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地从秋天带到冬天的那第一场雪，向来都下在夜间。秋天雨雪交加的泥泞天气、雾霭、毛毛细雨、落叶和街头垃圾，这就是昨天的秋景。而此时，冬日的白昼，放眼望去，到处是白皑皑的新雪，秋虫的唧唧鸣叫和喧闹消失了，人也该在寂静中打起精神来，深入思考思考，不用着急忙慌地赶往什么地方，这就是今天的冬景。第一场雪就是为了确定秋冬之间的分界而下的。

第一场雪下在加夫里洛夫死的那一天。城市沉默了，变成一片白色，安静了下来。一群从城外与雪一起飞来的山雀落在窗外的树枝上，使树上的雪纷纷散落下来。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科科索夫教授一向在早上七点醒来。做手术这天他也是在这个钟点醒来的。教授从被窝里露出头，咳出一口痰，伸出一只毛烘烘的手去够床头柜，习惯性地在那里摸到了眼镜，戴上了，好像镜片镶进了头发里似的。一只小山雀在窗外的白桦树上跳来跳去，把雪摇落了一地。教授穿上长便服，趿拉着便鞋，去了洗浴间。科科索夫家的天花板很低，像外省房子那样土里土气的。教授在这座房子里住了大概有二十年，因为要是利用闲暇时间擦拭房子里的一应摆设，至少要花费二十年时间：业已发黄的窗帘、业已褪色的绘画、皮封面书籍、坐坏了的长沙发、屋子里和写字台上那些用不着的东西——从摆在写字台上的火柴盒架（大学生送的礼物），完全腐烂掉的书写笔，其包套是鹿皮做的，有鹿腿造型（瑞士纪念品），到放在床下边的夜壶，上面的珐琅已经剥落。由于年深月久的擦拭，灰尘早已渗入到这些器物中了。教授醒来时房子里很安静，但是当他发着哈哈声自鸣得意地从洗浴间出来时，妻子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摆弄着茶匙，搅拌着给教授沏的茶里的糖，茶炊也在噗噗作响。这时，教授穿着长便服和便鞋走过来用茶。

“早上好，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妻子说。

“早上好，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丈夫说。

教授吻了吻妻子的手，在她对面坐下来，扶了扶被头发围住的眼镜，以便戴得更舒适些。这时才看清了镜片后面那双具有教堂派教徒特征的小眼睛：一双既和善又狡黠，既有几分稚气又有几分聪慧的小眼睛。教授默默地大口喝了一口茶，准备好要说点儿惯例的话。可是习惯进早茶的时间被电话铃声打断了。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教授面有厉色，朝响起电话铃声的书房门瞧了一眼，疑心很重地看了看妻子：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已经日渐衰老的胖女人。教授站起来，多疑地走去接电话。他用特别像老年人的嗓音不满地说：

“嗯，嗯，请讲。您是哪一位？什么事？”

电话里说，情况司令部都知道了，说手术定在八点半进行，司令部问问是否需要什么帮助，要不要派车去接教授。教授突然生气了，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粗气，怒声说：

“……要知道，我是在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是为某些个人服务，是是是，要知道，老兄，我每天都是乘电车去医院[12]的，老—兄。我是凭我的良心，对不起，在履行我的职责。今天也一样，我不认为有不乘电车的理由。”教授中断了谈话，砰的一声挂了电话，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嘟嘟哝哝地回到妻子身边，回到餐桌前，又坐下来喝茶。他哼哧了几声，咬了几下唇髭，很快便安静下来。又可以看见他镜片后边的眼睛了。此刻，这双眼睛是专注而智慧的。教授低声说：

