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18年的战略

在研究最后一年的战事之前，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前几年的海军情况。由于迟迟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海上封锁对战争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大。

事实上，如果问历史学家哪一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最具决定性意义，他很可能会选择1914年8月2日。那时英国还没有参战，丘吉尔作为英国第一海军大臣，在凌晨1时25分下达命令调动英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英国海军虽然没有再次取得特拉法尔加海战式的胜利，但他们为协约国赢得最终胜利所做的贡献远大于其他任何因素。海军的作用是进行海上封锁，待到战争烟消云散后，海上封锁的重要性才越发凸显，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海上封锁是一战中的决定性力量。就像美国监狱里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囚犯所用的“夹克”一样，随着它逐步收紧，囚犯首先活动受限，然后逐渐难以呼吸。“夹克”收得越紧，持续的时间越长，囚犯的反抗力度就越小，反抗的意志也越弱。

孤立无援让人绝望。历史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非伤亡的人数，而是是否丧失了希望。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低估饥饿对德国的直接影响——由于德国人民缺少食物，德国的“国内战线”最终彻底崩溃。现在我们暂且不论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失败，而要注意在研究战争局势时，需时刻考虑到封锁这一牵涉颇广的因素。

正是协约国的海上封锁及其潜在的威胁，促使德国在1915年2月发动了第一次潜艇战。英国以此为借口，打破了《伦敦宣言》，声称有权拦截和搜查所有涉嫌向德国运送货物的船只，加强了海上封锁。此外，德国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的事件，强有力地推动了迟迟未参战的美国加入战争，还缓和了英美两国之间因封锁加剧而产生的矛盾。

两年后，封锁造成的经济压力导致德军统帅们批准重启“无限制”潜艇战。英国依赖海上补给来维持人民的生活和军队的运转，这是其暴露在外的弱点，而潜艇战的效果显著，作为大战略层面的间接路线，潜艇封锁可以对英国造成致命打击。尽管最终结果证明德国的这一谋算是错误的，但事实上英国的情况与其估计的非常接近，德国差一点就可能成功。英国的航运损失从2月的50万吨上升到4月的87.5万吨，等到对德反制措施生效及德国潜艇资源不足使得英国的航运损失减少时，英国的国内存粮只够其国民再维持六个星期。

德国领袖们担心本国的经济会崩溃，迫切想在经济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他们充分意识到了如此一来美国会卷入战争，但还是冒险一搏。1917年4月6日，这一危险成为现实，美国宣布参战。尽管正如德国所计算的那样，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组织起军事力量，但一旦加入，就立竿见影地加强了海上封锁的效果。现在作为参战国，美国疯狂地运用这一经济武器，不顾剩下的中立国的利益，其对中立权利的破坏远远超过英国在过去几年中最大胆的行动。中立国的反对再也无法妨碍海上封锁。美国将对德封锁变成了一条铁链，紧紧勒住德国，使其逐渐脱力。一国的经济承压能力决定了其军事力量——可惜人们常常忽视这一真理。

封锁可以算作一种大战略层面的间接路线，除了见效慢，不会带来任何风险，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地对抗它。封锁的效力符合动量定律，封锁持续的时间越长，速度就越快。到1917年底，各同盟国都清楚地感受到了封锁造成的影响。这种经济压力诱使德国在1918年发动攻势，但同时也限制了此次行动，一旦失败，就相当于自杀。由于没有及时媾和，德国将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发动进攻，放手一搏；要么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衰弱，最终土崩瓦解。

如果在1914年马恩河战役之后（或者甚至更晚一些），德国在西线采用防御政策，在东线采用进攻政策，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可能会截然不同。因为如此一来，一方面，德国毫无疑问地可以完成其征服中欧的梦想，另一方面，只要美国不参战，封锁就仍然很松散，几乎不可能有效地收紧。整个中欧地区会处在德国的控制下，俄国将被迫退出战争，甚至在经济上从属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将无法迫使德国放弃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以保住德国在东线的既得利益。德国占领更多领土之后，实力变强，资源也会增加，完全可以放弃在战争中打败协约国的渴望。若能放弃没有价值的目标，那便是明智的大战略，而若是固执地追求没有价值的目标，便是愚不可及。

