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楚与齐：是兄弟还是死敌

当然，困扰周王室和整个华夏世界的大麻烦，除了来自北方的“北狄”，还有来自南方的“南蛮”。

而且，这来自南方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北方小。

《史记·齐太公世家》。
《史记》记载，齐桓公争霸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不朝，“齐、楚、秦、晋为强”
，这就是说，从春秋时代起，楚国就已和齐国、晋国、秦国一样，成了跺跺脚就能震动天下的强邦大国。

齐国的强大，源于姜太公和历代先君打下的好基础，齐桓公正是充分利用这个好底子，调动了齐国上下的积极性，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政治特权。

晋国的强大，源于它与周天子同宗的特殊身份，以及优越的地理环境：地处高原，进可攻、退可守，并且还是优良的产粮基地。

秦国的崛起，主要是因为被蔑称“戎秦”的秦人对华夏世界的积极靠拢。如果说秦立国之初，华夏诸侯还对它心存芥蒂，那么到了齐桓公的时代，秦国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原接受了。比如，秦国和晋国数代通婚，以至于有了“秦晋之好”这个成语。

而楚国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

齐国和晋国两国，都是在西周初年被册封的诸侯，“齐人”和“晋人”很快就形成规模，并且形成了以周文化为根基的本国文化。秦国虽然是在东周初年立国，但秦人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拥有较强实力，他们能和西北方诸多戎族相抗衡，证明其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而一直以来，楚人都不过是个小小的氏族，到了周朝，虽然得以立国，但也只是个封地仅有方圆五十里的小国。

然而，在短短的100多年中，楚国就迅速崛起，成了可以和齐、晋、秦等国相提并论的大国。正因其节奏之快，才吓到了中原诸侯。而斥之为“荆蛮”，不只是因为蔑视，还出于一种深层的恐惧。

西周初年，楚国北方是拥有精良兵器的周王朝，南方分布着很多野蛮好战的渔猎民族。楚国区区弹丸之地，却能在发达文明和野蛮部落的夹缝中生存并壮大，自有其原因。

首先，楚国所在的江汉平原，湿润多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从气候上来说是比较舒适宜人的。但在当时，这种多水环境并没有引起中原各国的兴趣。

众所周知，中原各国是典型的北方粟作农业，中原人精于种植粟米，所以只对能出产粟米的土地感兴趣，而江汉平原种植的是水稻，自然引不起兴趣。并且，在西周前中期，就连稻作农业在此地也不发达。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野草和树木，开垦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吃惯了粟米饭并且刚好能吃饱的周王朝臣民，并未将楚人的居住地看作必取之物。

其次，跟保留许多原始部落作风（如巫觋信仰、人殉制度）的殷商相比，提倡礼乐教化的周王朝对待它的邻居还是比较友好的。与素来穷兵黩武的商人相比，自称“华夏”的周人温文尔雅，他们既已册封楚人为诸侯，就不会出尔反尔，更不会贸然用兵。

最后，楚人所秉承的“文化”也是让他们避免灭亡的原因。楚人是颛顼的后裔，与北方华夏族同源，他们薪火相传了许多优秀的中原文化，这些衣着得体、谈吐优雅的人，很容易赢得南方部族的好感，他们可以从掌握着精湛技艺的楚人那里学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技术。在这些半开化甚至未开化的人眼里，这些已经得到周天子册封的楚人，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在氏族、部落、部族和方国遍地开花的西周前中期，杂居混处是一种社会常态，只要有足够空间，南蛮诸部是不会花费大气力去骚扰楚人的。

毫无疑问，楚人时刻准备着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楚国的发展史上，楚人先在江汉平原北部兼并了一些土著部落，稳固了脚跟。历经几代人传承，到了第九代楚子熊渠当政时，恰好也是西周第九代天子周夷王君临天下。周夷王算不得庸主，但也绝对不是明君。如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曾攻打近邻纪国，原因之一就是纪国先君纪炀侯曾向周夷王进谗言，污蔑齐国先君齐哀公。结果周夷王听信谗言，将齐哀公召至镐京，然后残忍烹杀（放到大锅中烫死），导致齐国人在惊惧的同时也对周王室心存怨恨。在经历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等盛世年华后，周王室的实力和威望已经大不如前。趁此时机，已“得江汉间民和”的楚国人，开始在国君楚子熊渠的带领下，向江汉平原的南部地区进行武力扩张。

