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中，窝阔台被称为“合罕”，这个名称原本就是“可汗”之意（该词本身和“罕”、“汗”同义，窝阔台时期词义固定下来，专指最高统治者，而其他王仅可称“汗”）。但随着成吉思汗的死亡，窝阔台自称的合罕有“汗中之汗”之意，并成为窝阔台的专有称号，他因此也被称为“合罕皇帝”。忽必烈死后，合罕的称号有时被用于蒙哥、忽必烈等人。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统治风格出现了巨大转向。合罕皇帝窝阔台
的统治以极度慷慨著称，为了发放赏赐，他几乎将父亲的国库耗空，这甚至影响了其汗国未来的命运，但他不得不这么做。

成吉思汗死后，作为小儿子的拖雷继承了八成的军队，其余三子的军队数量都不足以与之抗衡。窝阔台没有足够的军队，却作为合罕统治着广阔的中央直辖区，这使得他只能依靠赏赐和亲情维持着这个失衡的政权。

由于军队出自部族，控制最大规模军队的拖雷系拥有最多部族的支持，这使得窝阔台之后的选举往往被拖雷系左右。

成吉思汗死后的制度类似于辽国的两面官制：草原地区分封给其四个儿子，但辽阔的农耕地区留给了选举出的合罕，由合罕委任的总督进行统治。最终，拥有军队的各个支系必然压迫合罕的力量，重新对农耕区进行瓜分。

合罕应对这种权力不均衡的方法，除了赏赐与亲情，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各个支系必须提供军队。合罕的战争目的是：要让各个支系参与战争，也要让他们获得战利品，但不能让他们获得新的地盘和增加军队。

窝阔台死后，他的皇后和儿子无力维持这个摇摇欲崩的帝国，财政也已经枯竭。朝廷被迫任命来自西方的敛财能手，破坏了耶律楚材竭力打造的正规财政制度。

不一样的合罕

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南宋宝庆三年）8月18日，成吉思汗死在了征讨西夏的途中。他死时，蒙古社会已经被西征深深地改变了。在这之前，他们是贫穷、勇敢的蒙古人，但此时其内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化，通过战争劫掠，有的人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他们突然发现各种物资得来得非常容易，不用像以前那样在内部进行调配。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界限已经出现。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的统治风格突然出现了一次巨大的改变。成吉思汗本人是威严、坚韧和残酷的，是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这样的品质让他成了最佳的开国者，拥有无上的威望。但他的继承人窝阔台没有父亲的威望，父亲可以用严苛的训练和杀戮让所有人屈服，但他做不到。于是，这位被称为“合罕”的君主突然间将父亲的严厉政策完全换掉，用一种赎买性政策来取代，政策的核心是多花钱、多赏赐，以经济利益换取人们的服从和各个支系的团结。

窝阔台上台之初的许多做法与之前就有着鲜明的对比，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兄弟和睦的假象。在克鲁伦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时，志费尼讽刺地写道：“（他们）首先愉快地一气宴乐三天三夜，他们的内心毫无猜忌和欺诈的念头。”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二十九章。


然后他们快乐、友爱地讨论了40天，窝阔台才在第41天接受了大汗的职位。窝阔台显然知道大家都需要什么，他下诏把多年来成吉思汗从东西各国征集来的国库贮藏打开，其总数连账簿的肚子都容纳不下。简单地说，他把父亲的财富分给了众人，用来换取他们的效忠。

.事实上，窝阔台的宽厚也是他被成吉思汗选中的原因之一。在战争中，他曾经作为协调者解决兄弟之间的矛盾。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成吉思汗意识到广阔的中央直辖区只有被一个可以得到各方认可的人统治才不会解体。但成吉思汗并没有找到处理中央直辖区的好方法。


史书中还有大量关于窝阔台慷慨大方的记录。“他把来自帝国远近各地的东西，不经司账或稽查登录就散发一空。”他从不让那些穷人失望，也总是给求官者赏点什么官职。国家和财政大臣一次又一次地反对他的浪费，但都无济于事。他本人也喜欢喝酒玩乐，并邀请大家一同热闹。

窝阔台修建了哈剌和林，并花高价购买大量奢侈品用于赏赐和消费。这在他的批评者看来得不偿失，但又是社会建设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窝阔台既然表现得像一个挥霍无度的富二代，那也就意味着他必须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劫掠式财政之下，合罕必须通过更多的战争去夺取财富，才能满足自己的赏赐和消费需求。

.关于窝阔台慷慨大方的无数例子，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三十二章前后，以及《史集》的《窝阔台合罕纪》部分。


窝阔台的慷慨大方给他的汗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当其他几位兄弟都建立了庞大的势力圈（汗国）时，他这一支的汗国（窝阔台汗国）却走向衰微，最后灭亡。虽然这和兄弟之间的争斗有很大关系，但他的汗国财政亏损也是重要原因。

窝阔台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在兄弟冲突中往往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或许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角色，成吉思汗选择让他继承汗位。可是，既然他是聪明人，必然知道这样慷慨的赏赐会对自己的汗国造成怎样的影响，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原来，他父亲在去世的时候，暗地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让这个大汗的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又充满了徒劳的艰辛。

成吉思汗死后的军事和政治

成吉思汗遗留的最大问题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为了牵制各个儿子，专门打造了一个不对称的军事系统。这个军事系统的实质是：蒙古的大部分军队都不从属于其子，而都掌握在他本人手里。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活着的时候控制儿子们。可一旦他死亡，从属于他本人的那支庞大的军队就成了帝国失衡的关键因素。

.蒙古的军队从属于部族，因此，军队对应着背后的部落势力。由于军队与各个汗王形成了从属关系，从而构成了部族的忠诚系统。


根据史书记载，组成蒙古武装力量骨干的蒙古军队总共有12.9万人。
其中有10.1万人由他本人掌管，剩下的诸王（包括他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只有2.8万人的军队。

在他死后，另一个更加古老的传统起了作用。蒙古人的传统是小儿子和父亲不分家，于是在他去世后，他本人掌管的10.1万人的军队就都归了他的小儿子拖雷。即便日后蒙古人选择窝阔台为汗，这些军队也并没有交由新任大汗指挥。这就形成了拖雷一系掌握八成蒙古嫡系部队的局面。

