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家庭与男女的日本史

杉田水脉著：《LGBT支援过度》，《新潮45》2018年8月号。
本书起初连载于《新潮45》杂志。后因某自民党议员的一篇短论导致该杂志被迫停刊。那位议员以LGBT情侣无法繁衍后代，不具备“生产性”为由，向使用纳税人的钱支援该群体的政策提出质疑
。

该发言迅速席卷各大媒体，轰动一时，而那位议员很早以前便开始对日本的家庭崩溃问题忧心忡忡了。

杉田水脉著：《为何我要同左翼对抗》，青林堂，2017年。作者认为，以亲子间感情为基础的家庭建设十分重要，过去的日本就是以这样的家庭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
过去日本丈夫外出工作，挣来的钱交给妻子以维持家庭生计，有着男女各司其职的传统。该分工的瓦解与家庭崩溃，乃至日本崩溃休戚相关
。

● 家庭始于何时？

要想定义“家庭”，难如登天。尽管集体生活与人类历史几乎同样悠久，但工作男、守家女与小孩这样的“家庭”构造并非普遍存在。

归根结底，除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没有“家庭”的概念。雄性与雌性交媾产下后代，并不意味着它们将继续共同生活。

在大猩猩和黑猩猩群体中，雌性脱离母亲庇护，自行寻找伴侣生育后代。恐怕早期人类也是如此，但因迁徙至稀树草原后被迫做出了改变。

山极寿一著：《家庭进化论》，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
在外敌众多的稀树草原上，人类似乎孕育了更多的后代。然而人类的婴幼儿期较长，长大成人需历经数年。为了帮助需要细心呵护的孩子茁壮成长，男性也会参与育儿工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共同保育的发展。有观点认为那便是家庭的起源
。

尤瓦尔·赫拉利著：《人类简史》，河出书房新社，2016年。
不过，真相面前，谜团重重。家庭起源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男女皆与多名伴侣保持性关系，部落内部的成年人齐心协力共同育儿的“古代公社”说；另一类为主张自古以来便存在由一对彼此忠诚的夫妻与孩子组成核心家庭的“永远一夫一妻制”说
。

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吧。不同的时代与地域应该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集团，没必要寻找人类社会中共通的家庭起源。

宫城县东松岛市里滨贝冢的案例。详见山田康弘著：《绳纹人的生死观》，角川SOFIA文库，2018年。
即使仅着眼于日本列岛，也同样存在着古代家庭的未解之谜。不过，已经发现了疑似同属某家庭的人们被一起埋葬的案例。据说宫城县贝冢出土的8具人类头盖骨有着相似的特征，在遗传学上十有八九存在着密切关联
。由于整个列岛都发现了类似的案例，可见在绳纹时代，或许以家庭为单位的墓并不稀奇。

实际上有方法能从骨骼中提取线粒体DNA，检测双方遗传学上的关联。然而，线粒体DNA仅随母系遗传，似并不适用于绳纹时代的人骨研究。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大人与孩子合葬可视其为亲子关系。
不过，即使是家庭，也不能生搬硬套现代的印象。比如，同一处出土的男女人骨，通常被现代人认为是夫妻。但实际上或许是兄妹或姐弟，抑或是主人与奴隶也未可知
。

● 夫妻合葬的古坟几乎不存在

清家章著：《从埋葬看古坟时代》，吉川弘文馆，2018年。
尽管时代的更迭从未停歇，人们从3 — 7世纪列岛上兴建的古坟中依然可以略窥过去家庭的形态
。

其中也有如长野县森将军冢般埋葬了足足81人的案例。但多数情况下，同墓人数为2人至数人。
初葬者指先葬入的人。地位相当于古坟的主人，通常为家族中的首领。——译者注
古坟即当权者之墓。多数墓中葬有数人
，而其中的初葬者
尤为重要。因为古坟正是为此人而建。

据古坟研究显示，初葬者有男有女。特别是3 — 5世纪，男女占比似乎势均力敌。换言之，当时日本女性首领人数与男性相差无几。想到21世纪日本政治家与管理人员中女性稀少的情况，那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大约5世纪伊始，初葬者为男性的古坟与日俱增。此时正值大和政权统一列岛的时代，与朝鲜半岛的紧张军事关系似乎也成为男性占优势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至少当时权力阶层似乎从重视男女双方血统的“双系制”国家，逐渐转变为只重视父系血统的“父系制”国家。

古坟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之处。随着时代的流转，手足关系似乎越发受到重视。事实上，以夫妻为中心埋葬的古坟反倒几乎不存在。

