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战国时代—江户幕府）

历经16世纪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17世纪伊始，“日本”再次逐渐合而为一，江户时代到来。随着新田开垦的推进，水稻栽培正式普及。实施身份制度后，人们的迁徙自由依然受限，但大众旅行业却初露锋芒。

本书进入了第四章。若是山口治明式的日本史，恐怕这一章仍在讲高床式仓库与卑弥呼的话题吧，而我们却早已来到了战国时代。

福冈市博物馆内藏有“汉委奴国王”金印。该馆监制的金印仿制品以含税4070日元的售价获得诸多好评，持续热卖中。
正式名称为《刀剑乱舞—ONLINE—》。2015年上线后亦推出相关动漫及舞台剧。
某次我去福冈博物馆，明明是早晨，馆内却已经大排长龙
。排队的大多是年轻女性。沿队伍追寻，原来她们的目标都是黑田家名宝展那把“压切长谷部”刀，听说是与《刀剑乱舞》
联名的商品。

《刀剑乱舞》是一款热门游戏，它将日本刀拟人成帅气男子供玩家操控，然后与敌方角色“修正主义者”展开决斗。托该游戏设定的福，日本各地博物馆纷纷举办起联名活动。

加来耕三著：《刀的日本史》，讲谈社现代新书，2016年。
就这样，甚至连年轻女性也迷上了日本刀。不过，事实上日本刀从未在战争中作为主要武器被使用。因为它的杀伤率还不足一成，当然无法与弓箭相比，甚至还不如投石有用
。

▲《长篠合战图屏风》局部，现藏于德川美术馆

▲日本刀，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铁炮，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比起日本刀，其实铁炮更为重要。因为自战国时代起投入使用，为战国时代画上句号的武器便是铁炮。

宇田川武久著：《铁炮传来》，讲谈社学术文库，2013年。
154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铁炮从欧洲传入日本。最初是权贵们彰显权威的舶来品，后来逐渐被战国大名用于战争中。天正年间（1573 — 1593年）铁炮的使用频率呈井喷式增长
。

与弓箭和日本刀相比，铁炮的威力不言而喻，但它何以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且足以终结战国时代呢？

猪濑直树、矶田道史著：《明治维新不曾改变的日本核心》，PHP新书，2017年。
秘密似乎藏在对敌方防御的突破上。铁炮普及以前，各地权贵在列岛上筑建起数万座山城
，甚至连小村落的领主也建立起城邦。仅凭弓箭要攻下这样的山城难于上青天。弓箭是从上方瞄准才能发挥作用的武器，如果在城壁上预留了专为射击而备的孔眼（弓狭间），则对守城方有利，可以实现闭关锁城。

然而，火绳枪的使用使攻城变得易如反掌。不仅如此，在铁炮普及后的世界，战争成了拼数量的游戏。仅拥有一两把火绳铳的军队无法战胜拥有5000把火绳铳的军队。因此，列岛上的战国大名煞费苦心地制造和收集铁炮。铁炮装备的先进程度逐渐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新编 新社会6（上）》，东京书籍，2015年。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爆发于1575年的长篠之战，连日本小学教科书也着重介绍了这场战役。东京书籍版《新社会》用横跨两页的篇幅登载《长篠合战图屏风》，强调正是铁炮决定了织田-德川联合军队同武田军队命运的成败
。

仔细想来，古代天皇家族统一列岛时，当时的最先进科技铁起到了巨大作用。垄断可制成强大武器及高生产率农具的铁资源，便是他们权力的源泉。

“天下”原指以京都为中心的畿内地区，但从丰臣秀吉政权后半期至江户时代初期，所指范围扩展至日本全部领土。丰臣秀吉本人并未使用“天下”一词，而是简单将日本全部领土称为“日本”“日本六十余州”。详见藤井让治者：《战国乱世至太平盛世》，岩波新书，2015年。
战国大名们争夺“天下”的淘汰赛不断上演，日本列岛再次趋于统一
。

