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抚司被撤销之后，忽必烈又建立了宣慰司、统军司、转运司，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和财政，最终宣慰司成为地方的主要行政机构。直到灭宋后，行中书省才又逐渐成为宣慰司之上的地方机构。

在灭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利用灵活多变的地方机构设置，为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持。他每攻克一个地方，就在第一时间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避免了新征服地区出现反复。

蒙古通过灭宋战争，人口增加到战争之前的六倍。在管理南方的过程中，行省逐渐成为永久性机构。

灭宋战争结束后，汉人的地位下降。在忽必烈建立四级宰相执政制度的最初，汉人可以担任最高级别的丞相；但灭宋战争之后，汉人虽然还可以担任宰执级官员，但大都被压缩到第四级。

三权分立与行省权力

忽必烈撤掉宣抚司，不是因为不喜欢制度化，而是因为不想让汉人获得主导权。宣抚司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组织运作起来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于是，撤掉宣抚司没多久，一种叫作宣慰司的组织又出现了。

宣慰司最早出现在李璮反叛刚刚发生的1262年（元世祖中统三年，南宋景定三年）二月，由于李璮的反叛，这一年忽必烈在山东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军事机构——行中书省，用来与李璮作战。

.游显的命运与王文统形成鲜明对比。据《新元史·游显传》记载，游显出自山西的世家巨富，家族因战乱逃到了河南地界，后投靠了蒙古人。他曾经短暂被南宋俘虏，一生经历了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个大汗的统治时期，因忠诚始终屹立不倒。在李璮之乱中，有人试图牵连游显，却被忽必烈制止了，可见镇压反叛只是整肃官僚的一个契机，到底整肃谁，完全由忽必烈决定。


但在山东设立行中书省的同时，忽必烈又在大名设立了一个民事机构，起名为宣慰司，由曾经担任宣抚使的游显担任宣慰使。

我们可以理解为，忽必烈在整体撤销宣抚司后，突然发现缺乏一个民事管理机构。在军事上，地方管理权可以由行省来行使。但元朝初年的行省不像后来一样是一个固定组织，而更多是由皇帝的亲信（不会谋反的蒙古人、色目人或者汉人）被派到某个地方后建立的临时机构。这个地方或者由于刚刚收复还不够稳定，或者作为进攻下一个目标的补给区和准备区，在这里，他们要为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和征服做好准备工作。

在行省更多地承担军事任务的同时，皇帝还需要一个民事管理机构来安抚民间。行省官员大都是外来的高官，他们像流水一样，只是暂时停留。在这些外来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由本地官员组成的集团，管理和节制后者需要更长期的规划。原本宣抚司可以承担这个任务，但忽必烈担心其权力过大，已经将其撤销了。

忽必烈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宣抚司的机构，但是明确规定它只有民事职责，将军事功能和征税功能都严格剥离出去。这个机构就是宣慰司。

到了三月，忽必烈故伎重施，在平阳（现山西临汾）设立宣慰司的同时，在陕西设立行中书省。之后又在北京设立了宣慰司。

.转运司也经历了数次立废。1262年（元世祖中统三年，南宋景定三年）正式设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被罢废，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复立，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南宋景炎三年）又被罢废。转运司的经历也表明元朝政治上的反复不定。


到了十二月，忽必烈终于完成了另一套架构，建立了十路宣慰司，同时建立了十路转运司，
另一个叫作统军司的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所谓宣慰司，负责的就是民事，而统军司负责的是与宣慰司对应的军事，转运司则负责物资的调动和征税，以供应军事。这种三权分立的做法使得地方官员都不具备独裁权力，也就失去了与皇帝对抗的可能性。

宣慰司、统军司和转运司并置，事实上回到了宋朝的格局——北宋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架构，让地方官员各不统属，直接向中央负责，以此形成制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元朝也可以建立稳定的制度。

但元朝又和宋朝不同。由于忽必烈必须安抚他的蒙古同胞，加上在战争时期，制度建设必须让位于最有效的军事组织，因此，三司的设置实际上又和蒙古人的另一套制度是冲突的，这套制度就是行省和都元帅制。

