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14年的西线战场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役的第一步，便是研究交战双方的战前计划。法德边境很窄，只有约150英里长，因此征兵制所产生的大规模军队没有多少迂回空间。边境线的东南端与瑞士接壤，在贝尔福附近有一小段平坦的地带，随后的70英里就都是沿着孚日山脉蜿蜒行进。此后，这条国境线上坐落着一连串要塞，其中埃皮纳勒、图勒和凡尔登最为重要。过了凡尔登之后便是卢森堡和比利时的边界。法国于1870年惨败之后进入复兴和重建阶段，他们的战略计划是最初先以边境要塞为基础进行防御，然后进行决定性的反击。为此，法国在阿尔萨斯——洛林边境沿线建立了大型的要塞体系，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缺口，如埃皮纳勒和图勒之间的沙尔姆裂口，以便将入侵的德军堵在其中，更有效地实施反击。

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间接性。由于边境较窄且法国不想侵犯中立国，所以他们的计划也只能到这种程度。

但在1905—1914年这十年间，一个由格朗梅松上校创立的新思想流派兴起了，他们指责这一计划违背了法国的精神，“几乎完全缺乏攻势”。霞飞也是这一派的拥护者，他在1912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于是鼓吹“不断进攻”的人得到了实践他们想法的机会。他们控制了法国的军事机器，推翻了旧计划，制订了臭名昭著的“第十七号计划”。这是一条纯粹的直接路线，法国将集中所有军队，向德国的心脏发起进攻。法军的人数虽勉强与德军相当，但他们要从正面和全线发起进攻，而德军可以驻守在本国设防良好的边境要塞中，法军则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优势。这个计划中唯一遵循历史经验和常识的部分便是决定绕过梅斯要塞，而不对其进行直接攻击，从梅斯的南北两面进入洛林。如果德军侵犯中立领土，那么法军的左翼将把攻势延伸到比利时和卢森堡。矛盾的是，法国制订计划时，从德国人克劳塞维茨那里获得了灵感；而德国的计划从根本上看则很像拿破仑的计划——也更像汉尼拔的。

此时的英国甘愿在法国的计划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这不是经过精心考量后决定的，而是因为在过去十年中英国的军事组织和思想逐渐“欧陆化”。欧洲大陆的影响使英国接受了法国左翼附属的角色，忘记了历史教训，没有发挥海权所赋予的机动性。在战争爆发后的紧急会议上，即将指挥英国远征军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对“原定的计划”提出了质疑，他建议修改计划，将英军派往安特卫普，这样可以增强比利时军队的抵抗能力，并在德军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时以其地理位置威胁德军的后方侧翼。但是当时的军事行动处长陆军少将亨利·威尔逊已经保证总参谋部将直接与法国联合行动。在1905—1914年间，英法之间非正式的参谋协商使英国放弃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战争政策。

这一既成事实不仅使弗伦奇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也使黑格的愿望落空了，他原本希望等到形势更加明朗再行动并扩增军队。此外，基奇纳主张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集结远征军，这一较为有限的反对意见也未被采纳。

法国最终的计划使德国最初的计划——由施里芬设计于1905年——成为一种真正的间接路线。面对法国设防严密的边境，合乎逻辑的军事路线是穿过比利时，绕道而行。施里芬也决定走这条路，并尽可能绕得更远。奇怪的是，在德军入侵比利时后，法国指挥部依然认为他们仅会推进到默兹河以东，将自己局限在一条狭窄的正面战线上。

施里芬的计划是将大部分德军放在右翼。右翼将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然后绕一个巨大的弯，逐渐转向在东边的左翼。最右翼将经过巴黎南部，在鲁昂附近渡过塞纳河，使法军被迫朝摩泽尔河撤退，然后右翼将成为一把铁锤，在洛林要塞和瑞士边境所形成的铁砧上从后方敲碎法军。

