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之战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成为压倒元朝的第一根稻草。追随上都的蒙古宗王在四川和云南发动反叛，皇帝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兵遣将来平叛。但庞大的军队调动和开支又给原本状况良好的其他地区带来了财政压力，破坏了民间经济，使得南方多地爆发小规模反叛，形成滚雪球效应。

伯颜担任宰相期间，废除了科举制，导致汉人进入政权的途径被切断。科举制的废除、江南的大旱，导致原本在边陲地区发生的小规模反叛逐渐扩散到内地，广东、河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地先后起兵反抗元朝的统治。

伯颜时期为了防范汉人，禁止汉人学习蒙古人、色目人的文字，要求汉人不得持有兵器、不得拥有马匹，甚至尖锐的铁质农具都被禁用。别儿怯不花丞相最后一次采取怀柔政策，希望让民间得到休息。但在王朝晚期，怀柔往往会使得政府控制力下降，不仅无法得到民间的谅解，反而会加大反抗的规模。随着黄河的决堤，反叛终于向着更核心的山东、江浙地区蔓延，元朝进入崩溃阶段。

星火从川滇爆发

在元顺帝上台时，元朝的经济并没有像人们通常印象中的那样糟糕透顶，也并非王朝末期的景象：江南的人们生活富裕，税收比宋朝还低，而源源不断的船只将漕粮运输到大都，运粮数量在1329年（元天历二年）达到了352万石的高峰。这位幸运的皇帝将开始他超长的统治期，经过前期的政治动荡之后，这样的稳定本该对元朝政局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蒙古人的争斗又引发了新的动荡因素，这些因素从宗王战争慢慢演变成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并逐渐向内陆延伸。我们可以说，元文宗和上都势力的敌对行动，成了压倒元朝的第一根稻草。在上都和大都的两都战争时期，虽然大都在一个月内就战胜了上都，但行省却并没有这么快就归降。

.囊加台担任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他是元世祖时期元帅纽麟的孙子，伯父为左丞相也速答儿。见《新元史·囊加台传》。


比如，在战争中，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也称囊加歹）就选择了跟随前朝，也就是与上都结盟，这导致了他与元文宗势力的敌对。1328年（元天历元年）十一月，囊加台自称“镇西王”，杀掉行省平章政事宽彻，向元文宗宣战。第二年四月，元文宗的军队击败川军，逼迫囊加台投降。几个月后，元文宗杀死其兄弟稳定帝位后，才杀了囊加台。

.此时所称的瑶人除了是瑶族的祖先，还是苗族、壮族、侗族等多民族的祖先。


四川的反抗引起了连锁反应，南方的其他边缘区域也陷入不稳定。直至明清，湖北、湖南所在的两湖（即湖广）地区，西部的大山一直向南延伸至现贵州和广西的山区，这里林木密布，政府的管控力不强，那里居住的瑶人
有自己的首领，大多数时候，朝廷只能满足于瑶人表面的臣服。可以说，这里虽然处于内陆的腹地，却是另一种状态的边疆，历朝历代，这里都是反叛的高发区。这个地区夹在湘江谷地和四川盆地两个农业区之间，因此，这两个农业区中任何一个发生动荡都会波及这里的山区。就在囊加台被镇压当年的十一月，湖广的瑶人也开始不服从朝廷了。

.王禅是梁王嵩山之子，也是晋王甘麻剌的孙子，与泰定帝同属晋王世系。


与此同时，云南也出事了。支持泰定帝和天顺帝一系的宗王中有一个著名的梁王王禅
，在任梁王这个“一字王”之前，王禅曾被封为“云南王”，因此他在云南有很深的根基。泰定帝死后，梁王在上都参与天顺帝的军事行动，并率军向大都进军，被击败后逃回上都，在上都被包围时再次逃走，这一次他被抓住并处死。

.包括万户伯忽、阿木、怯朝等。见《新元史》。


.位于现在的贵州，包括小龙番、大龙番、卧龙番、程番、洪番、方番、石番和卢番。


在云南的一个蒙古宗王秃坚与梁王王禅关系密切，梁王失败后，秃坚与其同伙
准备响应四川，在云南起事。获得消息的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连忙逃走，到了八番的地界。
四川失败后，秃坚暂时没有行动。这时反而是元文宗先动手了。1329年（元天历二年）十一月，元文宗派遣豫王阿刺忒纳夫里去镇守云南，实际上是对秃坚等人做出防范。

.治所在现云南寻甸，在元朝是进入云南的东大门。


但这样的防范反而惊醒了反叛者们，他们决定加快行动。1330年（元至顺元年）正月，秃坚等人于云南起兵，攻克了中庆路（昆明）。二月，秃坚等攻陷仁德府。
秃坚自立为云南王。

.如果打开地图找到这几个地名，读者就会意识到，这几次瑶人反叛事件扰动的这片区域到底有多大：它从湖南长沙附近一直延伸到广西的海边。


与此同时，在湖广的瑶人地区，爆发了多次反叛事件。正月，衡阳的瑶人入侵湘乡州（现湖南湘乡）。不久，瑶人进攻石康县（现广西合浦县石康镇）。二月，瑶人攻克了灌阳县（现广西桂林市辖县）。