.一切制度都有其演化的规律，使职常设化的趋势现在也存在。比如，原本地区行署就是一个派遣使职就任的机构，后来演化为地级市。


我们可以理解为，宣慰司中是常设官员，而行省中是皇帝有指令下达时才设立的使职官员，也就是皇帝的特派员。这样的设置在汉朝和唐朝都曾经出现。在汉朝，地方大员最早是各郡的郡守，到后来，皇帝为了能够更有力地掌控地方，将全国分成州，每个州包含多个郡，设立了一个叫作刺史的监察官，监察各郡的官员。最初，刺史不是专职的，只是皇帝的特派员，临时设立，过后取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史慢慢变为常设官员，最后变为一级行政官员。唐朝的使职更是多如牛毛，皇帝随时都在任命新的临时官位，也就是他的特派员，这些特派员慢慢地也成了常设职务，最典型的就是节度使。

.不管是省还是枢密院，都是蒙古原有制度（文书和军事）在中原的一种投射，将原本蒙古人的机构与中原原有的名称进行对应。而行省和行枢密院则是蒙古出于便利性而设的一种派出机构，因此与它们原来的汉文名称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蒙古内部的宗王控制，更是增加了机构的复杂性，这导致我们有时很难评估一个机构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元朝的情况类似，行省在忽必烈统治早期也只是特派员，因战争或安抚任务而设立，一旦完成任务就被撤销，将更多的工作留给宣慰司、统军司和转运司。与行中书省类似的，还有行枢密院。枢密院是负责军事组织和打仗的机构，派人到一个地方设立行枢密院，便是将这个地区置于战时环境之中。到底设立行中书省还是行枢密院，完全取决于皇帝和战争的需要。
但整体上，行中书省这个临时机构对应宣慰司这个常设机构，而行枢密院对应统军司。

有的行枢密院掌管若干个都元帅府，而有的都元帅府又是独立的，不隶属于行枢密院。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军事机构？我们可以理解为其来源不同：其中，统军司是皇帝要打造的一个常设机构；而行枢密院则是皇帝派遣的临时指挥机构；都元帅府更多则是因历史原因存在的一批士兵，这批士兵现在需要被纳入元朝体制。

这种灵活的体制，是忽必烈统治早期战争所需要的，但在后来，也会出现与汉唐时期同样的情况，也就是临时机构慢慢地成为永久机构，使原来的常设机构降为附庸。到后来，行省逐渐将宣慰司压倒，成为它的上一级机构。

灭宋时期的制度跟进

1273年（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正月，从南方战线传来了好消息，蒙古大将阿里海牙攻克了襄阳对岸的樊城。在宋元对峙的战场上，胜负手就是襄阳，这里位于整个地理版图的中间，也是宋元连接部的正中。蒙古人如果能够获得襄阳，就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樊城与襄阳只隔一条汉江，是襄阳防线重要的一部分，一旦樊城丢失，襄阳的战斗力也就失去了一半，这还没有算上对襄阳守军的震慑力。

.吕文焕是南宋著名将领吕文德的堂弟。从战略上讲，吕文焕守襄阳多年，是有功之臣。然而其余人（包括他的堂兄吕文德）所犯的错误最后都化为压力，导致襄阳无法独自支撑，加之南宋朝廷对吕文焕的怀疑态度，所以当蒙古人攻克樊城进行屠杀后，吕文焕的结局已经注定，不是投降就是死亡。从这个角度上说，吕文焕并没有更多选择。


果然，到了第二个月，南宋襄阳府守将吕文焕选择了投降，元朝正式获得这座战略价值极高的城市。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忽必烈意识到南宋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他进攻南宋的速度突然间加快。

.蒙古方面的指挥官是伯颜、阿术和阿里海牙，见《元史》《新元史》《元朝名臣事略》的各自本传。


关于宋元战争的情况，已经有很多人写过，而且这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关注点。
本书关注的是宋元战争背后的动作，也就是兵力、物资的调拨以及对刚获得的城池的安抚。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称得上占领。否则，就会像当年金国进攻东京，或者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燕京一样，即便打了下来，也由于不会治理而退出去了。蒙古人之所以能够在几年时间内打败南宋并实现占领，背后的组织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论具体战争的胜负，只看忽必烈在组织上如何安排，以保证对占领区的控制，并利用新占领区的物资和后勤逐渐推进战争。这里既体现了他能够快速变化的优势，也暴露了不能形成稳定制度的劣势。事实上，元朝制度演化的许多秘密都隐藏在这一段时间。

