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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立“国之四维”

“礼崩乐坏”一词，是孔子对春秋时代社会局面所做的一个全面总结。透过这四个字，不难发现这位热衷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家对当时社会的痛心疾首。

《论语·宪问》。
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他们都是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即便孔子这样被后世尊称为“圣人”的伟大思想家，充斥在他脑袋中的思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甚至不是他独创的，而是他对历代先人的零星散乱的思想精华的总结。孔子本人十分敬重齐桓公，在评价春秋五霸中的前两位时，孔子曾这样饱含深情地说道：“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意思是，晋文公喜欢耍阴谋诡计，为人奸诈、阴暗；而齐桓公光明、坦荡，有天真赤子之心。齐桓公的时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越是这种转折的时代，越是容易出现“天使”与“魔鬼”的对决，这个时代对孔子儒家思想的产生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历史步入春秋时期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有能力去创造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天子和诸侯、诸侯和诸侯、大夫和大夫、诸侯和大夫之间的严密关系开始松动，他们由相互依存转而开始角逐争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遭到了破坏。这种变化形成了一股新浪潮，冲击着西周以来以“礼乐”为代表的道德体系，从而造成“礼崩乐坏”的局面。

简单地说，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天子和诸侯，还是大夫、士以及平民，总之具体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早已“三观不正”了。

而齐桓公做的事，就是在修补千疮百孔的社会秩序同时，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很多不了解春秋历史的人，很容易将齐桓公看成和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帝王将相一样的人，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无外乎一个目的：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若是对齐桓公有这种看法，那绝对是一种让人伤心的误读——的确，现代中国人已经难以理解祖先的不凡气度了！

实际上，春秋时代的齐桓公相较于战国时代以及之后的帝王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齐桓公一生都在追求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积极争霸的一生中，付出了许多。他是政治家诚然不错，但他首先是个货真价实的“君子”。

齐桓公不计个人得失而利天下的行为，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如果你弄懂了他所处的时代，那么对齐桓公的作为就不会感到疑惑了。为避免枯燥的说教，我在这里要讲三个故事，对你了解春秋时代的独特气质一定有所帮助。

这是三个让现代人听起来感觉像是天方夜谭，但又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主人公是宋襄公。

前面说过，宋国在周王朝存在的800年中，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在其他诸侯眼中，宋国人泥古不化、迂腐至极，而“迂腐”印象的形成就与这位宋襄公有着莫大关联。

宋襄公名兹甫，是宋桓公嫡长子。宋桓公病重时，将年纪尚幼的兹甫叫到榻前，要将他立为储君。但兹甫推辞说：“儿子年幼，恐怕治理不好国家。不如将君位传给庶兄目夷，他年纪比我长，而且有仁爱之心，可以胜任国君之位。”

宋桓公将兹甫的想法说给公子目夷，公子目夷也忙推辞：“我本是庶子，既有嫡子，便没有庶子即位的道理，何况太子兹甫有让国之贤，一定能治理好宋国，儿子无德无能，不敢僭越即位！”随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定信念，公子目夷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宋国。

在宋国大夫的拥护下，太子兹甫成为宋国国君。

但宋襄公在史书中一战成名，是因为一场战争——一场让他惨败的战争、一场让他毁誉参半的战争、一场至今说不清孰是孰非的战争。

宋襄公主要活动于齐桓公后期及其去世以后。此前，作为齐桓公霸业的得力助手，他和齐桓公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见齐国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便下定决心继承齐桓公未竟的事业，率领宋国称霸。

但是，齐桓公的死也让沉寂多年的楚国开始蠢蠢欲动。当时的国君楚成王也想称霸，于是楚、宋两国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并最终爆发了“泓水之战”。

当时，宋襄公正在郑国境内，一直在寻找一个契机，攻打背弃诸侯国间的盟约投靠楚国的郑国。而楚成王为解郑国之困，派兵向宋国都城进发，并很快进入宋国境内。

宋襄公得知楚成王已派兵攻向宋国国都时，唯恐国内生乱，立刻率军归国，然后在泓水（古河流，故道在今河南柘城县西北）与楚国军队不期而遇。宋襄公决定迎战，遂在泓水北岸整顿队形，严阵以待。

