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体系“国民国家”的导入（江户后期—明治时代）

1868年成立的明治政府，参考西方思想技术构建起新体系“国民国家”。可以说“近代”从此拉开序幕。不过，自江户时代后期起，百姓生活水平已然与“近代”无异。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政府官方网站主页上登载着“学习明治维新精神，重新正确评价日本”的公告，政府宣布将实施纪念明治改元150周年的各类措施。

例如，一年一度的国民体育大会被强行冠以纪念“明治改元150周年纪念”名号了，宣传温泉则以明治时代温泉圣地的发展为参照。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相当希望世人以为“明治改元150周年”纪念活动正举办得热火朝天。

尽管对多数人来说，安室奈美惠的引退仍记忆犹新，但对日本政府而言，试图举国庆祝“明治改元150周年”才是重中之重。究其原因，此举等同于政府官方昭告天下：如今的日本是明治时代日本的延续。

譬如，2010年纪念迁都平安京1300年，2003年举办江户幕府开设400周年纪念庆典，两庆典的倡导者均非中央政府，而是隶属于地方的公共团体与民间企业。尽管数十年来，自民党政权始终以重视传统为重要政策，却似乎对比明治时代历史更悠久的平安、江户时代没那么关心。总之，如今的日本政府或许认为明治维新才是直接催生“日本”之缘由。

● 江户后期几乎与近代无异

寺子屋

正如上一章列举的伊势神宫参拜，时至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百姓的生活已显而易见地丰富。

最简单的例子便是教育机构的增加。

当时，不仅各藩设置了名为“藩校”的公共教育机关，面向大众的教育设施寺子屋也在全国普及。顾名思义，寺子屋既有寺院开设的，也有地方名门负责经营的。城下町中有数百人规模的寺子屋也不足为奇。

每当战争硝烟褪去之日，便是经济蓬勃发展之时。经济活跃后，村落与家庭也随之进入了市场。商品流通、田地买卖、金钱借贷字据等相关文书的用途大幅增加。总之，若不精通读写与计算，则会蒙受巨大损失。

尽管“文字时代”早已拉开了序幕，但那时识字还只是部分精英阶层的专属。想必多数百姓感受不到学习文字的必要吧。但若因不懂文字而造成损失就另当别论了。

高桥敏在《江户的教育能力》中推测：最盛时，一个村落中便设有一两家寺子屋。1834年村落总数为63562个，因此寺子屋数量超该数也在情理之中。
话虽如此，宪法并没有如现代般主张受教育的权利。总之，可以想象成几乎没有公办学校，满地是补习班的社会吧。
进入19世纪后，民间的教育热情越发高涨。开设寺子屋无须国家认可，因而实际数量也无从得知。据明治十六年文部省的调查显示，当时日本全国共有11237座寺子屋。由于调查中遗漏数据较多，推测实际数据应是该数字的数倍
。总而言之，列岛上数量庞大的教育机构诞生了
。

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江户，曾发行过木版印刷的私塾、寺子屋排行榜。因为开设的寺子屋数量多，该将孩子送往哪家的指南便不可或缺。

随着受教育者的与日俱增，民间识字率也水涨船高。因此，读书习惯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

加藤秀俊著：《媒体的诞生》，中央公论新社，2015年。
1696年，《增益书籍目录大全》出版发行。该书总计收录当时市面上销售的书籍目录近8000种。假设每部书的发行数量为500册，可计算出当时全国大概流通着约400万册书籍。不仅如此，坊间还出炉了发行量超1万册的畅销书排行榜，比现代日本几乎所有纯文学小说还畅销。在江户时代的信息洪流中，甚至连书评类图书也大受欢迎
。

理查德·罗宾杰著：《日本人的读写能力》，柏书房，2008年。
江户幕府虽无意提高民众的识字率，但也不曾出手阻止。18世纪的英国精英阶级似乎担心贫民在学会读书写字后，会因不满自身处境而扰乱治安，但这在日本并不适用
。