“德拉基纳卢扎村的庄稼汉伊万要是得了病，在炉炕上躺三个星期，难受得直哼哼，跟家人商量好，就会请地方自治局派任的医生彼得·伊万诺维奇诊治。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伊万有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伊万给彼得·伊万诺维奇陆续送了一打半母鸡，结识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所有的孩子，甚至还揪过那个小不点儿的耳朵呢。伊万登门来请彼得·伊万诺维奇，像母鸡似的鞠一躬。彼得·伊万诺维奇给他仔细检查、听诊，必要的话，就会给他安静地、有效地做手术，一点儿都不比我做得差。假如手术不成功，伊万死了，给他坟头立个十字架就完事了……假如阿纳托利·尤里耶维奇·斯维尼茨基居民来请我看病，详细地陈述了病情，我会仔仔细细地给他做检查，给他检查得彻彻底底，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对他说：‘你可以走了，老兄……’假如他对我说：‘您给我做手术吧’，那我就给他做。假如他不愿意做，我永远都不会给他做。”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比会诊更糟糕的了，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我不想得罪阿纳托利·库兹米奇。阿纳托利·库兹米奇也不想得罪我。我们互相恭维，在布尔什维克公开进行的程序中，炫耀自己在专业方面的渊博知识，摆花架子，可是患者不知就里。谁都没有好好去了解患者的病情。‘您要知道，阿纳托利·库兹米奇，您要知道，施曼先生……’”

教授沉默了片刻。

“今天我们医院里要给一名布尔什维克，给加夫里洛夫司令做手术，我得去当助手。”

“这就是那位，”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说，“那位……噢，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经常报道的那位吧……好可怕的名字！那为什么不是您主刀呢，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当然。”教授说，“至于为什么由洛佐夫斯基主刀，那么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吃香，他们需要晋升，需要出名。虽然我们这些著名专家对患者做了肿瘤检查、x光片检查、灌肠等一系列仔细检查和会诊，但毕竟还是谁都不了解患者的病情。而最主要的是，不了解这个人，不是在跟这个人打交道，是在跟套话打交道，——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报纸上天天报道，使人们感到恐惧。假如手术万一有个差池，你试试看，一定会臭名远扬，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教授又生气了，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眼睛隐没在了头发里。他从桌旁站起来，冲着通向厨房的门大声喊道：“玛莎，拿靴子来！”说完，他就去书房换衣服了。他梳了梳眉毛、胡子、唇髭和秃秃的头顶，穿上常礼服，把一块新手帕塞到后襟衣兜里，穿上靴子，靴头擦得像茶炊般锃亮，靴筒是棕红色的。然后他朝窗外望了望，看看马是否牵来了。马已经站在大门口了，车夫伊万正在掸座位上的雪。他在科科索夫教授家的厨房里住了二十年了。

阿纳托利·库兹米奇·洛佐夫斯基教授家的房子不像科科索夫家的住宅。倘若科科索夫家的住宅保存了俄国1890至1900年代的分界，那么洛佐夫斯基家的房子则是从1907至1916年期间兴建并保存至今的。这里有厚重的窗帘、宽大的沙发床、橡木写字台，上面摆着裸女造型的青铜烛台，墙上挂着壁毯，壁毯上挂着绘画，全都是从“艺术世界”展览会上淘来的次等货。洛佐夫斯基睡在沙发床上，不是他一个人睡，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那浆过的胸衣胡乱扔在地毯上，洛佐夫斯基醒了，轻轻吻了吻身边那女人的香肩，起床了，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他猛然一拉窗帘绳，厚重的呢窗帘徐徐开启，一幅雪景立刻映现在眼前。向所有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的人那样，洛佐夫斯基欣喜地望了望街道、白雪、天空，像单身汉们每天早晨通常所做的那样，环顾了一下房间，便开始忙碌起来：他没有先去洗漱，穿着睡衣和漆皮便鞋就开始收拾房间，整理桌子，把一瓶没有喝完的红葡萄酒摆在书柜里，把饼干桶摆在书柜最下边一格，把写字台上的烟灰缸、墨水瓶、便条本、书籍，逐一查看了一遍，然后插上电茶炊的插销，把咖啡倒入茶炊里。那女人还在睡觉。看得出来，她是属于那类爱情专一、忠贞不渝的女人。她醒来时说：

“亲爱的，”她幸福地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令人精神振奋的冬日，看见树上的雪。她起床了，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幸福地喊道：“亲爱的，下雪了，第一场雪，冬天来了，亲爱的……”

教授用自己那双又大又白的手抓住那女人的香肩，使她的头贴在自己身上，说道：

“是啊，是啊，冬天来了，——我的春天，我的铃兰……”

