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战略理论

从历史中，我们已经得出了诸多结论，现在似乎应在这一新基础之上，建一座战略思想宝库。

首先，我们要清楚战略是什么。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巨著《战争论》中将战略定义为：“一种以战斗为手段，以达成战争目的的艺术。换句话说，战略形成战争计划，指定了战争中每场战役的路线，并规定了每场战役中要进行的战斗。”

这一定义有两大缺陷：一是它将政策或更高层次的战争行为纳入了战略的范畴，可这本应该由政府决定，不该是军事领袖的职责。军事领袖的任务是指挥作战。二是它将“战略”的含义窄化为纯粹利用战斗，从而传达出这样一种错误思想——战斗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唯一手段。倘若学习克劳塞维茨的人们思想不够深刻，便很容易混淆手段和目的，并得出如下结论：在战争中，唯一的目标就是进行决定性战斗，一切都应该为这一目标服务。

战略与政策的关系

如果战略和政策通常由同一人来制定，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那么对它们进行区分确实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这种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的独裁统治者在现代很少见，到19世纪更是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倘若不对战略和政策加以区分，势必会产生有害影响。因为那样一来，军事领袖们可能会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策应该服从于他们的作战行动。而政治家们，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则又会超越其职权范围，干涉他们的军事雇员们对作战工具的实际使用。

毛奇为战略下过一个更清晰且明智的定义。他指出，战略就是“将军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对所拥有的工具进行的实际运用”。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对政府（他的雇主）的责任。他的职责就是在指定的战区内，最有效地使用分配给他的兵力执行战争政策，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他认为所得的兵力不足以完成指定的任务，他有权指出这一点，如果意见被否决，他也可以辞去指挥官一职。但是，如果他试图对政府发号施令，强求政府分配给他多少兵力，便是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

另一方面，制定战争政策的政府，必须使战争政策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政府有权干预战役中的战略，不仅可以撤换已经失去信任的指挥官，而且可以根据战争政策的需要修改其目标。政府应该清楚地指出作战任务的性质，但不应该干涉指挥官对军队的指挥调度。因此，战略的目标并不一定只是单纯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当政府发现敌人拥有军事优势时，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的战场上，政府都应明智地下令采取目的有限的战略。

政府有时可能会等待，等待盟国的作战或者从另一个战区调来的援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政府有时可能不仅会等待，还会限制陆上的军事行动，而通过经济手段或海军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若政府认为自己无力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者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此时为达到战争政策的目的，政府可以选择夺占敌人的领土。这些领土既可以永久收归己有，也可以在和谈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诸多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它并不像一些反对者所声称的那样在本质上是一种软弱的政策。在历史上，这一政策为大英帝国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多次拯救了英国的盟友，也为英国带来了永久的益处。这种“保守”的军事政策，难道没有资格在战争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吗？

采取目的有限的战略通常是为了等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一般的方法是消耗敌军的力量，手段是多次小规模袭扰敌军而不是冒险发动大规模打击。这种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使敌军的损失远远大于己方的消耗。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突袭敌军的补给；通过局部攻击，消灭敌军或使敌军遭受惨重损失；引诱敌军发动徒劳无益的攻击；使敌军分布过于广泛；在物质和精神上耗尽敌军的力量。

毛奇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以前提出的问题：一个将军在他的战区内执行战略时，应具有多大的独立决定权。如果政府决定采用目的有限的战略，或者是费边式的大战略，那么一个将军即使只在他的战略范围内试图击溃敌军，对于政府的战争政策来说，可能也是弊大于利。通常来说，一个目的有限的战争政策决定了战略的目的也是有限的。若想追求决定性的目标，那么必须先征得政府的同意，只有政府才能决定其是否值得追求。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简明扼要的战略定义：战略就是“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的的艺术”。因为战略不仅关系到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将它的作用局限于此，而且也关系到兵力调动的效果。而实际战斗中的军事手段运用，即作战部署和直接行动的指挥，则被称为“战术”。虽然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其分别称作“战略”和“战术”，但二者实则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可分割。它们不仅相互影响，而且彼此交融。

高级战略或大战略

正如战术是战略在较低层面上的应用一样，战略也是“大战略”在较低层面上的应用。实际上，“大战略”与指导战争行为的政策是一样的，但与决定战争目的的基本政策有所区别。它具有“政策在执行中”的含义。大战略（高级战略）的作用是协调和指挥一国或多国的所有资源，以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它由基本政策决定。