但是到了1918年，这种时机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尽管可以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获取一些资源，但为时已晚，无法起死回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试图夺取决定性胜利，挽救自己的命运。由于俄国前线的战事已停，德国将那里的军队调回，虽然人数上占据优势，但不如协约国军队在主动进攻时所享有的人数优势大：1917年3月，法国、英国和比利时集结了178个师对抗129个德国师，而在1918年3月，德国共有192个师对抗协约国的173个师——美国派了4.5个师参战，但因其规模是欧洲师的两倍，所以按9个师计算。虽然德军从东线调回了更多的师，但面对德军的人数压迫，美国派出的兵力也从最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变成滔滔洪流。在德军的所有师中，有85个师号称“突击师”，做预备队之用。协约国方面有62个后备师，但由各国分散指挥。原本协约国计划集中30个后备师，由凡尔赛军事执行委员会统一调度，但黑格声称他无法将他的7个师交给委员会，这一计划便失败了。当真正的考验来临时，法国和英国的指挥官们没能按之前约定的那样相互支援。面对灾难，在黑格的提议下，福煦接受任命，担负起协调及指挥协约国军队的责任。

比起德军在战争早期的任何一次行动，这次德军的计划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想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充分地发挥战术奇袭的作用。值得称赞的是，德军司令部和参谋人员意识到，尽管他们拥有人数优势，但发动直接进攻极有可能让他们陷入劣势。此外，若想使奇袭有效，必须组合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两军在前线长期僵持对垒的局面，打开敌军的大门。

德军的主要手段是向敌军投放毒气弹，进行一次短暂而猛烈的炮弹袭击——这里鲁登道夫没能意识到坦克的重要性，也没能及时加以利用。不过，步兵接受了新的渗透战术训练，其指导思想是，先头部队应该找到并突破敌军防线的薄弱之处，而预备队的作用是确保获得更大的胜利，不是挽救败局。突击师应在夜间行军到达战场，大部分炮兵隐蔽在前线附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开火。同时，炮兵在战线的其他地点也发动连续攻击，一方面是为了迷惑防守的敌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此外，从协约国军队徒劳无功的进攻中，鲁登道夫还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考虑纯粹的战略目标之前，必须首先考虑战术。除非有可能在战术上取得成功，否则追求纯粹的战略目标只会徒劳无功。”由于无法在战略层面使用间接路线，鲁登道夫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在德军的设计中，若采用一种新战术，就必然会使用相应的新战略。二者息息相关，都基于一个新的或者说被重新利用的原则——选择敌军抵抗能力最弱的路线。1918年，法国的情况限制了德军的路线选择，使他们无法走一条出乎协约国意料的路线，而鲁登道夫甚至没有去尝试找这样一条路线。但是，随着双方军队沿着长长的壕沟交战，德军有望实现目标——沿着敌军抵抗兵力最弱的路线快速突破敌军防线，然后趁势迅速推进，其效果和沿一条最出乎敌军意料的路线推进相差无几。

德军很快突破了协约国军队的防线，也迅速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了战果，然而这个计划还是失败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在此战发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批评家们普遍认为，鲁登道夫在战术上出现偏差，导致他改变了方向，分散了他的兵力——他执着于获取战术胜利，牺牲了战略目标。他们声称鲁登道夫的原则是错误的。但若仔细研究德军的文件以及鲁登道夫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对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真正的问题在于鲁登道夫仅在理论上接受了新原则，而未能付诸实践，原因可能是他没有充分理解这一新原则，不敢完全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是，为了挽回战术上的失败，他消耗了太多的预备队，并在该充分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扩大战果时，又过分犹豫，失去了最佳时机。