这个计划的真正微妙和间接之处，不在于地理上的迂回，而在于兵力的分配及其根本思想：在大规模进攻开始时，将预备军和现役部队编在一起，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在可以调配的72个师中，53个被分配到突击兵团，10个面向凡尔登形成支点，左翼则只有9个，沿法国边境分布。把左翼尽可能缩小的做法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目的是加强右翼突击兵团的力量。如果法军进攻洛林，迫使德军左翼退回莱茵河，法军将会很难抵挡住德军穿过比利时发起的进攻，而且法军走得越远，处境就越艰难。就像旋转门一样，如果法军对一面施力，另一面就会转过来，从背后打击他们——他们压得越重，所受的打击就越狠。

从地理上看，施里芬绕道比利时的行动在战略上的间接性非常有限，因为空间相对狭小，但其兵力却如此之多，部队很难施展开。从心理上看，对左翼的设计和力量分配使他的计划成为一种绝对间接的路线，法国的计划更是为他的计划锦上添花。如果施里芬地下有知，那么当他得知法军甚至不用被引诱就跳进了他的陷阱时，他一定会开怀大笑；但很快他就会懊恼，因为他的继任者小毛奇——在年龄上固然小，论谨慎小心却是“老气横秋”——在战前的准备工作中修改和破坏了他的计划，并在执行中彻底放弃了他的计划。

1905—1914年间，小毛奇可用的军队增加了，但他大幅向左翼增派兵力，使得左右翼的比例偏离了计划。左翼固然更加安全，但整个计划变得更危险，计划的基础被不断削弱，以致最终崩溃。

1914年8月，法军发起进攻。小毛奇头脑发热，想直接接受挑战，希望在洛林取得决定性结果，并放弃了右翼的扫荡。但他的冲动只是暂时的，在这短暂的失误中，他把新组建的6个后备师转移到了洛林，而这些师本该用来增强右翼的力量。在洛林的德国指挥官得到这6个师后，更加不愿压制对战斗的渴望。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没有继续后退以引诱法国人上钩，而是停止行军，准备接受战斗。当他发现法军还要很久才会发起进攻后，就与附近的友军商量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此时两支德军共有25个师，对战法军的19个师，但他们的优势不够大，也没有战略据点，因而他们的反击不具决定性。结果，法军只是被赶回了自己的防御屏障中，这样不仅有助于法军恢复和增强抵抗能力，而且使法军得以派遣军队向西行进以参加马恩河战役。

德军在洛林的行动破坏了施里芬的计划，尽管效果不太明显，但影响比逐渐减少右翼的兵力和弱化右翼所发挥的作用还要严重。由于右翼已经在各方面被严重削弱，整个计划开始崩溃。

除了转移到洛林的6个增援师，右翼还有7个师被派去围困或看守安特卫普、日韦和毛布基，4个师被小毛奇抽调增援东普鲁士前线。由于友军的要求，经过小毛奇批准，最右翼的克鲁克军团过早地开始了推进，从而给巴黎的法国守军提供了一个从侧翼攻击的机会。在这个决定性的右翼，德军只有13个师，而英法联军共有27个师——这一事实揭示了施里芬“决定性的一翼”被直接和间接地削弱到了何种程度。德军因为右翼力量的不断减少而处于劣势，而左翼的错误行动更使法军占了上风。

如果当初德军放任法军的左翼向洛林纵深推进，那么法军就不可能迅速地将左翼的兵力转移到右翼。不过即使德国右翼的兵力没有被转移和削弱，也很难说他们是否仍能保持优势。因为由于比利时军队摧毁了默兹河上的桥梁，德军直到8月24日才能搭乘火车通过，而且还做不到畅通无阻。这一阻碍使他们无法按原计划增援右翼。此外，要想为他们在右翼的三个军队提供补给，也必须经过这条半断的大动脉。法军和英军在撤退时进行的破坏也妨碍了德军的补给运输。当德军到达马恩河时，他们看起来反而像是已经战败的军队：打败他们的是饥饿。如果小毛奇没有削减右翼，反而增加右翼的兵力，那么他们的状态可能会更糟糕。人们一直忽视了美国内战的教训——铁路线既固定又非常脆弱，铁路的发展和军队对铁路的依赖导致军队人数过多，超过了远距离行动所能维持的数量，因而很容易被击垮。

虽然在马恩河战役中，我们会跨越战略和战术之间的模糊界线，但这场战役扭转了战争形势，在“路线”问题上也值得研究。为了分析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事件的背景。