三月，云南和瑶人地区的反叛又引起进一步的连锁反应，位于贵州的乖西蛮也起兵了。到这时，云南问题已经成了元文宗的心病，如果不镇压下去，反叛还会继续扩散。

.位于云贵交界处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以贵州威宁为中心的区域活动。


从三月开始，皇帝调兵遣将，派遣大将阿刺忒纳失里由八番道进讨云南，试图掌控局势。但情况仍在恶化，四月，乌撒
的土官禄余杀死宣慰司官吏，投靠秃坚的党羽伯忽。而罗罗（后来的彝族）也响应伯忽起兵。元文宗派遣的重庆五路万户军到了云南境内，却被罗罗军队击败，死伤万余人。

元文宗只好继续扩大调兵规模，从江浙、河南、江西调兵两万，与湖广的军队会合，一同前往云南。五月，四川的军队也进入云南境内，击败罗罗。六月，元文宗为战争设立了行枢密院，各行省的兵马也在分道进军。

.与成吉思汗时期相比，由于无法通过掠夺获得俸钱，中央政府只好给蒙古籍的军人发补贴，例如陕西发六锭，江西、湖广发五锭。


就这样，云南的一次小规模反叛变成了惊动了整个南方的大事，皇帝动用十几万大军去攻打云南，其规模已经超过了成吉思汗西征。当时成吉思汗军队的给养非常简单，此时的元军却是臃肿的，需要大量物资，很快湖广、四川、云南地区供应不足。到了十月，中书省报告说这次军事行动已经花费20万锭，
但还是不够。

在元文宗的催促下，十月，四川军队终于击败了乌撒土官禄余的军队。十一月，元文宗的军队又击败了伯忽。十二月，击败了另一叛臣阿木，并攻克中庆府。到此时，元军取得了主要的胜利，贵州各少数民族也暂时归顺中央。但云南依然时叛时降，又折腾了一年多，直到1332年（元至顺三年）二月才终止。

云南的反叛是一次对元朝军事财政的检验。一般来说，到了一个王朝的中期之后，由于财政正规化，往往是收入刚好能够应对支出，但难免出现缺口。如果这时突然爆发战争，哪怕是小规模的，也会加剧财政的失衡。而财政失衡之后，皇帝为了节省开支，必然减少一定的维稳力量，维稳力量的减弱，又会导致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这种动荡首先从那些财政最薄弱的地区开始。

不同地区的财政稳健性又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地区在盛世时还要靠中央来补助，那么到了衰退期，这个地方的办公和维稳经费一定无法得到保证，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无力镇压反叛势力。而这样的薄弱区往往处于边缘地带，更增加了镇压的难度。

在云南之后，我们明显看到南方边陲地区反叛行动愈发频繁。走在前面的还是位于湖广和广西一带的瑶人。比如，1330年（元至顺元年）闰七月，广西的瑶人进攻了修仁（现广西荔浦市修仁镇）等地，广西元帅府只好出兵征讨，并于国安抓获其酋长。但抓一个酋长还无法解决问题，到了十月，广西的瑶人在其他首领的率领下，进攻横州和永淳县（现广西南宁附近）。直到1331年（元至顺二年）七月，元朝才再次将广西瑶人的反叛镇压下去。

瑶人的反叛刚刚被镇压，到了九月，海南的黎人也不安分了。当地的洞黎首领率部起事。这一次，湖广行省左丞移刺四奴率领人马前往讨伐。

.见《元史·文宗本纪》。


海南的事情还没有结束，1332年（元至顺三年）正月，据《新元史·文宗本纪》记载，“广西罗伟里蛮合龙州的落羽蛮作乱”。而在海南地区万安军，一支当地人的队伍进攻陵水县。在湖北地区的夔州路，“合洞蛮八百余人寇施州”。
七月，移刺四奴又率兵去讨伐广东的黎人。

.在三帝争立之前，西南地区也有反叛，但是规模和数量都相对较少，这是本书将元末动荡的源头追溯到泰定帝之后战争的原因。各路反叛的具体情况见《元史》本纪的记述。


就这样，在南方地区，各个少数民族部落的反叛此起彼伏，虽然规模都不大，却如星星之火，只要不扑就不灭，而如果带领军队去扑火，就意味着额外的财政消耗。偏偏这些地区对于朝廷来说都是入不敷出的地区，也就是说，投入的金钱比得到的税收要多得多。为了镇压他们，必须腾挪别处的财政收入去补贴讨伐部队。可是财政腾挪又导致原来财政稳健的地区也受到压榨，更多的地方被卷入动荡。