在鲁登道夫最初选择攻击点时，麻烦就出现了。他计划派第十七军团、第二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突破阿拉斯和拉费尔之间60英里长的战线，此外还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进攻凡尔登突出部分的侧翼，这一方案由于以下原因而遭到否决——地形条件不利；即使突破敌军阵线也很难取得决定性结果；法国军队在一年间未受干扰，恢复得非常好。二是在伊普尔和朗斯之间发起进攻。这一方案虽然得到了鲁登道夫的战略顾问魏采尔和在圣昆廷至大海段前线指挥的鲁普雷希特王子的支持，但还是遭到了否决，理由是会遇到英军的主力，而且低洼地很难通行。

最终德军还是选择在阿拉斯——拉费尔段发起攻击，原因是除了地形条件有利，这一段上敌军的防御工事、守卫兵力和预备队都最弱。此外，这一段靠近法军和英军的相接处，鲁登道夫希望将两者分开，然后粉碎英军，因为他估计英军由于在伊普尔长期作战，已经被严重削弱。但是，尽管从总体上看，阿拉斯——拉费尔这一段的确相对较弱，但就细节而言，鲁登道夫的判断却存在严重失误。这一段最北端的三分之一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且由英国第三军团严防死守，该军团共有14个师，其中4个是后备师。此外，大部分英国预备队也分布在侧翼，该军团可以更快地从更北的其他英国军队那里获得支援。这一段的其余三分之二由英国第五军团把守，德军正是进攻了这里。其中中段有5个师防守，与德国第二军团作战；更长的南段由7个师防守，其中1个是后备师，对抗德军第十八军团。

鲁登道夫命令在阿拉斯附近的第十七军团用19个师的兵力在14英里长的战线上率先发起进攻，且只由左翼发动攻势。德军没有直接攻击英军朝坎布雷的突出部分，而是切断了他们，因此德国第二军团只用两个师就占领了这5英里的战线。第二军团集中了18个师在14英里长的战线上对抗英国第五军团左翼的5个师。德国第十八军团则从两侧夹击最南端的圣昆廷，鲁登道夫命他们用24个师去进攻27英里长的战线。尽管鲁登道夫明白“应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这一原则，但他仍然根据敌军的力量分配他的兵力，而不是集中力量对付敌军最弱的地方。

他在命令中规定的方向更加突出了他的这种倾向——他要求将主力放在索姆河以北。突破敌军的防线后，德国第十七军团和第二军团需要向西北方向推进，逼迫英军朝海岸撤退，其侧翼由河流和第十八军团掩护——第十八军团的作用仅是为第十七军团和第二军团提供侧翼保护。而事实与鲁登道夫的计划恰恰相反，鲁登道夫在他最不抱希望的地方迅速取得了胜利，而在他最希望获胜的地方惨遭失败。

德军于3月21日发动进攻，在清晨薄雾的遮蔽下，奇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英军在索姆河以南的防御力量很薄弱，所以尽管进攻该地区的德军兵力也很弱，但德军依旧突破了英军在此段的防线。然而在阿拉斯附近的德军却没有进展，影响了德军在索姆河以北的所有进攻。

这一结果本来是可以提前预料到的。然而鲁登道夫仍然没有吸取教训，依旧违背他的新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重新进攻防守牢固的阿拉斯堡垒，并将此作为主要的进攻方向。与此同时，尽管第十八军团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未受到敌军的严重阻击，但他却严格约束着第十八军团。3月26日，他下令禁止第十八军团渡过阿夫尔河，并命其与邻近第二军团的行动速度保持一致，然而第二军团因为受到在阿拉斯附近的第十七军团的牵制，进展非常缓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鲁登道夫执着于通过直接进攻突破英军抵抗能力最强的一段防线。由于这种执着，他没有将预备队派去攻击英军在索姆河以南抵抗最弱的一段战线，等到后来他想弥补错误时，已经太迟了。

如果当时鲁登道夫能够派兵绕过英军的侧翼，绕到阿拉斯堡垒的后方发动袭击，那么就很有可能完成这次向西北方向的推进。3月26日，由于伤亡惨重，德军第十七军团的左翼和第二军团的右翼在索姆河以北发起的进攻明显减弱。在索姆河以南，第二军团的左翼到达了索姆河旧战场——但那里已是一片沙漠，很难行军或获取补给，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只有第十八军团仍向前推进，势头不减。

