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纲要
1940
葛鲁嘉 译
宋广文 校
葛鲁嘉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极为重要的代表著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心灵及其活动（五章），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形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两章），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两章），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总之，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英文版编者说明
目前的译本是根据标准版译本校正重印的，并有一些编辑的增补。
当这本著作首次出版的时候，德文本和英文本中均附有两段很长的摘录，摘自弗洛伊德同时期未完成的《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1940［1938］）。这些摘录在德文本中是作为第四章的脚注，在英文本中是作为附录。摘录源出的未完成稿不久之后便全文发表了，因而这本著作后来的重印便删去了该脚注和附录。
由于一个不幸的疏忽，作者的《序言》从《弗洛伊德全集》的重印本中被删去了，因此只有在《时代文献》的德文本中才能找到。应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全集》第17卷作为遗作，也以不同的扉页和装订同时发行了，这在所出版的（1941）各卷中尚属首次。
这部完整的著作的手稿是以异乎寻常的简略形式写成的。特别是第三章（《性功能的发展》），绝大部分都是缩略的。例如，略去了定冠词、不定冠词以及许多主要的动词，这可以说是一种电报文体。正像德文版编辑告诉我们的，他们扩展了那些缩略的部分。总的意思是准确无疑的，尽管编辑在某些方面有点任意，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接受它，并翻译《弗洛伊德全集》所提供的这个版本。
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并不是作者给出的。德文本编辑采用的是《精神的性质》，理由在于这是上面提到的同期未完成稿《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中的小标题。目前的版本设计了一个要更为普通的标题。
对弗洛伊德开始写作《精神分析纲要》的时间，存在着一些争议。根据厄内斯特·琼斯的说法，“他是在维也纳等待期间开始写作的”——这应该是指1938年的4月或5月。可是，手稿首页上的日期却是7月22日，这证实了德文本编辑的说法，即这部著作开始写于1938年的7月——也就是说，是在弗洛伊德6月初到达伦敦之后不久。到9月初，他已写了63页纸的《精神分析纲要》，当时，他的写作工作被他不得不承受的一次大手术所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回头续写。尽管他不久又开始写另一部讲解性的著作（《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但很快就再次中断了。
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必须被看作是未完成的，但却很难认为它是不完整的。的确，最后一章比其他章要短，并且还可以继续讨论像罪疚感等，而这在第六章中已触及了。不过，总的来看，弗洛伊德在这本书里会走出多远和走到什么方向，这还是一个吊人胃口的问题。从作者在《序言》中所制定的步骤来看，他似乎已经很好地完成了。
在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讲解性著作中，《精神分析纲要》展示了独具的特点。其他著作无一例外，目的都在于向外界公众解释精神分析，公众通常接触弗洛伊德论题的程度和类型各异，但相对总是无知的。《精神分析纲要》就不能说是这样的。应该得到明确了解的是，这并不是针对初学者的书，它更像是针对高层次学生的“复习课程”。它处处期望读者不仅熟悉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总的探索，而且熟悉他有关一些细节的发现和理论。例如，有两处很简短的提到语感印象的记忆痕迹所起的作用（第19页和第56页），对于不熟悉最后一章和论“潜意识”的心理玄学论文的结尾部分的一些艰深论点的人来说，就将不知所云。再者，有两三处论及自居（或译认同）及其与所放弃的对象之爱的关系的寥寥数语，就隐含着至少是《自我与本我》第三章的知识。但是，那些已经熟知弗洛伊德著述的人，会发现这本书是最为迷人的尾声。他重新审视了他所涉猎的内容——最基本的理论或者最详细的临床观察——每个方面都以最终的术语得到了讨论。甚至偶尔还有对全新发展的提示，特别是在第八章的后一部分，以恋物癖为例，更进一步地考虑了自我的分裂及其否认外部世界的某些部分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弗洛伊德在82岁的高龄仍然拥有惊人的才华，能对那些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题目做出新的探讨。他的文笔也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简明和透彻的更高水平。整部著作的阐述均给人以流畅自如的感觉，在一位大师对他所缔造的思想进行的最后说明中，这也许是不难意料的。
编者所做的增补，无论是正文还是注脚，都以方括号印出。
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版本，下列书籍的页码与标准版相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图腾与禁忌》（1912～1913），《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自我与本我》（1923），《精神分析新论》的单行本（1933）。
英文版再版说明
自从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初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这一新的权威性版本。这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与安娜·弗洛伊德担任总主编，由艾莉克斯·斯特雷奇、艾伦·泰森和安吉拉·理查兹协助，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因此，精神分析学会认为，当库存不足的时候重印国际精神分析文库，使用这个新的版本是合适的。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版权有限公司的恩斯特·弗洛伊德先生、艾莉克斯·斯特雷奇女士以及霍格思出版社的热心合作下，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目前很有必要在国际精神分析文库中以《标准版》的版本重印任一新版的弗洛伊德著作。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的现在这个版本，就采纳了全面修订和全面注释的《标准版》版本。由安吉拉·理查兹提供了文献目录和索引，并从事了本卷书出版的准备工作。
出版委员会希望，这些带有注释的修订版会有益于不断增加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读者。
国际精神分析文库编辑 M.麦萨德 R.科汉
英文版封底说明
《精神分析纲要》是弗洛伊德逝世前写作的最后一部著作。作为一部透彻和简明的杰作，它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既是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一般读者的指南，也是毕生科学研究和实验所得出的理论原则的总结。
弗洛伊德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是“汇总精神分析的原则，并像教义那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和最明确的术语加以陈述”。该目的出色地达到了。本书的三个部分——心灵及其活动、实践任务、理论成就——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文本，适合于所有那些想要了解弗洛伊德的毕生工作及其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的人。
序言
这部要论性著作的目的在于汇总精神分析的原则，并像教义那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和最明确的术语加以陈述。它很自然地不打算迫使信仰或强求信服。
精神分析的教学是基于大量的观察和经验之上的，只有那些在自己和他人身上重复了此类观察的人，才会对精神分析做出自己的评断。
第一部分 心灵及其活动
一、精神结构
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设想，对该设想的讨论虽然可以留给哲学的思考，但对它的证明却取决于其结果。
对我们所称的精神（或心理生活），我们知道两类事情：第一是精神的躯体器官和活动场所——脑（或神经系统）；第二是我们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是直接的事实，任何描述都无法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对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还一无所知，事实材料也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结点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如果直接联系是存在的，那它至多会提供意识过程的精确定位，而不会有助于我们对意识过程的理解。
从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点或者起点出发，我们有两个假设。第一是关于定位。[276]我们假定心理生活是某个结构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个结构的特点是占有空间并由几个部分所构成——也即我们将其想象为类似于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等等。尽管在相同的方向上早有某些尝试，但一以贯之地运用这样的概念是科学的创新。
我们通过研究人类个体的发展，得出了关于这个精神结构的知识。我们把其中最古老的部分称之为本我（id）。本我是遗传的，是生来就有的，而首要的是，本我是由本能构成的。本能源出于肉体组织，并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在这里［在本我中］得到了最初的精神表现。[277]
在我们周围的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一部分经历了特别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它源于本我的表层，配备了接受刺激的器官，并配备了免受刺激损害的活动程序。这一特殊组织从此便成为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我们把心灵的这一区域称之为自我（ego）。
自我的基本特征有如下述。由于在感知觉和肌肉活动之间预先建立了联结，自我具有自己控制的随意运动。它的任务是自我保存。就外部的事件而言，自我履行自我保存的任务，是通过意识到刺激，通过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通过避免过度强烈的刺激（经由逃避），通过接触适宜刺激（经由适应），和最后通过学会有效的改造外部世界，使之利于自己（经由活动）。就内部的事件而言，与本我相关联，自我履行自我保存的任务，是通过取得对本能愿望的控制，通过决定是否允许本能愿望得到满足，通过延缓那种满足，直到外部世界中具备了有利时机实现，否则干脆压抑本能欲望的兴奋。自我的活动是由对刺激产生的紧张的考虑引发的，不管这些紧张是自发的，还是带进来的。这些紧张的出现一般被感觉为不快乐，而它们的减弱则被感觉为快乐。
可是，很可能被感觉为快乐或不快乐的，不是这个紧张的绝对强度，而是其某种变化节奏。自我力求快乐，并设法避免不快乐。预期或预见到不快乐的增长，会伴有焦虑的出现。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不快乐增长的时刻都会被当作危险。自我常常放弃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结，退缩到睡眠状态，在此状态中，自我对它的组织做出广泛的改变。从睡眠状态可推断出，这一组织就在于精神能量的特殊分布。
在漫长的童年期，成长着的人依赖他的父母而生活，使父母的影响得到延伸的特殊作用在自我中形成，并作为沉淀物留存下来，这被称之为超我（super-ego）。就此而言，超我是由自我分化而出，或者与自我相对立，构成了自我必须关注的第三种力量。
自我的活动在于同时满足本我、超我和现实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于能够相互协调它们的要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具体联系，当其被追溯到儿童对父母的态度时，就十分易于理解。自然，继续发挥其作用的父母的影响，不仅包含着父母实际的人格，而且也包含着通过这些人格而世代相传的家庭、种族和国家的传统，和这些人格所体现的直接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像教师和公众生活中被视为社会理想的典范等，会作为他的父母的后来继任者和替代者，以同样的方式塑造超我。人们会了解到，虽然本我和超我有着基本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点：二者都体现着过去的影响——本我体现着遗传的影响，超我基本上体现着所承继的前人的影响——而自我则主要受个体自己的经验，即受偶然的和当下的事件的支配。
对该精神结构的这一概要的描绘，可以假定也同样适用于心理上与人相类同的高等动物。与人一样，超我的出现必须假定为存在着童年期的长期依赖。自我和本我的区分是个不可避免的设定。动物心理学还没有涉及此处提到的有趣问题。
二、本能的理论
本我的动力表达了个体有机体生命的真实目的，那就是满足它的先天需要。而依赖焦虑来维持生存或防止危险并不是本我的目的，那是自我的任务。自我的职能在于去寻求最有利和最少危险的方法，从而既能获得满足，又考虑到外部世界的要求。超我可以带来新的需要，并使之处于优先的地位，但它的主要作用一直是限制满足。
我们假定，在本我的需要所引起的紧张背后存在着的力就是本能。本能体现着作用于心灵的肉体欲求。本能虽是所有活动的终极原因，但其本质具有守恒性，有机体不论达到什么状态，均产生一种趋向，即那种状态一经消除，就会重新建立起来。从而，有可能识别出一群数目未定的本能，事实上在平常的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可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所有这些大量的本能追溯到几个基本的本能是否是可行的。我们发现，本能能够改变其目标（通过移置作用）；我们同时也发现，本能能够相互取代——一个本能的能量会传递给另一个。这后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才毅然假定，只存在有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欲本能和破坏本能（自我保存本能和种族保存本能相对，自我爱和对象爱相对，它们都属于爱欲本能）。爱欲本能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建立更大的统一体，并极力地维护它们——简而言之，是亲和。相反，破坏本能的目标是取消联结，故而带来毁灭。就破坏本能来说，我们可以设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勃勃生机变成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死的本能。如果我们假定，生物的出现晚于并且产生于无生物，那死的本能就适合于我们据此提出的准则，即本能趋向于重返更早时的状态，就爱欲（或爱的本能）来说，我们便不能应用这个准则。要效仿的话，则应该先假定，生物体曾经是统一体，后来被分离了，而现在力求重新联合。[278]
在生物性功能方面，这两种基本的本能或者相互排斥，或者彼此结合。这样，吃的活动就是对对象的一种破坏，而破坏的最终目的是吸收对象；性活动是一种攻击活动，而攻击是为了最亲密的结合。两种基本本能共存和相互对抗的活动，造成了全部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
与我们这两种本能相类似的是超出了生物界的一对相对抗的力量——吸引和排斥——它们统辖着无机界。[279]
本能之间融合比例的变更有着最为确实的效果。性侵犯的过剩会使一个情人成为一个性谋杀者，而侵犯因素的锐减则会使他害羞或软弱。
毫无疑问，能够把基本本能的任何一个限定于心灵的某一范围。但它们必定可见于它处。我们可以把初始的状态描绘为：爱欲全部有效的能量存在于仍没有分化的自我——本我之中，并用以抵消同时存在的破坏倾向。我们以后将把爱欲能量称之为“力比多”（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于“力比多”的术语来描述破坏本能的能量）。在后来的阶段，我们追踪力比多的变迁就要相对容易些，而追踪这些破坏本能就要困难得多。
作为死的本能，当其内在地活动时，便保持着沉静，只有它转向外部成为破坏本能，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能发生这个转变，对保存个体似乎是必要的，肌肉器官即是用于这一目的。当超我形成的时候，大量的攻击本能就被固着在自我的内部，起着自我破坏的作用。这是人类的健康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危害之一。压制攻击性，一般来说是对健康有害的，会引起疾病。
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勃然大怒的人，当其攻击受阻时便转向攻击自身，进行自我破坏。他撕扯自己的头发或挥拳捶打自己的脸，尽管他显然更愿以此来对付别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总留有某些自我破坏，直到最后扼杀个体，除非个体的力比多被耗尽了，或者被固着于不利的方面。因此，一般可以猜想到，个体是死于其内部冲突，而种族如果获得了适应无法应付外部世界的变化，则会亡于它与外部世界的失败的抗争。
我们对力比多在本我和超我中的表现很难说出什么来。我们知道的关于力比多的一切都与自我相联系。起初，力比多的整个适用部分都蕴藏在自我中，我们称这种状态是纯粹的、原始的自恋（narcissism）。这种纯粹的、原始的自恋结束于自我开始将力比多贯注于对象观念，开始把自恋的力比多转变成对象的力比多。在整个一生中，自我都是个大贮存库，力比多的贯注由此遣出、达于对象，而又一再地退回于此。这正像一只变形虫在用它的伪足活动。只是当一个人处在热恋当中的时候，力比多的主要部分才转移到对象上，对象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自我。力比多在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流动性，这使它易于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必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力比多固着于特殊的对象，并常常持续一生。
力比多无疑有肉体的源泉，它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部分流向自我。这从力比多的一部分看得最清楚。根据其本能的目标，可把这部分力比多形容为性兴奋。身体产生性兴奋的最突出部分，以“性感带”的称谓而为人所知，不过事实上，整个身体都是这种性感区。我们对性爱——也就是说对它的体现者力比多——的更多的了解，得自于对性功能的研究。当然，即使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论，而是按照通行的观点，性功能也与性爱是一致的。我们已能够形成对此的了解，即注定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性驱力，是从组成它的一些本能的相继作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本能分别体现着特定的性感带。
三、性功能的发展
根据通行的观点，人类的性生活基本上就在于一个人设法使自己的生殖器与某一异性的生殖器相接触。与此相联系，作为附带现象和先导活动的是亲吻其外部躯体，寻视它和触摸它。这种努力被认为出现在青春期——并且服从于生育的目的。然而，已了解到的确凿事实总是与上述观点的狭隘不相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只被同性的个体以及自己的生殖器所吸引。（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他们的情欲行为极像是性行为，但他们同时又完全漠视性器官或它们的正常功用。这样的人被看作是“性变态者”（perverts）。（3）最后，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儿童很早就对他们的生殖器感兴趣，并显示出性兴奋（为此，他们被看作是性倒退者［degenerate］）。
可以使人相信，部分地依据于上述三个受到忽视的事实，精神分析对性欲的看法与所有流行的观念相矛盾，因而引起了惊异和否定。精神分析的主要发现在于：
（1）性生活并不仅仅开始于青春期，而是在出生后不久就有了明显的表现。
（2）在“性”的概念和“生殖器”的概念之间，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前者是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括许多不涉及生殖器的活动。
（3）性活动包括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得快感的功能——这一功能后来才成为生育的辅佐。这两种功能经常是根本不一致的。
