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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师的“无兵”之战

发展经济，即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这既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标志，也是让国家强大起来的助力。

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不讳言金钱财利，对财富的渴望也已经是一件被摆到桌面上的公开事。齐桓公明白，想要得到更为精良的武器和更为坚固的战车，想要支持更为长久的作战计划，那么“钱”必不可少。因为，拉动战车的不是马，而是金钱。

一个政府获得钱财的途径无外乎是税收。齐桓公理所当然地想到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不过，在经济学方面，他显然是个门外汉，因为他曾建议管仲：对齐国境内的人口、牲畜、房屋、田地，乃至桑梓树木都进行征税。

我们知道，简单而粗暴的办法，一定是个蠢办法。

齐桓公天真地认为，只要扩大征税范围就能提高征税效率，但他忽略了被征税对象的心理感受。殊不知，历史上许多暴动和起义都是在类似的横征暴敛中发生的。

不过，幸好有管仲，他马上否决了齐桓公的这个糟糕透顶的提议。

齐桓公遂问管仲有什么办法。

《管子·海王》。
这时，管仲信心满满地说出了自己的方案：“唯官山海为可耳！”

管仲的这句话，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官山海。

那么，“官山海”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有两种资源，极其宝贵又与所有人息息相关：一个是铁，一个是盐。铁从山中采，盐从海中出；一铁一盐，一山一海。而所谓“官山海”，就是指盐铁官营，也就是由官方控制盐铁经济。管仲开创的“官山海”制度，影响中国长达2000余年。

官山海制度的内容是：食盐资源和铁矿资源全部为政府所有，民间不得私自晒制和开采，亦不得私自买卖；实行官督民产，即由齐国政府将盐田和矿山承包给民间，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晒制食盐和开采铁矿。而后，齐国相应官署会对盐、铁进行统一收购、运输、加工和销售；承包户和齐国政府按产值三七分成。

管仲曾就食盐官营一项给齐桓公罗列了一笔账目：在有能力筹备1万乘战车的国家，约有人口1000万，如果纳税人口为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区区3000万钱；而齐国实行计口售盐，即按照户籍人口数量来规定和调整食盐的销售量，在此制度下，如果每升盐增加2钱，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这个惊人的数字是远超过每个月30钱的人头税的。

“官山海”制度的最直接效果就是充盈了国库，令财政不再是让齐桓公头疼的问题。而且这种以经济手段为幌子的征税方式，远胜过齐桓公提出的那种无孔不入的横征暴敛，对于国家的稳定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盐铁官营制度便成为今后2000余年盛行不衰的宝典，这是管仲的一大建树，他因此得到了“盐宗”的美称。

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人类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城市。也就是说，城市一出现，人类文明也就出现了。因此，城市规模就成为衡量文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所知的第一个人类文明苏美尔文明，就是在此起彼伏的城邦中崛起的，紧随其后的古埃及、赫梯、殷商……无不是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之上。

之所以将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大概是出于这种考量：村落依旧是社群动物的栖息地。换言之，一间间茅草房其实就是动物巢穴的变种，和狼群、狮群的栖息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目的依旧是休憩和遮风挡雨。

而城市则不同。

首先，城市的建造难度显然要远大于村落，城市出现就证明人类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更高的智慧。城市中不仅有适合人居住的房屋，还有满足各种其他需要的设施，比如排水排污系统、军事防御系统等，这些系统都并不局限于满足休息或遮风挡雨等初步需求，这就证明人类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地“活下去”，而是有了更高的目标——活得好！

其次，生活在城市的人群大部分是手工业者，而手工业是衡量人类创造能力的重要标准。实际上我们常说的手工业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手艺人”，比如铁匠、裁缝、皮革匠、木匠等。与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不同，他们的职责是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提供生活用品用具，其中包括如锅、碗、瓢、盆等的基础生活用品，也包括如漆器、铜器等的高级奢侈品。一般而言，城市的规模越大，手工业者的数量也就越庞大，手工业的水平也就越高，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

齐国都城临淄，即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先秦散文《晏子使楚》中，便有三个成语形象地描绘了春秋时临淄城的空前盛况：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拥有如此宏大规模的临淄，不难想象其手工业之发达程度。

在进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时，管仲明确了“四民分治”制度，即按照出身和职业属性，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同时规定他们分类聚居，士与士聚居，农民与农民聚居，工商业者与工商业者聚居，四民之间不得随意迁居。