面对这一情况，鲁登道夫采用了新的计划，但也没有放弃他的旧计划。他命令第十七军团的右翼在3月28日向阿拉斯附近的高地发起新一轮直接进攻，随后由第六军团向北面发起进攻，冲击维米岭和拉巴西之间的防线。这一次，他考虑到了索姆河以南的有利局势，于是命令第二军团以亚眠为主要目标。尽管如此，他依旧制止第十八军团向前推进，不允许他们迂回从侧翼攻击在亚眠抵抗的英军。这样一来，要想夺取亚眠这一重要目标，就只能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直接进攻。

3月28日，德军向阿拉斯发动进攻，这一次没有薄雾的掩护，也没能产生奇袭的效果。英国第三军团在宾的指挥下，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抵抗准备，德军彻底失败了。直到这时，鲁登道夫才放弃了他最初的想法，将主要兵力和他剩余的一些预备队全部调派去进攻亚眠。与此同时，他命令第十八军团在原地待命两天。3月30日，德军再次发起进攻，但力量很弱，最终也几乎未能取得进展，原因是敌军的此段防线得到了法国预备队的支援，原先德军打开的缺口已被修补完好，其抵抗力量大幅增强。这一天，法国的炮兵跟在步兵之后到达战场，第一次大规模参加战斗。4月4日，德军又派出了15个师，其中只有4个师是生力军，成效自然更少。

鲁登道夫不愿被拖进消耗战之中，因此暂停了对亚眠的进攻。他始终没有想过集中力量攻击英法两军相接的地方。然而，在3月24日，贝当警示黑格，如果德军继续沿着他的防线推进，他将不得不命令法国预备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卫巴黎。事实上，德军只要对该防线再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够将已有的小裂缝撕成一个大缺口。

这证实了两个历史教训：一是相接处是最脆弱和最有利的攻击点；二是两个军队并列排布、紧密相邻时，比他们相距很远并各自为战时更加脆弱。若能从他们的相接处突破，他们很容易溃败。

鲁登道夫的大部分预备队都在阿拉斯南部守卫他们已取得的胜利，因而当他后来转而向北发起新的进攻时，他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3月25日，他命令军队准备在拉巴西和阿尔芒蒂耶尔之间发动一次小规模进攻，以扩大突破口。3月28日，进攻阿拉斯失败后，他扩大了这一计划，决定先在阿尔芒蒂耶尔的南部发动攻击，24小时后再在北部发动袭击，两面夹击。

由于命令下达得较迟，德军直到4月9日才发动进攻，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转移敌军注意力。但是，德军再次得益于清晨的大雾掩护——这一行动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于是鲁登道夫抓住机会，逐渐将其转化为一个主力进攻。在阿尔芒蒂耶尔南部11英里的战线上，第一批的9个德国师，加上第二批的5个德国师，进攻1个葡萄牙师和2个英国师（英军后面不远处还有2个预备队）。第二天，德军又在阿尔芒蒂耶尔北部的7英里战线上发动进攻，第一批有4个师，第二批2个师，这次他们仍旧得到了浓雾的帮助。随着协约国的抵抗开始加强，德军方面一点点投入生力军，直到5月的第一周结束，德军已经投入了40个师。鲁登道夫就这样陷入了消耗战之中。

英军已经快退到了他们的基地和海边，但他们顽强抵抗，在重要的阿兹布鲁克铁路枢纽附近，终于阻止了已经推进了10英里的德军。4月17日，鲁登道夫试图集中兵力两面夹击伊普尔，由于黑格在之前的两天内使用间接路线将军队撤离了此地，他扑了个空，毫无收效。这个计划失败后，鲁登道夫转而在伊普尔以南发起纯粹的直接进攻，而法国预备队已经到达了那里，接管了一部分防线。4月25日，德军向法军的接合处发起攻击，在凯默尔山撕开了法军的防线，但鲁登道夫却因害怕遭到反击而没有乘胜扩大战果。整次战役，自始至终，他都谨慎小心地派遣预备队，耽误了最佳战机，而且派出的预备队数量太少，无法夺取真正的胜利。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鲁登道夫似乎对之后的进攻也失去了信心。他在29日最后进行了一次尝试，随后就停止了进攻。但是他只是打算暂时停止行动，诱使法军预备队回到他们原来的防线上，然后在佛兰德斯对英军发起致命一击。