主要的兴趣自然集中在上述的第一个主张，这是最为出人意料的。现已经发现，在童年早期就有性活动的身体标志，只有古老的偏见才能对此矢口否认。这些标志与我们后来在成人的性爱生活中遇到的精神现象相联系——像执迷于特殊的对象、嫉妒等等。可是，进一步会发现，这些出现在童年早期的现象，构成了有序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历经有规律的增长变化，至5岁末达到高峰，其后紧接着的是间歇。在间歇期间，进展停顿下来，许多都被忘却了，并有很大的倒退。在这个潜伏期结束之后，人们所谓的性生活便随着青春发育东山再起，可以说这是二度开花。在此，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实，即性生活的发动是二相的（diphasic），它涌现出两个浪潮——除了人以外，有些内容还不为人知，并且它显然对人化（hominization）过程有很重要的影响。[280]要紧的是，早期阶段的那些事件除了某些残余，都成了幼年记忆缺失的牺牲品。我们关于神经症病因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分析治疗技术都源于这些概念，我们对这个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的追溯，也为其他的结论提供了事实根据。
从出生之日起，作为性感区出现的，并向心灵提出力比多需求的第一个器官是口腔。起初，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集中为口腔性感带的需要提供满足。当然，这一满足主要服从于得到营养、自我保存的目的，但是生理学不应被混同于心理学。婴儿固执的坚持吮吸，证实了早期阶段追求满足的需要。这种满足尽管源于摄取营养并由摄取营养所引起，然而却是努力去获得超出营养的快感。为此，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叫做性的。
在此口欲期，施虐的冲动已偶尔随着牙齿的出现而发生，其程度在第二个阶段会大大增长。
我们把它描述为肛欲－施虐冲动。因为，那时会在攻击和排泄功能中寻求到满足。我们为包括力比多引导下的攻击驱力所作的辩护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施虐狂是纯粹的力比多驱力和纯粹的破坏驱力的本能融合，这一融合从此以后就不断地持续着。[281]
第三个阶段就是人所共知的阳具欲期。其实，这是性生活所采取的最终形式的前兆，并且已非常类似于最终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起作用的不是两性的生殖器，而仅仅是男性的生殖器。女性生殖器长时间一直默默无闻：儿童试图理解性的变化过程时，他们崇信古老的肛娩幻想（cloacal）——这一论说的合理性有着发生学的证明。[282]
随着阳具欲望的到来及其发展，童年早期的性欲达到顶点并临近终结。从此，男孩和女孩有了不同的历史。两性都同时开始把他们的智能活动用于性探索，都同样从阳具普遍存在的前提出发。但现在，两性分道扬镳了。男孩进入了俄狄浦斯阶段，他开始摆弄自己的阴茎，同时幻想以阴茎来实现某种与自己母亲有关的活动。直到由于阉割的威胁和看到女性缺少阴茎的双重影响，他经历到他生活中的最大创伤，其全部后果会进一步左右着潜伏期。女孩在徒劳地试图做与男孩同样的事之后，逐渐认识到她没有阴茎，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到她的阴蒂是劣等的。这对她性格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竞争中第一次失意的结果，她开始经常全然回避性生活。
要是设想这三个阶段是以明确的方式彼此相继，那就错了。一个阶段可以接续另一个而出现，它们还可以相互重叠，可以比肩并存。在早期阶段，不同的、作为组成部分的本能彼此独立地开始它们对快感的追求。到了阳具欲期，则出现了组织，使其他的驱力从属于居首位的生殖器，这标志着追寻快乐的全部冲动开始彼此协调地转入性的功能。完满的组织是在青春期，即第四阶段性器欲期才达到的。那时所形成的状况是：（1）某些早期的力比多贯注得到了保留；（2）其他的活动则作为预先的、附属的活动被纳入性功能；它们产生的满足就是所谓的前期快乐；（3）还有一些驱力被排斥在组织之外，它们或者完全被抑制了（受到压抑），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我所运用，不是形成着性格特质，就是随其目标的转移而经历升华。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进行得完美无缺，其发展中的抑制作用本身就表现为性生活的多种失调。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发现，力比多固着于早期的情境，它的驱力不受正常的性目标支配，这被形容为性行为异常（perversion）。例如，这种发展阻碍的表现就是同性恋（homosexuality）。
分析表明，在每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的对象关系，而在大部分案例中则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
下面的事实使情况变得复杂化了。一般来说，达到正常结果所必要的那些过程并不是全有或全无，而是部分有之，以至于最终的结果总要依赖这些量的关系。在此情况下，生殖器的组织确实被完成了，但是它缺少部分力比多，这部分力比多没有随其余部分一道发展，而是仍然固着于前生殖器的对象和目标。如果没有得到生殖器的满足，或者在外部现实世界中遇到了困难，这个弱点就会表现为一种倾向，使力比多重回到早期前生殖器的贯注（倒退作用）。
在研究性功能期间，我们对两个发现已能够初步地加以确定，或者倒不如说是怀疑。其后将会看到，这两个发现在我们的整个研究领域中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所观察到的常态和变态的表现（即主体的现象学）需要根据有关它们的动力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来描述（就我们来说，是根据有关力比多量的分布的观点）；其次，我们所研究的失常的病因要到个体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说，要到个体的早期生活中去寻找。
四、精神的品质
我已经描述了精神结构的构造和其内部活动着的能量或力量，并以突出的实例探索了这些能量（主要是力比多）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组织成其目的在于保存种族的生理功能。然而，这一结构和这些能量只是被描述为我们精神生活的那些功能的基础，除了这一经验事实之外，还根本没有论证过精神所具有的相当独特的特性。现在，我将转向的内容就是精神独具的特性，并且根据广泛持有的观点，这的确仅是精神所具有的，而无关其他。
这一研究的起点源自唯一不需任何描述和解释的意识事实。如果某人谈到意识，我们就会以个体的经验立即知道这指的是什么。[283]无论是在心理科学之内还是之外，许多人都满足于这样的假定，即仅有意识才是精神。真若如此的话，那心理学的任务就不过是在精神现象当中区分出知觉、情感、思维过程和意志决断。不过，通常认为，这些意识过程并没有形成完全属于自身的完整序列。从而，就只能假定存在着生理的或肉体的过程，它们伴随着精神过程。我们必定会把它们看作比精神序列更为完全，因为它们其中有一些有意识过程与之相对应，其他的则没有意识过程相对应。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可能在心理学中强调这些肉体过程，把它们视为精神的真正实质，并寻求对意识过程的某些不同的评估。可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其他许多人对此看法不一，他们宣称，把某种精神的东西看作是无意识的，是自相矛盾的想法。
但是，这恰恰是精神分析无可推卸的主张，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基本假设。[284]它把猜想到的肉体伴随现象解释为真正精神的东西，因此，它一开始并不考虑意识的品质。无独有偶，某些思想家（例如李普斯）有着众口一词的主张。对什么是精神的常见观点的普遍不满，导致了一种不断增长的迫切需要，即把无意识的概念纳入心理学思想。当然，这一需要采取的是不确切的和模糊的形式，以至于它未能对科学产生影响。
此时，看起来好像精神分析和哲学之间的争论涉及的仅是并不重要的定义问题——即“精神的”这一名称是应当被运用于这一现象序列，还是应当被运用于那一现象序列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步是最为重要的。意识心理学从未超出显然依赖于其他某种东西的不完整序列，而另一认为精神本身是无意识的观点，则使心理学能够取得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地位。它所关注的过程本身就像其他科学，例如化学和物理学所涉及的过程一样是不可知的，但却有可能建立支配这些过程的规律，并有可能去追寻这些过程的长期持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总之，有可能像所描绘的那样，获得对正谈及的自然现象领域的“理解”。不提出新的假设，不创造新的概念，上述就无法实现。不应小看这些假设和概念，认为它们标志着我们陷入了困境，而正相反，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科学的充实。它们能够具有与其他自然科学近乎相同的价值，即都有理智的基础。当有了对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和筛选之后，我们期望这些假设和概念能够得到修改、矫正和更准确的限定。我们料定，新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本能、神经能量等）能像古典科学的那些概念和原则（力、质量、引力等）一样明确地得到长期运用。
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上，这些观察和经验是通过我们的精神结构的中介得出的。可是，我们的学科就是以精神结构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以，不同就出现于此。
我们通过同一知觉结构做出的观察，正是借助于“精神”事件序列的中断。我们通过做出尽可能的推论并把它表现为意识材料，来填补漏掉的部分。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好像是在构造意识事件的序列，来补充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我们的精神科学的相对确定性就是基于这些推论的粘合力。任何一个深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的技术立足的根基可以抵御任何批评。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描绘为精神品质的那些区别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我们所称的“意识”，无须去表明它的特性，它与哲学家谈论的以及通常认为的意识一样。意识之外的精神过程就是我们提出的“潜意识”。我们立即就会对这种潜意识做出重要的区分。某些潜意识过程很容易转变为意识，然后它们又可以退出意识，但能够再度顺利地转变为意识，正如常人所说，它们能够得到再现或者回忆。这向我们提示了，意识总的来说是非常变动不居的状态。成为意识的仅仅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的知觉没有证实这一点，那矛盾也是表面上的，这可由下述事实得到解释，即引起知觉的刺激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以至于在此期间，对刺激的知觉可以得到重复。所造成的整个情形都很明显地与我们思想过程的意识觉知相联系，这些意识觉知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同样可以转瞬即逝。所以，任何以这种方式活动，从而能很容易地从潜意识状态转换成意识状态的潜意识，都最好叫做“可以成为意识的”，或叫做前意识（preconscious）。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前意识通常将像我们说的那样开通自己进入意识的道路，那也几乎没有哪一种精神过程不能伺机成为前意识，无论它多么复杂。其他还没有那么容易的机会成为意识的精神过程和精神材料，但它们必须得到推论、认识，并以上述的方式转变为意识形式。我们把这样的材料命名为严格意义上的潜意识（unconscious）。
至此，我们已赋予精神过程三种品质：它们或者是意识，或者是前意识，或者是潜意识。在具有这些品质的三种材料之间做出的区分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变的。正如我们所知，前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可以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而潜意识的东西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变成为意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即我们常常要克服特别强烈的抵抗。当我们打算以此施于他人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他的知觉裂隙的填充——我们提供给他以构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使他的潜意识材料进入了意识。到现在为止，完全可以确定的是，他所具有的材料有两种记录：一为我们给予它的有意识的重新构造，再一为它的原始的潜意识状态。我们的持续努力，最终会成功地把这种潜意识材料转变成为他自身的意识，其结果会导致两种记录的合一。
我们必须做出多大努力因人而异，据此，我们会估量出对潜意识材料变成意识的抵抗。例如，在分析治疗中，由于我们的努力而达到的也能自发地出现：即平时为潜意识的材料会使自身转化为前意识的材料，然后又变成意识——这种事很大程度上出现于精神病状态当中。由此我们推知，保持某些内部抵抗是正常状态所绝对必需的条件。随着潜意识材料的推进，这种抵抗的放松有规律地发生于睡眠状态中，从而造成了建构梦的必要前提。相反，由于抵抗，前意识的材料能够暂时变得不可接近，并受到阻隔，此时发生的是某些事情被暂时遗忘了或者没有记住。要么，前意识的思想甚至能够暂时被遣回潜意识中，这似乎是诙谐的前提。我们将会看到，前意识的材料或过程转回到潜意识的状态是神经错乱的重要诱因。
以这种由繁而简的方式，对精神所具有的三种品质做出描述，很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混乱，而不会有助于澄清问题。但是不应忘记，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理论，而是对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的初步盘点，它尽量与那些事实相符，并且不打算加以解释。它揭示出的复杂性会使我们的研究必须克服的特殊困难更为突出。不过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描述出精神品质与所假设的精神结构的区域或组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也远不是简单的——那我们将会更接近于理解这一理论本身。
某种东西变为意识的过程，首先与我们的感觉器官从外部世界得到的知觉相联系。因此，从地形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发生于自我最外层的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从身体内部接收意识信息——体内感觉比外部知觉会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施加更为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在一定条件下，感觉器官除了传达专门的知觉外，也传达自身的感觉，像痛觉。然而，由于这些感觉（对它们的称谓是与意识知觉相对照的）也源于末端器官，并且由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感觉都看作是自我外层的延伸部分或者支流部分，我们仍旧能够坚持上面提出的主张（在本段的开头）。唯一的区别就是，就感觉和知觉的末端器官而言，身体本身就可以取代外部世界。
意识过程处于自我的边缘，自我中其余的是潜意识——这大概是我们可以描绘的最简单的事态。而且事实上，这可以是动物普遍具有的状态，但在人类则增添了复杂性。从而，自我的内部也可以获得意识的品质。这就是言语功能的活动，它使自我中的材料与视知觉，尤其是与听知觉的记忆痕迹牢固联结起来。此后，自我表层的知觉边缘更可能由内部得到同样的激发，像观念和思想过程的变迁这样的内部事件可以成为有意识的。为了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区分，便要求一种特殊的手段——它就是通称的现实检验。知觉＝现实（外部世界）的等式不再适用。于是那些现在能够很容易就出现的并有规律地出现在梦中的错误，便被叫做幻觉。
在主要由思想过程构成的自我的内部，具有的是前意识的品质。这是自我的特性，并且为自我所独有。然而，不应该认为，与言语记忆痕迹的联结是前意识状态的必要先决条件。正相反，前意识状态不依赖于这一联结，尽管由这个联结的存在会可靠地推论出那一过程的前意识性质。
前意识状态一方面具有接近意识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与言语痕迹相联结的特征。不过它还有独特之处，其性质不能由这两种特性包罗无遗。其根据在于如下的事实，即自我的大部分，特别是超我的大部分无可否认地具有前意识的特性，但它们从潜意识的现象含义上来看，又基本上是潜意识的。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必然如此。我们目前只打算解决前意识的真实性质的问题。
本我独有的主要品质是潜意识性。本我与潜意识就像自我与前意识那样紧密相联，实际上，本我与潜意识的联系甚至要更为密切。如果我们回顾个体和他的精神结构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本我的重要特点。最初，当然一切皆属本我，由于外部世界的不断影响，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在这个缓慢的发展进程中，本我的某些内容转化为前意识状态，因而被带到了自我当中。本我的其他内容则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本我中，成了本我的几乎无法接近的核心。可是，在此发展期间，幼稚和脆弱的自我会把它已经得到的某些材料遣回到潜意识状态，排斥这些材料，并以此来对待本可以吸收的某些新印象，以至于这些受到抑制的材料反而能在本我中留下痕迹。鉴于它的由来，我们把本我后来的部分称作被压抑的。我们并不总能够在本我的这两类内容之间做出截然的划分，但这一点无关紧要。二者的大致区别在于，一个在起源上是生来具有的，一个是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的。
此刻，当我们决定对精神结构进行地形学剖析，把它分解为自我和本我之后，与此相平行的是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不同品质的区分。并且当我们同意了这种品质仅会被看作是区别的标志，而不会被看作是其本质之后，我们又面临着进一步的问题。譬如，在本我中由属于潜意识的品质所揭示的状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呢？在自我中由属于前意识的品质所揭示的状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呢？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
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几点卓识的闪光几乎还没有照亮我们极为昏暗的无知背景。
在此，我们接近了一直掩盖着的精神本性的奥秘。像其他自然科学使我们想到的一样，我们设想在精神生活中有某种能量在活动，但我们却没有其他形式的能量可作为依据，使我们能通过类推来加深对这一能量的了解。我们还认为神经的或者精神的能量存在于两种形式当中：一种是自由活动的，与此相比较，另一种是受约束的。我们谈到了精神材料的贯注和过度的贯注，我们甚至大胆假定过度的贯注会导致不同过程的一种综合——在综合过程中，自由的能量被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我们知道的不比这更多。总而言之，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潜意识状态和前意识状态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动力关系，它可以说明一种状态如何能够自发地或在我们的帮助下转变成另一种状态。
然而，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的事实，它的发现应归功于精神分析的研究。
我们了解到，潜意识当中或本我当中的过程服从与前意识自我不同的法则。我们在整体上把这些法则称为原发过程。与此相区别的是继发过程，它制约着自我当中或前意识当中的事件进程。因此，对精神品质的研究最终表明是很有成效的。
五、作为佐证的释梦
在正常、稳定的状态下，自我的疆界通过抵抗（反贯注）防备着本我，简直固若金汤；同时，在这种状态下，超我也不会从自我分化出来，因为它们的活动和谐一致——因此，对正常、稳定的状态的研究使我们收效甚微。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只有冲突和扰动的状态。此时，潜意识本我的内容有可能强行闯入自我和意识，自我一再奋起反抗这一入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观察，从而证实或改正我们有关这两个对手的陈述。我们夜里的睡眠就正好是这种状态，因此，睡眠期间我们觉知为梦的精神活动是最佳的研究对象。在此，我们也避免了一般的指责，即认为我们是基于病理学的发现来建造正常精神生活的。对梦来说，不论它们的特点有多少会不同于我们醒时生活的产物，它们也是正常人生活中有规则的事件。如同每个人所知的那样，梦可以是混乱的、难以理解的、或十分荒谬的。梦所告之的会与所有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相矛盾，我们在梦中的举止就像个疯子。因此，只要我们在做梦，我们就会把梦到的东西看作是客观现实。
我们醒来之后回忆的梦，并非是真正的梦的过程，而不过是个表面，梦的过程就隐藏在这一表面的背后。根据这样的设想，我们发现了理解（“解释”）梦的途径。在此，我们对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做出了区分。从梦的隐意制造出梦的显意的过程叫做梦的工作。对梦的工作的研究使我们得知，这是个绝好的例证，正是通过梦的工作，来自本我的潜意识材料（原始的潜意识和相似的被压抑的潜意识）闯入自我，成为前意识，并且作为自我反对的结果，经历着改变。我们把这些改变视为梦的伪装。所有梦的特征都能以此得到解释。
最好一开始就指出，梦的形成可由两种不同方式引起。一方面，或者是通常受压抑的本能冲动（潜意识的欲望）在睡眠中达到了足以被自我感受到的强度；另一方面，或者是醒时遗留的驱力——附有全部冲突着的冲动的前意识思想链条——在睡眠中得到了来自潜意识因素的强化。