大战略首先应该清楚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多少，并设法使其得到发展，以维持作战行动。同样还应考虑到精神资源，因为人民的意志往往和物质力量同样重要。大战略也应该负责各军种之间的力量分配，并协调军事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此外，军事力量只是大战略的工具之一。大战略还应该注意运用经济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以及同样重要的精神压力来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一个好的作战理由既是一把剑也是一块盾牌。同样，战争中的骑士精神是最有效的武器，既可以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又可以提振己方的士气。

此外，战略只研究与战争相关的问题，但大战略则需想得更长远，要着眼于战后的和平。大战略不仅应该把各种工具结合起来使用，而且在使用时必须有节制，以免损害战后的和平。也就是说，要确保战后的和平安全稳定，各国能够恢复发展。大多数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无法享受稳定的和平，这一可悲的结果是因为以下事实：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的一大部分仍然是未知的，有待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纯粹的战略或军事战略

清扫了场地后，我们就可以在合适的平面和原始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战略概念——以“统帅的艺术”为基础。

战略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对目的和工具进行合理的计算，并使其相互协调。制定目的时，必须依据工具的总量来制定，切忌好高骛远。在追求每个中间目的时，所用的工具必须与中间目的的价值和需要成比例——无论是夺取一个目标，还是完成其他有助于达成最终目的的任务。过量和不足同样有害。

若想使目的和工具真正协调，则需要深刻理解“经济用兵”这一常常被曲解的军事术语，并做到真正的经济用兵。然而，由于战争的性质和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匮乏更增强了这种不确定性，即使是最睿智的军事统帅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协调，但是越接近这个标准，就越有望成功。

这种相对性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我们对战争科学的认识有多么丰富，战争的胜负都取决于其运用艺术。艺术不仅能使目的与工具更协调，而且可以通过赋予工具更高的价值，使目的得到延伸。

这就使计算变得复杂，因为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人类有多聪明或愚蠢，也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人的意志力有多强。

要素和条件

其实，战略与战术相比，计算起来更为简单，也更容易接近真理。因为在战争中，最不可估量的是人的意志，这种意志表现为战术上的抵抗。战略则不需要克服除自然障碍外的其他抵抗。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抵抗的可能性，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利用运动和出其不意这两个因素。

运动是物质领域的问题，需要对时间、地形和运输能力等条件进行计算。运输能力既包括运输兵力的能力，又包括运送物资的能力。

出其不意是心理领域的问题，需要考虑各个可能影响敌人意志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每种情况下又有所不同。这比物质领域的计算要难得多。

战略可能要么更多地利用运动而轻视出其不意，要么更注重出其不意而轻视运动，但实际上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运动产生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又可以增强运动的冲击力。如果在行军时速度加快，或者改变方向，即使不加以掩饰，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使敌人吃惊。而一旦敌人感到惊慌，他们就无法及时有效地抵抗和反击，为我们进一步运动铺平了道路。

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在执行时，界线常常是模糊的，很难确定战略行动在哪里结束，战术行动又从哪里开始。但是在概念上，两者又是界限分明的。战术只与实际的作战相关，而战略则不仅限于前线作战，还以尽可能减少战斗为目的。

战略目的

一些人认为，战争中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一些人则认为战略的唯一目标是战斗，还有一些人痴迷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取胜势必要流血牺牲”。这些人可能不会同意“战略要以尽可能减少战斗为目的”这种说法。然而，如果理性地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即使目的是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战略的目标也必须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斗。环境越有利，战斗也就相对越少。

因此，完美的战略是在不进行任何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历史上，在有利条件的帮助下，很多战略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例如恺撒的莱里达战役、克伦威尔的普雷斯顿战役、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毛奇1870年在色当对麦克马洪军队的包围战，以及艾伦比1918年在撒玛利亚丘陵地带对土耳其军队的包围战。近来最引人注目、最具灾难意味的例子，便是1940年古德里安的奇袭在色当的中部突破后，德军在比利时围歼了盟军的左翼，导致盟军在欧洲大陆全面崩溃。

虽然在这些例子中，一方使用非常经济的方法迫使敌人投降，从而摧毁了敌人的武装力量，但是，对于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达到战争目的来说，这种“摧毁”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目的不是征服他国而是自保，那么只要使敌人放弃行动，解除自身所受的威胁，其目的就实现了。