鲁登道夫已经命令德军准备进攻苏瓦松和兰斯之间的贵妇小径。他原计划在4月17日发动进攻，但直到5月27日才准备好——主要是他延长了佛兰德斯的攻势，导致预备队遭到了严重消耗。美国在欧洲的情报部门早已推测出了德军此次攻击的地点和大概日期，但直到5月26日一名战俘证实了他们的推测，协约国方面才开始行动。可惜此时一切都为时过晚，除了让军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已经无法加强防御；不过这一预警还是使预备队得以提前行动。第二天早上，在24英里长的战线上，德军的15个师先发起进攻，还有7个师紧随其后，而防守的英法军队一共只有5个师，后面还有4个后备师。得益于大雾和烟尘的掩护，德军迅速在贵妇小径上击溃了英法守军，越过了埃纳河，在5月30日到达马恩河。这次，鲁登道夫获得的成功仍然在他的意料之外，他既没有为此特别准备，也不抱多大希望。尽管他是发动突袭的人，但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但开场的胜利占用了过多的德国预备队，而且他们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数量远不如协约国的预备队多。

德军在开场的胜利值得分析。他们获胜的原因似乎有三：一是协约国军队的注意力和预备队分散到了别处；二是德军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攻击敌军防线上抵抗力较弱的部分；三是该区域的法军指挥官愚蠢至极，坚持把步兵放在前，在德军火炮的轰击下，法国步兵都成了炮灰。法国的炮兵、地方预备队和防御指挥所离前线都很近，因此，德军突破他们的防线后，法军迅速崩溃。这样一来，进攻又在战术上具有了奇袭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在发动进攻的前一天本来已经部分丧失。因为奇袭的目标就是使敌人失衡，现在德军已然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法军是由于受骗而措手不及，还是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看自己被围困，效果都是一样的。

鲁登道夫现在已经在协约国的防线上敲入了两个大楔子和一个小楔子。下一步，他打算从两面夹击位于索姆河和马恩河的楔子之间的贡比涅，但这一次没有形成奇袭的效果。6月9日，德军的西侧突击来得太迟，没能配合东侧的攻击。

随后，行动暂停一个月。鲁登道夫一直想对比利时境内的英军发起决定性的打击，但他意识到那里的英国预备队太过强大，于是决定再次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计划在南部发动大规模佯攻，将英国的预备队吸引过去。他之前没能攻占在马恩河的楔子西边的贡比涅，现在打算在马恩河的楔子东面进行同样的行动——从两面夹击兰斯。他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准备，可这次延误却造成了致命危险，英军和法军得以恢复元气，美军也积蓄了更多力量。

正是鲁登道夫在战术上的成功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每次取得一定的胜利后，他就沉溺其中，于是每一次都推进得过远，耗时过长，耗尽了自己的预备队，以至于不得不在两次进攻之间休整很长时间，耽误最佳时机。他走的不是阻力最小的路线，而是阻力逐渐变大的路线。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后，在战略上，他每一次都是纯粹的直接进攻。他在敌军的防线上敲入了三个大楔子，但没有一个楔子深到足以切断敌军的重要动脉。这一战略失误使德军的防线变成了锯齿形，为协约国军队从侧翼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

7月15日，鲁登道夫发起了新的进攻，但协约国方面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在兰斯以东，德军的进攻被协约国的弹性防御挫败；在兰斯以西，德军虽然越过了马恩河，但这使他们陷得更深，失败得更为惨烈——7月18日，福煦从另一侧向越过马恩河的德军发起了蓄谋已久的进攻。这次行动的指挥官贝当基于坎布雷战役的经验，使用大量的轻型战车发动突袭——这一点非常关键，正是鲁登道夫所缺乏的。德军本来想尽可能地守住他们撤退的关口，以使深入作战的部队撤回到安全地带，并将他们的防线拉直，然而他们的预备队已经耗尽。鲁登道夫被迫先推迟了在佛兰德斯的进攻，随后完全放弃，导致主动权最终转移到了协约国手中。