这时，电话铃响了。教授的电话挂在沙发床上方，挨着壁毯。教授拿起话筒：“是，是，您请讲。”电话是司令部打来的，问要不要派车来接教授。

教授回答说：

“好的，好的，派车来吧！关于手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坚信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关于汽车嘛，那就派车来吧。手术之前，我正好顺路去办点儿事儿。好的，好的，八点之前到吧。”

教授挂了电话，高兴而自豪地对那女人说：

“我的小铃兰，快穿好衣服，汽车一会儿就来接我。我带你兜兜风，顺便把你送回家。赶紧的！”说完，他拥抱了一下那女人，把头靠在她肩上。他的这两个举动，就像一对非常幸福的情侣通常所做的那样。

已经差一刻钟就八点了。这对幸福的男女急急忙忙穿好了衣服。教授一边穿衣服，一边往中国小茶碗里倒咖啡。那女人幸福地微笑着给他系上浆过的胸衣领扣。走出家门之前，教授拨打了一个电话，脸上表情十分凝重，一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从各种弯弯绕绕的电话线路中打通了拥有三四十条线路的电话网。他是给一号院办公室打电话。他十分恭敬地询问是否有什么新的指示。电话里传来一个生硬的声音，命令他做完手术即刻前来报告。教授说：“再见，一定照办。”他对着话筒鞠了一躬，没有马上把话筒挂上。汽车已经停在大门前，嘀嘀地响着喇叭。

手术这天早晨，手术之前，波波夫来看望加夫里洛夫。这时天还没有亮，病房里还开着灯，可是他们两人没能说上话，因为助理护士带加夫里洛夫到洗浴间做最后一次灌肠去了。加夫里洛夫去洗浴间的时候说：“你读读托尔斯泰的《少年》吧，阿廖沙，关于体面与不体面[13]的描写。老头儿对于流血的感受很深啊！”这是波波夫在加夫里洛夫死之前听到加夫里洛夫说的最后几句话。

波波夫在寒冷的黎明时分徒步走回家去，只听见沉寂中脚下簌簌作响。他没有走大街，而是拐进一条通向陡岸的小胡同，走出小胡同便是河对岸那片辽阔地带。在那边地平线上，在皑皑白雪后面，月亮渐渐坠入蔚蓝色的雪幕中。东方燃起了红霞，血红色的，冷冰冰的。波波夫顺着坡路朝河边走去，想要穿过旷野回城里。东方在他身后闪烁着红光。加夫里洛夫此时此刻正站在窗前，望着河对岸的地方：他是否看见了波波夫？他穿着病号服，站在洗浴间窗前，他就是当年奥列霍沃-祖耶沃纺织厂那个织布工，他的名字变成了战争传奇的代名词，站在他身后的千百万人的传奇的代名词，千百万人的死亡、苦难、伤残、严寒、饥饿、雾淞、行军途中的酷热，以及大炮的轰鸣、子弹的呼啸、夜风的怒号、夜间的篝火、行军、胜利和溃逃，又是千百万人的死亡的代名词。他站在洗浴间窗前，双手反剪背在身后，望着天空，一动不动，然后他伸出手，在蒙上一层水汽的玻璃上写下这样的文字：“死亡，灌肠，不体面。”写完，他开始脱衣服。