据《新元史·世祖本纪》，在此之前，蒙古在陕西境内设立了一个行中书省，到攻克襄阳时，又增设了一个断事官，负责勾校该行省的钱谷，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到三月，元世祖又设立一个叫作河南等路行中书省的机构。在许多刚刚攻打下来的地区，蒙古人首先会设立一个安抚司，用于接收工作，如果该地区是下一次作战的前线和基地，那么就会设立一个行中书省。这时的行省还不等同于一个地方机构，更多是从中央派遣高官大员，让他全盘负责军事准备工作。如果战争即将开启，或者更偏重于军事责任，则有可能设立一个行枢密院。

.后来这里负责从中路发动进攻，经过湖北，沿长江向下进攻。


到四月，忽必烈接见了吕文焕，并授予他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的职位，也就是让他继续保有一定的军事权力。为了更好地组织军事工作，忽必烈将刚刚设立的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撤销，改设一个行枢密院，称“荆湖等路行枢密院”。
忽必烈派遣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等心腹，以荆湖等路行枢密院事的身份镇守襄阳。其中史天泽是唯一一个当宰相的汉人，而阿术和阿里海牙都是著名的战将，不仅是忽必烈的心腹，还是元朝的精锐。

.后来这里负责从东路发动进攻，经过淮西直达长江，对长江淮河间地带发动进攻。正阳关位于安徽寿县（寿春），而寿县则是南北交通的东道的中心位置，这里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南北战略要道。


同时，与襄阳相对的是东面的淮西地区，这里是南北三条通道的东路通道，这里原本也属于河南等路行中书省，行省作废后，这部分地区单独成立了淮西等路行枢密院，由合丹、刘整、塔出、董文炳以淮西等路行枢密院事镇守正阳（位于现安徽寿县）。

.云南在蒙古初期一直不稳定，直到赛典赤去往云南，云南才逐渐成为元朝稳定的疆域。赛典赤是不花剌的回族人。在他之前，云南的政治重心在大理，赛典赤将中心迁到了昆明，将大理交给原段氏皇族总管，形成了昆明与大理的双头结构，直到明初征服云南，才从双头结构变为单一制结构。


襄阳和淮西是进攻宋朝的两个正面战场，此外，蒙古还为进攻南宋配备了第三前线，那就是长江上游的四川。此时在四川地区，成都已经被元朝占领，但在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地方是忠于南宋的。而作为长江上游的地区，四川对下游的军事压迫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四川地区也有一个重要的南宋降将刘整，在他投降后，四川原本设立了一个行中书省，此时为准备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忽必烈撤销了四川行中书省，建立东川和西川两个行枢密院，由王良臣行西川枢密院事，合剌、王仲仁行东川枢密院事。由于有了行枢密院，原本在四川行省辖下的东西两川统军司也都被取消了（闰六月）。

而云南作为四川的后院，在四川行省废除之后，也单独建立行省，由赛典赤任职（闰六月）。

河南行省被解散后，除了襄阳和淮西两个行枢密院控制的前线地区，还有大量的后方地区，这部分地区由于统治已经稳固，就只设立一个宣慰司（河南宣慰司），将之正常化（九月）。

到此时，蒙古人在东、西、中三路都完成了前线的军事准备。

.见《新元史·世祖本纪》以及各大臣的本传。


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正月，忽必烈又设立了四川屯田经略司，继续准备粮草。此时中书省已经征集了10万人准备伐宋。到这时，元朝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到了三月，元朝的政策突然发生了转向，又将荆湖（襄阳）、淮西两个行枢密院改成了行中书省。前者以伯颜、史天泽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后者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
这次变动恰好发生在伐宋之前，很可能是行中书省比行枢密院更能整合资源，而且除了打仗，行省还可以通过行政和税权为战争提供更多的支持。但这种频繁的变动也恰好说明了忽必烈的特点：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领袖，总是利用自己敏锐的嗅觉做出改变，但由于他精力过于旺盛，变动也太多，元朝的制度很难固化为惯例。

.前者的指挥官是合答，后者的指挥官是古不来拔都和翟文彬等人。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六月，元朝终于准备大举伐宋。元朝的中路军首先挺进长江，一部分占领沿长江的堡隘，另一部分则向长江以南的荆南地区前进，牵制南宋西部的兵力。

