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两种活动。它们形成了症状并且应该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压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推测以说明其目的和技术。这种辅助的和替代性的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它有助于我们说明真正的压抑在其功能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活动场景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讨一下自我以什么样的韧性来坚持它与现实和与意识的关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维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得过度贯注和爱欲化的——那么，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压抑的这些变化形式。

我提出的两种技术是抵消（undoing）已经做过的事和隔离作用（isolating）。[295]其中，第一种具有广泛的含义，并可追溯到非常久远。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巫术。其做法是力图借助于运动象征作用，不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经验或印象）的后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经过考虑之后才选择“消除掉”这个术语的，为的是提醒读者，这种技术不仅在神经症中，而且在巫术活动、民众风俗和宗教仪式中也发挥着作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抵消所做过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状［第113页］中遇到的，在这种症状中一种活动被第二种活动抵消了，这样就好像哪一种活动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两种活动都发生了。抵消作用的这个目的是强迫性仪式的第二个潜在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现或重复出现某一特殊事件。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发现：采取预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试图通过“使某件事情未曾发生过”而消除这件事则是非理性的，并带有巫术性质。人们当然会猜想后者是两者之中更早的动机，是从人们对环境的泛灵论态度开始的。在一个人决定把某一件事视为未发生过的[296]情况下，这种抵消的努力就逐渐变成了正常行为。但是，既然他将不对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进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后果，那么，神经症患者便力图使过去的事件本身成为不存在的。他将力图用动作手段来压抑它。同一种目的或许可以说明在这种神经症中经常遇到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可服务于许多相矛盾的意图。当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发生时，它便被一种不同方式的重复所抵消了，因此，为了进行这种重复而存在的所有动机也开始起作用了。随着神经症的进行，我们常常发现，为了抵消某种创伤体验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状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动机。这样，我们便出乎预料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动作式的防御技术，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并非不准确）压抑技术。

我们首次着手描述的这些技术中的第二种，即隔离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也在运动领域发生过。当病人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当他自己做了某件对他的神经症有某种意义的事情时，他便插入一段间歇时期，在此期间没有更多的事情必定发生——在此期间他必须什么也不去感知，什么事情也不做。[297]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行为，我们不久便发现它和压抑有关。我们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种创伤性的经验被遗忘症所制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会发生：经验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剥夺了其情感，它的联想性联系受到压制或阻碍，这样一来它好像是被隔离开来，不能在通常的思想过程中再现。这种隔离作用的效果和遗忘症的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这种技术在强迫性神经症的隔离作用中得到了重现；而且在此同时它还得到了基于巫术目的的动作强化。以这种方式分离开来的成分正是那些通过联想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动作隔离作用意味着保证思想联系的中断。正常的集中现象为这种神经症程序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过程或活动同时提出的要求所阻断。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离开的也不只是那些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适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适用的东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干扰的那些曾经聚集在一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分离开来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父亲情结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或者在他的爱的情绪中与其排泄器官有联系的冲动。因此，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离工作，以发挥其导引思想流的作用。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实施我们的分析技术时，我们被迫训练它暂时放弃那种作用，使之看上去明显地像平常那样。

我们都凭借经验发现，让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尤为困难的。他的自我会更加警惕，并且做出更明显的隔离作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度的紧张。当他在进行思维时，他的自我却不得不把大量——潜意识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倾向的表现——隔离在外。一定不要放松，而是要不断地为斗争做准备。它借助于隔离作用的巫术般的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中和隔离的强迫性。对病人来说，这些巫术般的活动以症状的形式，变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这样多的实际重要性，但其本身当然是没有用的，且具有仪式的性质。

但是，在这样尽力避免思想的联想与联系时，自我服从的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触摸的禁忌。如果我们自问，当什么避免触摸、联系和传染病会在这种神经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它会成为复杂体系的主题？答案是，触摸和身体接触是攻击性的爱的对象贯注的直接目的。[298]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但是，（在常规性武器发明之前）只能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的破坏性必须以身体接触为先决条件，进行殊死搏斗。“接触”一个女人已成为把她用作性对象的一个委婉语。不要“触摸”人的生殖器是用来禁止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c satisfaction）的一种用语。由于强迫性神经症是从阻挠爱欲接触开始的，然后，在退行发生之后，继续以攻击性为伪装阻挠接触，因此，在这种疾病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接触那样强硬规定的了，也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适合于成为禁忌系统的中心点了。但是，隔离作用却要去除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把事物从任何方式的接触中撤出来的方法。当神经症患者通过插入一段间歇期而把某种印象或某种活动隔离出来时，他是想使隔离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许他对那种印象或活动的想法与其他思想建立联想性联系。

这就是我们对症状形成进行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几乎用不着去对它们进行总结，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贫乏且不完全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情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除了恐怖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乱中的症状形成是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这三种神经症合并在一起考察时，便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刻不容缓。这三种神经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性作为它们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三种神经症中与自我相对立的动机力量都是对阉割的恐惧。然而，唯有恐怖症中这种恐惧才能浮到表面上来并得到承认。那么，在其他两种神经症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自我是怎样使自己不产生这种恐惧的呢？我们在回忆这种可能性时已经强调这个问题，并指出，焦虑是通过一种激动（fermentation）而直接从其过程已受到阻碍的那种力比多贯注中产生的。再者，我们能绝对肯定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作用（或防御）的唯一动机力量吗？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女性的神经症，我们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虽然在她们身上可以明确地肯定一种阉割情结的存在，但我们却很难在已经发生了阉割的地方恰当地谈论阉割焦虑。

第七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对幼儿的动物恐怖症（infantile phobias of animals）加以考察，因为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这种障碍比对其他任何障碍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须对一种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对象贯注（libidinal object-cathexis）加以抵抗——这种贯注要么属于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要么属于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相信，放过这种力比多对象贯注就等于造成阉割的危险。虽然这个问题已被讨论过，但仍有一个疑点尚需澄清。在“小汉斯”的个案——那是一个正性俄狄浦斯情结案例——中，究竟是他对母亲的喜爱还是他对父亲的攻击性才引起自我的防御呢？就治疗实践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两种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种纯粹的性爱情感。攻击冲动主要产生于破坏本能，而且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自我防御针对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知道“汉斯”对他母亲的温情依恋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后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压抑处理掉了，而症状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却在与攻击冲动的联系中产生了。在“狼人”的个案中，情况更为简单，被压抑的冲动——即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才是真正的性欲冲动，他的症状正是因这一冲动而形成的。

说来惭愧，经过如此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还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已下定决心，对任何事实，我们既不简化，也不隐瞒。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事实，我们也将至少能够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显然是我们有关本能的理论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起初，我们追溯了力比多在其连续发展阶段上的组织结构，即从口欲期经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础之上。后来我们发现，施虐癖实乃与性爱本能相对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这一新的观点将本能划分为两种，它似乎是要使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libidinal organization）的连续发展阶段的早期理论建构化为乌有。但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基础。解决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两种本能的各种不同比例的结合体。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修改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的观点。对某一对象的施虐性贯注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力比多贯注；同时，和对母亲的温情冲动一样，对父亲的攻击冲动完全也可以被压抑。当然，为下文着想，我们需切记如下可能性，即压抑是一个与力比多的生殖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具有特殊关系的过程，而且，当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组织水平上进行自我保护时，它会采用其他一些防御方法。但是，对于像“小汉斯”之类的病例，我们依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他的身上，攻击冲动确实是被压抑了，但这一压抑却发生在达到力比多的生殖组织水平之后。

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自我一旦认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焦虑信号，并通过快乐-痛苦动因（pleasure-unpleasure agency）（其作用方式我们尚一无所知）抑制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贯注过程。恐怖症就在这同一时刻形成，此时，阉割焦虑被引向另一个对象，并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亲阉割，而是被马咬伤或是被狼吃掉。这种替代形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爱的对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终止产生焦虑。属于恐怖的焦虑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它的对象被知觉到之后才能产生——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危险情境。害怕被父亲阉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亲根本就不在场。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但如果父亲被一只动物所取代，此时为了避免危险和焦虑，一个人只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汉斯”，实际上是给他的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他产生了不离开家的抑制，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马。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299]

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300]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ctive sign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c an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301]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手淫（solitary masturbation）的诱惑。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恐怖症机制（mechanism of 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但这样说似乎不够深刻。如果说，症状的形成是为了避免某种危险情境，通过焦虑的产生而发出其存在的信号，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危险就是阉割的危险，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阉割的事情。

如果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与死亡仅失之交臂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死亡感到恐惧的直接结果，并倾向于放弃阉割问题以及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问题。大多数观察过因上一次大战[302]而造成的创伤性神经症的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成功地断言，有证据表明，对自我保护本能的威胁本身就可以产生神经症，而不必掺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然而遗憾的是，任何对这种有价值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分析都未曾有过。[303]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这种分析会与性的病源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任何这类矛盾早就通过引进自恋这个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恋使自我的力比多贯注与对象的贯注相一致，并强调自我保护本能的力比多特点——而在于，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以对焦虑和症状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结论。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较简单的神经症结构的理解，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神经症可以仅仅产生于危险的客观存在，不需要心理结构的更深水平的参与。但是，关于生命毁灭的概念，潜意识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内容。阉割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加以理解，即粪便排出体外和断乳时失去母亲乳房的日常生活经验。[304]但任何与死亡相类似的经验都尚未被体验过；或即使有过，也未留下任何可观察的痕迹。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即死亡恐惧应被理解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且，自我予以反应的情况是被起保护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遗弃的情况——此即命运的力量——以至于它从此再也没有对周围所有的危险进行保护的措施了。[305]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验中，针对外部刺激的保护层被打破了，并因而造成过量的兴奋作用于心灵结构，以致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即焦虑不仅作为一种情感而发出信号，并且也从情境的经济条件中重新产生出来。

我上面所做的论断，即自我通过反复经历对象丧失而做好预备发生阉割的准备，使焦虑问题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至此，我们把焦虑看成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信号。但现在，因为危险经常是阉割的危险，焦虑似乎就表现为对丧失、对分离的反应。虽然这一观点立即会引起大量反对性的思考，我们却不能不被一个明显相关的事实所震惊。个体最初经历的焦虑体验（对人而言）是出生。客观地讲，分娩就是与母亲的分离。这也可以比喻为对母亲的一次阉割（将婴儿等同于阴茎）。现在，如果焦虑是分离的一个象征，并在随后每一次分离场合都产生，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因下面这个事实而不能使用这个相关，即出生并不在主观上被体验为一次与母亲的分离，因为胎儿作为一种完全自恋的存在，它根本意识不到母亲作为对象的存在。另一个反对的论证是，我们知道，对分离的情感反应是痛苦和悲伤，而不是焦虑。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记得，在讨论有关悲伤问题时，我们也未能发现，为什么悲伤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306]

第八章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做些思考。我们所明确需要的，是去发现某些能够告知我们焦虑究竟是什么的指标，以及使我们能够判明有关焦虑的陈述正确与否的标准。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焦虑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论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获得的无非是发掘出一些关于焦虑的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且在一个公正的人看来，这些观点很难分出孰优孰劣。所以，我建议我们应采纳一种不同的步骤。下面我想不偏不倚地收集我们所了解到的焦虑的全部事实，而不奢望达到一个新的综合。

首先，焦虑是我们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作为一种感觉，焦虑的一个尤为明显的特征是不快乐（unpleasure），但这还不是其全部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不快乐都可称为焦虑，因为具有不快乐特征的还有其他许多感受，如紧张、痛苦或悲伤。所以，除不快乐这一性质外，焦虑必然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征。关于这些不同的不快乐情感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够成功地加以理解吗？

就焦虑这种感受而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指出若干事项。它的不快乐特征本身似乎也拥有它自身的一个特征——它不是一件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它的存在很难加以证实，却又明白无误地存在着。但是，除了拥有这一难以分离出来的特殊特征而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焦虑伴有相当明确的生理感觉（physical sensations），这些生理感觉可能指的是身体的某些特殊器官。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焦虑的生理学，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提到其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中，最明显、最经常发生的是与呼吸系统和心脏有关的感觉。[307]它们提供的证据表明，运动神经支配（motor innervation）——即释放过程——在一般焦虑现象中起着作用。

因此，焦虑状态的分析揭示了下列事实的存在：（1）不快乐这一特殊的性质；（2）释放活动；（3）对这些活动的知觉。后两点同时表明在焦虑与其他类似状态如悲伤、痛苦之间的差异。悲伤和痛苦状态并不具有任何动作表现，或即使有这些动作表现也不是全部状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与它大不相同，是它的一个结果或对它的一种反应。所以，焦虑是一种特殊的不快乐状态，它伴有特殊神经通路上的运动释放。为保持与我们的一般观点相一致[308]，我们应该倾向于认为，焦虑以某种兴奋的增强为基础，这种兴奋一方面产生了不快乐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述运动释放过程而得到缓解。但是，这种纯生理学的说明很难令我们满意。我们想要假定一个历史因素的存在，正是这个历史因素把焦虑的感觉和它的神经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焦虑状态是某些经验的再现，而上述兴奋的增强以及沿着某些特殊通路的释放过程又构成这些经验的必要条件，并且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焦虑之不快乐才获得其特殊的性质。就人类而言，出生提供了这种原型经验（prototypic experience）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把焦虑状态看成是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的一种再现［参见上文第93页以下］。

这并不意味着在各种情感状态中，焦虑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我看来，其他各种情感也是非常早期的、甚至可能是出生前的重大个人经验的再现；而且，我倾向于把这些经验看成是普遍、典型和先天的癔症发作，可以与后来通过个体化途径获得的癔症发作相比拟。后者主要发生于癔症神经症（hysterical neuroses），我们已通过分析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及其作为记忆象征的意义。当然，如果能通过一系列这种类型的情感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就好了，但目前似乎还很难做到这一点。[309]

认为焦虑回溯到出生事件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种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必须给以答复。可能有人会认为，焦虑极有可能是各种高等物种的一种普遍反应，而出生却只是哺乳类物种的经验。如果认为在所有这些哺乳类物种中，出生有创伤意义，那是很可怀疑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存在那种不具有出生原型的焦虑。然而，这种反对却使我们跨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也许恰恰因为焦虑有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学功能，以作为对危险状态的一种反应，所以它对不同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和人类相比，在那些远离人类的物种中，焦虑是否也包含着同样的感觉和神经兴奋。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论证以反驳我们的观点：在人类而言，焦虑是以出生过程为模型的。

如果焦虑的结构和起源确如上述，那么紧接着产生的问题是：焦虑的功能是什么？它在什么情况下再现？答案似乎是明显而令人信服的：焦虑最初是作为对一种危险状态（a state of danger）的反应而产生的，而后，每当这种状态重现时，焦虑便得以复生。

然而，这一答案却引起了若干进一步的思考。在焦虑的原初状态中的神经兴奋，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就像在首次癔症发作中所伴随的肌肉运动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一样。要理解癔症发作，我们只需考察这些运动如何构成癔症适当而方便的动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时的神经兴奋通过转向呼吸器官，通过为肺的活动做好准备，并通过提高心率，实际上是在帮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质的侵害。自然，当焦虑状态后来作为一种情感再现时，它将失去这种方便性，正和癔症发作的反复出现一样。当个体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情境时，若他以焦虑状态（焦虑状态是对某一早期危险的反应）作为反应，而不是引发出一种适合于新危险的适当反应，那是相当不适当的。然而，如果危险情境在接近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并且因焦虑的发作而作为一种信号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求助于更适当的措施而立即摆脱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焦虑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的不适当的方式；或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