手术之前，在从手术室到加夫里洛夫的病房的走廊里，人们步履匆匆，一片忙乱。手术前一天晚上，加夫里洛夫的食道里插进一根古塔波胶虹吸管，要把胃液抽出来，然后对胃进行灌洗。这种古塔波胶器械拔出后，会使患者感到恶心，心情感到压抑，使用这种器械的目的，就是要贬抑人的尊严。手术之前的当天早上，做了最后一次灌肠。加夫里洛夫走进手术室时穿的是病号长袍，粗亚麻布裤子和衬衫（衬衫没有扣子，只有两根带子），赤脚穿一双有编号的便鞋（这天早晨，最后一次给加夫里洛夫换上一件消过毒的内衣）。他走进手术室时脸色苍白，人消瘦了许多，一副疲惫的样子。手术预备室里，酒精炉噼啪作响，镍制的长方形盒子煮沸了，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都缄默无语。手术室非常大，地板、墙壁、天花板全都刷的是白油漆。手术室里很亮，亮得非同寻常，因为有一面墙整个都是窗户，而且窗户正好朝着河对岸。手术室中央摆着一张长条形的白色手术台。科科索夫和洛佐夫斯基就在这儿接诊了加夫里洛夫。科科索夫和洛佐夫斯基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厨师帽。而科科索夫还用围嘴儿把胡子罩了起来，露出毛烘烘的眼睛。十来个穿白大褂的人顺墙站了一溜儿。加夫里洛夫和助理护士一起走进手术室。他平静地、默默地向那些教授点了点头，走到手术台前，背着手，向朝着河对岸的窗户望了望。助理护士送来了用钩子提着的煮沸的消毒器，里边装着手术器械，还送来一个长方形的镍盒。洛佐夫斯基低声问科科索夫：

“我们开始吗，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好吧，好吧，您要知道。”科科索夫回答。

于是两位教授去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把氯化汞洒在手上，涂上碘酒。氯仿麻醉师看了看防护面罩，摸了摸装着氯仿麻醉剂的小瓶子。

“加夫里洛夫同志，我们开始吧，”洛佐夫斯基说道。“劳驾，请您躺在手术台上，把鞋子脱掉。”

加夫里洛夫有点儿难为情地看了一眼护士，抻了抻衬衫。护士像看物件似的看了看加夫里洛夫，像对小孩子那样微微一笑。加夫里洛夫在手术台上坐下来，脱下一只鞋，然后脱下另一只，接着便迅速躺在了手术台上，整了整头下长圆形的枕头，闭上了眼睛。这时，助理护士迅速地、熟练地、麻利地把他的脚用皮带扣紧，绑在手术台上。氯仿麻醉师用毛巾给患者蒙上眼睛，把凡士林抹在鼻子和嘴上，戴上面罩，然后拿起患者的手，听了听脉搏，把氯仿洒在面罩上。手术室里顿时散发出一阵阵甜丝丝、黏糊糊的氯仿气味。氯仿麻醉师记下了手术开始的时间。两位教授走开了，在窗户旁静候。护士开始用镊子把手术刀、消毒布巾、钳子、针和丝线等一一夹出来，分别摆放在消毒纱布上。麻醉师又洒了一些氯仿。手术室里一片死寂。这时患者开始晃动脑袋，呻吟起来。

“憋得慌，快把面罩摘下来，”加夫里洛夫说道，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请稍等一下，”麻醉师说。

过了几分钟，患者开始又说又唱。

“冰消融了，伏尔加河已解冻，我心爱的人儿啊，心爱的人儿，我，小小姑娘，已然堕入爱河，”司令员唱完一首歌，又开始低声说起来：“睡吧，睡吧，睡觉觉。”说完，他沉默了片刻，厉声道：“再也不要给我吃酸果蔓羹，吃腻了，这不体面。”他又沉默了片刻，厉声大喊道（想必他在战斗中就是这样喊叫的）：“不许后退！一步都不许退！谁退我就毙谁……阿廖沙，好兄弟，已经挂到最高档了，地面都看不清了。我什么都记得。那时我就知道革命是什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啊。可是我不怕死。”说完，他又唱起来：“乌拉尔那边住着一个木匠，我心爱的人儿啊，心爱的人儿……”

“您感觉怎么样？您想不想睡觉？”麻醉师轻声问加夫里洛夫。

加夫里洛夫用平素的声音也轻轻地、诡秘地回答说：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太憋气了。”

“请您再稍稍忍耐一下，”麻醉师说道，又加了一些氯仿。

科科索夫忧心忡忡地看了看表，俯身又把病历重新看了一遍。有些机体会对这种或那种麻醉剂产生特异反应。已经用麻醉剂给加夫里洛夫催眠二十七分钟了。科科索夫叫过来一位初级助手，把脸凑到他跟前，让他给自己把眼镜扶正。麻醉师忧虑地对洛佐夫斯基小声说：

“或许别用氯仿了，用醚试试看怎么样？”