协约国军队在马恩河上反突击的特点，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在行动之前，贝当已经要求福煦分别在博韦和埃佩尔奈集结两个军团的预备队，以便在德军发动任何新的进攻后，从侧翼反突击德军。第一个军团由曼金指挥，在6月9日阻止了德军的进攻，然后转移到了德军在马恩河的楔子的西面。福煦本来计划派其直接攻击苏瓦松铁路中心，但在准备过程中，情报部门获得了确切消息，称德国即将在兰斯附近发动进攻。于是福煦决定先发制人，在7月12日发起突袭，而不是等到德军进攻后再被动反击。然而，贝当的想法与他恰恰相反，贝当计划让德军先进攻，等他们越陷越深时，再从后方向他们发起反击。奇怪的是，法军在12日仍没有准备好，所以这场战斗更多是按照贝当而不是福煦的设想进行的。然而，法军也并没有完全按照贝当的计划执行。贝当的计划原本分成三步：首先，只派少量兵力把守前方阵地，诱使进攻的德军深入，然后将他们阻挡在兵力强盛的后方阵地之前；随后，法军发动局部反击，这样德军可能会派其预备队前来作战——正好掉进由兰斯两侧的法军所织成的袋中；最后，让曼金率预备队向东，沿着德军在马恩河的楔子的底部发起真正的反攻。这样，他就可以将袋口束紧，把埃纳河南部的德军全部困在袋中。

实际情况和福煦的意见使贝当的计划发生了改变。在兰斯以东，法军使用弹性防御——一种战术上的间接路线——挡住了德国的进攻。但是在兰斯以西，指挥官们坚持使用僵硬的旧式防御方法，他们的防线被德军突破了，德军越过了马恩河。为了抵御危险，贝当不得不将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而按照他原来的计划，这些预备队应在第二阶段使用。为了补上空缺，贝当决定从曼金那里抽调人手，并命曼金推迟反击行动，然而福煦此前已经下令在7月18日进行反击。当福煦得知贝当的这一命令后，他立即下令撤回贝当的命令。因此，贝当计划的第二阶段被迫取消，德国预备队阻止了曼金的行动，使袋口大敞。法军的反击很快变成了纯粹的直接攻击，就像法金汉1915年在波兰的战役一样，袋子慢慢缩小，但没能困住德军，他们从袋口处撤了出去。

从此以后，福煦的主要思想就是牢牢掌握主动权，在不断壮大自己的预备队的同时，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他的第一步是发动一系列局部进攻，充分保障自己的横向铁路的安全。第一次是由黑格于8月8日在亚眠前线发起的。通过谨慎行动及巧妙地欺骗敌军，罗林森的第四军团兵力增加了一倍，甚至还出动了450辆坦克。这次进攻从一开始就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甚至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彻底的一次奇袭。尽管由于路线太过直接，这次进攻很快就被迫停止，但在最开始时，它令德军非常震惊，在精神上打破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平衡，并让鲁登道夫相信他的部队已经崩溃，从而使他宣布双方必须进行和谈。同时，鲁登道夫又说道：“我们的战略目的，是通过战略防御逐渐瘫痪敌人的作战意志。”

然而，与此同时，协约国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战略方法。第一个推动其发展的人是福煦，他下令接连在不同的地点发起攻击。而黑格完成了这一战略的演变，他拒绝接受福煦让第四军团继续正面推进的指示，直到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相继发动进攻后才再次前进。因此，在协约国方面，由黑格和贝当所指挥的进攻变成了在不同地点的一系列突袭——每一次都在即将失去冲劲的时候就停止，每一次都旨在为下一次铺平道路，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足够接近，可以相辅相成。这样一来，鲁登道夫无法自由调动预备队来应对协约国的进攻，并逐渐耗光了他的预备队，而协约国付出的代价则相对较小。这种方法，即使不能算作真正的间接路线，至少也非常接近。虽然其路线并非最出人意料的那一条，但至少避开了敌军的自然期望路线。虽然其没有选择敌军抵抗力最弱的路线，但至少不会越往前推进，遭遇的阻击越猛烈。这实际上算是一种消极的间接路线。