在测试社会成熟度的方法中，其中一种是关注暴力事件。通常来说，暴力事件少、死亡率低的社会即成熟社会。

当然，不能仅凭暴动案例数量便断言江户时代与暴力无关。与现代相比，当时的治安自然更糟糕，刑罚也更残酷，当时甚至还存在一名虚岁未满15岁的少年只因当街抢劫便被判死刑的案例。详见氏家干人著：《古文书中所见江户犯罪考》，祥传社新书，2016年。
可以看出，江户时代的暴动形式相当文雅。所谓“暴动”，通常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向统治阶级发起攻击。中世或许是如此，而江户时代的农民暴动反而更为和平
。

农民暴动的目的在于减免年贡及罢免品行不端的地方官员等。他们不会突然揭竿而起，而是会先写诉状，再反复开展合法的游说运动。

如果仍无济于事，他们才会诉诸起义，但多数情况下并不依赖暴力。他们头戴蓑笠，身着农装，手持农具，只是从农民的形象蜂拥至领主门前，基本不携带武器。由此看来，大概接近如今的游行示威吧。

须田努著：《幕府末期的社会：改造万人战争状态》，吉川弘文馆，2010年。
事实上，调查江户时代爆发的1430件农民运动，可知其中使用武器与焚烧房屋的案例不过1%左右
。

● 100%食物自给率

渡部升一著：《不平等主义的推荐》，PHP研究所，2001年。
德川恒孝著：《江户的遗传基因》，PHP文库，2009年。
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读书人口的增加，连暴动都变得平和的江户时代，其中不乏“江户时代，人们于‘和’的连带意识中讴歌太平盛世”
“江户时代完全是从日本人的智慧、经验与感性中孕育而生，造就了日本史上最长久最丰饶的和平社会”
等评价。

但若说江户时代比现代还美好，也有失偏颇。

诚然，比起自由血腥的中世，江户毋庸置疑是和平稳定的时代。但是否算得上美好，还取决于对“美好时代”的定义，因为其间至少也爆发过几次大饥荒。

田家康著：《通过气候解读日本史》，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3年。该书认为，1782 — 1783年间，因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冷夏，加之1783年浅间火山喷发引发的阳伞效应，日本各地粮食歉收。尤其东北地区，据说稻米的收成仅为例年的一成至两成。
尤其是18世纪爆发的天明饥馑，各地饿殍不计其数
。自1783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因饥荒而命丧黄泉的仅在弘前藩内便有超过10万人，八户藩也有大约3万人。

在当时的资料中，留存着大量因不堪饥饿而吞食自己手指的孩子、掘墓偷尸食用者、杀子食用的母亲等记录。据推测，天明饥馑导致日本全国人口减少100万以上，可谓江户时代最惨烈的一次。

不过，即使现代再现一模一样的气候情况，大饥荒也不会再次爆发。原因在于如今的日本已转变成为食物自给率低，依靠贸易解决食物需求的国家。

至今仍有人主张应未雨绸缪，提升食物自给率。然而，食物自给率几乎为100%的江户时代，只是面对不良气候，便不堪一击。因为当时即使同时期世界某处的粮食丰收有余，也无法进口至日本。

不仅是日本，据说在17世纪的法国，若粮食歉收持续两年，也可能导致15%的人口死亡。详见史蒂芬·平克等著：《人类能逃脱灭绝的命运吗》，钻石社，2016年。不过，我们也知道，天明饥馑中因日本东北地区农作物歉收而引发大阪米价高涨，可谓市场的失败案例。
尽管“食物自给率100%”听起来令人拍案叫绝，但现实中只有互相依存的世界才拥有更强的危机应对能力
。

武井弘一著：《江户日本的转折点》，NHK出版，2015年。
另外，江户时代“环保社会”的可持续性也令人存疑。17世纪，日本列岛戏剧性地推行了新田开发运动，耕地面积倍增，人口也有所增加
。然而进入18世纪，可供新开垦的土地日益减少，连已有耕地也变得岌岌可危。