● 修罗时代的生存智慧

时至今日，日本的国家本质依然是暴力垄断机构。

虽然今日在日本境内，禁止杀人，亦不允许携带武器。然而，该规则也有例外。公职人员履行公务时可以对罪犯执行死刑、可以佩戴枪支。

只要国家的顶层尚未变质，那便是安全的机制。全体国民持有枪械、杀人如麻的世界，想必不会有人愿意长待。

虽然都是现代日本真实发生的事件，但杀人毕竟是犯罪，因此才会成为新闻。1955年他杀死亡的人数为2119名，2019年下降至293名（详见厚生劳动省编《人口动态统计》）。
如果“因心情烦闷便在街头无差别杀人”“因餐饮店服务员态度恶劣便将其殴打致死”“因年轻男子霸占爱心座位怒火中烧而杀人未遂”等事件成为常态，想必社会一刻也不得安宁
。然而，战国时代就是如此。

黑田基树著：《百姓眼中的战国大名》，筑摩新书，2006年。
15世纪时，铁制农具普及，但其对农民们来说也可以用作武器。颗粒无存的农民们为谋生而团结一致，武装起义反抗战国大名
。

藤木久志著：《中世民众的世界》，岩波新书，2010年。
另外，各村定有“村掟”规则，作为对村民的惩罚，施以死刑抑或流放
。村与村之间，围绕水资源使用等问题也会发生暴力冲突，有时连80多岁的老人和女性也会参战。

现代也存在因为农业用水而发生的冲突。例如，1967年在千叶县木更津的农民们因争夺水渠而引发了伤人事件。加害者用刀刃刺伤被害者，使其脸部负伤缝了5针（详见《争水引起的伤害》，《朝日新闻》1967年6月3日）。另外，围绕农业用水引发的纷争称为“水论”，该词被收入夏日季语中。
现代社会里有采取报警、提起诉讼裁判等方式来解决矛盾，而当时几乎全部靠当事者们用武力解决，可见战国时代是何等动荡不安
。

毋庸置疑，当时人们也预料到如若矛盾上升为全民大战，会有全村遭难的风险。于是，为解决争端，通常会请周边村子介入调停。

16世纪60年代，发生于近江国甲贺郡（今滋贺县）的用水纠纷事件便相当有意思。那场严重至出现死者的武力冲突由邻村长老们做出裁决。再加之所谓“遵从先例”的原则，其中一方村民受到了以下处罚：

名主是负责处理村内年贡与公务的掌权者。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职责也在转变。此处理解为村落领导者即可。
1. 名主
们自毁家中二重门或内门，火烧之。

2. 名主们剃光头，穿黑色僧衣，做僧人打扮，前往对方村庄，于神社鸟居前谢罪。

3. 焚烧农民房屋30所。

二重门与内门对身为村落领导者名主来说是权力的象征。在烧毁房屋的基础上，还被迫剃光头谢罪，无疑是莫大的屈辱。顺便一提，焚烧房屋与流放匹敌，同为当时最常见的刑罚。

如若有村落不老实遵从裁定的处罚，各个邻村会宣告与其“中违”（绝交），意在向其施压。人们当时亦千方百计探寻和平相处之路。

● 独裁者聊胜于无

马修·怀特著：《杀戮的世界史》，早川书房，2013年。该书整理了关于人类历史上种种暴行的内容。
在绝对统治者缺席的时代里，社会往往会陷入动荡不安。回顾人类历史，你会发现比起独裁统治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更容易发生大量杀戮事件
。日本战国时代就是这样。

经过一百多年的混乱，权力者对暴力的垄断为战国时代画上了句号。丰臣秀吉实现“天下统一”后，立刻颁布“人扫令”，禁止村民之间武力抗争。在此前的1588年，还颁布过“刀狩令”，禁止农民持刀。

与其说“刀狩令”是武装解除政策，还不如说其是禁止农民持刀的身份政策。详见平井上总著：《兵农分离存在吗》，平凡社，2017年。
有趣的是，当时的农民自行上缴了刀具。官差并没有闯进村落，而是让农民自己负责收缴武器。因此，事实上完全解除武装并非“刀狩令”的功劳。而且，没收的刀具主要为大刀和腰刀，多数村落直至江户时代仍持有铁炮
，且其总量与大名所持铳数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农民们用铁炮无非是用来驱赶野兽，并不曾将其用于武装起义。江户时代，日本各地起义频发，用铁炮理应更妥当。虽说如此，铁炮的使用也并未成为常态，想必是农民不愿重回战国时代的自我约束发挥了作用吧。

