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以降，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博物馆纯属舶来之物，虽经维新之士提倡，但危局日艰，主政者无暇亦无力顾及此等文化事业；后经民国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人士奋发图强，逐渐蔚为大观，其走势却多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以致跌宕起伏，让人感喟不已。

袁同礼先生1895年生于北京，家道虽略有中落，但受长辈和姻亲庇护，得以入李氏私塾、新式学堂，并受业于傅增湘、李盛铎等版本学大家，故在传统文献学、目录学上甚有根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预科，旋即受王文显赏识入清华学校图书部服务，并负责新馆筹建。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士学位，又负笈英法各国以广见闻，自此注意以《永乐大典》为代表中国古籍、文物在海外的流散情况，遍交欧美汉学家。归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以西方新法重整该校图书馆，不久即辅助梁启超、蔡元培等多位馆长筹划馆务；执掌北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敏于思考、善于联络、勤于做事，遑论知人善任、提携后进，在馆舍、馆藏、馆员、馆务等诸多方面为今日之中国国家图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基业；而其主持筹组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博物馆协会，更是在海峡两岸蓬勃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中鲜有像袁同礼先生一样，能够具有坚实旧学根基，同时能积极接纳、学习西方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知识，通过开展各类型的现代图书馆业务，持续丰富、优化馆藏并以此不懈推动全国领域社科、文史、自然等方方面面学术研究的人物。不仅如此，先生主动与西方学术名流、机构交往互动，借鉴西式方法整理中国固有之典籍、文化，提升中国学界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实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幕后之巨擘。而最令笔者叹服的是，袁同礼先生对积累文献（编写书目）与催生新知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有着深刻洞见，换言之，先生的学术敏感度极高，常有先见之明、非凡之举，赵万里语“袁先生做事很快”即此意。

今日学界尝有“关系的伟大”来阐释梁启超“理想专传”的构想，意在定义“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之特性。假以此说，袁同礼先生实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图书馆学及博物馆学史、欧美汉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无法绕过的一位伟大人物，堪作“理想专传”的理想对象。于是乎，各界人士对袁同礼先生有相近之评价。譬如，蒋介石题写“望重士林”以表哀荣；近代史大家郭廷以以“中国图书馆学的祭酒”作为盖棺定论；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裘开明称先生为中国图书馆界的精英（top gun）；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先生为第一流的学术推动者（an academic entrepreneur of the firstmagnitude）。以上种种皆属高见，但也仅是“关系的伟大”中的几许侧面。除此，袁同礼先生还有诸多不为人熟知的身份，譬如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会员、黄郛在华盛顿会议时期的私人助理、故宫博物院的元老并长期担任该院图书馆馆长、中国政治学会会员及抗战复员后的理事会主席、瓷器收藏家、京剧爱好者，以上皆应视作一人之立体面貌、时代之鲜活史料，不应被研究者所忽略。

倘若有人真心想了解袁同礼先生，或意欲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博物馆史有所认识，不妨费些气力读完这部年谱，并以先生为中枢再次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或可透过此种“关系的伟大”深刻体会时代洪流的复杂和个体的沉浮是如何互相影响、彼此成败，其过程动人心魄又伏脉千里，足供今人明了往昔之不易、当下之缘起。

二

笔者未尝受教于史学课堂，可谓虽好撰述却无根基，昔日欲入专门研究所，遭人讥笑，每忆此处便掩面自愧。2010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后，幸得轮岗机会，在善本阅览室负责接待读者两月，藉此对特色馆藏有了一知半解，思索之后遂以北堂印字馆为切入点，逐步展开北京地区西人印所、出版商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因这种对象皆属边角、细碎之处，长久以来无人问津，先后写成《北堂印书馆1931至1951年刊印书目考》《亨利·魏智及其北京法文图书馆》《那世宝：报人、社会活动家、出版商》《文殿阁书庄》等，颇受国外学术界好评，曾侥幸忝列“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至今日，此一脉络尚未能全部梳理完毕。倘若以门外汉谈治史体会，好奇心、恒心、眼界最为紧要，如有语言、财力加持，更得各方前辈及友好提携、相助，机缘巧合间便可驰骋于某一角落。