但“危险”究竟是什么呢？在出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对生命的真实的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危险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生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心理的内容。我们很难假设说胎儿具有什么知识，能认识到在出生过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毁灭的可能。它只能意识到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广泛的扰动。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聚集着大量的兴奋，从而使它产生各种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获得更强烈的贯注，从而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对象贯注。那么在所有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将会被用做“危险情境”的信号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新生婴儿的心理构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对此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我甚至不敢确保我刚才所做说明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在各种使他回忆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婴儿都会重复他的焦虑情感，关键在于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婴儿回忆起这个事件，以及他忆起的究竟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在什么条件下，处于襁褓之中的或稍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自然地表现出焦虑。兰克（1924）在他那本论出生创伤的著作中，曾试图努力地在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与出生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他的理论尤其在两个方面易于遭到反驳。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时，婴儿已经接受了某些感觉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而当这些印象在后来复现时便使婴儿忆起出生创伤并因而激起焦虑反应。这种假定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不可能的。除了与出生过程有关的触觉和一般感觉外，要说婴儿在出生时还能获得其他什么感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根据兰克的看法，如果婴儿在日后因看到小动物进出各种孔洞而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婴儿从其中感知到了某种类比关系。然而，这种类比关系是婴儿所不能意识到的。第二，兰克在思考这些日后的焦虑情境时，他总是一会儿强调婴儿对其幸福的宫内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回忆，一会儿又强调婴儿对那个终止这种宫内存在的创伤性干扰事件的回忆，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留有广阔的余地。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某些儿童期焦虑（childhood anxiety）的实例直接反对他的理论。例如，当一个婴儿单独被留在黑暗中时，依兰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预想，他应该乐于宫内生活情境的这种重构（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婴儿会做出焦虑反应。如果对此解释说，这种条件使婴儿想起了出生事件对其幸福的宫内生活的中断，那么，对这种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310]

我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即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不可能直接追溯到出生活动的印象，相反，到目前为止，这些恐怖症还没有得到解释。对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来说，无疑具有某种焦虑的准备性（preparedness for anxiety）。但这种焦虑准备性并不是在刚出生时立即处于最大值而后逐步减弱；相反，它是随着心理发展的进程在后来方呈现出来的，而且在婴儿期持续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如果这些早期恐怖症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这一阶段，则人们倾向于怀疑其出现了神经症障碍，虽然完全不清楚这些恐怖症与童年后期阶段出现的肯定无疑的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儿童焦虑中，只有很少一些表现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表现，如当一个婴儿独处、或处于黑暗中[311]、或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亲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焦虑表现。这三种情况可以还原为一个条件，即与某个被爱或被想念的人的别离。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拥有一把理解焦虑并澄清有关焦虑的各种矛盾的钥匙。

为儿童所想念的人的记忆意象无疑被强烈地贯注了，起初可能是以幻觉的方式被贯注。但这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似乎想念转化成了焦虑。从其全部表现特征来看，这种焦虑就是婴儿智穷计尽的表现，好像对于尚未充分发展的婴儿来说，他还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策略来应对他的想念贯注（cathexis of longing）。这里，焦虑表现为对感受到失去对象（felt loss of the object）的一种反应，这同时又使我们想起一个事实，即阉割焦虑也是一种对于与某一极有价值的对象相分离的恐惧，而且，在所有焦虑中最早的一种焦虑——即原发性出生焦虑——是在与母亲的分离时产生的。

但是，短暂的反思就使我们超越对象失却这一问题。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之所以想知觉到母亲的存在，原因就在于他已经由经验知道，母亲总是及时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因此，婴儿视之为“危险”并想寻求保护的情境，就是那种非满足（non-satisfaction）情境，是那种因需求而不断紧张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境，婴儿是完全无助的。我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所有的事实都能得到解释。在非满足情境中，兴奋总量逐步增加到不快乐的程度，使它们无法在精神上加以控制或释放。对婴儿来说，这种情境必然与被生出的经验相类似——它必然是对出生的危险情境的一种重复。这两种情境的共同特征是由需要加以释放的结构刺激总量的累积而引起的结构的紊乱（economic disturbance）。所以，正是这个因素方构成“危险”的真实本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焦虑反应。（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这种反应依然是一种适当的措施，因为它的释放指向呼吸器官和发音器官，能够将母亲呼叫起来，正如它激活新生婴儿的肺的活动以摆脱内部刺激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假定，从其降生时起，除了这种标志危险的存在的方式以外，婴儿还拥有其他什么。

当婴儿通过经验发现某一外部的可知觉到的对象能够终止危险情境（它易使人回想起出生）时，他所恐惧的危险在内容上就由结构情境移置到决定这种情境的条件之上，即对象的失却。现在，构成危险的是母亲在跟前，而且，一旦这一危险产生，在令人恐惧的结构情境确立之前，婴儿就会给出焦虑的信号。这一变化构成了婴儿自己产生的自我保护措施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同时也代表了这样一个转变，即由焦虑最初的自动而不随意的表现向焦虑作为一种危险信号的有目的再现的过渡。

就作为自动现象和作为求援信号这两个方面来说，焦虑被看成是婴儿心理无助（mental helplessness）的产物，心理无助乃是其生理无助（biological helplessness）的一个自然的对应物。新生婴儿的焦虑和幼儿的焦虑都是因与母亲的分离而条件化地形成的。这一令人吃惊的巧合不需要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而可以做出生物学的简单解释。因为，正如母亲用她自己的身体结构满足胎儿的各种需要一样，当胎儿降生以后，她也满足着新生儿的各种需要，虽然部分地通过其他途径。在宫内生活和早期婴儿阶段之间具有的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间所发生的，只是胎儿的生理条件被代之以针对母亲的心理的对象关系（psychical object-relation）。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宫内生活阶段，母亲并不构成胎儿的对象，而且在这一阶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对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创伤无法得到宣泄。除了作为回避危险情境的信号以外，我们发现不了焦虑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对象失却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其意义远不限于此。焦虑的下一步转换，即属于性器期的阉割焦虑，也是对分离的恐惧，因而也从属于同样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危险就是与自己生殖器的分离。我认为，在这种恐惧与早期危险情境所包含的恐惧之间，费伦茨（1925）曾相当准确地理清了一条脉络。阴茎所拥有的高度的自恋价值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即这种器官是保证它的拥有者再度与母亲相结合的条件——也就是说，与母亲的替代者发生交媾。阴茎被剥夺也就是又一次与母亲的分离，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无助地暴露于因本能需要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tension）之中，恰与出生时的情况相同。但现在，由这种需要的增强所引起的恐惧，是一种属于生殖力比多（genital libido）的特殊恐惧，而不再像婴儿期那样是模糊不明的恐惧。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对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即他因害怕阉割而遭受抑制）来说，作为交媾之替代的，是幻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内。依费伦茨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种人过去曾试图用自己的生殖器代表自己而回归母亲的子宫，现在却［在这种幻想中］退行地以自己整个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生殖器官。[312]

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如不断增加的独立性、他的心理功能明确分化成几个机构、新需要的产生等——不可能不对危险情境的内容产生影响。关于危险情境的内容，我们已经考察了由作为对象的母亲的失去到阉割的变化过程。下一个变化过程是由超我的力量引起的。随着父母动因（parental agency）的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危险就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辨了。随后，阉割焦虑发展为道德焦虑——亦即社会焦虑——而且，现在很难知道焦虑的究竟是什么。“从部落中分离和驱逐”这句话只适用于超我中后来以社会原型（social prototypes）为基础而形成的部分，而不适用于超我的核心部分，它与心力内投的父母动因相对应。更一般化地说，凡超我对之愤怒、惩罚或不再爱之的事物，自我便视之为危险，并以某一焦虑信号做出反应。

在我看来，对超我的恐惧所经历的最后一种变换形态，是死亡恐惧（fear of death）（或者说是因生命而产生的恐惧），它实质上是对投射到命运力量（powers of destiny）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惧。[313]

我曾一度赋予下列观点以某种重要性，即认为在压抑过程中被撤回的贯注是焦虑释放的途径之一。[314]现在，这种观点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原来认为，焦虑无一例外地是由某一结构过程自动产生的，但现在我把焦虑看成是自我为影响快乐-痛苦动因而发出的一种信号，这种理解使结构因素的考虑成为不必要。当然，认为正是因从压抑中撤回而解放了的能量是自我用以产生焦虑情感的观点，现已无须加以评说；但是，关于哪一部分能量被用以产生焦虑的问题，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参见编者导言，第80页］。

这种新的观点要求我们对我的另一个论断加以检验，那就是，焦虑产生的实际位置是自我。[315]我认为这种陈述现在仍然有效，我们没有理由将焦虑的任何表现归诸超我，而所谓“本我的焦虑”这种说法却需要加以更正，尽管这是就其形式而言而不是就其实质而言。焦虑是一种情感状态，因而只能被自我感觉到。本我不可能像自我那样具有焦虑，因为它不是一个组织，因而不可能对危险情境做出判断。但另一方面，引起自我产生焦虑的，又往往是发生于或开始于本我的种种过程。的确，就这些特殊的过程而言，不仅后期的大多数压抑，而且最初的压抑，很可能都是由这种类型的自我焦虑（ego-anxiety）促动的。这里，我们又对两种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区分：其一，发生于本我之中的某种过程为自我激活某种危险性情境，并诱使自我发出焦虑信号，以抑制它的发生；其二，某种与出生创伤相类似的情境在本我中建立起来，并续之以一次自发的焦虑反应。如果我们指出，第二种情况与最早、最初的危险性情境相对应，而第一种情况与后来由这种危险情境派生出来的焦虑的任何决定因素相对应；或者联系我们实际碰到的各种心理障碍来说，第二种情况在“现实的”神经症的病因学中起作用，而第一种情况仍然为精神神经症所特有，那么，这两种情况就可以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否定或收回早期发现是一回事，而将这些发现吸纳、整合到新的发现之中又是另一回事。在性欲节制中，在性欲兴奋过程的不当干预中，或者性欲兴奋被转移而不能在精神上加以解决时[316]，焦虑都直接产生于力比多；或换句话说，当面临因需要而产生的某种过度紧张时，诸如在出生情境中那样，自我便被迫处于一种无助状态（a state of helplessness），其时焦虑就产生了，这依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产生焦虑的过程中寻求释放途径的，可能正是过量的没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尽管这一问题不甚重要。[317]正如我们所知，在“现实的”神经症基础上尤其易于产生精神神经症。这看起来就像是自我努力从焦虑中拯救自己，关于焦虑，它已经学会让它存在一段时间，然后使之与症状形成相结合。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traumatic war neuroses）——顺便指出，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障碍——的分析当能揭示，他们之大多数都拥有“现实的”神经症的某些特征。［参见第129页。］各种危险情境均由它们的原型即出生活动演化而来。在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说明中，我无意断言，焦虑的每一后期阶段的决定因素，都使前此阶段的决定因素完全归于无效。虽然随着自我的发展，早期的危险情境确实倾向于失去它们的力量并被搁置一旁，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个体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相应的焦虑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个体自我尚未成熟时的合适决定因素是心理无助感，在个体仍需依赖于别人的婴儿早期，其适当的危险是对象失却。同样，性器欲期的危险是阉割，而潜伏期的恐惧对象是个体自己的超我。但是，所有这些危险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都可以并列地持续存在，并引起自我在对合适因素做出反应一段时间后，以焦虑对它们做出反应；或者它们之中若干因素同时共同起作用。不仅如此，在起作用的危险性情境和随后神经症所采取的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318]

在本文前面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发现在多种神经症疾病中，阉割恐惧都具有重大意义时，我们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一因素，因为对女性而言，这不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女性无疑比男性更易于患神经症。［见第123页］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把阉割焦虑视为导致神经症的防御过程的唯一动机力量，这是没有危险的。在别处[319]我已阐明，在她们的发展过程中，女孩如何受到她们的阉割情结的引导而做出一种柔情的对象贯注。在妇女当中，似乎正是对象失却的危险情境才依然是最有作用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我们关于她们的焦虑决定因素的描述稍做修改，因为它不再是缺少什么东西的感受，也不是真实地失去对象本身，而是失却对象之爱。毫无疑问，癔症与女性之间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和力，就像强迫性神经症对男性具有特别强烈的亲和力一样，所以，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爱的失却在癔症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和阉割的威胁在恐怖症中以及对超我的恐惧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第九章

我们剩下所要考察的，是症状形成和焦虑产生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广为流传的意见，其一认为焦虑本身就是神经症的症状之一；其二是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320]要更为密切得多。依第二种意见看，症状形成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它们将除此之外必将以焦虑形式加以释放的精神能量结合起来。因此，焦虑应该是神经症的基本现象，也是神经症的主要问题。

若干实例表明，这后一种意见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在别人的陪同下走进街市，然后又被单独留在街上，那他自然会产生一次焦虑发作。或者如果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接触过某种东西之后被阻止而不让洗手，那他肯定会成为一次无法忍受的焦虑发作的牺牲品。因此很明显，由别人陪伴才能上街的强制条件以及强迫性洗手动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为了排除这种焦虑的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第一种抑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症状。

既然我们已经将焦虑的产生回溯到某种危险性情境，我们将把症状的创设说成是为了使自我远离某一危险性情境。如果症状形成受阻，那么危险将会在事实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某种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必将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境中，面对不断增强的本能要求，自我是无助的，而这种本能要求的持续增长正是焦虑最早、最原始的决定因素。因此，在我们看来，焦虑与症状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象得那么紧密，因为我们在二者之间插入了危险性情境这一因素。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焦虑的产生促成了症状的形成，而且确定是构成症状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如果自我不通过产生焦虑来唤醒快乐-不快乐动因，那么它就无从获得力量以捕获产生于本我之中的过程，正是这些过程才构成危险的威胁。在全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将焦虑的量限制在最低水平，仅用之作为一个信号而已；因为否则的话，结果将只能是在另一个位置感到由本能过程威胁要产生的不快乐，从快乐原则的立场来说，这就是一次失败，虽然它在神经症中经常出现。

由此可见，症状形成确实能够终止危险性情境。它具有两个方面：其一隐而不现地在本我中造成某种变化，自我正凭借这种变化才得以避开危险；其二表现于外，显示了代替受到影响的本能过程而产生的是什么——那就是替代性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

然而，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症状形成归因于防御过程，并且把症状形成用作替代形成的同义词，那样会更准确一些。因此很清楚，防御过程类似于自我用以排除外源性危险的逃离手段，它就是一种逃离本能的危险的企图。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这一比较中的某些弱点进行检验。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和毒蛇猛兽构成人的外部危险一样，失却对象（或失去对象方面的爱）及阉割威胁也是来源于外部的危险，而不是本能的危险。然而，这两种情况却不是一回事。就一只狼而言，不管我们对它采取何种行为，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内心持有某种情感和意向，被我们爱的人却不可能终止对我们的爱。因此，这些本能冲动就构成外部危险的决定因素，并因而自身也变成是危险的；而且，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内部危险采取某些措施而战胜外部危险。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患者依然觉得危险完全是外部的，就像危险通过外向移置而形成症状一样。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危险大多是内化了的。在有关超我的焦虑中，构成社会焦虑的那一部分仍然表征着对某一外部危险的内部替代，而其他部分——道德焦虑——则已经完全内化了。[321]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在一个人试图逃离即将发生的外部危险时，他只需增加他自己与危险对象之间的距离即可，而不需对它防卫自己或试图改变它，如他可以用棍棒打击狼或用枪射击狼的情况。然而，防御过程似乎远不止于试图逃离，它还包含某些与有威胁的本能过程有关的措施，并通过某些方式对之加以压抑或者使之偏离其目的，从而使之变得无害。这种反对意见看似无可怀疑，但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可能有些防御过程真的与逃离企图十分相像，但也有一些防御过程，其中自我采取更主动的自我保护并创造出强有力的对抗措施。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能要使在防御与逃离之间的这种类比整个地归于无效，即自我及本我中的本能都是同一组织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像狼和孩子之间那样是分离的实体，因此，自我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同时引起本能过程的某种变化。