此时，落入楚人眼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庸国。

《尚书·周书·牧誓》。——编者注
庸国位于楚国以南，国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周武王对殷商发动总攻之前，曾对四方诸侯作过这样的战前动员：“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在周武王唱念出自己盟友的名号时，“庸”这个在中国人眼中十分陌生的部族排在了第一位，甚至排在了颇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蜀人和羌人之前。这说明，至少在殷商末年，庸国就已经非常强大了，远非当时一文不名的楚人所能比。

不过，就历史资料分析，庸人似乎与周人（华夏人）的血缘关系较疏远，而且从其地理位置来看，他们应该属于南蛮族系中的一支，拥有比较发达的文明。而且估计他们与创建了与华夏文明截然不同的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关系比较亲密。

牧野之战结束后，作为周武王剪灭殷商的重要盟友，庸人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报偿：他们的领土横跨汉水和长江，几乎囊括了整个今湖北省。物产丰饶的江汉平原不过是他们的“内陆”，其强大程度，甚至超过了周王室分封在汉水之北的那一票同宗诸侯——汉阳诸姬。

楚子熊渠出其不意地攻打了庸国国都上庸。庸国人根本没有想到小小的楚人会对他们刀兵相向，猝不及防中全军溃败，楚人控制了大部分庸国故土，势力范围得以大面积向南扩展。

失败的庸人只能被迫接受楚人给予的命运。因为不是华夏人，与周人没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所以周天子和华夏诸侯似乎也懒得过问。战败的庸人或者迁徙，或者躲入山间密林。但他们的生存地域，仍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之后便慢慢演化为楚国内部的少数族群。再后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楚人。所谓“民族融合”，其过程也大致如此。

当然，楚人并未停止挥舞手中的短刀和长矛，他们兵锋所指，继续向扬越之地进发。

这里提到的扬越又称“扬粤”，属于越人的一支。越人即“百越”，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长江以南的民族皆可称为“越”。这就是说，“百越”也就是华夏人口中的“南蛮”的一部分，甚至这两个名词所指的地理范围有大面积重叠。

百越之所以为“百”，是因为种类繁多，其中比较大的如生活在今江浙的名“吴越”，生活在今福建一带的名“闽越”，生活在今广东一带的名“南越”，生活在今广西一代的名“骆越”，而生活在今湖北、江西一带的名“扬越”。

由此可见，百越并不是单一的民族，这些部族彼此之间保持独立，互不统属，甚至有的部族之间完全没有交集。而且各部族也从未将彼此视为“自己人”。至少自殷商起，扬越人就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是他们世世代代生存的家园——丘陵上、盆地里、河谷中皆有他们勤劳耕作的身影。与其他那些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的南蛮部族不同，扬越人掌握着先进的稻作农业，是种植各种稻米的能手，这种技术可能是他们从生活在东方的表亲（如吴越）那里学来的。

楚国人能渡过长江向南扩张，说明他们的生产力已相当发达。毕竟，那时渡过茫茫长江的难度不是一般大，没有能力制造足够数量的舟船，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而他们选择向南扩张，不是出于兴趣爱好，而是受到一种本能的驱使——我们需要粮食，生活在北方的中原人我们惹不起，他们的粟米我们无福消受，我们只能去抢夺扬越之地的稻田！

因此，向南扩张，就奠定了楚人稻作农业的基础，也奠定了和属于粟文化的中原人的差异，而在中国普遍喜欢“大同”的时代，差异就代表着矛盾，而矛盾又意味着战争。

楚人攻占了扬越之地，扬越人被迫迁移到更往南的江西地区。所幸，已经得到大片稻田的楚人没有继续追赶，即没有对扬越人赶尽杀绝。也许是楚人觉得自己已经“太往南了”，他们便来了一个急转弯，改变了进攻方向。

在熊渠带领下，楚国人顺江而下，又闯入了鄂人的势力范围。

楚人对这个以鳄鱼为图腾的部族并不陌生。这支从黄帝部落中分化出来的氏族，原本生活在黄河流域，后来在今山西省乡宁县的区域立足，成了臣服于殷商的方国。商末，鄂侯与姬昌、九侯并列为殷商的“三公”。后来，帝辛强纳九侯之女，欲与之淫乱，结果被九侯之女怒斥。帝辛一怒之下将其杀害，并且诛杀了九侯。鄂侯因九侯惨死而与帝辛据理力争，结果也惨遭杀害。从此，鄂人与殷商交恶，不久便助周武王灭商，又成为周的诸侯；西周初年，鄂国在与晋国的战争中败下阵来，为了躲避晋人的迫害，鄂国遗民纷纷迁移到今河南南阳之北的区域，重新建国，国号仍为“鄂”。后来楚国在江汉平原崛起，慑于“荆蛮”的威胁，鄂人选择躲避，再次迁移，将国址搬迁到今湖北鄂州市以东，仍称鄂国。