河合敦著：《即将改变的日本史教科书》，KAWADE梦文库，2017年。
普通人持具有杀伤力的工具与直接将其作为武器使用确实是两码事。据说在现代日本，仅官方登记在册的就有245万把日本刀，30万杆散弹铳
。若将其作为武器全都投入使用，想必日本将在顷刻间沦为修罗之国。

不过，万幸的是，比起实际上的武装解除，人们不愿使用武器的意愿，使现实并未变成那种恐怖模样。

● 相当国际化的战国时代

在始于异常气候条件的战国时代，千千万万顽强的村民为了生计而舍弃村落成了士兵。

然而，1590年，关东的战国大名北条氏灭亡，战争于日本列岛上销声匿迹。同年，“浪人停止令”出台，村落里开始驱逐佣兵。

以战争为生的士兵们该何去何从？出路之一便是成为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人。当时，从修筑大阪城开始，城与城下町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着，填海造田、引水灌溉等大型土木工程也相继实施。

另一个出路是出征朝鲜。丰臣秀吉实现“天下统一”后，在休战期间见缝插针，即于1592 — 1598年间出兵朝鲜。当时，秀吉军实有16万人。

藤木久志著：《小兵们的战场（新版）》，朝日选书，2005年。
关于出兵动机的谜团颇多，历史学者藤木久志认为是日本国内战场的过剩精力需要在朝鲜半岛寻求新的发泄口
。而事实上，日本列岛内的武装解除与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是同步进行的。

出兵朝鲜因秀吉的逝世无疾而终，致使不少士兵以佣兵身份漂泊至东南亚。今天，活跃在国际上的日籍佣兵寥寥可数。可见，那个时代反而出人意料地国际化。

据记载，当时大约有10万日本佣兵在外漂泊。西班牙派往马尼拉的总督担心他们是否会将菲律宾视为新的淘金地。事实上，当时在菲律宾从事森林砍伐、土木工程等体力劳动的前日本士兵不计其数。他们充沛的精力让马尼拉总督提高了警惕。

另一方面，日籍佣兵在东南亚地区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征用于殖民地的争夺、内乱的镇压、贸易船只的自卫中。据记载，1615年，马尼拉总督为攻击荷兰军，曾雇佣大约500名日籍佣兵，然而他们行为粗暴又不服管理，经常中途便被扫地出门。

丰臣秀吉像

可见“日本人拘谨内向”不过是一隅之见。反过来说，今时不同往昔，现代日本与当时的“日本”已相去甚远。战国乱世，是名副其实充满暴力的时代。

● 江户时代人口剧增

田家康著：《通过气候解读日本史》，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3年。
江户幕府沿袭秀吉的和平政策，致力于民众武装的解除。自江户幕府建立以来，农民与邻村发生武力冲突的事件层出不穷。幕府接连处罚村间私斗，为稳固通过裁断和平解决冲突之举，可谓煞费苦心
。

矶田道史著：《德川建立的发达国家日本》，文春文库，2017年。书中认为，在水户藩领土内的生濑乡，农民因对年贡不满而杀害了地方官，遭水户藩报复。藩内未留下官方记录，但据旧生濑村旧居流传的古文书记载，村民全部惨遭杀害，牺牲者多达550人。
不过，江户幕府自身并没有立即切换为和平时期模式。江户时代初期，幕府保持暴力统治模式，还曾发生因百姓起义而屠戮全村的事件
，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1637年，岛原之乱（岛原、天草起义）爆发，12万幕府军屠杀了大量居民。尽管叛乱最终得以平息，但岛原、天草地区沦为不毛之地，税收骤减。

