把太快获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非帮助。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了它们可依赖的移情作用，我们才算最后成功了。这个最终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疗有别于纯粹的暗示治疗，使分析可得的疗效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

在各种其他的暗示治疗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细心的维护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为治疗对象，并且不断地就其所有的形式进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疗的最终，移情作用本身必须被消除，如果这时成功是持久稳定的，那么这种成功不一定来自于暗示，而是由于患者内心已发生了改变，患者内在的抵抗这时已通过暗示被克服了。

个人意义上的对暗示的接受无疑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治疗期间，我们不断地与能够将自己转化为负面的敌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斗争。我们还必须指出，分析的许多单个的发现，虽然可以被怀疑为暗示的产物，却可以从另一个并且无可指责的源泉那里得到证实。这种情形可见于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们当然不会有受到暗示影响的嫌疑。这些患者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侵入意识内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从对移情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这样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客观正确性，尽管对此时有疑虑。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信赖分析，那么你们就不会陷入歧途。

我现在要通过力比多理论的公式来说明治疗的机制了。神经症患者既无能力享乐，也没有效率——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本来就不能指向于任何真实的对象，而后者则因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压抑他的力比多，而没有力量来表现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发生冲突，那么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疗的工作在于使力比多从其目前的避开自我的依恋物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服务。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发现：它依附于症状，这种症状使他得到一时的替代的满足。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把握这种症状并解除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了解除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们必须诊断它们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在动机力量的帮助下（这些动机力量过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们必须将它引向不同的结果。要对压抑作用做这种考察，就必须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这种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是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或移情作用中，即过去的冲突的新的表现；患者都喜欢做出与过去同样方式的行为，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种新的解决。这样移情作用就成为所有斗争的力量相互交锋的战场。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对它的东西都只集中于与医生的关系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剥夺症状的力比多。由人为建立的移情疾病来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真实的对象也被医生这个想象的对象取而代之。但是，通过医生的暗示的帮助，围绕着这个对象的新的斗争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冲突出现。由于一个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自我与力多比之间的隔阂被取消，并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在力比多被再次从其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解脱时，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对象之上了，而是交给自我掌握了。

我们治疗工作期间在这个斗争中所遇到的抵抗，一方面由于自我对力比多倾向的厌恶，表现为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由于力比多的坚持性，不愿意离开它从前曾发泄过的对象。

这样，我们的治疗工作进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状转向移情，并集中于这里；第二个阶段，斗争围绕着这个新的对象展开，并且力比多被从中解放出来。这种对有利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是在这种新的冲突中去除压抑作用，以使力比多无法通过逃入潜意识而再次摆脱自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自我由于分析者的暗示的帮助而有了改变。通过这种解释工作，潜意识的东西被引入了意识；自我乃因潜意识的消逝而得到扩大；并通过教育而与力比多取得和解，这样，自我也愿意使力比多在某种限度内得到满足；由于自我能够使少量的力比多为升华之用，所以它对于力比多要求的惧怕也趋于减弱。治疗中的事件与这种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制在于：（1）缺乏力比多的灵活性，力比多不愿离开其对象；（2）自恋的稳固性，它不允许对对象的移情超过某种限度。如果说我们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们身上，并掌握了脱离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么治疗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就更为明确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得出有关从前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的性质的结论。假如我们成功地治愈了一位把对待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的患者，那么，我们不能认为他患病的原因只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力比多的依恋。他的父亲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只是我们控制其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从其他的方向指向它。

一个战场不必与一个敌人的关键的堡垒相一致。敌人防御首都，也不必只在城门前作战。而只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后，我们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确立疾病背后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们现在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对梦的问题再讲最后几句。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像他的过失和他的自由联想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他的症状的意义，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愿望满足的形式它们向我们显示什么愿望冲动服从于压抑，以及摆脱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恋于什么对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睡眠状态自身导致有关压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压抑的沉重压力得到减弱，于是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状中有更为明白的表示。因此，梦的研究成为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利的方法，这种脱离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一个部分。

但神经症患者的梦在任何主要的方面都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它们简直无法区分。要是说对于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们必须说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不同只在白天成立。就梦生活来说，这种不同就不能成立。我们不得不将有关神经症患者的梦和症状之间所得到的那些结论适用于健康的人。我们不能否认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梦或症状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也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数量的能量来维持这种压抑的力量，他们的潜意识系统也储藏着富有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他们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脱离了自我的支配。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实质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梦成为他能够形成的唯一的症状。实际上，如果你们对于健康人清醒时的生活加以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这一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即这个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许多琐碎而实际上不重要的症状。

这样，神经质的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可缩小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可由结果来决定——如通过这个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够的享乐和胜任能力。这个区别或许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压抑束缚的能量之间的相对大小，并且是一个量的而非质的差异。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发现是对下面的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即神经症虽然建立在体质倾向的基础之上，但原则上有治疗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健康的特点。但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1）我们不应使它脱离与神经症的症状的联系；（2）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基本性质可完全被压缩为“将思想转译成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3）我们必须假定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力比多分配和实际存在着的对象精神发泄。[429]

我们不久就要结束演讲了。你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治疗的主题，我却只给你们讲些理论，而不谈治疗时的情况和治疗的结果。我不讨论这两者：前者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给你们就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做实际指导的意图；后者是因为好几个原因使我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开始演讲时，我曾强调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决不会次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现在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即其他的治疗方法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如果我在此还要再夸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并想以此消除反对者的驳斥了。我们医学界的“同事们”曾多次反对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众的集会上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结果的情况公布于世，就使受害的公众明白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价值的。但是，避开这种做法的恶意不说，就失败材料的收集本身来说不可能形成对分析的治疗效果的正确判断。你们知道分析治疗还处于其年轻时期；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技术，并且这只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和在不断增长的经验的影响下才能实现。由于传授这种技术的困难，初学精神分析的医生要比其他专家更要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疗结果决不能用于作为判断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

在早期的分析期间，人们错误地进行了许多治疗的尝试，因为即使分析者对那些不适合于采用分析疗法的各种病症也要进行治疗，而现在根据我们有关治疗法的特征，我将这些病症不包括在这种治疗之中。但这些疗法也只能通过实验而获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症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分析法就不能发挥其效能了，当然，我们有权利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各种错乱现象。但这些早期治疗的大多数失败不是由于医生的错误，或对患者不适当的选择，而是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这里，我们只讲过患者不能避免和战胜内在的抵抗。而来自于患者环境的外在抵抗虽具有很小的理论意义，但都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精神分析治疗可以与外科手术相比，须施用于最适当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你们知道外科手术采用很多前期的预备措施：合适的房间、好的灯光、助手、回避患者的亲属等等。现在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外科手术都处于患者全家面前，家人都来围观，看到手术就大声地哭叫，那么这样的手术能有几次收到疗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亲属的干预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而且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的危险。我们的目的在于患者内心的抵抗，并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应怎样防御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们既不能通过任何解释可以说服患者的亲属们，又不能劝说他们使其站在一边不管；

并不能对他们以实相告，因为这样做，只能会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话，患者将会要求我们这些他曾经信任的人要为他着想（这当然是正当的要求）。作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内幕的，都会对患者的亲属不愿患者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感到惊讶。如果神经症来自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既然丈夫认为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暴露自己的罪恶，那么就难怪他对这种治疗不感兴趣，丈夫的这种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内在抵抗相叠加，使我们治疗的努力遭到失败和中断，我们对此自然不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从事一件那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

我不想报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出于医疗职业道德的考虑，在这个病例中，我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来，我对一位少女进行分析治疗，她由于焦虑的缘故，有时不敢上街或独自待在家中。这位患者后来承认她曾偶然地看到母亲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发生性关系。

但她很不老练地（或很敏感地）将分析时的情况向她母亲进行了暗示，她向母亲表示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1）改变自己对母亲的行为；（2）坚持除了母亲外没有人能使她摆脱独处的焦虑；（3）当母亲要外出时，她焦急地锁上门。她母亲本人过去曾患过神经症，但几年前已在本疗养院治愈了。或者进一步讲，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男子，之后二人过从甚密，并使她得到充分的满足。女儿的强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并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的焦虑的意义：女儿使自己患病是想将母亲软禁起来，并剥夺她和其情人的联系所需要的来往自由。母亲迅速地下决心，并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个神经病疗养院，并且多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要为这个不幸的治疗结局承担责任。我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我为职业道德所束缚。很久以后，我从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访问过这个疗养院并看到过这个患恐惧症的少女）那里得知，这位少女的母亲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事可能已默许，这样，正是这个“秘密”使这个治疗成为牺牲品。

大战之前，各国的患者都纷纷前来求诊，这使我不管别人是否支持我们自己的城市。我遵守一个规则：凡属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如果患者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就不为其诊治。然而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遵守这一点。或许你们会认为，因为有关患者亲属所发生的警告，我会为了使分析顺利进行，而要使患者离开家庭，只有离家别友的人才可受到治疗，然而，我不能赞同你们的这一认识。患者（至少不是精疲力竭的人）在治疗时，如果仍要对日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进行反抗，那么会更有利于治疗。但是，患者的亲属不应该以自己的行为破坏这种有利的条件，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抱有敌意。但是，你怎么才会影响到这些你无法触及的因素呢？当然，你会推测出，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社会环境和他家庭的教养水平。

