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

30年前，在为我自己的一本书作序时，我创造了一句格言：“如果你渴望和平，就必须理解战争。”在我看来，这句格言合理修正了一句古老而过于简单的格言，即“若希望和平，必须准备战争”。“准备战争”不但往往会挑起战争，而且会让人们错误地重复使用过时的战争方法，忽视了环境条件的根本变化。

在核时代，我那句修正后的格言可能应该再扩展，但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仅仅在“战争”前加上“核”字那么简单。因为如果现存的核武器被投入使用，而不仅仅是发挥威慑作用，那么将会导致“混乱”而不是战争。战争是有组织的行动，不可能在混乱的状态下持续进行。然而，核威慑无法震慑形式更微妙的侵略活动，而且正因如此，它往往还会刺激和鼓励这种侵略的发生。因此，现在我的格言有必要扩展为：“如果你想要和平，就要理解战争，尤其是游击战和颠覆形式的战争。”

在20世纪的斗争中，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且也仅在这个世纪，它才在西方军事理论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尽管在更早的时期，非正规部队的武装行动也时常发生。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巨著《战争论》中用了很短的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第六卷（讨论“防御”的各个方面）第三十章的结尾部分。他把“武装人民”视为抵抗侵略者的防御措施，阐述了其成功的基本条件及其局限性，但没有讨论其中涉及的政治问题。他也没有提到在那个时代的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游击战事例，即西班牙人民对拿破仑军队的抵抗。正因该事件，“游击”一词才成了军事术语。

一个世纪后，阿拉伯的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广泛深刻的论述。他对游击战理论的分析堪称杰作，他尤其关注游击战的进攻价值，这些来源于他在阿拉伯起义中的经验和反思。这场起义既是阿拉伯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协约国军队对土耳其作战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战仅在中东的这场外围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洲战场上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游击战非常普遍，几乎随处可见。在所有被德国侵占的欧洲国家，以及大多数被日本侵占的远东国家，游击战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劳伦斯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别是给丘吉尔留下的印象。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使英国陷入孤立，丘吉尔在战争政策中提到了应利用游击战作为反击武器。英国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在希特勒试图实施“新秩序”的地方煽动和扶持“抵抗运动”。随着希特勒征服了一系列地区，以及日本作为轴心国参战，游击战在越来越多的地区爆发，成功程度各不相同。其中最有效的是在南斯拉夫，铁托领导克罗地亚共产主义游击队取得了重大成就。

自那以后，游击战和颠覆战的结合在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越发成功：从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开始，再到塞浦路斯，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古巴。这种战争形式可能会继续下去，因为它们与现代的条件相匹配，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不满、种族纠纷和民族主义者的狂热。

随着核武器威力的增强，特别是1954年热核氢弹的出现，以及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决定采取“大规模报复”的政策和战略以威慑各种侵略，游击战争和颠覆战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副总统尼克松随后宣布：“我们采取了一项新原则。为了不让世界各地使用小规模战争将我们蚕食致死，我们将在未来依靠大规模的机动力量进行报复。”这一威胁实在荒谬，竟想用核武器来遏制游击队的发展，这就好比说要用大锤来驱赶一群蚊子一样。这项政策很不合理，只会刺激和鼓励各种侵蚀性的战争形式，而核武器无法威慑和阻止它们。

后果很容易预见，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采取所谓“新面貌”并决定依靠“大规模报复”时，毫无察觉。为了证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简要重述他们在当时所受到的批评。

我们现在需要澄清的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是所谓“新面貌”军事政策和战略。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与氢弹的出现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氢弹降低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增加了大范围局部侵略引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当被侵略者仍在犹豫是否要使用氢弹或原子弹进行反击时，侵略者可以利用各种技术取得进展。

他们的速度可能有限，逐渐侵蚀；推进的深度可能有限，但是每次都快速咬下一小块，很快就能逼迫敌人请求和谈；密度可能有限，却像无形的蒸汽般多点渗透。总之，氢弹的发展削弱了我们抵抗侵略的力量。这一后果非常严重。

现在，为了“遏制”这种威胁，我们变得更加依赖“常规武器”。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归传统的作战方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想出新的作战方法。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战略时代。这个时代和那些提倡空中核力量建设的人所想象的非常不同，即便在旧时代他们还称得上是“革新者”。现在，我们的敌人采取的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躲避优势空中力量的袭击，一方面想办法回击使之瘫痪。讽刺的是，我们研究出的轰炸武器越具有大规模杀伤力，就越促进了这种游击型战略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制定自己的战略。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相应地调整。如果充分理解了敌人的战略，我们就有机会成功制定出有效的反击战略。