如果有一个成熟的制度体系，那么当选大汗的人理应继承帝国的主力军队。然而，虽然大汗是选举的，军队却根据另一个传统被小儿子继承了，这造成了蒙古内部永久性的失衡。

.我们还可以看到，此时的左军和右军的指挥官就是成吉思汗的左翼统帅和右翼统帅，只是这时候两军已经非常庞大。两位统帅之下依然是千户，这为蒙古军队从千户制上升为万户制创造了条件。到忽必烈后期，万户已经极为常见。


拖雷继承的军队中包括最强悍的御前千户，也就是最精锐的中军1000人，再加上左右两军共10万人。其中右军3.8万人，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为博尔术和博尔忽；左军6.2万人，指挥官为木华黎国王，副帅为八邻部的纳牙那颜。

正是这些军队构成了属于拖雷系的蒙哥大汗、忽必烈和旭烈兀（这三人都是拖雷的儿子）后来崛起的基础性力量。蒙古的军队是直接对应到部族（千户）的，也就是说，每支军队都出自部族，当这支军队归属某个支系时，就意味着这个部族的所有人都属于这个支系。蒙古人的选举带着很大的部族民主色彩，这导致支持拖雷系的部族永远是最多的。除了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窝阔台死后的任何选举，都将是拖雷系力量占优。只是在最初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才让窝阔台的儿子贵由短暂地担任了大汗。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军队力量简述，见《史集》第一卷中关于万户、千户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在剩下2.8万人中，有1.6万人分给了成吉思汗其余四个儿子，最后的1.2万人分给了他的弟弟和母亲。分给儿子的1.6万人中，嫡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各分得4000人，庶子阔列坚获得了剩余的4000人。术赤和察合台正是以这4000人为基础，整合了当地的土著兵，各自建立了汗国。

窝阔台原本只分得4000人，但由于继承了父亲的大汗之位，原则上他有权力调动全蒙古的兵马。但这种权力是虚的，各个部族军队的实际忠诚是从属于支系的，只有在支系各汗默许的情况下，大汗才能够调动。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隐患：拖雷的军队太庞大，只有他愿意听话的时候，大汗的权威才能够保持；如果拖雷不听话，大汗其实是指挥不了他的军队的。窝阔台在世时，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团结和诚意，只有依靠赏赐和庆典，才能维持兄弟之间的和睦，指挥蒙古的军队。

窝阔台死后，其子贵由即位，随着兄弟之间的斗争加剧，窝阔台系所能指挥的军队越来越少。之后，当术赤系和拖雷系联手时，窝阔台系就无力对抗了。拖雷的儿子蒙哥之所以能够打败窝阔台系取得汗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身后的10万军队所对应的部族。他上台后对窝阔台系的四千军队进行清洗和瓜分，导致窝阔台系丧失了嫡系部队，这是后者无力建立稳定汗国的最重要原因。

.见《蒙古帝国史》第四章第一节。


军队的分配产生了不均衡，而领地的划分加剧了这种不均衡。成吉思汗在授予他的儿子们领地时，也是有所保留的。
他死时，四个嫡子的封地都在北方地区。其中术赤获得了巨大的西伯利亚—突厥斯坦草原，但那里地处极西，即便对蒙古人来说也是非常偏远的。察合台的封地原则上包括哈剌契丹、伊犁草原、亦思宽（今伊塞克湖）、吹没辇（今楚河）和塔剌思（今塔拉斯），这些地方主要位于现新疆的西北部和现在的哈萨克草原。作为合罕的窝阔台的封地并不大，位于黑也儿的石河流域和也迷里牧地，这个地区位于塔尔巴哈台周围的大阿尔泰山和库克恰腾吉斯（今巴尔喀什湖）之间，也是从前乃蛮人的西南部分。

拖雷则继承了最核心的区域，也就是蒙古老家。他控制的地区主要在克鲁伦河、斡难河和图拉河流域。

.在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完全占领伊朗、高加索和叙利亚，这个过程到旭烈兀西征才终结。


人们谈论这些封地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的主要封地都在北方的草原上，这些地区虽然便于放牧，但对新兴的蒙古政权来说，真正富有生产力的土地其实是他们新征服的地方，即主要位于亚洲东部和西部的农耕区域。在东部是巨大的中原地区，在西部则是刚征服的中亚地区，以及更遥远的伊朗、高加索和叙利亚。
但这些地区都没有分封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

.直辖区的划分也是模糊的，比如，河中地区、伊朗地区和呼罗珊地区作为直辖区的隶属关系也有过改变，见下文。


出现这样的失衡，也许是因为成吉思汗死得太早，当时他刚刚获得这些土地，还没有考虑好要如何分配。于是，他暂时将这些地区留给自己做直辖区。这些直辖区在他死后留给了统一的蒙古政权，也就是由选举出的大汗管理。事实上，由于区域过于广大，直辖区也不是直接由大汗管理，而是又设立了一系列的总督，将直辖区划成几部分，交给总督代管。

我们可以把这种混合制度与辽国的两面官制进行类比。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包括了北方的游牧区和南方的农耕区，他们为此设立了两面官制度。北面官负责草原区域的管理，采取传统的游牧制度；南面官负责农耕区域，采取类似中原的行政制度。成吉思汗的混合制度也有类似之处，其四子的封地相当于辽国的北面官体系，而巨大的中央直辖区属于农耕区，不能完全使用游牧民族的制度来管理，因此可以对应南面官体系。只是由于时间不够，南面官体系在成吉思汗死前并没有严格确立起来，而是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军事和分封混合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军队大都由拖雷继承，其余三个嫡子手中没有多少嫡系部队。而四个嫡子的封地都位于北方草原，辽阔的中原与河中、伊朗等地属于大汗（也就是窝阔台）的直辖地区，又由大汗交给总督代管。

在这种制度下，大汗的直辖区辽阔无比，几乎包括了蒙古人新征服的所有农耕地区，但中央的军队规模不足，只占了整个国家军队的一小部分，很难控制这么辽阔的土地，必须依靠其余三大支系的军队支持。这就迫使大汗必须与三大支系合作才能进行统治。

在这样的局面下，还有另一个制度漏洞。合罕发现自己拥有发动新的战争的权力，而根据蒙古人的传统，在战争中，四大支系都必须贡献自己的军队，供合罕调遣。也就是说，除了赏赐和享乐，合罕只要联合四大支系共同发动战争，就可以通过军事劫掠来制造团结的局面。

新的战争可以满足蒙古军功集团的占有欲。由于俸禄式的财政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蒙古的军功集团还没有办法依靠新征服地区的税收来获得收入，大都要依靠战争中的掠夺来发财。