首先，当霞飞的右翼在洛林被击退后，他的中央主力又在阿登地区遭遇迎头痛击，左翼也只是侥幸从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带逃出了德军的死亡包围圈。至此，第十七号计划被彻底粉碎了，霞飞不得不在其基础上制订新计划。他决定，以凡尔登为支点，让左翼和中央向后迂回，同时从他现在已经站稳脚跟的右翼抽调兵力，在左翼组建一个新的第六军团。

此时，由于德军前线战斗的指挥官们在报告中夸大了事实，最高统帅部产生了德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错觉。但后来小毛奇发现俘虏总数很少，因而产生了怀疑，对形势有了更清醒的判断。小毛奇的新悲观主义加上军队指挥官的新乐观主义，使计划产生了新的变化，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8月26日，英军左翼遭受重创，从勒卡托向南撤退，而德国第一军团在克鲁克的指挥下，再次转向西南方向。克鲁克选择这一方向一方面是因为误判了英军的撤退路线，另一方面他仍希望完成最初的大范围迂回扫荡任务。他进入了亚眠——佩罗讷地区，恰好新成立的法国第六军团的第一批军队刚刚从洛林抵达那里。法军被迫立即撤退，导致霞飞早日恢复进攻的计划也被打乱。

但是克鲁克刚转向西南，就被迫再次转向。为了减轻英军的压力，霞飞命令邻近的朗热扎克军团停止前进，并对正在追击的比洛率领的德国第二军团进行反击。受到威胁的比洛连忙向克鲁克求援。虽然在8月29日，在克鲁克的援军到达前，朗热扎克的进攻就停止了，但为了切断朗热扎克的退路，比洛还是要求克鲁克向内推进。在与比洛会合之前，克鲁克请求小毛奇批准这次行动，小毛奇却感到很不安：他担心法国人会从包围中逃走，又担心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离得太远。因此，他同意克鲁克改变方向，放弃原先从巴黎远处绕一个大圈的计划。现在，德军迂回包抄军队的侧翼不仅要经过巴黎的近郊，还要从防守巴黎的法军的正面经过。为了安全起见，小毛奇收缩了战线，路线也更加直接，牺牲了施利芬计划中远距离迂回所能带来的获胜可能。事实证明，他非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招致了致命的反击。

9月4日，小毛奇放弃了原计划，转而决定对法军中右翼进行更狭窄的包围。他自己的中央部队（第四军团和第五军团）向东南方向推进，而他的左翼（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向西南方向推进，试图冲破图勒和埃皮纳勒之间的坚固屏障，也就是说，“上下颚”从两侧向凡尔登咬合。与此同时，他的右翼（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将向外转，面向西方，挡住法军从巴黎附近发起的任何反击。

但是，在这一新计划生效之前，法国就已经进行了反击。

霞飞当时并没有迅速意识到德军为他们创造了机会，他还是下令继续撤退，但巴黎的守将加利埃尼向他指出了这一点。9月3日，加利埃尼意识到了克鲁克转向内的意图，并指示莫努里的第六军团做好向德军暴露的右翼发起攻击的准备。第二天，在霞飞的总部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他的军事秘书甘末林少校极力主张立即反攻，但总参谋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贝特洛将军坚决反对。那天晚上，加利埃尼和霞飞通电，指出机会就在眼前，霞飞做出了决断，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他立刻采取行动，命令整个左翼调转方向，并在9月6日发起全面进攻。

9月5号，莫努里迅速出击。他对德军脆弱的侧翼施加压力，逼克鲁克一再抽出军队来支援。因此，德国的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之间形成了一个30英里的缺口，且这个缺口只有一队骑兵掩护。由于面对这一缺口的英军已经撤退，所以克鲁克有勇气冒这个险。甚至在9月5号，即使其他部队都已调转方向，英军还是继续向南行进了一天。但是，恰好正是英军的这次“失踪”，无意之间为他们间接取得胜利埋下了伏笔。当英军折返时，比洛在9月9日收到情报称英军正朝他们的缺口进发，他立刻命令他的第二军团撤退。这样一来，第一军团立刻变得孤立无援，其面对莫努里的军队也不再具有优势，于是当天就撤退了。