鉴于德军士气大跌，兵力损失惨重，协约国采用这种方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确保持续推进，并逐渐削弱德军的抵抗能力。由于德军日渐虚弱，黑格自信地表示自己能够突破德军的兴登堡防线，尽管那里有着最强的德军预备队。这导致福煦放弃了上述方法，决定在9月底同时发动全面进攻。

1940年5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司令部做出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判断，导致其排除了德国机械化部队通过这条路线入侵的可能性。


福煦希望由英军和美军构成两翼，从侧翼包围楔入法国境内的德军突出部分，从这块凸起上“切下来”一大部分德军，让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计划基于这样一种想法：阿登山脉像一堵几乎不可逾越的墙，只在两侧有狭窄的出口。然而，这种想法的产生，源于对阿登地区的片面了解。实际上，阿登地区道路状况良好，大部分是丘陵而不是山地。

起初，根据潘兴的建议，该计划具有一定的间接性。他建议美军向布里埃推进，扩大其在局部地区的胜利，消灭在圣米耶勒凸出的德军，然后越过梅斯，切断德军在洛林的交通线，阻止他们向西朝莱茵河撤退。但是黑格反对这一行动，认为它无法配合协约国军队的其他进攻，它的方向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福煦同意黑格的看法，对计划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于是，美军不得不匆匆向西转移，只准备了一个星期，就在默兹——阿尔贡地区仓促发起了进攻。结果，美军遭到了德军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损失惨重，队形散乱，完全未能减轻黑格进攻兴登堡防线的压力。

事实证明，哪怕己方具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且敌军在心理上已几乎崩溃，采用直接路线也最多只能攻入敌军的阵地，而不能彻底瓦解敌人。到11月11日停战之日，德军以牺牲他们的后卫为代价，安全地离开了突出部分，防线缩短成了一条直线。协约国军队的推进实际上已经停止——与其说是因为德国的抵抗，不如说是因为在已成废墟的地带，维持生存和获取补给非常困难。在这些条件下，直接进攻只能促使德军以更快的速度溜走，而他们却追不上。

幸运的是，这一进攻行动的最后阶段对战局无关紧要。8月8日的奇袭已然在精神上重创了德军指挥部，随后协约国军队又在一个遥远的战场使用了间接路线，给予了德军致命一击——这便是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前线的进攻。由于该地地形险峻，阻碍了防守军队调动他们的预备队，因此保加利亚军能够进行抵抗的兵力很少，协约国军队很快就沿着抵抗能力最弱的路线冲破了那里的防线。保加利亚军队被一分为二，厌倦了战争的他们与协约国媾和了。这不仅使同盟国失去了一根支柱，而且为协约国军队打开了一条通向奥地利后方的道路。

当意大利军队进攻奥地利时，奥军已然士气低迷、精疲力竭，因而意军很快就突破了奥军的防线，德国面临的威胁越来越近。因为随着奥地利迅速投降，其领土和铁路都成了协约国军队的重要基地，为他们进攻德国后方提供了助力。9月，冯·加尔维兹将军告诉德国的首相，德国目前形势危急，很可能即将彻底失败。

这种威胁，加上封锁在精神上造成的严重影响——另一种大战略层面的间接路线，促使现在饥肠辘辘、失去希望的德国人民逼迫政府投降。此外，保加利亚的失败和协约国在法国战场恢复正面进攻的消息更加速了德国投降。

在短短几日之内，德军最高统帅部丧失了抵抗意志。9月2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突然决定媾和，因为保加利亚的崩溃打乱了他们的所有部署——“本该派往西线的部队不得不派往那里支援”。另外，当时协约国已在西线发起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局，即使德军“这次挡住了协约国的进攻，随后也仍面临崩溃的危险”。