关于焦虑决定因素的这一研究，揭示了自我的防御行为依理性的方式发生的变化，如其本来面目那样。每一危险情境都与生命的某一特殊阶段或心理机构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相对应，并显得对这一发展阶段而言是合理的。在早期婴儿阶段，对于不管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的大量兴奋，个体都没有发展出某种装备对之加以精神的控制。在其生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他的主要兴趣就在于，他所依赖的人不应该撤回对他的照料。后来在他的童年期，当他感觉在与他母亲的关系上，他父亲是他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意识到他对父亲的攻击倾向和对母亲的性意向时，他确实很正当地处于害怕父亲的境况；而且，他对遭受父亲惩罚的恐惧通过阉割恐惧中的心因性强化而能够寻求表达。最后，当他进入社会关系时，他确实有必要害怕他的超我，害怕拥有一颗良心，而这一因素的缺失必将引起严重的冲突、危险等。

然而，这最后的一个论点又引起一个新的问题。撇开焦虑情感不谈，让我们暂时谈论另一种情感，如痛苦。对于一个4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玩具摔坏了；或者对于一个6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家庭教师责骂她；或者对于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如果她遭到男朋友的轻视；又或者对一个25岁的少妇来说，如果她自己的小孩死了，那么，她们都会痛苦地哭泣，这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痛苦的每一个决定因素都相应地具有它自己的合适时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消逝，唯有最后而确定的因素才会保持终生。对于同一个女孩来说，在她长大成人、婚嫁生子之后，如果因某种毫无价值的饰物之毁坏而哭泣不已，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这正是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方式。虽然在她的心理机构中，控制刺激的各种能力早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发展，而且，虽然他已完全成熟，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绝大多数需要，并早已知道阉割已不再作为一种惩罚而加以实践，但他的行为方式表现得好像各种旧的危险情境依然存在，并保持着焦虑的全部早期决定因素。

为什么会如此？这需要一个篇幅相当长的回答。首先，我们必须对事实加以筛选。在大多数情况下，焦虑的旧有决定因素在完成了神经症反应（eurotic reactions）后确实会消失。非常年幼的婴儿的恐怖症，如对独处、黑暗或与陌生人在一起的恐惧——这些恐怖症几乎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通常都会在日后消失；就像我们通常谈论婴儿期其他某些障碍时说的那样，婴儿就是“从它们当中长大”。经常出现的动物恐怖症的发展过程亦如此，而早年的许多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于日后的生活中亦不再持续。仪式化的动作在潜伏期极为常见，但这些动作很少会在后来发展成为全面的强迫性神经症。总之，就我们对城镇中依据相当高的文化标准来生活的白人家庭的儿童的观察而言，童年期神经症在本质上都是有规律地在儿童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出现，虽然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对此加以注意。儿童神经症的各种表现，毫无例外地都可以在成年人的各种神经症中观察到；但绝不是所有显示出这些表现的儿童后来都变成神经症患者。所以，随着个体的逐渐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必然消失，某些危险性情境也必然失去其意义。不仅如此，虽然某些危险性情境持续到后来的阶段，但必须改变它们的焦虑决定因素以符合时间的要求。例如，一个成年男人在知道了习惯上不再因人们沉湎于性事而阉割他们，但另一方面又知道了某些严重的疾病会染上那些以性事的方式来释放其本能的人之后，他可以在梅毒恐怖（syphilidophobia）的伪装下保持着阉割恐惧。焦虑的另外一些决定因素，如对超我的恐惧，注定永远不会消失而终生伴随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对有关危险的反应异常强烈。最后，对于阻止原初的创伤性焦虑情境的回归，成熟因素并不能提供万无一失的保证。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超出这一极限，他的心理机构就不能发挥作用，并因而不能控制需要释放的兴奋的量。

这些细微的纠正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此处所讨论的事实，即许多人在针对危险的行为表现中依旧保持着幼稚性，而且不能克服已经过时了的焦虑决定因素。否认这一事实就等于否认神经症的存在，因为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正是这些人。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当个体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前一阶段的神经症不能全部终止呢？在对危险的反应中的持续成分从何而来呢？在激起变态的、并通过其不适当性而与生命运动相对立的各种反应方面，为什么唯有焦虑情感拥有对其他所有情感的优越性呢？换句话说，我们无意中又碰到了那个我们经常碰到的难题：即神经症从何而来——它自己所特有的终极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精神分析几十年的研究，我们依然和刚开始时一样一无所知。

第十章

焦虑是对危险的反应。然而，关于焦虑情感在心理结构中拥有一个独特地位的原因是否与危险的核心本质具有什么牵连，我们不禁产生疑虑。而危险又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命运，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我们需要指出但又不能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使焦虑情感服从于心灵的正常作用，虽然焦虑有其独特的性质；或者说它们决定了哪些人在这一过程中注定要经受巨大的痛苦。在寻求这种因素方面，有人已经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因为它们将有助于处理一种痛苦的需要。这两种努力是相互补偿的，分别从对立的两极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第一种努力是阿德勒在十多年前做出的。[322]从根本上讲，他的观点是，凡在执行由危险赋予他们的任务时经受痛苦的人，都是那些因具有某种器官卑劣（organic inferiority）而严重受阻的人。如果说简洁性是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我们当可将此视为最终的解决。然而，相反，我们近十年来的批判性研究有效地证明了这种解释的严重不足——此外，这种解释还将由精神分析发现的大量材料弃之一边而不顾。

第二种努力是奥托·兰克在他1923年出版的《出生的创伤》一书中做出的［参见第85页和135页以下］。除了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上相关外，我们决不能将兰克的努力与阿德勒的努力置于同一水平上等同视之，因为兰克的努力仍奠基于精神分析之上，并遵循着精神分析的思路。因而可以被接受为精神分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合法努力。在个体与危险的关系问题上，兰克放弃了个体器官缺陷（organic defect）问题而集中于危险在强度上表现出的不同程度。出生过程是最初的危险性情境，而由此产生的结构方面的剧变便构成焦虑反应的原型。我们已经追溯了将这种最初的危险性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与随后的危险性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联系起来的发展脉络，而且我们发现，就它们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与母亲分离这一点来看，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与母亲的分离最初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离，随后是指对象的直接失却和间接引起的对象失却。对这一广泛联系的发现无疑是兰克理论建构的一大优点。现在看来，出生的创伤对每个人的袭击强度是不同的，而他的焦虑反应强度也会随创伤强度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依兰克的理解，正是在他内部产生的焦虑的最初的量，决定了他将来能否学会对之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决定了他将来是变成一个神经症患者还是正常人。

这里我们无须对兰克的假设做细致的批判，而只需考察它能否帮我们解决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从某种理论观点来看，他的基本命题——即那些出生创伤太强烈以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对之加以彻底宣泄的人将变成神经症患者——是很可质疑的。要说对创伤加以宣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加以把握。从字面上讲，这意味着，一个神经症患者越经常、越强烈地再生焦虑情感，那么他就越接近于心理健康——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因为它不符合导致我放弃宣泄理论的事实，而宣泄理论曾一度在宣泄疗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对出生创伤的强度的可变性给以过高的强调，也就未给将遗传素质看作病因学因素之一的合法性留有余地。因为这种可变性是一种机体因素，它以某种偶然的方式与体质发生作用，而它自身又依赖于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如婴儿出生时的适时帮助等。兰克的理论完全忽视了体质因素和种系发展因素。然而，如果我们通过为他的陈述提供一个附加条件来为体质因素寻得一个位置，如我们说，真正重要的是个体对出生创伤的可变强度的反应达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便剥夺了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并降低了他提出的那个新因素的重要性：即决定一个神经症是否发生的相互重迭的因素，就存在于某一不同的、且我们也不知道的领域。

不仅如此，虽然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同样拥有出生过程，但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只有人类才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易感倾向，这个事实对兰克的理论是极为不利的。但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却是，兰克的理论是一种玄想而不是基于肯定的观察，他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难产确实与神经症的发展具有偶合关系，甚至也没有证明，与其他儿童相比，经过难产而生出的儿童显示出更强且时间更长的幼儿型忧虑（infantile apprehensiveness）现象。或许也可以回答说，引产或对母亲而言的顺产，可能包含着对婴儿的一次严重的创伤。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引起窒息的分娩必将为所假设的后果提供明显的证据。对兰克的病因学理论来说，它的优点之一是提出了一个可以通过观察证实其存在的因素。而且，只要我们没有做出这种证实的努力，那么就很难对他的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兰克的理论与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所认识到的性本能的病因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他的理论针对的只是个体与危险性情境之间的关系，因而它完全允许我们做出一个假设，即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控制他的最初危险，那么他在日后包含着性危险的情境中必然会遇到痛苦，并因而患上某种神经症。

所以，我不相信兰克的理论解决了神经症的起源问题，也不相信我们已能够就他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多大贡献做出判断。如果有关难产对神经症易感素质的影响的研究获得否定性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他的理论的价值做较低的评估。我们当可担心，我们要就神经症疾病寻找一个简单、明确、终极的原因的需要可能很难得到满足。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发现某些可以分离出来的杆菌并在某种纯环境中加以培植，如果将这些杆菌注射入人体，将必然产生同样的神经症疾病；或者更平和一点地说，是证明某些化学物质的存在，对这些化学物质的控制可以生成或治愈某些种类的神经症，虽然医学界人士无疑会对此一笑置之。然而，寻找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与此相比，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既不更为简洁，也不更令人满意。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已为人所熟知，此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补充。当面临某一危险的本能冲动时，如果自我通过某种途径的压抑过程而成功地进行了自我保护，那么它肯定会抑制并破坏了本我中有关的特殊部分；但它同时又会赋予这个部分以独立性，并因而也就放弃了它自身的某些主权性。从压抑过程的本质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压抑主要是一种逃离的企图。至此，被压抑的内容便在事实上成为一个亡命之徒，它被逐出自我的巨大组织，并只从属于支配潜意识王国的法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危险性情境发生了变化，使得某一新的本能冲动与被压抑的内容相类似，以至于自我没有理由对之加以防御，那么，由自我已经发生的这种局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新的冲动会在某种自发力量的影响下自行发展；或按我所喜爱的说明，就是在强迫性重复的影响下发展。这一发展线路和先前被压抑的冲动完全一样，好像已被解决的危险性情境依然存在着。因此，压抑中的固着因素就是潜意识本我的重复和强迫——这种强迫在正常情况下只能被自我的自由运动功能排除。自我偶尔也可能打破由自己设置起来的压抑栅栏，并发现它对本能冲动的影响，并将新的冲动相应地引导到已被改变了的危险性情境。但事实上，自我很难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无法解开它的压抑。也许，双方的较量依赖于量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有如下印象，即结果是强制性产生的：由被压抑的冲动所产生的退行性吸引（regressive attraction）和压抑的强度都很大，以至于新的冲动只能遵循强迫性重复，别无他法。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又发现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由被压抑的原型所产生的吸引，受到来自真实生活中的排斥力的强化，这种困难可以是任何被新的本能冲动所采用的不同过程中的困难。

分析治疗的事实表明，对压抑过程的固着以及对现在已不再是危险性情境的恢复的这种说明是正确的。这个事实虽然自身是十分平常的，但从理论上讲，对它无论怎样评价也不算过高。在分析中，当我们采取某些辅助措施帮助自我，使之能够移去它的压抑时，它就重新获得了对被压抑本我的控制力，并允许本能冲动自行发展，好像旧的危险性情境根本不存在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和其他医学领域相一致的结果。一般而言，在与理想的环境条件下会自行产生的结果相比，我们应以产生更快、更可靠以及花费更少的能量为满足。

由此可见，决定旧的危险性情境是否继续存在，自我方面的压抑是否被保持，以及儿童神经症是否继续，其关键的决定因素是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直接观察到，只能推论而知。在产生神经症和为心灵的各种力量相互斗争创造条件的各种因素中，有三个因素非常突出：一个是生物学因素，一个是种系发生因素，还有一个是纯粹的心理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长期的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种族的早年处于一种无助的依赖的状态。与大多数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宫内存在时间较短，而且在出生时的发育程度较低。因此，现实的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就更强，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早期分化受到促进。不仅如此，外部世界的危险对这种分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那个单独能够保护他、并代替他早期宫内生活的对象，其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提高。所以，生物学因素不仅建立了最早期的危险性情境，而且创造了伴随儿童终生的被爱需要。

第二个因素，即种系发生因素的存在，只能依赖于推理。我们是因为力比多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特征才假定其存在的。我们已发现，和那些与人类十分靠近的动物相比，人的性生活在从其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中并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相反，人的性生活当在5岁时达到一个早期发展顶峰之后，要经历一次至关重要的干扰，而且在达到青春期时又重新开始其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重新捡起在童年早期时被打断了的发展起点。这就引导我们做出如下假定，即在人类种族进化的盛衰历史中必然发生过某些重大的事件[323]，它们以某种方式作为历史的积淀保存在个体的性的发展之中。这个因素因下列事实而具有病因学意义，即这种幼儿型性欲的大部分本能要求被自我当作危险加以处理和防御，乃至于后来在青春期时的性冲动（在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中这种性冲动是自我调协的）冒险屈从于它们的婴儿期原型（infantile prototypes）的吸引，并随之进入压抑之中。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神经症最直接的病因。说来也奇怪，和过早地与外部世界接触相比，与性要求的早期接触对自我也产生了完全类似的结果。

第三个因素，即心理因素存在于我们心理机构中的某一缺陷之中，正是这一缺陷与心理机构向本我和自我的分化相关，并因而在终极意义上也可以归因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从［外部］现实的危险来看，自我必须对本我中的那些本能冲动加以防御，并把它们作为危险来处理。然而，针对内部本能危险所采取的自我保护，不可能像针对某些外部实在所采取的自我保护那么有效。因为自我是和本我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只能通过限制自身的组织，并通过以症状形成作为交换来毁坏本能，从而排除本能的危险。如果被拒斥的本能重新发起攻击，自我就会被那些作为神经症疾病而为我们所知的困难所压倒。

除此之外，我还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神经症的本质和原因的知识还不能发挥作用。

第十一章 补遗

在上述讨论过程中，有许多主题在被充分讨论之前就不得不被搁置一旁。我想在本章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以图读者对它们加以足够的注意。

一、早期观点的修正

（一）抵抗与反贯注

压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下列观点，即认为压抑不是一个一次性发生的事件，而需要持续不断的（能量）消耗。如果这一能量消耗过程终止，那么，一直从其来源中获得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就会沿着它原来被压抑下去的路线涌出来，而压抑要么在其目的上失败了，要么就要无数次地反复发生。[324]因此，正是因为本能在本质上是连续不断的，自我才需要持续地进行能量消耗以确保其防御活动的安全。为保护压抑而采取的这一活动是可观察的，在分析治疗中被称为抵抗。抵抗以我所谓反贯注（anticathexis）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类型的反贯注明显可见于强迫性神经症。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它以自我的一个变化形式而存在，即自我之中的反向存在，并通过强化那种与需要加以压抑的本能倾向相对立的态度而生效——例如，在怜悯、认真和清洁中所做的那样。从本质上讲，强迫性神经症的这些反向形成，是发展于潜伏期的正常性格特质的夸张形式。反贯注在癔症中的存在难以检测，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对癔症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同样，在癔症中，自我通过反向形成而发生一定数量的改变也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会变得如此显著，以致在我们看来构成了癔症的主要症状。例如，由矛盾情感而引起的冲突在癔症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解决的。患者对某个他所钟爱的人的敌意，就被他对此人大量的柔情和忧惧所压倒。但是，反向形成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在癔症中的差异是，在癔症中，它们不具有性格特质的普遍性，而是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关系之中。例如，对于一个从内心深处憎恨自己子女的癔症妇女患者来说，她可能对他们表现出特别的柔情，但她并不会因此而比其他的妇女更具有一般性的爱心，或对其他孩子比别的妇女更富柔情。癔症的反向形成牢固地依附于某一特殊的对象，从不扩展为自我的一个一般化的倾向，而强迫性神经症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类型的泛化——即与对象关系的松弛以及在对象选择中移置的促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反贯注，似乎与癔症的特殊性质更加吻合。一个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以从两个方向被激活（即被重新贯注）：一是通过内源性兴奋的强化而从内部被激活；二是通过对它所愿望的某一对象的知觉而从外部被激活。癔症的反向贯注主要指向于外，针对危险的知觉，它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警觉形式，这种警觉通过自我限制的手段引起应该加以回避的情境。正是这些情境才引起了上述知觉的。或者如果这种知觉真的发生了，警觉便采取措施撤回患者对它们的知觉。法国的一些分析家，特别是拉弗尔格（Laforgtue，1926），最近给癔症的这种活动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精神“盲点”形成（“scotomization”）。[325]这种反贯注技术在恐怖症中尤其明显，恐怖症的目的集中在使患者永远排除恐惧知觉出现的可能性。在与强迫性神经症中相比，反贯注在癔症和恐怖症中具有相反的方向——虽然这一差别不是绝对的——这个事实似乎是重要的。它表明，一方面在压抑和外部反贯注之间；另一方面在压抑和内部反贯注（即自我通过反向形成所发生的改变）之间，均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顺便指出，在所有的神经症中，对危险知觉的防御任务都是共同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各种要求和抑制，也都具有相同的目的。