而且，改革规定职业世袭，强调子承父业，不得随意变更职业。这个规定并非特别针对手工业者，但其效果在手工业者身上最明显：在聚居的情况下，手工业者可以更好地与同行进行交流，彼此学习经验，并且也比较容易形成流水线作业。比如，有人生产箭杆，有人生产箭镞，有人生产箭羽，而流水作业是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此外，由于职业世袭，就可以形成世代为业的专业家族，技艺会越来越精湛，所生产用品用具的质量就得到了保障。

在后来的战国时期，中国开始以丝绸而闻名欧洲，中亚和西亚一些善于经商的游牧民族开拓出一条“草原丝路”。他们成群结队，骑马而来，几经辗转，将中国的丝绸运到了欧洲。在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中，贵族们将这种来自东方的美丽布料视为珍宝，“赛里斯”（意为“丝”）因此成为欧洲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大哲，身穿华美的中国丝绸，慷慨激昂地给整个西方文明授课——这真是让人心动的一幕。

与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大规模丝织品中心不是在后来被称为“江南”的吴越，而是在北方的齐国。齐国都城临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丝织品集散地，聚居在一起的丝绸织造世家将中国丝绸的质量推上一个高峰，继而又产出许多闻名遐迩的丝绸。这些丝织品不仅能供应齐国贵族，还成为重要的出口品，以至于形成了“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的盛况。

在经历15—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崛起，欧洲人开始掌握对全世界的主导权。中华帝国，这个在他们祖先口中以各种辉煌、伟大、美丽形象出现的传奇文明国度，如今已近在咫尺。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清朝皇帝乾隆递交国书，请求清政府开放宁波、天津、广州等港口城市，作为两国互通有无的贸易口岸。

没错，直到2000年后，近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最初的想法仍是：与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成为亲密的生意伙伴。

西方社会有着浓厚的海洋商业文明基因，经商是他们的天性。凭着商人的敏锐直觉，他们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国拥有极为广阔的市场，所以不能说他们最初对中国伸出手来完全是包藏祸心的举动。

在热河行宫逍遥自在的乾隆皇帝看了看英国人带来的“贡品”：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燧发枪、火炮及蒸汽车模型……可是乾隆皇帝对这些先进玩意儿嗤之以鼻，然后言语傲慢地答复了英国人马戛尔尼：“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以通有无！”——我大清帝国要啥有啥，不和任何人做买卖！

西方人第一次递交的合作协议，就这样被乾隆皇帝义正词严地回绝了。

而这一回绝，就再无平等签订协议的可能。

很快，中国随处可见的贫穷、麻木，以及统治者的无知、狂妄，强烈激发了海洋民族的强盗本性。仅仅半个多世纪后，英国人就以鸦片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从此陷入兵连祸结、任人宰割的万丈深渊。

想当年汉武帝凿穿西域，并数次派遣使者探索西方，与众多中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建立起外交和通商关系，丝绸之路随之兴起，大汉天子及其统治的国度遂成为西方人的偶像。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丝绸之路并未衰落，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连续不断地运抵西方，使得“桃花石帝国”的声名远播。到了唐代，丝绸之路又迎来它的另一个“货运高峰期”，唐代对外贸易之发达，今人绞尽脑汁恐怕也难以想象出那个画面。当时，往来穿梭的商队络绎不绝地通过丝绸之路，将“天可汗”的威名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距离乾隆皇帝千年之远的中国先民，尚有积极与世界互通有无的意识，可到了全世界已步入“近代”的清朝，康熙、乾隆等这些被御用文人吹捧的专制君主却还在意淫“老子天下第一”。

闭关锁国的封闭式国家可不仅仅是空气不好那么简单。一般而言，这样的国家一定会有一大堆难以启齿的病痛，因此被开放国家和民族视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清朝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清统治者已经没有胆量让自己的被统治者放眼看世界。

但是，在乾隆皇帝2400年之前的春秋初年，管仲就已完美地造就了一个农耕国家积极与外界交流的范例。

齐国一方面鼓励本国商人“走出去”，一方面积极地将外国商人“引进来”。放在今天说，就是对外投资的同时吸引外资。为了让更多商人到齐国来经商，管仲大致推行了三种优惠政策。

第一种，减少征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意思是说，对那些到齐国经商的外商，只征收一种税：已缴纳关税的，不再征收市场税；已缴纳市场税的，不再征收关税。而且齐国政府还经常对某些商品实行特定时期内不征税的优惠政策。

第二种，保护外商权益。对于苛待外商的齐国官吏，一经查明，立即严厉惩处，并制定了与之配套的法律条例。

第三种，生活优待。在《管子·轻重乙》中记载，如果外商拉一车货物到齐国，齐国政府将给商队免费提供饮食；如果拉三车货物，则另外免费提供马匹饲料；如果拉五车货物，齐国政府还会为外商配备专人，伺候他们的饮食起居。