洛佐夫斯基回答说：

“再试试氯仿。如果还不行，手术只好延期进行。现在不宜换药。”

科科索夫严峻地扫视一下四周，担心地垂下了眼睛。麻醉师又加了一些氯仿。两位教授沉默着，没有说话。到四十八分钟时，加夫里洛夫终于睡着了。这时，两位教授最后一次用酒精把手擦拭干净。助理护士掀开被单，使加夫里洛夫的肚子露了出来。灯光下，只见瘦骨嶙嶙的两肋和塌瘪的肚子。科科索夫教授用酒精、汽油和碘酒大面积地擦拭了手术范围——整个上腹部。护士拿来了被单，盖住了加夫里洛夫的腿和头部。护士给洛佐夫斯基的手上倒了半瓶碘酒。洛佐夫斯基拿起手术刀，在患者皮肤上划开一道口子。血涌了出来。皮肤向两边绽开，皮肤下边露出一层黄黄的脂肪，像羊肉那样一层一层的，中间夹有一根根血管。洛佐夫斯基在人肉上又割了一刀，割断了中间夹着微带浅紫色肌肉的、亮闪闪的白色筋膜。科科索夫一下子用止血钳夹住了出血的血管，这对于像熊那样笨拙的他来说，这个动作可谓是出人意料的敏捷。洛佐夫斯基用另一把手术刀切开了腹膜囊。洛佐夫斯基放下刀，用消毒布巾擦了擦血。在刀口的深处，可以看得见肠子和乳白色中透着青紫色的胃囊。洛佐夫斯基把一只手伸进肠子里，把胃翻转过来，在手里揉了揉……

在闪闪发亮的胃壁上，在应该是溃疡的地方，有一块白色的瘢痕，酷似一只蜡塑的蜣螂。这说明，溃疡已经痊愈了，手术是无意义的……

但这时，就在这时，在加夫里洛夫的胃攥在洛佐夫斯基手里的时候……

“脉搏！脉搏！”麻醉师大喊一声。

“呼吸！”科科索夫好像机械地随声附和了一句。

这时可以清楚地看见，科科索夫那双从头发下边，从镜片下边露出来的眼睛瞪得多么凶狠，多么可怕，仿佛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而洛佐夫斯基的眼睛瞪成了对眼，往鼻梁处挤去，靠得更近了，在深眼窝里陷得更深了，更集中了，连成了一只眼睛，一只锐利的眼睛，可怕得吓人。患者脉搏没有了，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没有了，脚凉了。这是心脏休克：一个不吸收氯仿的机体已经氯仿中毒了。这意味着，一个人永远不能复生了；意味着一个人必死无疑了；意味着人工呼吸、氧气、樟脑能使最终的死亡延迟一个小时，十个小时，最多十三个小时；意味着人恢复不了知觉，实际上人就已经死亡了。显而易见，加夫里洛夫必定要死在手术刀下，死在手术台上了。科科索夫教授转过脸，向前伸去，让助理护士帮他把眼镜扶正，然后教授大声喊道：

“打开窗户！樟脑！准备好生理盐水！”

沉默不语的一帮助手变得更加沉默不语了。科科索夫俯身去看小桌旁边的一堆器械，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他仔细看了看一件器械，没有说话。洛佐夫斯基也附身凑到科科索夫跟前。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洛佐夫斯基低声而狠毒地说。

“嗯？”科科索夫高声应答道。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洛佐夫斯基的声音更低了。此刻已没有那股狠毒劲儿了。

“嗯？”科科索夫答道，并说：“继续手术！”

两位教授直起身子，互相看了一眼。这一位的两只眼睛连成了一个，那一位的眼睛从浓发中露了出来。洛佐夫斯基顷刻间从科科索夫身边闪开了，仿佛挨了一击，仿佛想要找一处风景，他的一只眼睛分成了两半，开始转来转去，然后又并在了一起，目光也更加清亮，更加犀利了。洛佐夫斯基低声说：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说完，他把手按在刀口上：他没有缝合刀口，而是把腹腔缭在了一起。他紧紧捏住皮肤，只把外皮胡乱连缀起来。他命令道：