前面我们曾指出[326]，分析中需要加以克服的抵抗来源于自我，而自我却依附于反贯注。自我很难将其注意引向它一直加以回避的知觉和观念，或承认那些完全与它认为构成它自身的成分相对立的冲动。我们在分析中与抵抗的周旋就是基于我们对事实的这种观点。如果抵抗本身是潜意识的，如经常出现的那些因它与被压抑材料之间的相关而构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使之成为意识。如果抵抗是意识的或已变成意识，我们就对它采取逻辑论证；我们会向自我保证，如果它放弃抵抗，它会获得很多奖赏和好处。关于自我方面的这种抵抗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但我们却要问，它是否包含了分析中的全部事态？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处在自我决定放弃其抵抗之后，它仍然难以解除压抑；我们已把追求做出值得赞扬的决定的紧张努力阶段视为“逐步突破”。[327]使这种逐步突破成为必要的和可理解的动力因素并不难发现。在自我-抵抗被解除之后，必然仍需克服重复的强迫力量——即由潜意识原型对被压抑的本能过程所产生的吸引。关于将这一因素描述为潜意识抵抗，无须加以说明。这些修正不必使我们感到气馁，如果它们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我们当加以欢迎，而且，只要它们丰富了我们的早期发现，而不是使我们的早期观点归于无效，那么，这些修正就不是不体面的——它们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太泛化的陈述加以限定，或者是对某种阐述得太狭隘的观点加以扩展。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修正为我们在分析中所碰到的各种抵抗提供了一次全面的清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家必须要处理至少五种抵抗，这些抵抗来自三个方面，即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构成其中三种抵抗的来源，其中每种抵抗的动力性质各不相同。这三种自我抵抗的第一种是压抑抵抗（repression resistence），对此，我们前文已做讨论［第157页以下］，对此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补充。第二种是移情抵抗（transference resistence），它和压抑抵抗在性质上相同，但在分析中的作用不同且更明显，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某种与分析情境和分析家本人的关系，并因而重新激活任何只能被回忆起来的压抑。[328]虽然第三种抵抗也是自我抵抗（ego-resistance），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它产生于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并以将症状同化为自我为基础［见第99页以下］。它代表了对放弃任何满足或免除已获得的益处之不情愿（unwillingness）。第四种抵抗产生于本我，我们已经知道，它必须“逐渐突破”（working through）。第五种压抑来自超我，并且是最后被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最隐晦但并不总是最微弱的一种抵抗。它可能起源于罪疚感或惩罚需要，并与任何趋向成功的努力相对立，因而也与患者通过分析而康复相对立。[329]

（二）由力比多转换引起的焦虑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焦虑观与我一直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多少有些出入。先前我曾把焦虑看成是自我在某些不快乐条件下的一般反应。我总是寻求从结构[330]基础上证明它的存在，并假定我得到了我对“现实性”神经症进行研究的大力支持，正是在焦虑形式中，被自我拒斥或利用的力比多（即性兴奋）寻求到直接的释放。不可否认，这些论断并不能非常和谐地相互并存，或至少可以说，它们并非必然地相互推论。而且，它们还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在焦虑和力比多之间具有某种特别密切的关联，而这与焦虑作为对不快乐的一种反应的一般特征不相一致。

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把自我看成是焦虑的唯一处所。这种看法是我在《自我与本我》中试图对心理机构进行一种结构划分的结果之一。先前的观点自然地假定，焦虑产生于属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而新观点却相反地使自我成为焦虑的源泉。因此，问题就在于到底是本能（本我）焦虑还是自我焦虑。由于自我所利用的能量是去性化的（desexualized），所以新的观点也倾向于削弱焦虑与力比多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希望，至少在缓和这一矛盾以及对受到怀疑的论点给出明确的观念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兰克的论证最初是我自己的论证[331]，认为焦虑情感是出生事件的结果之一，并且是对这一情境的某种重复的一种体验。这促使我对焦虑问题重新做一次审查。但是，关于他认为出生是一次创伤、焦虑状态是对这一创伤的释放反应、随后各种焦虑情感都是试图越来越彻底地加以“宣泄”等观点，我无法做出任何进展。我只能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焦虑是其背后危险情境的反应。这一因素的引入打开了问题的许多新的方面。出生被看成是随后各种危险情境的原型，这些情境使个体处于因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因心理发展的成长而造成的新的条件之下。另一方面，它本身的意义又还原为对危险的这种原型关系。出生时体验到的焦虑构成某种情感状态的原型，这种情感和其他情感要经历同样的盛衰变化过程。或者，在某些与原初情境相类似的某些情境之中，焦虑可以自动地进行自我生成，并因而构成一种不适当的反应形式，而不像它在最初的危险性情境中构成一种适当的反应方式那样；或者，自我也可以从这种情感中获得力量，并主动地引起这种情感，以之作为对危险的一种警告信号，并作为促动快乐不快乐机制的一种手段。因此，通过将焦虑看作是对危险性情境的一般反应，我们便赋予焦虑情感在生物学方面以应有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赋予自我根据其需要产生焦虑情感的功能，我们也认可了自我作为焦虑的处所而起的作用。因此，我们赋予日后生活中的焦虑以两种起源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一种不自主的自动方式，经常在结构的基础上得到证实，而且每当某一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建立起来时，它就产生。第二种方式是由自我产生的，每当这种类型的某一情境有出现的危险时，自我便产生焦虑以求避免危险情境的出现。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使自己顺从于焦虑，以此作为一种接种防御，即接受疾病的轻微袭击以免它全面发挥作用。客观存在一种明确无误的目的而生动地想象危险性情境，以此将那种痛苦经验变为只是一个指标或信号。我们已详细地看到［第136～140页］，各种不同的危险情境如何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发生学的联系。

当下文我们转而讨论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或许能够对焦虑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见第164页以下］。

我们早先认为力比多直接转化为焦虑的假设，现在对我们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如果我们真要对之加以思考的话，我们当可分出几种不同的情况。就自我作为一种信号而激起焦虑而言，则不在这一思考范围之内，并因而也不属于那些促使自我引起压抑的危险性情境。对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是通过其他方式被利用的，而不是转换成焦虑并以此加以释放——如我们在转换性癔症中所明显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对危险情境的进一步研究将使我们注意到焦虑生成的另一种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需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说明［见第168页］。

（三）压抑与防御

在讨论焦虑问题的过程中，我又重新起用了一种概念，或更准确地说，是重新起用了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或概念在3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广泛使用过，后来又放弃了。我指的就是“防御过程（defensive process）”。[332]后来我用“压抑”一词代替它，但其间关系却依然不甚明确。我想，如果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个旧概念，只要是以之作为一个一般化的明确指称，称谓自我在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冲突中所采用的全部技术，同时又保持“压抑”概念，用以特指在研究过程中使我们对第一种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防御方法，那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即使是纯粹意义上的术语更新，也必须为它的采纳加以辩护，它必须能够反映某些新的观点或知识的扩展。防御概念的重新起用和压抑概念的限定，考虑到了一个长期以来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却随着某些新的发现而被追加某种重要性的一个事实。最初，我们关于压抑和症状形成的观察是在与癔症的联系中做出的。我们发现，兴奋经验的知觉内容和思想的病理结构的观念内容不仅被遗忘，而且受到阻挠不能在记忆中复现，我们因此得出结论，使之不能进入意识是癔症压抑的一个主要特征。后来，当我们开始研究强迫性神经症时，我们发现，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致病原因并未被遗忘，它们依然保留在意识之中，但它们却以某种我们无法把握的方式“被分离”了，以致得到了一些和在癔症遗忘中的同样结果。然而，其间差异之大足以确保下列信念的合理性。即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用以排除本能要求的过程不可能和在癔症中的过程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已表明，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自我的反对，发生了本能冲动向力比多的某一早期阶段的退行，而且，这种退行显然是在某种压抑意义上起作用，尽管它并不必然引起压抑。我们也看到，同样被认为也存在于癔症中的反贯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通过在自我中引起某种反应性变化而保护自我。此外，我们的注意力还被引向一种具有直接症状表现（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的“分离”过程和一种可被称为魔术般的“抵消”程序——这种程序的防御目的无可置疑，但与“压抑”过程已不再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观察为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一旧的概念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它可以涵盖具有相同目的的所有这些过程——这个目的就是反对本能的要求以保护自我——并使压抑成为它的一个特例。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出，在某些特殊形式的防御和某些特定的疾病之间，如在压抑与癔症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将大为提高。此外，我们还可以指望着有可能发现另外一种重要的相关。很有可能，在心理机构明确分化出自我和本我，并在形成超我之前，和心理机构在发展到这些组织阶段之后相比，它使用着完全不同的防御方法。

二、关于焦虑的补充说明

焦虑情感显示出若干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焦虑问题的理解。焦虑无疑与期待（expectation）具有某种关系：焦虑是关于[333]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严格说来，如果这一情感发现了对象，我们就该用“恐惧”［Furcht］一词而不是“焦虑”［Angst］一词。而且，除了与危险有关之外，焦虑还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阐明的神经症有关。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焦虑反应都是神经症的？——为什么我们把这么多焦虑看成是正常的？最后，有关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差异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我们从最后一个问题着手讨论。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是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反应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同样对现实焦虑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现实的危险是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现实性焦虑就是对这种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的焦虑，而神经症性焦虑则是对某种尚不知道的危险的焦虑。因此，神经症危险就是一种尚有待发现的危险。分析已表明，这种危险是一种本能的危险（instinctual danger）。通过将这种自我尚不知的危险带入到意识之中，分析者就使神经症性焦虑等同于现实性焦虑，因而二者可以以同样方式加以处理。

对现实危险有两种反应，其一是情感反应，即焦虑发作；其二是保护性行为活动。对本能危险的反应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两种反应能够以一种方便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中一种反应发出信号，引起另一种反应的出现。但我们也知道，它们也能够以一种不方便的方式做出行为；焦虑可能会导致瘫痪，从而使一种反应的发生导致另一种反应的丧失。

在某些情况下，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的特征是混合的，其中危险是已知且真实的，但对它的焦虑反应却过于强烈，其强烈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认为是适当的程度。正是焦虑的这一过剩量表明了有某种神经症成分的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原则，因为分析表明，已知的真实危险往往被未知的本能危险所依附。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焦虑追溯到危险，而进一步探究危险性情境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此获得更多的发现。显然，关键在于患者在与危险强度的比较中对自己能力的估计，也在于他在面临危险时产生的无助感——对现实危险而言的身体无助感和对本能危险而言的心理无助感。在进行这种估计时，他会接受已经具有的实际经验的指导（不管他的估计正确与否，对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实际经历过的无助情境（situation of helplessness），称为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关于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的区分，我们将提出充足的理由。

如果患者能够预见和预料到这种会引起无助感的创伤性情境，而不是简单地坐等它的发生，那么，他的自我保存能力将会有极大的提高。我们可以将包含这种期待成分的决定因素的情境称为危险性情境，焦虑信号正发生于这种情境之中。信号是在说：“我预见到一个无助情境即将发生”，或“目前的情境使我想起从前曾经历过的一次创伤体验，所以，在尚有时间对之加以排除之前，我先预期这种创伤，以一种好像它已经发生的方式活动”。所以，焦虑一方面是对创伤的预期，另一方面又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对创伤的重复。由此可见，前述焦虑的两个特征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与期待的关联属于危险性情境，而它的不确定和没有对象则属于无助的创伤性情境——即在危险性情境中所预见到的情境。

既已有了这样一个序列：焦虑—危险—无助感（创伤），我们现在可以对上述讨论做一概述。危险性情境是一种认识到、记忆起或预见到的无助情境，焦虑是对创伤中的无助感的原初反应，并在随后的危险性情境中做出求援信号而复现出来。过去曾被动地体验过创伤的自我，现在以一种微弱的方式主动地重复创伤，以期能够进行自我指导。无疑，儿童通过在游戏中的复现表明，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对他们所接收到的每一种忧伤印象做出行为反应。以这种从被动性向主动性的转变，他们试图从心理上对他们的经验加以控制。[334]如果这就是“对一次创伤加以宣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这一说法加以反对［见第151页］。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焦虑反应的首次移置，即从原始的无助情境向预料中的那一情境移置，也就是向危险性情境的移置。其他移置只发生于此后，即从危险向危险决定因素的移置——亦即对象失却以及我们所已熟知的对对象失却的补救。

“过分宠爱”孩子的消极后果是扩大了对象失却（此即在任何危险性情境中保护孩子的对象）在与其他危险的比较中的重要性，它因而促使个体停留在童年状态，这一生活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动作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无助。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论及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性焦虑之间的差异。关于这种差异，我们是知道的。一个现实性危险是一个人受到的外部对象的危险，而神经症性危险则是一个人受到的本能要求的危险。如果本能要求是某种真实的事物，那么其神经症性焦虑也就具有某种现实基础。我们已知道，焦虑与神经症之间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原因就在于，自我也可以在焦虑反应的帮助下对本能危险加以防御，正和它可以通过焦虑反应的帮助对外部危险加以防御一样。但是，这一防御活动在神经症中的逐步产生是因为其心理机构之不完善。我们也已得出结论，认为本能要求往往只变成一种（内部）危险，因为它的满足会引起外部危险——也就是说，因为内部危险代表着外部危险。

另一方面，外部（现实）危险要变成对自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就必须设法加以内化，它就必须被患者理解为与过去体验过的某种无助情境相关。[335]对人类而言，他似乎不具有或只在极微弱的程度上具有对外来危险加以本能认识的天赋。年幼儿童经常做些会危及他们生命的事。这也是他们不能没有保护他们的对象的原因。就患者在其中感到无助的创伤情境而言，外部危险和内部危险、现实危险和本能要求均汇聚其中。不管自我是否遭受无休止的痛苦或经验到无法得到满足的本能需求的持续累积，其结构情境都是同样的，而且自我的运动无助会在心理中得到表达。

在这一方面，幼儿早期令人不解的恐怖症值得再次论及［第136页］。对于其中某些形式，如对独处、黑暗、陌生人的恐惧等，我们已经能够将之解释为对对象失却之危险的反应。而其他形式如对小动物、雷、暴雨等的恐惧，也许可以解释为应对现实危险的先天准备状态（congenital preparedness）的残迹，这种先天准备状态在其他动物中发展得非常强烈。对人类而言，这种遗传残迹只有与对象失却有关的那部分才是适当的。如果童年期恐怖症变得固着化，并持续到日后生活且越来越强烈，那么分析会表明，它们的内容已与本能要求发生联结，并也代表着内部危险。

三、焦虑、痛苦和悲伤

由于有关情绪过程的心理学还很不发达，所以，我下面就这一论题的试探性阐述只能请求读者给予宽宏大量的评判。这一问题产生于我们前面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焦虑是对失去某一对象之危险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对失去对象的反应之一是悲伤，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象的失却在什么情况下导致焦虑，又在什么情况下导致悲伤？在前面一次讨论悲伤问题的机会中，我发现，悲伤有一个特征一直未得到解释，那就是它的特别的痛苦（painfulness）［参见第131页］。[336]而且，离开某一对象也会是痛苦的，这似乎也不证自明。因此，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化：与某一对象的分离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焦虑，在什么情况下产生悲伤，又在什么情况下仅仅产生痛苦？