总而言之，梦或许由本我引起，或许由自我引起。无论以何种方式，梦的形成机制是相同的，这也是必要的动力前提。自我有时会丧失自己的功能，并任由自己退回到早期的状态，这表明它自己最初是源于本我。在逻辑上，这是由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和从感觉器官撤出它的精力贯注而造成的。下述可证实我们是正确的，即人一出生时，便出现一种返回已离弃的胎内生活的本能——睡眠的本能。睡眠就是试图重返子宫。醒时的自我发挥着能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会在睡眠中失去，因此，施加于潜意识本我的大部分抑制就变成多余的了。从而，这些“反贯注”的撤除或减弱，允许此刻的本我具有某些无害的自由。
证明梦的形成有潜意识本我的参与的证据是大量的和确凿的。（1）梦中的回忆比醒时的回忆要有多得多的内涵，梦所恢复的记忆是梦者已遗忘的，也是他醒时难以重现的。（2）梦无限制地运用语言符号，其意义绝大部分不为梦者所知，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确定这些语言符号的意义，它们很可能源于言语发展的早期阶段。（3）梦中的回忆常常重现梦者幼年的印象，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这些印象不仅被遗忘了，而且也由于压抑变成了潜意识。这表明，梦给予了我们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帮助，使我们在对神经症的分析治疗期间，可以尝试去重新建构梦者的早期生活。（4）此外，梦还显露了这样的材料，它不会是源于梦者的成年生活，又不会是源于他遗忘了的童年。我们只好把它看作是原始的遗产，它与生俱来，先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而受祖先经验的影响。在最早的人类神话和残存的习俗中，我们会发现这一种系发生的材料的原型。因此，梦成了不容忽视的人类史前的原始资料。
梦对于增长我们的见识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当潜意识材料进入自我时，它也一道带来了活动方式。这意味着潜意识材料从中得到表达的前意识思想，就好像是本我的潜意识成分一样会在梦的工作过程中得到操纵。就形成梦的另一方式来说，从潜意识本能冲动获得加强的前意识思想会被降成潜意识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了解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规律，才会知晓与我们醒时的思想中所熟知的规则不同的方面。因此，梦的工作实质上是潜意识的活动假身于前意识思想过程的实例。打一个历史的比方，入侵的征服者统治着被征服的国家，他们实施的裁决并非遵循被征服国家的司法制度，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但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梦的工作的结果是一种妥协。自我的组织还未瘫痪，它的影响体现在对潜意识材料加以伪装，并体现在下述常常根本不起作用的尝试中，即试图赋予全部结果以一种勉强可为自我所接受的形式（文饰作用）。这就好比是战败的人表示要继续抵抗。
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法则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足可以解释大部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梦。首先，存在着明显的凝缩作用的倾向。这一倾向使我们醒时的思想中肯定会保持着分离的要素构成：新的统一体。其结果是，梦的显意中的单一要素常常代表着梦的全部隐意，仿佛它是全部隐意的综合性的隐喻。一般说来，与其来源的丰富内容相比，显梦的范围相当狭小。梦的工作的另一特性并非完全与前一特性无关，那就是精神强度[285]（精力贯注）会很便利地从一个要素被移置到另一个要素。因此，在梦念中无关紧要的成分，常常会表现为显梦中最为明显并相应地最为重要的特性。反过来也是如此，梦念中的那些本质要素，在显梦中仅被轻描淡写的隐喻表现出来。此外，一般情况下，两方面的要素都存在着没什么意义的特点，在进一步活动中完全可由梦的工作使一个替代另一个。不难想象，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这些机制，大大增加了我们解释梦和揭示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之间的联系的困难。根据存在着凝缩和移置这两种倾向，精神分析的理论推测：在潜意识本我中，能量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与其他考虑相比，本我更重视释放大量兴奋的可能性。[286]我们的理论就是运用这两个特点来确定我们赋予本我的原始过程的特性。
研究梦的工作，还使我们了解了潜意识过程的其他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但在此我们只能提及几个。支配性的逻辑规则在潜意识中不起作用，潜意识可称为无逻辑的王国。具有相反目标的驱力同时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没有任何必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节。要么，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影响；要么，如果有影响，那也不是决定性的，而产生的妥协也没有意义，因为妥协容纳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细节。与此有关的事实是，对立面并不会被分离，它们被看作好像是同一的，因此，在梦的显意中，任何元素都可以具有它的对立面的含义。某些语言学家发现，在大部分古代语言中，便具有很多与上述相同的地方，像“强－弱”“明－暗”“高－低”等对立面，最初都由相同的词根所表达。直到对原始词有了不同的修饰，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意义为止。这种原始的双重意义似乎仍残存于甚至是高度发达的语言中，像拉丁语所运用的词汇“altus”（“高”和“低”）、“sacer”（“秘密”和“公开”）。
由于梦的显意与其背后的隐意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和模糊，提出下述疑问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即由一面推演出另一面是完全可能的吗？依靠出现在显梦中的符号的转译，我们必须进行的一切是否都不过是一种侥幸的猜测呢？可以回答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问题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但必须借助于梦者本人对显意的元素提供的联想。任何其他的程序都是随意的，并且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结果。而梦者的联想却会显示出中介的环节，我们能够用它们来填补显意和隐意之间的空隙，并且我们可以借助它们复述梦的隐意并加以“解释”。如果这种解释工作（正与梦的工作相反的活动）有时不能达到完全的确定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余下的任务，就是对睡眠时的自我为什么承担梦的工作的任务做出动力学的解释。幸运的是，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做到。借助于潜意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梦都对自我提出要求——如果梦源于本我，那就是为了满足本能；如果梦源于醒时的前意识活动的残余，那就是为了解决冲突、消除怀疑或形成意向。不过，睡眠时的自我集中于保持睡眠的愿望，它感到梦的要求是一种干扰，并寻求解除这一干扰。自我通过看起来像是顺从的活动，可以成功地做到：在无害于愿望的满足的情况下，满足梦的要求，从而也就解除了这个要求。以满足一个愿望来替换梦的要求，这一直是梦的工作的基本功能。也许有必要以三个简单的实例来证实这一点——一个是饥饿的梦，一个是寻方便的梦，一个是由性欲引起的梦。在睡眠时，做梦者对食物的需要会使自己感受到：他梦到一顿美餐，并继续睡觉。当然，他可以做出选择，或者是醒来吃点东西，或者继续他的睡眠。他选择了后者，并通过梦实现了饥饿需要的满足——无论怎样，这是暂时的，因为要是他的饥饿持续下去，他还是会醒来。再就是第二个例子。一位睡眠者必须按时醒来到医院上班，但他却一直睡了下去，并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已经在医院里了——却是作为一个无须起床的人。再有，夜梦中，一个欲望会变成与受禁止的性对象的享乐活动，如与睡眠者朋友的妻子。他做了一个性交的梦——的确，不是与这个人，而是与他实际上不感兴趣的同名的某个人。
或者，他对该欲望的抵抗，也可以表现为他的女主人公完全是匿名的。
很自然，每个案例都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这样的梦，即梦的来源与前日的遗留物无关，以及只是在睡眠状态中才得到了无意识的强化。
要揭示出潜意识动机力量及其愿望的满足，常常是很艰难的任务。但我们可以假定，它始终是存在的。且不说大量的梦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情调，就是当回想起许多梦实际上都有令人苦恼的内容，乃至梦者会在焦虑中醒来，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命题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怀疑。焦虑的梦并不能用来支持反对精神分析的异议。不要忘记，梦永远是冲突的产物，是一种调和的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满足潜意识本我的东西可以引起自我的焦虑。
当梦的工作在进行时，有时潜意识会成功地向前推进，有时自我会以更大的能量来保护自己。
焦虑的梦大都是那些内容伪装得最少的梦。如果潜意识对睡眠时的自我提出的要求太强烈，使自我无法自如地躲避它，那自我就会放弃睡眠的愿望而醒过来。如果我们说梦永远是一种依靠欲望的满足来解除睡眠干扰的企图，以至于梦成了睡眠的守护者，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各种经验。这种企图很可能会圆满成功，它也可以失败，这时梦者就会醒来，显然，他正是被梦所唤醒的。因此，也有这样的时候，当那个杰出的伙伴，即责任在于保护小镇睡眠的守夜人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拉响警报，唤醒沉睡的小镇居民。
在结束讨论时我要指出，我在释梦问题上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值得的。经验表明，我们在研究梦的工作中不断了解到的，并使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潜意识机制，也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令人困惑的症状，我们的兴趣也在于此。这种契合不能不激起我们的莫大希望。
第二部分 实践任务
六、精神分析的技术
梦便是精神病（亦译精神变态，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谬、妄想和错觉。一种短暂的、无疑是无害的、甚至具有益处的精神病，是以当事人的认可而开始，并以当事人的意志活动而终止。这仍然是一种精神病。
我们从中会认识到，即使像梦一样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变，也能够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那么，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发疾病也能接受我们的影响并得到治愈，这是不是太大胆了呢？
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初步的材料。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的职责是，既要满足它与现实、与本我和与超我的依赖性联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组织，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们所讨论的病理状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只能是自我相对的或绝对的软弱，以至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对自我的最强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贯注的能量。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变得非常强烈和严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瘫痪，也就顾不上它的其他任务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此时出现的经济性的冲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受到紧逼的自我，而自我则试图依赖于现实，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状态。如果本我和超我过于强大，它们就会成功地瓦解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自我与现实的协调关系受到妨碍乃至终结。我们已由梦看到：一旦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分离，它就会在内部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基于这些发现。自我为内部冲突所削弱，而我们又必须起用自己。这种情形好比一场内战，局面取决于外来盟友的援助。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须共同以外部现实世界为基地，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敌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我们订立相互的契约。病态的自我答应我们尽量坦诚——即答应把自我觉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则向病人保证，听凭病人处理和使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受潜意识影响的材料。我们的知识要用来弥补患者的无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这一契约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当我们按约行事，就立即会感到失望，这首先给了我们的过分自信一个打击。如果患者的自我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强硬的胁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对现实要求的某些连贯的和某些片断的理解。但是，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它不会遵守这种契约，实际上它几乎不理会契约。它将很快抛开我们和我们提供的帮助，把我们当成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运用于精神病患者——放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计划。
不过，还有另一类病人，他们显然特别类似于精神病患者——其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神经症。
他们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机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然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虽然许多患者患有疾病并产生功能缺陷，但他们仍能够使自己应付现实生活。这些神经症患者会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将只对他们感兴趣，并将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么方法来“治愈”他们。
我们还要与神经症患者建立契约：一方开诚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这看上去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并不信教而聆听忏悔的神父。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从患者那里听取的，不仅仅是他所知道而对他人隐瞒了的事情，他还应该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的东西。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给患者对我们所指的坦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要他保证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会使他此后的行为有利于我们。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患者在接受这种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动地和顺从地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相信和接受我们对材料的解释。还会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也许预见到了，另一些则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满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实际上的帮助者和劝导者。此外，他还因他所遇到的麻烦以获取报酬，并且他本人会满足于那种向险峰攀登的向导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实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险的根源。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的积极的（温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对分析者的消极的（敌对的）态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只要移情作用是积极的，它就会给我们以极好的对待。它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在此影响下，患者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经康复——这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许羞于承认，他从事的是困难的任务，而没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权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来源。现在，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机会。
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必须防止滥用这种新影响。不论分析者多么想成为别人的老师、榜样和典范，以及多么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他进行分析治疗的任务。实际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离自己的任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只会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的独立性的错误，只会用新的依赖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赖性。分析者在其治疗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尝试中，都应该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许自己合理施加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阻碍病人发展的程度。某些神经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气，以至于在分析中只能被当作孩子对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个好处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我们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对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们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几乎不是把它报告给我们，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它做出来。
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
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
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我们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记住移情，而是装作与移情无干。对我们来说，理想的行为应该是，患者在脱离治疗时表现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显示出他的变态反应。