.年幼的皇帝为宋恭帝赵，由谢太后临朝听政，宰相是贾似道。


.见《新元史·日本传》，今人关于远征日本的著作，参见周思成《大汗之怒》。


有两件事也影响了元朝伐宋。一是这一年七月，沉迷女色的宋度宗去世了，将皇位留给未成年的小太子。君主年幼，妇人执政，加上举棋不定的权臣，构成南宋对抗元朝的基本盘。
这有助于元朝下决心赶快行动。第二件事则与海外战场有关。在这一年，忽必烈之所以一直没行动，还和元朝策划的另一场行动有关，那就是第一次远征日本。元朝和高丽联合进攻日本，虽然在日本沿海登陆，但由于对方势众，加上天气原因，海船损失惨重，蒙古远征军最后于十月撤回，这让忽必烈认定不能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将远征日本延后到征服了南宋再说，决心全力攻宋。

.见《元朝名臣事略》的伯颜传和阿术传。


到了八月，忽必烈再次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九月，伯颜、史天泽在襄阳点兵，分三路伐宋。伯颜大军前往鄂州，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地区。伯颜一路向南，到了十二月，鄂州的南宋守军选择了投降，伯颜让阿里海牙镇守鄂州，他本人和阿术水陆东下，继续压迫南宋的核心区域。

.见《新元史·世祖本纪》《中国历代战争史》。


此刻已经进入南宋分崩离析、各个城市纷纷投降的时期。比如，仅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正月这一个月，南宋辖下的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和德安府等地就有大量的守军投降，将城市进献给元朝。

但到此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元朝是如何实现控制征服地区的。我们看到，元朝进攻南宋，与当年金国进攻宋高宗是不一样的。金国并不懂得建立组织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的做法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劫掠制：战争以抢劫为主，抢完之后无力在地方重建秩序，只能撤走。而忽必烈的元朝已经不一样了，他们非常注重在获得土地之后建立秩序，让人民赶快恢复生产，这既可以让人民不再怀念宋朝，还可以利用新资源开展新的战争。

由于元朝统治者人手不够、人才储备不足，忽必烈依然需要汉人的帮助。忽必烈从北方选派14个蒙古人、汉人和畏兀儿人，前往这些新投降的地方担任民政长官。与此同时，他在新征服的中心城市鄂州建立了宣抚司，行中书省事。元朝已经很少使用宣抚司这个机构了，只有在边疆地区还不够稳固的地方，才会设立这个临时性的机构。鄂州建立了宣抚司，其级别却是行省级的，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太平州在著名的巢淝通道的长江对岸。古代进攻往往首先从寿春沿淝河经过合肥前往巢湖，再从巢湖走水路前往长江，过江后就是马鞍山当涂，江中有著名的采石矶。见本书作者的《军事密码》。


.从建康过独松关前往临安的路线是江南最重要的军事通道之一。


二月，战果继续扩大：长江上的重镇安庆投降。忽必烈下诏给那些已经投降的城市，即江州、黄州、鄂州、岳州、汉阳、安庆等地的百姓，告诉他们今后可以安居乐业，元朝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有事情，可以向当地的行中书省告状。之后，太平州（现安徽马鞍山当涂）投降
，建康府投降。建康府就是现在的南京，也是六朝时期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在三国和南朝时期，建康就代表着江南（也叫江东），一旦建康投降，战争就宣告结束了。南宋时期已经将都城后撤到比建康更加靠南的临安（现浙江杭州），攻克建康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但显然，攻克了建康意味着战局再也不会出现反转，南宋已经无力夺回它丢失的领土。
忽必烈专门派国信使廉希宪到建康，强调不要杀掠，要尽快建立制度。

.《读史方舆纪要》用“巨防”这个词形容独松关。


三月，元朝在江东地区取得了巨大进展，镇江府、江阴军投降。在江北地区的滁州、宁国府、西海州、东海州、平江府投降。常州投降后，元军到达临安以北的独松关，距离南宋都城已经不远。独松关是建康到临安路上最重要的关口，这里有一棵标志性的参天独松，也是临安在北方的最后一道“巨防”
。但蒙古人并没有单兵突进，而是再次采取了迂回战术，据《元朝名臣事略·阿术传》记载，阿术分兵进攻扬州，从东面包抄。