这里我想立即指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对其间某些区别以及某些可能性做出描绘。

我们仍将以我们相信是理解了的情境作为起点——即一个婴儿与某一陌生人而不是与其母亲在一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婴儿会表现出我们将之归因于对象失却之危险的焦虑。然而，他的焦虑无疑较此远为复杂，并因而值得更深入的讨论。他确实具有焦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面部表情及其哭泣反应表明，他同时也体验到了痛苦。这种焦虑似乎还结合着某些在日后需分离出去的东西。他目前尚不能区分暂时性缺失（temporary absence）和永久性消失（permanent loss）。在他看不到母亲时，他的行为好像是母亲再也不会来看他了。在他知道母亲的消失往往继之以她的复现之后，相认的经验，即反复不断的慰藉经验（consoling experiences）是必不可少的。母亲往往通过一个常见的游戏来促进婴儿的这种知识，即用双手遮住脸面不让婴儿看见，然后又展开双手露出脸面引逗他的高兴。[337]在这些条件下，婴儿感觉到想念（longing）而不伴有失望（despair）。

作为婴儿误解这些事实的结果，不见母亲的情境不是一种危险性情境，而是创伤性情境。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婴儿其时碰巧感觉到某一种只有他的母亲才能满足他的需要，那么这种情境就是创伤性情境。如果其时不出现这种需要，则为危险性情境。因此，焦虑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自我本身引起的，是失去对对象的知觉（这等于失去对象本身）。其时还不存在失去爱的问题。后来，经验使婴儿知道，对象可以出现但却很生气；这时，失去来自对象的爱就变成一种新的、更加持久的危险及焦虑的决定因素。

不见母亲的创伤性情境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出生的创伤不同。在出生时不存在任何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失去什么对象，其时产生的唯一反应就是焦虑。从那以后，反复不断地满足情境（situations of satisfaction）将母亲创造为一个对象；每当婴儿感到一种需求时，这个对象便受到可以称为“想念”的强烈贯注。所谓痛苦反应，指的正是事态的这种新的方面。因此，痛苦是对对象失却的实际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因对象失却而引起的那种危险的反应，并通过进一步的移置作用而构成对失去对象本身的危险的反应。

关于痛苦，我们亦知之甚少。我们唯一所肯定的事实是，每当某一刺激作用于周围系统而打破保护层装置、并进而作为一个持续的本能刺激活动时，痛苦一般都是最先产生的。对于这种本能刺激，肌肉活动的保护是虚弱的，尽管一般而言，它因使接受到刺激的部位从刺激中撤退回来而是有效的。[338]如果痛苦不是产生于表面而是产生于内部器官，情况亦如此，只是内层周围系统（inner periphery）的某一部分代替了外层周围系统（outer periphery）而已。婴儿显然有机会体验到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与它的需求经验是相对立的。然而，痛苦产生的这一决定因素似乎与某一对象的失却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痛苦的核心成分，即周围刺激（periphery stimulation），在婴儿的想念情境中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语言的日常用法所产生的内部心理痛苦这一观念以及把失去对象的感觉看成是等同于身体痛苦，这绝不可能是无所谓的。

当存在身体痛苦时，就会产生对痛苦部分的强烈贯注，这种贯注可称之为自恋性贯注（narcissistic cathexis）。[339]这种贯注持久增长，并倾向于耗尽自我。[340]众所周知，当内部器官引起痛苦时，我们会对身体的不同部位形成空间的或其他的表征，这些表征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在意识的观念作用中得到表现。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存在因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心理转移时，即使是最强烈的身体痛苦也不会被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是“停留于潜意识”），也可以获得如下解释，即对引起痛苦的身体部位的心理表征，产生了贯注的高度集中。我想，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点，它使痛苦的感觉转入心理领域成为可能，因为，对那种集中于不见或失去的对象之想念的强烈贯注，创造了和由对受伤身体部位的贯注所创造的相同的结构条件。因此，关于身体痛苦的周围原因，我们可略而不述。由身体痛苦向心理痛苦的转移，和由自恋性贯注向对象贯注的变化相对应。被本能需要高度贯注的对象表征（object-presentation）所产生的作用，与被刺激增强而贯注了的身体部分所产生的作用完全相同。贯注过程的连续性和对之加以抑制的不可能性，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无助状态，如果由此而引起的不快乐感受，具有痛苦的独特性（一种不可能更明确描述的性质），而不是以焦虑的反应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因于一个在我们的解释中尚未充分利用的因素——当导致一种不快乐情感的这些过程发生时，流行着这种高水平的贯注和“结合”。[341]

我们还不知道对失去某一对象的另一种情绪反应，那就是悲伤。但现在我们不再有任何困难对之加以解释。悲伤产生于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的影响，因为后一种功能对失去亲人的那些人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即他必须将自己与对象相分离，因为对象已不存在。[342]悲伤被委托以一项任务，即在所有那些对象原先是高度贯注接受者的情境中，将对对象的这种贯注撤回。和我们前面的观点相吻合，这种分离会是痛苦的，因为，就集中于对象的强烈而不可满足的想念贯注而言，失去亲人者必须在情境的重现中抵消（undo）把他和对象结合起来的各种关系。

附录一 “压抑”和“防御”

弗洛伊德在第163页关于他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历史说明，可能有一点误导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进一步展开说明。在布洛伊尔时期，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是很自由的。“压抑（Verdrängung）”一词最早出现于《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绪言》（1893a），标准版，第2卷，第10页，而“防御（Abwehr）”[343]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在《癔症研究》（1895d）中，“压抑”一词出现十多次，“防御”一词出现得更多。然而，这两个词的用法似乎有某种差异：“压抑”似乎是指实际的过程，而“防御”则是这一过程的动机。但在《癔症研究》第1版的序言中，这两位作者似乎使这两个概念相等同，因为他们在谈论他们的观点时说：“性似乎作为‘防御’的动机……而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压抑观念使之不进入意识的动机而起作用。”而且，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第一段，弗洛伊德甚至更明确地说到“防御”或“压抑”的“心理过程”。

在布洛伊尔时期之后——即从1897年后——“防御”一词的使用频率降低了。然而，尽管如此，它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如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1版第七章以及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那本著作的第七章第七节等处不时出现。但“压抑”一词已经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并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和《性学三论》（1905d）中频频使用。自此以后，注意力显然集中于变化上，见日期标为1905年6月的第一篇关于神经症中的性问题的论文（1906a）。在对他的观点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以及在说明后布洛伊尔时期时，弗洛伊德曾提到过这一观点并写道：“……‘压抑’（现在我开始用它来代替‘防御’）……”（标准版，第7卷，第276页）

这句话中所存在的稍许误差，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标准版，第14卷，第11页）的一句类似的话中变得更加明显。这里，弗洛伊德在讨论布洛伊尔时期的结束时又说，“我注意到，作为某一排斥过程的结果，精神机构发生了自我分裂。这一过程我当时称为‘防御’，后来称为‘压抑’”。

1905年后，“压抑”的支配性仍持续增长，如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我们发现（标准版，第10卷，第196页）弗洛伊德说到“两种压抑”，分别用于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对本文所修正的框架而言，这可能是他所谓“两种防御”的特别明显的实例。

但是不久，“防御”作为比“压抑”更明确的术语，其有用性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中。如本能的“盛衰”过程只是“压抑”的形式之一，开始被认为是对它们的“防御模式”（标准版，第14卷，第127页、第132页和第147页）。这里，“投射”又被说成是一种“机制”或“防御手段”（同上，第184页和第224页）。然而，直到十多年后，在目前这本著作中，才对这两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做出明确的说明。

附录二 弗洛伊德主要论及焦虑的著作目录

［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或许是大多数）著作中，焦虑问题均有论及。下面的目录不无实际价值。其中，著作题目前的日期是弗洛伊德开始撰写有关论题的可能日期，题目后的日期是出版日期。方括弧中的条目为弗洛伊德的选著。］

［1893年，草稿B：《神经症的病因学》第二部分（1950a）］

［1894年，草稿E：《论焦虑的起源》（1950a）］

［1894年，草稿F：《选集Ⅲ》之一（1950a）］

［1895年（？），草稿J（1950a）］

1895年，《强迫症与恐怖症》第二部分（1895c）

1895年，《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b）

1895年，《对我的“焦虑性神经症”的论文所受批评的答复》（1895f）

1909年，《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1910年，《“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k）

1914年，《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

1917年，《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

1925年，《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1932年，《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第一部分）

【注释】

[1] 见《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注。

[2] 见《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注。

[3] ［见《论潜意识》（1915e）的第四节。］

[4] ［兴奋的“数量”和“限制”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的全部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早期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1895］）中可以找到或许是对这些概念的最详细的讨论。特别请参见在那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一节靠近结尾处，对“限制”这个术语所做的长篇讨论。也请参见第34页（指标准版第18卷页码，下同——中译者）及以下。］

[5] ［这个观点在第63页被再次提到，而且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又进一步做了阐发。］

[6] ［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八节的末尾——在这里，“审美的”这个词是在“与感觉或知觉的关系”的旧有的意义上使用的。］

[7] ［“恒常性原则”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学研究之初。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他的理论部分第二节末尾（以半生理学的术语）详细讨论了这条原则，这是对此所做的最早公开发表的讨论。在这本书中，布洛伊尔将其定义为“一种保持大脑皮层内部兴奋恒定不变的倾向”。他在同一段话中指出，该原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其实，弗洛伊德本人在此前更早时便简略提到过一两次这个原则，虽然这些内容在他去世之后才发表。（见弗洛伊德，1941a［1892］，以及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940［1892］。）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开始，弗洛伊德以“神经惰性”为名也对这个主题做了长篇讨论。］

[8] ［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弗洛伊德，1911b。］

[9] ［1925年增注］毫无疑问，基本的要点是，快乐和不快乐，有意识的感受，都与这个自我有关。

[10] 参见弗洛伊德、费伦茨、阿伯拉罕、西梅尔和厄内斯特·琼斯（1919）关于精神分析和战争神经症的讨论。［弗洛伊德对此提供了一个导言（1919d）。也请参见他去世后出版的“对战争神经症实施电疗的报告”（1955c［1920］）。］

[11] ［在德文中是“Schreck”、“Furcht”和“Angst”。］

[12] ［确实，弗洛伊德远远没有始终坚持他在这里所做的区分。他经常使用“Angst”这个词来表示一种恐惧状态，却没有提及未来。在这一段话里，他开始勾画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所做出的区分，这就是，把焦虑视为对创伤性神经症的一种反应——或许等同于在这里所谓的“惊恐”——和把焦虑视为这种事件临近时的一种警告信号。也请参见第31页他使用的“对焦虑的准备”这个短语。］

[13] ［《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第一节末尾。］

[14] ［这句话的最后15个词是1921年补加的。所有这些内容请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55页以下。］

[15] 以后的进一步观察完全证实了这种解释。有一天，这个孩子的母亲出门几个小时，回来时她听到孩子发出“哦……宝贝儿”的问候声，最初她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结果不久便出来了，在这段漫长的孤独的时间里，这个孩子发现了一种使自己消失的方法。在那面长长的几乎接近地面的镜子里，他发现了自己的镜像，这样，他趴在镜子前面的地上，就能使他的镜像“走开”。［对这个故事的进一步提及可在《释梦》中发现，标准版，第5卷，第461页注。］

[16] 当这个孩子5岁零9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死了。现在，她真的“走开”了（“哦……嗬”），这个小男孩并没有表现出悲伤的迹象。确实，在这段间隔的时间里，他的母亲又生了另一个孩子，这引起了他最强烈的忌妒。

[17] 参见我对歌德的童年回忆所做的注解（1917b）。

[18] ［参见在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版的论文《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a）对这个观点所做的详尽研究。这篇论文很可能写于1905年或1906年。］

[19] 参见我的论文《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在这同一篇论文中可以找到早期所提到的“强迫性重复”，这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也请参见前面编者注。）——在下面几行中在特殊意义上所使用的“移情性神经症”这个术语，在这篇论文中也出现了。］

[20] ［把自我看作是具有某些功能的一个连贯的结构，这个看法似乎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例如，参见该书第一部分第十四节（弗洛伊德，1950a）。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这个主题又被提出来并得到发展。尤其是参阅第一章结尾和第二章。］

[21] ［这句话的目前这种形式可追溯至1921年。在第1版（1920）中是这样写的：“或许自我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可能只有它的一部分能被‘前意识’这个术语来涵盖。”］

[22] 对抵抗之来源的一个更全面和略有不同的说明可以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b）第十一章中找到。

[23] ［1923年增注］我已在别的地方论证过（1923c），有助于强迫性重复的东西是治疗中的“暗示”这个因素——就是说，病人对医生的顺从，这种顺从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潜意识的父母情结中。

[24] ［参见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的开头，对“三个愿望”的童话所做的比喻性的使用。］

[25] ［这个句子是1921年补加的。］

[26] ［参见C.G.荣格对这个主题所做的恰当说明（1909）。］

[27] ［在1923年以前，这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强迫性重复本来是自我召唤来提供帮助的，就像它依附于快乐原则那样。”］

[28] ［见弗洛伊德《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10页以下，以及《论潜意识》（1915e），第二节。］

[29] ［知觉系统（the perceptual system）是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第一次进行描述的（标准版，第5卷，第536页以下）。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1917d）他论证说，知觉系统与意识系统是一致的。］

[30] 以下的内容是完全建立在布洛伊尔的观点基础上的，这是他对《癔症研究》的理论贡献的第二节中提出的观点（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弗洛伊德本人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538页，对这个主题进行了讨论，而且以前在他1895年（1950a）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三节中做过全面考虑。后来在他的论文《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又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

[31] ［标准版，第5卷，第538页。］

[32] ［这一段话在《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就已经做了预见。］

[33]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见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的第二节，特别是在这一节开始的那个脚注。也请参见第8页脚注①。］

[34] ［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五节和第九节。］

[35] ［见《论潜意识》（1915e）第五节。］

[36] ［弗洛伊德在他的《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这篇论文的结尾，再次讨论了时间这个观念的起源。这篇论文还包含着对“抵御刺激的保护层”所做的进一步讨论。］

[37] ［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十节的开始部分。］

[38] ［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四节的后一部分。］

[39] 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和《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六节］。

[40] ［参见《非贯注系统的兴奋不受影响的原则》（1917d），在弗洛伊德对此进行讨论的靠近结尾的一个脚注。］

[41] ［参见第13页的注释。］

[42] ［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57页；以及弗洛伊德《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第九节。］

[43] 括号中的这个短语在1923年是用“不是潜意识的”来代替的，这几个词出现在早期的版本中。

[44] 见我对《精神分析和战争神经症》所写的导言（1919d）。

[45] 参见我在别的地方［《性学三论》，标准版，第7卷，第201～202页］对摇摆和铁路旅行的作用所做的说明。

[46] 参见我的《论自恋》（1914c）的论文［第二节的开始］。

[47] 参见我的《释梦》第七章［标准版，第5卷，第588页以下］。也请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的第二部分）。

[48] ［在这里以及在下一段开始使用的“本能的”一词德文是“Triebhaft”。“Trieb”这个词比英文的本能“instinct”一词含有更多的紧迫感。］

[49] ［参见弗洛伊德在论诙谐的那本书的第七章第六节的末尾所做的一些说明。］

[50] ［最后这6个词是1921年补加的。］

[51] 我毫不怀疑，关于“本能”性质的类似观点已经多次提出过了。

[52] ［这个句子的后半句话是1921年补加的。］

[53] ［1925年增注］读者不应该忽略这个事实，以下的内容是一种极端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以后，在考虑性本能时，人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它的一些必然的局限性和更正。