贝利撒留在苏拉遭遇失败，是因为他刻意放任部队去追求“决定性的胜利”，放纵他们追赶已经放弃入侵叙利亚的波斯军队。这种多此一举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相比之下，后来他挫败了波斯更危险的入侵，并把波斯军队赶出叙利亚的行动，也许是有记录以来最杰出的行动，他纯粹使用战略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家目的。在该行动中，心理作用效果显著，以至于根本无须作战，敌人就自动放弃了其目的。

虽然这种不流血的胜利非常罕见，但正因其罕见，其价值才更高，因为它证明了心理战在战略和大战略层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尽管人类有数千年的战争经验，但直到近些年，我们才开始研究心理战。

通过对战争的深入研究，克劳塞维茨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智慧决定了所有军事行动及其效果。”然而，国家在战争中总是被狂热的欲望冲昏了头脑，无视这一结论。他们不运用智慧，而是选择硬碰硬，用头去撞最近的墙。

通常来说，负责制定大战略的政府，需要决定战略的目的是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还是发挥其他作用。正如外科医生的手术箱中有许多工具那样，军事手段只是实现大战略目的的工具之一，战斗也只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工具之一。如果条件有利，战斗通常最快起效，但如果条件不利，强行使用这件工具便是愚蠢之举。

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政府授权一个战略家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位战略家的责任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达成这一目的，以获得最有利的结果。因此，他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战略形势，这种战略形势极为有利，以至于如果其本身不能产生决定性结果，那么紧接着再进行一场会战就一定能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是使敌人失去平衡，陷入混乱之中，这样一来，敌人可能会自动崩溃，或在战斗中更容易被击垮。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战斗，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和直接的会战是两回事。

战略行动

如何在战略上使敌人失去平衡呢？在物质领域，可以采取如下行动：扰乱敌人的部署，迫使敌人突然改变战线，以打乱其部队的分布和组织；将其部队分隔开来；阻止其获取补给；威胁其撤退路线，使其无法撤退到基地或本国内重整旗鼓。

以上行动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敌人陷入混乱，但更常见的是几种行动共同发挥效力。事实上，这些行动很难被区分开来，因为向敌人后方行军往往会将这些行动结合起来。然而，它们各自的影响是不同的，历史经验表明，它们根据军队的规模和组织的复杂程度而变化。对于“就地取食”的军队来说，他们通过掠夺或征用，在当地获取补给，因而交通补给线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同时，在军事发展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部队规模越小，对补给线的依赖也就越小。一支军队越庞大，组织越复杂，一旦其交通线遭到威胁，该军队受到的影响就越迅速和严重。

如果军队不太依赖交通线，那么战略运用也会相应地受到阻碍，战术就变得更加重要。然而，即使受到阻碍，有才能的战略家通常会在战斗前，通过威胁敌人的撤退线打乱其部署平衡，或威胁其本地补给使自己占据明显优势，然后发动战斗夺取决定性胜利。

为了能够产生效果，实施这种威胁时，必须尽早进行，在空间上也要更接近敌人的军队，而不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因此，在古代的战争中，通常很难区分战略机动和战术机动。

在心理上，敌人失去平衡通常是因为上述各种物质手段对其统帅产生了影响。如果敌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深感无力反击，这种影响就会更强烈。从根本上说，在心理上失去平衡，源于这种深陷困境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从后方攻击敌人常常可以产生这种效果。一支军队就像一个人，如果遭遇从后方而来的打击，必须调转方向才能有效地使用武器进行防御。而转身时，军队就像人一样，会暂时失去平衡；且比起一个人，一支军队恢复平衡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大脑（军队的统帅们）对任何后方威胁都非常敏感。

与之相反，直接攻击敌人会巩固敌人的物质和心理平衡，并增强其抵抗力。因为敌人会朝他们的预备队、补给和增援部队撤退，所以尽管敌人的前线防御变弱，其后方却更加坚固。这样的进攻也许会让敌人感到紧张，但无法使其陷入混乱。

因此，绕过敌人的前线，从后方发动攻击，不仅是为了尽量避开敌人的抵抗，也是为了取得决定性结果。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在心理方面，就是要选择一条最出乎敌人意料的路线。它们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解这一点可以拓宽我们对战略的认识。因为，如果我们选择的路线在阻力最小的同时却非常明显，那么敌人也会被吸引过来，这样一来，这条线就不再是阻力最小的路线了。

在研究物质因素时，我们绝不能忽视心理因素。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战略，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间接路线，才能打破敌人的平衡。