但是，如果仅仅是边缘地区的动荡，还不足以动摇大元的根基，就在这时，宫廷内再次发生变故。1332年（元至顺三年），元文宗去世，之后的政坛变局改变了元朝社会的走向。

权臣与非汉化

.所谓“会要类典籍”，来源于唐朝开始的政书。唐朝的杜佑曾经将历代的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制度和变革集结成一本书，称为《通典》，是为政书之始，它相当于是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表志体”中的“志”抽出来进行总结的书。之后，宋朝和元朝又有人完成了《通志》和《文献通考》等政书，称为“三通”。在“三通”发展的同时，内容上相同但以断代为特点的会要类史书也在宋朝发展起来，其代表就是宋朝人写的《唐会要》，以及宋朝人自撰的篇幅浩繁的《宋会要》。元文宗时期的《经世大典》就是这样一部以总结元朝制度变革为主要内容的会要类书籍。


元文宗虽然受制于权臣燕铁木儿，但由于二人长期待在中原，并不反对汉化。燕铁木儿的汉化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元文宗本人却是一个中原文化爱好者，甚至可以说有着相当高的造诣。正是在元文宗时期，元朝最重要的一部会要类典籍——《经世大典》——编纂完成。
燕铁木儿满足于掌握权力，却并没有动力去改变权力的运行，因此，元文宗时期的朝政依然如同前朝一样运行，官僚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发钞制度等都没有太多变化。

元文宗去世后，围绕着由谁继承皇位，朝廷出现了分歧，燕铁木儿希望让元明宗的次子懿璘质班继承，但懿璘质班登基（是为元宁宗）后只过了53天就去世了。燕铁木儿不想选择元明宗的长子妥欢帖木儿，但由于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还是在1333年（元元统元年）二月，让身处广西的妥欢帖木儿北返。但在他到达后，燕铁木儿并没有马上立他当皇帝。

元文宗逝后半年，燕铁木儿也去世了。这时皇太后才决定让13岁的妥欢帖木儿登基。六月，元顺帝在大都即位。

由于权臣燕铁木儿已死，接下来就轮到他的副手伯颜登台。据《新元史·伯颜传》记载，元顺帝任命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而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担任太傅、左丞相。在短暂的时间里，元朝出现了两大家族势力平分秋色的局面：伯颜控制了中书右丞相，而撒敦和他的儿子轮流控制中书左丞相。在这样的权力平衡下，元朝的政策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

但在此期间，南方的局势还在一点一点地陷入动荡。元顺帝即位那年的十二月，广西再次出现瑶人反叛，他们攻克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杀死一个千户。第二年（1334年，元元统二年）三月，瑶人又杀死了同知元帅吉列思，并攻克全州（现广西全州）。九月，瑶人进攻贺州，被都元帅章伯颜击退。也是在这一年，元朝的粮仓江浙行省大旱。以往旱情主要出现在北方，而位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一直承担着粮仓的功能。但这一次，粮仓也出现了旱情，这就预示着来年社会动荡的加剧。由于在如何对待社会动荡上的看法不同，两大家族势力显然已经很难共存。而在此之前，双方就已经因为权力斗争而矛盾激化。

1335年（元后至元元年）六月，伯颜以燕铁木儿家族的唐其势谋反为由，将燕帖木儿家族剿灭。从此，伯颜也和当年的燕铁木儿一样成为独相。

.为了与忽必烈时期的至元区分，史称“后至元”。


伯颜成为独相之后，王朝的政策为之一变。在此之前，燕铁木儿家族采取的是“维持均势、少做改变”的做法，对于已有的政策尽量保持不变。但伯颜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元顺帝的改元上就可以看出来。之前顺帝的年号为“元统”，伯颜成为独相之后，将年号改为与世祖时期一样的“至元”。
这次改元反映出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元世祖时期的盛世。

元世祖时期的盛世是什么样的？在伯颜看来，至少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官员的数量没有那么多，花费没有那么大，开支没有那么高昂；第二，元世祖时期没有实行科举制；第三，元世祖时期国家的汉化没有那么严重。最后这一点，又因为伯颜曾经是元武宗的亲信，对汉化更为不满。在他的理想中，汉人应遵守汉人的准则，而蒙古人有蒙古人的规矩，不能乱。

.此时，元朝已经举办了七届正规的科举考试，但1336年和1339年（元后至元二年和元后至元五年）的科举考试被伯颜叫停。


伯颜的改革至少包括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在改元同年的十一月，伯颜操纵元顺帝下旨废除了科举制度。
自从元仁宗朝举行科举以来，即便在元朝最混乱的宗室战争时期，科举考试也没有停止。虽然科举考试所选择的人数是有限的，但至少给中原的读书人留下了渺茫的希望，让他们能够看到一条进入政坛的通路。一旦废除科举制，这条通路就不存在了。汉人，特别是南方的汉人，对于元朝的彻底失望也是从此时开始的。

废除科举制还与节省财政开支联系了起来，因为科举和教育本身就是很花钱的。伯颜在节省开支上一视同仁，表明他并不是针对汉人，而是为了恢复元世祖时期的理想社会。在节省开支方面，他是一个现代人所说的“小政府主义者”，缩减了宫廷的开支，减少了官员人数。除了节省开支，对于税收问题，他也主张不横征暴敛，而是对发生灾难的地方减税，并减少盐的专卖。此外，他对僧人也提出了限制，不准随便赐予僧人特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局的出现往往是因为财政入不敷出，如果这时出现了过激的财政紧缩政策，不仅无法带来正面效果，反而有可能激起更多的社会反抗。伯颜的做法不足以平息南方对元朝的抵抗，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由于前一年的大旱，饥荒也如期而至，于是，除了原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广西、海南，这一次在中部地区也出现了反叛。

