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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国家的根基

在这里，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再引出下文。

有一次，齐桓公外出打猎，来到一个陌生的山谷。在山谷中，他遇到一位老人，便问老人山谷的名字。

老人看了齐桓公一眼，不甚恭敬地说：“愚公之谷！”

齐桓公听后诧异道：“为何叫‘愚公之谷’呢？”

老人说：“人们以我的名字给山谷命名，所以叫愚公之谷！”

齐桓公打量老人片刻，笑着说：“寡人看你也不像是愚蠢的人啊，为何叫这样一个可笑的名字呢？”

老人说：“君上请听我说。原先啊，我养了一头母牛，母牛产下一头小牛，后来我用小牛换了一匹小马。结果，有天忽然来了个年轻人。他蛮横地说：‘母牛怎能生出小马驹来？这匹小马分明就是我的！’然后，强行把小马拉走了。人们让我去追，把小马要回来。但是我没有去追，所以人们都叫我愚公。”

齐桓公听后不假思索地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是你的却不去要。老人家果然是个‘愚公’啊！”

次日上朝，齐桓公将这件事讲给管仲，管仲却从故事中听出别的意思来。他急忙正了正衣冠，谦卑恭敬地给齐桓公行大礼。

齐桓公不明所以，问管仲这是什么意思。

管仲正色道：“君上恕罪，这实在是我的过失啊！如果是唐尧（上古明君）为国君，皋陶（上古清官）为法官，怎会发生这种强行夺取别人马驹的事呢？更不会有人像这位老人一样，明明被勒索了也不敢追讨自己的东西！这位老者之所以忍痛将马驹交给别人，其实是因为他知道诉讼不公，即便是去打官司也多半不能得到帮助！——请君上允许我赶紧去修明政治，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

齐桓公这时已经回过味儿来，谷中老者那不甚友好的表情和言辞其实是在讽刺他：身为一国之君却无视民生。或者说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对齐国社会风气的不满。齐桓公不禁倍感汗颜，急忙让管仲去处理这件事，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其实，管仲主政齐国后仅四十天，就前后五次督行了九种惠民利民政策，这一系列政策为：一、老老；二、慈幼；三、恤孤；四、养疾；五、合独；六、问病；七、通劳；八、赈困；九、接绝。所谓老老，即在齐国的各城邑和国都内设置名为“掌老”的官职，负责相关事务，规定：年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由政府馈赠肉食；八十以上的，二子免征役，每月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征役，每天有酒、肉供应。这些老人去世了，由齐国君主提供棺椁。同时，负责官员要进行监督，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孙儿女，善待老人，务要事无巨细，询问老人所需，掌握老人的生活习惯，了解老人饮食嗜好。慈幼，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置名为“掌幼”官，凡齐国百姓，有幼弱子女而抚养困难的，若是三个幼儿即可免除一人“妇征”，四个全家免除“妇征”，五个由国家配备保姆，帮助抚养幼儿，并发放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恤孤，是在城邑和国都内设置“掌孤”官，百姓死后，其子女孤幼而不能独自生活的，交由同乡、熟人、故旧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人家，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除征役；代养三个，全家免除征役。因为孤儿年幼，因此“掌孤”官要经常了解情况，掌握孤儿的衣食饱暖和身体健康，从而进行干涉和救助，保证孤幼平安地长大成人。养疾，是在城邑和国都内设置“掌养疾”官，凡聋、盲、喑、哑、瘸、瘫等身有残疾而影响正常生活的，就由政府养在“疾馆”，并供给衣食，直到身死为止。合独，是在城邑和国都内设置“掌媒”官，男子没有妻室叫作鳏，女子没有丈夫叫作寡，而掌媒官则要负责撮合鳏寡，让他们成家，并给予住房和田地，三年后再由国家为其提供职役。问病，是在城邑和国都内设置“掌病”官，齐国百姓身患疾病，则由掌病官以君主旨意慰问：对于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天一问；八十以上，两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对于病重者，则要向上报告，由君主亲自慰问。平时，“掌病”官要在国内四处巡行，以慰问病人为专职。所谓通穷，就是在城邑和国都内设置“通穷”官，如果有贫穷夫妇没有居处，贫穷客居者没有粮食，其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的，给予赏赐；不报告的，给予惩罚。所谓赈困，就是在灾荒年份要对关在牢中的犯人和做工的赤贫之人减缓刑罚，发放粮食，供养他们生活。所谓接绝，就是在战争中有死者，或是为国尽忠的人，都要给他们的亲人、朋友、故旧领取钱物来祭祀他们。这九种措施，照顾到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旨在保证齐国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生命，尊重具体个人，显而易见有着今人所说的“人道主义”，但这四个字其实还不能彻底阐释管仲的用意。齐桓公曾这样问管仲：“我想修明政事以施行于天下，可以做到吗？”管仲回答可以。齐桓公问从哪里做起。管子说：“从爱民做起。”齐桓公问：“如何才是爱民之道？”管仲回答：“国君治理好公族，大夫治理好家族，使他们和衷共济，互相扶助，互为补益，这样人民就亲睦了；宽放那些曾经犯罪的人，救助那些没落的宗族，为无后者立子嗣，人口就增加了；减少刑罚，轻徭薄赋，百姓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士，让他们施行教化，百姓就有礼了；国家政策不朝令夕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