这已使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逊色不少，难道不是吗？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归于外界因素的干预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失败。精神分析的朋友们劝我们把通过分析能取得的成功加以统计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却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如果相比的单元相差太远，并且我们进行治疗的神经症病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那么这种统计毫无意义。再者，所能进行统计研究的时间太短，而难以判断出疗效的持久性。[430]就许多病例来说都不可能加以报道：它们与患者对于他们的疾病及其治疗保守秘密有关，并且他们的恢复同样需要保密。对精神分析进行反对的最强烈的理由在于人们在治疗问题上表现得最无理性，以至于人们对用合理的方法完成治疗不抱任何希望。治疗的创新要么受到热烈的欢迎——如科克（Koch）首次发展有关结核菌的研究成果的情况[431]，要么受到根本的怀疑——像杰纳（Jenner）的种痘术，它实际上是一种恩赐，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反对。有一种反对精神分析的明显的偏见存在。如果一个人治愈了一位严重的病例，就听到有人说：“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患者自己也会恢复。”一位妇女患者已经历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叠出现，当她在经历抑郁之后的间歇期到我这里来求治，过了三周后其躁狂症又发作时，她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一位名医，他曾为她进行过咨询——都认为这种新的病发乃是我试图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偏见毫无办法。你们今天仍可看到大战时，无论哪个盟国都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最聪明的办法是等待，让这种偏见随时光而消失。终有一天这些人会用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思考；为什么他们早些时期没有这样思考，这仍然是一个谜。

也许反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偏见现在已经消退了。分析技术的不断传播，许多国家运用分析治疗的医生的日益增多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时，我发现催眠暗示治疗正引起医学界的鄙视，其激烈程度正与现在“温和”（moderate）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十分相似。[432]

然而，催眠术作为治疗的媒介确实没有实现其原初的承诺。我们精神分析者可以说是它的合法继承人，我们不要忘记它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理论启发。归于精神分析的有害结果，大多仅限于患者冲突加剧后的暂时现象，而这种冲突的加剧或者是因为分析的过于呆板，或者是因为分析中途突然终止。你们已听过我们治疗患者的有关情况，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是否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导致了永久的伤害。分析的误用可能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些荒唐的医生手中，移情作用是很危险的。没有任何医疗工具或方法能确保其不被误用。如果刀子不能切割东西，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做医疗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到此我已讲完了。我深深地认识到在我的演讲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这绝不是传统的客套话。我很惭愧我时常许诺要回到我讲得很少的话题，然而之后却找不到机会来实现。我要给你们叙述的东西现在尚未完成，正处于发展之中，而且我的简要的总结本身也不完全。在一些方面我已收集到可以得出结论的材料，而却又没有由我自己做出这个结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想要你们都成为专家，而只是想努力地激励和启发你们罢了。

【注释】

[1] 《精神分析导论》肯定是弗洛伊德著作中译本最多的一部。在弗洛伊德在世期间（除英国时期），该书就出现了下列语种的译本：荷兰语（1917）、法语（1922）、意大利语（1922）、俄语（1922～1923）、西班牙语（1923）、日语（1928）、挪威语（1929）、希伯来语（1930）、匈牙利语（193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3）、汉语（1933）、波兰语（1935）和捷克语（1936）。也许还有葡萄牙语、瑞典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

[2] 根据琼斯的记述，第1讲是在1915年10月23日发表的，但根据当时的一份记录（《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第3卷，376页），第1讲是在10月16日发表的。没有疑义的是，所有这些讲座都是在星期六进行的。

[3] 本书此类页码均指标准版第15、16卷的页码。——中译者

[4] 本书各篇讲演就基本性而言，触及许多弗洛伊德无法深入的不同论题（他自己在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对此做了交代）。很多读者，特别是那些通过本书首次接触精神分析的学生，很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碰到某些只提起却未加阐述的论题。因此，对于这些论题，本版以脚注的形式列出大量弗洛伊德阐述相应论题的其他著作。

[5] ［参见《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标准版，第20卷，第187～188页）靠近开头处一段类似的话。］

[6] ［这是指在谢林（Schelling）的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的追随者的意义上说的，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十分流行。］

[7] ［“Sie（您）”在较早的德文版中是这样写的；在奥地利和伦敦版《弗洛伊德全集》中则是“sie（他们）”。］

[8] ［“unbewusst”和“bewusst”（潜意识和意识）。应该承认，在德文中这些词最具有被动的语法形式，一般是在被动的意义上讲的。在英文中“意识”和“潜意识”可以用做被动的，但常常不用做主动的：“我意识到我的脚趾痛”，或者“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仇恨”。德文的用法则宁可把疼痛说成是意识的，把仇恨说成潜意识的，而且这是弗洛伊德经常采纳的用法。］

[9] ［弗洛伊德的《论潜意识》（1915e）第一节（标准版，第14卷，第166页以下）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10] ［性本能构成了第20讲的主题。］

[11]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全面地讨论了文明与本能力量之间的对立。］

[12] ［德语为“Fehlleistungen”，字面的意思是“错误的行动”或“错误的功能”。这个一般概念在弗洛伊德之前并没有。而且为翻译它还发明了一个英文术语。《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全文都致力于讨论它们。弗洛伊德在他的说教性的著作中（如他在此所做的）经常把它们用做介绍其理论的最合适的材料。它们确实属于他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最早的主题。他对此感兴趣的某些历史性说明将在标准版的第6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由于在这些演讲中有大量有关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因此，为了节省篇幅，在这里我们将使用“P.E.L”（指《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个缩略词）。该书的页下参考文献出处都与标准版第6卷有关。］

[13] ［自1922年以来的版本中，这个词被省略了。］

[14] ［这是弗洛伊德个人的一种体验。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1页。］

[15] ［《喜剧周刊》。］

[16] ［弗洛伊德常常在别处认为，在没有意识注意的情况下，功能可以得到更精确的发挥。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32页。］

[17] ［原来的意思是“Kronprinz”（皇冠—王子）。“Korn”的意思是“公鸡”，“Knorr”的意思是“隆起物”。］

[18] ［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30～131页。］

[19] ［这里似乎有点混乱。实际上（在该剧的第一幕第二场中）是国王自己宣布了总管的背叛。］

[20] ［最遗憾的是，按照译者的观点，在所有这三篇演讲中弗洛伊德选择口误作为最经常出现的失误动作的例子，因为就其真实本质而言，它们与译文特别抵触。但是，我们遵循标准版的一贯做法，保留弗洛伊德的例子，以脚注和方括号解释的方法，而不是用新的英文例子来代之。大量的英文例子将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布里尔（A.A.Brill，1912）和琼斯（1911）的论文中。］

[21] ［想说的短语是“它沉重地压在我的胸口”，但由于“schwer”（沉重地）的前音“schw”，结果以无意义的“Schwest”歪曲了“Brust”（胸口），这个例子以及前面那个例子都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3～54页。］

[22] ［这段话也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4页，但在那里译文略有不同。］

[23]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9页。弗洛伊德在他最后的著作之一，未完成的《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b［1938］）提及。］

[24] ［最初写的是：“就像Riedel和Beutel之于维也纳人一样。”后者是维也纳一家著名的服饰用品商店。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当然是伟大的电气工程师。］

[25] ［这最后两个例子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7页和第70页。］

[26] 这个例子和下面那个例子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96～98页。

[27] ［利希腾贝格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许多机智的短诗都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中讨论过。阿伽门农（Agamemnon）的话在第70页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以及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12页做了引用，在后一本书中还出现了歌德的评论（同上，第218页）。］

[28] ［我们认为在这些演讲中最好把德文词“Tendenz”译做“目的”。但是，这两个词的意思并不一致，而且在少数段落中这个词译做“趋向”（trend）更合适。“Tendenz”几乎根本不是“tendeney”（倾向）的同义词，尽管形容词的“tendenziös”很自然地成为英语“有倾向性的”这种形式。例如，可适用于“有目的的”游戏。］

[29] ［“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这是标准的德文译本《费加罗的婚礼》中理发师费加罗所说的一句台词，这句话经常在第三幕的六行诗中出现。］

[30] ［这是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78页的重复。］

[31] ［维也纳人对猪排的称谓。］

[32] 均摘自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它们也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2页。这些无法翻译的例子的第一个当中，“Apopos”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但“Popo”是个儿童用语，意指“底部”（bottom）。在第二个例子中，这个无意义的词的字面意思是“鸡蛋—粪便—女人”，而那个有意义的词的意思是“蛋白小薄片”］。

[33] ［“他所想到的事情”这个短语在这里代表德文词“Einfall”，对此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同义词。这个词在这些演讲过程中经常出现——有两三次在本段中出现，经常在第6讲中出现，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因此对它做点评论是很有用的。习惯上把它译做“association”（联想）——这是一个会引起人们反对的术语，因为它的含义不明确，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定。如果有人想到某件事，而且我们说他有了一个“Einfall”，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心里想到了某件事。但是，如果我们说他有一种“联想”，这似乎是说，他所想到的某件事和他以前想到的事情以某种方式联系着。在这几页中所讨论的许多事情取决于第二种想法是否实际上（或者必然）与第一种想法联系着——即“Einfall”是否是一种“联想”。因此，把“Einfall”译做“联想”必定过早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判断。但是，要避免这种译法并非总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弗洛伊德本人有时候把德文的“Assoziation”用做“Einfall”的同义词，尤其是在“freie Assoziation”这个术语中，不可避免地必须译做“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在目前的讨论中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意义不明确，甚至要以某种不实用的术语为代价；在后面，避免使用“联想”这个词的必要性就不那么紧迫了。］