[54] ［在1925年以前的版本中，下面的脚注是这样写的，“以下是对自我保存本能的这个极端观点的一种更正。”］

[55] ［1923年增注］但是，我们也只能把朝向“进步”和朝向更高发展的一种内部冲动归因于它们本身啊！［见第42～43页］

[56] ［1925年增注］应该根据上下文来理解，“自我本能”这个术语在这里是一种暂时的描述，而且是从精神分析的最早期术语中派生出来的。［见第50～51页和第61页］

[57] ［这5个词从1921年起就是斜体的。］

[58] 费伦茨（1913，第137页）沿着不同的路线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追究这种思想的逻辑结论，人们就一定会使自己熟悉这种观点，有一种趋向保存和回归的倾向也支配着有机体的生命，而这种要求进一步发展、适应等等的倾向，只有在受到外界刺激时，才会变得活跃起来。”

[59] 《浮士德》一书中梅菲斯特弗勒斯说的话，第一部，第4场。

[60] ［这一段话是1923年增补的，这是对下一章将要讨论的爱欲的说明所做的预见，第50页以下。］

[61] ［在下面的内容中。弗洛伊德似乎使用的是“单细胞生物”（protista）和“原生动物”（protozoa）这两个术语，好像并不是指单细胞有机体。英译本遵循的是原文。］

[62] ［这是这个术语第一次发表出来。］

[63] ［引自席勒《墨西拿的新娘》，I，第8页。］

[64] 参见哈特曼（1906）、利普许茨（Lipschütz，1914）和多弗莱因（Doflein，1919）。

[65] 对此以及下面的内容，请参见利普许茨（1914，第26页和第52页以下）。

[66] 叔本华（1851；许布舍尔主编《叔本华全集》，1938，第5卷，第236页）。

[67] ［这个句子是1921年补加的。］

[68] ［例如，在弗洛伊德《视觉的心因性障碍》（1910i）的论文中对这种对立所做的说明。］

[69] ［弗洛伊德在《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中对这个观点做了详细说明，见第一节。但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靠近开始的地方，他后来写了一个脚注，在这个脚注中他更正了这个声明，并把本我描述为“力比多的大储藏库”。］

[70] 参见我的《论自恋》论文（1914c）第一节。

[71] ［前面这两个句子是1921年增补的。］

[72] ［只在第1版中：“——通过本能的融合，这是借用阿德勒（Adler，1908）使用过的一个术语。”］

[73] ［在1905年的《性学三论》第1版中已经这样认为了（标准版，第7卷，第157页以下）。］

[74] ［这是对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中讨论的本能的“混合”所做的预见。］

[75] 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58页］和《本能及其变化》（1915c）。

[76] 这些推测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在一篇很有意义和有趣的论文中被萨比纳·斯比尔赖恩（Sabina Spielrein，1912）预见到了，但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在我看来并不完全清楚。他把性本能的施虐成分描述为“破坏性的”。A.斯塔克（A.Stärke，1914年）曾再次尝试把力比多概念本身和趋向死亡的一种冲动的生物学概念（这是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假设）等同起来。也请参见兰克（Rank，1907）。所有这些讨论，就和本书中的讨论一样，都证明，需要澄清这个至今尚未澄清的本能理论。——［弗洛伊德本人后来对破坏性本能的讨论在《文明及其缺憾》的第六章（1930a）。］

[77] 见以上引用的利普许茨的说明（1914）。

[78] 涅槃原则，佛教用语，指人们所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也用作“死”的代称。在这里是弗洛伊德的借用语，指死的本能使人恢复到无生命的永寂状态。——中译者

[79] ［参见第7页以下。全部的主题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都做了进一步的考虑。］

[80] 虽然魏斯曼（1892）也否认这些优势：“受精绝不相当于一种返老还童或生命的更新，它的出现也不一定是为了延长生命：它只不过是一种安排，使两个具有不同遗传倾向的结合成为可能。”［英译本，1893，第231页］但是，他相信，这种结合往往导致这种有机体的变异性增加。

[81] ［乔威特（Jowett）的译文。1921年增注］我必须感谢维也纳大学的海恩里希·戈姆佩尔茨（Heinrich Gomperz）教授，他对柏拉图神话的起源做了如下讨论，我用他自己的话对此做部分的重复。值得注意的是，基本上同样的理论已经在《奥义书》中发现。因为我们在《婆哩呵陀阿兰诺迦奥义书》的第一、三、四章［马克斯·缪勒的译本，第2卷，第85页以下］，在那里描述了世界从自我（Atman）中的起源：“但是，他并没有感到任何快乐。”因此，一个孤独的人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他希望能有第二个人。他就像一个男人和妻子在一起时那么庞大。然后，他把他的自身（Self）分成两部分，于是产生了丈夫和妻子，因此雅格纳吠库阿（Yagnavalkya）说：“我们两个这样（我们每个人）就像半个贝壳”，所以，那个中间的空档就被妻子填满了。《婆哩呵陀阿兰诺迦奥义书》是所有（奥义书）中最古老的，没有一个老资格的权威确定它的年代晚于公元前800年。和流行的意见相反，对于断然否认柏拉图的神话可能来源于印度，即便仅仅是间接地，我是很犹豫的，因为在关于轮回的学说中也不可能排除类似的可能性。但是，即便这种（首先是通过毕达哥拉斯）渊源关系得以确定，这两种思想系列之间的一致性的意义也几乎不可能被祛除。因为，除非里面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使柏拉图感到震惊，否则他就不会采纳这个故事，这是通过某种东方的传统而传播给他的一个故事——更谈不上给他以如此重要的地位了。在一篇致力于系统考察柏拉图时代之前的这种思想路线的论文中，齐格勒（Ziegler，1913）把它追溯到起源于巴比伦人。［弗洛伊德已经在他的《性学三论》中谈到了柏拉图的这个神话，标准版，第7卷，第36页。］

[82] 我想在此附上几句话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术语，这是一些已经在这本著作的叙述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发展的术语。我们开始认识到，所谓“性本能”，我们是通过它们和性的关系以及和生殖功能的关系来认识的。当精神分析的发现迫使我们把它和生殖的关系加以削弱的时候，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个术语。随着自恋力比多这个假设的提出，和把力比多概念扩展到个体细胞，性本能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迫使生物的各个部分趋向一体、并合在一起的爱欲（Eros）；通常所谓性本能，被我们看作爱欲的一部分，似乎指向的是对象。于是，我们的推测便假定，这个爱欲从生命一开始就起作用了，作为与“死的本能”截然不同的“生的本能”而表现出来。死的本能是通过无机物发展而来的。这些推测寻求通过假设，这两种本能（对这些倾向我们当时还没有更多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相互斗争，来解开生命之谜。［1921年增补］或许要遵循这些转变并不那么容易，“自我本能”就是由此而发生转变的。最初，我们把这个名称用于一切本能倾向，这些倾向可以和指向某一对象的性本能区分开；我们使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形成了对立，性本能的表现形式就是力比多。后来我们对自我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且认识到，“自我本能”的一部分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并把主体自己的自我作为一个对象。因此，这些自恋的自我保存本能现在只好包含在力比多的性本能之中。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现在变成了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之间的对立，实质上都具有力比多性质。但是，在这里又出现了力比多（自我和对象）本能和其他本能之间的对立，其他本能的存在可以在自我中确定，或许实际上还能在破坏性本能中被发现。我们的推测把这种对立变成了生的本能（爱欲）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

[83] ［参见第8页。弗洛伊德在他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例如，在第一部分第八节和第三部分第一节。］

[84] ［这是吕克特（Rückert）翻译的哈里里的《马卡梅韵文故事》中的一首名为“双盾”的诗的最后两行。弗洛伊德在1895年10月20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32）中也引用了这两行诗。］

[85] ［“群体”（Group）在本书英译本中都被用作涵义极为广泛的德语“Masse”一词的同义词。作者用这后一词既指麦独孤（McDougall）的“group”，又指勒庞（Le Bon）的“foule”——此词在英文中更自然地被译成“crowd”。然而，为了使用法统一，我们在这里也宁愿选择“group”，甚至在摘录勒庞英译本时用“group”取代“crowd”。］

[86] ［这些术语原文用的就是英语。］

[87] 即《乌合之众》。——中译者

[88] ［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来自英译本。］

[89] ［正如在1940年德文版的脚注中指出的那样，“意识”这个词在法文原版中是“inconscients”。勒庞的英译本用的是“unconscious”，但弗洛伊德引用的德文译本是“bewusster”（“conscious”）。］

[90] ［英译本用的是“我们自己忽视的”——这是法语词“ignorées”的误解。］

[91] 在勒庞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因为他的潜意识概念与精神分析所采纳的概念不完全一致。勒庞的潜意识更特别地包含种族心灵最深隐藏的特征——事实上属于精神分析的范围之外。我们的确认识到，自我的核心——它包含人类心灵的“远古遗产”——是潜意识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区分了“被压抑的潜意识”——它源起于那种远古遗产的一部分。这种被压抑的东西的概念在勒庞那里是看不到的。

[92] 试比较席勒的两行诗：“独处的人还算机灵敏锐；而在群体中他简直就是个傻瓜。”

[93] “潜意识”在这里被勒庞在描述的意义上正确地使用，它不只是意味着“被压抑的”。

[94] 试比较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的第三篇论文［标准版，第13卷，第85页以后］。

[95] 在梦的解释——我们对潜意识心理生活最好的认识的确得益于它——中，我们遵循一条技术性的规则：不理会梦的叙述中的怀疑和不确定，而把显梦的每一元素当作是相当确定的。我们把怀疑和不确定归之于稽查的影响——梦的工作亦受这种稽查的支配。我们假定，原发的梦念不了解作为批判过程的怀疑和不确定。它们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当然作为导致该梦的日间残迹内容的一部分而呈现出来［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16～517页。］

[96] 这种每一情绪的同样极端和无限制的强化，也是儿童情感生活的一个特征，它也表现在梦生活中。由于在潜意识中单一情绪的分离，白天的稍微一点恼怒在梦中就会表现为希望冒犯者去死，或者诱惑的迹象在梦中可能会刺激一场犯罪行动的描绘。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就这点曾做过适当的评论：“如果我们在意识中看由当下（真实）情境的梦所告诉我们的某些东西，我们应该不至于吃惊地发现，我们在放大的分析镜下所看见的庞然怪物业已证明是小小的纤毛虫。”［《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20页。］

[97] 例如，在幼儿那里，对他们最亲近的人的矛盾的情感态度长期并行存在，矛盾着的任一方不妨碍另一方，也不与之相对立。如果最终二者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它常常是通过儿童改变对象并且把矛盾着的情感的一方移置到一种替代物上而得以解决。成人神经症的发展史也表明，被压制的情绪可能经常长时间地存在潜意识甚或意识的幻想中——自然起作用的内容会直接与某种支配性倾向相抵触，然而这种对立并不导致自我反对它已否定的东西的任何行为。该幻想相当长时间地得到宽容，直到突然某一天，通常是由于幻想的情感贯注的增加，幻想与自我之间的冲突爆发了，随之带来所有通常的后果。在儿童发展成成熟成人过程中，他的人格愈益广泛地整合，分离的本能冲动与他独立地增长起来的目的性倾向愈益协调。性生活领域的类似过程早就为我们所知：所有的性本能协调成确定的生殖组织（《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07页］。而且，自我的统一易于产生像由许多熟悉的例子——诸多科学家保持对《圣经》的信仰的例子——以及其他相似的情况所显示的力比多冲突——［1923年增注］自我后来分裂的各种可能的方式构成心理病理学中特别的一章。

[98] ［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54～57页。］

[99] 参见克拉斯科维克（Kraškovi）1915年的著作。

[100] 参见莫德（Moede）1915年的著作。

[101] 《和平与战争中的民众本能》（1916）。

[102] ［1923年增注］我不同意汉斯·克尔森（Hans Kelsen）在1922年［对本著］的其他方面算是有见地的和敏锐的批评。他说，为“群体心理”提供这种组织化指称着群体心理的本质——即是说，意味着把个体心理过程的独立性归属于群体心理。

[103] ［参见弗洛伊德“小汉斯”（1909b）病历中的某些评论，标准版，第10卷，第12页。］

[104] 康拉德·里希特（Konrad Richter）：《德国人s克利斯朵夫》。

[105] ［1925年增注］遗憾的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得到实现。

[106] “虽然我用人和天使的语言说话，但我没有爱，我变成像只会发出响声的铜管，或者是一个丁零响的镲钹。”

[107] ［习语“为了他们”的意思，从字面上来看是“为了爱他们”——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4版的几乎同年代的序言中，可以看到与以上最后三段表述相似的思想。标准版，第7卷，第134页。］

[108] ［1923年增注］在群体中，“稳定的”和“人为的”属性似乎是相符的，或至少是紧密联系的。

[109] ［即在有关心理力量（psychical forces）的定量分布上看。］

[110] ［按弗洛伊德的愿望，这一段在1922年的英译本中是作为脚注排印的。然而，既在1922年之前又在此之后它都出现在所有德语版的正文中。］

[111] 参见我的《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也还可以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112] 试比较贝拉·冯·费尔采齐（Béla von Felszeghy）有趣但有些过于想象化的论文《恐慌和泛情结》（1920）。

[113] ［作者是盖伊·索恩（C.兰杰·古尔）的笔名］该书在1903年出版之时曾极为畅销。

[114] 试比较费德恩（Federn）在他《没有父亲的社会》（1919）中解释废除君主的家长制权威之后的类似现象。

[115] “一个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互相紧紧地拥挤在一起，以便得益于彼此的体温并免于冻死。但它们很快感到彼此的刺扎得痛，又不得不再次分开。当取暖的需要使它们再聚拢时，第二次刺痛又发生了。以至于驱使它们聚拢和散开来回折腾，直到它们发现一种最能忍受的适中距离。”（《附录和补遗》第二部分，第31页，“比喻和寓言”。）

[116] 也许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属于唯一的例外，它是以自恋为基础的，不被随后的竞争所干扰，并且被性对象选择的初期尝试所强化。

[117] ［在德文第1版中，最后这句话是“它最初不得不被压抑所排除”。在1923年被改正了。］

[118] ［参见弗洛伊德（1930a）的第五章《关于微小差异的自恋》。］

[119] 在近期出版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g，本卷第53页以下］中，我试图把爱和恨的两极性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这一假设联系起来，并确立性的本能是前者即生的本能的最纯粹的例子。

[120] 参见我的《论自恋》（1914c）的文章。

[121] ［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第五节）。］

[122] ［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d）第四章和《悲伤与抑郁症》（1917e）中讨论过——尽管不怎么详细——认同作用。在给弗利斯复信（如在1897年5月31日的草稿N）中，已经触及这一论题（弗洛伊德，1950a）。］

[123] ［参见弗洛伊德《论自恋》的第二节（1914c）。］

[124] 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标准版，第7卷，第198页］）以及阿伯拉罕1916年的著作。

[125]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讨论过“完整的”俄狄浦斯情结，既包括“阳性的”形式，又包括“阴性的”形式。］

[126] 参见我的《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标准版，第7卷，第82～83页］）。

[127] ［参见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Leonardo）的研究的第三章。有关同性恋发生的其他机制见第158页以下及第231页以下。］

[128] 见马尔库斯茨维采（Marcuszewicz）1920年的著作。

[129] ［弗洛伊德习惯上用“忧郁症”（melancholia）一词表达现在被称为“抑郁症”（depression）的那些状态。］

[130] 参见《悲伤与抑郁症》（1917e）。

[131] 参见我《论自恋》的文章（1914c）和《悲伤与抑郁症》（1917e）。

[132] 参见我《论自恋》的论文第三节。

[133]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取自病理学的这些例子没有穷尽认同作用的性质，结果我们留下群体形式的部分之谜尚未触及。在这点上不得不介入更为基本的和复杂的心理学分析。从借助模仿的认同作用那里，一条道路导致感情移入，即理解我们能够对他人的心理生活采取任何态度的机制。而且，在现存的认同作用的表现形式中，仍然有许多待解释的东西。这些尤其致使一人限制他对自己与之认同的人进行攻击，致使他宽恕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这种认同作用的研究——像（例如）构成氏族感情根源的那种认同作用的研究一样，致使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血缘与婚姻》，1885）做出惊人的发现，它们依赖于承认［由该氏族成员］拥有的共同实体，因而甚至可能被共同吃一种饭创造出来。这一特性使得把这类认同作用与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构造的早期人类家庭史联结起来成为可能。