当时的江户幕府“恍然大悟”，过分屠戮居民将难以征收年贡，也无法供养藩地武士。于是，以岛原之乱为契机，幕府开始对血腥的武力专制敬而远之。

就这样，太平盛世——江户时代悄然而至。

▲江户城

岛原之乱原城遗址

鬼头宏著：《从人口解读日本史》，讲谈社学术文库，2000年。书中认为，江户初期尚未出现人口定量分析资料，多推测人口在1000万—1700万之间。江户幕府于1721年开始进行人口普查。
据推测，江户时代初期1600年前后，人口大约为1500万，1721年已增至3128万
。仅100年间，人口便增长了一倍。

和平盛世固然好，可为何人口会增长之快呢？若说是得益于列岛上的战争偃旗息鼓，可古代也有过和平时期。

况且，17世纪的气候也谈不上得天独厚。虽然16世纪后半叶—17世纪初，在小冰期的间隙恶劣气候有所缓和，但17世纪中叶，太阳活跃程度下降，全球气象异常。

日本列岛上也因气候恶劣而饥荒不断。特别是在1640 — 1643年发生的宽永饥荒中，至少有5万—10万人因饥饿丧命。虽然在江户时代还发生了多次饥荒，但幕府并未倒台，战国时代也并未再次出现。

人口增长的原因，可以在结婚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中找到答案。

或许在大家印象中“古代人结婚早、生小孩多”，可事实上，直到16世纪，农村终身未婚者仍不在少数。结婚算是继承家业的长子的特权，若非直系长子，基本没有结婚生子的自由，大多与如今所谓的“奴隶”无异。

日本的耕地面积由16世纪末220公顷增至1721年的296公顷。想必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农业生产率才有了戏剧性的提升。
然而，随着新田的开发，即便不是长子，也能结婚并传宗接代。换言之，此前没有结婚自由的农民也可以拥有配偶，经营农家了。如此，便形成了多数人一生至少可以结一次婚的社会
。

时至今日，仍有观点认为日本因农业规模小，无法实现美国那样的大面积种植，导致国际竞争力弱。
农家增多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桩美事。江户时代普及的日本米，耕种起来费力劳心，因为种植时要在复杂的地形上持续保证水位平衡
。要管理一个以上水田，多个小家庭的合作比单个大集团来得适合。

與那霸润著：《中国化的日本（增补版）》，文春文库，2014年。
如此一来，只要实现了对自己田地的管理，便具备了草间求活的基本环境
。事实上，此时距离人类定居日本列岛已超过1万年，距离开始种植水稻也超过2600年。

若从自由的角度来看，中世当之无愧是无拘无束的时代。农民自由地持有武器，自由地发起战争，甚至连出身下层阶级的人也可以实现“天下一统”。

然而自由通常与危险相伴而生，与安定无缘。自由却险象环生的中世，在持续了大约500年后终于宣告落幕。

● 江户与明治，断层还是连续？

在第三章，我们将时代简单划分成古代、中世、近代。然而，日本史中通常将江户时代称为“近世”，意为“中世”与“近代”之间。英文写作“Early Modern”，若再译回日文，即“近代初期”或“近代前期”的意思。

事实上，没有使用“近代初期”来称江户时代，而是用“近世”，这与学界派阀间的争论有关。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虽然江户时代出乎意料地黑暗，但好在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迈入了现代文明发展进程。因此他们不愿将江户与明治一同划分为“近代”，于是便使用了“近世”一词。

本书的江户时代观受加藤秀俊著《媒体的展开》一书影响较大。
而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江户与明治没有太大的断层，两者应该共同划分为“近代”。本书采取后者立场
。

但毫无疑问的是，江户与明治在很多地方也截然不同。

“藩”指江户时代大名领地及其统治机构，自明治时代起便作为固定用语广泛应用。
例如，江户时代的“国家”——如今说来是“藩”
。当时大约有280个“国家”统治着地方社会，约束这些“联邦国家”的主体便是被称为“公仪”或“天下”的江户幕府。

这些“国家”（藩）并非完全听命于“天下”（江户幕府）。幕府只认可金、银、铜等硬通货，藩却一直在自行印发纸币。应对饥荒的措施基本也交由各藩自定。江户时代同以中央集权国家为志向的古代日本和明治时期的日本性质迥异。