楚国统帅看到河对岸的宋军，下令军队抢滩登陆。楚国士兵纷纷向河对岸冲去。

公子目夷见状，忙劝宋襄公说：“楚兵多，宋军少，我们现在应该趁他们渡河而突袭，打他个措手不及。相信一定能以少胜多！”

在多年以前，也有过一次以少胜多的长勺之战。但或许在宋襄公眼中，那场战争真正的输家是鲁国——鲁国人公然违背战争规则，破坏了传承数百年的贵族传统，完全失掉了仁义，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小人做派！因此听到这种建议，宋襄公讶异地望着公子目夷：“怎能有这种想法？怎能在别人渡河时发动攻击呢？我们怎能做出这种无耻举动来呢！”

公子目夷接连苦劝，无奈宋襄公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做有失仁义的举动。

随之，战场上便发生了这样一幕：全体宋军静默地在泓水北岸看着楚军渡河。

因为没有遇到一点阻拦，楚国大军很快就顺利渡过泓水，然后在河岸上快速地重新列阵。

公子目夷望着楚军因重新列阵而凌乱不堪，便再次劝说宋襄公：“现在楚国人乱作一团，只要我们趁乱冲上去，一定能将楚国人打败！”

宋襄公却摇头说：“这怎么可以？要等对手将阵形整理好再开战！”

终于，楚国军队排好了阵形。而后，在楚人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中，楚国大军一拥而上，如狼似虎，气势凶猛，宋国军队被击败了。

战乱中，宋襄公本人被射中大腿，几个月后便因伤势过重而去世，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失去了称霸的可能，并很快沦为不入流的蕞尔小邦。

第二个故事，名叫“二桃杀三士”。

齐桓公的后人齐景公（与孔子同时代）喜欢豢养勇士。当时，齐国有三个著名的大力士，他们分别是田开疆、公孙接和古冶子。三位力士都投到齐景公门下，齐景公也对他们特别器重。久而久之，三人开始自视甚高，继而发展到目中无人，甚至见了位高权重的国相晏婴都不行礼。可是由于三人都出自齐国有名望的家族，现在又受到国君的宠信，因此即便他们在临淄城惹是生非，也无人敢过问。这一切，让注重礼仪制度的晏婴甚为担忧。

一天，晏婴觐见齐景公称：三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即没礼貌，没规矩，他们不仅与齐国主流价值观相悖，而且威胁到了国君的名誉和权威。所以，应该将他们全部杀掉。

这位晏婴之于齐景公，就好比管仲之于齐桓公。齐景公听晏婴的话就像齐桓公听管仲的话一样，遂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齐景公有忧虑：普通人难以将三勇士杀死，因为这三人都是以一当百的勇猛之士；而且，三人都出自齐国的强宗大族，毫无来由地将其诛杀，只怕会引起其族人不满。

晏婴却淡然地说：“杀此三人，何必动刀动枪？”然后，他向齐景公说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计策。齐景公听后大赞，决定依计而行。

不日，齐景公设下宴席，邀请三位勇士参加。席间，晏婴忽然端出来两枚水灵灵的大蜜桃，对三位勇士说：“三位都是英雄豪杰，勇猛无比，君上特让晏婴摘下鲜桃让三位品尝！只是，果园中成熟的桃子只有这两枚，人多桃少，难以分配。所以，希望三位勇士各自诉说自己的功劳，唯功劳大者才配吃这桃子！”

晏婴话音刚落，性子急的公孙接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公孙接曾在密林中杀死野猪，也曾在山中打死猛虎，亲手除掉这两个祸害后，受到人们的称赞！以这样的勇猛，难道还不配吃一个桃子吗？”说着，伸手抢过一个桃子，吧唧吧唧两口吃完了。

一见公孙接拿吃了桃子，田开疆也急忙说：“真正的勇士，应当击退来犯的强敌！我曾经驰骋疆场、奋勇杀敌，不仅捍卫了君上的尊严，也保证了百姓的安全！以我的勇猛和功劳，难道不配吃一个桃子吗？”说罢也拿过一个桃子。