《海螺小姐》是日本女性漫画家长谷川町子的四格漫画，多次被改编成动画、电视剧等。其中河豚田海螺与河豚田鳟夫是夫妻，与矶野鲣男是姐弟。——译者注
准确来说，海螺小姐随鳟夫先生姓河豚田，鳟夫先生户籍上并非入赘婿。
例如海螺小姐
一家，很可能埋葬海螺小姐与鲣男的墓里没有鳟夫先生
。那么鳟夫先生葬于何处呢？“归葬说”最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女婿与儿媳都要埋葬到各自出生地的陵墓之中。

综合女性史研究会编：《日本女性史4 ：婚姻与女性》，吉川弘文馆，1998年。
尽管古坟时代落下帷幕，对手足关系的重视却延续了下来
。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中，出身不同的夫妻大多是埋葬在各自父系一族的墓中。因为在古代，比起婚姻契约关系，更看重血缘联系的同族关系。

又称“访妻婚”。与云南摩梭人的走婚相似。在一夫多妻制中，男方有在经济上支持妻儿的责任，这点与一夫一妻、男方无须负责女方及子女生活费的走婚不同。在大和时代，母系氏族组织和观念尚未瓦解，妻问婚便是当时社会状态下的产物。——译者注
被搭讪的一方为“TSUMA”（TSUMA的语源仅指配偶，无关男女。因此无论汉字“妻”还是“夫”，均对应ツマ），该搭讪行为又称“TOHI”（访妻）或“YOBAHI”（夜爬）。
久留岛典子等编：《从性别看日本史》，大月书店，2015年。关于日本史中的性别问题可随时参考此书。
也难怪，在古代结婚相当随意。当时的“妻问婚”
颇为有名。男或女向对方搭讪以示求婚，若对方也正有此意，两人立即共赴云雨，这样便算成婚了
。婚后男女仍会暂时分居，离婚也并不困难
。不过，显示男女同居的史料也很多，想必最终过渡为同居的夫妻也不在少数吧。

今津胜纪著：《户籍讲述的古代家庭》，吉川弘文馆，2019年。
不仅如此，古代户籍中夫妻基本是异姓。父亲的姓氏由其子嗣继承，而母亲则保留自己出身家族的姓氏
。比起夫妻组建的家庭，古代更重视出身的血缘关系。

梅村惠子著：《家庭的古代史》，吉川弘文馆，2007年。
“妻问婚”是否真的普及过，至今仍疑团重重，但毫无疑问，当时的婚姻制度比如今更为宽松。可见女性在法律上也曾被视为独立的存在
。

当时，女性还拥有土地所有权与继承权，为管理庄园亲临现场的证据也留存至今。顺带一提，在中世庄园的开发中，史称“女院”的女性皇族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详见第三章）。

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日本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她们也可以领取国家发放的农田，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或者被差遣去宫廷做杂役。

在8世纪以后的族谱中，同父所生的孩子被视为同族，且男孩优先登记。
另外，观察当时的家谱，便会发现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即属同族，男女一视同仁，仅按出生顺序登记姓名
，没有正妻与妾室之分。

至于普通百姓，因缺乏资料，实情尚且不明。如果连贵族也实行“妻问婚”，那么百姓的结婚方式应该会更加灵活吧。

● 日本也曾存在一夫多妻制的真相

数百年的时光流转，日本列岛由“双系制”转向“父系制”。与此同时，女性的权利逐渐开始受到限制。

众所周知，平安时代贵族实行一夫多妻制。10世纪初以前，尽管妻子之间尚未存在明显的尊卑关系，但正妻已逐渐开始被特殊对待。

藤原道纲的母亲（原名不详，大贵族藤原兼家众多妻子之一。因平安时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不传其名，便借用其子藤原道纲来称呼）于10世纪后半期写下《蜻蛉日记》。据说该日记影响了《源氏物语》等一系列作品。顺带一提，日本贵族阶层直至11世纪后半期才实行一夫一妻制。
一夫多妻制并非得到所有女性的认可。如10世纪的某位贵族妻子在其所写的日记中，对身为花花公子的丈夫接连纳妾的嫉妒与厌恶之情一览无余
。特别是在丈夫与妾室的孩子夭亡时，她喜不自胜。从该日记能够清楚、完整地记录来看，可以说女性受到的差别对待并没有太严重。

尽管是一夫多妻制，但同时有多位妻子的平安贵族寥寥无几。其中大多是由于妻子去世或离婚后再婚的情况。即使有，充其量也至多3人。

大镜洞窟居住遗址中可确认死亡年龄的男性有168名，女性有62名。数据来自当时的研究。详见梅村惠子著：《家庭的古代史》，吉川弘文馆，2007年。
时至今日，分娩虽然不似平安时代般九死一生，但对女性而言仍是存在风险的人生大事。1899年孕妇的死亡率为平均每10万人中409.8人，该数值于2017年下降至3.4人。详见厚生劳动省编：《人口统计资料集》，2019年。
当时，英年早逝的女子大有人在，其主要原因在于怀孕与分娩。在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平安时代，分娩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据某分析显示，贵族男性的死亡高峰期出现在50多岁，而女性仅为20多岁
。据说因分娩而殒命的女子有成千上万。平安时代男性贵族多次结婚似乎也是基于此缘由
。