这句话一语成谶，福煦的全面进攻即是如此。美军在默兹——阿尔贡的攻击开始于9月26日，但实际上到28日就已经停止。28日，法国—比利时—英国联军在佛兰德斯发动了进攻，虽然这次进攻给德军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算不上是严重的威胁。但是在29日早晨，黑格率主力攻击兴登堡防线，局势对德军非常不利。

情势紧急，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临危受命担任德国首相，与协约国进行和谈。他一贯温和，在国际上享有威望。为了能够体面地和谈，不承认德国的失败，他要求统帅们：“在我不得不向敌人求和之前，再坚持十天八天，甚至四天。”但是兴登堡坚决地回答道：“形势危急，求和刻不容缓。”

因此，10月3日，德国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了立即缔结和约的请求。这等于向世界公开承认了德国的失败。甚至在此之前的10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会议上的各党派领导人称他们已经失败，亲手毁掉了德国的国内战线。

长期笼罩在黑暗中的人们，突然看见亮光，会有一种眼睛被晃得失明的感觉。因而在德国国内，所有不和谐与不稳定的力量都暴露了出来。

在几天内，由于英军突破了兴登堡防线后并没有真正突破战斗前线，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信心增强了一些，甚至产生了乐观情绪。更令其感到鼓舞的是，有消息称协约国军队进攻的力量有所减弱，特别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没有扩大战果。鲁登道夫仍然希望停战，但目的是让他的部队进行休整，随后进一步抵抗，并确保能安全撤退到边境内更短的防线中。到了10月17日，他甚至觉得军队不用再休整，可以立即开始行动。他这样想，与其说是因为战局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他的主观判断改变了。事实上，战局从来没有像他在9月29日所设想的那样糟糕。但是，他当时的主观判断现在已经彻底影响了德国的政界和公众，就像一颗鹅卵石扔进池塘，激起了层层涟漪。比起战斗前线，德国的“国内战线”虽然开始崩溃的时间更晚，但崩溃的速度却快得多。

10月23日，威尔逊总统答复了德国的和谈请求，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鲁登道夫想要继续作战，希望德军在德国边境的成功抵抗能够挫败协约国军队的信心。但是局势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德国的抵抗意志不复存在，他的建议无人听取。10月26日，他被迫辞职。

随后，德国首相因过量服用安眠药昏迷了36个小时。当他在11月3日晚上回到办公室时，土耳其和奥地利都已经投降，德国的后门被打开了。第二天，德国国内爆发了革命，并迅速席卷全国，原因是和平谈判被推迟以及德国皇帝不愿退位。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向革命者妥协。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将权力移交给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的全权代表已经在与福煦会谈。11月11日凌晨5时，他们签署了停战协议。11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战争的胜负在9月29日就已决定——早在那时，德军指挥部就已在心中认输。鲁登道夫及其副手当时“精神崩溃”，这种颓废的情绪传遍了整个德国，后来再想补救也无济于事。司令部也许能够恢复斗志和信心，改变实际的军事态势，但德国上下的士气已被瓦解，而士气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具有关键作用。

在促使德国投降的诸多因素中，封锁被认为是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即使没有革命，德国军队可能也无法守住德国边境。即使德国军民团结一心，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土，遏制住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德国也仍旧会失败，只不过撑的时间更长一些罢了，因为英国掌握着制海权，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利器。

但是加速了德国投降，使战争不至于拖到1919年的最大功臣是军事行动。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在停战的时候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崩溃，或者说德军已被彻底打败，也不意味着停战是一个错误的让步。如果仔细分析停战前一百天的记录，可以更加确信一个古老的真理：战争的真正目标应是在精神上打垮敌国统治者，而不是消灭其军队；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方的士气与意志，在物质上打击敌人，只能产生间接影响。真正让鲁登道夫崩溃的是协约国的奇袭，使他感到无力反击协约国之后的战略行动。这远比兵力、枪支弹药和土地损失对他的打击要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