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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晚照：重臣的离去

在齐桓公去世的前两年，发生了两件让齐桓公难以承受的事——重臣管仲和隰朋先后去世。

管仲其人，无疑是堪称典范的“王佐之资”。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他，齐桓公就难以成就齐国的霸业。在齐桓公一生的争霸史上，管仲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正是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齐国进行了一系列涉及军事、农业、工商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从而让齐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最终奠定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基础。他的死，让齐桓公如失臂膀。

隰朋的死，也是齐桓公的痛。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不同的是，因“管鲍之交”而为人熟知的鲍叔牙，其地位其实不如隰朋。如果说管仲主内，那么隰朋就是主外。辞令机智华美、善于待人接物的隰朋是出色的外交官，他不但帮助齐桓公处理好了与周天子和诸侯们的外交关系，还处理好了齐国政府与国内各强宗大族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人物。没有隰朋，就没有管仲施展作为的安定外部环境。

齐桓公四十二年（前644年），当齐桓公接到周天子的求援信时，他望着满朝贵族卿大夫，却不见了他的仲父和隰卿，这时的他一定悲从中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身边的人，正一个个离我而去。

随着齐桓公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晚年的他野心也越来越膨胀，自然而然产生了骄傲甚至自负的心理。

《史记·齐太公世家》。
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曾颇为慷慨激昂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向南讨伐楚国到达召陵，向北讨伐了山戎、离枝、孤竹诸国，向西征讨夷狄到达晋国。还曾登临太行山，最远到达卑耳山。天下诸侯没有人敢违抗我的号令，一生之中，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次会盟诸侯，一举匡扶天下！”

《史记·齐太公世家》。
紧接着，齐桓公又对管仲说了这样一句话：“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夏、商、周的开国君主受命于天建立王朝，跟我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啊！所以，我想去封泰山、禅梁父！

这句话十分要紧，如果说前面的话能表明齐桓公的“自信”，那么，这句话就完全是他“自负”的表现。

封泰山、禅梁父就是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但这里面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在这两座山举行祭祀时风景好不好的问题，关键是：封泰山、禅梁父是天子级别的帝王才能进行的祭祀。

也就是说，齐桓公想要去做只有周天子才能做的事。

这就足以证明，齐桓公对他所一直匡扶的周天子没有什么感情。也再一次证明，齐桓公所捍卫的，不是周天子的王位，而是华夏世界的秩序。

对于齐桓公在晚年产生的这种私心和野心，无论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

显而易见，齐桓公因“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产生了傲慢心理。对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说，这是再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很多时候，对于握有权势的人来说，骄傲心理的产生往往意味着危险的来临。历史上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袁绍败于官渡，苻坚败于淝水……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管仲这种重量级的谋臣进行劝阻，那齐桓公很可能会去登泰山、禅梁父。接着，继戎、狄之后攻入洛邑，威逼周天子退位，再自立为新的天子……

这位霸主给我们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即便是齐桓公这样具有人格魅力的君主，也不是可以完全信赖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他者”。对于热衷于明君、清官、大侠崇拜的传统中国人来说，这多少有点“伤感情”。但事实就是如此。人不完美，也不全面，在涉及政治时，任何个人都不是可以完全信赖的。

管仲比齐桓公更清楚当时的形势和其中利害，他劝阻了齐桓公，齐桓公最终没有走登山封禅这一步臭棋。

可是，如果刘备也成了下一个“白脸”呢？

中国人心中的刘备还没“一匡天下”就死在了白帝城，而他的托孤重臣诸葛亮俨然又是一个刘备，并且他也早早地死在了五丈原。所以，关于上面这个问题，喜欢看戏的中国人找不到答案——他们从来不敢想也不愿想这样的问题。

历史上，从“红脸”成为“白脸”的人比比皆是，比如魏文帝曹丕、宋武帝刘裕……然而，有些人成为“白脸”成得比较成功，所以没人敢给他们画“白脸”，即便后世给他们画“白脸”也会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

中国人喜欢在历史中贴标签，标明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这是中国人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和生命情感的一种方式，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历史上，让中国人产生不满心理的时代有很多，但大部分中国人都“无可奈何”。于是，这些无奈的中国人便开始从各种明君、清官以及大侠的故事中寻找慰藉。可是找遍上下五千年，也仅有那么区区几个人站出来，发出过不同的声音，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但大都被当作疯子，窘迫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就是这个疯子。翻遍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个字：道德。可当你细看，就会发现字里行间还藏着两个字：吃人。

没有制度，道德就是一纸空文；没有制度，道德就是工具和玩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牛气哄哄的大帝之所以提倡道德，是因为道德可以作为最好的遮羞布。它物美价廉，既能装点门面，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权力的约束。西周时期没有出现春秋的问题，是因为在典型的西周封建制度下，各种权力得到了平衡；战国之所以出现了比春秋更激烈斗争的局面，是因为战国时代已经基本破坏掉了封建制度。在西周，道德尚是一剂良方；到了春秋，这剂良方开始失效；而到了战国，道德只剩下了一些药渣子。

而到了战国之后的漫长帝制时代，情况变得更糟，“药渣子”被许多人用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变得清汤寡水还乐此不疲。

与拥有“制度”的西方人相比，艰辛的中国人显然走了许多弯路。

其实，制度就是人的意志体现，但它自带诚信系统，就像在它形成时就打上了烙印。因而，从各方面来讲，都比它的创造者——人——更可靠，更值得信赖。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制度面前，人的信用不值一提。一个人的英明是一时的，而一种合理的制度可以是长久的。有合理的制度，就不用担心制度之内的人会产生齐桓公式的傲慢。因为他无论傲慢还是谦逊，都必须在制度之内进行运作，否则就会因犯规而被遗弃。

在倾向人治的情况下，人们必须仰赖“圣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可笑的奢望，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都具有极大未知性，而制度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仰赖“圣人”，只要教会人们如何使用机器，而机器只要一直顺利运转，这条生产线就能保持畅通，绝不会出现某一人一离开就天下大乱的情形。

没有将自己努力得来的成就制度化，从而取代周的礼乐教化，是齐桓公霸业断绝的原因，这个败笔的影响会在之后几年间显露出来。不过，话说回来，因制度没有形成而对齐桓公加以指责，对他是不公的。因为，在当时，历来不重视“制度”的华夏文明根本没有产生“制度”的土壤，不独齐桓公，所有的君主都是专制君主，所有的专制君主都在以个人魅力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从未想过将制度堂而皇之地摆上台面。

只可惜，唯一一个能对齐桓公起到决定性影响的管仲先他而去，齐桓公的人生随之步入一个低谷。

也是一个最后的低谷。

或者，用中国人更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晚节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