古冶子是个慢性子，而且羞于与人争抢，所以一直没有开口。但很快他就发现不开口的结果是两个桃子都被别人拿走了，又急又气又委屈的他遂愤怒地冲二人说：“你们两个人，只是一个杀虎，一个杀人，就认为自己功劳最大。殊不知当年我保护国君渡河时，国君的马被河中的大鼋（一种巨型甲鱼）咬住。国君跌落河中时是我救下国君，又在河中游了九里，最终将大鼋杀死！河中凶险，人们都以为我必死无疑，所以当我提着大鼋的头从河中走出时，众人都讶异地以为我是河神！——我的勇猛和功劳难道不如你们吗？两位的桃子难道吃得心安理得吗！”说罢，古冶子抽出了腰中寒光闪闪的佩剑，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听了古冶子的话，公孙接和田开疆羞愧满面。只见二人捶胸顿足叹道：“我们不及古冶子勇猛，也没有他那样大的功劳，却恬不知耻地吃掉了桃子，以至于最该吃桃子的人一无所得！区区一个桃子，就暴露了我们的贪婪和无耻！真是羞耻啊！羞耻！”于是，二人为了表示自己的悔恨，保全自己的名节，拔出剑来，自刎而死。

看见倒在地上的两位朋友，古冶子先是大惊，而后幡然悔悟：“我们三人是朋友，今天我却为了一个桃子而与他们决裂，以致他们命丧黄泉，这是不仁；我吹捧自己、贬低朋友，这是不义；我做了错事，感到悔恨，如果不敢欣然赴死，则是无勇！”说罢，古冶子也自刎而死，追随两位勇士而去。

就这样，齐景公和晏婴这对君臣，只用了两个桃子，就达到了他们铲除三位勇士的目的。

第三个故事，主人公则是一个“刺客”。

《史记》中有一篇《刺客列传》，专门写春秋到西汉初年的知名刺客，读来慷慨悲歌、荡气回肠。所谓刺客，就是“刺杀人的人”，但司马迁笔下的刺客中，好几个并不是职业杀手，他们去行刺别人，往往另有缘由。当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广为人知的荆轲。他做的事是刺杀秦始皇。但由于荆轲是战国末期的人，故不以他举例，我现在要讲的，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个著名刺客——豫让。

豫让是晋国人。早先，晋国有六大家族：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和魏氏，六家宗主共同执掌晋国朝政，合称“六卿”。豫让自幼练就了高超的武艺，是一名典型的武士，他先投到范氏门下，却不得重用；又转投中行氏的门下，依旧不得重用。那时，晋国六卿阳奉阴违、明争暗斗，不久，智氏带领赵、韩、魏三家，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于是，豫让又转投到智氏门下，成为智氏家臣。

智氏当主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智伯，名“瑶”，又称“智伯瑶”。智伯很欣赏豫让，二人关系十分密切。

在智伯的经营下，在晋国日益形成智氏一家独大的局面，智伯位居晋国正卿，大权独揽。但是，智伯为人凶狠残忍，一贯飞扬跋扈，他一心想灭掉赵、韩、魏三家而独霸晋国，因此常以各种借口向三家索要人口、财物、土地，妄图以此削弱他们的实力。而且，因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他还常对三家的家主进行人身攻击。比如，他就曾嘲笑赵氏当主赵勿恤的出身，嘲笑韩氏当主韩虎的名字。

然而，智伯的跋扈行径非但没有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反而逼得赵、韩、魏三家开始私下里秘密联合。不久，智伯胁迫韩、魏两家一同攻打拒绝贡献土地的赵氏，三家联军将赵氏一族围困于晋阳（今山西太原）长达两年之久。其间，智伯水灌晋阳，城内赵氏一族苦不堪言，甚至到了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的地步，但始终无一人出城投降。

因为韩氏和魏氏的据城之外都有大河，而且智伯在得意时也明显流露出过将以同样手段对付韩、魏两家的意思，韩、魏两家忧心忡忡。不久，山穷水尽的赵氏派家臣出城秘密策反，韩氏和魏氏忽然倒戈，与晋阳城中的赵氏一同反攻智氏，将其击败，最终导致智氏一族诛灭。