2013年底，笔者兴趣逐步拓展到北平城内的三大学术、文化机构之一——国立北平图书馆，惊讶于今人对袁同礼先生知之甚少且流于泛泛之言，往往愈是常谈之事愈是不明就里，遂发愿撰写《袁同礼年谱长编》，供学界利用。入此“空门”后，才意识到编著年谱与馆史类专题研究全然不同，前者更要谨记两大要诀——隐忍不发、不厌其烦。年谱初以五十万字为限，然一再陡增，至今日之三百余万，回首过往，亦潸然泪下。漫漫十载已逝，书稿无一日不缀于心中、浮于脑海，以致身心俱疲，目力、腰背皆废，近于溃败边缘，好在心志未泯、苦苦支撑，切身体会到了“狂胪文献耗中年”。而于嘈杂、繁乱的工作间隙，集腋成裘、积土成丘，一字一页均得来不易。尤其“痛苦”的是，如此体量的书稿往往需要整块时间，用以对某一问题纵深考察，梳理前后因果、各方态度，确定信札年月，而笔者之专门时间几乎只限于每日戌、亥两时，仅以片刻之暇应对，则疲于重温之举，不能对问题予以解决，以致一再延宕。

与此同时，笔者染上一种“不良嗜好”——申请档案，几近成瘾。国内各档案馆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法国、瑞典等地皆尝试联系，或付费申请，或请友人协助拍摄。因此新史料纷至沓来，欣喜之余常有置身于巨型拼图中举棋不定的迟疑。所幸尽管一再迁延，却也能够不停磨练“认字”基本功，不至糟蹋史料；而且许多事件竟可通过汇集相关各方档案，以彼此对照的方式再现，避免偏听与短见，因历史之复杂程度往往超乎今日笔端下的那寥寥数笔，遂于困顿之中又能得偿窥见史实原貌的亢奋。然而，面对源源不断的史料档案，则须时时改订按语表述并将其调整到新的位置，以期更为自洽，需要极大的耐心。这种“折磨”只有亲历者方能体会，也验证了“慢”是编撰年谱长编的唯一捷径。

三

十年“孤寂”中，能够最终完成年谱长编得益于众多前辈、师友的鼓励和支持，在此必须一一致以谢忱。首先是袁同礼先生的二公子袁清教授和外孙女袁书菲教授（Sophie Volpp），两位前辈给予绝对信任，将其家藏信札、公文拍摄并分批赐下，又协助转录了英国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等人亲笔英文书信，更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等处协助获取了相当数量的档案。

钱存训先生的侄子钱孝文先生授权笔者使用其家藏袁同礼先生的函件。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特藏部王系女士、哈佛燕京学社副院长李若虹女士协助检视了“裘开明档案”“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中相关者，并将其扫描赐下。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中文馆藏负责人王成志先生、馆员黄颖文女士协助补拍了该所数份档案中的缺漏页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座教授陆建德老师数年前知悉笔者开始撰写年谱，特以一套《袁同礼著书目汇编》相赠，其中第三册是笔者最常翻阅的参考书之一；此外，陆建德老师慨然允诺撰写大序，并在审读纸样过程中协助校对录文中的错漏，让学生深受感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韩琦教授对书稿进展颇为关注，并赐下其费心搜集的袁同礼先生与斯文·赫定（Sven Hedin）、李俨等前辈的书札照片。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书记詹福瑞先生得悉年谱书稿出版在即，慨然赐序，以光篇幅。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女士协助翻阅了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抄录了有关袁同礼先生者；此外，徐女士还费心联系在台北的庄灵先生，请其复核了庄尚严先生致袁同礼先生信札文字。《马衡年谱长编》的作者马思猛先生（马衡先生长孙），给予书中有关袁同礼先生之文字，2022年12月马先生骤然离世，这让笔者甚为痛心。

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柳向春先生十分支持笔者编写袁先生年谱，多次赐予、告知罕见史料、出版品，并在漫长的出版过程中给予宝贵建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丁小明教授提供了袁同礼先生致叶恭绰先生书信的部分扫描件。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徐锦华副研究馆员为笔者在该馆查阅文献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并协助获取上海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系谢欢副教授多次给予母校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与袁同礼先生相关的书札照片。暨南大学文学院刘婉明副教授协助校阅了外方人名索引的日文部分。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向阳副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毛丹丹同学数次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协助复核书稿中所涉及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北京大学亚洲史地文献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红扬老师、北京大学图书馆邹新明研究馆员多次赐下珍贵档案照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顾晓光副研究馆员常与笔者互换“情报”，并屡次告知重要拍卖信息。