精密的机器

忽必烈的军队不仅是一台战争机器，而且拥有极其精细的财政系统，在一路攻城略地的同时，他们总是不断地统计着户籍信息。

南宋的城市投降时，往往会将户籍清册一并上交给胜利者，但很少有胜利者能够这么快地意识到户籍的重要性，并迅速地记录下来。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情况是，胜利者在狂欢过后，想要了解他们的征服区域，却发现户籍和土地资料都已经在抢劫中被付之一炬或者散失殆尽了。只有元朝在征服的同时，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接收工作，甚至在刚刚完成占领时，就把这个地区的人口清册整理清楚。

.这些数据的整理得益于两件事，一是元朝在北方已经开始整理户籍，因此特别重视；二是南宋城市大规模投降，人口和土地清册并未销毁，为元朝提供了便利。


到三月，元军拿下了大部分江南东路的土地，已经计算出在江南东路获得了2个府、5个州、2个军、43个县、共计831 852户、1919 106人。之后，每将一个地区（以南宋的行政机构“路”为单位）完全占领之后，就会整理出当地的人口信息。

.他们在荆湖南、北路得到了3个府、11个州、4个军、57个县，共计803 415户、1 143 860人。


四月，元军继续在长江中游地区攻城略地。由于进攻速度太快，对许多城市都采取围而不打且尽快顺江而下的策略，当都城被围困之后，其余地区的守将一看大势不好，也只得选择投降。这一个月内，汉江和两湖地区的荆门、江陵、陕州、归州、澧州、常德府、郢州都选择了投降。到了五月，更靠南的辰州、沅州、靖州、房州投降。至此，元军将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占为己有。
为此，忽必烈在江陵府（现湖北省荆州）设立行中书省，由廉希宪担任行中书右丞，脱博忽鲁秃花担任参知政事，希望尽快将这个地区带入正轨。

.镇江在扬州以南的长江南岸，也是著名的长江防御点。南宋高宗就是从扬州逃往镇江，避开了金军的前锋。镇江著名的防卫地是北固山，此外，在长江中有焦山和金山。元朝占领临安后，南宋皇帝、官员（包括文天祥）等人北上时也经过镇江。


.江南地区的地形，除了长江中下游的城市，就是以湘江和赣江为中心的两个盆地，元军的分兵意味着江南地区除了广东一带已经没有地区不在征伐之列。


六月，西部的一些地区如嘉定、叙州、江安州先后投降。七月，发生了著名的焦山水战，元军在现在镇江附近、长江中的焦山将南宋水军主力击败，南方军队连对北方军队水战上的优势都已经不存在了。
伯颜继续向临安进发，与此同时阿里海牙分兵进攻湖南，吕师夔等人进攻江西。

.扬州在宋恭帝投降后依然不肯投降，成为江北地区最顽固的据点。


淮西地区虽然有扬州这样的硬据点，
但是整体上已经不再是前线了，于是忽必烈撤销了淮西行枢密院，建立淮西行中书省，由阿塔海、董文炳主政。九月，由于襄阳也不再是前线，忽必烈废除了襄阳统军司。

.元朝在江南西路一共获得6个府州、4个军、56个县，共计1 051 829户、2 076 400人。


十一月，为了加速军事物资的流转，忽必烈在各个地区设立了都转运司的机构。随着隆兴府（南昌）的投降，江南西路地区的战事也告尾声。

.元朝在湖南地区获得1个府、6个州、2个军、40个县，共计561 112户、1 537 740人。


这一个月，还发生了一次屠城行为。由于之前常州投降过，后来南宋又夺回常州，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蒙古人在第二次攻克常州之后开始屠城。这次屠城对南宋的震动很大。到了十二月，南宋就投降了。在双方商讨投降事宜时，南宋最后的州县也接连向元朝投降。十二月，许浦、平江、随州、吉安州投降。到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正月，随着元朝用暴力攻克潭州，整个湖南也被平定。

二月，随着嘉兴府、乍浦、澉浦、建德军、婺州、庐州、台州的投降，以及瑞州和临江军的攻克，加上元朝依靠南宋皇帝投降而获得的临安、整个两浙路（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的战事告终，他们又收获了8个府、6个州、1个军、81个县，共计2 983 672户、5 692 650人。

.元朝在淮南西路得到2个府、6个州、4个军、34个县，共计513 827户、1 021 349人。


同月，忽必烈在临安设立浙东西宣慰司，任命麦归、焦友直为宣慰使，杨居宽同知宣慰司事兼临安知府事。这一个月内，淮西制置使夏贵选择了投降，于是淮南西路也基本归顺。
元军开始在临安大肆掠夺战利品。战争最大的快感往往在于对敌人都城的掠夺，这种掠夺除了财富，还包括将敌人那些象征性的物品和人员带走。除了投降的南宋皇室，占领军首领伯颜还一并发送了三学诸生，将他们送往遥远北方的京师，继续为新政权服务。除了人才，宋太庙景灵宫的礼乐器、册宝、郊天仪仗，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的图书、祭器、乐器等，都被一并打包送往京师。