毫无悬念地，楚人战胜了鄂人，攻占了他们的都城，杀掉了他们的国君，征服了他们的臣民。古老的部族就此消亡，大多数幸存者融入征服者，成为楚人。

经历了这些胜利，熊渠开始有点找不着北，他自恃控制了物产丰富的江汉平原，便不把周王室乃至整个华夏世界放在眼里。然后，他做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自立为王。

当殷商灭亡后，天下的国家和部族都知道，天下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那就是周天子。但熊渠竟公然无视这个至高共主，在刚刚打下的江汉平原自立为王，将自己的国格提升到和周王朝同等的地位。

《史记·楚世家》。
而且，熊渠还说出了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这分明是在说：楚人就是蛮夷，不是你们自称为“中国”的中原人，也不稀罕什么华夏不华夏！我们就按照我们蛮夷的方法，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就是这样脾气，我就是这样秉性，我就是这样汉子！你爱咋地咋地！

并且，为了表示自己和周王有同等地位，熊渠还效仿周王朝的封建制度，将刚得来的江汉平原一分为四，并册封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三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同时还鼓励三个儿子继续开疆拓土，以扩大楚人的地盘。

但是，楚国人的威风没能维持多久。周夷王驾崩，其子姬胡即位，这位天子的另外一个称呼更广为人知：周厉王。如果说周夷王昏庸，那么周厉王则是典型的暴虐。周厉王身不正，却不允许民间有人说自己的不是。为了杜绝流言飞语的散播，他派出许多特务，在国都镐京的街头巷尾秘密调查，一旦发现有人议论自己就予以重罚。卿士召公劝说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水越堵越泛滥，百姓越堵越危险，为了天下社稷长治久安，应该让百姓有一个宣泄的途径，不应该对他们管理太过严苛！”周厉王不听。三年后，果然发生了国人暴动，镐京百姓围攻王宫，将周厉王赶出了天子之都。由此可见周厉王之“厉”。

楚人在暴虐的周厉王面前也矮了三分。因为害怕周厉王征伐自己，熊渠去掉了自己的王号，仍称楚子。

虽然称王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却足以说明楚人心中的躁动，而这种躁动明显区别于齐国、晋国、秦国这三个春秋时期的大诸侯国。齐国、秦国以及由晋国分化而来的韩、赵、魏三国，都是到了战国中期才开始纷纷称王，与熊渠称王相距三百余年。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差异。

齐国从立国之日起就十分强大。姜太公带着他那些与周人有文化渊源和血缘关系的姜姓氏族，来到了被称为“东夷之地”的山东。然后在一系列战争、谈判、威逼利诱中，鲸吞和蚕食了许多东夷部族。“齐国人”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血缘也越来越复杂，与之相应的，是齐国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受尊重，而到了齐桓公的时代，他更是让齐国国势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同时期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国”。然而，齐国从未想过向周天子的威严挑战，它只想做周天子的“孝顺儿子”。

晋国与齐国的情形大致类似。

秦国和楚国倒是有许多相似之处。据史书记载，秦人也是黄帝后裔，而且和楚人一样，也源出黄帝的孙子颛顼，两个氏族的祖先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秦人在夏、商两代皆侍奉过中央王朝，商末周初，秦人先祖恶来因侍奉商纣王而被周武王杀死，其族人畏惧受到牵连，渐渐疏远了华夏，迁徙到西北，与戎族和狄族杂居混处，渐渐地被中原人视为“戎秦”，和戎狄没什么区别。周幽王时，犬戎入侵，秦人奔赴骊山勤王，驱逐犬戎，然后和郑、卫等国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得到周王室的好感，被正式册封为诸侯。

楚人因帮助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而被册封，秦人因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东周而被册封。同样是华夏先民的后裔，同样居住于远离华夏世界的蛮夷之地，两国的情况何其相似。