笔者高中时代的好友王跃先生，十数年来在美照料笔者在欧美各地购买的学术专著、期刊，并将其分批寄送北京，这保证了我能够看到更多的外文文献和学术成果，这份情谊值得永远铭记在心。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丰川先生，受笔者之托费心留意公司拍卖中的有关袁同礼先生信札，并代为抄录，十分感激。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胡婷婷学姐不仅在赴美访学过程中协助拍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袁同礼档案”（Box 1）和哈佛燕京学社所藏“杨联陞日记”（稿本），还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审读了书稿的英文部分，笔者致以十二分谢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管宇先生协助拍摄了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相关档案，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陶欣尤先生多次协助辨识不同人士英文亲笔书信中的花体字，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舒丹女士协助转录了日本学者渡边宏写给袁同礼先生的法文书信。

法兰西学院中国现代史前教席教授魏丕信先生（Pierre-Etienne Will），在百忙之中协助翻阅了该院汉学图书馆所藏档案，检出相关者并拍摄。巴黎Oriens书店创始人Véronique et Jean-Philippe Geley夫妇，协助翻阅了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并将相关信札检出拍摄。尔法书苑（L'Express de Bénarès）创立人齐正航博士（Jonathan Chiche）协助转录了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等人的法文亲笔信，并亲赴“国史馆”台北、新店阅览室查阅笔者所需史料档案，将其大部分拍摄，笔者甚为感念。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主任Laurent Héricher及该馆馆员Anne Leblay-Kinoshita、Aurélie Outtrabady协助查找了相关档案。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奭学老师于百忙之中协助获取了“陈受颐文书”副本照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原编辑廖箴女士、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数字知识系统组组长陈丽君女士协助获取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和“中央图书馆”档案影像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张慧贞女士在工作之余复核了“郭廷以档案”“陈之迈档案”相关书札的录文；胡适纪念馆郑凤凰女士、岑丞丕先生不仅提供了数份不为笔者所知的信札照片，并协助校对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向达致袁同礼先生书信（抄件），以上诸位老师在笔者盘桓南港两周间多有照拂，友善之情常浮于脑海。台湾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陈建男，协助查阅所需台湾地区的学术出版期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宋刚副教授协助查阅该校所藏陈君葆档案，确保年谱书稿没有遗漏信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李敬坤先生协助提供了“马鉴书信文件”中与袁同礼先生相关者，一并致谢。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积极支持年谱撰写。原社会教育部汤更生主任赠予《竺可桢全集》一套，其中日记和书信各册均为极有用之材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资深编辑王燕来先生在笔者查档和书稿出版过程给予了多方协助和建议，甚为感念，尤其联系知名收藏家方继孝先生授权本年谱使用其所藏袁同礼先生致陈梦家先生书信。古籍馆副主任刘波先生多次提供其整理过的档案、书札照片；展览部岳小艺女士不厌其烦地协助辨识年谱书稿涉及信札的疑难汉字；古籍馆林世田研究馆员、办公室孙伯阳主任、档案室许京生副研究馆员、展览部顾恒主任、徐慧子副主任、李周副研究馆员、研究院姚迎女士在书稿撰写过程中均给予过帮助。

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朱兆虎先生、王鹏鹏先生、李洪超先生、王传龙先生在如此“大部头”的编辑校对过程中于体例规范、录文正误、隐括完备等方面，提出许多意见和实际办法，对本书的顺利出版助益甚多，笔者致以最真挚的谢忱。

除此之外，在撰写年谱的漫长岁月中，很多师友都曾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他（她）们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张广达前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巫仁恕先生和张朋园前辈、北京大学法语系孟华教授、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主任吕敏教授（Marianne Bujard）、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原馆员魏普贤女士（Hélène Vetch）、我的博士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室副研究员郑海娟女士。

另外，必须指明这部“巨著”最终得以完成，家严雷育明先生、家慈于春华女士、夫人程天舒女士和爱女在精神和物质上均给予莫大的支持，这份亲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最后，希望这部年谱能够告慰先贤袁同礼先生的不朽英灵！

雷强

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