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战争中的“目的”问题时，必须明确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区别，并且始终牢记这种区别。两者不同但又不可分割。因为国家不是为了作战而发动战争，而是推行政策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军事目标应该由政治目的决定，但必须符合一个基本要求，即政策不能要求军队去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从政策开始，也应该到政策结束。

“目标”这个词虽然很常用，但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它有一种物理和地理的意味，容易引起混淆。所以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使用“目的”一词，而若是涉及军事，最好使用“军事目标”一词。

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和平——即使只是从你的立场上看起来更好。因此，在进行战争时，必须时刻想到你所渴望的和平。这既适用于想要扩大领土的侵略国，也适用于只为自保而战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不过，这两种国家对于更好的和平状态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

历史表明，获得军事胜利本身并不等同于实现了政治目的。但是，由于负责思考战争问题的大多数都是职业军人，因此出现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倾向，即忽略基本的国家目的，并将其与军事目标画等号。因此，每当战争爆发时，政策往往受到军事目标的支配——军事目标本身被视为最终目的，而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更糟糕的是，由于不能正确理解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关系，不清楚政策和战略之间的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扭曲，也变得过于简单。

想要真正理解这个本质上较为复杂的问题，必须了解过去两个世纪内关于这个问题的军事理论背景，并清楚其演变过程。

曾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最重要的军事教条一直都是以“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主力”作为战争的唯一目的。这一点被普遍接受，写在所有的军事教材中，并在所有参谋学院被传授给学生。如果任何政治家胆敢怀疑它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与国家目的相符，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罪大恶极。从参战国的官方记录和军事首脑的回忆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此类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样一条太过绝对的规则，若是让19世纪以前的伟大统帅和战争理论家听到，他们定会颇为惊讶。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制定军事目标时，明智和必要的做法是根据实际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目的来制定。

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该规则之所以会成为刻板的教条，主要是因为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在他离世后，他的书对普鲁士军人，特别是毛奇，产生了重大影响。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更使这一规则广泛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军人。各国军队纷纷效仿普鲁士军队。因此，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至关重要。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克劳塞维茨的门徒们曲解了他的教导，将其理论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克劳塞维茨生前的预想。

在每个领域中，大多数先知和思想家都有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思想学说往往会遭到后人的误解。虔诚的信徒错误理解了原本的思想观念，对其造成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持有偏见的盲目的反对者。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比其他思想家的理论更容易招致误解。克劳塞维茨深受康德的影响，有一套哲学式的表达方法，却没有获得真正的哲学思维。他的战争理论阐述得太抽象，也太复杂，以致普通军人无法理解。他的论点经常绕来绕去，甚至还会突然折返，指向与表面上完全相反的方向。他的门徒们对他的理论印象深刻，但又如堕云雾、不得其解，只抓住了他生动的格言，仅看到表面意义，而不能深入理解他的思想。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了心理因素。他高声呵斥当时流行的几何战略学派，指出人的精神比作战线和作战角度重要得多。他深刻地讨论了胆怯和疲劳的影响，以及勇气和决心的价值。

然而，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却是他的错误。

他的视野过于狭隘，没有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他的目光短浅，当机械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时，他却仍持有旧的观念，宣称“数量上的优势日益变得更具决定性”。这样的信条强化了士兵们本能的保守性，使他们头脑僵化，不肯思考和利用机械发明所带来的新型优势。另外，其也促进了各国广泛使用征兵制，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获得尽可能多的兵力。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通过这种征兵制组建起来的军队，一旦受到突袭，更容易陷入混乱和突然崩溃。而过去的方法，尽管制度化程度不高，但至少尽量保证了军队全部由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组成。

在战术和战略方面，克劳塞维茨并没有贡献多少新思想，也没有改进旧思想，只不过是把思想汇编到了一起罢了。他的战争理论，与18世纪产生的“师制”理论或20世纪的装甲机动理论比较起来，没能产生后两者那样的革命性影响。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时，强调了战争的一种落后形式，结果导致了倒退——朝部落战争的方向退化。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目标理论

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时，对纯逻辑的热情冲昏了克劳塞维茨的头脑。他写道：

战争中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我们将证明这是不可缺少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如果要使我们的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做出牺牲更为不利；而且，这种不利处境至少从表面上看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有利的时机而不会屈服。因此，继续作战所引起的每一次形势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