而在战争中，窝阔台必须小心翼翼地限制兄弟们的野心，避免他们获得新的土地而坐大，也就是：要让他们参与战争，也要让他们获得战利品，但不能让他们获得新的地盘和扩大军队。

在战争之外，窝阔台小心翼翼地巩固着中央的权威，进行着制度建设，希望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个支系之上建立一个拥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样等他死后，这个帝国仍然可以维持。可以说，成吉思汗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完成制度建设，而窝阔台要做的，就是补上这一课。这时他发现，因为老家被分给拖雷，这个庞大的国家其实连个都城都没有……

艰难的制度建设

为了建立国家的基础，窝阔台首先必须拥有一座都城。蒙古人起家于肯特山，但这里已经成了拖雷的封地，窝阔台不想与拖雷系发生冲突，也不愿受制于拖雷系，因此东部地区已经不再适合作为蒙古的都城。

幸运的是，西部的鄂尔浑河谷地带是草原部落天然的都城，这里才是蒙古最核心的位置，地域开阔、水草丰美、与各地区的联络都方便，历代草原民族都会选择这里作为都城。

.这里除了是蒙古人的都城，还是匈奴人、突厥人和回鹘人的都城，黠戛斯人与契丹人也在附近建城。哈剌和林西面是杭爱山，南面是沙漠，易守难攻，也构成了军事地理上的最佳保护。对哈剌和林地理位置的描述，来自本书作者的亲自观察。


更重要的是，把都城建在这里，鄂尔浑河谷还可以限制东面拖雷系的领地，同时又不惊扰拖雷系。这里还靠近四大封地的中心，便于集结和控制。
正是由于这么多的优点，窝阔台选择在这里建立都城哈剌和林，就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了。

哈剌和林从1235年（元太宗七年，南宋端平二年）开始建设，从最初的帐篷发展成环绕着城墙和宫墙的大型城市。这座城市在后来的蒙哥时期成为世界的中心之一。这里有12座佛寺和道观、两座清真寺、一座景教教堂，城区里还有一处回族区和一处汉族区。在整个城市里，来自不同地方、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混居，充满了国际化色彩。城市的西南角是合罕的宫殿区域。直到忽必烈将权力中心移到大都，哈剌和林才失去了权力中心的地位。

.鲁布鲁克曾经描写过蒙哥汗时代哈剌和林建造的能够自动出美酒的机械装置，这是由西方人建造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蒙古人对哈剌和林的经营。见《东方行记》。


.见《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二）》。


在窝阔台时期，为了方便哈剌和林与各地的联系，又修建了驿站系统，让全世界都能够通往哈剌和林。“他建立制度，让每天有五百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把它们储于仓中，以便取用。为谷物和酒建造了庞大的大车，每辆车要用八头牛运送。”
他降旨，让穆斯林工匠在距离哈剌和林一天行程处……建造一座宫殿……那里搭起了一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这座大帐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复有织物，被称为“昔剌斡耳朵”。

.见《元朝秘史》。驿站的建设是由察乃和不剌合答儿提议的，并由阿剌浅和脱忽察儿负责办理。而在驿站路线上挖井则由察乃和委兀儿台负责。


驿站系统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开始建设，但真正将其树立为正规化制度是窝阔台做到的。根据规定，每一个驿站需要驿卒20人。

.见《蒙古帝国史》第四章第一节。


在税收制度上，窝阔台也进行了初步的设计。他整理了刚刚起步的综合税收，按游牧与农业规定了不同的税制，其中游牧人口缴纳1%的牲口税，而定居人民则缴纳10%的收入税。为了规范游牧部落之间的行为，他还划分了牧地，形成了集体财产权。

除了修建哈剌和林，窝阔台最关心的莫过于大汗之位给他带来的直辖区。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他的兄弟们染指这些地区。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二十九章。


对于西部的河中和伊朗地区，由于还需要继续征服，窝阔台派遣大将绰儿马罕继续进攻呼罗珊和伊拉克。同时，派遣阔阔台和速不台征讨北方的钦察人和不里阿耳人。在东方，他派遣将领负责攻略吐蕃和高丽，而他本人则去进攻金国。

关于东方的征战和控制，我们到后面再谈，先了解一下西部地区的控制手段。事实上，窝阔台一直致力于在河中和伊朗地区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在其父统治时期，由于退兵迅速，只能将中亚地区留给牙老瓦赤和他的儿子管理，也就是代为收税。除了收税，不干预内政。窝阔台上任后，派遣绰儿马罕征服波斯，他试图在这里建立正规机构，顺便对中亚地区进行正规化和制度化管理。

.这些总督并不来自黄金家族，而是与他们亲近的蒙古人。比如，绰儿马罕是雪泥部人。这也可以看作窝阔台对黄金家族成员的防范，避免他们染指中央直辖区。


.见《草原帝国》第六章第四节。


他没有把这些区域交给兄弟们，而是继续让将领和总督们巩固中央直辖区的地位。波斯地区（不包括东部的呼罗珊）交给了征服波斯的蒙古将领绰儿马罕统管（1231—1241年统管，即南宋绍定四年至淳祐元年）。
绰儿马罕死后又交给了拜住（1242—1256年统管，南宋淳祐二年至宝祐四年）。
到了贵由时期，在西部增加了一个叫作宴只吉带的亲信负责军政。他的结局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二部第二十六章。


.阔儿吉思也称“阔里吉思”，他不是蒙古人，而是畏兀儿人。最初为术赤部将，后来担任书吏，传授回鹘文字，获得重用。他的一生反映了蒙古人内斗的激烈程度。


呼罗珊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窝阔台让一个叫作成帖木儿的人担任呼罗珊的统治者，此人大约死于1235年（南宋端平二年。一说1236年，南宋端平三年）。
之后，这个职位被短暂地授予一个叫作诺撒耳的人，最后转入一个叫作阔儿吉思的人手中。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二部第三十二章。


阔儿吉思时期，呼罗珊围绕税收问题的争斗已经越来越激烈了。蒙古人对新征服地区往往采取临时性税收政策，也就是以在短时期内尽量榨取最多的利益为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就会涌现出一群技术化的税吏（或者是包税人），对该地区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攫取。在呼罗珊，最著名的税吏叫舍里甫丁。
舍里甫丁与那些希望减轻负担、将税收正规化并转变为常税的官员形成了路线之争。