家的组建夯实了“父系制”的根基。所谓“家”，类似如今家族经营的小型公司。贵族们的家承包了诸如医疗与天象等天皇委派的工作。随后组建的普通百姓的家，则主要以农业为生。

家族中遵循父系继承原则，担当代表的基本只有男性。中世以后，家庭制度在列岛各个阶层中推广。

男性代表被称为家长。例如，在世代农耕的家庭里，家长给妻子和家仆安排好一天的工作后，自己也去埋头干农活。家长如同公司社长，把家料理妥当，进而期待下一代顺利继承。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乡下的农家。职住一体，导致家务与工作的区分模糊不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甚至连孩子也会一起工作。也可能存在与姑父、舅妈、家仆等非同族亲属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情况。插秧、道路修缮等以村为单位的工作也不胜枚举。这便是历史的车轮从中世碾过时，列岛上随处可见的家的模样。“丈夫外出工作，挣来钱交给妻子”的家庭暂时尚未出现。

● 和平的江户时代，女性地位一落千丈

直至中世，依然存在女性持有与继承家庭土地的案例，但随着近世（江户时代）的到来，女性要成为一家之主，变得越发困难。

路易斯·弗洛伊斯著：《欧洲文化与日本文化》，岩波文库，1991年。
尽管如此，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日本仍略胜一筹。16世纪中叶，造访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惊讶地记录下在日本非处女也可以结婚、妻子可以提出离婚、妻子有权利不经丈夫允许便随心所欲去任何地方等“奇闻”
。

本乡和人著：《日本史的要点》，文春新书，2018年。
众所周知，始于17世纪的江户时代，是女性地位一落千丈的时代。特别是武士等精英阶层只重视男性的门第，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
。

据说，女性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江户时代是和平的时代。和平要通过秩序来保障。维持秩序需要使身份与性别歧视正当化。江户幕府实行差别对待便是受到儒教影响。

江户时代前期出版了一本名为《女镜秘传书》的女性自我启蒙书，书中记载着年轻男性们喜欢肤白娇媚、如微风拂柳般温柔的女性，并劝告她们身材不要太过强壮，手指不要变得粗大。可见当时柔弱的女性已然成为某种理想型。

在所有人都必须拼命劳作才可以存活的时代里，这般“理想女性”的形象难以成立。虽然似乎各个时代、各个地域都有美人，但处于为糊口而拼尽全力阶层的人们理应没有探讨“理想女性”的精力。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处在和平且已获得一定财富的时代里，将肤色白净、温婉娴静的女性视为理想型的女性歧视顽疾，才一步步变得病入膏肓的吧。

● 男色盛行的江户时代

加里·P. 勒普著：《男风的日本史》，作品社，2014年。
顺便一提，江户时代也出现了许多男同性恋者。准确地说，男色当时被日本社会接受且完全没有被视为不正常
。

在藤原赖长和藤原兼实的日记中，提及了白河天皇与鸟羽天皇。
据《平治物语》记载，后白河上皇破格提拔了情人藤原信赖。但信赖最终于政治斗争中落败，被后白河抛弃，在京都的六条河原被斩首。信赖作为28岁便殒命的倾城美男子被赋予了各种传奇色彩。在NHK大河剧《平清盛》中，搞笑艺人塚地武雅出演的信赖角色让粉丝跌破了眼镜。
当然，男同性爱并非始于江户时代。平安贵族的日记中频频出现相关记述，甚至有天皇出于性爱目的雇用美少年的记述
。不仅如此，还有天皇为向男宠示爱，任命其为高官
的记述。后来，在武士及寺社中也兴起了男色文化。

江户时代初期，男色作为一大性产业蓬勃发展。以都市圈为中心“经济性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得性产业的巨大市场应运而生。

以驿站为中心，沿着主要交通要道发展起来的集镇或村落群。——译者注
不仅江户、京都与大阪“三都”，在名古屋、仙台等数十座城市及宿场町
都可消费男色。除此之外，登载男风的出版物也接连发行。

出自1686年出版的《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中的台词。直到26岁才和女性发生关系的主人公与年轻女性共赴云雨时的心境。
然而，与其说独好男色的男性众多，不如说男女通吃的男性数不胜数。17世纪畅销作家井原西鹤为笔下人物设计了“男色女色别无二致”的台词。其中说的便是在两性关系中，无关性别的爱
。