作战的一方可能陷入的最糟糕的处境是被完全解除武装。因此，如果要使敌人屈服……就必须主动行动，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使其受到威胁，令其即将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由此可见，战争的目的必须始终是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或打垮敌人。

由于受到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特征。他相信有一个完美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些理想绝不可能完美地实现。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有清楚的认识，能够区分什么是军事上的理想，什么是“根据现实所做的修改”。因此，他写道：

在抽象的推理中，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之前绝不能停止。但是当我们从抽象走向现实时，一切就都变得不同了。

在理想层面，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个目的很少实现，而且也不是获得和平的必要条件。

克劳塞维茨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再次表现在他关于战斗的看法中——他把战斗看成是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他一开始就做了惊人的论断，指出“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他进行了长篇大论，指出在一切军事活动中，“战斗的思想必须是基础”。通过详尽的论证，他的观点似乎可以说服大多数人，使他们诚心接受。可是，他又接着说：

战争的目的并不总是消灭敌军……不进行实际的战斗往往也可以达到目的。

此外，克劳塞维茨认识到：

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消灭敌军，自己的军事力量消耗也必然会越大。危险就在于此：我们追求的效果越大，一旦失败，遭受的反弹也会更厉害，结果会更严重。

在此，克劳塞维茨预判了遵循他的教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些的确十分灵验。因为他那些关于会战的理论，流传下来的只是理想化的想法，而不是实际方面的学说。他还曾强调只有为了避免战争的风险，才应该“采取其他手段”，从而导致这种误解和扭曲更加严重。由于他反复强调了理想化的想法，门徒对他的曲解甚深。

在他的读者中，能够理解他的逻辑的微妙之处，或者在这样的哲学迷宫中仍不迷失方向的人，大概一百个之中也找不出一个。但每个人都可以记住他那些响亮的格言：

“我们在战争中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战斗。”

“战争的长子是血腥地解决危机，消灭敌人的军队。”

“只有大规模全面作战才能带来伟大的结果。”

“切勿听取那些不流血就获胜的将军们的言论。”

克劳塞维茨不断重复这些话，使他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变成了一首进行曲——一首普鲁士的《马赛曲》，使人热血沸腾，头脑也不再清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能够培养下士，而无法造就将军。按照他的教义，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荣耀被剥夺，战争艺术被简化为大量屠杀的技术。此外，这些话还煽动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战斗，而不是首先创造有利的机会。

克劳塞维茨还曾做过下述常常被后人引用的论断，更证明了对于统帅艺术的衰落，他难辞其咎：

慈善家幻想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用大量流血牺牲就能征服敌人、使其投降，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战争艺术。这是一个必须消除的错误观念。

很明显，当他写下这些话时，他没有停下来思索，因为他所谴责的东西被所有兵法大师——包括拿破仑本人——一致认为是统帅之道的正确目标。

后来，许多只知一味强攻、白白造成伤亡的人，往往用克劳塞维茨的言论做借口，甚至还理直气壮。

克劳塞维茨始终强调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作用，这更增加了他的理论的危险影响。但他也曾深刻地指出：

出其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若是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他的门徒们仍然迷惑于他频频强调的数量优势，认为只要使用大量兵力就能取胜。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目的的理论

更糟糕的是，克劳塞维茨推崇“绝对”战争理念，宣称通往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无限制地使用武力。因此，他在一开始就把战争定义为“国家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延续”，但后来却造成了矛盾结局，使政策成为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糟糕的战略。

这种趋势又因为他的下述格言而加剧：

在战争哲学中引入适度原则是极为荒谬的。战争是一种极端暴力的行为。

该宣言为现代全面战争的极端荒谬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无限制、不计任何成本地使用兵力，只适合那些因仇恨而疯狂的暴民。这和治国艺术以及明智的战略完全对立，因为合理的战略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

如果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政策的延续，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么它的政策也会随之破产。

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他那条“无限制使用兵力”的原则曾有所限制。他承认“由于政治目标是战争的原始动机，因此在确定军事力量的目标和用兵量时，都应该以其为标准”。更重要的是，他曾指出追求极端逻辑意味着“手段将失去与目的的一切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要使用最多的兵力是不可能的，其内部会产生阻力，妨碍这一目标的实现”。