然而，到了齐桓公所处的春秋初年，秦和楚的国际声誉相去甚远：在中原诸侯眼中，秦国已成为秦晋之好的典范，而楚国还是自号为王的癫狂。

楚国的崛起和齐国、秦国崛起的情况基本一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夏君夷民”。即他们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原住民进行征服，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影响。只不过，齐国、晋国、秦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甚至是出于周天子的授意，而楚人的举动，却很有擅作主张的味道。而且楚人的许多所作所为，甚至根本是周王室不想看到的，自然也就得不到认可。

所以，华夏世界纷纷将楚国的崛起视为叛逆之举，从而心存戒备。

由此可见，即便“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如果说西周的周天子是一个政治符号，那么东周的周天子就只剩下一个文化符号了。无论是何种符号，它的存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作为文化符号的周天子同样具有权威，这尤其成为春秋时代的特色。

秦人仰慕华夏文化，并且愿意向中原华夏靠拢，表现在他们不顾一切地勤王救周，而且即便是被华夏人轻视为蛮夷，他们依然心胸坦荡地一笑置之。楚人未必厌恶华夏文化，但他们讨厌“华夏人”，而且并不想完全融入华夏世界。在被中原人斥为蛮夷时，他们立即充满敌意。其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自称蛮夷，比如自号为王，比如一直不遗余力地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对于华夏人来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华夏人，不是去做DNA鉴定，而是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来判断。如是否说华夏语言，是否穿华夏衣衫，是否承认周天子的至高共主地位……是则是，反之则非，又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非我族类”的楚人理所当然地就被中原人集体排斥。

楚人懂得这个道理，是在熊渠称王的两百年之后，而教训这个桀骜不驯的国家的人，正是齐桓公。

前面已经讲过，春秋时代的一个标志是“弑君潮”的频繁出现。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臣弑君、下克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与华夏诸侯不同的是，地处江汉的楚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种情况：熊渠死后，其次子鄂王熊红继位，三子熊执疵则杀兄熊红自立；熊霜死后，他的三个弟弟竞相争夺君位，为此大开杀戒，死伤甚重；熊通也通过杀害其侄子而自立，是为楚武王。

在楚国历史上，楚武王熊通和其先君熊渠一样具有重要地位。

楚武王在位时期，春秋时代已经来临，华夏世界的动荡业已显露苗头：晋国公族内乱，手足相残；郑国发生叔段之乱并且和周天子交恶；卫国人杀掉了君主卫桓公；鲁国人杀掉了国君鲁隐公；宋国人杀掉了国君宋殇公；郑国人杀掉了国君郑昭公；齐国人杀掉了国君齐襄公……看到这种情形，楚人多半会窃喜，然后冷笑一声：你们不是自诩“华夏”吗？不是自诩“礼仪之邦”吗？难道这就是你们“华夏”的“礼仪”吗？

趁此机会，楚武王在江汉平原大举挞伐。仰仗着前几代国君励精图治得来的坚实国力，他进一步征服了江汉平原的诸多蛮族部落，完成了对楚国势力范围之内不同势力的“肃清”，将楚国打造为一个洁净单一、清朗安宁的楚人国家，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

从开国君主熊绎开始，楚国虽然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发动过无数次战争，但战争的对象往往是与华夏人血缘疏远的南蛮系的诸侯和部族，比如庸国、扬越等。只对非华夏文化系统的势力用兵，说明这时楚人尚对华夏心存忌惮。而到了熊通的时代，楚人已经开始觊觎华夏世界的沃土，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饮马长江”，而开始对“问鼎中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随后，熊通率军北上，兵陈随国都城之下。

随国，“汉阳诸姬”之一。周朝建立之初，周王室为对抗东夷而立齐国和鲁国，为对抗北方戎狄而立晋国，为对抗南蛮，他们在汉水之北分封了许多中型国家，其中比较大的有随国、息国、应国。这些诸侯国和鲁国、燕国、晋国一样，是姬姓诸侯，他们与周天子打断骨头连着筋，因分布在汉水之阳，故称“汉阳诸姬”。

数百年来，汉阳诸姬出色地完成了对南蛮部族的遏制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其中，随国的实力最为强大，被公认为汉阳诸姬之首。

与其他国家不同，楚武王没有吃柿子拣软的捏，他一出手，就对当时实力强大的随国动刀动枪。

《史记·楚世家》。
随国人对于楚国毫无来由的征讨，耸了耸肩，无辜地说：“我无罪。”
——我们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你凭什么攻打我们？这委屈的倾诉，虽然既天真又愚蠢，却彰显出传统的贵族精神。