代表常税路线的，就是呼罗珊长官阔儿吉思以及阔儿吉思的继任者阿儿浑。阔儿吉思认为，在蒙古人来到呼罗珊之前，这里的税法是以财产认定的，但这样做必须首先清查财产。而蒙古人由于来得仓促，并没有办法做到清查。于是蒙古人采取的权宜之计是收取直接人头税，每10人交70鲁克尼第纳尔，不管富裕还是贫穷。如果蒙古人没有征收够他们想要的税额，就会继续摊派，直到满足。

但继续摊派的问题是，穷人已经交不起税了，而富人依然没什么压力。阔儿吉思主持了对呼罗珊的税务清查，改为富人每人交500第纳尔，穷人则只交1个第纳尔，二者的差距是500倍。但就算这样，呼罗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税额不均，并伴随着反叛的现象。再加上舍里甫丁等人的抵制，阔儿吉思的管理一直磕磕绊绊。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二部第二十七到第三十一章。这里的“大变局”指的是汗国势力侵入中央直辖区。


阔儿吉思在窝阔台死后的混乱期内斗中被杀。继任者阿儿浑继续着正规化措施建设，直到中亚再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局。

呼罗珊再向北，就是河中地区。由于成吉思汗任命牙老瓦赤担任河中地区长官，窝阔台对这个区域内的权力架构没有进行改变。但是，由于河中地区靠近察合台的封地，对这里的处置已经与宗王权力产生了冲突。

.察合台的封地位于河中地区的北方和东方，原则上包括哈剌契丹、伊犁草原、亦思宽、吹没辇与塔剌思，由于与河中地区最近，察合台是最觊觎河中地区的汗王。


.见《史集》第二卷《察合台汗传》第二部分。


显然，窝阔台将辽阔的河中地区保留为中央直辖区而并没有分配给宗王的做法，引起许多宗王势力的不满。察合台靠近河中，
他采取的办法是蚕食式的，他将一部分属于牙老瓦赤管辖的中央直辖区授予自己的手下，以此作为试探。这样的试探引起牙老瓦赤的不满，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上诉到窝阔台处。此时，察合台也感觉到事情闹过头了。处理的结果是，察合台为自己的僭越而道歉，窝阔台欣然接受了察合台的道歉，并将那部分争议土地从中央直辖区剥离出来并授予察合台。
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保证团结，既保留了合罕的面子，也给了支系实惠，但事实上它的危害也是巨大的，为宗王势力对中央直辖区和其他中央权力的侵夺打开了大门。

古代中国北方的新型统治

除了对中亚地区保持中央控制，建设新都城和驿站系统，以及利用丰厚的赏赐彰显团结，窝阔台执政时期，是以两场大型征战为主线的。由于其地位不稳固，必须依靠征战带来的新的军事掠夺来满足各个支系的贪欲，以确保团结。

在中原，窝阔台领导了灭金战争。中亚的战争是以不依赖宗王势力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由窝阔台派出直属于自己的军队，由亲信大将率领，避免成吉思汗的其他后代（宗王）参与。但面对金国，窝阔台并不足以单独攻克它，必须联合其他宗王，组成联军才能战胜它。由于术赤和察合台两系的势力范围更加靠西，进攻金国的重任就落在了窝阔台和拖雷的肩上。因此，在进攻金国时，窝阔台的策略就在于如何利用拖雷手中庞大的军队，但同时又不把征服的土地交给拖雷，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见《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二）》。


1229—1234年（南宋绍定二年至端平元年，元太宗元年至元太宗六年），窝阔台为了实现了中央控制，一方面派绰儿马罕进攻伊朗，阔阔台和速不台进攻钦察、不里阿耳；另一方面和拖雷系联合进攻金国，将其灭亡。

.关于蒙金战争，最好的叙述来自周思成的《隳三都》。此外，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军事密码》。


灭金的过程并不是本书的重点，简言之，由于掌握了庞大的军队，拖雷一马当先，从陕西借道南宋的汉中地区，沿汉江而下进入南阳（位于现河南西南部）一带，从南方抄了金国的后路，成为战争史上著名的大战略，并为后来绕道大理进攻南宋提供了先例。

.蒙古人更愿意相信拖雷是在某种萨满气氛的仪式中，代替患病的窝阔台死去的，见《元朝秘史》卷十四。亦有人认为拖雷可能死于窝阔台的毒杀。但由于没有证据，更可能的情况还是患病去世。


拖雷在金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就去世了。
不管他的死亡原因是什么，这个事件本身给了窝阔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事实上，窝阔台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将拖雷系的军队肢解，将其重新划入大汗的旗下。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那么对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存续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帝国威胁最大的一股宗王势力不存在了，而中央集权的加强也有利于压制其他势力。

.《新元史·后妃传》等史籍的记载相对简单，《史集》等书的记载更丰富。


但不幸的是，窝阔台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拖雷的遗孀唆鲁和帖尼。
这个女人以极大的勇气和定力维护着自己的儿子和拖雷系，而窝阔台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由于开始的尝试没有取得效果，他便不再坚持。这也使得拖雷系在丧失了领袖之后，军队并没有被肢解。

.见《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第二部分。


根据记载，窝阔台做了数次尝试。
首先，他试图让自己的儿子贵由娶唆鲁和帖尼，一旦这桩婚姻达成，那么拖雷系自然就和窝阔台系合二为一了。但这个提议被唆鲁和帖尼拒绝了，而贵由似乎也对这样的婚姻不感兴趣。

无法从整体上兼并拖雷系，窝阔台就尝试将拖雷系的武装肢解。他先将拖雷系军队中的一个部落（只有2000人，而拖雷系的部队至少有10万人）划归中央，也就是大汗旗下。如果这次划拨没有引起抗议，他就会继续行动。拖雷系军队中的一些首领立刻向唆鲁和帖尼告状，而聪明的唆鲁和帖尼故意告诉这些首领：合罕当然有权力调走军队，因为整个蒙古都要服从合罕的命令。虽然这样说，但其实她是以一种识大体的态度向窝阔台表明下不为例。

经过较量，窝阔台让步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解决好拖雷死后遗留的庞大军队的问题。他要想打仗，就必须使用拖雷系的军队；而为了使用拖雷系的军队，就必须容忍他们的独立。

虽然未能成功解决拖雷系，但由于金国的灭亡，窝阔台至少在华北地区是有收获的。

虽然在战场上拖雷的功劳最大，但由于他已经死去，最后享受成果的是窝阔台。他以一定的分封为代价（见下文），守住了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扩大了大汗的实力。