“把他的手松开，做人工呼吸！”

手术室里巨大的窗户是开着的，初雪的寒气灌了进来。樟脑被注入患者体内。科科索夫与麻醉师一起不停地把加夫里洛夫的手臂举起又放下，迫使他进行自主呼吸。洛佐夫斯基在缭刀口。洛佐夫斯基大喊一声：

“快拿生理盐水！……”

为了把一千毫升的盐水注入死者的血液中，为了保持住血压，一个女助手把两根粗得几乎能装下烟卷的针管扎进了患者的胸部。患者脸色发青，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嘴唇变成了青紫色。

这时，手术台上的加夫里洛夫被解开了束缚，被抬到一张带有小轱辘的平板床上，送回了他的病房。他的心脏在跳动，他也能自主呼吸了，可是他没有知觉。或许，当被注入樟脑和人工盐水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当他——三十七个小时以后——被樟脑和医生放弃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死了。或许，除了这两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直到最后一刻都不准许任何人接近他，但是在官方宣布司令员加夫里洛夫死亡之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偶然收住在隔壁病房里的一个患者听见病房里发出很奇怪的声音，仿佛有人在连续不断地敲击，有如监狱里的囚犯那样。那边病房里躺着一个被注射过樟脑的活死人，因为医学界有一个伦理惯例，那就是不允许人死在手术刀下。而且这个病房有教授如此精心保护，是因为死者是集团军司令、卫国战争的英雄、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一个被传奇遗弃的人，这个人曾拥有派遣人们杀戮自己的同类和死亡的支配力和权力。

手术是八点三十分开始的，用带轱辘的平板床把加夫里洛夫推出手术室是十一点十一分。当时看门人在走廊里说，一号院两次打电话来找洛佐夫斯基教授。看门人又来了，请洛佐夫斯基接电话。洛佐夫斯基朝电话机走去。洛佐夫斯基在等一号院的电话。这时电话铃响了：“亲爱的，我好想你哦。”洛佐夫斯基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龇了龇牙，他大概想甩几句狠话，但他什么都没说，挂了电话。教授走近一个摆着电话机的斜面高写字台，来到窗前，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外面的初雪，咬了咬自己的手指，然后转身去拨打电话。他搞清了那个有三四十条线路的电话网，俯身对着话筒，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患者非常虚弱，说他们，医生们，鉴定患者的病情很严重，并请求原谅他现在走不开。在手术室与患者病房之间的楼上走廊里，早上人们还在这里乱纷纷地忙碌，小声窃窃私语，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

加夫里洛夫死了，也就是说，洛佐夫斯基拿着一张白纸从病房里走出来，垂着头，沉痛而郑重地宣告罹患疾病的集团军司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加夫里洛夫公民于凌晨一时三十七分不幸逝世。

过了三刻钟，即凌晨两点多钟时，许多红军战士开进了医院的院子里，立即在所有的通道口和楼梯口布设了警戒哨。三位总参谋部军官走进停放着司令尸体的病房，他们是来车站迎接司令的。加夫里洛夫对于他们这三个人来说就是驾驭那台叫作军队的庞大机器的掌舵人，就是指挥他们生命的那个人。现在他们来指挥指挥官的尸体了。这时，在乡下，鸡叫二遍了。这时，云彩在天空徐徐游移。一轮望月拖着疲惫的躯体在云彩后面急急穿行。这时，洛佐夫斯基教授坐在罗伊斯轿车里火速驰往一号院。罗伊斯轿车悄无声息地从哨兵身边开进了雕有狮身鹰翅鹰首怪兽的大门，停在了楼门口。哨兵打开了车门。洛佐夫斯基走进那个有三部电话机的办公室。电话机摆放在铺着红呢桌布的写字台上。靠写字台的墙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按钮。洛佐夫斯基在这个办公室里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是，谈话总共持续了三分钟。洛佐夫斯基从办公室，从大楼里，从院子里走出来时，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手里拿着大衣和帽子，活像霍夫曼[14]笔下的人物。汽车已经不见了。洛佐夫斯基犹如喝醉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着。在这静止不动的夜阑时分，街上阒无人迹，于是街道也和洛佐夫斯基一起摇摇摆摆。