[134] 参见我的《性学三论》。

[135] 《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d）。

[136] ［参阅弗洛伊德的论文《论自恋》第三部分开头的一段话（1914c）。］

[137] ［弗洛伊德在论文《处女的禁忌》（1918a）开头部分讨论过爱的“屈从”。］

[138]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第一篇的一个脚注以及他《论心理治疗》（1905b）的论文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标准版，第7卷，第150页，以及296页。］

[139] ［参见弗洛伊德（1917d）。］——［1923年增注］然而，这种功能归属于自我理想是否合理，似乎还存在着疑问。这一点需要详尽的讨论。［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开头的脚注，在那里，此功能明确地被归属于自我。］

[140] ［这个词在原文中用的是英语。］

[141] 见《超越快乐原则》。

[142] ［最后几个词原文是英语。］

[143] ［“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

[144] 参见我的《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中关于焦虑的论述。

[145] 《图腾与禁忌》（1912～1913）［在第四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用“部落”一词表示相对较少的人群］。

[146] 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我们人类的普遍特征尤其也适用于原始部落。个人的意志太脆弱，他没有胆量付诸行动。除去群体的冲动外，无论什么冲动都不存在；仅仅存在共同的意志，不存在强化。观念的这种微弱性可以通过部落所有成员共有的情绪联系力而得到解释。但是他们生活环境的相似性以及缺乏任何私有财产，有助于决定他们个人心理活动的统一性。正如我们从儿童和士兵那里所观察到的那样，甚至在排泄功能方面也不排除活动的共同性。性活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在这里，第三者至多是多余的，在严重的情况下，会被谴责为一种痛苦期待的状态。关于（生殖满足的）性需要对群居性的反作用，请参阅下面的论述。

[147] 或许也可以这样假定，当这些儿子被他们的父亲驱逐和隔开时，他们从彼此认同发展到同性的对象爱，并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杀死父亲的自由。［参见《图腾与禁忌》。］

[148] 参见《不可思议性》（1919h）。

[149] 见《图腾与禁忌》［第二篇论文］及那里所引用的材料。

[150] ［分散注意力作为诙谐技巧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五章后半部分详细地讨论过。这种机制在“思想转移”中起作用的可能性下面将会述及。但弗洛伊德最早提及这一观点可以在《癔症研究》最后一章看到。接近这一章第二部分的开头，弗洛伊德提出用这同一种机制作为可能部分地解释他的“压力”（pressure）程序的效用。］

[151] 尽管被催眠者有意识地专注于单调而乏味的知觉，但他的态度却潜意识地指向催眠师，这种情况与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生的事件是类似的。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在每一分析过程中，至少出现一次这样的时刻：病人固执地坚持说，他的头脑中此刻肯定没有出现任何东西。他的自由联想停止了，通常使得联想活动起来的各种刺激不再有效。如果分析家一再坚持，最终诱使病人承认，他正在想到诊室窗外的景色，或他眠前的墙纸、或者吊在天花板上的汽灯。于是我们立刻知道，他进入了移情状态，他被沉浸在与医生有关的仍然是无意识的思想中。一旦我们给他做出这种解释，我们就立刻看到病人联想的阻碍消失了。

[152] 在我看来似乎值得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部分的讨论致使我们放弃伯恩海姆的催眠概念，而回到早期朴素的概念。根据伯恩海姆的观点，所有催眠现象可追溯到暗示的因素，而暗示因素本身是不能再进一步解释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暗示是催眠状态的部分表现，而催眠则牢固地建立在一种预先倾向之上，这种倾向从人类家庭的早期史开始就续存于潜意识之中。［弗洛伊德在他给伯恩海姆论这一主题的书的译本序言（1888～1889）中，就已经表达了对伯恩海姆观点的怀疑。］

[153] 《悲伤与抑郁症》（1917e）。

[154] 《图腾与禁忌》。

[155] 特罗特把压抑追溯到群居本能。当我在《论自恋》的文章［1914c，接第三部分的开头］中说“对自我来说，一种典范的形成常常是压抑的条件性因素”时，这只是把他的观点转换成另一种表达形式，而不是与之相矛盾。

[156] 参阅阿伯拉罕1912年的著作。

[157] 更确切地说，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把自己隐匿在指向主体自己的自我的责难后面，致使它们带上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所特有的那种固执、顽强和迫切。

[158] ［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的第五章，可以看到有关抑郁症的进一步讨论。］

[159] ［席勒剧本第6幕。］

[160] 此处以下所写的东西受惠于与奥托·兰克交换意见。［1923增注］也见兰克1922年的著作。［这一段可与《图腾与禁忌》第四篇第五、六和七节联系起来进行阅读。］

[161] 参见汉斯·萨克斯1920年的著作。

[162] 在这一简短的叙述中，我没企图用存在于传说、神话、童话和风俗史等中的任何材料支持这一理论构造。

[163] 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

[164] 憎恶的感情在其构成中无疑要更复杂一些。［然而在第1版中，这个脚注是：“在其构成上更复杂一些的憎恶感情，对这一规划概莫能外。”］

[165] ［什么，您也会说希腊话？噢，对不起，求求您，为了对希腊的爱，请吻我。Lesfemmes savantes，Ⅲ，5。］

[166] ［参见弗洛伊德（1912d）。］

[167] ［参见弗洛伊德（1910d）第二部分的开头。］

[168] 参见《图腾与禁忌》第二篇的结束。

[169] 参阅我的《性学三论》（1905d）。

[170] 一个译本发表于第二年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4（3），第367页。（本论文读本的日期在那里误印为“9月25日”。）在这里重印的是略加改变过的。

[171] 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同上，第18卷，第20页）中，这两个术语似乎在定义上是相同的。

[172] 此为标准版第19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173] ［就是说，不仅是在描述性意义上，而且是在动力学意义上。］

[174] 实际上，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开场白中就已经把心理的防御机制视为“潜意识”的。

[175] 从一开始就对选择一个英文同义词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后决定用“本我”比用“它”（it）更好些，这样可以和早就确定下来的“自我”（ego）相平行。

[176] 在本文发表之后，“Ucs”这个符号便消失了，除了很久以后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章的第一部分（五）出现过一次，非常奇怪的是，它是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的。弗洛伊德继续把“潜意识”这个术语用做“本我”的同义词，尽管越来越不常用。

[177] 在标准版的几处地方这个意义似乎都是需要的，das Ich被译做“自身”。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一章的第四段接近开始处有一段话，弗洛伊德本人明确把das Selbst和das Ich相等同。而且，在对梦的道德责任的讨论过程中（1925i，以下第133页），他对德文Ich这个词的两种用法做了明确区分。

[178] 这些缩略语（像“Ucs”）可追溯到《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40页注。

[179] 琼斯（1957，第305页注）指出，这个术语早先曾被闵斯特伯格（Münsterberg，1908）使用过，他补充说，尽管这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且弗洛伊德也不可能见过这篇文章。

[180] ［标准版，第18卷，第59页。］

[181] ［原文是“Bewusst sein”（这两个词）。同样，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的第二章，标准版，第20卷，第197页，“Bewusstsein”是经常使用的德文的“意识”这个词，之所以印做两个词，是为了强调，“bewusst”就其形式而言是一个被动意义的分词——“被意识到的”。英文的“意识”一词既可用做主动的，也可用做被动的；但在这些讨论中却总被视为被动的，参见编者对弗洛伊德《论潜意识》这篇心理玄学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165页）的编者注末尾的一个脚注。］

[182] ［例如，参见《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1912g），标准版，第12卷，第262和第264页。］

[183] ［在附录一中可以找到对这句话所做的一些评论。］

[184] 至此这一点可以和我的《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1912g）相比较［也请参见《论潜意识》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1915e）］，在这一点上对潜意识的批评所采取的新的转变值得考虑，有些研究者并不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的事实，但却不愿意接受潜意识。他们在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找到了摆脱困难的出路，这个事实就是，在意识（作为一种现象看待）要区分发出各种强度或清晰度的等级是可能的。正像有些观念带有鲜明的、强烈的和明确的意识一样，我们也承认另一些只有模糊的，甚至不十分引人注意的意识；有证据表明，正是那些最模糊的意识观念才是精神分析希望把“潜意识”这个不合适的名字运用于它们的那些观念。但是这些观念（论证继续进行）就像其他观念一样，也是有意识的或“处于意识状态”的，如果给予足够的注意，也能引起完全的、强烈的意识。至于用论证来影响对这种既建立在常规基础上，又建立在情绪因素基础上的问题做出决定的可能程度来说，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评论。关于意识清晰度的等级的参考意见绝不是结论性的，并不比下面这种类似的说法更有明确的价值：“在照明中有这么多等级——从最明亮、最耀眼的光到最暗淡的微光——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本就没有黑暗这种东西”，或者说“有各种等级的生命活力，因此没有死亡这回事”，这些说法在某种方式上说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就实践的目的来说，它们是无价值的。如果一个人想从中得出某些结论，例如“因此没有必要点灯”，或“因此一切生物都是不死的”，就会发现这一点。进一步说，要包括那些在有意识的概念下所不被注意的东西，就只会对我们所具有的关于心理的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直接的、明确的知识造成混乱。一个人对意识固然一无所知，这对我来说毕竟要比潜意识的心理荒谬可笑得多。最后，有人试图把未注意到的东西和潜意识的东西等同起来，这种企图显然没有考虑到所包含的那些动力学条件，而这正是形成精神分析观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要对这种未注意到的东西予以足够的注意是非常困难的，且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第二，当这一点达到之后，以前未受注意的思想由于还没有被意识所承认，而往往和意识格格不入，并且往往被意识迅速拒绝。因此，以这种方式逃出潜意识，并躲在很少被注意或不被注意的地方，毕竟只是一种预想的信念的派生物，即认为心理和意识的同一性已经彻底解决了。

[185]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9页。］

[186] ［这种观点不仅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而且早在《论潜意识》（1915e）中就已经做过说明。确实，在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开头一句话中就表达了这种含义。］

[187] ［见《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26页。］

[188] ［在《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8卷，第173～176页）的第二节中已对此做了更长篇幅的讨论。］

[189] 见《论潜意识》［标准版，第18卷，第201页以下］。

[190] ［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38页）的第七章（二）。］

[191] ［这个观点在布洛伊尔对《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8页）的理论贡献中得到了表述。］

[192] ［弗洛伊德以其病理学发现为基础，在其《论失语症》（1891b）的专题文章中得出了这一结论（同上，第92～94页）。这个观点是以在《论潜意识》这篇论文的附录Ⅲ中重新制作的图表为代表的。］

[193] ［参见沃伦冬克（1921）的一本书，弗洛伊德曾为此书写了一篇导言（1921b）。］

[194] ［《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9页。］

[195] ［参见《论潜意识》（1915e）第三节，标准版，第14卷，第177～178页。］

[196] 格罗代克《论本我》，维也纳，1923。

[197] 格罗代克自己无疑遵循了尼采的榜样，尼采习惯把这个语法术语同用于我们本性中非人性的东西，可以说隶属于自然的法则的东西。

[198] ［请比较一下《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接近末尾处那个略有不同的图。在《释梦》（1900a）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图，而它的前身在1896年12月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2），这些图与功能和结构有关。］

[199] ［这个类比是对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中的一个梦的联想，标准版，第4卷，第231页。］

[200] ［意即，自我基本上是从身体的感觉中派生的，主要是从身体表面产生的那些感觉获得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身体表面的一种心理投射，另外，如上所见，它代表心理结构的外观。——这个脚注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的英文译本中，其中把它描述为经弗洛伊德认可的。在德文版中并未出现过。］

[201] 最近才有人告诉我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其实这是作为反对我对“梦的工作”所做的描述而提出来的［参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64页；第5卷，第564页］。

[202] ［这个短语已在弗洛伊德关于《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标准版，第9卷，第123页）这篇论文中出现过。但是，这个观点在更早期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第一篇论文的第二节中有所预见。］

[203] ［对此，第49页以下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204] ［见英文版编者导言，第9～10页，参见《论自恋：导论》（1914c）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12c）。］

[205] 除了在把“现实检验”的功能归于这个超我时，我似乎错了之外——这是需要更正的一点。［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标准版，第18卷，第114页和注②，以及编者对论梦的心理玄学论文所做的注释（1917d），第14卷，第220页。］如果现实检验就是自我本身的一种任务，这将完全适合于自我同知觉世界的关系。由于知觉-意识系统可以单独被看作是自我的中心，因此，某些从未非常明确形成的关于“自我中心”的较早的建议也需要加以纠正。［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弗洛伊德把自我的潜意识方面说成是它的中心（标准版，第18卷，第19页）；在他后来论幽默的论文中，他却把超我视为自我的中心。］

[206] ［《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9页。］

[207] ［弗洛伊德讨论性格形成的其他文章的一些参考文献，可在《性格与肛欲》（1908b，标准版，第9卷，第175页）这篇论文末尾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找到。］

[208] ［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七章，标准版，第18卷，第105页。］

[209] 用认同作用代替对象选择的一个有趣的类似情况可在原始民族的信仰里和以此为基础的禁忌里发现，被吸收为食物的那些动物的属性成了食用它的人的性格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这个信仰是同类相食的一个根源，它的影响可以通过从图腾宴到基督圣教这一系列用途而继续着。［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个信仰把结果归之于对象的口唇掌握，事实上在后来的性对象选择情况下确实随之发生了。］

[210] 既然我们已经区分出自我和本我，我们必须把本我是我在《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力比多的大仓库。由于上述认同作用而进入自我的力比多就会引起自我的“继发性自恋”。［这种观点在第46页将做精心阐述］

[211] ［在第45页和54页，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一段的主题。在第41～42页对本能的融合与解离（the fusion and defusion of instincts）这一概念做了解释。这些术语已在一部百科全书的文章中做过介绍（1923a），标准版，第18卷，第258页。］

[212] 或许说“以父母自居”更合适些；因为在儿童获得关于性别差异的确切知识之前（即有没有阳物），他还无法区别他的父亲和母亲的价值。最近我遇到一位已婚少妇的病例，她的病况表明，在她注意到自己没有阳物之后，她曾认为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没有，而只有那些她认为低级的人才有；她还认为她的母亲也有阳物［参见《婴幼儿的性器构造》（1923e），下面第145页的一个脚注］——为了简化我的论述，我将只讨论以父亲自居的作用。

[213] ［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第七章的开头（1921c），标准版，第18卷，第105页。］

[214] ［见《论自恋》（1914c）一文，标准版，第14卷，第87页以下。］

[215]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在上述引文中。］

[216] ［参阅包含这个主题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更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173页）。］

[217] ［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是男孩与女孩的“确切类比”，这种观点在此后不久便被弗洛伊德放弃了。见《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

[218] ［弗洛伊德对两性并存之重要性的信念由来已久。例如，在《性学三论》（1905d）第1版中，他写道：“如果不考虑两性并存，我认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在男人和女人所观察到的实际的性表现。”（标准版，第7卷，第220页）但在更早些时期，我们发现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利斯在这个主题上对他影响颇深），几乎对目前这段话做了预见（弗洛伊德，1950a，1899年8月1日第113封信）：“两性并存！我敢肯定对此你是正确的。而且我已经习惯于把每一种性活动视为四个人之间的一种事件。”］

[219] ［在德文版中这个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起源，我们将把它看作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因素的结果：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关于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事实，我们已经追溯到由于潜伏期而引起的力比多发展的中断，也追溯到了人的性生活的双重起源。”上文中略有不同的说法是根据弗洛伊德明确指示在1927年的英文译本中插入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一核订没有包括在以后的德文版中。］