矶田道史著：《德川创立的发达国家日本》，文春文库，2017年。该书认为，1782年的天明饥馑以后便出现了政策变化的征兆。
不仅如此，幕府与藩虽然实收了年贡，却全无造福于民的想法。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地改善财政状况，却忽视“国民”的幸福。年贡不过是“地租”，即身为“房东”的幕府向“租户”农民收取的租金
。

另外，当时与今日日本国境的范围不同，概念也截然不同。虽然松前藩在虾夷地（北海道）十分活跃，但也不过是同阿伊努人进行贸易往来而已。借用社会学者加藤秀俊的话来说，松前藩近似于“寄生于北海道南端海岸，并无殖民等特殊目的的利益集团”。

萨摩藩又称鹿儿岛藩，江户时代的藩属地，在九州西南部。当时其领地控有萨摩国、大隅国和部分日向国属地，琉球王国也受他们控制，领土包括如今的鹿儿岛县全域（含冲绳县的奄美群岛）与宫崎县西南部。——译者注
琉球在明清时期，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1609年，琉球虽然被萨摩藩
入侵，但也并未成为日本领土，且当时尚不存在严格的国境线。

像这样，仅看统治体制，或许会认为江户与明治间有巨大断层。然而，若着眼于人们的生活，又会看到另一番“近代初期”的情况。

● 江户是黑暗时代吗？

江户时代，在“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制约下，百姓既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也没有迁徙的自由。想必在那样的世风下，在学校里学习的人也寥寥无几吧。

《新编 新社会6（上）》，东京书籍，2015年。书中并未使用专有名词，而是通过“农民与町人是指身份上受严重差别对待的人”来指被差别对待的阶层。
然而，如今的教科书中“士农工商”一类文字正逐渐消失，但并不代表江户时代不存在身份制度。据某教科书中记载：“江户时代的社会是以统治者武士为核心，农民及町人等各种身份的人组成
。”并非“士”居首位、“农”居其次那般简单。

越后屋是来自越后地区的商人家族根据出身藩所取的店名，主营印染业。越后在如今的新潟县。
的确，江户时代存在武士、农民与町人（商人、手工业者）阶层。不过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正如彼时诞生的新词“金尚侍”所描述的那般，甚至出现了对武士身份明码标价的藩。也有的武士因穷困潦倒而出卖自己的身份，还有人废弃代代相传的武家门第，靠创办越后屋
取得了成功。

柴田纯著：《江户的护照》，吉川弘文馆，2016年。
当时人们流动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对幕府和藩来说，直辖领地农民的年贡是基本的财政来源，因此他们对领民的搬迁尤为敏感。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该机制与如今的护照制度如出一辙
。现代的日本人不可以在完全无许可的情况下前往美国或中国，但如果持护照且完成相应手续，便可以轻松地实现跨国出行。

据说大众旅行起源于1841年英国托马斯·库克发起的铁路旅行。作为热情的禁酒运动家，托马斯希望向劳动者提供“健全的”娱乐。他积极致力于为整日忙于工作的人开发“月光旅行”、周游欧洲等项目，奠定了如今团体旅游业的基础。若参拜伊势神宫也算大众旅行，那么日本人比欧洲人早了大约1个世纪。
同样，江户时代的人们也能颇为自由地在列岛内往来。特别是江户中期以后，平民旅游风潮席卷而来。放眼世界，日本当时已首先迈入了大众旅行时代
。

作为人气旅行目的地而风靡一时的，非伊势神宫莫属。如1777年，旅费储备组织“伊势讲”便招揽了大约440万成员加入。他们利用农闲期间开展的团体旅行，宛如昭和时代的“农协组织”。

即使并非还愿参拜之年，例如1718年1月1日—4月15日伊势神宫也有43万参拜者。顺便一提，2019年伊势神宫的参拜人数大约为970万。
特别是每60年举办一次的还愿参拜，更是有数以万计的参拜者涌入伊势神宫。据记载，1705年的4月至5月间，前去参拜的人数竟多达 365万
。

就这样，在暴力弥漫的时代中苟延残喘的日本列岛，总算变成了众享旅游之乐的和平之地。想必此时与现代人所熟知的“日本”已经很接近了。不过，任何统治体制都不可能永续长存。在第五章，我们终于迎来了近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