[34] ［对这个困难所做的长篇讨论将在弗洛伊德最后几篇论文之一《分析的结构》（1937d）中发现。］

[35] ［这些德文词的形式是类似的：“Versprechen”（诺言）和“Vergehen”（犯法）。］

[36] ［维也纳记者协会。这件轶事将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8页上出现；最初是由马克斯·格拉夫（Max Graf）提供的。］

[37] 摘自荣格（Jung）［1907年第52页。这句话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5～26页。最后的引文“Nicht gedacht soil seiner werden”形成了海涅的诗中的第一行和一个重复叠句，摘自海涅的《增补诗》，“Aus der Matratzengruft”第四号］。

[38] ［这种情境在第72页及下页做了进一步的考虑。］

[39] ［这个摘自萧伯纳的作品的引语也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54页注。］

[40] ［这个故事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49页。］

[41] 参见米德（A.Maeder，［1906～1907］）（用法文），布里尔［1912］（用英文），琼斯［1911］（用英文）和 J.斯塔克（J.Starcke，［1916］）（用荷兰文）所辑的类似的例子。

[42] ［最初是用英文写的。这个例子和另外两个例子均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30～231页。］

[43] 由赖特勒（R.Reitler）报告。

[44] ［这个例子和下面两个例子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03～204页。］

[45] ［症状性动作和偶然动作构成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四章的主题。］

[46] 这是在1908年11月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对此所做的更全面的说明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95～96页。前面的口误在同上第120～121页。］

[47] ［弗洛伊德后来把这件轶事包括在1917年修订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第64～65页。］

[48] ［在第二讲的开头。不要把这“三组”和第64～65页上讨论的“三组”相混淆，后者和发生口误的那些人对口误所采取的态度与这些大不相同的事情有关。］

[49] ［用“Menschen”（人）代替了“Mausen oder Meerschweinchen”（老鼠或豚鼠）。］

[50] ［见第23讲中的讨论，第368页。］

[51] ［后来被包括在1917年修订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第113～114页。］

[52] ［这个“冲突意愿”（counter-will）的概念在弗洛伊德早期关于心理病理学的某些论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多次重复出现。］

[53] ［这个例子是1917年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34页上增补的。］

[54] ［改善记忆的人工方法。］

[55] ［自从在《释梦》（1900a）中这条原则这样命名以来（例如，标准版，第5卷，第600页），弗洛伊德总是固定不变地谈到“快乐原则”，在第22讲，第356页及下页中在后一个名称下对此做了讨论。］

[56] ［婴幼儿记忆缺失在第13讲作了讨论，见后面第199页及下页。关于对遗忘的一般性讨论，见1907年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74页补加的一个长脚注。］

[57] ［全段摘自《达尔文自传》（1958，第123页），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48页做了引用。］

[58] ［原来的字面意思是“所谓天使的制造者”（angel-makers）。］

[59] ［最后这三个例子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22页和226～228页做了更全面的描述。］

[60] ［复制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74页。］

[61] 由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于1880～1882年提出。参见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做的演讲《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

[62] ［弗洛伊德以梦为主题的主要著作是《释梦》（1900a）。不过，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不涉及这个题目的，但对此所做的主要讨论是在该书附录中提供的。］

[63] ［弗洛伊德在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的末尾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见第456页及下页。］

[64] ［弗洛伊德《一例强迫性神经症的说明》（1909d）的第二部分第二节讨论了强迫性神经症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倾向。请参见第17讲中对该疾病形式的说明。］

[65] ［在第15讲中对这个梦做了解释。］

[66] ［对本书的某些说明见于《释梦》。］

[67] ［这是一种非常类似于现在所谓“宾果赌博”的东西。］

[68] ［请参见第14讲对此所做的某些说明。］

[69] ［在德文中字面的意思是“看见了世界之光”。］

[70] ［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Fechner，1801～1887）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很大影响（见《自传研究》［1925d］，标准版，第20卷，第59页）。目前这句话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48页和第5卷第535～536页进行了讨论。］

[71] ［对默里（Maury）的这些实验以及其他一些实验，参见《释梦》。］

[72] ［也引自《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7～28页。］

[73] ［在《释梦》做了更长篇幅的讲述。］

[74] ［这是一个把梦背后的隐意的思想转变为显意形式的过程。这是下面第11讲的主题。］

[75] ［这是维也纳的主要商业街。］

[76] ［《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85页。］

[77] ［对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很快将涉及。］

[78] ［弗洛伊德对幻想及其与艺术创造的关系的主要讨论在他的两篇早期论文中发现：《作家与白日梦》（1908e）和《癔症的幻想及其与两性并存的关系》（1908d）。在下面第23讲的后面部分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

[79] ［在出版时“基础”一词从讲座的题目中去掉了。见第9页脚注②。］

[80] ［“使用法国皇太子的称号”——在古典文学版本中，这是路易十四命令给他的儿子准备的：“删除不恰当之处。”］

[81] ［弗洛伊德在第277页又回到了这一主题。］

[82] ［见第47页及下页脚注。］

[83] ［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脚注是弗洛伊德于1919年增补的，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81～182页。］

[84] ［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标准版，第6卷，第240页以下几页）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提供了几个实例，在那本书里对全部主题做了长篇讨论。］

[85] ［帕里斯（Paris），一位与海伦一起私奔的年轻人，曾一度在伊达山上牧羊。在那里，他对正在比美的三位女神提出了自己的评判。］

[86] ［Albus拉丁语意为“白”，Negro意大利语为“黑”。］

[87] ［见第100页和101页。］

[88] ［在所有的德文版中都是“Uneigentlich”（非本来的）。意思却似乎是要求“eigentlich”（本来的，真实的）。］

[89] ［参见第1讲和第13讲。］

[90] ［在第19讲，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个“分析的基本技术规则”，编者注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91] ［在第19讲对“抵抗”这个主题做了全面讨论。］

[92] ［弗洛伊德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的第二节讨论了高压或低压抵抗对释梦的影响，标准版，第19卷，第110页。］

[93] ［见下一讲。］

[94] ［这个梦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13～414页做了阐述。］

[95] ［这个例子的全部内容是弗洛伊德于1919年作为一个脚注插入到《释梦》中去的，见标准版，第5卷，第517～518页。］

[96] ［这个例子和下个例子一样，依赖于一个纯语言方面的论点：即德文词“拔出”（hervorziehen）和“偏爱”（vorziehen）之间的类似性。摘自《释梦》。］

[97] ［这个例子和下一个例子摘自《释梦》。］

[98] ［见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六节对这个观点的讨论；也请参见第235页及下页。］

[99] ［见第115页。］

[100] ［下面这个梦曾被分析过，但在《释梦》并未做过精心阐述。在《论梦》那篇短篇著作的第七节和第八节也做过讨论（1901a）。弗洛伊德在这些演讲中有好几处对此做了重述。］

[101] ［这在当时大约值2先令6便士或62.5分。］

[102] ［在《释梦》中没有独立的论述儿童的梦的章节，但第三章做过探讨，本演讲中的例子在那里将再次发现。］

[103] ［在上奥地利的萨尔茨卡默古特。］

[104] ［人们将注意到，以下所考虑的两个“主要特点”或“梦的一般特点”，和上面第5讲所讨论的“所有的梦都共同具有的两种东西”并不相同。］

[105] ［分别是匈牙利谚语和犹太谚语。参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32页及脚注。］

[106] ［这两段引文出现于《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31～132页脚注。］

[107] ［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23页及下页对这种梦做了详细分析。］

[108] ［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2页对此做了更全面的讨论。］

[109] ［这种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25页做过阐述。］

[110] ［梦的工作在第11讲讨论。］

[111] 冯·胡戈·赫尔穆特博士夫人［1915］。

[112] ［这是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她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正服现役。］

[113] ［“Liebesdienste”的意思首先是“用于爱情的服务”，即“无报酬的服务”；但它也可以具有另一种，即不太正派的意思。］

[114] ［这个梦后来（1919）作为一个脚注增补到《释梦》中，标准版，第4卷，第142～144页。］

[115] ［或者，在这里以及在随后使用“倾向”（trends）一词。］

[116] ［“Objectivierung”。字面的意思是“使客观化”。这个术语曾在弗洛伊德早期的《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论文中用过几次，在《癔症研究》（1895d）中又使用过。弗洛伊德本人似乎把“Realisierung”（实现）这个术语用做同义词。见弗洛伊德（1897b）。］

[117] ［在1925年给《释梦》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对他所谓梦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观点做了说明。］

[118] ［沙可的话全文如下：“理论是好的。但它不要阻止事物的存在。”这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一条语录。见他为沙可写的讣告（1893f），标准版，第3卷，第13页。在那里对这些情况做了描述。］

[119] ［引自《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67页。］

[120] ［弗洛伊德对人类本性中的破坏性方面最强烈的指责是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五章和第六章。］

[121] ［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见《释梦》），他较晚才认识到梦的象征作用的全部重要性，这主要在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911）影响下认识到的。直到《释梦》的第4版（1914）才有专门的一节致力于探讨这一主题。除了目前这一讲之外，那一节（第六章第五节）代表弗洛伊德对象征作用所做的主要探讨。当然，这一主题在许多其他地方也都出现过。在《释梦》中以及在弗洛伊德一生的其他著作中，与此有关的说明在下面几处都可以发现。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应该把本演讲视为弗洛伊德象征作用的全部作品中最为重要的。］

[122] ［这里指的是移情的潜意识活动对自由联想的阻碍。参见《移情动力学》（1912b），标准版，第12卷，第103页及以下几页。也请参见下面第27讲。］

[123] ［这在后面第318页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124] ［带有大量风景的象征作用的梦在下面第193页作了讨论。］