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是一部经过12年深思熟虑的作品。如果他没有中年离世，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战争问题，那么他有可能得出更明智清晰的结论。随着思考的深入，他的思想有所变化，正在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更深入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在1830年因霍乱而离世，致使这一过程戛然而止。在克劳塞维茨死后，他的著作才由他的遗孀整理出版。这些文稿被密封在一些包中，其中有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重要附注：

倘若我过早逝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只能被称为一大堆没有成形的概念。它们必然会不断引起误解。

如果没有患上致命的霍乱，那么克劳塞维茨的言论也许不会对后世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因为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的思想正在逐渐演变。他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点，快要放弃原有的“绝对”战争观念，并准备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修改上他的整个理论。可惜就在这时，他却不幸离世。

结果，他的著作不仅遭到了“无尽的误解”，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而且其无限战争理论被普遍采用，甚至严重破坏了人类文明。后人没有透彻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教导就盲目地加以使用，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性质，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断变化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怀疑克劳塞维茨理论的有效性，至少应质疑他的继任者们的解释。在陆地上，各方曾经进行无数次战斗，但都未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可是，那些为此负责的领袖却不能及时根据实际环境调整其目标，或是发展新的手段使目标更有可能实现。他们不去研究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只知遵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力求通过会战夺取完全胜利，结果无节制地消耗自己的力量，甚至到了自取灭亡的极端程度，永远不可能彻底获胜。

结果，在战争中，一方虽然最终崩溃，但其主要是因为受到海上封锁，粮食不足，军民饥肠辘辘，并不是因为战役导致伤亡过重。当然，德军在1918年那场攻势中损失了大量兵力仍一无所获，导致士气低微，对取胜失去信心，加速了他们的崩溃。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协约国才最终获胜，但是他们在获胜时，无论在心理还是物质方面，也已经过度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疲惫不堪，以致他们这些表面上的胜利者无法巩固他们的地位。

由此可见，这个理论无论在战术、战略还是政策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至少在实际运用上有问题。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惊人的损失，而且名义上的胜利者在战后筋疲力尽，这些都表明需要彻底重审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的问题。

除了这些负面原因，还有几个积极的因素促使我们进行新的研究调查。其中有一条是，在没有任何决定性海战的情况下，英国通过使用制海权封锁敌人的物资运输，使敌人在经济压力之下彻底崩溃，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英国在这方面是否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其抛开了自己的传统战略和优势，浪费许多兵力，付出惨痛的代价，试图在陆地上赢得决定性胜利。

此外还有两条理由。由于空军的日益发展，我们不必先“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就能打击敌人的经济和精神中心。空军可以用间接手段达到直接目的，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不必与其硬碰硬。

同时，汽油发动机和履带都在升级，为发展高机动性的机械化地面部队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这反过来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即不经过任何激烈的战斗就造成敌军主力崩溃——通过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扰乱他们的指挥体系，或者突袭他们的后方，给其造成纯粹的精神冲击，致其崩溃。这种新型的机械化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一样，尽管程度较低，但也可以直捣敌国的心脏和神经系统。

若说空军可以飞越敌人的防御，使用这种特殊形式的间接路线对敌人进行直接打击，坦克则可以在地面避开敌军的阻击，采取间接路线方法完成这种打击。我们可以用国际象棋作比：空军的走法就像“骑士”，而坦克装甲部队的走法则类似“后”。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它们各自的价值，因为空军不仅像“骑士”那样可以隔跳，而且还具有“后”的灵活性，可以向四方行进。另一方面，一支机械化的地面部队，虽然不能隔跳，却可以“占领”他所在的区域。

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必将对军事目标以及未来战争的目的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增强了对非军事目标——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并使行动的效力加强。同时，它们也扩大了针对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通过使敌军陷入瘫痪，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战斗，给予敌军重创。比起通过硬战消灭敌军，采取使陷入敌军瘫痪的方式来削弱敌人的抵抗力更加节约兵力，因为硬战不仅非常耗时，代价也更大。空军除了能够避开敌军的阻拦，对敌国内部的非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还为解除敌人的武装抵抗提供了新可能。