这些惠商政策，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说，自然充满诱惑。马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商队开始络绎不绝地进入临淄城，齐国的商业圈越来越繁忙，工商业日渐兴旺发达。对于齐国人来说，那一声声“吱吱呀呀”的车轮声，不仅是车轮声，而是来自各国的钱币掉进自家钱袋子所发出的悦耳响声。

华夏民族历来崇尚节俭，而在小农意识浓重的中国民间，所谓“节俭”，大概等同于“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或是等同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当中国人弄懂了经济运行的规律之后，官方也会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早在春秋初年，崇尚节俭的华夏先民便在管仲的倡导下，进行过这样的实验。

身为一国之相，管仲不但鼓励人们多穿绚丽多彩的绫罗绸缎，还鼓励人们建造高大华美的殿宇厅堂。而且他自己也绝对“以身作则”，穿的都是最好的裁缝用最好的布料做成的衣服，住的是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砖瓦木料建造的广厦大屋。

管仲身为国家最高级公务员，却极尽奢华。但当时的管仲不但没有受到非议，反而还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同。

这真是奇怪！

其实，管仲的理论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如果不修建高大的宫殿，齐国生产的木材就无法正常销售。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鸡蛋要在壳上画了图案之后再吃，木材要先雕刻成艺术品再烧！

这其实就是在大肆宣扬：不是奢侈品也要创造奢侈品，可以低消费的偏偏要高消费！

这种看上去颇有点气焰嚣张的叫嚣之语，可能会招致很多人的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浪费之举。但如果细想一下，则不难发现管仲的良苦用心和高明之处：按照平民的经济水平，他们是难以做到“吃有图案的鸡蛋”的，有这种消费能力的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商巨贾，管仲鼓励奢侈消费的对象，恰恰就是这些人——背后的受益者却是生活困苦的平民阶层。管仲鼓励人们穿绫罗绸缎，正是为了促进养蚕和缫丝业的发展，给桑农和纺织工生产的商品扩大销路；他鼓励人们建造富丽堂皇的房屋，正是为了促进木材的销售，给建筑工匠提供更多的利益。

这种政策，让富贵者的钱财落入贫穷者的腰包，说白了就是通过改变消费观念来拉动内需，从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这一举动既满足了富贵者的虚荣心，又满足了贫苦者的物质需求。两全其美，齐国人何乐而不为？

管仲的经济改革使得齐国一跃成为一线商业大国。看着一车一车的各种货币塞满国家府库，齐桓公很可能会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国库空虚问题了！”他由衷地敬服管仲。

由于府库充盈，到齐桓公十九年，关卡与市场的赋税已降为五十税一；农田税两年收一次，上等田十税三，中等田十税二，下等田十税一。

不过，已经让齐桓公刮目相看的“仲父”还没把本事全都使出来。这位运用经济规律的大师，还将动用他的经济学知识去完成从前只有战车才能完成的事。

齐桓公以武力使鲁国屈服后，对外战争随之告一段落，这与管仲的政策有关。因为管仲向来不支持在与别国解决问题时诉诸武力，在管仲看来，战争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即便取得了胜利，也往往会付出十分惨痛的代价。同时，这也和齐桓公本人思想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提高有关，与几年前刚即位时的“愣头青”相比，此时的齐桓公小白已相当沉稳老练。

在管仲和齐桓公的主导下，齐国的国策已经得到调整，已做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用兵。除非某个诸侯极其“无道”，齐国人才会举起那面“五侯九伯，汝实可征之”的政治大旗。

此时的华夏大地越来越不太平，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各诸侯国并没有停息斗争，华夏诸侯反而加倍地明争暗斗，而且乐此不疲。几乎每个国家、每块封地上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变化，开始出现一大批高瞻远瞩的能人贤士，诸侯和贵族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面貌，他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这场激烈博弈的最终赢家。

为了赢得这场考验综合实力的竞赛，管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采用了一系列方案，其中几个驾驭经济规律的事例，绝对是让人拍案叫绝的大手笔。他未动齐国的一兵一卒，却让其他诸侯噤若寒蝉，畏之如虎。

当时，中原地区有一种丝绸，名为“绨”，这种丝绸材质厚实且光滑，大量流行于当时的华夏市场。而绨主要出产于鲁国和梁国（今陕西韩城）。基于之前与鲁国的仇怨，管仲思考后，遂让齐桓公下令，命令齐国的达官显贵都要穿戴这种料子，而且大肆宣扬这种布料的华丽和实用。一时之间，穿绨之气蔚然成风，后来连普通百姓也开始纷纷效仿，争相购买这种布料。很快，市面上绨的价格迅速暴涨。