1337年（元后至元三年）正月，朱光卿在广州增城揭起了最早的反元大旗。他自立“大金国”，改元“赤符”，与元军对抗。元朝派遣指挥使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等人带着兵马前往镇压。广州在元朝时期虽然地处偏僻，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反叛发生在广州附近，已经表明南方正进一步失控。

二月，在河南地区的陈州也出现了反叛，一个叫胡闰儿的人起兵，元顺帝于是又派出河南行省左丞庆童率军讨伐。

四月，四川盆地东部的合州大足县发生反叛，一个被人们称为“韩法师”的人号称“赵王”，元顺帝派遣行省参知政事举里等带兵讨伐。而在广东惠州归善县，聂秀卿和覃景山也加入反叛行列，这次元顺帝派遣江西行省左丞沙的前往讨伐。

.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叛还有当年五月的西羌叛乱，他们杀死了镇西王世子党兀班，宣政院使也先帖木儿带兵前往讨伐。1338年（元后至元四年）十一月，还有四川散毛洞叛乱。


就这样，广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出现汉人的反叛行动，与此同时，瑶人的反叛还在继续。1337年（元后至元三年）二月，广西瑶人再次反叛，元顺帝派遣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那海、江西行省平政事秃儿迷失海牙前去讨伐。

到这时，原本只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反叛逐渐由中原地区的汉人接棒了。更糟糕的是，随着饥荒、战乱的到来，另一个乱世必然出现的事物——谣言——也到来了。这一年五月，民间纷纷传说，元顺帝荒淫无道，需要大量童男童女，为了避免自家的儿女被抓走，民间纷纷让孩子赶快成家，以免夜长梦多。

.根据史书记载，伯颜还上奏皇帝要求杀死张、王、刘、李、赵五个姓的百姓，以有效地减少汉人人口，但皇帝没有听从。这个指控过于极端，存疑。


这种乱世苗头的出现，也让伯颜感到了压力，而这又恰好和他的另一个观念吻合——汉人是难以驯服的，蒙古人要做的不是与汉人融合，而是与汉人隔离。于是，1337年（元后至元三年）四月，皇帝下诏，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人、色目人的文字，朝廷和地方政府的首席官员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而为了减少汉人反叛的可能性，还要求汉人不得持有兵器，不得拥有马匹，甚至尖锐的铁质农具都被禁用。

.这次反叛中的另一个领袖彭莹玉（彭和尚）逃脱，成为后来红巾军的重要将领。


在伯颜的高压下，元朝的军事行动有得有失。1337年（元后至元三年）七月，广州的朱光卿被平定。但第二年，1338年（元后至元四年）六月，在袁州（现江西宜春）又出现了另一场反叛，首领叫作周子旺，称“周王”，这次反叛很快也被镇压下去。
随后，福建南胜县又有人举兵，一个叫李志甫的人纠集人马围困漳州，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别不花带兵前往讨伐。

元顺帝和伯颜如同打地鼠一样处理着南方的骚动，这时也显现出元朝对南方控制力不强的缺陷。对于是否能够依靠高压政策来解决问题，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有着不同的意见。以伯颜为首的守旧派认为可以通过向汉人施压来解决，但是另一派对这种做法产生了怀疑，他们认定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激化矛盾，应该采取另外的做法，也就是包容汉人，政府大力刺激经济，让政府和民间产生双赢，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反叛的问题。同时，皇帝也不应该废除科举制，因为科举考试可以给汉人希望，让他们忙着想法子当官而不是随便反叛。这一方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叫作脱脱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恰好是伯颜的侄子。

.“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新元史·惠宗本纪》）


.前三位官员的职位多是一种虚衔，除了脱脱掌控军事权，行政上由汪家奴担任中书平章政事，监察上由岭北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担任御史大夫。


双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就连伯颜这样的权臣也无法保住自己了。1340年（元后至元六年）二月，中书大丞相伯颜在一场政变中被罢为河南行省左丞相。
元顺帝从另一个官僚集团中挑选了新的重臣，太保马札儿台（伯颜的兄弟、脱脱的父亲）为太师、中书右丞相，太尉塔失海牙为太傅，知枢密院事塔马赤为太保。而实际上的灵魂人物则是御史大夫脱脱，他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也就是说，他掌控了军事权。
元顺帝还下令，诸王、大臣在进入宫廷时不得带武器，只有知枢密院事脱脱除外。

脱脱的汉化政策

伯颜的专权给人们造成痛苦的记忆，所以脱脱虽然被赋予很高的地位，但在第一次担任右相时却并没有获得独相的权力。特别是在他首次拜相的后期，皇帝任命了一个叫别儿怯不花的中书左丞相，二人虽然都赞成汉化，但他们的执政理念又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潮。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他们也和汉人一样，除了名，还有字。脱脱的字是“大用”，而别儿怯不花的字也是“大用”，但二人所“用”的方向却是不同的。