地面和空中力量的机动性都在不断增强。二者的效果综合起来，使得战略相对于战术而言，具有更大的力量和重要性。在未来的战争中，高级指挥官与其前辈不同，将有望通过运动而不是战斗来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当然，赢得决定性会战的价值也并不会消失，实际上，由于新的机动力量的出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还会增加。但是，这种会战与传统的会战相比，在形式上大大不同，更像是战略迂回行动的自然后果。因此，把这种自然产生的作战行动称为“会战”并不准确，名不符实。

不幸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军事领袖对此反应迟钝，没有意识到由于战争工具和作战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军事目标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

更不幸的是，那些空军将领一心要维持他们的独立地位，因此思想过于狭隘，只想打击非军事目标，而不考虑这样做的局限性及危害。他们对自己所属的新军种非常乐观，过分自信地认为，空军的打击足以迅速使敌国的军民精神崩溃，或者产生更强的效力，像海军那样以经济封锁的办法绞杀敌人，更快地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数不多的新型机械化陆军部队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例如，他们对敌人后方远处的战略目标发动突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德军仅用了六个这样的师，就在几周内彻底占领了波兰。此外，还没有等到陆军的主力投入战斗，德军就用十个此类的师决定了所谓“法兰西战役”的结局。接着，西欧各国几乎都逃不过崩溃的下场。只用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德军就完全征服了西欧，而且付出的代价小得惊人。以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看来，德军流的血很少，且即使到了决定性阶段，其伤亡也是微不足道。

针对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德军能够快速大获全胜，主要原因是战略机动迂回，而不是战术机动。

此外，德军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不仅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路线，扰乱了其控制系统，而且也动摇了敌方人民的士气，破坏了其民事组织。这两种效果很难分开。因此，至少部分地证明了，对于非军事目标采取行动，效果很明显。

1941年4月，德军征服巴尔干半岛，行动更为迅速。这又一次表明，战争中的新型工具以及其战略应用，对敌人有着明显的瘫痪效果。相比之下，“会战”这种手段的作用微不足道，因而用“毁灭敌军”来描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方式是不恰当的。

德军在入侵苏联时，尝试了一种略有不同的方法。许多德军将领，尤其是总参谋长哈尔德，抱怨希特勒过于重视经济目标而不是军事目标。但是倘若仔细分析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和这些将领的证词，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虽然希特勒认为打击经济目标更有效，但很明显，在1941年战役的关键时期，他顺应了总参谋部的意见，以会战为首要目标。然而，将目标改为追求会战后，德军虽然获得了几次辉煌的胜利，消灭了大批苏军，但并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那么，专注于打击经济目标是否更容易取得决定性成果呢？这一问题至今无解。一些最杰出的德军将领经过反思，认为他们之所以未能征服苏联，是因为他们试图以“传统”方式赢得会战，而不是快速推进，直捣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类政治和经济中心。事实上，当时机械化机动战争新学派的代表人物古德里安曾提出过这一意见。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希特勒站在了正统派那一边。

在一连串的闪电战中，德国空军同地面的机械化部队相配合，使敌军和敌国陷入瘫痪，在精神上逐渐崩溃。其效果非常惊人，和装甲部队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二者不可分割，同等重要，共同造就了这种新型战争——闪电战。

在战争后期，英美两国的空军对同盟国的陆军和海军的成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首先，正是由于空军的力量，同盟国军队才能在欧洲大陆成功登陆，并发动进攻，夺取胜利。他们对德国军事目标的轰炸，特别是对德军的交通线的破坏，严重削弱了德军反击的力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可是，空军在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时，远不如他们独自行动，打击敌国的非军事目标，也就是敌国的工业中心时那么热情。他们的目的是对敌国的经济和精神形成直接的打击，认为这样与联合作战攻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相比，收效更大，也能更快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尽管空军参谋部称之为“战略轰炸”，但这个术语实际上并不恰当，因为这样的目标和行动属于大战略的范畴，所以更合适的说法是“大战略层面的轰炸”。或者，如果嫌这个术语冗长，也可叫做“工业轰炸”，这个术语既涵盖了精神影响，也体现了经济影响。

尽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仍然很难评估这种轰炸对胜利做出了多大贡献。因为在评判这些轰炸的作用时，各派看法不同，有些人赞同，有些人完全反对，影响了客观评价。除了由此产生的迷雾，还有许多因素无法进行估计。而空中轰炸中存在的这些因素，比其他任何军事行动都要多，所以几乎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判。