此前，某地土地若枯竭，人们可以暂时于其他地方务农，使原土地休养生息一两年再行耕种。然而土地资源匮乏后，此路便行不通了。不仅如此，为收获肥料用草，人们开垦荒山，导致水土流失、耕地荒废。如今称此为“生态破坏”。

据推测，1600年时人口为1227万。详见鬼头宏著：《从人口解读日本史》，讲谈社学术文库，2000年。
18世纪，日本明显迎来了成长的极限。事实上，在这100年间，列岛上人口几乎毫无增长。1721年人口为3128万，到了1822年也不过3191万
，数量基本持平。

蚁铃的幼虫。蚁狮在沙地上制造出漏斗状的陷阱，其目的在于等蚂蚁之类的猎物掉落下来并吃掉。此处用其比喻难以摆脱的困境。——译者注
为何人口增长陷入了瓶颈期呢？历史人口学者鬼头宏解释为，都市是作为“人口调整装置”的“蚁狮”
而存在的。

速水融著：《历史人口学的世界》，岩波现代文库，2012年。
简而言之，因土地无法增加，农村便只有长子可继承家业。次子及其他孩子只能去城市打工。而当时的城市犹如刀山火海，不仅治安方面存在问题，还会周期性地暴发霍乱、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由于没有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因身体垮掉以致命丧黄泉之人不计其数。数据显示，实际前往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中大约有四成死于这些疾病
。

农村过剩的人口被城市“蚁狮”吞食殆尽，因而人口整体保持着均衡状态。

人均GDP按1990年国际美元换算。顺便一提，同时期（1874年）英国人均GDP为4191美元，中国为557美元。详见高岛正宪著：《经济增长的日本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
经过江户时代，日本人均GDP约增至原先的1.5倍，甚至赶超了同时代的清朝。尽管如此，日本GDP增长率仍是0.15%的超低状态，完全无法与欧洲比肩。时至江户时代尾声，人均GDP也不过1013美元，基本相当于现代非洲发展中国家水平
。

● 江户时代不存在“日本人”

就这样，历史终于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中的主要历史人物。——译者注
为何江户幕府一谢幕，明治时代便开启了呢？因为“佩里
迫使日本打开国门”“江户幕府年数已尽”“下层精英对幕府的不满爆发”等五花八门的原因似乎都有可能。

然而，该设问并未触及本质。

答案的重点在于，日本采用了诞生于西方国家的“国民国家”体制。换言之，即使江户幕府存续至今，其间废除身份制度并采用近似于“国民国家”的体制，21世纪的日本形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有任何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由无数个“if”堆砌而成，很难想象仅其中某一条件不同后的世界。若没有明治维新，日本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后，可能沦为俄罗斯事实上的殖民地，也可能没与英国结盟而是与俄罗斯建立同盟关系。如此一来，或许能避免20世纪酿成的战争。
当然，除了采用“国民国家”体制，应该也有其他实现近代化的方法。但若通过其他途径，日本的发展将会更为缓慢
吧。

详见历史学研究会编：《提问国民国家》，青木书店，1994年。本书引用时省略了部分表述。
“国民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研究书籍上的参考定义：国民国家是指由国境线划分一定范围，具有主权的国家里，居住其中的人们均持有国民一体性意识的国家。

虽然该说法颇为婉转，但正是因为现代日本与众多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国民国家”才适用。相反，如果感到“国民国家”的概念难以理解，是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它已经变得过于理所当然。

例如，由以下思考方式的“国民”组成的国家即“国民国家”：“在日本由日本人夫妇所生即为日本人。日本人说日语，奥运会上自然支持日本选手。从海外飞至成田或羽田机场感觉回到了日本的怀抱。万一战争爆发，会与日本共存亡。”