我们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这是个出发点。当然，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仅仅是第一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围困和制约的第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供的帮助是我们理智的工作和鼓励患者予以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种初步的工作意在为下一步更艰难的工作铺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
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须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入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其他方法。也许未来，可以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心理的能量，直接改变精神结构的分布，也许还会出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疗可能性。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术，因此，尽管精神分析还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范例
对精神的结构，对构成这一结构的成分、组件和机构，对活动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对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一般性的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状态，结构的功能失调正是以这些状态得到了表达。我们之所以选择神经症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只有它适合于我们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当我们试图影响神经症的时候，我们便汇集了相关的观察。这些观察给了我们一幅神经症产生过程及其产生方式的图景。
在开始描述前，让我们首先说明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神经症易于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正常状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带有神经症的特性。神经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倾向，拥有同样的经验，拥有同样的事情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却生活得如此糟糕，面临着更大的难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虑和痛苦呢？我们没有必要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调看作是神经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倾向和偶然的经验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特定的本能也许先天太强或太弱，或者一个特定的能力也许在生命中发育不全或没得到适当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外部的影响和经验会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素质所能处理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量的差异将会决定结果的不同。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释的太多了。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6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Roux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于另一个特殊的本能因素，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有趣的分歧。从理论上讲，可以假设任何种本能都可以产生同一压抑和相应的结果。但是观察表明，就我们的判断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总是源于性本能。神经症症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不是对某种性冲动的代替满足，就是用以防止这一满足的手段。这些病症照例是两者的调和，而且符合潜意识中两个相反力量之间的运行法则。目前，我们理论中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补。我们的结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即大多数的性生活冲动不是单纯的性爱性质，而是与破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毫无疑问，在生理上表现为性欲的本能在神经症的起因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至于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尚有待于确定。同时，务必牢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机能像性欲一样为人们激烈地和广泛地拒绝接受。理论必须依赖满足于下面揭示出来的深层联系的几点提示：首先，儿童早期，自我从本我分化出来，这也是早年性欲的旺盛时期，直到潜伏期才告结束；其次，这一短暂时期后来成为幼年健忘症的牺牲品很难是偶然发生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变化（如上述提及的性机能的二相性、性兴奋的周期性的消失和女性月经与男性兴奋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些性欲的变革在动物向人类的进化中必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独立的数据有待未来的科学把它们结合成一种新的见解。此地的空隙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生物学的。也许可以说，自我组织中的弱点似乎在于它对性机能的态度，好像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之间的生物学的对立得到了心理上的表述。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深信这种说法，即儿童是成人的心理之父。出生后第一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是否有可以描绘为主要经验的某些事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并非适用于一切儿童的某些影响，虽说也够普遍的了，如大人对孩子的性辱骂，来自稍大的其他儿童的诱惑，以及我们没料到的，儿童亲身耳闻目睹大人（父母）的性行为。在此时，大部分人总认为孩子们不感兴趣或不理解这一现象，或以后不会再记起来了。不难确定这种经验唤起了孩子的敏感性，并驱使孩子形成以后难以改变的释放性冲动的习惯到达何种程度。由于这些印象不是立即就是事后在记忆中受到压抑，所以，这些印象构成了神经症强迫行为的决定因素，从而使自我以后不能控制性的机能，而且很可能永远失去机能的控制。如果发生后一种反应，就会导致神经症。如果不失去控制力，各种性反常也会发展起来，或者，性机能将会成为完全不可控制的。这种机能不仅对繁衍后代极为重要，而且对整个生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尽管这一类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兴趣却更集中于每一儿童注定要经过的一种情境的影响。这一情境是由于儿童由别人主要是父母抚养的较长时期这一因素而产生。我想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由于其实质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身上发现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将这一神话在戏剧中保存下来。俄狄浦斯这位希腊英雄杀父娶母是无辜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偏离了我们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事实。我们认为，这个杀父娶母的分析事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们必须分别描述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发展，因为现在首次在性别方面发现了心理表现的差异。我们在此遇见了性的两重性的生物事实之谜：它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最后的事实，不能用追溯到其他事实的任何企图加以解释。这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精神分析对此无法阐述。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巨大对立面的反映，但对以下的长期悬而未决的事实却难以做出解释：每一个体都不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而是多少为异性的反应模式留有余地。正如男性和女性的器官得到充分发展，但常常有异性遗留下来的萎缩的无用器官的痕迹。我们在区别男女的心理差别时，用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不适当的经验和传统的提法：我们把强壮的、主动的称为男性特点，把软弱的和被动的称为女性特点。而这种心理的双性化事实引起我们研究上的困惑，以致很难加以描述。
婴儿的第一个情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起源于对得到满足的营养需要的依附。毫无疑问，婴儿最初不能区分母亲的乳房和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必须与身体分开而转移到“外部”时，由于婴儿常常发现乳房不在，于是把一部分原始自恋的力比多贯注当作了一个“对象”。
这第一个对象后来变成了儿童的母亲这一完整的人，母亲不仅哺育婴儿，而且照料婴儿，因而在婴儿心中引起了其他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生理感觉。由于母亲对婴儿的身体的照料，她变成了婴儿的第一个诱惑者。在这两种关系中，为儿童扎下了这样的根，即母亲的独特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为孩子的整个一生建立了不可更改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爱的对象，并成为孩子以后一切两性爱情关系的原型。这种种系发生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验，所以，是母亲亲自哺乳或是用奶瓶哺乳而从未享受母亲的爱抚，这种差异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两种情形下，婴儿的发展都遵循着同一道路，也许在第二种情形中，婴儿以后的生长渴望还更强烈些。因为无论母亲哺乳期有多长，在断奶后，孩子总感到母亲的哺乳太短太少了。
这个前言并不多余，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性的认识。当男孩（从2～3岁开始）进入力比多发展的阳具欲期时，他对性器官开始产生情感，而且学会用手使其兴奋。他成为母亲的爱恋者，他开始通过对性生活的直觉或猜测而渴望占有母亲，他通过炫耀男性器官引以为荣地去引诱母亲。总之，他那早期觉醒的男性化使他追求取代父亲的地位而占有母亲。男孩一直把父亲视为情敌，嫉妒父亲的健壮体魄和他的衣着所标志的权威。父亲现在成为妨碍男孩的敌手，甚至男孩想去之而后快。如果父亲不在，男孩就能与母亲同睡一床，而父亲一回家，他就得重新离开。父亲不在场他就感到满足，父亲出现他就感到失望，这已成为男孩深深感受的经验。
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古希腊神话已经将它从儿童的幻想世界转译成假托的现实。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俄狄浦斯情结注定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母亲非常明白男孩的性兴奋与自己有关。母亲迟早认识到放任自流是不对的。母亲认为自己禁止男孩摆弄性器官是正确的。然而，她的禁止并没有效，至多能改变孩子获得满足的一些方式。
母亲终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她威胁孩子，要割掉他满不在乎向她展示的性器官。通常为了使威胁更可怕可信，她扬言要让父亲来动手，她说要去告诉父亲，父亲会来阉割他的生殖器。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威胁只有当另一个条件或先或后得到实现时才发生效果。就事情本身而言，孩子并不相信阉割真会发生。但是，如果在威胁时，他能回忆女性的生殖器或威胁后不久他看到女性生殖器——女孩身上竟真正缺少这一有价值的部分，他就开始认真对待听到的威胁一事。于是他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体验到了童年生活的最大创伤。[287]
阉割威胁的效果是多重的和不可估量的。它们影响着孩子与父母的整个关系，并且影响儿童以后与男女的一般关系。儿童的男子气概是经受不住这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存性器官，他不再敢占有母亲，他的性生活永远为禁令所阻止。如果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强烈的女性成分，其力量就会因男性气概的屈从而增强。他对父亲也对母亲一样采取了被动的态度。阉割威胁确使他杜绝了手淫。但并没有使他放弃想象中的手淫活动。相反，因为这些现象是唯一满足性欲的方式，他比以往更加沉溺于其中。在幻想中，尽管他仍然继续以父亲自居，但同时或更以母亲自居。早期手淫幻想的这些派生物以及矫正结果，对后来自我以及性格的形成起着极大的作用。除了增强了他的女性倾向外，对父亲的害怕和憎恨也变得十分强烈了。男孩的男性气概退缩了，似乎转为对父亲的鄙视态度，这一态度将在人类社会中以一种强制的形式支配着他的行为。对母亲的性固着常常以对她的极度依赖的形式保留下来，持续而为一种对女性的依附。他既不敢冒险去爱母亲，也不敢让母亲爱自己，因为这样做，母亲就会把自己出卖给父亲而送去阉割。对于这种具有来龙去脉的整个经验，我们只对其一部分进行了有选择的描述。这种经验受到强有力的压抑，由于潜意识本我的法则可能在起作用，此时一切活跃着的相互斗争的情绪冲动和蠢蠢欲动的反应都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准备在青春期后搅乱自我的后期发展。当性成熟的生理过程把新生活重新注入童年已被克服了的原有的力比多固着时，性生活将会受到抑制，并因缺乏同性而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冲动。
当然，阉割威胁对男孩萌发的性欲的影响并不总是具有可怕结果，最终的影响依赖所遭受的损失和所回避的量的关系而定。可以看作童年期的中心经验，幼时的最大问题和长大后不适的主要源泉的这一整个事件，后来被完全遗忘了。所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在成人身上重建这些经验时，成人是极不相信的。的确，人们对这些经验十分反感，以致对这个犯禁的主题保持沉默，那些最明显的暗示也由于不理解而被忽略了。例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认为俄狄浦斯王传说与精神分析的解释事实上没有任何联系，二者截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王并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娶的是母亲。在此所忽略的是，如果是在对材料进行诗化处理时做出的尝试，那么这种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并没有加上更多的新异材料，而只是巧妙运用了主题所提供的因素。否认俄狄浦斯情结是潜意识状态的合理表达，对成人来说，整个经验都开始于此。使英雄无罪或应该使英雄无罪的神谕强制力，是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这宣告了每个儿子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印证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个戏剧性英雄之谜，按照俄狄浦斯情结多么容易就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对别人的处罚，这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相吻合——因此，文学世界通常缺乏理解，表明了人类准备要牢牢掌握幼年的压抑。[288]
然而，在精神分析诞生的一个多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就通过表达原始世界与文明世界之间的不同，见证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幼小的未开化的人就剩下他自己，保留了他所有的愚昧，以及幼小儿童的贫弱理智加上30岁男人的狂热，那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投怀他的母亲。我敢说，如果精神分析夸耀受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唯一的发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对人类做出了宝贵的新贡献。
小女孩的阉割情结效果则较为一贯，但同样深刻。当然，女孩不必害怕失去阴茎，但她一定会想到自己为什么没有。她一开始就嫉妒男孩生有阴茎，她的整个心理发展可以说是在这种嫉妒阴茎的气氛下发生的。她开始徒劳地像男孩那样去做，后来她成功地做出了补偿自己缺陷的努力，最终导致形成了正常的女性态度。如果在阳具欲期，她想象男孩凭借手淫获得愉快，她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从而把阴茎不发育带来的自卑感扩及于整个自我。通常她很快放弃了手淫，因为她不愿联想到兄弟和男伴的优越性，而且完全放弃了性欲。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小女孩具有坚持要变成男孩的最初愿望，她最终将表现为同性恋，否则就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男子特性，如选择男子的职业等。女孩嫉妒的另一表现是放弃所爱的母亲，作为女儿，在阴茎嫉妒的影响下，她不能原谅自己的母亲，因为是母亲把她带到世界上来而缺少阴茎。由于对这件事的不满，她不再爱她的母亲，而用其他人（她的父亲）来代替母亲作为爱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是认同于这一对象，通过认同作用从内部取代这一对象。现在认同机制帮助了小女孩。以母亲认同取代对母亲的依附。像在游戏中表现的那样：小女孩把自己置身于母亲的位置，她试图用父亲取代母亲，开始憎恨从前所爱的母亲。这出于两个动机而使她嫉妒和使她因缺少阳具而感到耻辱。她与父亲的新关系是能满足于控制她的阳具的愿望，但由此最终导致了另一愿望，即要与父亲生一个婴儿作为礼物。因此，怀有婴儿的愿望取代了具有阳具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与这个愿望分裂开来。
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的关系在男女之间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的形式。在男孩身上，正如我们所见，阉割威胁使俄狄浦斯情结趋于消失。而在女孩身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正是缺少阳具，才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她保持着女性的俄狄浦斯态度（通常用“爱列屈拉情结”表示），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将按照父亲的特点选择未来的丈夫，并准备承认他的权威。如果她能把对器官的爱推而及于器官的所有者，如同早年从对母亲乳房的爱扩及母亲本人那样，那么，她那不可遏止的占有阳具的渴望将可获得满足了。
如果人们问精神分析者，在他的病人的精神结构中，什么是他的经验的影响最难以触及的。
回答将是：女人的企求阳具的愿望和男子的对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当然这一态度的前提将会是阳具的丧失。
第三部分 理论成就
八、精神结构与外部世界
当然，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所有一般的发现和假设，都源于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对此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给出了实例。现在，我们也许很想对我们通过诸如此类的工作而实现的知识增长做出考察，并思考我们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注意到下述的事实，即我们常常不得不大胆越过心理科学的界限。我们涉及的现象并不只属于心理学，它们也有器质性的和生物学的侧面。因此，在努力建立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出了某些重要的生物学发现，并且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新的生物学假设。
但暂时还是让我们仅谈及心理学。我们看到了，要划出心理常态和心理变态的分界线，在科学上并不是行得通的，以致这种区分虽然实际很重要，但仅仅具有世俗的价值。因而，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心理失常来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如果这些病理状态，像神经症和精神病，有根本不同的独特原因，那就做不到这一点。