《史记·楚世家》。
然而，不按常理出牌的楚武王这样答复：“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论调。而且，这种论调的逻辑和当年的熊渠一样吊诡：我是蛮夷（言下之意我好战）！如今中原诸侯一个个都背叛了周天子，彼此之间相互攻打，而我们楚国也有厚甲强兵（自谦为“敝甲”），我也想去参加中原的政治Party。所以，我请周天子给我册封更高的爵位（你祖宗给的小小子爵我不稀罕了）！

随国人早就知道楚人的蛮勇无畏。因为当他们在江汉平原大张挞伐的时候，一定有很多部落的遗民渡过汉水逃到了随国境内。这些人必定会将楚人的恶劣行径传扬开来，其中还伴随着添油加醋的再加工。随国人虽然有能力装备精良武器却不喜欢打仗，他们急于息事宁人。而后，随侯竟亲自去朝见周天子，恭请周王室给予楚人以更高的爵位。

周天子哭笑不得，不但严厉地回绝了随侯的请求，还对随侯的荒唐举动大加斥责。随国人也是实在人，随侯回到随国后，第一时间派使者南下楚国，向楚子熊通传达了周天子的意思：安安分分做子爵，不要有非分之想。

楚武王大怒。

两年后，向天下示威的时机已经成熟，楚武王遂公然说出这样一段惊天动地的话：“我的祖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未被册封就寿终正寝。周成王时，先君熊绎受封子男之田，建立楚国，兢兢业业，让南蛮不能北上作乱中原，而周王室不为楚国晋升爵位，既如此，寡人干脆就自立为王！”

这是楚人第二次自立为王。不过，与之前那次不同的是，这次自号为王不是楚人自己躲在家里玩。楚武王强迫随国和他们订立了盟约。这就意味着，楚国已经不在乎中原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再担心中原的征讨。

而此时的中原王朝，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周王室所做的，仅仅是把和楚国结盟的随国数落了几句。

别人都不跟楚国这个“坏孩子”玩，唯独随国和他玩。他的家长恨他不争气，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这时，随国看到别的孩子看他的目光和看那“坏孩子”的目光一模一样，也把他当成了一个怪胎，产生了羞愧之心，遂开始疏远“坏孩子”楚国。楚武王便以随国背弃盟约为由，率军北上，渡过汉水，逼向随国。随国只好迎战。

这是一场硬仗。楚国大军不断涌上，随国的战车也不断冲进楚军军阵，战场的上空飞扬着截然不同的羽箭，鲜血染红了滔滔汉水……

战争结束了，双方不分胜负。

而战争结束的原因是：楚武王熊通死在了乱军之中。

虽然不分胜负，但对楚人来说，他们是失败者，因为他们的王死了。

和中原人一样善于学习的楚人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我们的军队数量不比随国少，我们的战士不比随国士兵怯懦，我们的战术不比随国陈旧……几乎所有的方面，我们都没有不如随国的地方！

楚国唯一的软肋是兵器。

在战场上，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兵器精良与否决定着士兵战斗力的强弱。试想一下，手持木棒的关云长也未必是提着龙泉剑的小乔的对手。而且，装备的优劣也决定着士兵是否会产生优越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士气——拥有石头兵器的战士就拥有石头的意志，拥有青铜兵器的战士就拥有青铜的意志！

商、周两代，可说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早期文明以大量黄金来铸造各式各样的精美器具不同，在中国贵族的生活中更多出现的金属是青铜。很早之前，中国人就学会了冶炼这种不软不硬的金属，并且成为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他们不但用这种具有华美光泽的金属来铸造礼器和乐器，还用它来锻造数量庞大的兵器。

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望山（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出土了一把青铜剑，剑长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000余年，但依然锋利无比。考古工作者做了一个试验，用一沓二十多张纸轻轻去划锋刃，一割即破，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宝剑“吹毛立断”的定义。

这把剑就是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时代青铜剑的杰出代表。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越王勾践剑出现之前以及之后，仍有许多名剑，经由那些默默无名却未见得逊色于干将、莫邪、欧冶子的工匠之手而问世。在以黑铁长剑征战四方的战国时代到来之前，青铜剑一直是中国战场上的主角。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锻造工艺方面无可挑剔，更是诞生了一大批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名剑：太阿、巨阙、纯钧、湛卢……这些工艺技巧对后世的汉剑、唐刀乃至于日本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楚人清楚地记得随国军士的剑是如何轻松刺穿他们盔甲的，而且随国军士人手一把青铜剑的情形让他们触目惊心。在这个中原各国普遍流行佩剑的年代，楚国人却因一种兵器而再一次被中原人伤了自尊。