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持相当乐观的看法，空军对于工业目标进行轰炸，效果也不如打击战略目标的行动那样具有决定性。在任何情况下，其决定性都没有那么明显。此外，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其产生的效果都远低于指挥者的预期。

更为明显的是，工业轰炸还严重影响了战后的恢复。除了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难以修复，还产生了许多表面上不太明显却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消除的社会和精神影响。这种行动对于基础比较薄弱的文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构成了极大危险。而且，原子弹出现后，这种危险更加严重。

在此，我们要谈一谈战略与大战略之间的根本区别。战略只关心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而大战略则必须看得更远，因为它的任务是赢得稳定的战后和平。这样并非本末倒置，并不是说要把“车”放在“马”的前面，而是要弄清楚“马”和“车”要到何处去。

对非军事目标发动空袭是大战略层面上的行动。正因这个原因，其受到了质疑。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非军事目标不应该遭到轰炸。即使这些目标可能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将其当作军事目标轰炸也是很不合理的。

对理论的进一步修正

要想修正某种理论，使其达到更好的平衡，最好先对其背景有所了解。据我所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应该是第一个重新审视战争目的的人，批判分析了从克劳塞维茨那里流传下来的主流学说。我在军事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在1925年又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巴黎，或战争的未来》，更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在这本小书中，我在开篇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追求的正统目标——“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提出了批评，指出其导致双方消耗殆尽，但不能取得决定性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是一支装甲部队可以对敌军的致命弱点，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交通枢纽和指挥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二是除了在战略行动中配合其他军种作战，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即其工业中心实施决定性打击。

两年后，英国第一支实验性机械化部队成立时，总参谋部规定将我的那本书作为教材，供军官们学习。空军参谋部更充分地利用了那本书——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时有关空中战略的教科书非常匮乏，而且那本书的观点也与他们的发展趋势相符。于是，空军参谋长将那本书分发给了其他参谋。

经过长时间反思后，我认为有必要修正我在25年前所写的内容，当时的看法的确存在一些错误。毕竟，在调节平衡时，一个人很容易向另一侧过度倾斜。1928年，劳伦斯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体系太过完全，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动的人来说的确如此……在经历了上一场疯狂的战争后，你现在想凭一己之力矫正前人的错误，那些职业军人却对你少有帮助。可是，当你成功以后（也许在1945年左右），你的追随者又将越过你所规定的那些界线，而后来的战略家又会把他们赶回去。我们就是这样，曲折前进。

在1925年，我过分夸大了使用空军打击非军事目标的益处，不过我也强调了这样一种方式的危害，并指出在执行时要“尽可能将永久性伤害降到最低，因为今日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未来甚至会是我们的盟友”。我当时坚信，“与现在的长期战争相比，决定性的空袭对战败国的消耗更少，造成的总体损失也更小，可以使其在战后更快恢复”。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对工业中心的空袭不太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是会导致另一场新形式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与一战的形式相比，伤亡或许更少，但破坏力更强。但是，当我指出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不太接受。他们更喜欢未修正前的结论！他们仍然坚信可以快速产生决定性结果，而当战争经验迫使他们放弃这种信念时，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工业轰炸，而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参谋部那样，狂热地想要消灭敌军。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存在缺点和弊端，并不意味着要重新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公式的缺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充分显现。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针对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是战略性行动，具有新的可能性，可以得到颇多益处，充分证实了我们在这方面的预测。甚至在过去，尽管那时的战争工具很有限，一些伟大的统帅也曾有效地实施过此类行动。而在现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工具，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更具决定性意义，尽管战术抵抗的力量也增强了。军队具有了新的机动性，因而也更灵活，可以迅速改变进攻方向，对敌人造成威胁，这样就“解除”了敌人的抵抗。

现在，根据近来的经验和目前的条件，是时候重新修正有关目的或军事目标的理论了。这项工作最好能以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为基础，得出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因为目前的多种军事学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对于如何修正理论有了大概的想法，使其与现代条件和认知相适应。关键是“战略行动”而不是“会战”。“会战”这个术语早已过时。会战可能仍会发生，但不应被视作目的。在此我要重述一个结论，其正确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会战，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战略形势，这种战略形势极为有利，以至于如果其本身不能产生决定性结果，那么紧接着再进行一场会战，就一定能获得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