赵氏当主赵勿恤，即史书所称赵襄子。赵襄子对智伯恨得咬牙切齿，砍下他的脑袋，涂以胶漆，做成饮酒的器具，以此来泄愤。树倒猢狲散，智氏灭族，他的族众和家臣作鸟兽散，纷纷逃亡各地。因此，赵襄子丝毫不担心遭受来自智氏的报复。

当智氏的家臣们都转而投奔其他贵族保命时，豫让却孤身一人逃到了山中，并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

与其他智氏家臣不同的是，他认为自己受智伯知遇之恩，理应为其复仇。从此他改名更姓，伪装成受刑之人，不显山不露水。他来到赵襄子府上，做了一名修缮茅厕的工匠，伺机刺杀赵襄子。

有一天，赵襄子尿急，来到厕所门外，忽然一阵心慌，感觉哪里不对劲（第六感觉极强），遂急忙叫来卫士。卫士们冲进厕所，立时拉出了握着匕首的豫让。豫让的身份就此暴露。

赵襄子质问豫让：“你为何行刺我？”

豫让说：“豫让为智氏家臣，自然要为死去的主公报仇！”

左右卫士一听，拔剑要杀豫让。赵襄子却阻拦说：“豫让真义士也！智氏已然身死族灭，先生身为家臣，不忘为主君复仇，这不就是天下之大贤吗！——你们不要杀他，以后我多加小心，躲他远点就是了。”不但不做处罚，还当即命人将其释放。

受此不杀之恩，豫让心存感激，但并没有因此放弃为智伯报仇的念头。现在，赵襄子已经见过他，熟悉了他的容貌和声音，行刺的难度更大了。于是，豫让将具有腐蚀性的漆涂在身上，让皮肤溃烂，长出痈疮；又吞下烧红的木炭弄坏喉咙，使声音嘶哑；再穿上破衣烂衫，乔装成乞丐。当他以这个形象从自家门口经过时，与自己生活多年的妻子都没有认出他就是失踪已久的丈夫。

不久后，他在街上遇到了自己的一位故友。二人相认。那位朋友放声痛哭，而后说道：“以你的才华去服侍赵氏宗主，一定会受到他的重用，又何必把自己弄得这样悲惨呢！”

豫让却说：“如果投到赵氏门下而又一心想着杀他，这是身为人臣却怀有二心，断不可取！况且，我做出这样的举动，正是想告诫那些怀有二心的人臣！”说罢，豫让离开朋友，继续寻找机会刺杀赵襄子。

不久，赵襄子出行，来到一座桥前，坐骑忽然受惊。赵襄子疑虑重重，便让卫兵到桥下的芦苇荡中去搜索，果然豫让又被拖了出来。

见到面目全非的豫让，赵襄子又急又气又悲又敬，不由十分委屈地问道：“先生以前也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后来智氏灭掉他们两家，先生不但没有为他们报仇，还成了智氏家臣。为何我杀智伯，你便紧抓不放？”

豫让回答：“范氏和中行氏对待我像是对待普通人，所以我就用普通人的方式报答他；智伯对待我像是对待国士，所以我就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

赵襄子听了，失声痛哭。而后一边流泪一边说：“先生矢志不渝为智伯复仇，如今已名扬天下。我释放先生一次，也得到了世人的赞誉——得到这些，你我二人都应该感到满足了！如今先生又来行刺，恕我终究不能再将你放过！”

豫让说：“今日受死，心甘情愿。只是，豫让请君侯将所穿衣物交给我，让我击杀衣物，以作复仇之意。”

赵襄子急忙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交给豫让。豫让将衣服放在地上，连刺三剑，而后仰天长叹：“豫让赴黄泉，可对主公有个交代啦！”说罢，拔剑自刎。

读中国历史，尤其是“靠前”的部分时，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些人物、一些事件瞬间震撼到。我们的祖先总说“后生可畏”，而我却要说：先贤可畏！

这三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荣誉”而看淡生死之人。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诞生这样的人。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其他朝代，尤其是发生在科举制度诞生之后，人们可能仅凭直觉就感到不真实、不可信。

而齐桓公的那个时代，身上自然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他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处事方式，无不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