.金国对东京的围困、攻克、占领和掠夺，参考本书作者的《汴京之围》。


在此，我们可以将元朝灭南宋和金灭北宋做一个对比。女真人攻克东京之后，大肆劫掠，将东京所有的财富和人才都送往北方。但女真人的制度建设却没有跟上，导致他们攻城之后无法进行有效占领，最后只好树立一个傀儡皇帝张邦昌，再撤回北方地区，让东京自生自灭。
元朝由于不断地建立制度和政府机构，一路上每到一处就接手一处，因而最后接收临安时没有遇到任何治理困难。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忽必烈如此频繁地变换机构设置，几乎每一次战场的变化都会引起一系列的机构调整。元朝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平稳地接收这么庞大的疆域，制度建设功不可没。

.蒙古人在淮南东路获得16个州、33个县，共计542 624户、1 083 217人。


在长江地区还有一些“尾巴”一直拖到了这一年的七月。最著名的就是扬州。扬州的守将是李庭芝和姜才，当其他地方分崩离析时，二人却联合起来抵挡了元军的进攻，哪怕是临安投降之后，他们也坚持抵抗。到后来，他们应南方益王（后来的宋端宗赵昰）的要求，准备撤往南方。当他们撤到泰州时，泰州城已降。而在他们离开后，扬州城也投降了。扬州和泰州投降后，附近的通州、滁州、高邮等城才投降，整个淮南东路落入元朝之手。
元朝在此设立了淮东行省。

元朝在长江地区取得的胜利是惊人的。为展示他们的收获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将元朝控制的人口做一个纵向比较。在忽必烈刚刚建立元朝时，他们控制的只是北方地区，此时南北双方已经有了极大的差距，南方人口稠密、富裕，而北方人口稀少，频繁的战争造成了土地的荒废和贫瘠。

.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清查，每户平均人口数为4.46，可估算北方人口大约是六七百万。见本书作者《财政密码》的附录表格。


1261年（元世祖中统二年，南宋景定二年），忽必烈即位两年时，就对他控制的地区进行了清查，以后年年都进行人口统计，这也体现出他手下汉人的作用。元朝的统计是以户来计算人口，这一年他控制地区的人口数是1 418 499户。

.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的统计数据是13 430 322户，总计59 848 964人。这表明，征服南宋的战争为元朝带来了绝大部分人口，其后的增量很有限。


到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年底，随着北方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对四川等地的征服，元朝人口已经增加到1 967 898户。第二年，随着新的地区被征服，元朝人口暴涨到4 764 077户，涨了一倍多。而第二年，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伯颜结束了对临安的清查，向忽必烈汇报，这场战争一共给元朝带来9 370 472户，总计19 721 015人。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户数统计，忽必烈在两年之内获得了他原来控制地区近5倍的人口，其臣民一下子增加6倍。可见这一次征服行动规模之大。

征服的遗产

.根据《元朝名臣事略·伯颜传》，要求撤掉行枢密院设立行省的是宰相伯颜。


在长江地区被征服之后，元朝的机构变革还在继续进行。四月，在四川地区，元朝把军事意味更浓的东川行枢密院和成都经略司撤掉。六月，调度军事的两浙路大都督府被改为安抚司，同时设立了诸路宣慰司，也就是正规的行政机构。八月，忽必烈将襄阳统军司废除。至此，元朝完成了对整个江浙和两湖地区的“军转民”行动。

.长江流域通往两广地区的两条主要通道，分别是位于湖南的湘江以及位于江西的赣江，从赣江向南，翻越梅岭，可以进入广东的北江流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元战争的结束。由于南宋的几个宗室逃往南方，元朝在巩固长江防线的同时，已经开始准备继续向南进攻了。三月，他们首先在最南方与安南接壤的廉州（现广西北海合浦）设立了万户府。在江西地区连接南部两广地区的通道上，赣州、吉州、袁州、南安军也纷纷投降。
十一月，处州（现浙江丽水）投降。十二月，泉州在具有阿拉伯血统的商人蒲寿庚的运作下投降。到了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通往两广的通道以及两广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投降：正月，循州、汀州、潮州、梅州投降；二月，江西南部的瑞州、位于广东的南恩州（现广东阳江）投降；三月，忽必烈在潭州设立中书省，并在静江（现广西桂林）设立广南西路宣抚司，同月，广南西路的十几个府州都选择了投降；九月，广南东路大批州府投降。到此时，南宋流亡小朝廷控制的地区已经被压缩在很窄的沿海条带内。