通过研究睡梦中出现的短暂无害、实际又起着作用的精神异常，给了我们一把理解生活中长期和有害的精神疾患的钥匙。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断言，意识心理学很难理解梦，也就同样很难理解正常的心理功能。意识的自我觉知纯属自以为是，事实证明了，它根本不足以探测心理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足以揭示心理过程的相互联系，也不足以认识心理过程失常的决定因素。
我们的假设是采纳一个精神结构，它是扩展于空间、暂且汇集到一起、为生活的迫切急需而发展起来的，它仅仅在一个特定的点和在某些条件下才产生意识现象——这个假设使我们能够在类似于任何其他科学、像物理学的基础之上建立心理学。在我们的学科中，就像在其他学科中一样，问题是相同的。在经过检查而直接呈现给我们知觉的对象的那些属性（性质）背后，我们必须去探索某些内容，它们更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特定感受能力，并更接近于被认为是真正的事态。我们无法达到真正的事态本身，因为很显然，我们推论到的任何东西都必定要被转换成我们的知觉语言，而我们要摆脱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本性和局限也就在于此。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能看得足够清楚，我们就会发现，表现为固体的东西乃是由这样那样形态和大小的粒子所构成的，并且占有这样那样相对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试图通过人造的辅助物来最大可能地提高我们感官的效率。不过，可以设想，所有这样的努力都不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现实将总是保持“不可知”。科学从我们最初的感官知觉中得到的收获，就在于洞悉外部世界中存在的联系和依从关系。这些联系和依从关系能以某种方式被如实地复制或反映在我们的思想和认识的内部世界中，使我们能够去“理解”外部世界中的某些事物，去预见它们和有可能去改变它们。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采取的步骤就与此十分类似。我们发现了填补我们意识现象中的裂隙的技术方法，我们运用这些方法就像物理学家运用实验一样。以此，我们推论了一些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过程，并把它们引进了我们意识到的过程中。例如，如果我们说：“在这一点上介入了潜意识的记忆”，那就意味着：“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对它还不能形成观念，但它如果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它才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描述。”我们对进行这种推论和引进的合理性论证，以及相信它们的程度，其每一个体实例自然都是可以批评的。而不可否认的是，要得出一个具体结果常常是极其困难的——这表现为在分析者之间缺少一致性。问题的新奇性会因为缺乏训练而受到指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学科本身固有的特殊因素：因为心理学与物理学不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总是只能引起冷静的科学兴趣的事物。因此，我们对这一事实也将不会感到十分惊讶，即当一个女性分析者并不确信她自己对阳具的强烈愿望，那她也就不会强调这个因素对她的病人的重要性。错误的根源在于个人因素，但这样的根源从长远来看并不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查阅关于显微镜的使用的旧教本，他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显微镜的技术还是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就对使用这种工具进行观察的人们的人格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全部这些要求，直到今天也没有提出过疑问。
我不可能尝试去完整描绘精神结构及其活动。我会发现自己受到如下事实的阻碍，即精神分析还一直没有时间同等地研究所有那些功能。因此，我只满足于自己对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内容逐一做扼要的重述。
我们生命的核心是由混沌的本我构成的，它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交往，甚至只有通过其他作用的媒介，才会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所理解。在本我中，肌体的各种本能在起作用，它们本身是两种原始力量（爱欲与破坏）以各种比例相融合的混合物，并且它们通过与不同器官或器官系统的联系而彼此分化开来。这些本能的唯一驱动力是获取满足，这被认为是出自器官借助外部世界的对象而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变化。但是，像本我的愿望这样的本能，其直接的和肆意的满足经常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冲突和引来灭顶之灾。本我并不知晓为确保生存而产生的担忧，因而也不知道焦虑。
或许更正确地说，尽管它能产生焦虑的感觉要素，却不会利用它们。可能被假定存在于本我的精神要素之中或之间的那些过程（原发性过程），与存在于我们的智力和情感生活中、经由我们的意识知觉而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它们不受逻辑的严格限制，因为逻辑会以不合理为由排斥其中的某些过程，并谋求消除它们。
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本我有它自己的感觉世界。它异常敏锐地觉察出在它内部的某些变化，特别是来自它本能需要的紧张性的波动。这些变化作为快乐－不快乐系列中的感受而变成意识。
无疑很难说这些知觉是通过什么方法和借助于什么感觉终端器官而发生的。但已知的事实是，自我觉知——一般感觉和快乐－不快乐的感情——以专横的力量制约着本我中的事件变迁。本我服从于不可抗拒的快乐原则，但本我并不是单独如此。看来其他精神作用的活动也只能修正快乐原则，却不能取消它。快乐原则究竟何时和怎样才可能得到克制，这仍然是理论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还没有得到解决。快乐原则是要求减少，也许实际上是要求消除本能需要的紧张（即达到无忧无虑的境界），这一考虑导致快乐原则与两种原始力量（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仍未确定的联系。
心灵的另一构成部分是我们最为了解的和最容易认识到的——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自我——它是从本我的表层中发展出来的，本我的表层通过适应于接受和排斥刺激而直接与外部世界（现实）相接触。自从有了意识知觉，它就不断影响到本我的越来越大的领域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但它一直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一直带着它的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自我的心理功能就在于把本我中的（事件的）变迁提到更高的能动水平（也许是通过把变动不居的能量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可相当于前意识状态）。自我的建构功能就在于把思想活动引进到本能的要求和满足本能的行动之间，思想活动在确定了它当前的方向和估价了先前的经验之后，就努力利用试探性行动去预测所规划的行动过程的结果。以这种方式，自我就会做出决定：获得满足的企图是力求实现呢，还是加以拖延，或者也许它根本就不必要，因为本能的要求是危险的而完全受到了压抑（在此我们就有了现实原则）。
就像本我单一地指向获得快乐一样，自我主要考虑的是安全。自我义不容辞地担负着自我保存的任务，而这正是本我所忽视的。它（自我）运用焦虑感作为信号，对威胁着自身完整的危险发出警告。
因为记忆的痕迹，特别是言语残余能够变成意识，起着与知觉相同的作用，所以就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性，导致对现实的误解。自我通过建立现实检验来使自己避开这种可能性。由于睡眠状态的独特条件，这种现实检验才得以在梦中失去效用。自我寻求在机械力量占主导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会受到最初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的威胁。但威胁着它的危险并不单单来自外界，它自己的本我也是类似的危险根源，这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过度强烈的本能会伤害自我，这与外部世界的过度“刺激”会伤害自我相类似。实际上，前者不能毁灭自我，但却能够毁灭自我特有的动力组织，使自我重新变成本我的一部分。其次，经验可以告诉自我，某些本身并非无法忍受的本能需要，其满足会带来现实世界中的危险，因此，这种本能需要也会成为危险。从而，自我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它必须既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身的威胁，又要防止内部世界提出过度的要求，以求得自己的生存。
它采取了相同的方法来防御二者，但它对内部敌人的防御是特别不利的。自我在起源上与这个内部敌人相一致，此后它们又以最密切的关系共同生存，结果自我极难逃避内部的危险。内部的敌人虽然能暂时受到压制，但却一直作为威胁而存在。
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而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后来性生活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性生活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
我们不应该忘记种系发生的影响，它以某种方式被表现在本我中，其形式我们还不能掌握。并且它必定会作用于自我，这种作用在早期比在后期更强而有力。在另一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压抑性本能的早期尝试，使得幼稚的自我产生支持外部世界而反对内部世界的强烈倾向。后一种态度是由禁止婴儿性欲所造成，它对个体后来为文化所做的准备不能不产生影响。被迫放弃直接满足的那些本能欲望不得不进入新的导向替代满足的渠道。在这些迂回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变得失去了性的特性，并且它们与其起初的本能目标的联结也会变得更松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论点，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
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自我把它的起因和它所获得的最为主要的特性都归之于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又一次十分接近于本我的种种病理状态，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或松动。这非常符合我们从临床经验得到的认识——即精神病爆发的诱因或者是现实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本能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本我和外部世界竞相对自我提出要求，两者肯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自我与现实能够始终保持分离，精神病的问题就会是简单明了的。但这种情况绝少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只要远离外部世界现实，他就会陷入一种幻觉混乱的状态。一个人可以从愈后的病人那里了解到，当时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如其所说）还有个隐藏着的正常人，像个冷眼旁观者，观看着在他身边流逝着的病态喧闹。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般情况都是如此，但我能报告出发病过程不很剧烈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具有相同的表现。我想起一例慢性偏执狂，当每次忌妒发作之后，患者的梦境都会向分析者转达出爆发缘由的准确写照，而不受任何妄想的影响。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当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症患者的梦去发现与他们醒着的生活不相容的嫉妒时，在这个精神病病例中，白天支配着病人的妄想却在他的梦中得到了纠正。发生在所有这些病例中的精神的分裂，我们可以认为大体是真实的。形成的两种精神态度取代了单一的态度——一种是正常的态度，注意于现实；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自我与现实相分离。这二者相伴并存，其结果依赖于他们相对的强度。如果后一种态度是强有力的，或变得强而有力，那就出现导致精神病的必要前提。
如果关系正相反，那么妄想性障碍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这仅仅是退回到潜意识当中——大量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当妄想明显表露之前，它早已预先存在了。这种看法，即假定在所有的精神病中都有自我分裂的看法，如果不能实际用来说明其他更类似神经症的状态，以及最终不能实际用来说明神经症本身，那它就不能吸引广泛的注意。我最早是在恋物癖的病例中逐渐确信这一点的，这种变态可以被看作是性反常行为之一。如众所周知，它是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否认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是极不合宜的，因为这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的可能性。因此，他拒不承认他自己具有关于女性生殖器缺少阳具这种感官知觉，并坚持相反的信念。可是，未被承认的知觉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断言他真的看到了阳具，他拿其他的什么东西去加以代替——身体的一个部分或某一别的对象——并委之以阳具的角色，这是他不能没有的。替代物通常是他在看到女性生殖器的时刻实际看到的某种事物，或者是能适当地作为阳具的象征性替代物的某种事物。此刻，把物恋的对象当成自我分裂来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这不过是借助于移置作用而形成的妥协，在梦中就常有这种情况。但观察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创造出物恋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阳具，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阳具。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生殖器没有阳具。另一方面，他们知晓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态度并行存在于他们的整个一生，而却没有相互的影响。在此，才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之为自我分裂。这种情形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恋物癖怎么经常地得到有限的发展，它并不完全制约着对象的选择，而是或多或少地为正常的性行为留下了余地。实际上，有时它退而表示有节制的作用，或只限于暗示，因此，有恋物癖的人从没有做到过自我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完全分离。
绝不应该认为，恋物癖提供的是有关自我分裂的特例，它仅仅是用来探讨问题的一个特别便利的论题。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会通过人们所称的压抑来摆脱不合宜的本能要求。现在，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主张补充这一点。在这同一生命阶段，自我经常发现还要抵挡来自外部世界而使自己感到苦恼的某种要求，这是依靠不承认对这一现实要求的知觉而做到的。这种不承认经常地发生，而且不仅仅为有恋物癖的人所具有。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研究它们，均表明与现实相分离的尝试都是折衷的、不完全的。它们的不承认总是由一种承认所补充，两种相反而独立的态度总是引起和导致自我分裂的局面，其结果再次依赖于二者哪一个能够具有更大的强度。
我们刚才论述过的有关自我分裂的种种事实，都不像它们起初出现时那么新奇了。这实际上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它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生活中，涉及某种特殊行为，即两种彼此相反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可是，就神经症来说，这两种态度之一属于自我，另一相反受到压抑的态度则属于本我。这一情况和另一情况（上节已加以讨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地形学的或结构上的区别。在个体的例证中，要确定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它们通常有下列共同的特点，无论自我在其防御的努力中做了什么，不管它是否试图拒不承认外部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无论它是否试图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愿望，它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结果总是取决于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二者不论强弱胜负都同样导致了精神的复杂性。最后，唯一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意识知觉对所有这些过程取得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九、内部世界
我们尚没有办法转达一组复杂的同时性事件的知识，而只有按顺序地加以描述。因而，这导致了所有我们的解说都只好开始于片面的简单化，直到它们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发展，并得到完善。
自我的图景可写照如下：它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它接纳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其得到满足；它从后者引发出知觉，并作为记忆加以利用；它刻意自我保护，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过度要求；同时，它的全部决策都听命于修正了的快乐原则。自我的这幅写照实际上仅可应用于童年初期结束之时，即到大约5岁。就在这个岁数前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至少是部分地不再作为对象，而是通过认同作用被纳入了自我，变成了内部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精神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迄今为止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们（被放弃的对象）所起的作用：
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我们把这个构成部分称作超我。我们能意识到它，是由于它作为我们的良心而起到的评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得很严酷，真正的父母并未对此提供固定模式。超我要求自我不仅要说明自己的活动，而且同样要说明自己的思想和没有得到实施的意图，它似乎对这一切都有所觉察。
这提醒我们，俄狄浦斯传说中的英雄也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并使自己受到自我处罚，尽管由我们和他自己审判的罪过是由不可违抗的神谕力量造成的。超我事实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只是在情结得到解决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为此，它的过分严酷就不是照搬现实的模式，而是与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诱惑的力量相符合的了。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怀疑必定是出自哲学家及其信徒的主张，即道德感并不是由教育逐渐灌输给人们的，或者并不是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而是从更深远的根源被注入给人们的。