周王室之所以分封汉阳诸姬，除了想让这些同姓诸侯监督和防御南蛮，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让他们守护位于汉水之阳的铜绿山。

铜绿山，漫山都开着铜草花，这是一种只有在含有大量铜分子的地方才会盛开的紫色小花。铜绿山对其他民族来说，可能仅仅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并不算太高的山，但对于周人来说，这座盛产铜矿的山，是雄伟庄重的礼器，是铿锵悦耳的乐器，更是无坚不摧的兵器！

铜绿山能源源不断地为周人提供大量铜矿石，周天子想要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住这些宝贵的铜矿来源。

楚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看着手中粗陋不堪的奇奇怪怪的兵器：除了为数不多的、粗糙的青铜兵刃，大多数兵器是弯弯曲曲的长矛或者斧头、木棒之类的东西。再看看随国人的精良战车和利剑长戈，楚人的野心开始蠢蠢欲动：要想问鼎中原，就必须有自己的精良兵器！

夺下铜绿山，占据这一重要产铜地，就成为楚人的首要任务。

楚武王的继承人楚文王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经过十几年努力，楚国先后灭掉了权国、罗国、邓国、申国、绞国、息国。而后又征服了随国，战胜了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和蔡国，并俘获了蔡国国君蔡哀侯，从而彻底控制了铜绿山，成为青铜兵器锻造大国。此时楚国武士手中的青铜剑，已不逊色于中原诸侯！

楚国在熊绎时期立国，在熊渠时期夯实基础，在楚武王、楚文王时期开始壮大，最终扩张为疆域囊括湖北全部、四川东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的强国，成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一霸。

和楚国做邻居的众多国家无不胆战心惊。

楚文王死后，其子楚成王暂时放下姿态，结好诸侯，并和周王室拉关系。楚成王元年，楚成王向周王室朝贡，得到周天子“赐胙”，也就是赏赐祭肉。

赐胙是个十分特别的讯号：周王室认可了楚国，不仅承认了它的地位，还承认了它的王号。更重要的是，承认了它的实力。

当然，周天子在举行过赐胙仪式后，还故作威严地特地嘱咐了一句，以挽回一点颜面：“一定要好好镇守南方，管理好南方夷越，不要再进犯中原！”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在长江南，我在长江北。你做你的王，我做我的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天南和海北，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或者说得再透彻一点，就是周天子服软了。

拿到这张王牌后，楚成王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先王未竟的事业，楚国的疆域进一步壮大，“于是楚地千里”。

从方圆五十里的子男之国一跃成为幅员千里的大国，这个“荆蛮”似乎已经战胜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华夏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许多别称，如华夏、中华、中州、神州、赤县，其中“华夏”一词最广为人知，因为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

其实，“华夏”这个词是周朝才出现的。《尚书》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中国人既有礼仪制度又有华美衣衫，所以自称为“华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夏”慢慢成为周人以及与周人有血缘关系的一类人的称呼，也就是说这是个范围不断扩大的词汇。周王朝建立后，以华夏人为统治阶级的诸侯国遍地开花，这些华夏族治理之下的土著人，很快就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也成了华夏人。周人的伟大之处也在此，即让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群消除氏族、部族、民族隔阂，把心存芥蒂转化为同胞之谊。所谓民族融合，其实就是滚雪球，就是有容乃大，就是浩瀚大海不拒涓涓细流。

而“楚人”的范围也正随着熊氏的扩张而不断扩大，诸多不知名号的南蛮人、庸人、鄂人、越人，乃至汉阳诸姬中的许多周人，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楚人。但是，与齐国、晋国、鲁国等典型的“夏君夷民”略有不同，楚国似乎更适合用“夷君夷民”一词来形容——至少在正统华夏人眼中是这样。在中原诸侯眼中，楚国人不管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被统治者，都是地地道道的蛮夷。

楚人和周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种渊源并不需要往上捋多少年，他们都源出黄帝部族。也就是说，“荆蛮”和“华夏”有着共同的源头。但是，楚人生存环境的改变，导致他们的文化开始改变，成为强大的周人眼中的蛮夷，进而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楚人拥有了和华夏人一样强大的实力，却因为没有与之相同的文化而彼此心存芥蒂。楚人虽将自己和南蛮夷越严格区分，华夏仍将他们视为一丘之貉；楚人自认在江汉平原高人一等，华夏仍认为他们粗鄙不堪。