或许你会认为这样的思考方式再普通不过，但它在江户时代里并非如此。

明治以前的日本通常不被称为“国民国家”。究其原因，江户时代不存在“国民”，换言之，那时不存在“日本人”。

当然，列岛上居住着3000万以上的人口，精英阶层自不必说，相信百姓也能大致想象出自己所居住列岛的地形，至少知道它名为“日本”吧。况且，读书已经普及，这意味着至少在书面语言上存在日语共同体。

然而他们应该与现代“日本人”有些许不同的意识。

江户时代的基本构成单位为村与町。村与町由持俸禄1万石以上领地的大名、俸禄1万石以下领地的武士、幕府等领主统治，但并非像现在的都道府县制度般机械地通过分界线来决定归属的“县”。领主突然被更换，抑或一名领主镶嵌式地同时统治多个不相邻地域的村与町也不足为奇。详见松泽裕作著：《从町村合并中诞生的日本近代》，讲谈社选书METIER，2013年。
江户时代，百姓归属于村或町，受藩主的统治
。他们应该知道缴税对象“藩”的名字，或许也有人对“藩”怀着感情吧。

然而，他们对“日本人”身份有多么强烈的意识尚存疑。

古川薰著：《幕府末期长州藩的攘夷战争》，中公新书，1996年。
例如，幕府末期，在欧美联合舰队与长州藩之间发生的下关战争中，农民与町民并没有同藩并肩作战。暂且不说支援，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抱怨着 “真会惹麻烦”“真是遭了罪了”等
。即战争终究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戊辰战争发生于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是新政府军同旧幕府军之间的内战。
据说在戊辰战争时，虽然不是对外战争，会津城的商人、工匠等各地民众也是光速逃离战场
。由此看来，不用说对日本这个国家，似乎很多人对“藩”也并没有多少留恋。

● 人类的大发明― 国民国家

居住于现代日本且持有日本国籍的人大多对自己是“日本人”深信不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共通的能力与倾向思维。

我们可以认为，“日本人”与居住在日本以外的人相比，更擅长说日语，卫生观念更强，对“安倍晋三”“松居一代”“戴夫·斯佩克特”等活跃于日本的人物了如指掌。

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人们仿佛通过规定的标准养成一般，这便是“国民国家”计划的关键。

前文中提到过寺子屋，举教育的例子似乎更容易理解些。虽说全日本都有寺子屋，但没有统一的课程大纲。因为不是义务教育，因地域与身份不同，教育水平也大为不同。

据明治时代文部省实施的调查可知，因地域、身份、性别不同，人们的识字率天差地别。例如在1884年的鹿儿岛县，不会写自己名字的人约占八成，同年滋贺县则为三成。而且在鹿儿岛县，女性的识字率特别低，96%的女性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义务教育的对象终归还是儿童。义务教育开始许久后，日本中不识字的成年人仍不胜枚举。识字率相关内容参考文科省《日本帝国文部省年报》。
1872年日本开始针对6岁以上儿童、不分男女进行义务教育，但经过10年时间，完全不会读书写字的人依然不在少数
。江户时代的识字率应该更低，据推测大约为两成。

明治政府为了培养“日本人”，开始推行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这自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迫切为了生产出“日本人”，即所谓“富国强兵”。

● 马是最快的交通工具

明治时期日本的最大任务是增强经济实力，打造军事强国。当时的世界局势异常紧张，至少明治政府的说辞便是如此。即使仅着眼于亚洲，也有清朝因在鸦片战争中失利，迫不得已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聚焦日本列岛北部，俄罗斯的南下政策步步紧逼。实际上，亚洲与非洲正不断地被西方列强染指。

清朝在1911年结束统治，实际上已经是距离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以后的事。顺带一提，幕府末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等条约，在失去领事裁判权与关税自主权等方面，有共通之处。
明治政府渲染着“若不增强国力，日本便会沦为殖民地”的恐怖氛围。关于当时日本是否真实地面临他国入侵的危险，原本专家间也存在意见分歧。而且，清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利，但清政府并没有垮台
。