[125] ［这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的第一个梦的分析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标准版，第7卷，第64页及以下几页。］

[126] ［就是说，这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在梦中用做男性或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127] ［弗洛伊德在他的短篇论文《一种症状与一种象征之间的联系》（1916c，标准版第14卷，第339～340页）中，讨论了帽子的象征作用。］

[128] ［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356页，弗洛伊德认为可以解释为“Mann”和“Mantel”之间言语的部分押韵（这是德文词，指“大衣”或“大氅”）。对这种象征的进一步讨论出现于《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

[129] ［在《释梦》中报告了一个带有大量花的象征作用的梦。］

[130] ［弗洛伊德把这种“对神话的正确解释”，用做他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基础。］

[131] ［《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346页提供了一些实例。］

[132] ［参见弗洛伊德给克劳斯（Krauss）的感谢信（1910f）。］

[133] ［字面的意思是“女人的房间”。这个词在德文中常用做“女人”的略带贬义的同义词。］

[134] ［字面的意思是“门庭”，是对1923年以前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宫廷的一种古老的外交术语，从土耳其语经过法文派生而来。］

[135] ［参见第220页。］

[136] ［这里大部分重复的是弗洛伊德在纽伦堡大会上的论文（1910d），标准版，第11卷，第143页。］

[137] ［参见英文“tossing off ”。］

[138] ［这是指参议院议长施莱伯（Schreber），弗洛伊德曾分析过他的案例史（1911c），标准版，第12卷，第23页。］

[139] ［1941年停刊。1939年在波士顿由汉斯·萨克斯创办了一份具有类似目的的杂志《美国意象》。］

[140] ［《释梦》的整个第六章（全书的三分之一）致力于讨论梦的工作。］

[141] ［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79页及以下几页）第六章的第一节用许多实例讨论了凝缩作用。］

[142] ［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把凝缩作用的结果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合成照片”相比较，例如，《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39页。］

[143] ［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二章第一节中以许多实例讨论了这一技术（1905c）。］

[144] ［在《释梦》中有好几处对此做过评论，标准版，第5卷，第523页。关于这第二种解释的一个例子将在标准版第4卷第149页找到。］

[145] ［移置作用是《释梦》第六章第二节的主题。但在本书的许多其他地方也都对此做过讨论。］

[146] ［“表面的”联想不是根据两个联想词的意思，而是根据表面的联系（如声音的类似性），或纯粹偶然的联系。］

[147] ［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第二章第二节以大量的实例对诙谐的“暗喻”技巧做了说明（1905c）。标准版第8卷第150页还讨论了较易理解这些暗喻的必要性。］

[148] ［在第235页及下页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

[149] ［这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一件轶事，早在10年前他就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讲述过，而且8年后在《自我与本我》中又讲了一遍。］

[150] ［对此所做的主要讨论是在《释梦》第六章的第三节。］

[151] ［德文词“besitzen”（占有）比英文词（“sitzen”＝“坐”）更明显地与坐着（sitting）有关。一个在梦中“坐下来”含有“占有”的意思的例子出现在“小汉斯”的一个梦里。《对“小汉斯”的分析》第二节（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37页和第39页。］

[152] 在我修改这几页时，偶尔看到报纸上的一段新闻，抄录如下，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意外证据：上天的报应——违背婚约而断臂预备役军人的妻子安娜控告克勒孟坦夫人对其丈夫不贞。她控告说，K夫人在其丈夫在前线服役时，与卡尔·M私通。在私通期间，卡尔·M每个月送给她70克朗。她已接受了原告丈夫的一大笔钱，致使原告和孩子们处于忍饥挨饿的凄惨境地。原告丈夫的几位同事告诉她，她丈夫曾和K夫人一起到酒店，饮酒到深夜。被告人确有一次当着几个士兵的面，询问原告丈夫是否会与其“发妻”离婚而到她那儿去，K夫人的寓所看门人也多次看到原告的丈夫在K夫人的房间内赤身裸体。昨天，K夫人在利物浦斯诺特的地方法官面前说她根本不认识卡尔·M。并说，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亲密关系。但是，一位名叫阿伯丁·M的人提供证据说，他曾亲眼看到过K夫人和原告的丈夫接吻，当时她很吃惊。卡尔·M在前几次开庭时出庭作证，他否认与被告有任何亲密关系。可是昨天，他给地方法官一封信，推翻了自己先前的供词，供认自己直到去年6月份还在与K夫人私通。前几次出庭，他之所以否认与被告有染，是因为她在开庭前曾到过他那里，跪下哀求他，要他不要声张，他接着还写道：“今天，我觉得我不得不在法庭面前公开实情，因为我折断了左臂，我想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法官最终判决如下：“该刑事犯罪为时已久，案件不能成立，原告撤回其控诉，被告予以释放。”

[153] ［《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314～316页以一个例子对此做了讨论。］

[154] ［参见，同上书，第333～335页。］

[155] ［在语文学中，这个术语用两个具有相同词源的不同词语来表示，例如“fashion”和“faction”，都源自拉丁文“foctio”。］

[156] ［梦中的荒唐在《释梦》第六章第七节做了讨论。］

[157] ［参见《释梦》。对强迫性神经症症状的怀疑是在第17讲阐述的。］

[158] ［弗洛伊德写过一篇很长的关于阿贝尔的专题评论文章（1910e），他在这里说的很多话都以压缩的形式引自该文。他在后面第15讲又回顾了这一主题。］

[159] ［见后面第13讲。］

[160] ［关于“退行”的主题在第22讲做了长篇讨论。］

[161] ［这是《释梦》第六章第一节的主题。］

[162] ［在其他地方弗洛伊德将润饰作用排除在梦的工作之外。参见《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a），标准版，第12卷，第275页及注释。］

[163] ［也请参见第235页及下面对诙谐的结构所做的某些说明。］

[164] ［在《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应用》（1911e）中对其原因做了说明，标准版，第12卷，第91页及以下几页。］

[165] ［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对“杜拉”的分析》中的两个梦（1905e）和《关于“狼人”的童年期的梦》（1918b），后一案例虽然早已写成，但直到本演讲发表以后，它才真正发表。］

[166] ［在这里引用的梦当中，只有两个（六号和七号）梦可在别处发现。相当大量的其他的梦，主要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梦，是在《释梦》中报告和分析的。］

[167] ［这在后面第13讲的末尾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168] ［与这个梦即使不完全一样，也非常类似的梦的片断在《释梦》以及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中做了讨论。］

[169] ［关于儿童性欲的研究和性欲理论在第20讲做了讨论。］

[170] ［这个梦最初是由塔纳尔（B.Dattner）报告的，出现在《释梦》中，说法上略有不同。］

[171] ［参见在《释梦》对此所做的某些说明。］

[172] ［维也纳的“布瓦·德·布隆尼公园”，里面有一个公共娱乐场。］

[173] ［这个梦以及对这个梦的分析几乎完全复制于《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364～365页。］

[174] ［在德文中“schwarz”（黑的）。］

[175] ［在乌兰德的诗中，查理国王和他的12名骑士在前往圣地的航行中遭遇风暴袭击。那12名骑士轮流表达了他们的不安心情——但是国王却镇静地坐在船舵旁，把船驶向安全地带。］

[176] ［这是作为一个不好的笑话引用的，是在1912年为弗洛伊德关于《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那本书所增补的一个脚注中。］

[177] ［这个象征在这些讲演之前未曾提到过。但在《释梦》中声明，一套房间可以代表一所妓院或闺阁，或者（反过来）代表一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178] ［对幼儿期记忆缺失症的更长篇讨论可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二篇找到。］

[179]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四章以及在早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独立论文（1899a）中讨论过掩蔽性记忆。］

[180] ［这个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7页做过描述，在那里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论述。这个事件本身在标准版第5卷第560页做过描述。］

[181] ［弗洛伊德在1898年3月10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弗洛伊德，1950a，信84）。］

[182] ［这个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54～155页做了更长篇幅的描述，并在第249页又一次提到。在这些段落中，这个姑娘的年龄（在信中）提到三次都是“15岁”。在本书所有德文版中为“17”（这个数字可能是印刷错误）。］

[183] ［一个看来与此相同的故事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八章的末尾做了更详细的讲述，但这个故事和一个梦无关，而是和一种“贻误行为”（“bungled action”）有关。］

[184] ［弗洛伊德在本演讲的末尾又回顾了这个问题。］

[185] 欧洲人常欺骗孩子，说孩子降生是由鹳鸟衔来的。——中译者

[186]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以实例做过讨论。］

[187] ［在《人与超人》第二幕中的约翰·泰纳（John Tanner）。］

[188] ［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3讲中以更长的篇幅做过讨论。］

[189] ［在《释梦》的几乎最后一页，弗洛伊德在1914年插入一段话，引用了萨克斯（Sachs）使用过的实际的话（1912，第569页）。］

[190] ［弗洛伊德在第21讲中以更长的篇幅讨论了俄狄浦斯情结。］

[191] ［这当然是暗指阿德勒和荣格的退出。］

[192] ［在第20讲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

[193] ［在一篇当代论文《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中对此做了详述，标准版，第17卷，第140页。］

[194] ［婴儿期性欲的全部主题在第20讲和第21讲以更长的篇幅做了讨论。］

[195] ［为梦的内容所负的道德责任是弗洛伊德的一个专门讨论的主题（1925c）的第二节。也请参见后面第331页。］

[196] ［在第14讲的末尾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197] ［弗洛伊德从很早期就坚持观念及其相伴随的情感之间关系的松弛。例如，参见他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第一篇论文，标准版，第3卷，第51～52页。］