由于一个人的努力，这段时期成了中国北方最有希望进行制度巩固的时期：他在北方的农耕区推行汉化制度，采纳中原赋税系统，使得中原成为蒙古一个不可或缺的赋税区域。这个人就是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时期更多扮演的是一个占卜师，但到窝阔台时期他受到了重用。之所以受到重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窝阔台登基时的表现。

从成吉思汗死后到窝阔台登基有两年的空档期。在这两年里，拖雷以监国的身份执政。人们都知道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继承人，但只要拖雷没有发话，人们也不好立刻举行选举。两年之后，窝阔台对拖雷的不满逐渐增加，但窝阔台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办。据《新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这时候，耶律楚材劝说拖雷，事情已经无法再拖，并以“良辰吉日”破除了拖雷的借口，这才有了后来的选举和窝阔台的上台。

.根据《圣武亲征录·己丑》，窝阔台上台后，将西域赋税交给牙老瓦赤主管，东部赋税交给耶律楚材主管。此外，耶律楚材也为窝阔台制定了礼仪，这是蒙古人采用汉化礼仪的开端，见《元朝名臣事略》。


窝阔台上台后，投桃报李，赐给耶律楚材很大的权力。
当然，耶律楚材之所以获得权力，也和窝阔台需要管理好中国北方地区有关。

耶律楚材在行使权力时，首先要做的是保护中国北方，将他所熟知的汉化管理方式推行下去，避免已经广泛运用的中亚管理体系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金国并占领金中都之后，很快就转向西方，这导致整个中原地区的税收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既然没有税收，那么中原的价值就不被蒙古人认可。

.比如，在蒙古进攻灵武时，他只搜集书籍和药材，而在燕京也负责搜集经籍。见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所附年谱。


.据《元史》记载，这样的建议是由近臣别迭提出的。


.宋朝制定了古代中国最复杂的专卖体系，对盐酒铁冶山泽之利进行国家垄断和专卖，金国减少了部分专卖制度，但依然沿用了宋朝的制度，这为耶律楚材提供了蓝本。


在成吉思汗还活着的时候，耶律楚材就特别注意搜集北方的书籍。
获得重用后，他首先向窝阔台表明了改革中原税收的想法，表示将以户为单位来征税。在当时，由于蒙古人不看重中原，甚至传出了要把中原的百姓都杀光或者赶走，把地方腾出来牧马这样的传言。
耶律楚材听说后表示，汉人并不是没有用，而是蒙古人不知道怎么用。比如，恰逢窝阔台考虑南征，而南征的后勤物资和粮草、钱财是军事的必要补充，也是必须提前安排好的。中原自古就有地税、商税以及盐酒铁冶山泽之利，
如果认真征收这些税费，每年至少可以获得银50万两、帛8万匹、粟40余万石，这足以供应打仗了。

于是窝阔台令耶律楚材去设计制度。耶律楚材设计了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为了防止滥征，他专门选择了一批原金国忠厚的官员（大都是受过儒家教育的人）担任课税正使和副使，这样的做法既满足了蒙古人的税收要求，又避免了民间受到过度残害。

.古代中国政权一直强调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是与西方的三权分立有别。中国的三权分立指的是在地方治理上将地方的行政权（包括财税权）、军事权和监察权交给不同的官员负责，让他们互不隶属，以便形成牵制。但由于所有的权力都归于皇帝，中国的三权分立能够限制地方权力，却无法限制君权。


第二年，十路课税使把税赋都上缴，这果然得到了窝阔台的欢心，据《元朝名臣事略·耶律楚材传》记载，这也让耶律楚材获得了中书令一职。于是耶律楚材再进一步，要求采取三权分立的原则
，由各地的长官专门掌管民政，而蒙古人的万户专门掌管军政，由课税使专门掌管钱粮。这样的划分，实际上缩小了蒙古军队的权力，在军权之外再建立一套独立运作的行政系统，避免军队对民间的骚扰和破坏。

耶律楚材还特别注重保护百姓，禁止滥杀，强调对所有百姓一视同仁，不得随意征用民力。根据成吉思汗的规定，为了鼓励投降，震慑反抗的人，一座城池只要发了一箭就算反抗，攻克后就要屠城。但这样的规定在进攻金国时没有被执行，其中就有耶律楚材的功劳。在老将速不台攻克金国都城汴京以及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时，本来要实行屠城，但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最后赦免了大部分人，只惩罚了完颜一族。

.每一户可以有多个成年人，这也是金国征税的原则。这样的做法可以降低税率，因为高税率总是不得人心和难以推行的。


.见《湛然居士文集》所附年表。这些事件亦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及《新元史·耶律楚材传》。


灭金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是统计人口。当时蒙古人依然有掠夺的传统，一旦攻克了某地，这个地方的人民往往都沦为蒙古将领的奴隶，被称为“驱口”。而西方的税收传统是按照人头征收的，也就是对每一个成年人征一份税。耶律楚材顶住了压力，坚决按照户来征收，将人口税变成了户税。
同时尽量把那些已经被划为驱口的人重新登记为良民，表面上是为了扩大税基，实际上保护了当地的百姓。

耶律楚材想做的事情很多，他利用窝阔台的宠信，借助自己在金国的经验，试图让整个北方地区恢复正常。有时候人们不免感慨，像他这样一个戴着脚镣跳舞的角色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任务。

.金国是发明纸币以来通货膨胀最严重的王朝，甚至超过宋朝，也远高于后来的元朝，只有明朝初年的印钞可以与之相比。参见本书作者的《财政密码》。


.古代中国历史上，发钞权和缴税权必须对等。也就是说，政府负责发行法币（铜钱和纸币），但也必须以法币来收税。到了每一个王朝后期，政府往往会采取滥发货币、但在收税时拒绝接收法币的做法，这种做法必然导致法币被遗弃。


比如，1236年（南宋端平三年，元太宗八年），蒙古刚刚灭金，就有了学习金国印钞票的打算。但他们印钞票并不是为了制造流通的润滑剂，而是为了敛财。耶律楚材显然知道，金国在灭亡之前发行了太多钞票，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这也是金国灭亡的经济原因之一。
蒙古人连地盘都没有占稳，就想学习这样一种手段，对于人民显然是极端危险的。耶律楚材并不能直接阻止蒙古人印钞，只能上书，将印钞的关键问题说清楚。《元史·耶律楚材传》中记载：他表示，金国印钞最大的问题是官府只管发钞，发行了之后政府花钞票很爽快，但是收税的时候却不愿意收钞票，反而愿意要金银和铜钱。
这样的做法制造了通货膨胀，到了最后，民间甚至要用一万贯的纸币去换一张饼。他建议窝阔台，即便发行钞票，也一定要有个度，不要超过一万锭。