齐桓公是标准的贵族。但与今人所理解的“贵族”有所不同的是，春秋时期贵族之“贵”，不在于你是否抱着贵宾犬、开着法拉利，而是强调在道德修为、文化素养以及最重要的责任担当上，是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君子”。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

贵族是讲究“范儿”的。范儿不是作秀，也不是派头，更不是排场，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所不屑的暴发户的做派。

贵族死到临头也要衣衫整洁地微笑相迎，贵族漆身吞炭也要以报知遇之恩，贵族敢于直言面斥君王的荒淫无度……贵族就是光明正大，就是急公好义，就是自利利他……货真价实的贵族，有涵养，有风度，有才华，有情操，有责任心，有荣誉感。

贵族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尊。

齐桓公一生，尊奉天子、九合诸侯、驱除外辱，其实都是完成自己身为一个贵族的分内之事，尽他的责任。

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是一种全面的崩坏，即受到坏影响的并非某一个阶层，而是“全民”。但因为相关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得知当时平民阶层的具体情况，而我们想要深入地了解春秋社会的崩坏，只能通过史书中所出现的有关贵族的记载。而其中最有表现力度的，恐怕就是“弑君潮”的出现。

弑君，即杀掉一国之君，弑君者的杀人动机多是自立为国君或另立其支持对象为国君，反正最终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弑君杀父”是最恶劣的罪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出现了众多有且只有一位君主的帝国，弑君的案例只发生在个别动荡的时期，比如东汉末年和唐朝末年。春秋时代出现的这场弑君潮，不但来得突然而且持久，一直到春秋时代结束，这种弑杀君主的风潮才渐渐止息。因此我认为，“弑君”这个词甚至可以成为春秋时代的一个标签。

下面是一份春秋时期的“弑君记录”（以“春秋三传”等一手资料为准，此处“春秋”时间范围定为前722—前418年）：

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弑杀兄长卫桓公，为春秋弑君潮之滥觞；

前712年，鲁国公子挥杀兄长鲁隐公；

前710年，宋国大夫华督杀宋殇公；

前708年，晋国宗室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晋哀侯；

前705年，晋国曲沃武公又杀晋小子侯；

前698年，秦国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共杀秦出公；

前695年，郑国大夫高渠弥杀郑昭公；

前686年，齐国公孙无知杀齐襄公；

前682年，宋国大夫南宫长万杀宋闵公；

前680年，郑国大夫杀国君郑子婴；

前679年，晋国曲沃武公又杀晋侯缗；

前662年，鲁国公子庆父杀国君公子般；

前661年，鲁国公子庆父又杀鲁闵公；

前651年，晋国大夫里克杀国君奚齐、悼子；

前642年，齐国大夫杀国君无诡；

前636年，晋国公子重耳杀其侄子晋怀公；

前626年，楚国太子商臣杀父亲楚成王；

前613年，齐国公子商人杀兄长齐昭公；

前611年，宋国公子鲍杀兄长宋昭公；

前609年，齐国人杀齐懿公；

前609年，鲁国公子遂杀国君恶；

前609年，莒国太子仆杀父亲莒厉公；

前607年，晋国大夫赵穿杀晋灵公；

前605年，郑国公子归生杀郑灵公；

前599年，陈国大夫夏征舒杀陈灵公；

前573年，晋国大夫程滑杀晋厉公；

前566年，郑国公子騑杀郑僖公；

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杀齐庄公；

前547年，卫国大夫宁喜杀卫殇公；

前543年，蔡国太子般杀父亲蔡景侯；

前543年，莒国公子展舆杀父亲莒犁比公；

前541年，楚国公子围杀国君楚郏敖；

前523年，许国太子止杀父亲许悼公；

前514年，吴国公子光杀堂弟吴王僚；

前491年，蔡国大夫杀蔡昭侯；

前489年，齐国大夫杀国君齐晏孺子；

前485年，齐国大夫鲍牧杀齐悼公；

前481年，齐国大夫田恒杀齐简公。

实际上，在《史记》等诸多资料中，还有更多关于春秋时期小国弑君的记载。但即便这些，也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了。的确，当我们翻看春秋三百年间那一桩桩残忍的血案，就不难理解孔子的痛苦和哀伤了。秩序不再，规则不再，人与人的和谐联结不再，整个社会进入一种暴戾状态。一国之君尚且说杀就杀，可以想象大夫与大夫之间的争斗更是残酷至极。