倘若仅是迂回到敌人的后方，是不能算作战略上的间接路线的。战略艺术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在开始时，这种路线是间接的，避开了敌人的前线；但由于它直捣敌人后方，敌人很可能会发现，并改变部署，以新的正面迎战，这样该路线的间接性就不复存在。

由于敌人有可能改变战线，因此通常有必要在向敌人后方进攻之前，实施一个或多个迷惑性行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其目的是在物质和心理两个层面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在物质层面，这会导致敌人的兵力被分散，身心俱疲，以至于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随后的主要进攻，从而遭遇决定性的失败。在心理层面，要设法欺骗敌人，使其感到困惑和恐惧。对于这种战略，“石墙”杰克逊曾有过如下名言：“先迷惑敌人，使其误入歧途，随后再发动奇袭，令其大吃一惊。”迷惑和误导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而奇袭可以导致敌人陷入混乱。一旦敌军指挥官的注意力被分散，他的部队也会随之分散。丧失心理自由的后果便是随之丧失行动自由。

心理因素贯穿并支配物质领域。如果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就能更好地制定间接路线。因为这警告我们，试图从数学角度对战略进行分析研究是错误和浅薄的。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集中大量兵力，占据人数优势便能取胜，实在是错得可笑。从过去那种几何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一样错误，其不仅与线条和角度有关。

军事教科书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即认为战争主要与集中优势兵力相关，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实践中，它通常会导致使用者走进死胡同。福煦对“经济用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经济用兵即是将所有的兵力，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投到一个特定的地点上。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使所有部队永久保持联系，而不能把它们分开，使每个部分的功能固定不变。此外，一旦取得了一个结果，就要再次部署军队，集中打击一个新的目标。”

一种更确切、更清楚的说法是：军队的各个部分之间应该可以相互支援，并能够及时快速集合，在一个地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至于辅助主要行动的其他行动，只应使用最低限度的必要兵力。

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即使是口头上说一说也极为危险。此外，在实践中，“最低限度的必要兵力”加起来可能比“尽可能多的兵力”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更大。我们甚至可以说，用来有效分散敌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集中打击取得决定性的机会就越大。否则，敌人的防御很可能坚不可摧，集中力量进攻只会徒劳无功。

仅在选好的地点集中大量兵力，在人数上占优势还不够，必须确保敌人不能及时获得增援，否则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外，想要取胜，敌人必须在人数和精神上都处于劣势。拿破仑之所以会遭受数次严重的挫败，正是因为他忽视了这一点。由于武器不再像从前那样能有力地阻止敌人行动，分散敌人注意力的策略就显得愈发重要。

战略基础

福煦和克劳塞维茨的其他门徒没能完全理解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理：在战争中，每个问题和每个原则都是二元的，像硬币一样，都有两面。为了使二者相协调，需要适当地妥协。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战争由双方共同参与，所以一方在进攻时也要注意防御。想要有效地打击敌人，必须削弱敌人的防御。只有当敌人兵力分散时，你才能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通常情况下，为了诱导敌人分散兵力，你自己的部队也必须广泛分布。因此，存在一个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的说法：只有分散才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此外，战争双方互相影响的另一个结果是，为了确保夺取一个目标，应该同时威胁多个目标。这一点与19世纪福煦和他的门徒们的学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实践与理论的对比。因为如果敌人清楚你的目标，他就可以采取防御措施保护自己，并削弱你的力量。而如果你的路线同时威胁到多个目标，你就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这是最经济的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方法，因为它使你可以将大部分力量集中在真正的作战线上，从而既集中了最大的兵力，又保证了必要的分散。

倘若路线只有一个目标，便违背了战争的本质，违背了布尔塞在18世纪所说的精辟格言：“每个作战计划都应该有几个分支，制订时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保障其中至少有一个能够成功。”年轻的拿破仑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在战斗中加以运用。用拿破仑自己的话来说，即“作战永远应该有两个方案”。70年后，谢尔曼经过反思，重新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并说出了他的著名格言：“将敌人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存在我们无法控制的敌人，我们就必须预设多个方案。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适应都是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战争只不过是人类与环境斗争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

为使计划可行，在制订任何计划时，都必须考虑到敌人的反抗力量。想要克服这种障碍，需要制订一个可以顺势而变、适应实际情况的计划。为了在掌握主动权的同时具有这种适应性，最好的方法是沿着可以同时威胁多个目标的路线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把敌人置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确保自己至少能夺取一个目标——防御最弱的那一个，甚至可能接二连三地夺取一连串目标。