耶律楚材此举降低了蒙古人发行钞票的危害。蒙古人最初发行的钞票也只在局部范围内流通。真正大规模的发行，要到后来的元朝时期。

.金国刚接手北方就已经开始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最早的科举考试记载在1129年（金天会七年），也就是汴京陷落两年后。记载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八，参见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第一章。


1237年（南宋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耶律楚材走出了更加大胆的一步，他决定帮助蒙古人尝试科考制度。宋和金都有完善的科考制度，
但科考在金国亡国之后就消失了。这时中原的文士也就丧失了参与政治的途径，耶律楚材显然知道这一点。恰好这时他的汉化政策需要大量的治国人才，而征服者蒙古人中显然没有这么多适宜的人。

.关于戊戌选士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对于戊戌选士是否算是科举考试的讨论，见申万里《元代科举新探》第一章。


于是，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刚刚攻占中原的蒙古人举行了一次像模像样的人才考试。这次人才考试由宣德州宣课使刘中负责，考试分为三科，分别是经义、词赋和策论。连蒙古人的奴隶（只要之前是儒士）都可以参加，考取之后就可以被免除奴隶的身份。这次考试一共选取4030人，可谓数量庞大。所选之人也成为早期蒙古统治中原的储备人才。

.见《新元史·耶律楚材传》。常规性科举考试的恢复，要等到80年后。


然而，这样的考试并没有坚持下去。蒙古早期制度变化得太快也太乱，任何制度化的尝试都很难落实。蒙古早期只举行了这一次考试，因此这次考试更有意义，因为长期来看考取的人都成了蒙古的人才，而没有参加考试的人即便等一辈子，也等不来另一次考试了。

.他们是《元朝名臣事略》列出的在窝阔台时期少有的汉族大臣。


除了耶律楚材，窝阔台手下还有宋人和汪古人。比如后来接替耶律楚材的杨惟中也是窝阔台的一个宠臣，在窝阔台死后，他又在忽必烈的帐下找到机会，继续发挥作用。除了文官，一个武将群体也在形成，这些武将大都有金或者宋的背景，后来投靠了蒙古人。他们手中有武装，因此得到了蒙古人的重用。比如汪古名将汪世显，最早在金国做官；汉族名将严实，最早也出身金国，后来还归顺过宋朝；另一个名将张柔担任过金国的中都留守兼大兴知府，被俘后成为元朝最有名的中原地方将领。
这些人都帮助窝阔台稳定了北方的局势。

窝阔台后期的政策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他只是蒙古人的工具，并非什么事情都能做到。窝阔台在统治的后期越来越趋利，耶律楚材斡旋的空间也在缩小。

窝阔台之所以越来越趋利，和他大规模的赏赐有关。他赏赐是为了赎买权力，让他的兄弟支系继续遵从自己的指令。他必须允许这些支系发财，如果他自己钱不够，就只好默许他们胡作非为。于是，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混乱了。

财政混乱的一个表现是中原的财税包干。前面已经提到，蒙古人每攻下一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的人都变成他们的驱口，耶律楚材为此进行了精心的斗争，利用清查户籍的机会将这些驱口重新转为良民。但这种做法不可能结束混乱，只是增加了蒙古人之间斗争的借口。

果然，就在1236年（南宋端平三年，元太宗八年，同年发行了交钞），窝阔台又定下一项政策。这项政策的初衷是这样的：窝阔台不打算将刚获得的金国领土分给某一个宗王，而是决定将这片地区留给王朝，但他本人暂时无力统治这么大的疆域，况且他又不可能完全漠视宗王们的要求，于是决定将这个区域切割成碎片，赏赐给各位亲王和功臣。

这样的赏赐与成吉思汗当初的分封不同：成吉思汗的分封更加彻底，而窝阔台分封的土地主权依然属于大汗，只将实际的受益权和一部分管理权分封出去。另外，除了功臣，几大支系也获得了不小的封地。因此，这次分封的效果模糊不清：一方面，虽然窝阔台可以保留一部分权力，但也损失了不少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分封的土地是零碎的，封臣即便获得了土地，也很难与中央对抗。

.这种食封却没有管理权的做法，最早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的设计，并成为中央政府延伸其统治的良策。之后的历代王朝，附带兵权或者行政权的分封往往会引起分裂。耶律楚材显然借鉴了这一古老智慧。


耶律楚材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他根据中原的思想，认为裂土分民最后导致的必然是兵戈抢壤。他建议即便多付一些钱给这些功臣群体，也不要将土地送出去。但窝阔台表示，他已经许诺出去，无法再更改了。耶律楚材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规定这些宗王、功臣可以食封，但是没有统治权。也就是说，由中央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置官吏，管理地方事务并收税，收上来的税再转交给王侯功臣。他们有受益权，但没有管理权。

这一次，窝阔台同意了他的做法。在这样的思想下，耶律楚材确定了北方的税赋。税收分成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按户缴纳的户税和按照土地缴纳的土地税。户税要求每两户出一斤丝交给国家；另外每五户再出一斤丝交给封臣。土地税根据土地的好坏分为几等，上田每亩缴税3升，中田每亩缴税2.5升，下田每亩缴税2升，水田每亩缴税5升。此外还有商税、盐税等。商税按照1/30缴纳。盐四十斤交一两银子。

税率推出后，人们都认为这样的税率太轻了。但是耶律楚材认为，随着时间的拉长，政府征税总是会过度。初始时税率低一点，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税会轻。其实，蒙古人除了按照中原的规矩收税，还运用多种形式的聚敛手段。最著名的就是“羊羔利”（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靠打仗拿了钱，往往交给色目人通过放贷赚钱。色目人把钱贷出去，每年的利息达100%，并且利滚利，很快就会让人倾家荡产。耶律楚材在早期还能通过自己的权力让官府帮助偿还一部分“羊羔利”，但到了后来，随着色目人得势，他已经没有力量去管这些了。