春秋，这是一个鲜血遍地的时代！

虽然春秋时代的道德体系遭受冲击并迅速崩坏，但仍有很多人坚守在已经支离破碎的传统价值观之上，这些心怀天下苍生的有识之士痛惜眼前的惨痛局面，决心做些什么。于是，重塑价值观的呼声日渐高涨，而正是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公孙接们、才有了豫让们。一个人的呐喊固然能唤醒一座沉睡的大山，但这也需要时机和运气，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为数不多的仁人志士虽前赴后继，其力量也略显单薄，大海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但未必所有的涓涓细流都能汇入大海。

如果说个人的努力是涓涓细流，那么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做出的努力无疑是滚滚洪流。而齐桓公治理下的齐国，就成为这股“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滚滚洪流的第一波。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管仲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霸道政治”。在此之前，周王朝是典型的“王道政治”。王道注重礼乐教化，注重伦理道德，讲求以德服众；而霸道注重的是综合实力，强调以力治人。管仲霸道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发展实力而无所不用其极。因而，他所做的很多事，身为君主的齐桓公是做不来的。作为诸侯的代表，作为一个“贵族”，作为一个“君子”，齐桓公只能坚持不懈地维护王道政治，他要去褒善贬恶，要去匡正抑邪，要去扩散正能量……无疑与管仲的“好事坏事都做”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也正因如此，齐桓公才离不开管仲。

齐国的精神文化建设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认为：民以食为天。只要有吃有穿，丰衣足食，就等于摆脱了饥饿的危险、摆脱了穷困交加，还获得了富足充裕。那么，百姓的道德水平自然会达到一个高度。

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是物质水平的提高，所以，管仲一上台就大力发展齐国经济。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下，齐国不久便一跃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齐国人的腰包更鼓了、吃得更饱了、穿得更暖了……心态自然更好了。

清朝乾隆皇帝说过一句话：青山秀水才子佳人，穷山恶水泼妇刁民。这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自己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把面包拱手让人的。人类的道德观念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产生，一个人第一次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饥渴之人赠以果实这种事，一定发生在他自己还有许多果实的前提下。试想，在经常食不果腹的蛮荒时代，在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的早期原始社会，多半不会发生与他人共享这种让人备感温暖的事。

可是，管仲又深知，仅以物质水平的提高来对民众的道德进行“自然矫正”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只是这样，那齐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即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没有任何高明和优越之处；而且，道德上的缺陷一旦形成，再弥补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并非只靠物质水平的提高就能彻底予以补救。

此时，齐桓公的霸业需要的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上层建筑，既然经济上做了华夏世界的领头羊，那么文化上也应该成为天下诸侯的楷模！

对于拥有悠久历史、厚重积淀的民族来说，重拾已经丢失的传统比新建一种体系更为便捷，也更为有效，其原因是成本更低。在抓齐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时，管仲在总结华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具体地提出了“礼义廉耻”的概念。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段话出自《管子·牧民》，深刻体现出管仲的思辨方式和思维模式。管仲认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有“四维”，“维”就是“纲”，即一张网中最重要的总绳，或说是作为标准的准绳。

这四维分别是：礼、义、廉、耻。

因为是准绳，所以地位就至关重要。如果抛弃四维，后果则不堪设想——缺了一维，国家就会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会有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会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国家倾斜可以扶正，国家危险可以挽救，国家倾覆可以再起，而一旦国家灭亡，就再也无法挽救了。

那么，为什么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而不是其他某种道德规范呢？

所谓“礼”，就是礼仪规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代表的是一种秩序，有“礼”，人们就不会违背社会规范，就不会打乱社会秩序，也就不会产生动乱。

所谓“义”，就是公正与合理。即不为自己的利益扭曲事实，也不去欺诈诓骗别人。

所谓“廉”，指正直、清廉，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谓“耻”，即耻辱感，或称羞耻之心。有羞耻之心，就不会对公共道德熟视无睹，就不会做违背公序良俗的事。