到9月11日，全体德军都自发地或在小毛奇的命令下撤退了。以凡尔登为中心的局部包围已经彻底失败——由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组成的血盆大口在法国东部边境的防御线上被敲碎了牙齿。在战争开始前的冷静计算中，德军指挥部认为直接进攻无望获胜，所以才只好借道中立的比利时行军，可是后来战争中他们却认为作为权宜之计的正面进攻可助他们取得胜利——真是何等荒谬。

总而言之，马恩河战役取得决定性结果的主要条件有二：猛击和裂缝。莫努里对德军右翼的猛攻导致德军战线上脆弱的关节处裂了一条缝，这条裂缝又进一步使德军指挥部的士气出现了裂痕。

在这一背景下，克鲁克的间接行动既有价值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价值在于他在勒卡托之后转向外侧，打乱了霞飞的第二个计划（也就是早日恢复进攻），并加速了英法联军的撤退。但他随后转向内侧，直接朝着敌人前进，对德军的计划产生了致命影响。此处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小毛奇的战略路线变得越来越直接，他命令德军的左翼正面进攻，不仅使自己遭遇了惨重失败，而且在战略上没有任何收获。

若说霞飞的撤退是一种间接路线，实在有些牵强。马恩河战役的机会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偶然呈现的。加利埃尼的进攻发动得正是时候，赶在了德国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完成新的侧翼防御部署之前。但是由于过于直接，因此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如果他按照霞飞最初的指示在马恩河以南发动进攻的话，那就更直接了。最后，可以看到，法军能迫使德军撤退并取得决定性战果，应归功于一条间接路线——有趣的是，英军是在无意中使用这条路线的，使这一经过好似一段历史喜剧。英国远征军先“失踪”了，随后姗姗来迟，再度正对虚弱的德军右翼缺口。法国批评家指责英军的迟缓，却不知英军来得刚好。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全新诠释了龟兔赛跑的故事：如果英国远征军早一点折返，德军的缺口就不会如此薄弱而不堪一击。莫努里的攻击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当德军从右翼连接处抽调出的两个军仍在前进时，莫努里的进攻就被迫停止了。

然而，在分析德军撤退的原因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通常被忽视的因素，即德军最高统帅部收到报告称英军已在比利时海岸登陆，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后方和交通补给。这使得德军甚至在马恩河战役开始前就考虑撤军。9月3日，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亨奇中校带着最新的命令来到第一军团——“我们收到了坏消息：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在南锡-埃皮纳勒前受阻。第四军团和第五军团遇到了顽强抵抗。法军正在从他们的右翼抽调兵力向巴黎前进，英军正朝比利时的海岸源源不断地运送新的军队，还有传言说一支俄国远征军也在比利时登陆。撤军不可避免。”

当时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是三个营的英国海军陆战队，但由于德军统帅部过于敏感，因此在48小时内这三个营的兵力就被夸大成了四万人。而俄国远征军的谣言来自一个英国铁路搬运工的狂热想象——英国政府应在白厅大道上为这位不知名的搬运工塑一座雕像。历史学家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英军，加上俄军的神话传说，造就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

这些“幽灵部队”对德军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担心英俄军队会在9月9日从比利时向安特卫普发动突袭，德军在比利时停滞了一段时间。这样看来，若是能在一开始就采用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战略，那么效果可能会更好。那样，英国远征军可能会在这场战斗中产生积极的决定性影响。

现在法金汉取代了小毛奇，他充分意识到比利时海岸对德军后方的潜在威胁。他的新计划的第一步是攻下安特卫普，再由此使用一条间接路线。但在实际执行时，德军未能充分按照他的构想进军，路线变得更直接，不过仍将协约国逼到了惨败的边缘。

9月17日，霞飞看到莫努里未能有效打击德军侧翼，于是决定组建一支新军队，由卡斯特瑙率领，进行迂回行动。而在此之前，协约国军队的正面追击就在埃纳河上被阻止了。这时德军已经恢复了凝聚力，德军统帅部也已经准备好了应对这种有限的迂回行动——协约国军队走这条路线早在德军的意料之中。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双方都向对方的西部侧翼发动了一系列失败的迂回进攻。这一阶段有一个不太准确的名称——“竞奔向海”。法金汉在霞飞之前就厌倦了这种游戏，并在10月14日布下了战略陷阱，料想协约国军队在下一步行动中一定会掉入陷阱。他安排最近组建的侧翼军负责抵挡进攻，而另一支军队——由攻下安特卫普后空出的兵力和四个新组建的军组成——负责横扫比利时海岸，突破协约国军队的侧翼并从后方猛攻。他甚至暂时叫停了从安特卫普追击比利时野战军的行动，以免过早地惊动协约国军队的司令部。