1238年（南宋嘉熙二年，元太宗十年），耶律楚材又一次进行社会正规化的尝试。根据原来清查的户籍，北方地区一共有140万户，但随着战争的进行，约有四五成的人都逃走了，留下的人继续缴税。蒙古人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规定不管逃走多少人，一个地方的税额都必须按照原来的户籍数缴纳。地方官只好把逃走者的税额摊派给留下的人，这导致每个人身上的税都加重了。耶律楚材请求注销大约35万户，才减轻了人们的税收负担。

但这已经是耶律楚材能够干涉的税收事务的极限了。此后，愈发缺钱的窝阔台开始重用色目人，采取包税制，希望从中原压榨更多利益。

包税的手段多种多样。比如最早包税的是刘忽笃马，他花50万两白银包了天下的差发，也就是赋役。涉猎发丁花了25万两白银承包了天下涉及官方的廊房、地基、水利、猪鸡的项目。刘廷玉花了5万两白银承包了燕京的酒税。一个回鹘人花100万两白银承包了天下的盐税。还有人承包了天下的河泊、桥梁、渡口的税收。据《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记载，耶律楚材虽然上奏请求不要这样做，但没有获准。

.1锭相当于50两，1万锭相当于50万两，奥都剌合蛮的出价相当于220万两。


.见《新元史·耶律楚材传》与《湛然居士文集》所附年表。


随后，奥都剌合蛮借助译史安天合接近左丞相镇海，再由镇海举荐给窝阔台。耶律楚材制定的税额是一年1万锭，虽然后来增加到一年2.2万锭，但依然不能满足窝阔台的胃口。
当奥都剌合蛮出价到4.4万锭的时候，窝阔台终于动摇了，将税权承包给他。耶律楚材的税制改革至此彻底失败。

.见《圣武亲征录》（庚子和辛丑年）以及《蒙古帝国史》第三章第十六节。


到窝阔台执政的最后几年，耶律楚材已经被边缘化了。窝阔台死前两年任命奥都剌合蛮主管中原财富。在他死前一个月，任命原本主管西部的牙老瓦赤主管中原。之前的安排是牙老瓦赤主管西部，耶律楚材主管东部。此后，牙老瓦赤主管东部，其子主管西部。这一任命实际上剥夺了耶律楚材的权力。

美酒战争现裂痕

窝阔台统治后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第二次西征。在第一次西征中，成吉思汗有着明确的目标——进攻花剌子模以报仇。但第二次西征的目标并不十分明确。这次西征是以北方的钦察草原为目标，但这个区域已经划归术赤系。这次西征与其说是主动的，不如说是窝阔台需要这样一个目标，以团结家族，并将整个战争机器运转起来，从而获取新的战利品，避免内耗。

.具体的安排是：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总指挥。参与者包括术赤之子拔都、斡儿答、别儿哥、昔班，窝阔台之子贵由、合丹，拖雷长子蒙哥，以及察合台之子拜答儿，之孙不里等。见《蒙古帝国史》第四章第三节。


为此，窝阔台在1234年（南宋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灭亡金国之后，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大会，人们在美酒、狂欢和巨额的赏赐中决定了第二次西征。这次出征几乎将各支系的长子都囊括在内，其中包括窝阔台系的贵由、术赤系的拔都和拖雷系的蒙哥。
蒙古人沉浸于征战的乐趣，一直攻到钦察、俄罗斯以及欧洲的波兰、马扎尔等地。

.见《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二）》。


在各支系长子进行西征的同时，窝阔台动了一些小手脚。比如，在直辖领地内，他派儿子阔出进攻襄阳，途中洗劫了吐蕃。同年，派忽合秃进攻克什米尔和印度斯坦。

但这些小动作都无法掩盖蒙古内部的分裂。实际上，在西征途中，蒙古内部就已经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派系，一派以窝阔台的儿子贵由为首，另一派则囊括了术赤和拖雷两大派系。后者原本各有地盘，但是在西征途中发现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对付窝阔台系。

窝阔台的西征虽然打了不少胜仗，取得了不少土地，但在整体战略上是失败的。首先，西征中所获得的领土由于位于极西、极北之地，中央政府无法直接管辖，最后都由术赤系的金帐汗国接收，反而增强了地方势力，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其次，窝阔台为自己的儿子贵由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敌人。在西征途中，窝阔台与术赤两系的龃龉演化成深深的裂痕，无法修复。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已注定无法完整存在了。

.见《蒙古帝国史》第四章第二节。


长子西征期间，窝阔台留在哈剌和林搞建设和享乐。《史集》中详细描写了蒙古人的铺张浪费，最后窝阔台死于饮酒过度。这位合罕性情温和，希望能够团结各个支系，他意识到帝国内部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加强中央、削弱各个支系来保证帝国的完整。但他又是软弱的，沉溺于酒色钱气，在关键时刻总是退缩回敛财的诱惑之中。在他的领导下，蒙古人征服了许多地方。除了征服金国和长子西征，他还派他的儿子阔端和阔出进攻南宋；1231年（南宋绍定四年），蒙古人占领了高丽的都城开城，虽然整个朝鲜半岛要到忽必烈时期才被最终征服；1230—1231年（南宋绍定三年至四年），大将绰儿马罕征服了波斯，他的继任者拜住那颜在1243年击败了塞尔柱苏丹。

.见《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二）》。


即便在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陷入敛财的诱惑时，窝阔台还是想表现出仁慈的一面。比如，在1234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他除了将牲口税定为1%（100头交1头），还拿出了粮食的10%专门救济穷人。
但这一切，都无法抵消一个事实：不管他多想保持父亲创立的帝国的完整，都无法弥补内部的嫌隙，到他死时，蒙古的疆域虽然变得更加辽阔，但裂痕已经无法修复。

贵由汗时期的分裂

.见《史集》第二卷《贵由汗纪》第二部分。


.贵由为窝阔台长子，但窝阔台并不喜欢贵由，反而看重三子阔出。阔出在侵宋时战死，窝阔台又想立阔出的长子失烈门为汗。阔出和贵由虽然都是乃马真后所生，但皇后更喜欢贵由。而阔出死后，乃马真后担心大权旁落到失烈门之母手中，于是选择了贵由。见《元史》和《史集》的相关章节。


窝阔台死后，他的皇后脱列哥那哈敦（即乃马真后）换掉了许多权贵。
其中有权力斗争的成分，还有另一个原因：皇后很缺钱，要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大汗，必须花大价钱贿选，特别是窝阔台系内部也有分歧的时候。窝阔台有意让他的孙子失烈门继承汗位，而乃马真后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贵由称汗。