在了解“礼义廉耻”的大致含义后，我们不难发现，管仲应该拥护的是“人性本恶”。因为在他的制度构建里，我们能发现他以一种防备的姿态、以一种对待坏人的心理，把人类群体看成潜在的“小人”，而不得不用“礼义廉耻”作为一种约束。

而且，在管仲这里，“廉耻”显然比“礼义”更为重要。“礼义”多半与“礼仪”相关，而礼仪是注重形式的，既然有个形式在里面，那么就有装样子的可能——至少能做给人看。因此，也就诞生了“伪君子”；而是否“廉耻”，只有自己最清楚：无耻则无所不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知廉耻就无所顾忌，既不关心别人损失，也不计较社会舆论，这就是典型的“真小人”。

由此可见，在“不知廉耻”面前，“礼义”根本不堪一击。

一个人，如果知廉知耻，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基本安定了。因为，一个知道廉耻的人，一定不会去做危害他人的事；而一个没有害人之心的人，想得到“礼义”上的升华，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廉耻”是国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大哉管子！

普通人不知廉耻，会有辱门楣，是家耻；官员不知廉耻，会祸国殃民，是国耻；天下人无论高低贵贱都不知廉耻，那就不仅是家耻国耻的问题，而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多少不知廉耻的人在文字里被反复鞭尸。

然而，中国也是幸运的，因为每个糟糕的时代都有有识之士站出来。他们可能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想法，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中国人做出了榜样，给浑浑噩噩的中国人当头棒喝，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继往开来，薪火相传。

是的，齐桓公和管仲的诸多努力，当然不是无用功。

一个国家的官方文化通常会决定这个国家以什么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比如，春秋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厌恶楚国，主要是因为楚文化与其他文化大相径庭：一方面，他们拥有和中原相近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南蛮诸族的性格，野蛮好战，不太秉承中原诸侯的礼仪规范。如此一来，楚国这个“荆蛮”招人讨厌就在所难免了。齐桓公和管仲的努力，无疑让深感世风日下的华夏人眼前一亮；齐国的形象，也一下子就在诸侯国中间高大起来，成了文明标杆大国。

更为重要的是，齐桓公作为一国之君。他在奉行这些道德文化时，就像虔诚的教徒履行神圣的宗教仪轨一般。这在其他人看来，既是激励，也是鞭策。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他的信服。如下文的“大义灭亲”之举。

先君齐襄公唯一的女儿哀姜，即齐桓公的侄女，和她的姑姑宣姜、文姜一样美艳无双，堪称绝代佳人。但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令她也跟其他几位齐国公族女子一样成为“祸国红颜”，因她的美貌而引发了一场危及整个国家的动乱。

前668年，即鲁庄公二十四年，鲁庄公亲自到齐国迎娶哀姜为君夫人。为表示对齐国的敬重，鲁庄公对大国公女哀姜给予超出常规的待遇。即让宗室命妇们献上丝帛，而不是常规的红枣和黄豆。无疑，这违背了当时的礼制。

或许，就是这个超常的礼仪，让美艳的哀姜心生狂妄。哀姜很清楚，她的母邦齐国，既是大国又是战胜国，而且前几代嫁到鲁国的姑母、祖姑母都在鲁国享有威望。如今，她本人受到这种非常规待遇，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也正是这一原因，在无形中助长了她的骄横。所以，她一到鲁国，就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强势。

鲁庄公有三个兄弟：庆父、叔牙、季友。在这三人中，庆父最为跋扈，他在鲁国结党营私，作威作福，鲁庄公也难以辖制。哀姜虽是国君夫人，却与鲁庄公没什么感情，而为所欲为的庆父因为经常入宫，结果反而叔嫂二人相谈甚欢。哀姜仰慕庆父的狂野气质，庆父爱慕她的绝世容颜。一来二去，叔嫂二人做起了苟且之事。

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庄公病重。然而他心头有一件放不下的事，那就是身为正室的宣姜没有为他生下子嗣。没有嫡长子，立储自然成为一个大问题。于是，他找来三弟公子叔牙，向他征求意见，寻求合适人选。

其实，叔牙本人就有做国君的意愿。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实力弱小、在国内威望不高，所以并不敢毛遂自荐。他想了想后，便向鲁庄公推荐了他的死党庆父：“庆父是先君之爱子，理应继位！”