即使在现实社会中，好男色也不妨碍结婚。幕府将军德川纲吉似乎更喜欢男性，但仍与女性诞下了子嗣。

人口学上关于男女人口数量的一种比率，以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量为计算标准。现代性别比的合理区间为102∶100 — 107∶100。
男同性爱如此流行的背后，也有着男女比例失调
的实情。据说在18世纪30年代的江户，每100名女性对应170名男性，因为来自江户之外的男性为谋求生计同样聚集于此。后来，移居江户的女性也日渐增多，当男女比例完全实现一比一时，已经是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即1867年的事了。

随着女性人口增长，江户的男娼文化日益衰落。后来，受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男同性恋猝不及防地成了禁忌。

● 实为激进的“生产性”议员

在《明治民法》规定中，家的首位为“户主”，其余的成员为“家属”，本书不采用该区分。
家庭的形态没有因明治维新而迅速改变。职住一体的小本企业式家庭仍是主流，甚至在新制定的民法中也保留了家庭制度
。

20世纪初（大正时代），家庭发生变化的征兆终于显现。

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公司和工厂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般，丈夫在外工作、妻子负责家务的家庭与日俱增。

当时，家庭主妇首次诞生。此前的家庭没有供养无业成员的余力，基本上无论男女，凡是能工作的人都会上阵。

像这样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被称为“近代家庭”。顾名思义，它诞生于近代，但部分保守派的人似乎误以为近代家庭是日本的传统家庭。

近代家庭并非一下子在全日本“千树万树梨花开”。20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列岛上务农者占压倒性多数，只有部分特权阶级能有幸成为工薪阶层抑或家庭主妇。据说，即使在都市圈中也是独立经营者居多，无所事事还定期有收入进账的工薪阶层成为人们向往的存在。

不仅如此，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战争正式打响。女性代替出征战场的男性成为珍贵的劳动力。日本政府出台了对共同参与社会劳动女性的保护方针，还在全国兵工厂等地设置托儿所，才得以让女性大显身手。

横山文野著：《战后日本的女性政策》，劲草书房，2002年。
然而战败之后，女性劳动者再次陷入逆境。因《明治民法》的修改，家庭制度被废止。尽管新宪法设立了在法律之下男女平等的条文，但现实是寸步难行
。

日本法务省的前身。——译者注
下夷美幸著：《日本的家庭与户籍》，东京大学出版会，2019年。
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提议废除以世代为单位的户籍，创建以个人为单位的出生卡制度。然而日本司法省
以纸张不足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物资确实是不足，但官僚优先考虑实务，似乎想将法律修改止步于最低限度
。结果，举世罕见的户籍制度在个人编号制度诞生后依然残存。

从20世纪30年代始呈持平状态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于60年代一落千丈。特别是25 — 29岁年龄段，1960年为56.6%，1970年为45.4%，1975年甚至跌至42.6%。详见总务省统计局编：《劳动力调查》。
战后，日本以惊人的势头实现了经济复兴。随着经济日益繁荣，外出工作的女性占比下降。横跨经济高度成长期，直至1975年，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全职主妇人数不断增长
。

本章开篇介绍了那位“生产性”议员的发言：“日本过去是丈夫外出工作，将挣来的钱交给妻子以维持家庭生计。”

发言中的“过去”，至多只能追溯到大正时代，该现象成为常态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了。确实可以将半个世纪以前称为“过去”。不过，将近代家庭的模式作为保守主义者所坚守的传统，似乎过于新潮了。

可以称其为“学识浅薄”。把没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事物尊为“传统”的人不计其数。如保罗·马扎利诺在《历史的“普通”是什么？》（BEST新书，2018年）中便讽刺了该现象。持续30年便成了“辉煌传统”的事物似乎多如牛毛。
假设如此近代家庭的组成难以维系，日本便会崩溃，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日本一直是崩溃的。那就持有如此激进的历史观吧，但那般思想与保守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

● 家庭的未来与生殖的未来

终身不婚率指未婚的、50岁以上的男女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日本最近也将其简单称为“50岁时不婚率”。
确实，家庭的形态日新月异。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终身不婚率，男女均在1%—2%；而2015年，分别上升至男性23.4%，女性14.1%
。据预测，到2035年时，男性为30%，女性为20%。也就是说，结婚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母亲与孩子的羁绊似乎依旧最为根深蒂固。用机器代劳分娩根本是无稽之谈。换句话说，在女性生子的意义上，母子间的羁绊本身便难以削弱。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简称为iPS细胞。——译者注
不过科技或许会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形态。例如，iPS细胞
理论上存在从皮肤细胞分化精子和卵子的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高龄伴侣等也可以孕育出子嗣吧。

或许将某时代视为理想的人会认为那是“家庭的崩溃”。但只要回顾日本历史，便会发现普遍性的家庭模式并不存在。而那些鼓吹“家庭崩溃”的人真正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脑袋有没有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