在战术领域，敌人很可能基于地形进行部署，因而比起战略领域，可能更难威胁多个目标，使敌人进退两难。因为在战略领域，敌人必然会保卫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但是，你可以根据敌人的部署，利用敌人的弱点，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行进，并获得类似的优势。一个计划就像一棵树，如果想要结果，就必须分叉。一个目标单一的计划很容易一无所获。

切断交通线

在计划打击敌人的交通线时，无论是通过侧翼迂回，还是在正面打开缺口快速突破，都需要找到最有效的目标——是应该在紧靠敌军后方的位置发动进攻，还是袭击其更远的后方？

当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实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刚刚建立，它们的战略用途还正在考虑之中。通过分析过去的骑兵突袭，尤其是铁路投入使用后的几次战争中的骑兵突袭，我得到了启发。虽然在我看来，骑兵突袭的潜力比机械化部队的深入战略渗透更有限，但这种差异更加凸显了其意义。进行必要的修改后，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一般来说，打击离敌军越近，起效越快。离敌军的基地越近，影响越大。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如果敌军在运动之中，或正在执行作战行动，那么比起他们驻扎在一地不动，效果总是更大也更快。

突袭的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军的战略位置和补给条件，即他们补给线的数量、换用其他补给线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前线后面的仓库中可能储备的补给量，等等。在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还应该权衡夺取各个目标的成功率，将距离、自然障碍及可能遇到的敌军抵抗强度考虑在内。一般来说，要走的距离越长，遇到的自然障碍就越多，但敌军的抵抗力也会越小。

因此，除非自然障碍非常难以克服，或者敌人不怎么依赖基地的补给，否则应尽可能在敌人后方很远处切断其交通线，这样取得的效果更大，也更有望获胜。

此外，虽然在接近敌军后方的地方发动打击可能会对敌军的士气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在后方更远处进行打击，往往可以对敌军指挥官的心理造成更大影响。

在过去，骑兵突袭往往因为不注重进行破坏而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许多人也过分低估了使用机动突袭切断敌军交通路线的价值。应该认识到，想要切断敌军的补给，不仅可以毁坏其运输路线，也可以实际拦截或威胁其火车和卡车车队。随着机械化部队的不断发展，灵活性和越野机动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形式的拦截方法就更有可能成功。

这些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最突出的例证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该部队当时远远领先于德军的主力，在亚眠和阿布维尔越过索姆河，到达盟军的后方远处，切断了盟军的交通线，使他们在物质和心理上都遭受重创，陷入瘫痪。

前进的方法

直到18世纪末，无论是在战略方面（开赴战场），还是在战术方面（在战场上），都普遍采用集中推进的原则，直到拿破仑时期才发生改变。拿破仑根据布尔塞的想法和新的师制，开创了在战略上分散推进的先例，也就是军队分成数个独立的部分行军。但是总的来说，在战术上仍然采用集中推进的方法。

到19世纪末，随着火力武器的发展，为了减少火力造成的伤亡，战术上的推进也变得分散。然而，战略推进却再次变得集中——部分是因为铁路的影响和军队规模扩大，部分是因为当时的人误解了拿破仑的思想。

为了复兴战略的艺术和效果，需要回归分散式的战略推进。此外，空中力量和摩托化力量等新因素，更表明未来的趋势是分散式战略推进。为了躲避危险的空袭，迷惑敌人，以及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机动性的价值，前进的部队不仅应该在不影响联合行动的情况下尽可能广泛地分布，而且应该在不影响整体凝聚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分散。尤其是在面对核武器的威胁时，这至关重要。无线电的发展更为分散行军提供了便利，确保了命令的传达和彼此之间能够保持联系。

我们不应简单地集中兵力以发动集中打击，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以下方案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

1.分散推进，但都针对同一个目标。

2.分散推进，但依次集中进攻一系列目标。

（夺取每一个目标前，都需要预先采取行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但如果作战路线同时威胁了多个目标，导致敌人已经颇为困惑，兵力大大分散，那么就无须多此一举了。）

3.分散推进，同时分开进攻多个目标。

（在新的战争条件下，在若干地方取得部分胜利，甚至仅仅是威胁若干个点，其累积的效果可能比在某一点上完全成功的效果还要大。）

军队行动的效果，取决于新方法的发展程度。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突破敌军防线，控制敌人的部分领土，但并不完全击溃敌军的防线；二是使敌军的行动瘫痪，而不是好高骛远，试图彻底粉碎敌军兵力。兵力集中可能会导致僵化，造成危险，而兵力的流动则可能会助力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