但有时候，意识形态并不能决定一切。文化不同，导致华夏不认同楚人；而楚人实力增强，又让华夏对楚人心存忌惮。因此，周王室不得不承认楚人的既得利益和现有地位——这不是周天子宽宏大量，而是他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齐桓公出现了。对于周天子和他身后的华夏诸侯来说，这位名叫“小白”的齐国君主，无疑是来给这个自称“华夏人”的群体出气的。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谦恭有礼，我们就说他是“文明人”。文明人的确与文明的出现息息相关。人类脱胎于动物，文明从野蛮中诞生，文明就是对野蛮的修正。所有的文明人在远古时代都是盗贼，文明就是人类之间相互约束，文明就是立规矩，就是谈条件。易中天在一次讲演中说：强盗不再滥杀无辜，他们丢掉手中的刀，拿起算盘，成了彬彬有礼的商人，这就是文明！

文明的出现让人类这个物种大受裨益，社会性取代了自然性，人的理性战胜了兽的本性，生活在文明社会，会让人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其实，很多人只关注到了文明那美好的一面。殊不知，文明也有排他性，甚至是毁灭性。当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其中一个发达（或者不如说“强势”）的文明，通常会灭掉落后（弱势）的文明。

不过，楚国和周王朝之间的这种文明冲突，并不是一边倒的。它们之间势均力敌，难分胜负。而且，这种较量并没有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一直到秦汉时代，楚文化仍对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西汉建立后，具有“国服”地位的汉服，正是以楚服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但一直以来，华夏人都没有放弃努力，他们希望楚国人放弃他们的杂交文化，潜心归向王道，做个真真正正的华夏人。

楚成王拿着周天子给予的令箭，大肆征讨四方蛮族，只顾着开疆拓土，竟然将朝觐天子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抛之脑后——这足以证明周天子在楚成王心中的分量之轻微。

齐桓公早已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号召诸侯尊勤王室、攘斥夷狄。因此，朝觐周王室成为诸侯必不可少的功课。然而这一天，当每年一次的朝觐仪式即将开始时，齐桓公却没有看到楚国的幡旗；当周天子主持的祭祀进行到一个环节时，诸侯们又发现缺少一样工具——苞茅。

苞茅即捆扎成束的菁茅，是“缩酒”的工具。菁茅是一种禾本科植物，周身长有细密茸毛。周天子在举行祭祀仪式时，要用到一种清酒，但当时酿酒工艺不发达，刚酿出来的酒十分浑浊，需要用苞茅对其进行过滤，这个过程被称为“苞茅缩酒”。而苞茅正是楚国应进贡的方物，也就是贡献给周天子的土特产。

但楚国人缺席了。诸侯们看到中断的祭祀仪式，嘁嘁喳喳起来。周天子为难地望向齐桓公。

齐桓公只给了周天子一个恭敬而有力的眼神：我办事，您放心！

回到齐国，齐桓公随即开始行动了，他誓将华夏世界的秩序捍卫到底，决定给楚国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借口呢？很快，这个借口就出现了。

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的一天，齐桓公和夫人蔡姬在水中泛舟。齐桓公不识水性，堪称游泳健将的蔡姬便跟他开玩笑，故意晃动小船。齐桓公吓得脸色大变，几次喝令停止，蔡姬就是不听。齐桓公大怒，一上岸就将蔡姬赶回了娘家蔡国。在古代，丈夫把妻子赶回娘家，有一种目的是让妻子反省，并不是休妻离婚的意思。可蔡侯见自家女儿被赶回来，脸上无光。心想既然齐国不给蔡国面子，那么蔡国也不给齐国面子！于是不顾礼仪规范，又将蔡姬转嫁他人。

不久后，齐桓公派使者去接蔡姬，却听说妻子已是他人妇。惊讶的他感到十分生气，义正词严地斥责了蔡国一女侍奉二夫的背信弃义之举，然后宣布，将率诸侯联军攻打蔡国。

次年，齐桓公率军南下，与蔡人交战，蔡国全军溃败。

既已给了蔡国人惨痛教训，诸侯们便以为宽宏大量的齐桓公就会撤兵。没想到，齐桓公却忽然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继续南下，进攻楚国！