乃马真后控制蒙古朝政达五年之久，直到她于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元定宗元年）病死，贵由才获得亲政的机会。乃马真后执政代表着蒙古的一段低潮期，这段时间蒙古扩张不足，导致军事劫掠制的财政无法维持，而收买人心的钱一点都不能少，一入一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必须重用敛财官员。皇后选人的标准就是能给她带来收入，那些不能敛财的人纷纷被迫害或者免职。

乃马真后倚重的人包括她的女亲信法提玛，以及善于搜刮的奥都剌合蛮。法提玛参与人事任命，将窝阔台时代遗留的一批大臣都替换掉，首先就是在中原起过很大作用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窝阔台统治后期已经越来越不得势，但在窝阔台死后，他才彻底被排挤走。虽然乃马真后并没有迫害他，但他离开权力中心之后很快便黯然离世。

比耶律楚材更加著名的大宰相镇海由于遭到法提玛的迫害，逃往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处。财政大臣牙老瓦赤本来已经被派往中原，但此时也被迫逃到阔端处。取代牙老瓦赤的就是奥都剌合蛮，在此之前，奥都剌合蛮已经获得了中原的财政大权，此时又被授予管理西域的权力。牙老瓦赤的儿子、突厥斯坦与河中长官马思忽惕则投靠金帐汗国的拔都。另外，在属于中央直辖区的呼罗珊，长官阔儿吉思被杀，由阿儿浑取代。

从这些免职和任命可以看出，色目人所代表的理财集团在蒙古政治中已经举足轻重了。牙老瓦赤等人是靠帮助大汗理财上台的，但他们有底线，尊重规则，试图形成常税；而更加偏向于短期理财的聚敛之臣则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就立刻上位。当蒙古人越来越习惯于利用色目人理财时，就距离以土地税为常税的中原式财政越来越远了。

在乃马真后执政时期，蒙古继续向四分五裂滑去，剩下的就是一群聚敛之臣，源源不断地将世界各地的税收送往北方，再由乃马真后将这些钱作为贿赂分给亲王，换取形势的暂时稳定和其子的上台。

这段时间也是蒙古地方势力大发展的时期，由于乃马真后缺乏对各支系的约束能力，各个宗王在自己的地盘里不受节制，而作为中央直辖区的西部和东部的农耕区则被各个弄臣玩弄于股掌之中。

.关于武则天时期的政治退化，参见本书作者的《盛世的崩塌》一书。


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与唐朝的武则天时期进行比较。武则天时代，同样伴随着几个特征：一是外交上的收缩，二是酷吏的横行，三是财政的败坏。这是由于皇帝为了解决内部问题（对付李唐宗室）而必然放弃外交，并倚重一批听话的大臣。同时，当权者由于缺乏军事素养等原因，没有用武力迫使对手臣服的能力，只能默许自己的手下获取不该获得的利益，以换取忠诚，从而造成了政治的整体败坏。

乃马真后死后，当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汗亲政时，蒙古已经四分五裂了。贵由在任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扭转形势，是为了弥补其母亲带来的恶果，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人们对贵由的措施褒贬不一。在这些措施中，有的加速了中央的失衡，有的则试图对失衡进行挽救，但由于贵由在位时间太短，这些措施大都徒劳无功。这些措施包括以下三类。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三十六章。


第一，贵由即位时，和其父亲一样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赏赐。如果将此时的蒙古与成吉思汗时期相比，就会发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之前相比，此时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诸王都已经富得流油，他们的行帐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宫廷，好不热闹。除了诸王，蒙古人还邀请了世界各地的使节，贵由甚至不得不准备2000顶帐篷，巨大的开销已经成为大汗的重负。
贵由的赏赐极其可观，他在短短的三年执政中两次打开国库大门，按照人头发放赏赐，几乎将国库清空。这样的措施进一步削减了窝阔台系的实力，中央的匮乏与地方诸侯的富足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贵由执政时期，地方诸侯各自为政的势头已经非常明显了。贵由虽然试图治理，却徒劳无功，不得不承认各个地方势力。但即便这样，由于拖雷系和术赤系的联合，贵由腾挪的空间也是非常小的。

第三，贵由为了对抗各个支系的势力，又在中央直辖区内进行权力的再分配。而这一点，又和窝阔台和乃马真后在位时的胡乱任命破坏了各地的政治气氛有关。贵由为了清除其父母政策的危害，恢复秩序，不得不将他们所任命的聚敛之臣撤掉。负责财政的奥都剌合蛮被处死，由自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一直受重用的牙老瓦赤取代。牙老瓦赤获得了北部（契丹）的管理权，突厥斯坦与河中则重新交给他的儿子马思忽惕。另外，贵由的宠臣宴只吉带获得现在的伊拉克以西［包括鲁姆、格鲁吉亚、阿勒颇、毛夕里（摩苏尔）和塔迦窝儿］的管理权。今伊拉克、阿塞拜疆、伊朗（包括失儿湾、罗耳、起儿漫、法尔斯）和印度地区则交给阿儿浑。还没有征服的南方，由速不台和察罕那颜负责征伐。

.基督教的得势，也体现出贵由汗试图重整常税、摆脱运动式收税的企图，但由于他本人的性格、当时的形势、过短的在位时间，这一尝试并没有贯彻下去。


整体上，在贵由时期，与乃马真后时代相反，景教压倒伊斯兰教，占了上风，儒教的思想和人才继续处于缺席状态。
这是因为贵由的老师合答黑和宰相镇海都是景教徒，而耶律楚材此时早已经死去。

贵由统治时期的特点是，窝阔台系依然紧紧抓住西部和东部两大块巨型的中央直辖区，即便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并没有将它们作为整体分给各个宗王。在窝阔台系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依然是中央直辖的，也是其权力基础，由大汗直接派出的总督负责。这些总督或者试图采取常税的做法，或者采用包税制，从这两片区域中榨出巨额的税收，交给中央政府后，再由大汗派发给各个宗王，以换取宗王们对帝国的认同。

各个宗王对这样的做法已经有了明显的不满，但他们还没有找到突破口去反对大汗，只能继续等待机会。

他们的等待时间并不漫长，因为贵由在担任大汗两年后，就在行军途中去世了。据说，他这次行军是为了惩罚最不听话的术赤系的领袖拔都。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贵由死去时，几乎没有人认为原来的体制还能维持下去。在虎视眈眈的拖雷系的运作下，蒙古即将迎来解体的时刻，而东部和西部广袤的直辖区，也必将被拖雷系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