脱脱上台时只有27岁，这个年轻人在他的一生中，首先留给人的印象是多才多艺，崇尚汉文化，这与伯颜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他又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充满了智谋，这一点又体现了他蒙古人的身份。最后，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不拘泥于汉人的儒家学问，而是注重实学，强调运用经济、科学来解决实际问题。

.盛唐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期，以李白的道学倾向和王维的佛学倾向为代表，以李林甫等人为代表的实学倾向却由于其聚敛特征遭诟病。“安史之乱”后，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治国理财越来越成为一门必备的学问，实学也分化出来，不能以聚敛之学概括，而是囊括了政治、军事、技术和财政等方面，中晚唐时期的实学大家是文中提到的杜佑。北宋时期，随着王安石变法将实学异化为集权学说，章惇等人继续将其发扬光大，蔡京又将实学再次变为聚敛之学，实学的高峰成为过去。


从上述这几个方面来看，脱脱不像是元朝时期的人，反而更像来自唐朝后期和北宋时期的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安史之乱”后到北宋灭亡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少有人关注却又曾经是主流的思潮——实学。与儒家的道德学说完全不同，“实学”不重视所谓的人心，反而更强调遵从和利用社会规律来解决实际问题。其中的代表人物，一是唐朝的杜佑，正是他的《通典》把社会制度发展史从历史这门大科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单独的研究对象；二是范仲淹，他道德高尚，但又更重视用真实的学问去解决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并试图推动改革。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北宋成为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一方面有王安石这样的新人，另一方面也有“二程”这样的食古不化者，但他们之所以能够优哉游哉，很大程度上是有一群实学人士给社会做支撑。

但实学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人们很难像范仲淹一样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范仲淹虽然强调有所作为，但是又懂得人类的局限，不是什么都能做：有些事情政府是不应该插手的，要留给民间自我管理。现实中，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实学发展到后来，底线下移，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就失去了对社会自我管理的尊敬。到了北宋后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大胆改革家们就失去了这个底线，政府过多地插手民间经济，民间社会运行紊乱，最后引发了更大的灾难。

随着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社会反弹，以及北宋末年的汴京之围，到了南宋时期，人们反而怪罪实学只注重规律、不讲究人心，靖康之难时竟然没有多少人选择死节，于是实学的风气也成了过去。

但实学的精神穿越了时代，在元朝的脱脱身上有了很好的表现。这位能力极强的年轻人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作为年轻人，他身上也有弱点，那就是他和王安石一样，在强调社会规律性的同时，更主张用规律去改造世界。在人类历史上，老年人偏保守，而年轻人思想进取，二者永远处于矛盾之中。保守的老年人有时会丧失机会，年轻人想着改造世界，也自信掌握了宇宙真理，往往会带来社会性灾难。这一点，在脱脱后来的作为上将有所体现。

比脱脱大14岁的别儿怯不花没有脱脱的才气，做不出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更像是一个守成者。据《新元史·别儿怯不花传》记载，他最大的主张就是减税、减轻社会负担，并从进入官场开始就运用这一理念，因此，他在民间的口碑很好，但在官场上缺乏锐度。

二人中最先掌权的是脱脱。他上台后首先要纠正的是伯颜给国家带来的干扰，最大的问题就是恢复被伯颜废止的科举制度。为此，在脱脱上台的当年十二月，元顺帝就下令恢复了科举取士。这样的做法为脱脱赢得了民心，对汉人来说，只要有足够的通道能够让他们步入统治阶层，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好社会。第二年年初，脱脱再接再厉，免了天下一半的税粮，以此表明自己改革的决心。

.此时行省已经地方行政化，但行台和宣慰司还带有一定的派出机构的特征，而最终皇帝的解决方法是参照中央官员的标准（发放禄米），由此可以看出元朝机构设置的演化。


此外，脱脱还对官员的俸禄进行改革。在1341年（元至正元年）之前，元顺帝给地方官员（路府州司县的官员）授予了职田，对朝官则发禄米。但还有一部分官员是两头都不占的，也就是行省、宣慰司和行台官员，他们理论上属于中央派出机构的官员，不属于纯粹的地方官，可是又由于在地方工作，失去了中央官员的待遇。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禄米，也没有职田。
而这一年，皇帝下令给他们发放禄米。这样的改革让行省、行台更加制度化了。

1343年（元至正三年），脱脱又取消了食盐配给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人们之所以认为脱脱是一个汉化派，是因为除了恢复科举制和适当减税，他还根据前朝的传统编撰了三部史书，这三部史书都被列入了二十四史，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正史中，脱脱主持编撰的就占了八分之一，更何况其中还包括规模最大的《宋史》。

.二十四史中，唐朝编撰了八部：《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后两部是私人编撰的）。


.宋朝除了编撰《新唐书》和新旧《五代史》，还修撰了大量的编年体、政书、会要体史书，分别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唐会要》为代表。此外，还有《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聚合类史书。