.关于江南的发钞权之争，参见下一章阿合马的生平。


在元军压向两广地区的同时，对于江南各地的经济改造也在同步进行着，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废除南宋的会子。但废除会子之后，这个区域还流行着铜钱，对元朝发行的纸钞的接纳度并不高。为此，到了这一年四月，忽必烈下令禁止江南使用铜钱，只准使用政府发行的纸钞，这就将江南的经济纳入了元朝的轨道。

元朝对地理有着天生的敏感性，据《元朝名臣事略·伯颜传》记载，灭宋的功臣伯颜在进攻的过程中，已经将中原的地理状况了解清楚，于是提出了开掘从临安到北京的大运河，将原金国和原南宋地域连接起来的想法。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到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大运河竣工，成为元朝治水史上最大的成就。

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南宋景炎三年）三月，由于福建地区已经平定，忽必烈设立福州行省，作为进攻南宋最后据点的前线，由忙古带、唆都以及投降的蒲寿庚掌管。第二年正月，元朝和南宋的最后一战在广东崖山打响。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被陆秀夫背着跳海自杀，所有人都认为陆秀夫的做法非常英勇，但没有人知道赵昺是否自愿。南宋至此彻底灭亡。

在所有北方对南方的征服过程中，大都会经历南方顽强的抵抗。比如金国在灭亡北宋后，对南宋的入侵最终以失败告终。明清换代之际，南方的南明政权抵抗了18年方才平息，其间出现过数次的大反攻和拉锯战，南明所代表的汉人政权一度占据了南方的大半土地。只有元朝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干净利落地拿下了整个南方地区，这得益于忽必烈采取的控制策略。我们应该看到，除了军事，忽必烈在背后还有一系列娴熟的组织运作，他以灵活的手段和充沛的精力，在整个区域内频繁调动着行政、军事和经济资源。征服一个地方之后，设立安抚司或者宣抚司，等安定之后改为正规机构宣慰司。如果有军事需要，则设立行枢密院、统军司或者都督府、大都督府等。而如果一个地方军事价值过于重大，是下一个阶段战争的军事、物资基地，需要统一调配人员物资，则设立权力最大的行中书省。新征服地区的机构就在这些复杂的名称之间来回地切换。

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划，等全部征服之后，大部分机构是要撤销的，最后留下的只有宣慰司这个正规的机构来管理民政。但事实上，元朝也正是从征服江南开始，打破了这个预设的体系。或者说，征服江南给元朝的行政和财政留下了巨大的遗产，这些遗产有正面的，但也有负面的，最终阻碍了元朝行政的正常化，让它停留在“半生不熟”的阶段。

.参考《新元史·地理志》《新元史·百官志》《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等制作。


表7-1 元朝的行中书省、腹里和宣政院

在这方面的第一个遗产是：那些原本作为临时机构的行中书省再也没有撤去，反而逐渐成为宣慰司的上级机构。

其中一个原因是（后面还会详谈），征服南宋只是忽必烈庞大计划的第一步，除了南宋，忽必烈还计划继续向南和向东，进攻日本、蒲甘、暹罗（现在的泰国）、安南，甚至爪哇等地。在这样的计划中，南方是其巨大的军事基地，因此要设立行中书省，这个机构更容易统筹管理一切资源。随着战争计划的长期化，行省这个机构也就被长期保留下来了。到后来，当行省成了一级机构，元朝也认为这样更便于管理，于是行省也就尾大不掉了。

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划，只设宣慰司，那么由于宣慰司只是民政机构，就可以被纳入宋朝三权分立的轨道，让中央更容易控制地方。而行省却由于权力过大，容易产生离心力，让中央不容易控制。元朝后期对江南行省的控制力很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行政机构没有建设好，而这又和行省的存在有关系。到最后，整个江南反叛，而朝廷却无力控制，就和最初民政机构的设立不彻底有关。