当自我与超我非常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时，要区别它们的表现很不容易。但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疏远却会使它们自身显而易见。良心的责备引起的苦恼与儿童对失去爱的恐惧十分一致，现在，这种恐惧已为道德的力量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制了超我的诱惑，并做了一些反对超我的事，自我就会感到提高了自信心和加强了自尊心，好像取得了某些宝贵的收获。在这一点上，虽然超我已经变成了内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对自我仍旧扮演着外部世界的角色。在整个后来的生活中，超我都体现着一个人童年期的影响，即父母对他的抚养、教育的影响，和他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童年期。而总的来说，超我感受的不仅是父母的个人品质，而且是对它自身可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如他们从属的社会等级的趣味和标准，以及他们所属民族的固有意向和传统。喜欢高度概括和明确区分的人也许会说，个体与父母相分离之后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代表着现实的力量；他的带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着有机体的过去；后来逐渐把外部世界与本我联结起来的超我，更多地代表着文化的过去，这似乎是儿童在早期生活的几年期间作为遗留经验所必须重复的经历。这样的概括不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产物的某些部分无疑在本我中会遗留下它们的沉淀物。超我所起到的大部分作用是在本我中唤起回响，许多儿童的新经验将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些早期种系发生的经验的重演。
你所拥有的来自于你的父亲，获得它使之成为你的。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本身合并了现在和过去的影响。
在建立超我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面前就有一种方式，以这个方式。现在被转变到了过去……
【注释】
[1]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二篇全文。］
[2] ［在《释梦》（1900a）第二章的类似段落，有一些关于思考的说明性评论。］
[3] ［《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中，记载着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的细微差别的表述。］
[4]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0讲。］
[5] ［弗洛伊德在《关于解释的可能性的限制》（1925）一文中加了一个特殊注释。］
[6] ［参阅《释梦》（1900a）。］
[7] ［参阅《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1911）。］
[8] ［参阅《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中第二部分。］
[9] ［弗洛伊德在此用“稽查员”（Zensor）这一拟人形式取代非人格的“稽查”（Zensur）一词，这是鲜有的一个例子。请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中的编者脚注（标准版，第16卷，第429页）。］
[10] ［这句话几乎逐字照搬弗洛伊德《释梦》（1900a）第1版《序言》中的第2句话（标准版，第4卷，第2页）。］
[11] ［《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页。］
[12] ［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最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就已有，即其第一篇名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标准版，第3卷，第55页。］
[13]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
[14] ［《释梦》（1900a）第六章第五节中对这些实验有更详细的描述（标准版，第5卷，第384页）。］
[15] ［弗洛伊德1914年在对《释梦》（1900a）的几段补充中，对西尔伯勒的实验做了更充分的说明，并附有大量的引文（标准版，第5卷，第344～345页及第503～504页）。］
[16] ［《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曾论述了象征作用，但这种适用于女性的梦的事实，仅在一些较早期发表的《得自精神分析实践的观察与实例》（1913）中提及。］
[17] ［参阅弗洛伊德去世后发表的对该论题的注释（1940c，1922）。］
[18] 希腊神话中弥诺斯（Minos）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曾给了忒修斯（Theseus）一个线团，帮助他逃出了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的迷宫。——中译者
[19] ［即德文中的“häufigkeit”和“häufung”这两个词。它们都来自于“Haufen”，这一词根，意指“堆积”。］
[20]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也可参阅《释梦》（1900a）。］
[21]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2讲。所有的一切又可见于《释梦》（1900a）。］
[22]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
[23] ［参阅《精神分析新论》（1916~1917）第31讲。］
[24] ［最后三段的主题最早载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三章。在本讲演后面第32讲中对它有更进一步的提示。］
[25] ［在《精神分析与治疗》（1941）的英文编者语中记载着一系列弗洛伊德关于该主题的文章，琼斯（1957）在他的传记第3卷第四章中，对弗洛伊德关于神秘主义的态度作了综合概述。］
[26] ［即检验事物以看它们是真是假。这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a）中有论述。又见于《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3讲。］
[27] ［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第四章中，对这种“非理性快乐”有详尽论述。］
[28] ［引自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
[29]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五章中类似的论述。］
[30] ［这个例子最早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一文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31] ［在其死后出版的弗洛伊德早期论文《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1921］）中详述了算命先生通过无意义的活动分散问卦者的注意力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潜意识心理过程释放的方式。在此，他比较了在某些诙谐中类似“分散状态”的应用，这可参阅他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更早期在其技术性文献《癔症研究》（1895d）中，他对几种特定的催眠术，特别对早期通过按压患者前额而使之遗忘的方法作了同样的解释。（标准版，第2卷，第271页）这在其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讨论催眠术时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可比较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中对指向某种自动行为的注意力干扰此行为的表现这一事实的一些评论。］
[32] ［此事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叙述更为详尽，有几处微小改动，而在1925年的论文第三部分中则叙述较为简练。］
[33] ［《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这一案例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34] ［《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也有一些详述，但此处在有些方面更加充分。］
[35] ［该例应称为“第三例”被收录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在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中说明了它的省略情况，在英文编者导言中对它作了评述，同上，第175页。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原始材料被保存下来了。它与这里所作的描述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怀疑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但应补充说明的是，自1955年这一卷的标准版著作出版后，那份原稿不幸再次莫明其妙地遗失了。］
[36] 弗西斯（David Forsyth，1877～1941）博士是伦敦查林十字医院的咨询医生，他是1913年创立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最早成员之一。
[37] ［杰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
[38] ［即“民众大学”，提供英国人所说的“成人教育”。］
[39] ［当然，“Freund”系德文中“朋友”之意。弗洛伊德曾为他写过令人感动的讣告（1920c）。］
[40] ［弗洛伊德身后发表的《精神分析和心灵感应》（1941d）一文的引言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些思想（标准版，第18卷，第177～181页）。］
[41] ［此讲中大部分材料（和某些细节阐述）来自于《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一、二、三和五章。］
[42] ［“Gewissensangst”字面意思是“良心的焦虑”，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编者注中有关于这个词的论述（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
[43] ［参阅第109页（指标准版第22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44] 如一个自我趋向于相似的另一个自我。
[45] ［这个问题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实际上只极为简单地提及过（参阅第26讲后半部分，标准版，第16卷，第427～428页）。认同是《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七章的主题；超我的形成在《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中有详细论述。同上，第19卷第28页。］
[46] ［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一文中有论述，另外，在那里，英文编者注释处理了弗洛伊德对“意象”（image）这一术语的使用。］
[47] ［该段，尤其是“自我理想的载体”这部分有些含糊。当弗洛伊德在《论自恋》（1914c）的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时，他区分了自我理想本身与“一种特殊心理功能，这种功能的任务是认识自恋从自我理想中获取满足的情况，并根据此认识，用自我理想监视和评价实际的自我”。与此相同，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中，他论及一个人感到“自我中有一种支配性的功能，它根据理想自我来评价实际的自我及每个活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但在他后期的一些文章中，理想和执行理想的功能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在此，这种情形可能再现，超我可能被等同于执行功能。在其后3段中术语“Idealfunction”（理想功能）的使用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导言中论述了整个主题。］
[48] ［在后面第34讲论述了他们的观点。］
[49] ［参阅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一文的注脚。］
[50] ［见埃米尔·鲁德韦格（Emil Ludwig）著《威廉姆二世）（1926）。］
[51] ［关于“Idealfunction”（理想功能），参阅前面的注释。］
[52]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
[53]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4讲。标准版，第15卷，第64页。］
[54] ［德国医生，弗洛伊德被其不同凡响的观念所吸引。］
[55] ［该词在德文中为“Es”，英文一般相应的词是“it”。］
[56] ［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发展的阐述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的英文版编者导言中。此外，自《自我与本我》后，缩写形式“Ucs”就不再被使用，直至《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出现过一次。］
[57] ［值得注意的是，仅在此文大约一年前，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和布莱特（W.C.Bullit，在那时是驻柏林的美国大使）关于威尔逊总统的合作研究，他严厉地批判了威尔逊总统的政策，这项成果至今（1962）未发表。］
[58] ［此处弗洛伊德把本能视为某种生理的东西，心理过程则是它的表现。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语中有关于该问题的大量阐述。］
[59] ［系指康德理论，参阅《超越快乐原则》（1920g）。］
[60] ［在《论潜意识》（1915e）第五部分中全面列出了弗洛伊德关于此问题的说明，并追溯了最早的文章。］
[61] ［弗洛伊德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及这一差异。特别可参阅《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论文中第五部分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g）。在两文中，他把这个区分归功于布洛伊尔（Breuer），而且显然他打算为《癔症研究》（1895d）作注释，以说明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在《论潜意识》（1915e）中他论述道，在他看来，这个区别代表着我们对神经症能量特征至今所获得的最深刻的认识。参阅其后第89页的进一步注释。］
[62] ［关于本我的论述，主要根据《论潜意识》（1915e）一文第五部分。］
[63] ［即“Perceptual conscious”（“知觉意识”）。］
[64] ［见第33页脚注。］
[65] ［第89页有进一步的论述。］
[66] ［弗洛伊德在其论文《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对此阐述了一些他的看法。］
[67] ［实际上，弗洛伊德在这些讲演中似乎并未回到该主题——他已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三章中详尽地论述了自我的这个特征，尽管他在后期论文中（特别是《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特别强调自我的综合倾向，但在自我的早期描述中，并未明确使用这个概念，例如布洛伊尔时期，对于受压抑的观念，他几乎总是使用术语“不相容”——即不能被自我综合。其《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论述亦然。］
[68] ［见前面第73页第2个注释。］
[69] ［若该示意图与《自我与本我》（1923b）中那个类似的示意图相比较，我们可看出在这件事上以前的那示意图与现在的这幅有根本差别，即前者没有指出超我。但该书中的后一节说明了这种缺乏的理由。在这些讲演的初版中，该示意图与《自我与本我》（1923b）中的那幅一样，是竖着印的。而在两种全集版（G.s和G.W）中，为了某种原由（可能为节省空间），该图则横着印刷，而其他方面均未改变。］
[70]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超我》的最后一章说过类似的话。］
[71] 苏伊德海（Zuider Zee）原为北海的海湾，位于荷兰西北。13世纪时海水冲击内地，同原有湖沼汇合而成。1932年，荷兰人建成长29公里，宽90米，高出海面7米的堤坝，把苏伊德海同北海分开，上有公路，下有水闸，可通小型渔船，内部相当一大部分的水已被排干，改造成了圩田。——中译者
[72]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中的更详细论述。］
[73] ［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结尾处，弗洛伊德用几段相同的语言说明了这个观点。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也有几处对此进行论述。关于焦虑这个主题的比较重要的见解，主要来自后期研究。］
[74] ［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英文编者导言中的一些早期论述。这个观点也见于《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两个病案分别是“小汉斯”和“狼人”。］
[75] ［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四章，那里研究的是“小汉斯”和“狼人”等案例。］
[76] ［这些在该讲后面有论述。］
[77] ［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78] ［弗洛伊德在《释梦》第2版（1909）的注释中首次发表了这个评价。但有理由相信，他的理论在更早期就已被其维也纳的追随者所相当熟悉了。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的编者注。］
[79] ［对兰克的出生理论的评价详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80] ［在上次讲演中，弗洛伊德已经提及这种延续的思维活动，把它当作自我主要功能之一。作为实践性的、小规模的活动的思维这一概念——“现实性实验”的根本成分——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最早和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与他关于原发性和继发性的精神过程的区别紧密相联。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895年《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16］［17］［18］中，并在同一著作的第三部分（1950a）第三节再次得到论述。在那里所阐述的显然是神经病学术语，但在《释梦》（1900a）第七章中，它又作为纯心理学的术语重现。此外，又见于《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6b），《论潜意识》（1915e）第五部分、《自我和本我》（1923b）第五章和《否定》（1925h）中。它最后一次出现于《精神分析纲要》（1940［1938］）这部弗洛伊德最后的主要著作中。］
[81] ［关于因反精神贯注而产生自我改变的观点，很可能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著作中已形成了，如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中。后来出现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一书中，并在很晚期的一篇学术性文章《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的第二、五部分进一步加以阐述。］
[82] ［作为一种处理不愉快的心理事件的正常方式，“重新唤起”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最早概念之一。例如，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初步交往时期，弗氏曾在一次论癔症的讲演中说：“附带提一下，一个健康的心理机制有很多方法对付心理创伤的影响……即通过联想重新唤起它……”（1893h）］
[83] ［本段的前部分起源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开始的论述。后部分则是以《压抑、症状与焦虑》（1926d）的第十一章（A）为基础，在《性格与肛欲》（1908b）的编者注释中有对关于性格的早期阐述的说明。］
[84] ［参阅弗洛伊德的一篇心理玄学论文《压抑》（1915d）和《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
[85] ［参阅《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
[86] ［该术语是对沙可（Charcot）术语的重复，可追溯到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最早期论述。比如参阅《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这篇论文。］
[87]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弗洛伊德仍坚持至少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中所释放的东西，正是未被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而在这里，旧理论的最后痕迹也被消除了。］