三部史书的编撰始于1343年（元至正三年）三月。从唐朝开始，中国形成了后朝为前朝开史馆编撰史书的传统，唐朝更是一鼓作气，将之前各朝代空白的史书都补上了。
这个传统在宋朝仍然继续，
到元朝却出了问题。因为中国史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必须按照正统的年代顺序编撰。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国志》。三国时期虽然有三个国家，但在史书中，必须以一个国家为正统，另外两个国家作为对照。在记载三国的国别事件时使用各自的年号，但记载国与国之间的事件时，要表明正统国家的年号。在《三国志》中，这个正统国家就是魏国。

在辽、金、宋三朝，显然它们存续的时间有部分是重叠的，如果按照传统，也必须有一个正朔，显然这个正朔应该由宋朝承担，一来这是汉人视角的必然选择，二是宋朝与辽、金都有交集，而辽、金两国却没有交集。但在元朝，北方的地位比南方高，蒙古人首先得到北方地区，然后才攻克南方，再加上元朝是一个在汉化与蒙古化之间不断摇摆的朝代，于是，是否将宋朝当作正朔就成了问题。

.1344年（元至正四年）三月，中书右丞相脱脱等表进《辽史》116卷。十月，中书右丞相阿鲁图表进《金史》137卷。第二年十一月，阿鲁图等表进《宋史》496卷。


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加上政治上风云变幻，整理史书的事情就搁置了。到了脱脱掌权时期，这个年轻人既学问出众，又想建功立业，于是就将编撰史书的工作重拾起来。为了避免争议，他采取的方法是给三国分别编撰史书，于是我们就有了《辽史》《金史》《宋史》这“三史”。其中《辽史》是脱脱在位时编撰完成的，剩下两史在他去职之后才完成，但整体上的统筹和编撰依然归功于他。

.在“三史”中，《宋史》的资料是最丰富的，篇幅也最大，因为宋朝有官修本朝史的传统。在元朝，官修国史还保留着，加上丰富的私人撰述，都被利用来修撰宋史。《金史》被认为是质量最高的。在金国灭亡时期，金撰写的实录被元朝名将张柔保存下来。在元英宗时期，也曾经编撰过一次金史，但没有最后成书。在私人撰写方面，元好问也搜集过一定的金史资料。这些资料被脱脱汇总，使得金史有着扎实的基础。《辽史》质量最差，这是由于它资料最少，辽又灭亡最早，而金试修的辽史也已经散失。


“三史”的完成是脱脱留给历史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完成，到元末战乱时期，随着资料的散失，我们很可能就无法见到如此翔实的史料了。

除了文化，脱脱也并没有放松对官僚的整治。伯颜时代最大的问题是功勋横行，官吏不任。为了规范官场，1344年（元至正四年）正月，脱脱推出了守令黜陟法，也就是地方官员考核法。这个考核法规定，地方官的责任是六个方面的事务，分别是农桑、学校、词讼、盗贼、赋役和常平法（维持物价稳定）。朝廷会组织对这六个方面的事务进行考察，如果各方面都做得不错，那么官职就升一等；如果做好了其中之四，就减一资（资历），但不降等；如果做好其中之三，就平调到其他地方；如果各方面都没做好，就降一等。通过这种带有一定量化色彩的评定，朝廷对官员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1345年（元至正五年）十一月，《至正条格》成。


在司法方面，脱脱也开始主持编撰《至正条格》，也就是司法案例集。这件事到他离任后才完成，但也是从他开始的。

到此时，脱脱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声誉，也有了更大的空间去做事。但也是在此时，他建功立业的心态已经过于膨胀了。

最后一次放权实践

1342年（元至正二年）正月，脱脱第一次显示出大有作为的一面，想做一些大事来彰显自己的功劳。编撰史书这样的事情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朝廷内部事务，不会引起太多的社会效应。但另一类事情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水利就属于这一类。

这一年，脱脱下令开展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京城的金口河工程。金口河是北京西面麻峪村境内永定河上的一段河道，而在北京东面有一条经过通州的潮白河。在历史上，自从修建了大运河，人们就一直在打上述两条河的主意。大运河的终点在北京东面的通州，距离北京城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要将粮食运到北京城，最好的方法是从永定河的金口挖一条河，经过北京城，最后向东（经过大运河）流入潮白河，这样粮食就可以经过这条水道直达京城了。

但这条河的修建论证了一百多年。据《金史·河渠志》记载，1170年（金大定十年），就有人提议修建这条河来通行漕运。第二年，皇帝下令开工。可人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永定河的水太大、太浑，开凿之后，由于水势浑浊，冲刷河岸，导致这条河没有办法行船。运行了十几年后，人们担心它涨水的时候将京城冲垮，于是用石头将它填塞了。