[198] ［这完整的一段后来被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脚注包括在1919年版的《释梦》中，标准版，第5卷，第580～581页。在弗洛伊德的《“怪人”》（1919h）这篇论文中也引用了同一个神话，但却在相当不同的方面，标准版，第17卷，第246页。］

[199] ［这是第25讲的主题。］

[200] ［这里我们不清楚它的意图是什么。］

[201] ［惩罚的梦是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73～476页和第557～558页讨论的。］

[202] 我没有提到在一个无子女的女人身上这个“三”所具有的另一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分析并没有提供支持它的材料［参见第163页及下页］。

[203] ［这可能是“一百倍”之误。参见第124页。］

[204] ［这是在《对“杜拉”的分析》中的第一个梦（1905e），标准版，第7卷，第64～67页。］

[205] ［参见《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a）。］

[206] ［关于“梦”这个术语的恰当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将在分别于1925年和1914年为《释梦》，标准版第506～507页和第579～580页所增补的两个脚注中发现，也可以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第一节的末尾找到，标准版，第18卷，第207～208页。］

[207] ［见第21页脚注。］

[208] ［这种类比最初出现在《释梦》第七章第三节，在那里做了更长篇幅的例证。］

[209] ［关于“潜意识”一词的使用问题对弗洛伊德学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在这些演讲过程中有好几处涉及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第113，189，212，227，294页及以下几页，以及——至少是简略地提到——在第437页）。但是，他显然已经对这个词感到不满意，而且事实上几年以后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修正了他对全部主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及其历史的详细说明将在该书的编者导言中找到，标准版，第19卷，第4页及以下几页。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1讲中对这种新的解决办法也做了解释。］

[210] ［第224页，第14行。在这句话的末尾所有的德文版都是复数形式“dieser Wünsche（这些愿望）”，这似乎会使意义模糊。对原手稿的考察（原稿不太清楚）似乎表明，弗洛伊德实际上写的，或想要写的是单数“dieses Wunsches”。对全部过程的更简短解释，尽管基本上是类似的解释，可在《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a）中找到，标准版，第12卷，第273页及以下几页。］

[211] ［参见较后期的一篇题为《解释的可能性的某些局限性》的论文，系《从整体上对释梦的补充说明》（1925i）第一节。］

[212] ［见第174页脚注。］

[213] ［原来在这里有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

[214] ［这个梦是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8～409页报告的。］

[215]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弗洛伊德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97～298页讲述了他是怎样在一个评论家（威廉·弗利斯）的引导下写这本著作的。这位评论家抱怨说，他报告的梦太富有诙谐性了。参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对这一观点所做的一段说明（标准版，第8卷，第173页）。］

[216] ［这个术语在第19讲做了解释。］

[217] ［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六章，特别是标准版第8卷第173页和179～180页。这个观点已在上面第174页提到过了。］

[218] ［这也是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99页注中报告的。］

[219] ［弗洛伊德在《释梦》的两个脚注中对米德的这个理论做了长篇讨论，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和第579～580页。］

[220] ［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523～524页和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标准版，第18卷，第216页），以及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同上，第14卷，第228页）对此做了全面讨论。］

[221] ［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第七节。］

[222] ［在本系列讲演的最后一讲近末尾处有一处对梦的重新说明。］

[22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又重新讨论了这个梦的主题。］

[224] ［弗洛伊德此时已约60岁。］

[225] ［这是弗洛伊德早期焦虑理论的主题。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篇论文（1895f）完全是关于洛温费尔德（L.Läwenfeld）的批评的。洛温费尔德尽管不是弗洛伊德观点的追随者，但最终却对这些观点更加喜爱。参见该论文的编者注，标准版，第3卷，第121页。］

[226] ［这是暗指弗洛伊德近一时期曾和阿德勒及荣格进行过争论。这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可以看到。］

[227] ［或许直到本演讲为止，弗洛伊德观点的主要变化是，他抛弃了神经症的纯创伤性的因果关系，以及他坚持先天的本能力量的重要性，坚持幻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可参见他的《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看法》（1906a）一文，标准版，第7卷，第273～278页。当然，后来他的观点又发生了更重大的变化——例如，关于焦虑的本质（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同上，第20卷，第157页及以下几页）以及关于女人的性欲发展（参见《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编者注，同上，第19卷，第243页及以下几页）。但是，首当其冲的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对本能理论的修正，以及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对心灵所做的新的结构性描述，所有这些变化15年以后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做了讨论。］

[228] ［指战争年代在日用物品杂货店外面排的长队。］

[229] ［在某些较早的德文版本中这个句子是以较不清晰的形式出现的。］

[230] ［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是这些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的主题（第28讲）。］

[231] ［弗朗斯瓦·劳伊莱特（Francois Leuret，1797～1851）。见劳伊莱特，1834，第131页。］

[232] ［例如参见让内，1888。］

[233] ［关于这个问题的要点，参见让内，1913，第39页。］

[234] ［弗洛伊德在他的《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的论文中曾对这一病例做过较简短的说明，尽管在某些方面比较详细。标准版，第9卷，第120～122页。］

[235] ［在德国的其他地方通常使用法文的“duvet”一词。这种东西通常是一包不分开的鸭绒，不像在英国那样，缝制成许多分隔开的部分。］

[236]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感觉到的闹钟和手表不相似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a）中提到的，标准版，第10卷，第232页。］

[237] ［弗洛伊德在关于妄想狂的案例《与精神分析疾病理论相违背的一例偏执狂》（1915f，标准版，第14卷，第270页）作了说明。］

[238]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关于“群婚”的说明，标准版，第13卷，第7页，以及在《处女的禁忌》（1918a）中的讨论，同上第11卷，第194页，及以下几页，和196页注②。］

[239] ［参见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1916c），其中包括对这个案例的一个简短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339页。］

[240] ［弗洛伊德很久以前就在他《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论文中提到过一个几乎是同样精心阐述的睡眠仪式，标准版，第3卷，第172～173页注。］

[241] ［包括在《癔症研究》（1895d）中，标准版，第2卷，第21页及以下几页。］

[242] ［见《释梦》（1900a）中关于“典型的梦”的那一节，第五章（四）。］

[243] ［这个症状在弗洛伊德的《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一文中对这个病例做过进一步的描述和解释，标准版，第9卷，第120～121页。］

[244] ［安娜·O从未结过婚。见琼斯，1953，第247～248页。］

[245] ［创伤性神经症在第381页再次被提到。弗洛伊德后来在《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导言》（1919d）做了更多的说明。］

[246] ［这个独特的观点几年以后在弗洛伊德对“强迫性重复”的第一次讨论中起一定作用。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3页和第23页。］

[247] ［这已在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绪言》（1893a）的第四节得到承认，标准版，第2卷第14页。］

[248] ［弗洛伊德后来又回顾了这一点（第356页）。］

[249] ［例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绪言》（1893a）的第二节，特别是它的最后两段，标准版，第2卷，第11页。］

[250] ［这个主题在第22讲再次做了讨论。］

[251] ［关于这个主题，见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论文《悲伤与抑郁症》（1917e），虽然该文是在两年以前写的，但实际上是在本演讲之后才发表的。简短地提到抑郁症是在第26讲。］

[252] ［弗洛伊德对这段情节做了更全面的说明，那是在他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论文《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b［1938］）中说明的，他本人在现场。也请参见第103页。］

[253] ［参见第257页。］

[254] ［布洛伊尔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可在《癔症研究》（1895d）关于安娜·O的案例中找到，标准版，第2卷，第34～35页。］

[255] ［在第27讲，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来。］

[256]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这篇论文中以更长的篇幅展开了这个主题，标准版，第17卷，第139页及以下几页。］

[257] ［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观点的实质已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d）的贡献中做了说明，标准版，第2卷，第268～270页。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他对其发现做了类似的描述，同上，第14卷，第16页。对弗洛伊德压抑理论的发展情况的说明将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心理玄学论文（1915d）的编者注中找到，同上，第143页及以下几页——这篇论文，连同关于《论潜意识》（1915e）一文的第四节，同上，第180页及以下几页，包含着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最深刻的反思。］

[258] ［关于抵抗的概念在第7讲已做过介绍，第116页。第二次观察是在第298页描述的。］

[259] ［弗洛伊德在第7讲已经说明过与释梦有关的规则。他第一次是在《释梦》（1900a）的第二章对此做阐述的，标准版，第4卷，第100～102页。然后又在他对洛温费尔德的一本书撰写的文稿中做了说明（弗洛伊德，1904a［1903］，同上，第7卷，第251页）。“基本的规则”这个实际的术语第一次是在《移情动力学》（1912b）这篇技术论文中使用的，同上，第12卷，第107页。在那篇论文中编者的一个脚注提到了其他一些早期参考文献。或许最全面的解释是在另一篇技术论文《治疗初始》（1913c）中，同上，第134～136页。后来提到的还可能包括《自传研究》（1925d）第四章靠近开头的一段话，同上，第20卷，第40～41页；以及在《抑制、症状和焦虑》的第六章接近末尾处，对服从这一规则的障碍的更深刻原因有一个有趣的暗喻，同上，第121页。在后面这段文字中，正讨论“孤独”的防御过程在一般有方向的思维中所起作用时，弗洛伊德特别提到了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这一方面所感觉到的困难，见第289页。］

[260] ［参见上一个脚注的末尾。］

[261] ［关于强迫性神经症中怀疑所起的作用在上面第17讲提到过。弗洛伊德稍后在他的布达佩斯大会的论文中（1919a）提到了处理这种病例一些特殊的技术方法的必要性，标准版，第17卷，第166页。］