此前，齐桓公曾经这样问管仲：“身为君主，应该把什么当作最宝贵的东西？”

管仲回答：“天！”

齐桓公疑惑地仰着头看天。

管仲却摇摇手说：“夷吾说的天，不是这个苍苍莽莽、无边无际的天。身为一国之君，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天！百姓归附，则家国社稷安；百姓辅助，则家国社稷强；百姓反对，则家国社稷危；百姓背离，则家国社稷亡！《诗经》中说‘人而无良，相怨一方’。这即是说，如果百姓怨恨他们的君主，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古往今来，从无例外！”

齐桓公听进去了。自此后，他对待百姓的事情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就是齐桓公身为统治者治理齐国百姓时所秉承的心态。他知道百姓的力量，也知道百姓的厉害。所以，他开始将民生放在首位，只有符合百姓利益的事，才是他最能放开手脚去做的事，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这种思想，被称为“以民为本”，简称“民本”。

后世出现的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过民本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孟子，特别是他那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至今仍振聋发聩。而它所传达的，正是一种俯瞰人类文明之后的良知。可惜，历史上的统治者多半把这句话当成装点门面的工具：他们当着人的面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背地里却把孟子恨得要死，从未真正将百姓放在心上。他们往往只关注如何让自己的家族统治万世一系、永不断绝。

当然，也有演戏演得不好的，比如朱元璋。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跟知识分子撕破脸的皇帝。在他之前的帝王，至少能连哄带骗地“请”士大夫们与他们共同治理国家。朱元璋却直接挑明了：读书人都是奴才。随后，他还明目张胆地抛弃了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帝王的精湛演技，开始改用大棒驱使读书人为他们老朱家干活儿。

而在春秋时代，“君”与“民”之间的关系显然更加和谐。一个开明的君主是百姓最强大的保护伞，一群倾心拥戴的百姓是君主最稳固的基石。当然，这种关系必须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前提之上的。也只有这种互惠互利，才符合人性。也正因为少了虚伪，多了真实，更多人文关怀才成为可能。

齐桓公和管仲对本国民生的关注，远远超过后世皇帝，这是管仲的功劳，也是春秋时期大环境使然。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齐桓公吸取了齐襄公和公孙无知因失去民心而身坏命终的惨痛教训。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齐桓公才特别喜欢微服私访，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与百姓的亲密接触来获得第一手信息。一次，他出城来到郊外。看到一户人家中有一位老者，便和老者攀谈起来。在闲谈中得知，老人有五个儿子，个个都是大龄剩男。也就是说，一家六个爷们儿，五个是光棍儿。

齐桓公不由纳闷：“那为何不娶妻呢？”

老人苦笑摇头：“老汉家贫，娶妻成家的花销令人咋舌，娶一个尚难，何况五个！就是要了老汉的命也做不到呀！”

齐桓公听了，回到宫中便立刻挑选了五个宫女，让人把她们送出宫，许配给老汉的五个儿子。当然，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齐桓公又将公宫中数以百计的宫女遣返回乡，让她们出宫后尽快成婚，并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男子三十岁必须娶妻，女子十五岁必须嫁人。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娶妻难的社会问题，进而增加了齐国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