在月光下，在静止不动的、空无人迹的夜阑时分，街道与洛佐夫斯基一起在摇摆。洛佐夫斯基——霍夫曼笔下的人物——离开了一号院办公室。腰板挺直的那人留在了一号院办公室。那人站在桌前，低垂着脑袋，两只拳头支在桌上。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站了许久许久。那人不再看他那些套话和文件了。这时他才走动起来。他走的路线是直角的，程式化的，一如他每天夜间向女速记员口授的那些套话。他动作很快。他按了身后的电铃。他摘下话筒。他对值班员说：“要赛车，敞篷的。”他又给另一个人打电话，这个人大概在睡觉，声音很微弱，大概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安德烈，亲爱的，又一个人去世了，科利亚[15]·加夫里洛夫死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请你打电话通知波塔普，亲爱的，我们有愧啊，我和波塔普有愧。”

腰板挺直的人对司机说：“去医院。”街道没有摇摆。月亮在云朵里慌促地穿行，汽车在街道上飞奔。笼罩在昏暗中的医院大楼黑黢黢的，只有窗户里闪烁着不安的灯光。各条黑洞洞的通道里都有哨兵把守。大楼沉默着，仿佛有人去世的地方都应该这样沉默似的。

腰板挺直的人穿过黑咕隆咚的走廊来到司令加夫里洛夫的病房。那人走进病房——床上躺着司令的尸体，病房里散发出浓烈的樟脑气味，令人窒息。一行人退了出去。病房里只剩下腰板挺直的人和加夫里洛夫的尸体。那人靠近尸体的腿在床边坐下来。加夫里洛夫的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放在被子上边。那人低下头，沉默着，在尸体旁坐了许久许久。病房里一片沉寂。那人抓起加夫里洛夫的手握了握，说道：

“别了，同志！别了，兄弟！……”

说完，他走出病房，低着头，对谁都没有看一眼，说道：“把那里通风小窗打开就好了，简直喘不过气来。”他疾步穿过黑魆魆的走廊，下楼去了。

这时在乡下，鸡叫三遍了。那人默默地坐进汽车里。为了倾听指令，司机转过头来。那人没有说话。那人清醒过来了。那人说：“出城！全速行驶……”

汽车挂到最高档，轰的一声，风驰电掣般呼啸而去，转弯时闯灯而过，直把一条条大街小巷、一幅幅商店招牌裁成一块块碎片。空气立刻变硬了，像风一样刮起来，在汽车里发出呼哨声。街道、楼房、路灯一闪而过，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汽车全速向城外飞驰，急于要脱身冲出去。郊区，电车已经停运，一座座农村木屋宛若绵羊般闪过，令人目不暇接，不时传来狗的吠叫声。当汽车像在空中飞一样狂奔时，看不见路面，有时也听不到轮子的嚓嚓声。空气、风、时间、大地统统在呼啸，尖叫，怒号，颤抖，迅跑，这时路边的行人停住了，一动不动，唯有云朵后面的月亮，还有这辆汽车和平静地坐在汽车里的那个人仍在急速狂奔。

在几天前加夫里洛夫和波波夫来过的那片森林边地旁，那人发出号令：“停车！”于是，一个急刹车，汽车骤然停住了。空间、时间和风都不需要了，大地站住不动了，云彩后面的月亮也不再被追赶着急急奔跑了。

那人不知道，在这片林子附近，在几个夜晚之前，加夫里洛夫也来过这里。那人下了车，默默地、缓缓地向林子走去。林子里白雪皑皑，阒然无声，而林子上方，月亮急匆匆地在云彩里穿行。那人没有可交谈的人。那人没有马上从林子里出来。当他从林子里出来，坐进汽车里时，说道：

“返程。不要开快车。”

汽车快开进城时，天光已经亮了。暗红色的、冷冰冰的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起。在那边的下方，城市笼罩在一片浅紫色和青蓝色的透明的烟幕中。那人漠然地对城市扫视了一眼。这时，挂在天空的月亮几乎看不出来了，宛若一个正在消融的小冰块。在这有雪的寂静中，城市的喧嚣声是听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