[262] ［第27讲对这种现象做了全面讨论。］

[263] ［这是分析技术的较晚的发展，例如，弗洛伊德在纽伦堡会议上的论文（1910d）中有一段话对此做了说明，标准版，第11卷，第144页。］

[264] ［目前关于抵抗所采取的形式的描述一般地说和弗洛伊德的任何描述同样全面。但是，移情抵抗的特殊案例是在他的《移情动力学》（1912b）一文中更详细地加以讨论的。］

[265] ［见第18讲，第279页及下页。］

[266] ［弗洛伊德使用催眠术的相当确切时期（1887～1896）会在《癔症研究》（1895d）关于露西·R的案例的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2卷，第110～111页。］

[267]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是在对伊丽莎白·冯·R（Elisabeth von R）的分析期间才认识到抵抗的重要作用的。他是在那时使用无需催眠的“按压”技术的。见《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54页。］

[268] ［参见弗洛伊德以非常类似的话语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所做的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16页。早先他并没有画出这样一条清晰的界限（参见，同上，第1卷，第7～8页）。］

[269] ［这里所遵循的抵抗和压抑的空间类比和他在《精神分析五讲》的第2讲中的类比非常相似（1910a），标准版，第11卷，第25～27页。］

[270] ［这个例外似乎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毫无疑问它必定是外部知觉的情况。］

[271] ［“Bewusstseinsunfähig”（意识）这个术语是布洛伊尔提出来的，他以“hoffähig”（有权进入宫廷的）为模型建构了该术语。见他为《癔症研究》（1895d）撰稿的第五节，标准版，第2卷，第225页注。］

[272] ［弗洛伊德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273] ［安培（A.-M.Ampere，1775～1836），电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一个早期的实验室里利用一个磁铁模型确立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

[274] ［弗洛伊德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这本著作的第二章近末尾处解释了他对使用“下意识”这一术语的反对意见，标准版，第20卷，第197～198页。也请参见《论潜意识》（1915e）第一节的一个编者脚注，同上，第14卷，第170页。］

[275] ［参见第13讲和第14讲末尾的讨论。］

[276] ［在第17讲，第261页及以下几页。］

[277] ［对这个术语的解释是在后面的演讲中作的，第445页。］

[278] ［见第26讲中关于自恋的讨论。］

[279] ［这在第22讲中做了更详细的讨论，第344页及以下几页。］

[280] ［例如第11讲，第178页。］

[281] ［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的第一部分第五节将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及对其所做的讨论，标准版，第10卷，第191～192页及脚注。］

[282] ［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主要著作当然是他的《性学三论》（1905d），在以后的20多年一系列的版本中，他对此做了大量的补充和更正。他对这一主题的其他一些主要贡献是在标准版第7卷第244～245页的那本著作的附录中做出的。本讲以及下一讲中的材料主要是从《性学三论》中得出的。］

[283] ［“überdeckungsfehler”。见西尔伯勒，1914，第161页。毫无疑问，西尔伯勒在心里想的是，当你实际在看两件相互附加的不同的事情时，你看的却是一件事情。］

[284] ［在第26讲中对妄想狂做了进一步讨论。］

[285] ［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关于心因性视觉障碍的观点》（1910i）的论文中做了更长篇幅的讨论，标准版，第11卷，第215页及以下几页。］

[286] ［关于强迫性活动发展的机制在《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的论文中做了详细描述，标准版，第9卷，第123页及以下几页。］

[287] ［这种通过互联通道而进行的并行流动的类比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第六节做了更清楚的解释，标准版，第7卷，第170页。参见第345页。］

[288] ［这最后一种观点在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中做了长篇讨论，标准版，第9卷，特别是第200～201页。］

[289] ［首先是性变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第13讲更简洁地涉及这点。］

[290] ［这些直接的观察中最早期的观察是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做的。］

[291] ［这里所用的德文托儿所术语是“lutschen”或“ludeln”，没有明显的与之相应的英文同义词。］

[292] ［弗洛伊德在《性格与肛欲》（1908b）这篇论文和后来的一篇几乎与本演讲同时的论文《关于在肛欲中所证明的本能转变》（1917c）中讨论了粪便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在《释梦》（1900a）的一个梦分析中指明了排尿与骄傲之间的联系。］

[293] ［“Notonanie”，字面的意思是由环境强加于主体的必要的手淫。］

[294] ［弗洛伊德对这一主题的最全面说明是在他的《写给关于手淫的讨论》（1912f），标准版，第12卷，第241页及以下几页，在该文中一个编者注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295] ［见《儿童性理论》（1908e）。］

[296] ［后来，弗洛伊德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对这个声明和下一段开始的那个有关的说明做了更正，标准版，第19卷，第252页注。在该文中他论证说，性差异问题先出现，然后是婴儿至少是女孩的起源问题。］

[297] ［这已在第208页提到过了，而且在第268页及以下几页又出现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阉割情结的讨论是在弗洛伊德关于《对“小汉斯”的分析》（1906b）；虽然在早期《儿童性理论》（1908c）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标准版第9卷，第217页。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这篇论文中，以及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中，关于阉割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考察。］

[298] ［“Organlust”。这个术语出现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在那里弗洛伊德似乎第一次使用它。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他再次使用它。当然，这个概念从《性学三论》（1905）开始就已为人们所熟知。］

[299] ［弗洛伊德后来在施虐的肛门阶段和生殖组织之间插入了一个“生殖器”阶段（弗洛伊德，1923e）。］

[300] ［实际上是在下一讲。］

[301] ［这在第26讲中做了进一步讨论。］

[302] ［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的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是在《释梦》（1900a）中做出的，尽管他早先在1897年10月15日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71）中就提出过。“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实际术语的第一次引用是很久以后《男子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h）的论文中，标准版，第11卷，第171页。］

[303] ［参见第13讲近末尾处的一段话。］

[304] ［见第427页及以下。］

[305] ［这个术语在第26讲中多次出现，在那里编辑对此做了评论。］

[306] ［但是，请见下一个脚注。］

[307] ［直到许多年以后，弗洛伊德才完全意识到，在两性的俄狄浦斯关系中缺乏对称性。这出现在他的《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论文中，以及在后来的《女性性欲》（1931b）这篇论文中做了精心阐述。他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3讲中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及最后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第七节做了讨论。］

[308] ［参见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

[309] ［弗洛伊德最早期发表的关于哈姆雷特（以及关于俄狄浦斯·莱克斯）的评论出现在《释梦》（1900a）中。］

[310] ［见第23讲的后一部分。］

[311] ［“Besetzt”能量贯注。“Besetzungen”（贯注）这个概念，心理能量的贯注是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对此所做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论文的编者附录中（1894a）找到，标准版，第3卷，第63页及以下，这个术语在后面经常出现。］

[312] ［弗洛伊德在前几天经常使用这个短语。这已出现在他关于《对“鼠人”的分析》（1909d）的一个脚注中，标准版，第10卷，第208页注。］

[313] ［这后一个观点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中做了最全面的讨论，标准版，第19卷，第31页及以下几页。］

[314] ［弗洛伊德在他的《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的注释中再次引用这段话（以歌德的德文版），以及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第二部分末尾（以法文）又加以引用。］

[315] ［就是说，集中在对象身上的心理能量的贯注。见第336页注②。］

[316] ［七鳃鳗的幼体。］

[317] ［这是对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两篇论文（1877a和1878a）的研究结果的总结。他自己的更早期的一些摘要将在标准版第3卷第228～229页中找到。］

[318] ［它们是在第26讲中讨论的。］

[319] ［这两个词相互之间极其密切的相似性，尤其对英语来说是一种附加的不幸。在德文中“Regression”（退行）和“Verdrängung”（压抑）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类似性。］

[320] ［“Pcs”和“Ucs”是前意识（preconscious）和潜意识（unconscious）心理系统的缩略词（是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的第七章中第一次列入的，标准版，第5卷，第540页及以下几页。）］

[321] ［这似乎是一个要点，正如他在这些演讲的末尾所说，他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个要点上来。］

[322] ［参见第310页注①。］

[323] ［见下一讲的末尾。］

[324]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的第三章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阿德勒和荣格学派。］

[325] ［这似乎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互补系列”这个实际的术语。这个概念可追溯久远。它是在关于《再论焦虑性神经精神病》（1895f）的一文中以略有不同的形式作为一个在病因学上相等的东西出现的，在那篇文章中关于这个概念的历史的讨论将在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3卷，第121～122页。它在下面的两个观点（第362页和364页）中重新出现，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再次出现，同上，第22卷，第126页。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一部分（c），第三篇论文中也出现过。］

[326] ［这个因素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弗洛伊德至少早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1版中就讨论过，标准版，第7卷，第242页。在《与精神分析疾病理论相违背的一例偏执狂》（1915f）的论文一个脚注中提供了大量参考文献，同上，第14卷，第272页。］

[327] ［两三年以前，弗洛伊德曾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上宣读过一篇有关类似案例的论文——甚至很可能就是同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还没有发表，但厄内斯特·琼斯在他的《弗洛伊德传》的第2卷（1955，第342～343页）做了总结。对弗洛伊德关于物神崇拜的许多讨论所做的说明是在关于该主题的那篇论文（1927e）的编者注中提供的，标准版，第21卷，第149页及以下几页。］

[328] ［在下一讲。］

[329] ［参见第371页。关于挫折是神经症的一个原因的全部问题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症发作类型》（1912c）中讨论的。］