对协约国来说，幸运的是，出于谨慎或现实的考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拒绝了福煦的邀请，没有加入这次侧翼迂回行动，并拒绝离开沿海地区。因此，比利时军队能够据守阵地顽强抵抗，最终通过放水淹没低洼的沿海地带，挫败了德军从北方横扫的企图。这迫使法金汉更直接地接近协约国军队的侧翼——由于黑格的兵团从埃纳河抵达了此地，这一侧翼已经延伸至伊普尔。

尽管先行到达的英军右翼和中部军队受到阻击，未能顺利前进，但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仍命令他的左翼在黑格的指挥下尝试实现霞飞的包抄计划。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他们，在他们尝试行动时，德军也过早地发动了进攻，整个计划就此胎死腹中——尽管有一两天，在福煦的影响下，弗伦奇坚信英军正在进攻，但实际上黑格的部队甚至连守住阵地都很费力。由于法军和英军的将领们对现实情况产生了错误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伊普尔战役和因克尔芒战役一样，本质上都是“士兵的战斗”。法金汉在横扫海岸的希望破灭后，试图通过直接进攻取得决定性的结果，结果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然而像往常一样，防守方尽管力量薄弱，却还是能战胜直接进攻的一方，巩固了从瑞士边境到海边的战壕屏障，随后双方陷入僵局。

1915—1917年间的西线战场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英法联军不断尝试打破僵局——要么强行攻击战壕，要么走一条费力不讨好的迂回路线。

在西线，两条平行战壕使战略成了战术的奴仆，而战术本身则成了跛子。因此在1915—1917年间，战略方面乏善可陈。协约国军队的战略纯粹是直接路线，无法有效打破僵局。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消耗战，也不论是否应将整个时期视作一场连续的战斗，这种需要耗费四年时间才能产生决定性结果的方法绝不值得模仿。

1915年，在新沙佩勒进行的第一次进攻尝试，虽然采用了直接路线，但至少在战术上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此后，由于采取了长时间的“警告式”炮轰方法，所有的行动都变成了纯粹的正面攻击。以下的几场战斗都具有这种性质：1915年5月法军在阿拉斯附近的进攻；1915年9月英法联军在香槟和阿拉斯北部的进攻；1916年7—11月在索姆河的进攻；1917年4月在埃纳河和阿拉斯的进攻；最后，1917年7—10月英军在伊普尔的进攻在巴雪戴尔沼泽中进行了很长时间。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大量坦克攻击取代了长时间的轰炸，再次达到了战术突袭的目的。但从战略上来说，这种小规模的攻击——开头很愉快，结局却很不愉快——很难算作间接路线。

德军除了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采取了攻势，其余时候均严格坚持防御战略。在进攻时德军采用的也是一种直接路线，不过用一连串“水蛭吸血”令敌人失血而亡的方法，可勉强算是间接的。但这一方法杀敌一千而自损八百，损耗太大，最终也会导致自己破产。

鲁登道夫后来拟定的在1917年春将部分德军撤到兴登堡防线的巧妙计划虽与间接路线性质相近，但纯粹是防御性的。为了应对英法联军在索姆河的新一轮攻势，德军在朗斯—诺扬—兰斯弧线的弦线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新人工防线。然后，在摧毁了弧线内的整个区域后，德军有条不紊地分批撤退到了这个新的更短的防线上。在这一迂回行动中，德军放弃了既得的土地，在精神上可谓非常勇敢，全盘打乱了协约国军队的春季进攻计划。因此，它帮助德军赢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使其避开了极为危险的情况和协约国军队的任何联合进攻。也就是在这一年，俄国完全崩溃，这使得鲁登道夫在1918年能够率领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德军进行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