[88] ［字面意义为“驱力”，这个德文词通常这样翻译，但“本能”一词已在标准版中普遍使用，其理由已在第1卷的总导言中作了解释。］
[89] ［本段的内容大体上是《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开始部分的重复。］
[90]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曾详细论述了该术语，该讲包括了本段前部分的内容。］
[91]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详尽论述了“前期快乐”（fore-pleasure）。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的专著中对“前期快乐”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且数次出现于该书中。］92
[92] ［这些在第100～102页会有论述。］
[93] ［参阅《婴幼儿的性器构造》（1923e）。］
[94] ［指力比多发展的这样一些阶段，在其阶段中，固着作用倾向于某些特殊的神经症。参阅《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一书。“倾向点”这一术语出现于施雷贝（Schreber，1911）的分析中。］
[95] ［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2讲。］
[96] ［这个观点也可能与阿伯拉罕192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关。］
[97] ［阿伯拉罕，1924年英译本，第500页。］
[98] ［参阅弗洛伊德的早期论文《儿童性理论》（1908c）。］
[99] ［弗洛伊德在1920年为《性学三论》（1905d）第2版增写的一条注释中，概述了萨洛梅的文章。］
[100] ［该例已于1919年补充到《释梦》（1900a）第六章中。］101
[101] ［后两段的大部分来自《本能及其变化》（1917c）。但这里有一些新增的观点。《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0讲已间接谈到该问题。］
[102] ［实际上，弗洛伊德在很早的论文《性格与肛欲》（1908b）中就已指出了这些关系。］
[103] ［弗洛伊德在此不久前写了一篇专论此主题的短小论文（1932a），被引用到该讲后面第187页，并在编者语中可找到相当充分的另一些说明。］
[104] ［纳西瑟斯是神话中爱恋自己的人。］
[105] ［但请参阅本讲第77页的论述：“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于本我中的本能要求。”还请参阅第105页上关于和破坏性本能有关的自我和本我的论述。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附录二中详细地论述了整个问题。］
[106] ［关于性变态行为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0讲和21讲。］
[107]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
[108] ［参阅第103页第一个脚注。］
[109] ［原文为“Instinkt”，下两行的本能原文为“Triebe”。］
[110] ［关于强迫性重复和死的本能的阐述，几乎全部来自于《超越快乐原则》（1920g）。而在后期的论文《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则对性受虐有更详细的阐述。］
[111] ［参阅《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中长长的脚注。］
[112] ［关于罪疚感的主要阐述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和《文明及其缺憾》第七、八章（1930a）。］
[113] ［弗洛伊德在距此不久前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详细阐述了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特别是该书第五、六章中。而他关于此问题的看法的历史可追溯到那本书的编者导言中。］
[114] ［该讲主要建立在早期的两篇论文《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和《女性性欲》（1931b）的基础上，但本讲主要涉及成年妇女，包含着新的材料。在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第七章中，再次返回这个主题。］
[115] Heads in hieroglyphic bonnets, Heads in turbans and black birettas, Heads in wigs and thousand other.Wretched, sweating heads of humans 海涅《北海》（第二部分第七篇，“问海”）。
[116] ［弗洛伊德在其《性学三论》（1905d）初版中阐述了双性特征，该部分包括一个很长的注脚，该注脚被补充到了该书后来的各版中。］
[117] ［即把两个相区别的事情混淆为一个，该术语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0讲中作了解释。］
[118] ［在《性学三论》1915年第3版增加的一个长注脚中，阐述了寻求“男性的”和“女性的”的心理之意义的困难，又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四章末的一个更长的注脚的开头中再次阐述了该困难。］
[119]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1讲。］
[120] ［在其关于癔症病因的早期论述中，弗洛伊德经常提及成人的诱奸，并视它为癔症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如可参阅关于《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和《癔症的病因》［1896b］）。但在这些早期出版物中，他没有任何地方特别归罪于女孩的父亲。诚然，在1924年为《全集》中《癔症研究》的重印本所写的一些增补注脚中，他承认在两种场合中隐瞒了父亲的责任。然而，他在1897年9月21日给弗利斯（Fliess）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69），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在该信中，他第一次表达了对病人述说的这些故事的怀疑。他们第一个公布的对该错误的承认是几年后在《性学三论》（1905d）中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但是，关于这种态度的更详细的说明，出现于收入洛温费尔德（Läwenfeld）编的《论神经症病因》（1914d）文集中的论文中。后来弗洛伊德两次说明发现这一错误对他自己思想的影响——见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和《自传研究》（1925d）。本文该段描述的进一步发现，则在《女性性欲》（1931b）中就已有所预示。］
[121]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2讲和第23讲。］
[122]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论文（1912f）中最全面地阐述了手淫，在那里还提供了一些别的说明。］
[123] ［参阅第133页。］
[124] 原文uncient疑为ancient之误。——中译者
[125] ［参阅《论自恋》（1914c）第二节。］
[126] ［这种观点早在《禁忌与童贞》（1918a）中就讨论过。］
[127] ［弗洛伊德似乎是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的注脚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又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中重申该观点。上述第66页所举的实例表现了可能存在的例外。］
[128]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二章中的有关论述。］
[129] ［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
[130] ［是指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著名的丹麦学者。弗洛伊德一直对他很钦佩，弗洛伊德1900年3月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他按照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释梦》（1900a）送给下榻旅馆的布兰戴斯；但不知道是否有所反响。参阅弗利斯信131（弗洛伊德，1950）。琼斯在其传记（1957）第3卷中提及他们的会晤（发生于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给他侄子的一封信中再次论述此事（弗洛伊德，1960a，信229）。］
[131] ［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观点的批判主要见于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在该书的编者导言中，为弗洛伊德作品的另外段落提供了一些说明，在那些文章中材料已经有所论述。可能令人吃惊的是，在当时讲演中，他并未提及荣格的背叛，除了在后面第143页上有小小的不明确的暗示，而且，弗洛伊德希望读者把阿德勒的观点放于首位。这与《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的某些评论相一致，在该书中，他说：“在这两种正在争论的运动中，阿德勒的观点无疑更为重要。”］
[132] ［该镇原名弗莱堡（Freiberg），后更名为普莱波（Pribor）。］
[133]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
[134] 华伦斯坦（1583～1634），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者
[135] “Were the idea not so confounded clever, I'd be inclined to call it really stupid”
[136] ［更通常的形式是（来自于特伦施［Terence］）“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As many men, So many opinions）”］
[137] 暗指荣格，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另创分析心理学。——中译者
[138] 此处指兰克，奥地利精神分析家，提出意志疗法，强调出生创伤的重要性。——中译者
[139] ［这可能指斯泰克尔（Stekel）。］
[140] ［布洛伊尔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8讲。］
[141]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0讲。］
[142] ［尽管这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之间的种种关系的最长的阐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说明外，他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的第三章第三节较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还在普费斯特（Pfister）（1913b）和艾赫洪（Aichhorn）（1925f）所写的两本书的前言中论及该问题。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儿童性启蒙》（1907c）的主题，30年后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一文的第四节末再次论及。对它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第九、十章中，起因于谈论宗教教育问题。］
[143] 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是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自我心理学的奠基者，首创儿童精神分析法。——中译者
[144] ［德文“Erziehung”，在此和别处的论述中均译为“education”（教育），德文本词的含义远比英文词汇更丰富，它含有一般意义上的“培养”。］
[145] ［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尤其是第22讲和第23讲。在那里阐述了教育两难境地。］
[146] 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怪物。他们隔海而住，航海者在两怪物之间通过是异常危险的。“处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比喻危机四伏。——中译者
[147] ［这里请参阅弗洛伊德为艾赫洪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撰写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
[148] ［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7～28讲。］
[149] ［参阅标准版第12卷的最后注脚和《关于治疗技术的论文》（1911～1915）。］
[150] ［弗洛伊德为该评论作了一个前言（1930b）。］
[151] 卢德是法国西南部一个小城镇，该城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者
[152] ［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很可能想到了他的朋友费伦茨；几个月后，在他为这个朋友所写的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观点。参见后面第229页。］
[153] ［这段轶事的出处无从可寻。弗洛伊德在《写给关于手淫的讨论》（1912f）中已使用过它。］
[154] ［弗洛伊德后来的一篇文章《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就充分论述了精神分析法的各种有限性。］
[155] ［这个词可译为“A View of the Universe”（世界观），不过弗洛伊德自己在下面第二段解释了其含义。因在这个讲演中它出现了不少于30次，故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保留其德文形式，而且我们的语言差不多在任何情况下都已采用了该词。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二章结尾处有一段论述了该讲演主题。］
[156] ［海涅（Heine）（其文是：“With his nightcaps and the tatters of his dressing-gown he patches up the gap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这几句话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他在《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中阐述梦的润饰时提到了它们，在1908年2月25日给荣格的一封信（琼斯，1955，第488页）中再次提到。很多年以前，大约是1883年在给其未婚妻的信中就全文引用了该话。］
[157] ［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篇第一部分［4］的文章中，弗洛伊德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女性神灵”（female deities）。］
[158] ［在初版中，该话是：“在哲学家康德的著名论断中，他指出了星空的存在和我们的法则道德的存在，是上帝的伟大的有力证明。”而在《弗洛伊德全集》（1934）中，该话就变为上述所译的形式——无疑，很早以前就遗漏了他对康德同一段话的较早引证。］
[159] ［这一词参阅《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三篇文章，特别是其中第三部分。］
[160]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提及社会遭受来自于个体神经症那样痛苦的可能性。在《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篇第一部分（3）的文章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可能性。而宗教活动及强迫性行为的类比在更早的时候就被指出过（弗洛伊德，1907b）。］
[161]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九章中已考察过。］
[162] ［人们通常这样称呼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30～1916）。］
[163] ［弗洛伊德在写作本书时已76岁。］
[164]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宗教做了最详尽的评论。］
[165] ［这种悖论（被称为“Epimenides”）的最简单的形式是由那个说“我在撒谎”的人提供的。如果他正在撒谎，则他正在讲真话；而如果他讲的是真话，那么他正在撒谎。］
[166] ［弗洛伊德用“部落”（“horde”）术语是指相对较小的群体。参阅《图腾与禁忌》（1912～1913）。］
[167] 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938～1917），德国工程师。实用飞艇的首创者。1900年制成第一艘实用飞艇LZ-1号。——中译者
[168] 我在战争的第一年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的。
[169] ［参见第67页。］
[170] ［参见《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的类似段落，而且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这个词汇的意义做了总的评价：“我完全不在乎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
[171] ［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频繁地想起“文明过程”这个观念。他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好几处论述了这个观念，并在《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再次提到它。这个观念与另一个更有名的观念——即作为有机物过程的压抑的假说——密切相关。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的开头和末尾处两个长长的脚注中，他对这个观念做了充分说明。这个假说可追溯到1897年，在最近命名的作品的编者导言中充分阐述了该假说的历史。］
[172] ［1923年增注］参见我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中的有关论述，我曾在该文中表示对精神分析完全负责。
[173] 布洛伊尔医生（Dr.Josef Breuer），生于1842年，帝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以研究呼吸和平衡感的生理而著称。
[174] 该书中我所著的部分文章已由纽约的布里尔（A.A.Brill）博士译成英文，书名为《癔症论文选》（纽约，1909）。
[175] 我现在意识到并非如此，但是在我演讲时，我是把我自己和听众放回到了1880年以前的时期来考虑的。如果现在情况已经不同，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正在简述其历史的这些活动所造成的。
[176] ［这两个词最初即为英文。］
[177] 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标准版，第2卷，第34页］。
[178] 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标准版，第2卷，第39～40页］。
[179] 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标准版，第2卷，第38～39页］。
[180] 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同上，第54、58页］。
[181] 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那种纪念碑的现代复制品。据厄内斯特·琼斯博士告诉我，“Charing”一词源于法文“chère reine”（心爱的王后）。
[182] ［法文为“dual consiousness”。］
[183] 这是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例，是《癔症研究》中详尽描述的第五个病例。
[184] ［此处的原德文词“Einfall”，经常被翻译成“联想”（association），但后者是个易引起争议的词，所以这里尽可能回避这个词，甚至不惜做出这么长的解释。当我们碰到“freier Einfall”，则无可避免地要译成“自由联想”（虽然仍会引起非议）。］
[185] ［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对这段趣闻有更详尽的论述，而且恰好这是一个美国式的诙谐。］
[186] ［这句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引入《释梦》第2版（1909）中。标准版，第5卷，第608页。］