鲁庄公却不表态，遣走叔牙，又召见四弟公子季友。

公子季友见问，态度很明确：“父死子继，理应立君上的庶子公子般！”

虽然是庶子，但终归是自己的儿子。因此，立公子般才是鲁庄公的真实用意。见小弟季友和自己想法一样，鲁庄公便将他视为亲信。不久，他又小心翼翼地嘱咐：老三叔牙是庆父的鹰犬，必须铲除，否则我的儿子难以继承君位！

季友答应了兄长。

不久，公子季友悄悄地毒杀了公子叔牙。

次年，鲁庄公去世，公子季友先发制人，将鲁庄公庶子公子般扶上君位。慢了一步的庆父虽怀恨在心，慑于季友足智多谋、慑于他在鲁国的崇高威望，并不敢拿他怎么样。但是，季友忘记的是相比他自己，年轻的侄儿国君更容易被干掉。庆父开始和哀姜密谋，弑杀刚刚即位的公子般。

当时，宫廷内有一个养马人，力大无穷，曾经受过鲁庄公的责打，并因此怀恨在心。庆父知道后，便对他加以挑唆，大致说了些“父债子偿”之类的话。结果，受到蛊惑的养马人一怒之下，杀掉了新君公子般。

公子季友知道这是庆父一党的阴谋，亦知道自己已身处危险之中。为了安全，他急忙逃往陈国避难。

慑于鲁国的舆论压力，弑君成功的庆父并不敢登上君位，而是扶立哀姜的养子公子启，即鲁闵公即位。

八月，不甘心受庆父和哀姜操纵的鲁闵公和齐桓公在落姑会面，请求齐桓公帮助流亡在陈国的公子季友回国，希冀借公子季友之力来对抗庆父，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齐桓公也清楚公子季友在鲁国的地位，便派人去迎请公子季友。为表敬重，鲁闵公亲自在鲁国境内的郎地等待季友归来。

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恣意妄为的庆父就联合哀姜秘密杀掉了鲁闵公，鲁国因此大乱。而后，庆父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鲁桓公爱子、鲁庄公之弟，理应登上鲁国君位。

与此同时，悲愤的公子季友并未与庆父、哀姜正面冲突，而是带着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逃往邾国。在异国他邦，季友不断发出文告，号召鲁国人除掉祸乱国家的庆父和哀姜。

庆父从年轻时就到处作威作福，其名声在鲁国早就臭不可闻。加之公子季友的不断舆论输出，鲁国人对他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不久，鲁国便爆发国人暴动，曲阜人群起而攻之，围困了鲁公宫。

庆父见国人来势汹汹，不敢应战，抛下情人哀姜，仓皇逃往莒国。恼怒而无奈的哀姜见大事不妙，也离开曲阜，逃往邾国。

公子季友看准时机，急忙带公子申回国。公子申即位，即鲁僖公。紧接着，季友又与莒国交涉，逼迫莒国交出庆父。莒国人早就知道庆父的恶行，不想因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恶人而得罪鲁国。因此，他们将庆父交给季友，季友将庆父杀死。

因哀姜是齐国公女，所以鲁国没有向邾国要人，似有听之任之、任其自生自灭的意思。

这时，齐桓公却派使者赶赴邾国，将侄女哀姜带回齐国。在齐国，齐桓公当众历数其罪行，然后将其处死。

哀姜参与策划杀害两人，至少是罪有应得了。但对齐桓公来说，自己的侄女弑君杀子，祸乱国政，不得不予以严惩。如果说豫让自残复仇的行为是在警示所有的“人臣”，那么齐桓公则是在用大义灭亲的举动警示所有的“人君”。

更何况，对于齐桓公来说，他的路才刚刚开始。

春秋战国时代的有识之士们知道社会价值观丧失的可怕，正因如此，才有了孔子的落寞、庄子的孤傲、孟子的愤慨与韩非子的冷酷……看似不同的学说，其实殊途同归，这些人都在竭尽所能来改变——或者说“改正”——这个社会。而在诸子百家出现之前的春秋初叶，齐桓公和管仲开了先河，无论是他们的行动还是他们的思想，无疑都对后世诸子百家的兴盛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