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大臣郭守敬又想起了这条河，他建议重新把河挖通。由于当时还没有通惠河，元朝又希望能够将粮食运到大都城下，郭守敬建议重开这条河，一是可以用于运输，二是可以用于灌溉。但由于永定河的泥沙太多，水势不定，要想减少危害，必须像都江堰那样修一条泄洪渠，这样一旦水势加大，大部分河水可以通过泄洪渠泻走，不会流入金口河危害京师。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据《元史·河渠志》记载，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并将玉泉山的水引入通惠河，与大运河连通，解决了漕运的问题。玉泉山的水量很小，不至于危害京师。1301年（元大德五年），永定河发洪水，为了避免给京师制造麻烦，郭守敬甚至亲自用泥土和石头再次补填已经被封的金口河河口。

.事实上，最早提议的是中书参议孛罗贴睦尔、都水傅佐，在其他大臣的反对声中，脱脱采纳了这个提议。见《元史·河渠志》。


.“可运西山煤，省薪刍负担之费。”（《新元史·脱脱传》）


但是，开凿金口河的想法一直保留了下来。1342年（元至正二年）正月，脱脱决定重开金口河。
那么，既然已经有了通惠河，为什么还要开凿这条河呢？原因是，按照他的计划，这条河除了连通运河，还可以从西山将煤运出来，节省运输费用。

这项工程从正月开始，到四月结束，用了10万人工。为了赶进度，政府征用了大量民宅和坟地，将其变成河道。在完工当天，人们纷纷来到河边，等待开闸放水的那一刻。一声令下，水闸打开，永定河河水汹涌地奔入空旷的河道。然而，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河水已经冲垮十多千米的堤坝。脱脱连忙下令将水闸关闭，之后为了防止河水漫入引起决堤，不得不将河道重新填埋。

这件事以脱脱将罪过推给最初的提议者而告终，但由于耗费过大，对政府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更麻烦的是，虽然人们不断称赞脱脱的其他政绩，但元朝的局面并没有在他的手中获得根本性的好转。各地的反叛依然没有平息，虽然反叛区域已经退缩至边疆地区。当时的反叛主要有以下几个。

1341年（元至正元年）四月，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唐大二、蒋仁五等起兵，攻克了华县（这里主要是瑶人和汉人的混住区）。十一月，道州的另一股反叛力量何仁甫也起事。道州的反叛时起时伏。第二年九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巩卜班发兵进攻道州，将何仁甫势力镇压了。第三年九月，唐大二、蒋仁五也被杀死，但他们的同党蒋丙不仅继续抵抗，还自称“顺天王”，接连攻克连、桂（现广东连州、桂阳）二州。

.死可伐的反叛直到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才被镇压下去。


1341年（元至正元年）十二月，云南的车里（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还发生了少数民族的反叛，云南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率军讨伐。由于云南的连年战乱，第二年皇帝还免了云南的差税，但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之后第二个月，就发生了云南少数民族首领死可伐的反叛。

1342年（元至正二年）七月，位于广西的庆远路（现广西河池宜州区）发生了瑶人莫八的反叛，叛军接连攻克南丹、左右两江等路。1343年（元至正三年）八月，四川上蓬（现四川汉源等地）发生了反叛。

除了这些边缘地区反叛，元朝末期最大的麻烦也来了——黄河进入决堤的周期。1343年（元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堤决口。到了第二年正月，黄河在曹州再次决口，不久之后，又在汴梁决口。五月，黄河在白茅堤、金堤决口，平地水深两丈，河水向北汇入会通河，曹、濮、济、兖诸州（位于现山东境内）均遭水患。黄河决口导致整个黄河下游地区受灾，黄河水灌入运河之后，直达济南、河间一带，又毁坏了盐场。

人们常常认为，黄河决堤巨灾是元朝末年的一个不可测因素，任何朝代遇到类似情况都无能为力。但事实上，元朝时的黄河已经数次决堤，在元世祖时期就曾经有过，只是由于元朝前期的财政实力更强，能够处理罢了。

.根据《新元史·河渠志》整理。


表14-1 元朝的黄河决堤

.这一年关于如何进行河防的争议很大，尚书耶怀、御史刘赓与廉访使尚文等人考察过后，认为由于河床太高，仅仅靠修堤很难解决问题。因此主张一方面不要堵上蒲口，另一方面，在北方离河较远处根据水势修建一系列堤坝，并让一部分百姓搬离黄泛区。但山东官员则坚持如果不塞蒲口，那么河北良田都会喂了鱼鳖。元顺帝采纳了后者的意见。



.脱脱辞去右相被说成是因为身体原因辞职，先后17次上表才得到皇帝的应允。但是别儿怯不花担任右相后，曾经逼迫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迁往甘肃，脱脱随行。从这个事情来看，脱脱辞相也有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见《新元史·脱脱传》。


在一系列打击下，脱脱于1344年（元至正四年）五月辞去右丞相，
于是元朝进入最后一次放权时期。

.脱脱辞相后，顶替他担任右相的是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担任地位稍低的左相，只是在最后才短期接任右相，而与别儿怯不花同时担任过左右相的还有铁木儿塔识、朵儿只和汉人太平。但是，真正的政策主导者是别儿怯不花。