[220] ［这个观点是费伦茨（1913）提出来的。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55页）第十章近末尾处，似乎更明确地承认这个观点。］

[221] ［因此，在第24页的图中并不包括超我。不过，后来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1讲中的一个图里却给了超我一席之地。］

[222] 我此刻把科学和艺术放在一边不谈。

[223]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和《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b）。］

[224] ［这场战役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查龙斯之战（the Battle of Chalons），在公元451年的这场战役中，阿提拉（Attila）被罗马人和维希高斯（Visigoths）打败。威廉·冯·科尔巴赫（Wihelm von Kaulbach，1805～1874）将其作为他的一幅壁画的主题，最初是为柏林的诺伊斯博物馆绘制的。根据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的达马休斯（Damascius）的一个传说，在这场战斗中，战死的勇士们被描绘为在战场上空的天上继续他们的战斗。］

[225] 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

[226] ［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中又回到了这个主题，第163页。］

[227] ［参阅以上第30页，与施虐狂有关的主题随后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54页做了提示。］

[228]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14页）中，弗洛伊德又重新提起这个观点。］

[229] ［关于随后的发展，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关于爱与恨之间关系的更早期讨论，以及后来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所做的讨论。］

[230] ［这个故事是弗洛伊德在其《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中的最后一章讲述的。］

[231] ［见附录二对此做的讨论。］

[232] ［弗洛伊德对本能的二元论分类法所持的一致性态度，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60～61页第六章末尾的一个长脚注中发现，也可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注中所做的历史概观中发现，标准版，第14卷，第113～116页。］

[233] 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观点，正是通过爱欲这个机构，指向外部世界的破坏性本能才从自身发生转向的。

[234] ［弗洛伊德关于“性物质”所起作用的观点，可在其《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文章的第二节中找到。］

[235] 或许可以说，精神分析或心理玄学的自我和解剖学上的自我——即像大脑皮层上的小人一样都是头脚倒置的［见第26页］。

[236] 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和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障碍做斗争并不容易。直接同它对抗是不行的，间接的也不行，这是一个揭露其潜意识的被压抑根源的缓慢过程，因而也是把潜意识罪疚感逐渐变成有意识罪疚感的过程。当这种潜意识罪疚感是一种“舶来品”时，——当它是以另一些曾是性欲贯注对象的人自居的产物时，人们就会有一个影响它的特别机会。当罪疚感以这种方式被采纳时，它就常常是被放弃的恋爱关系的唯一痕迹，并且要这样认出它来是根本不容易的（这种过程和抑郁症中所发生的情况相似，这是不会错的）。假如人们能揭露藏在潜意识罪疚感后面的这种从前的对象贯注，那么，治疗的成功就很显而易见了，但是，否则的话，人们努力的后果就丝毫也无法确定。它主要依赖于罪疚感的强度；常常没有类似强度的反作用力能用治疗来反对它。或许它也依赖于分析者的人格是否容许病人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自我理想中，它包括一种诱惑，使分析者起预言家、救世主和病人的拯救者的作用。既然分析的规则和医生以任何方式利用这种人格完全相反，那么，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对分析的有效性来说仍是一种局限性；因为精神分析毕竟不是要取消病态反应的可能性，而是无论如何都要给病人的自我决定的使用这种或另一种方法的自由。——［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见第166页）这篇论文中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在这篇论文中，他讨论了潜意识罪疚感与道德受虐狂之间的区别。也请参见《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七章和第八章。］

[237] 这个假设显然只是个矛盾现象，它只是表现人的本性在好和坏两个方面都比它所想象的具有更大得多的能量，即比通过自我的有意识知觉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238] ［对这种观点（连同某些其他参考资料）的全面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1916b，标准版，第14卷，第332～333页）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发现。］

[239] ［弗洛伊德在《从整体上对释梦的补充说明》（1925i）中的第二节又讨论了这一矛盾。亦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七章。］

[240] ［参见《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88页。］

[241] ［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1页。］

[242]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48页）中讨论了这些微生物。现在可以把它们描述为“原生动物门”（protozoa），而不是“单细胞生物”（protista）。］

[243] ［在讨论了焦虑这一主题之后，必须阅读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中所说明的那种修正了的观点，在这里提出的大多数观点在本书中都做了进一步讨论。］

[244] ［“被推翻的”（überwöltigung）自我这个概念很早便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出现了。例如，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第一篇论文的第二部分中便提出过。但是，在他1896年1月1日与弗利斯的通信中讨论第k草稿的神经症机制时，这个概念起着显著的作用（弗洛伊德，1950a）。在这里和《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创伤性情境”有明显的联系。］

[245] ［“良心”（Gewissensangst）。关于这个词的用法，有一个编者注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的第七章中发现。］

[246] ［对这里出现的这种观点的某些讨论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编者导言（标准版，第20卷，第85～86页）中找到。］

[247] ［这是对《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51页中讨论的“分离焦虑”（seperation anxiety）的预见。］

[248] ［这是指英文版。这两个句子在这里都在15页上。］

[249] 这种类比业已初步的形式在《图腾与禁忌》的第三篇文章中出现，早在1913年该书便首次出版（标准版，第13卷，第89页）。

[250] 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2讲中做了一个几乎同样的说明。

[251] 这当然是弗洛伊德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

[252] 此指标准版第20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53]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和《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开始强调男孩与女孩性发展之间的差异，同时开始坚持认为，在男女两性中母亲是第一个爱的对象。对于其观点中所强调重点的这种转变过程所做的讨论可在这两篇论文的第二篇的编者注中找到。

[254] 例如，参见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0卷，第116页）和大约同一时期对《性学三论》补加的另一个脚注（同上，第7卷，第226页。）对弗洛伊德这种动摇态度的全面说明见于琼斯，1957年，第61页及以下几页。

[255] ［例如，参见《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64页。］

[256] ［参见《压抑》（1915d），标准版，第14卷，第147页。］

[257] ［这个问题可追溯到非常久远。例如，参见1896年12月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52）。弗洛伊德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标准版，第7卷，第28～29页，其中一个编者脚注提供了大量有关该主题的其他参考文献。在1925年弗洛伊德为《超越快乐原则》（1920g）增补的一个简短的脚注中也提到了目前这种解决方法。］

[258]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4页。］

[259] ［见编者导言，第83页。］

[260] ［意即在心灵中代表本能的东西。这个术语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11页）以下的编者注中做了全面讨论。］

[261] ［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1895d）中用这个术语来解释癔症症状。例如，参见标准版，第2卷，第297页。对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将在《精神分析五讲》（1910a），标准版，第11卷，第16页以下，第1讲中找到。］

[262] ［参见编者导言，第84页，以及下面第133～134页。］

[263] ［见《压抑》（1915d），标准版，第14卷，第148页。］

[264]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7页以下。］

[265] ［《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

[266] ［参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最后对此所做的冗长讨论。］

[267] ［意即，在与本我的关系中它的力量和弱点之间的对比。］

[268] ［关于这种类比弗洛伊德在为《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290～291页）撰写的文章中对之进行了讨论，最初是在《绪言》（1893a）中出现的（同上，第6页）。］

[269] ［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第二篇论文的第二节中做了提示。］

[270] ［在这个隐喻中不明言地提到“Besetzung”，德文词意指“贯注”，这个词也有“驻军”的意思。］

[271] ［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中对此做了全面讨论。］

[272] ［标准版，第10卷，第24页。］

[273] ［标准版，第10卷，第50页和第82页。］

[274] ［标准版，第10卷，第29页。］

[275] ［参见《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标准版，第17卷，第140页。］

[276] ［标准版，第10卷，第50页。］

[277] ［摘自《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标准版，第17卷，第29页以下。］

[278] ［标准版，第10卷，第126～127页。］

[279] ［标准版，第17卷，第32页。］

[280] ［在弗洛伊德的原文中，此处用的是英文。］

[281] ［指那个俄罗斯病人的病史。］

[282] ［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26页以下。］

[283] ［标准版，第17卷，第20页及以下几页。］

[284] ［德文是“Realangst”。形容词“realistic”在整个标准版中用来指不可能的“现实”，以及指到处使用的，但却引起明显的意义不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把“Realgefahr”视为“真实的危险”。］

[285] ［例见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论文（1915d），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在那里也考察了关于“狼人”的病例，进一步的讨论可以补遗A（2）第160页及以下几页中，以及在编者导言中，第78页及以下几页中找到。］

[286] ［见弗洛伊德的第一篇论文《焦虑性神经症》（1895b）。］

[287] ［这是一个旧的法律裁决用语，当证据缺乏说服力时使用的；请比较苏格兰语的“未经证明”（not proven）。］

[288] ［意即分两部分出现的。参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近末尾处的一段话。］

[289] ［见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第二节的开头。在《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有一个例子，标准版，第17卷，第75页。］

[290] ［见我的《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一文，标准版，第12卷，第319页以下。］

[291] ［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四章的开始处，弗洛伊德认为，从施虐-肛欲期向性器欲期发展是受爱欲成分的增加制约的。］

[292] ［在后面的补遗一（三）、第163页以下对此做了长篇讨论。］

[293] ［对此所做的一切说明，请参见《对“鼠人”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21页及以下几页，以及第167页注。］

[294] ［参见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1925年，第51页。］

[295] ［这两种技术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都提到过，标准版，第10卷，第235～236页和第243页。其中第一种技术，德文是“ungeschehenmachen”，字面的意思是“使没有发生”。］

[296] ［原文是“non arrivé”。］

[297] ［参见《对“鼠人”的分析》，标准版，第10卷，第246页。］

[298]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第二篇文章中的几段话。例如，标准版，第13卷，第27页及以下几页，和第73页。］

[299] ［标准版，第17卷，第15～16页。］

[300] ［参见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论文《论潜意识》（1915e）第四节中关于恐怖症的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182～184页。也请参见前面的编者导言，第80页。］

[301] ［弗洛伊德很少使用“暂时退行”这个术语。它出现在克拉克大学演讲中的第5讲（1910a）的开端，标准版，第11卷，第49页；在1914年为《释梦》增补的一段话里（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48页；以及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的一段话里，标准版，第14卷，第222～223页。］

[302]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303] ［参见弗洛伊德对战争神经症的讨论（1919d）。］

[304] ［参见1924年为《对“小汉斯”的分析》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0卷，第8～9页。］

[305] ［参见《自我与本我》（1923b）的最后几段。另见下文140页。］

[306] ［参见《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4～245页。在补遗的第三部分，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一论题，见后面第169页及以下几页。］

[307] ［参见弗洛伊德《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一节的第三段。］

[308] ［例如，这种观点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的前几页有所表现。］

[309] ［这一观点很可能来源于达尔文的《人类与动物的表情》（1872）。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中曾就此引用过达尔文的这本著作。见编者导言，第84页。］

[310] ［兰克的理论在第150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

[311] ［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论文第五节中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

[312] ［弗洛伊德在《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已讨论过这种幻想，标准版，第17卷，第100～102页。］

[313] ［参见上文第130页。］

[314] ［参见弗洛伊德心理玄学论文之一《论潜意识》（1915e）的第四节，标准版，第14卷，第182页。］

[315] ［有关这一观点，参见《自我与本我》（1923b）的结尾部分。］

[316] ［“Psychische Verarbeitung”，字面意为“精神的解决”。弗洛伊德在第一篇论文《焦虑性神经症》（1896b）的第三节亦使用过这一术语。实际上，本段就是对那篇文章的一个回音。］

[317] ［参见倒数第二段的结尾部分；另见编者导言，第80页。］

[318] 自从我们将自我和本我加以分化以来。我们对压抑问题的兴趣亦受到一种新的推动作用。在那以前，我们满足于将我们的兴趣局限于压抑的那些与自我有关的方面——使不能成为意识和运动，以及替代物（症状）的形成。至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本身，我们假定，它们依然以原样永远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但现在，我们的兴趣转移到被压抑内容的盛衰变化，而且还开始怀疑，若说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的冲动不被改变或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改变，那不是自明的，甚至显得不大可能。毫无疑问，原初的冲动通过压抑遭到了抑制，并偏离了它们的目的。但是，它们当中那些处于潜意识中的部分能够保持自身而不受倾向于改变并贬低它们的生活压力的影响吗？换句话说，对于那些由分析揭示了其先前存在的旧的愿望，它们现在仍然存在着吗？答案似乎是现成的，而且是肯定的，那就是，旧有的、被压抑了的愿望必然依旧存在于潜意识，因为我们仍然能发现它们的派生产物即症状在起作用。但这个答案是不够充分的，它不能使我们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究竟是旧有的愿望现在只能通过它的派生物起作用，并将它的全部贯注能量转移到这些派生物上呢？还是它自身依然也存在着呢？如果它的命运是在贯注其派生产物时耗尽自身，那么这又会引起第三种可能性，即在神经症过程中，它可能因退行的作用而重新活跃起来，虽然它会因此而在时间上是误置的。所有这些，并不是玄虚之想，心理生活中有很多事实，包括正常的和病理的，要求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关于单纯的压抑和对旧有的愿望冲动的真实移除之间的区别，我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一文中曾有机会加以指出。

[319] ［参见那篇《两性解剖学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论文（1925j）的后半部分。］

[320] ［这里指的就是焦虑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

[321] ［这里的讨论大多是对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压抑》（1915d）和《论潜意识》（1915e）中所采用的论证的重估。尤其是参见标准版，第14卷，第153～155页和第181～184页。关于“道德焦虑”，参见第128页注。］

[322] ［参见阿德勒，1907。］

[323] ［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三章，弗洛伊德明确指出，他心中经历着地质学上的冰河时期。这个观点早先曾被费伦茨提出过（1913）。］

[324] ［参见《压抑》（1915a）。］

[325] ［弗洛伊德在后期的一篇论文《恋物癖》（1927e）中，联系拒绝（verleugnung）概念详细讨论了这个术语。］

[326] ［《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一章结尾处。］

[327] ［见《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标准版，第12卷，第155～156页。在后期的一篇技术性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第六节，弗洛伊德又回到这一论题。］

[328] ［参见《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标准版，第12卷，第151页以下。］

[329] ［《自我与本我》第五章前半部分对此做过讨论。］

[330] ［“ökonomisch”，这个词只在第1版（1926）出现过，在随后各版中，无疑是出自偶然而被省略了。］

[331] ［参见编者导言，第84页以下。］

[332] 见《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见附录一。］

[333] ［about，德文为“vor”，字面意为“在……之前（before）”。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章开头处有类似的讨论，标准版，第18卷，第12页以下。另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德文“Angst”一词并不是非译成“焦虑（anxiety）”不可。在本卷以及全部标准版中，在根据英文的需要并保证不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此词有时译为“恐惧（fear）”、“害怕（afraid）”等。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第1卷“总序”中的某些说明。］

[334]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6～17页。］

[335] 下列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即，虽然某一危险性情境本身被正确地估计到，但在它的现实性焦虑之上往往又被追加一定量的本能性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在本能要求获得满足之前，本我便退缩出来的本能要求是一种受虐要求：破坏本能针对患者自己。也许这种类型的追加解释了那些焦虑反应是夸大、不方便或瘫痪的案例。恐高症（如对窗户、塔、悬崖等恐怖）在某些情况下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们的潜隐女性意义与受虐密切相关。［参见《梦和心灵感应》（1922a），标准版，第18卷，第213页。］

[336] ［参见《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4～245页。］

[337]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第二章描述过的儿童游戏，标准版，第18卷，第14～16页。］

[338] ［见《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30～31页。另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章第六节。］

[339] ［参见《论自恋》（1914c），标准版，第14卷，第82页。］

[340]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在上述引文中，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关于忧郁症）草稿G的第六节有一段含糊的话，写作的日期可能追溯到1895年1月初（弗洛伊德，1950a）。］

[341]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同上。又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章第十二节。］

[342] ［《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4～245页。］

[343] 在本版中所使用的相应的言语形式是“fend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