然而，江户幕府即使继续当政，其也将面对迫在眉睫的社会剧变。毕竟19世纪是技术革新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

若不限于陆地，当时已存在信鸽、摇旗式通信、臂扳式通信等信息传递方式。日本摇旗式通信始于1743年，据说27分钟便可实现从大阪至广岛的通信。信鸽通信在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是1783年。详见黑岩比佐子著：《信鸽》，文春新书，2000年。
例如，19世纪初期，世界上不存在比马更快的陆地交通工具
。人类也好，工业产品也好，就连传递信件和消息的速度都不能与马的移动速度相匹敌。

威廉·伯恩斯坦著：《“财富”的诞生》，日经商务人文库，2015年。
然而，1837年电信技术诞生，信息交换瞬间即可实现。1858年，横贯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让美国与欧洲之间信息的迅速传递成为现实。随着海底电缆的铺设，世界在“19世纪版互联网”的作用下逐渐融为一体
。

实际上当时日本与清朝、荷兰仍保持着贸易往来，并非完全断绝与海外的交流。若因与海外的贸易量少，便定义其为“锁国”，那么绳纹时代反而更加接近“锁国”状态。
与此同时，蒸汽船的运载量增大，铁路网也铺设完毕，世界前所未有地变小了。在那样的时代里一直持续着锁国的状态并不现实
，因为海外的信息与产品，或多或少总会流入日本国内。

江户时代中后期流行的烟花巷文学。——译者注
追根溯源，即使在江户时代，西洋文化也一步一步涌入国门。如1788年发行的名为《女郎买之糠味增汁》的洒落本
上面记录着深川花街柳巷同行客人间的对话。

哇呀，比起芙洛舞还是乌厄因更好。

哇呀，很容易变得露得·给西库托，会够落乌难受喔，别喝乌厄因了，来点细丝骷吧。

加藤秀俊著：《媒体的展开》，中央公论新社，2015年。
ルー大柴，日本搞笑艺人大柴亨的艺名。——译者注
“芙洛舞”是“女子”，“乌厄因”是“红酒”，“露得·给西库托”是“脸红”，“够落乌”是“非常”，“细丝骷”是“鱼”，这些词全部为荷兰语
。虽然洒落本多少有些夸张，但江户人会使用ルー大柴
与サプライジニグ（Surprising）这种程度的外来语还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与其说日本在明治时期一下“开国”了，倒不如说日本被卷入了19世纪的技术革新浪潮更为准确。

● 打造军事强国

实际上，这不是日本首次尝试打造军事强国。

在“日本”国号尚未诞生的7世纪，大和政权在朝鲜半岛经历惨痛战败后，便试图建立军事大国，由此引入了户籍与征兵制，尝试推行与明治政府相似的政策（详见第二章）。

如直到现代仍有政治家试图鼓吹“朝鲜威胁论”，也许是因为它对于增强“国家凝聚力”而言效果立竿见影吧。但从真实历史上说，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然而，古代日本在实现理想的途中瓦解了。果然，在没有电力与铁路的时代里，难以维持中央集权国家。

与此相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有西洋的最新技术作为强力武器。使用电话与电报，便可瞬间在列岛中传递信息。在铁路与车的作用下，感觉列岛也变小了。

与此同时，将日本打造成军事强国的“国民国家”计划开启了。它最大的障碍是身份差距与地域差别。福泽谕吉当时在《劝学篇》中的主张流传至今。

福泽谕吉著：《劝学篇》，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9年。原版书籍发行于1872—1876年间。
坐拥数百万人口之国，若有才德者仅有千人，余下皆为无知民众，只考虑国内统治也无妨。然而，一旦战争当头，民众便会逃跑吧。空有百万人口大国之名，挺身作战者区区千人，国家独立大抵无望。

日本“国民国家”化的计划成功了吗？某种意义上计划可谓实现了巨大成功，而某种意义上也可谓是一败涂地。终于，在第六章，我们打开了现代篇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