[187] ［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188] ［参见弗洛伊德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189] ［参见《性学三论》（1905d）。］
[190] ［“盾形徽章”（the coat of arms）代表一条船，这条船可能表示，“它在风浪中颠簸，但并没有沉没”。弗洛伊德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两次提到这则格言，这和他自己的心态有关（弗洛伊德，1950a，信119和信143）。］
[191] 此为标准版第14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192] ［迄今为止，《国际精神分析年鉴》一直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现在，弗洛伊德本人成了唯一的指导者，而编辑职务则由阿伯拉罕和黑奇曼（Hitschmann）接替。也请参见第46页以下。］
[193] 见我发表于克拉克大学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见第30～31页］。
[194] ［这里似乎有个错误。在布洛伊尔的贡献之中，他使用“转换”（或它的衍生物）这个术语至少有15次。但却只有一次（在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时，标准版，第2卷，第206页），他在括弧内加上了弗洛伊德的名字。似乎很可能弗洛伊德看了布洛伊尔的某些最初的手稿，并且劝说布洛伊尔在印出的书里不要更多地加上他的名字，只写一次即可。第一次出版时使用这个术语是在《癔症研究》（1893~1895）之前，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之中。］
[195] ［弗洛伊德在1885~1886年冬天曾在巴黎的萨尔拜特里尔工作过。参见其《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a［1886］）。］
[196] ［1889年，弗洛伊德在南锡（Nancy）度过了几个星期。］
[197] ［参见第63页。］
[198] ［这是一个错失，应该是1900年。见标准版，第7卷，第5页。］
[199]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一书中，弗洛伊德复活了“防御”这个术语，用它来表示一种一般的概念，而“压抑”则表示这个一般概念的分支。］
[200] 即安娜·O。——中译者
[201] ［见布洛伊尔所写的关于安娜·O的病例史的第二自然段，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893~1895）中，标准版，第2卷，第21页。］
[202] ［在英文原版中，更全面的评述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第1卷（1953年，第246页以下）中发现。］
[203] ［关于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关系的讨论可在标准版第2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
[204] ［鲁道夫·克罗巴科（kudoff chrobak，1843～1910）从1880～1908年在维也纳大学任妇科教授。］
[205] ［布罗阿代尔（P.C.H.Brouardel，1837～1906）于1879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法医学教授。弗洛伊德在他的《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a（1886）］，以及在给波克（Bourke）写的《世界各地有关粪便的习俗》序（弗洛伊德，1913k）中，曾很赏识地提到他。］
[206] ［预期弗洛伊德这些观点的其他事例在他的《关于分析技术的史前史的说明》（1920b）中得到了讨论。也请参见后面对波普-林库斯（Popper-Lynkeus）的评论（第20页）——厄内斯特·琼斯对弗洛伊德从19世纪早期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那里间接地获得“压抑”一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1953年，第407页以下）。参见编者对论压抑这篇论文的注释（第143页）。］
[207] ［弗洛伊德对他的理论做这种修正的现代说明，可以在1897年9月21日他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1950a，信69）。他几乎是在十年以后才在一篇发表的论神经症中的性欲的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这件事（1906a，标准版，第7卷，第275页），也请参见编者对《性学三论》（1905d，同上，第127页以下）所做的注释。］
[208] ［关于斯泰克尔的影响的更长的讨论，包含在弗洛伊德1925年为《释梦》（1900a）第6章（五）（标准版，第5卷，第350～351页）中论象征主义那一节所增补的一段话里。］
[209] ［见弗洛伊德论述这个问题的两篇论文，1923f和1932c——在本句中“著名的”一词是1924年加上的。］
[210] ［弗洛伊德对他的自我分析的重要方面的现代说明，可在他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找到（1950a），特别是在1897年10月写的第70封和71封信中。——他并非总是像上文中那样采取一种合适的自我分析的观点，例如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1950a，信75），他写道：“我的自我分析仍然被打断了，我已经认识到了原因。我只能借助于客观地（像一个局外人那样）获得的知识来分析我自己。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会有（神经症）这种疾病了。由于我还在我的病人中发现了某些难题，因此这些难题一定耽搁了我的自我分析。”同样，在他生命的晚期，在对论失误动作（parapraxis）一文的一个短注中（1935b），他匆匆地说道：“在自我分析中不完善的危险性特别大。人们很容易满足于部分的解释，在其后抵抗会很容易地阻挡住一些或许更重要的东西。”他在给E.匹克沃斯·法罗（E.Pickworth Farrow）的一篇提出自我分析发现的论文（弗洛伊德，1926）作序时所用的小心翼翼地赏识的词语，可能会与这些观点相反。不管怎么说，在训练分析的情况下，他以强烈的话语支持用某个其他人来进行分析的必要性——例如，在本文之前不久写的一篇论技术的论文中（1912e）和在很久以后的一篇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
[211] ［克拉夫特-埃宾（R.von Krafft-Ebing，1840～1903）是斯特拉斯堡（1872～1873）、格拉斯（1873～1889，他还在此指导过一个省立心理医院）和维也纳（1889～1902）的精神病学教授，他也因对犯罪学、神经病学和性精神病学的研究而驰名。］
[212] ［参见在赫伯尔的《吉杰斯和他的戒指》，第五幕第一场中提到的康德里斯（Kandaules）对吉杰斯（Gyges）说的话。］213
[213] ［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214] ［这句话在弗洛伊德对沙可的讣告（1893f）中是以略有不同的词语出现的。］
[215] ［但是，请参见编者对《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4页以下）所做的导言。］
[216] ［参见第10页的脚注②。］
[217] ［这件轶事的续集将在弗洛伊德的《自传研究》（1925d）的第五节的开头找到。］
[218] ［见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
[219] ［这里指的是威廉·斯泰克尔。］
[220] ［1924年增注］现在是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长［见标准版，第17卷，第267～268页］，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杂志》和《意象》杂志的编辑［见原版第47页］。
[221] ［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当时是苏黎世公立精神病医院的伯格尔斯立地区的领导人。］
[222] ［1924年增注］“精神分析门诊部”在柏林的最后创建者［见1923g和1930b弗洛伊德对此做的两个短注］。
[223] ［阿尔弗里德·霍奇（Alfred Hoche，生于1865年），弗莱堡的精神病学教授，他曾特别强烈和辱骂性地攻击精神分析。他在巴登的一次医学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医生中的一种精神流行病》的论文（霍奇，1910）。］
[224] ［这个错误的日期出现在所有的德文版本中。该病例发表于1896年5月。它位于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第三节中。］
[225] ［弗洛伊德似乎是在一篇论法律诉讼证据的论文中（1906c），首先从荣格那里借用这个术语的。但是，他本人似乎很久以前曾在《癔症研究》（1895d）中为埃米·冯·N小姐（Frau Emmy von N）的病例所做的脚注中，在非常类似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标准版，第2卷，第69页脚注）。］
[226] 霭理士，1911年［弗洛伊德本人向在悉尼召开的同一个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1913m，1911）］。
[227] 格里弗（G.Greve），1910年。［弗洛伊德为此写了一个摘要（1911g）。］
[228] ［这个名字是1924年增补上的。］
[229] 荣格1910a和1910b。
[230] ［1924年增注］见普特南的《精神分析演讲》（1921）［弗洛伊德曾为此书作序，（1921a）。普特南死于1918年。（见弗洛伊德为他写的讣告）（1919b）］。
[231] ［这两位作者的出版作品都在全集当中。布里尔（1912），琼斯（1913）。］
[232] ［E·莱吉（1855～1918）从1905年起任波尔东的精神病学教授。］
[233] ［1924年以前，这句话读作“一种只对象征作用表示反对的殚精竭虑的富有理解力的描述”。］
[234] 指国际医学大会。
[235] ［参见让内（1913）和琼斯（1915），也请参见《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的编者脚注，标准版，第2卷，第12～13页。］
[236] 在欧洲对梦的解释和对精神分析的第一次官方承认是由黎登大学校长，精神病学家杰尔杰斯玛（Jelgersma）在1914年2月9日他的校长演说中传播给他们的。
[237] ［1923年增注］当然把1914年写的这个说明说成是“最新式的”［最初用英文出现］，并不是我的意图。我将只补充几句话来说明，这描述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间隔期间是如何改变的。在德国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渗透到临床精神病学中，虽然这并非总能得到允许。在过去几年中出版我的著作的法文译本也终于引起了法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强烈兴趣，虽然当时在文学界比在科学界更活跃。在意大利出现了（上若切拉的）莱维·边齐尼（M.Levi Bianchini）和（的里雅斯特的）艾德都·魏斯（Edoardo Weiss）作为精神分析的翻译者和拥护者。在马德里出版的［由洛佩斯·鲍里斯特洛斯（Lopez Ballesteros）翻译的］我的著作的全集版就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对精神分析产生极大兴趣的证明（利马的H.戴尔加多教授）。在英格兰，我的上述预言似乎正在稳固实现的过程中；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特别中心已在英属印度的凯尔库达形成。在北美更真实的情况是，对精神分析的透彻理解尚未跟上它的声望。在俄国由于这场革命，精神分析研究又在几个中心地区重新开始。在波兰“Polska Bibljoteka Psychoanalityczna”现正在出版中，在匈牙利一个卓越的分析学派正在费伦茨领导下蓬勃发展［（参见，为纪念他50岁生日而发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弗洛伊德（1923i）的一个评价）］。目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然是最不肯接受精神分析的。
[238] ［简·奈尔金（Jan Nelken）在1911年魏玛大会上。对这篇论文的进一步说明可在奈尔金（1912）的著作中找到。］
[239] 参见兰克《艺术家》（1907），萨杰（Sadger，1909）、赖克（Reik，1912等）和其他作家的分析，我自己的著作《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和阿伯拉罕对塞甘提尼的分析（1911）。
[240] ［所有的德文版本都把这个日期误写为1910年。］
[241] ［弗洛伊德曾为此书作序（1913b）。］
[242] 阿德勒和富特缪勒（Furtmüller），《治愈和教育》，1914年。
[243] 参见我为《科学》杂志写的两篇文章（1913j）。
[244] ［本句的最后那个从句是1924年补上的。］
[245] ［这可能是指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血统。］
[246] ［席勒《小学徒》，Ⅱ，7。］
[247] ［这两行诗是歌德晚年以讽刺诗体写的，其中魔鬼撒旦代表对拿破仑的强烈谴责，弗洛伊德引用的这两行诗是上帝父亲的回答。早在许多年以前（1896年12月4日），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同一诗句作为论“抵抗”一章的启示警句。（弗洛伊德，1950a，信51）关于弗洛伊德引用的语录目前在这方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并非互不相容）。他可能把这些诗句用于针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提出的那些批评，或者也可能讽刺地指向自己竟在这些琐碎小事上浪费时间。——大家也可能会注意到，为方便不懂德语的读者，“Jüngsten Tag（末日）”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写成大写字母“J”的。］
[248] ［这个人名是1924年增补的。］
[249] ［1910年弗洛伊德已54岁。］
[250] 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251] ［见弗洛伊德为该系列论文所做的内容简介（1907e）。］
[252] ［1924年增注］此后又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包括萨杰的著作（第16和第18期），基尔霍茨的著作（第17期）。
[253] ［见第7页注。］254
[254] ［1924年增注］战争一开始这份杂志［只发行了一卷（1914）之后］就停止出版了。
[255] ［第2卷是以前编辑出来的，事实上应该是“第3卷”。这几卷的日期是从10月到次年9月。］
[256] ［1924年增注］这两种刊物的出版于1919年迁至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目前（1923），这两种刊物都出版到第9卷（实际上《国际杂志》出版了11年，《意象》杂志出版了12年。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国际杂志》第4卷停刊不止一年，即1916～1918年；《意象》杂志的第五卷停刊于1917～1918年）。当第6卷开始发行的时候，《国际杂志》的标题上去掉了“医学”一词。
[257] ［1924年增注］1920年厄内斯特·琼斯着手为英美国家的读者创办《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258] 阿德勒，1907年。
[259] ［“好像”和“难懂的话”这两个词都曾经在阿德勒的著作中显要地出现过。］
[260] ［见《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490页。］
[261] ［从疾病中原发性获益（primary gain）和继发性获益（secondary gain）的全面讨论，将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中找到。］
[262] ［“男性抗议”一词是阿德勒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的一篇论文《生活与神经症中的心理雌雄同体》中提出来的。论文摘要发表在《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年鉴》（1910）第2期，第738页，论文的全文发表在《医学进展》杂志上，（1910）第28期，第486页。］
[263] ［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孩子挨打”：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0页的结尾部分，以更长的篇幅论述了阿德勒对压抑的解释——关于对自恋的“男性抗议”的讨论将在英文版发现（第92页）。］
[264] ［参见《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
[265] ［参见弗洛伊德在1915年给《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论文第四节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19页以下。］
[266] ［“leotlime”（指导路线）是阿德勒常用的一个术语。］
[267] ［这个说明在1915年弗洛伊德给《性学三论》的第二篇第五节补加的一段话里重复过，标准版，第7卷，第195页。在他后来的关于区分两性的（1925j）论文中做了更正。］
[268] ［对这个事实的说明是弗洛伊德对“狼人”分析（1918b）的主要论点，在本文写出后几个月弗洛伊德就开始起草“狼人”。］
[269] 这个摘要将在《精神分析中心杂志》第1期第371页找到。
[270] ［参见1914年给《释梦》增补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5卷，第579～580页）。］
[271] ［保罗·杜博瓦（Paul Charles Dubois，1848～1918）］是伯尔尼市的神经病理学教授，20世纪初由于他用“劝导法”（persuasion）治疗神经症而有些名气。
[272] 我知道有些反对意见是利用病人的叙述，因此我将特地说明，向我提供情况的这个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完全能形成判断。他是完全自愿向我提供这个情况的，我未经他的同意就利用了他转达的信息，因为我不能容许精神分析的技术有任何权利要求得到医学判断的保护。
[273] ［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348页。］
[274] ［弗洛伊德曾在《论释梦的理论和实践》（1923c）中的第七节对这一段的这个主题以更长的篇幅进行了讨论。也请参见1925年他给《释梦》（1900a）第六章（一）加上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
[275] ［这个格言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的一个脚注中被引用过。］
[276] 第二个假设见第四章。——中译者
[277] 该精神结构的最古老的部分在整个一生中都是最为重要的，进而精神分析的考察就开始于此。
[278] 富有创见的作家已经想象出了此类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是从生命体的实际历史得到了解的。
[279] 有关基本的力量或本能的这一图景，尽管一直引起分析家的许多反对，但早已为亚克拉格斯（Acragas）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所熟知。
[280] 参见这样的提法，人是来自一种哺乳动物，该哺乳动物在5岁时就达到了性成熟。但是，某些主要的外部影响施加到了物种的身上，结果打断了性发展的直接进程。与动物相比，人的性生活的其他变化都可与此相联系——像废除力比多的周期性，在两性关系中利用月经期的作用。
[281] 出现的问题在于，是否满足纯粹的破坏性的本能冲动可以被感受到快乐，是否纯粹的破坏没有任何力比多的混合就会发生。保存在自我之中的死本能的满足似乎并不会产生快感，尽管受虐狂表现出了一种完全与施虐狂相类似的融合。
[282] 早期阴道兴奋的出现常常得到了肯定。但是，问题最有可能出在阴蒂的兴奋——也即与阴茎相似的器官。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个阶段描述为阳具欲期。
[283] 一个极端的思想路线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忽略这一基本事实的心理学，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是其典型的代表。
[284] 第一个基本假设见第一章。——中译者
[285] ［弗洛伊德最早常用来等同于心理能量的一个术语。］
[286] 可以从一个尚未受委任的官员的行为看到相似的东西。他平静地接受来自上级的惩罚，但却把他的愤怒发泄到他碰到的第一个无辜者身上。
[287] 在俄狄浦斯传说中，阉割也有一席之地。以梦为证，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的罪行之后而盲目地处罚自己，就是对阉割的象征性替代。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种系发生的记忆痕迹可以解释该威胁的特别可怕的作用——这一记忆痕迹来自于史前的原始家庭。当时，如果儿子作为同一妇女的竞争者而给父亲造成了麻烦的话，妒火中烧的父亲实际就要夺去他儿子的生殖器。割礼这一原始的习俗是对阉割的另一象征性的替代，它也只能被理解为是顺从父亲意志的表达（参见原始人的青春期仪式）。上述的民族当中和并不禁止儿童手淫的文明当中，那些事件所采取的形式还没有得到过考察。
[288] 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很可能是个假名，背后隐匿了许多未知的谎言。牛津的伯爵爱德华·迪·维尔，被认为正是莎士比亚著作的作者。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失去了他所敬爱的和所钦佩的父亲，而他完全遗弃了他的母亲，因为母亲在丈夫死后很快又订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