比起迄今为止的正规战争，谚语“预先警告就是预先武装”更适用于游击战争和颠覆性战争。要想为这类战争做好准备，则必须了解其理论和历史经验，清楚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

游击战争必须永远是动态的，必须保持势头。静态间歇，比起常规战争，更不利于游击战的成功，因为这种间歇能使敌人加强对国家的控制，使其部队得到休息，同时也抑制了人民加入或帮助游击队的热情。静态防御不适用于游击战争，此外除了暂时埋伏，游击战也不可能有固定的防御阵地。

游击行动与正常的战争实践相反，在战略上努力避免会战，在战术上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损失的战斗。战斗不同于伏击，在战斗中最好的领袖和士兵很可能牺牲，使游击队的总体力量锐减、斗志熄灭，导致整个运动陷入瘫痪。用“打了就跑”一词来形容会更好，但也稍显笼统。因为比起一些大规模的袭击，多次小规模的袭击和威胁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可以更加分散敌人的兵力，干扰敌人行动和打击其士气，同时也能够给更多人民留下印象。游击运动能够取得进展，一个基本秘密就是其既无处不在又行踪不定。因此，“轻轻打了就跑”往往是最佳的进攻方式，可以诱敌进入埋伏圈。

游击战也颠覆了正统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即“集中”原则——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分散是游击队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游击队永远不应集中在一起，给敌人一网打尽的机会，因此只能分成多个小组行动，但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像水银球一样瞬间聚结，夺取防守薄弱的目标。对于游击队来说，“集中”原则必须被“兵力流动”原则所取代。正规军在面临核武器轰炸的威胁时，也必须采取和适当修改“兵力流动”原则。对于反游击队的一方来说，分散也是必要的，因为游击队像蚊子一样敏捷，集中兵力对付他们毫无作用。想要毁灭它们，就必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撑起一张细密而结实的捕蚊网。网覆盖的范围越广，反游击的效果就越好。

空间与兵力的比例是游击战的关键因素。劳伦斯关于阿拉伯起义的数学计算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想要扼杀这场起义，土耳其人需要“每4平方英里设1个防御哨所，并且1个哨所不能少于20人驻守”，他们总共需要60万人，而他们只有10万人可用。所以劳伦斯说道：“我们势必会成功。只要清楚空间和兵力的比例，我们就可以用纸和笔来算出成败。”这样的计算虽然过于简化，却体现了一个普遍的真理。空间与兵力的比例是一个基本因素，但地形条件、双方的相对机动性及相对士气状况，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对于游击队来说，崎岖不平或森林密布的地区最有利，而随着机械化地面部队和飞机的发展，沙漠的价值已经下降。城市地区有利也有弊，但是总的来说不利于游击战争，不过它是进行颠覆活动的理想场所。

虽然对游击队来说，崎岖不平和林木茂盛的地区最安全，也便于发动奇袭，但也并非完全有利。这种地区往往难以运输补给，并远离关键目标。这些目标不仅包括敌军的弱点——特别是敌军的交通线，而且包括可以争取的人民。游击运动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很快就会消亡。其战略目的应是使敌人在物质和精神上过度延伸。

空间与力量之比代表了数学和地理因素，但它们又不能与心理和政治因素分开。因为游击运动的前景和进展取决于战区的人民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向游击队提供情报和物资，并不向敌人透露游击队的消息和行踪，帮助游击队藏身。游击行动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敌人必须被“蒙在鼓里”，而游击队则能够高度了解当地情况，并获取关于敌人的部署和行动的可靠情报。这些条件非常重要，为了保障安全和发动奇袭，游击队的行动必须主要在夜间进行。他们获得情报的详细程度及速度，取决于当地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

在游击战中，实际参与作战的人数很少，但其需要依靠多数人的支持。虽然游击战本身是最个体化的作战形式，但只有在得到大众的集体支持时，才能有效运作并达到目的。因此，如果游击战能够充分利用群众抵抗外来侵略的呼吁、争取民族独立的渴望和对社会经济的不满，从而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成为一种革命，其往往会发挥出最大的效力。

在过去，游击战是弱者的武器，因此主要是防御性的，但在核时代，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侵略形式，适合利用核僵局。因此，“冷战”的概念已经过时，应该改称为“伪装战争”。

然而，这个宽泛的结论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明智的做法是“以史为鉴”，在制定对抗这种战争的战略时，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

这种战争在过去20年间大规模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丘吉尔的战争政策。在他的领导下，英国政府为了对抗德军，于1940年开始在德军占领的地区煽动和支持民众起义。这一政策后来扩展到远东以对付日本人。