鲁、梁两国见绨在齐国这样受欢迎，料想销路必定不错，便都下令：全国百姓无论手工业者还是农民，都去织绨！而两国百姓也尝到了庞大利润的甜头，遂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织绨。

而举国上下尽织绨的结果是：农田被大量荒废。

第二年，管仲又让齐桓公严令禁止齐国人穿绨，同时对鲁、梁两国关闭市场，不准鲁、梁两国的一尺绨进入齐国，也不准齐国一粒粮进入鲁、梁两国。结果，鲁国和梁国囤积的大量的绨卖不出去。两国不仅没有一分钱进账，又因为农田荒芜，很快闹起饥荒，人人饿得前胸贴后背。两国的统治者却对这种情形无计可施，一时之间民怨沸腾，对无能的政府失望到了极点。

而这时，齐国又放出了一个消息：齐侯将为灾民开仓赈济，提供粮食，帮助他们度过灾年。随之，鲁、梁两国百姓纷纷涌入齐国，去者十之有六。这些人不但给齐国带来了大量钱财（去年买绨的钱又回来了），还带来各种生产技术（比如织绨的方法），齐国人力和技术实力暴增，鲁国和梁国却因此元气大伤。

与此类似的一个事例是“买鹿制楚”。楚国是南方大国，鼎盛时期领土拥有今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与传统的华夏诸侯相比，楚国一直是个比较另类的国家。它原本是汉江流域一个方圆不过五十里的子爵小邦，靠着不断征伐而崛起为南方一等一的强国。楚人既有比肩中原的精良兵器，又有不输南蛮的好勇斗狠。

齐桓公和管仲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穷兵黩武的楚国没有好感。鉴于楚国对中原地区的巨大威胁，管仲曾设下一个经济圈套，让楚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对北方耀武扬威。

管仲派了一支百余人的商队到楚国，在楚国都城街头招摇地购买梅花鹿，并放出话去：“齐国君主爱鹿，将不惜重金，大量购买，充实齐国苑囿！”

消息一出，整个楚国都城闹得沸沸扬扬，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说齐国要倾尽家财来购买梅花鹿了。

楚王立刻召集贵族们进行商议，他们得出一个涉及道德但跟经济毫不相关的结论：公元前660年，卫国君主卫懿公因大肆豢养白鹤而亡国，如今齐国君主喜爱梅花鹿，并不惜重金进行购买，必定也会像卫国一样元气大伤。于是，楚国君臣在朝堂通过了一项决议：不惜一切代价，捕捉大批梅花鹿，然后卖给齐国。

楚国商人开始面向民间大量收购梅花鹿。

即使在生态环境良好的春秋时期，鹿也是比较稀有的动物。而想要得到为数众多的鹿，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力捕捉。但梅花鹿行动灵敏，纵是经验丰富的猎人捕捉一头鹿也颇费气力。然而，梅花鹿价格不菲，在金灿灿的齐国刀币诱惑下，楚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开始放弃本职工作，纷纷加入捕鹿的洪流。一时之间，楚国的山野之间到处都是捕鹿人。

随着鹿的数量越来越少，其价格也越来越高昂，发展到后来，一头模样好的鹿，其价格竟与千斤粮食相当！

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楚国的士兵们也偷偷放下兵器，换上捕鹿的工具，加入捕鹿者的队伍之中。

这样一来，楚国的“四民”士、农、工、商，几乎全都放弃了本职工作，天天一睁眼就围着鹿打转，而农业和手工业基本荒废，军事训练也基本停顿，唯一兴盛的是倒腾梅花鹿的，而齐国人知道这种“兴盛”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第二年，楚国钱库中钱币堆积如山，粮仓却空空如也，饥饿的楚人这才开始着急，楚国统治者急忙让楚国商人向外国商人购粮。

然而，楚国人却得到如下答复：中原各国不会卖一粒粮食给你们荆蛮！

这时的齐桓公已经被诸侯公推为霸主，有了号令天下诸侯的资本，不准各诸侯国卖粮给楚国的号令，正是他下达的。

直到此时，饥肠辘辘、兵困马乏的楚国人才弄清楚了齐国购鹿的真实意图，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随后，齐桓公亲率八路诸侯、百万大军浩浩荡荡陈兵于江汉平原的楚国边境，随时准备渡江击楚。楚国上下一片惊惧，楚王只好向齐桓公请降。

还有一个事例名为“买狐降代”，大致经过类似，就不再详述了。由此可见，管仲对这种经济规律的运用是有多么轻车熟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后世“兵圣”孙武的战争思想，但率先做到这一点的，竟然是这位一打仗就做逃兵的“管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