[330] ［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注中对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术语做了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114页及以下几页。］

[331] ［“Ichgerecht”，意即与我相一致。］

[332] ［在第26讲讨论。］

[333] ［约翰·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1801～1862），在维也纳以其喜剧和滑稽剧而著称，关于内斯特罗的这个剧目的字面翻译是《底层和一层》；19世纪的维也纳和伦敦的社会习惯方面的差异需要加以改变。］

[334] ［这是仿效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个两行诗，弗洛伊德很喜欢引用它。例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4卷，第158页；以及他那本未完成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结尾处的几句话。］

[335] ［“Reale Not”，意即现实所施加的要求。至于后面的内容，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的第3段，标准版，第12卷，第222页。］

[336] ［见下一个脚注。］

[337] ［这有时候指的是“恒常性原则”。它和有关的“快乐原则”是编者在对弗洛伊德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的附录中讨论的，标准版，第3卷，第65页，也请参见第375页脚注。］338

[338] ［这个术语是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中第一次出现的，标准版，第12卷，第219页，该文的编者注追溯了这个概念的起源。］

[339] ［对弗洛伊德的退行观的发展以及人对这个术语的不同用法所做的某种解释将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末尾的一个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卷。］

[340] ［“Vertretung”意即在心理术语中力比多的代表，被视为某种肉体的东西。对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讨论可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11～113页，特别是在112页的脚注中。］

[341] ［就是说，一种在某种意义上与主要的本能能量相反的力量。见《论潜意识》（1915e）第四节，标准版，第14卷，第181页。］

[342] ［威廉·罗克斯（Wilhelm Roux，1850～1924），是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

[343] 读者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图可以较容易地画成家系树的形式：

[344] ［见第8讲，弗洛伊德无疑在这里想到的是他《对“狼人”的分析》，他已写完，但尚未发表的《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

[345] ［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

[346]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4讲中精心阐述了所遭遇的这一困难。］

[347] ［见第18讲开头的例子。］

[348] ［参见稍后对此所作的解释，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1931b）这篇论文中做了进一步解释，标准版，第21卷，第238页。弗洛伊德在这个主题上的观点的全部历史是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提供的，同上，第22卷，120～121页。］

[349] ［关于“原始幻想”及其遗传的可能性的这个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建基于弗洛伊德在其《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的发现，这是他在早两三年前完成的。当他发表此文时（在本演讲发表之后的那一年），他给原稿中增补下两大段话，重新提到了现在的讨论。参见标准版，第17卷，第57～60页和第95～97页。］

[350] ［弗洛伊德早期关于幻想的主要讨论将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e）和《癔症的幻想及其与两性并存的关系》（1908a）中找到。］

[351] ［即，判断事物真假与否的过程。其更深层含义是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一文中讨论的，标准版，第14卷，第230～234页；全面的说明请参见该文的编者注，同上，第220～221页。］

[352]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标准版，第21卷，第75页，再次以类似的方式引用这段话。］

[353] ［参见弗洛伊德在1920年给《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增补的长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26页。］

[354] ［弗洛伊德早期在其《移情动力学》（1912b）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标准版，第12卷，第102页注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荣格似乎把“内倾”这个术语完全应用于早发性痴呆症。在那个脚注中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文献。］

[355] ［即，大量心理能量的释放。弗洛伊德一般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例如，在《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97页；《超越快乐原则》（1920g），同上，第18卷，第31～32页；和《幽默》（1927d），同上，第21卷，第165页。另一方面，他有时更专门地把它用于潜意识与前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别：还是在《论潜意识》一文中，同上，第14卷，第194页和第202页，以及在《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第四节，也请参见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节的第三部分（弗洛伊德，1950a）。］

[356] ［在这里弗洛伊德似乎是把“快乐原则”等同于“恒常性原则”，尽管在第356页及下页涉及这个题目的一段话中有一对此表示怀疑的暗示。后来他在两者之间做了明确区分（见弗洛伊德，标准版，第19卷，第159～161页）。关于弗洛伊德对这些原则的看法的发展所做的全面讨论是在编者对《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一个脚注中提供的。］

[357] ［参见《作家与白日梦》（1908a）；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5讲；《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4页；和他为《精神分析对科学兴趣的要求》（1913）所写文稿的第二节（六），同上，第13卷，第187～188页。］

[358] ［《神经症性格》（1912）是阿德勒早期著作中的一个题目，其英文译名是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359] ［弗洛伊德在后面第26讲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360] ［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1919d和1955c［1920］），标准版，第17卷，第207页及以下几页。］

[361] ［这个短语最早出现弗洛伊德关于《癔症发作概论》（1909a）的论文中，标准版，第9卷，第231～232页，那里可以找到更多的参考资料。］

[362] ［弗洛伊德在1897年11月18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76）中提到了人从疾病中获得的这两种不同的利益之间的区别，但它却是在上一个脚注中所引用的那篇论文（1909a）中第一次弄清楚的。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中，这个问题已做过长篇讨论，标准版，第7卷，第42～45页，其中那个跛脚的乞丐和受虐待的妻子的例子再次出现。但是，弗洛伊德后来认为那里所做的分析是不正确的，他于1923年增补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同上，第43页），对这个问题做了或许是最清楚的说明。］

[363] ［“Aktual neurosen”。“Aktual”，和法文的“actual”一样，含有“现代的”、“当前时刻的”意思。这个表示性质、特征的形容词之所以用在这类神经症中，是因为它们的起因纯粹是现代的，与精神神经症的情况一样，不是起源于病人的过去生活。“现实神经症”是一个可接受的译名。］

[364] ［引自弗洛伊德为洛温费尔德的一本书撰写的《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看法》（弗洛伊德，1906a）的论文，标准版，第7卷，第274页。但是，他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已得出了这一结论，而且在他的两篇论焦虑性神经精神病（1895b和f）的论文中以几乎同样的话语做了表述，在那里已可以找到后来提出的许多观点。］

[365] ［参见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论文《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中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标准版，第3卷，第273～274页。］

[366] ［毫无疑问，这是对“自恋”这一主题的引喻，在第26讲讨论。］

[367] ［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弗洛伊德强烈拒绝这一概念。］

[368] ［关于把疑症作为第三种“真性”神经症的讨论出现在弗洛伊德关于《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的第二节及以下几页。］

[369] ［从弗洛伊德在这一讲所讲的内容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真性”神经症的病因学及其与精神神经症之间的区别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1898a）这篇论文中，标准版，第3卷，第279页，但其观点至少可追溯到1895年。在编者为《“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k）这篇论文写的一个脚注中提供了全部参考文献，同上，第11卷，第224页。］

[370] ［焦虑问题在弗洛伊德一生中始终占据着他的心灵，他的焦虑观经历了许多变化。他早期对此所做的主要讨论是在《论焦虑性神经症》的两篇早期论文中（1895b和f）；他后期对此做的主要讨论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在后文的编者引论中可以找到对其观点发展所做的一些解释（标准版，第20卷，第78页及以下几页）。我们应该牢记，他在本演讲中所说的话，后来做了某些重要的——有时是根本修正，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附录A中对这些变化做了总结，同上，第20卷，第157～164页。在更以后的《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中，他以特别清晰的形式重新表明了他最后的观点。但是，必须记住，正如弗洛伊德本人在序言（第9～10页）中所说，本演讲是本书发表时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完整的讨论。］

[371] ［原文是“Allgemeine”。在整个最后一讲中，弗洛伊德使用了“gemeine”（一般的，共同的）这个词。］

[372] ［“Angst”。对这个词的英译所做的某些说明将在弗洛伊德关于《论焦虑性神经症》（1894a）的第一篇论文的一个编者附录中找到（标准版，第3卷，第116页）。虽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和原文很不相同，这是一种技术方面的翻译，但我们常常发现有必要用“恐惧”、“受到惊吓”或“害怕”等诸如此类的词来翻译它。］

[373] ［这些词根本不同于英语口语的“紧张的”（nervous）和“焦急的”（anxious）。就其口语意义而言，“Nervös”可以译做“易激动的”（nervy）或“神经过敏的”（jumpy），“ängstlich”译做“紧张的”（nervous）。在通常的用法中“焦急的”一词更像德文的“bekummert”或“besorgt”。］

[374] ［在大约30岁时，弗洛伊德曾花了两年时间研究鱼的脊髓组织机构，并且发表了有关这一主题的三篇论文：1885d、1886b和1886c。他的对这些论文的摘要包括在标准版第3卷第237页和第238页。］

[375] ［这个用做信号的焦虑的观点在弗洛伊德后来关于焦虑的阐释中起着核心作用，例如，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以及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标准版，第22卷，第85页。在第405页又再次出现。］

[376] ［参见后来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2页；以及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做了类似的讨论，同上，第20卷，第164～165页。］

[377] ［关于癔病性攻击的这种说明是弗洛伊德多年以前在关于该主题的一篇论文中《癔症发作概论》（1909a）中提出来的，标准版，第9卷，第232～233页。这是所表述的情感的一般观点，可以是以达尔文的解释为基础的，达尔文把情感解释为最初具有意义的行动的遗忘（达尔文，1872）——弗洛伊德在一本早期著作中（1895d）引用了他的解释（同上，第2卷，第181页），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重复了这一论点。参见同上，第20卷，第93页、133页和84页。］