原来，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攻打小小蔡国，不过是障眼法。他的真实意图是出其不意地进军与蔡国接壤的楚国。就这样，数十万诸侯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楚国北部平原驻扎，颜色各异的八国旌旗在风中猎猎招展。平原适合战车作战，八个诸侯国的数千乘战车，轻而易举就可以攻克楚国。

楚国人本来想趁中原诸侯自相争斗而坐收渔利，这时看到中原战车在隆隆鼓声中逼向江汉平原，顿时陷入了慌乱。

楚成王不敢与齐桓公正面对抗。何况，不久前楚国就已在齐国的经济策略中栽过跟头（买鹿制楚的故事），和楚国群臣商议后，他派了一个使节去见齐桓公。

到了齐国军中，楚国使者问齐桓公：“齐侯居于北海之滨，敝国居于南海之畔，此为风马牛不相及也！没想到您却率军进入我们的国土，请问这是为何呢？”

管仲代齐桓公回答说：“昔日，召公代表周王室对我齐国先君太公望说：‘五侯九伯，汝实可征之，以夹辅周室！’并且为我们齐国划定了征讨的范围：东到东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楚国没有向周天子进贡苞茅，无以缩酒，以致祭祀不能进行，是故寡人来向楚国征收属于周王室的贡物。此外，当年周昭王南巡，未能返回镐京，寡人也特来查问！”

所谓周昭王南巡，其实是西周第四代王周昭王征讨楚国的事件。只不过这位天子出师未捷身先死，渡河时忽然沉船，溺毙河中。有种说法是，周昭王所乘坐的船被楚人动了手脚，黏结船板的胶在沾到水时快速溶化，最终导致周昭王沉于汉水。

听到管仲的质问，楚国使者回答说：“没有贡献方物，这事是有的，我们承认这是敝国国君的过错。至于周昭王死而不返的事，还是请齐公去水边问一问吧！”

齐国人气势汹汹，楚国人也嚣张跋扈，这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谈话。楚国使者和齐国君臣不欢而散。

而后，齐桓公率军继续南下，大军临时驻扎在陉（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

楚成王看到汉水北岸的诸侯联军，如坐针毡，马上又派重臣屈完前去游说齐桓公。

这时，齐桓公下令将军队后撤至召陵。

齐桓公的意图是用浩大的声势去震慑楚国使臣，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让诸侯联军在平原上摆成整齐的阵列，战车如山，戈矛如林，旌旗猎猎，威势逼人。当屈完到了军中，他就邀请屈完同乘一辆战车，在阵前驱驰，观看军容。尽管屈完知道齐桓公的用意，但当他看到装备精良并且数量远远超过楚国的诸侯联军时，他还是大为惊骇。

即不榖，是国君自谦的称呼。——编者注
这时，齐桓公不失时机地说：“列国诸侯难道是为不谷
而来的吗？他们是为了继承吾等先君的和睦关系才来的呀！——贵国君主也同不谷建立友好关系，如何呀？”

屈完是个聪明人，知道顺坡下驴，他急忙态度恭敬地说：“承蒙齐侯惠临敝国并为敝国国君寻求福祉，您愿意接纳敝国国君，敝国国君荣幸之至！”

齐桓公却又忽然望着诸侯联军，意味深长地说道：“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去作战，有谁能抵御得了呢！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攻城，什么样的城池攻不下呢！”

屈完知道，刚刚只是利诱，现在就是威逼了。可是，面对齐桓公咄咄逼人，屈完没有惊慌失措。他反而淡定地说：“如果齐公用仁德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如果您要用武力的话，那么我们楚国就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您率领的人马再多，也无济于事！”

齐桓公爱才，对于屈完的机智应答，他十分欣赏。而且这个楚国人已经代表楚国国君服软并承认错误，他兴师动众南伐荆蛮的目的就达到了。于是，齐桓公率中原诸侯和楚国举行盟会，订立盟约。盟约上要求楚国必须按时觐见周王室，贡奉方物。

在齐桓公努力下，这场由一把茅草而引发的风波就此结束。楚国也开始以一种半推半就的姿态“回归”华夏大家庭。和其他诸侯一样，按时朝贡，不逾规矩，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这个好战的国家都没有再在中原兴风作浪。

中原诸侯已经了解楚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习俗，所以他们对待楚人明显不同于其他“四夷”。所以我猜想，齐桓公多半是以这种心态来接纳楚国的：你虽是荆蛮，却与我同宗、与我同文，但愿你也能与我同袍、修我戈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