这项政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当时，德国的征服浪潮已经席卷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似乎是动摇希特勒控制的唯一途径。这条路线也正合丘吉尔的思想和性情：他除了天性好战，一心只想打败希特勒而不顾后果，还和劳伦斯私交甚笃，并一直崇拜着劳伦斯。现在，他意识到时机已经出现，可以把劳伦斯在有限的阿拉伯地区使用的方法，引入欧洲进行大规模实践。

在那时，若有人质疑这一政策，可能会被视为缺乏决断力甚至被认为不爱国，因此即使有人认为该政策不利于欧洲在战后复兴，也几乎没有人敢质疑。在战争中，人们一边做着恶事，一边却希望能够产生好的结果，若要分辨是非，必然会动摇作战决心。此外，谨慎小心的路线在战斗中通常是一种错误，却常常被人们所采用；然而，在更高的战争政策层面，谨慎小心的路线往往不受欢迎，但事实上却是明智的。在战争的狂热中，公众渴望采取最激烈的措施，而不顾这些措施的后果。

那么结果如何呢？武装抵抗力量无疑给德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在西欧，尤其是法国，这种压力表现尤为明显。另外，他们也对德国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交通构成了严重威胁。德军指挥官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其效果。就像爱尔兰动乱期间的英国指挥官一样，德军指挥官敏锐地感受到了游击队的威胁，并因此疲惫不堪——游击队受到民众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突然发起袭击。

但是，仔细分析这些后方战役可以发现，游击队若想发挥效力，离不开正规军的作战。若没有强大的正规军发起攻势，正面牵制敌人主力并消耗敌人的预备队，对敌人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游击队至多只能起到一点无关紧要的干扰作用罢了。

在其他时候，游击行动不如广泛的消极抵抗有效，并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他们会激怒敌人，使敌人将其损失加倍奉还，给敌军提供了实施暴行的机会，使其驻军得以发泄愤怒。游击队挑起的报复，使得本国人民直接和间接地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颇为痛苦，阻碍了国家在战后的重建与复兴。

但最大的障碍，也是最持久的障碍，来自精神层面。武装抵抗运动吸引了许多恶棍，允许他们放纵恶习，并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报私仇。正如约翰逊博士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更糟糕的是，它对整个年轻一代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年轻一代习惯了藐视权威，违背道德准则，以致在入侵者离开后，他们也不再尊重法律和秩序。

比起正规战争，暴力在非正规战争中扎根更深。在正规战争中，参战人员由于需要服从权威而受到约束；而在非正规战争中，参战者将蔑视权威和违反规则视为美德。非正规战争极大损害了一国的根基，使得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重建稳定的国家变得极为困难。

在与劳伦斯对他在阿拉伯的战役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我意识到了游击战的危险后果。我曾写过一本书分析那些战役，概述了游击战理论。在上次战争中，许多突击单位和抵抗运动的领袖都将其当作指南。温盖特当时只是一名在巴勒斯坦服役的上尉，战争开始前不久他曾来见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更广泛的层面进行实践。然而，我却产生了疑虑——不是怀疑它的短期效果，而是担心其长期影响。作为土耳其的继任者，现在我们在当初劳伦斯进行阿拉伯起义的地区，遭遇了同样的麻烦。

在重新审视一个世纪前的半岛战争及随后的西班牙历史时，我的疑虑更深。在那次战争中，西班牙的正规军被拿破仑打败后，游击队取而代之，夺取了胜利。在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众起义中，这次行动是最有效的起义之一。它不仅撼动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控制，还动摇了拿破仑的权力根基，比威灵顿的胜利作用更大。但是，它未能给解放后的西班牙带来和平，而是使武装革命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席卷西班牙，且在20世纪又再次爆发。

另一个不祥的例子是，1870年法国为打击德国侵略者组建了游击队，但后来游击队却像回旋镖那样，对法国造成了伤害。对入侵者来说，法国游击队就像苍蝇那样，虽然惹人讨厌，但是造不成多大伤害。然而，入侵者撤退后，他们却自相残杀，导致巴黎公社之乱，使得法国动荡不安。此后，这些“非法”行为成了法国的顽疾，使法国在随后的岁月中始终不复之前那般强大。

那些计划将暴力叛乱纳入战争政策的人，对于上述历史教训实在过于轻视。在战后的几年内，它们严重破坏了西方同盟的和平政策——不仅是诱发了亚洲和非洲的反西方运动并为其提供了装备。以法国为例，很早就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游击队作为对抗德军的手段，军事效果甚微，却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对法国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一恶疾持续传播，加上对外部问题不切实际的看法和处理，法国的安定遭到严重破坏，北约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现在吸取历史教训为时未晚。不管以牙还牙，通过伪装战争和类似反击对抗敌人的想法看起来有多么诱人，明智的做法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更微妙和更有远见的对抗战略。无论如何，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比前人更深入地理解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