[378] ［这些拉丁文和德文词，意思是“狭窄的地方”，其词源和“Angst”（以及“焦虑”）一样。］

[379] ［见第407页。］

[380] ［这段情节一定是在80年代早期发生的，这是对它的唯一的记载。关于弗洛伊德相信焦虑与出生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编者导言中提供的（标准版，第20卷，第84～86页）。由此可见，对此所做的已知的最早的说明是1909年在《释梦》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提供的（同上，第5卷，第400页），而且很可能是在1908年夏天写的。但是，自从本导论出版以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记录中发现了一个更早的说明（1962，第1卷，第179页）。在1907年4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斯泰克尔（Stekel）宣读了一篇关于《焦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论文，据报道，阿德勒说了下面这段话：“一个人无须像弗洛伊德那么大胆，他是在诞生过程中看待焦虑的；但是焦虑是可以追溯到儿童期的。”在弗洛伊德紧跟在阿德勒后面对这一讨论所做的发言，以及任何其他人的发言中，都没有再提到这个问题。但是，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观点至少在第一次发表之前几年就已在维也纳协会为大家所熟知。］

[381] ［参见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最初说明（1895b）。］

[382] ［是对自由浮动的替代。］

[383] ［实际上，斯坦利·霍尔列举了其中的132种。见厄内斯特·琼斯（1916）对他的文章的评论。斯坦利·霍尔最初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支持者，是他于1909年邀请弗洛伊德赴美演讲的，尽管后来他成了阿德勒的追随者。］

[384] ［弗洛伊德对焦虑性癔症的第一次长篇讨论是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5b）中，标准版，第10卷，第115页及以下几页。关于他的恐怖症观点的变化所做的解释是在其早期论文《强迫症与恐怖症》（1895c）的一个编者附录中提供的（同上，第3卷，第83～84页）。］

[385] ［最后这四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一篇论文的总结。］

[386] ［见《压抑》（1915d）这篇心理玄学论文。］

[387] ［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明确坚持与母亲分离作为焦虑起源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尽管在第397页提到过，而且在早期的作品中也内含了这种思想。对此所做的说明将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编者导言中发现，标准版，第20卷，第82页。在后一本著作中对这个因素做了更长篇幅的讨论（同上，第136～138页和第151页）。在《自我与本我》中也简略地提到过，同上，第19卷，第58页。］

[388] ［这件轶事是（以略有不同形式）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的一个脚注中出现的，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注。］

[389] ［弗洛伊德使用“Instinct”（本能）这个词，以取代他通常使用的“Trieb”（本能）的极少数情况之一。］

[390] ［在第19讲。］

[391] ［有关下述内容的更多的信息，请参见《论潜意识》（1915e）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三节（标准版，第14卷，第177～178页）和《自我与本我》（1923b，同上，第19卷，第22～23页）。］

[392] ［关于恐怖症的结构的更多的技术性说明将在《压抑》（1915d）中可以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以及在《论潜意识》（1915e）（同上，第182～184页中找到）。］

[393] ［这个困难在下一讲末尾遇到。］

[394]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特别是在第六章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生物学论点。］

[395] ［“自我兴趣”一词经常在这一讲出现，有时以“自我中心的兴趣”或者只是“兴趣”这种替代的形式。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在他的《论自恋》一文中（1914），也多次在1915年关于心理玄学的论文中出现。这个术语经常用在这些文章中（就像本文中一样），以便把自我保存的力量与力比多区分开。自恋概念的引入使这种区别更不清楚，但是很显然，在本演讲的自始至终（特别参见最后一段），弗洛伊德竭力使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与自我兴趣（或自我保存本能）区分开。但是，不久以后，他便放弃了这种努力，并（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宣称自恋力比多“一定和‘自我保存本能’相一致”。但是，他继续相信，除了力比多本能外，还有对象本能——即他描述为破坏本能或死的本能的那些本能。但是，在本书发表之后，“兴趣”这个术语不再出现。对此所做的全面讨论是在《本能及其变化》的编者注中进行的，标准版，第14卷，第113页及以下几页。］

[396] ［这是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文章中讨论的，标准版，第7卷，第150页及以下几页。］

[397] ［这个术语部分地归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见编者对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的全面讨论（标准版，第14卷，第73页注），这是弗洛伊德对这全部主题的主要阐述。］

[398] ［对这种类比的某种讨论将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附录二中找到，标准版，第19卷，第63页及以下几页。］

[399] ［即有关能量中的数量因素。见第374页。］

[400] ［译文摘自厄内斯特·道顿（Ernest Dowden）的《东西之歌》（West Eastern Divan，1914）。歌德所采纳的“divan”这个词在其原来的波斯语意义上，意思是“诗歌集”。］

[401] ［弗洛伊德曾以更长的篇幅在他的《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1915］）中对此做过讨论，标准版，第14卷，第224页及以下几页。］

[402] ［精神病中的某些症状代表力图恢复的努力，这种观点是弗洛伊德在施莱伯的分析中第一次表达出来（1911e），标准版，第12卷，第71页。在那里编者的一个脚注提供了大量更多的参考文献。在这里只是提示了一下那种观点，即意识和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基本差别，在《论潜意识》（1915e）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七节做了长篇讨论。］

[403] ［关于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术语的某些评论将在对施莱伯的分析的最后一节，他对此所做的初次介绍时的一个脚注中找到（1911c），标准版，第12卷，第76页。］

[404] ［参见弗洛伊德对施莱伯的分析（1911c）的第三节，标准版，第12卷。］

[405] ［不久以前，弗洛伊德曾全面讨论过这个案例（1915f），标准版，第14卷，第263页及以下几页。］

[406] ［“Anlehnungstypus”，有时把它译做“情绪依附型”（anaclitic type）。在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这篇论文的第二节做过全面讨论，标准版，第14卷，第87页及以下几页，见第329页。］

[407] ［在《悲伤与抑郁症》［1917e（1915）］中有一个全面的解释。］

[408] ［对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术语的各种讨论将在编者对《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一个脚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31页。］

[409] ［早期对此所做的一个说明出现在《释梦》（1900a）中，标准版，第4卷，第149～151页。关于两种认同之间的区别在《悲伤与抑郁症》中做过解释，同上，第14卷，第250～251页。］

[410] ［以下所讲内容请参见《论自恋》（1914c）的第三节。这些观点的后期发展在《自我与本我》（1923h）的编者导言中做过讨论，标准版，第19卷，第8～10页。］

[411] ［这里所用的德文形式是有人性的“Zensor”（稽查员），和该句下一部分中非人的“Zensur”（稽查作用）形成对照，这是弗洛伊德几乎一贯采用的形式，这种非常例外的形式的其他例子见于《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05～506页；《论自恋》（1914c）那篇论文，同上，第14卷，第97页；以及《精神分析新论》（1933a），同上，第22卷，第15页。］

[412] ［弗洛伊德在与布洛伊尔合写的《癔症研究》（1895d）的技术性文章中第一次讨论了移情这个观念。他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又重新提起，标准版，第7卷，第116～120页。但是，他在此书之前对这个主题的主要讨论将在其有关技术的论文中找到：特别是《移情动力学》（1912b）探讨了该现象的理论方面，而《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1915a）关注的是由积极移情所引起的技术性困难。在弗洛伊德即将告别人世之时，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再次探讨了这个主题。］

[413] ［约瑟夫二世，他的施舍博爱的非常规方法是臭名昭著的。］

[414]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415] ［见第227页的编者脚注①，在那里阐述了这些早期所讲过的东西，并对弗洛伊德后来对该主题所做的修正后的看法提供了参考文献。］

[416] ［见该讲开头那一段。］

[417] ［以下内容参见《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标准版，第12卷，第150页以下几页。］

[418] ［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在他的技术性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细致论述了这一主张。］

[419] ［本演讲包含着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的理论所做的最全面的说明。他后来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这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某些方面似乎与它不一致。参见该文的编者注。弗洛伊德极少发表有关精神分析技术细节方面的文章。不过，可以参见他在标准版第12卷中的技术论文，在那里可以找到有关该主题的其他一系列著作。］

[420] ［弗洛伊德后来表达了他对伯恩海姆（H.Bernheim）的这一观点的不赞同。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章末尾的脚注。］

[421] ［实际上弗洛伊德翻译了伯恩海姆的两本书：《暗示及其在治疗中的应用》（1886，1888～1889译）和《催眠术：心理治疗中的暗示》（1891，1892译）。弗洛伊德对前一本书写的一个很长的序言包括在标准版第1卷中。］

[422] ［见第292页。］

[423] ［弗洛伊德在一篇早期的论文《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中报告了一个诸如此类的例子。］

[424] ［弗洛伊德后来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中再次描述了这段情节，标准版，第20卷，第27页。］

[425] ［这种区分是在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论文《论心理治疗》（1905a）中以相当的篇幅提出来的，标准版，第7卷，第260～261页。］

[426] ［参见第445页注。］

[427] ［见《论心理治疗》这篇论文（标准版，第7卷，第266～267页），在那篇文章中，德文词“Nacherziehung”（后教育）偶尔被错误地译做“再教育”（reeducation）。］

[428] ［弗洛伊德在《对“狼人”的分析》中提供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小例子，标准版，第17卷，第80页。］

[429] ［关于精神病人的梦的某些有趣的说明将在《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b）第二节找到，标准版，第18卷，第227页和第229～230页。］

[430]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重提这个问题，标准版，第22卷，第152页。在那里，精神分析的治疗价值再次得到讨论。］

[431] ［在1890年，其诺言并未实现。］

[432] ［关于医学界反对催眠术的某些明显的证据将在弗洛伊德对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奥古斯特·弗雷尔（August Forel）关于这个主题的一本书的早期评论中找到（弗洛伊德，1889a），标准版，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