顶替脱脱的别儿怯不花
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种思路。如果在太平时期，别儿怯不花一定是一个好官。事实上，在他的履历中，一直有采用怀柔政策获得民众爱戴的经验。1321年（元至治元年），他担任怀远大将军、八番宣抚司达鲁花赤。八番位于贵州的边远地区，他在那儿立权威、树恩信，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这一点可以视为其怀柔政策在边远地区的成功。

1341年（元至正元年），担任浙江行省左丞相的别儿怯不花恰好碰上杭州大火。这场大火将整座城市烧得精光，别儿怯不花登记造册，清查得到2.3万户的名单，每户给赈济金1锭，又按照人头每月给米2斗，并奏请元顺帝减少杭州的税收。由于遭受大火后的杭州急需重建，别儿怯不花在大力重建的同时，给予参加劳动的民众丰厚的报酬。这样的做法让他得到江浙地区百姓的爱戴，也证明怀柔政策在江南是可行的。

成为中书左丞相之后，别儿怯不花也以赈济和减税闻名。这使得他成为合格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太平时期，那么休养生息、减少干预就是最好的做法。但元朝已经进入边远地区纷纷骚动，且由于黄河水患，政府很需要花钱的时期。

政府的资金本来就不宽裕，再出台一系列放松社会管制、减少税收的政策，不仅不能平抑民间的非议，反而会助长一些人的反抗情绪。事实上，元朝此时已经成了烂摊子，不再是放松管制就能够收拾好的了。

中国古代社会每到和平时代的晚期，往往会出现一个波动下降的阶段。这时政府的信用已经崩溃，财政收入更加不足，百姓的反抗已经在路上。如果政府强行镇压，那么财政受不了；如果政府听之由之，那么百姓的小乱最后会变成大乱。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把握时机，在苗头刚刚出来的时候，用最小成本将变乱镇压，进入和平的正轨之后，再放松管制。如果做不到，那么一旦进入了波动下降阶段，就很难挽回了。

.由于盐税在元朝的地位很重要，盐贩在那时是一个活跃的群体。在南方的反叛中，盐贩同样是参与者，如最早反叛的方国珍等。


别儿怯不花掌权伊始，社会的乱局就接踵而至，让他的怀柔措施无法取得进展。在边远地区，麻烦不断出现，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福建、青海、辽宁等地的反叛越来越频繁。而由于五月的水灾，八月，位于山东的益都路就爆发了反叛：由于黄河决堤造成的盐池毁坏，益都路的盐贩郭火你赤举起了反旗。这对朝廷来说应该是一次警醒：山东地处腹地，这里发生反叛，其性质与边远地区已经不同，与之前偶尔发生反叛的广东、河南地区也不一样。

.见前文。配给盐税是指不管人们吃不吃盐，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盐税。


这一年十一月，由水灾造成的饥荒蔓延开来，政府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减少反抗，禁止配给盐税的做法。
但是，由于政府缺乏收入，只好允许百姓认缴粮食，由政府授予官职，这就打开了买官卖官的通路。

政府的麻烦还没有结束：1345年（元至正五年）七月，黄河在济阴决口。第二年二月，山东又发生了持续七日的大地震。在重重灾难的夹击下，山东地区的反叛频发，并向河南蔓延。

.根据《元史·顺帝本纪》整理。


表14-2 别儿怯不花执政时期的边远地区反叛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南村辍耕录》）


对元朝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反叛地点在集庆路（现江苏南京），也就是南方地区的核心。这里曾经是六朝古都，也是整个江南地区最具战略价值的地方。1347年（元至正七年）九月，集庆路的华山出现了反叛者，其主要人物一共有36人，聚集在集庆路下属的句容县华山（也称“花山”），首领叫毕四。
镇南王李罗不花率军征伐，最终在损兵折将后将其镇压。

这次反叛连同山东地区的反叛一起成为元末民变的先声。而江南地区的镇压也引起连锁反应，第二年四月，浙江海宁州（属杭州府）也发生反叛，元顺帝派遣翰林学士秃坚不花率兵讨伐。

这一年十一月，台州人方国珍起兵，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出兵讨伐。方国珍是元末叛军中最早的一支主力军，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元朝到了最后的时刻。

反叛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靠近腹地，依靠怀柔政策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元顺帝此时面临多个难题：第一，要应付反叛；第二，要解决财政问题；第三，还要考虑如何对待黄河决堤问题［1348年（元至正八年）正月，黄河再次决堤］；第四，还必须考虑不能过度压榨民间，那样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

.也就是著名的“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自元朝形成后，至今依然存在。


要想同时处理上述四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元顺帝必须勉力找人去做。别儿怯不花由于无法处理这么多的问题而被迫下台。1348年（元至正八年）四月，元顺帝任命脱脱为太傅。第二年五月，命他处理黄河问题，此时黄河已经向东涌入沛县，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

这一年的闰七月，元顺帝任命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这是他第二次拜相。在任命脱脱为右相之前，元顺帝已经将右相朵儿只和左相太平罢免，也就是给了脱脱独相的权力，相当于宣布了紧急状态，让他全权处理这复杂的局面。

脱脱给了元朝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