除了行省这个遗产，另一个遗产，就是随着南方战争的结束，汉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按照忽必烈设计的中央制度，中书省是整个行政的最高机构，而最高机构中一般设有四个等级的长官，这就是所谓的宰相集团，也被称为宰执级高官。

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朝的宰相集团包括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四个级别，其中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名，而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各两名。权力和地位也是左右丞相最高，其次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是最低级别。

在忽必烈刚刚建立政权的时期，汉人可以晋升到最高等级的左右丞相。据《元朝名臣事略·史天泽传》记载，担任过丞相的汉人其实只有一人，那就是史天泽。史天泽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汉人担任第一等级高官的情况，这实际上源自1268年（元世祖至元五年，南宋咸淳四年）时忽必烈的一项新规定。据《新元史·世祖本纪二》记载，这一年三月，忽必烈罢免了女真、契丹、汉人中任达鲁花赤的高官（中央和地方的一把手），只保留色目、畏兀儿、乃蛮和唐兀特籍的达鲁花赤。这项规定在中央的影响，就是汉人不可能再担任最高级别的丞相了。

.《史集》甚至认为，平章政事最初是专门给汉人设的职位，后来才有其他民族的人担任平章政事。


虽然不能担任左右丞相，但在皇帝需要时，汉人还是可以担任平章政事
这一级别的高官，也就是第二等级。受忽必烈器重的王文统、赵璧、廉希宪、宋子贞等人都先后担任过这个职位。可是，到了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攻克临安之后，汉人也基本上从第二等级中消失了，退居第三和第四等级。

我们还可以从数量上看，在1262年（元世祖中统三年，南宋景定三年），这一年担任过宰执级高官的一共有15人，其中汉人有8人。到了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这一年担任过宰执级高官的8人中，汉人只有2人，且位于第四等级，即宰相集团的最末端。

.色目人不仅包括穆斯林，也包括西域信奉景教等其他信仰的民族。契丹指的是原来金国土地上的一切人，包括契丹、女真，也包括在金国的汉人。蛮子指的是原南宋土地上的居民，主要是汉人。这四个等级也叫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一旦战事结束，汉人就失去了重要地位，忽必烈重用蒙古人的倾向就占了上风。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所谓的蒙古、色目、契丹、蛮子的四大等级也逐渐形成了。

忽必烈对蒙古人的照顾还可以从宰相安童身上看出来。安童被称为一代贤相，但他最初的上台，明显是忽必烈对汉人防范的结果。

.1265年还有另一个政策：二月时，皇帝下令，只有蒙古人才能在各路担任达鲁花赤，而汉人则只能担任总管，色目人则称为同知。这也与限制汉人的政策有关。见《新元史·世祖本纪》。


据《元朝名臣事略·丞相东平忠宪王传》记载，安童是成吉思汗所指定的东方国王木华黎的四世孙，他的父亲也是忽必烈的勋臣，这一切让这位年轻的怯薛得到忽必烈的重视。到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南宋咸淳元年），由于忽必烈急需防范汉人，提拔蒙古人，于是他最后选择了安童作为右丞相，位居史天泽之上。此时的安童只有18岁，却被放在帝国的最高官职上。虽然史书中记载了一些他天资聪颖的例子，但如果他不是蒙古人，显然不可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么高的待遇。

.关于几位权臣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的作为及其对元朝财政制度的破坏作用，见下文。


安童的职业生涯贯穿忽必烈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他是一个调和者，甚至与汉人官僚一起反对色目人的势力。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他曾经弹劾聚敛之臣阿合马，但第二年他就被排挤去陪太子戍边了。在边境上待了10年后，1284年（元至元二十一年），他再次回来接替和礼霍孙担任右丞相，并参与弹劾了另一个聚敛之臣卢世荣。但是，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又一个聚敛之臣桑哥（桑葛）上台了。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桑哥成功迫使安童辞职。两次担任宰相的安童依然无法为元朝建立良好的制度，这和忽必烈为了追求财政效率而重用聚敛之臣有很大的关系。

.参考《新元史·宰相年表》。这里只是选取了几个特殊的年份，来对照宰执级高官中的蒙汉比例。表中并没有标注出每个人任职的时间，凡是在这一年担任过该职务的，都列入表中。其中的汉人用黑体显示。


表7-2 忽必烈统治时期元朝宰执级高官对比

.忽必烈在争议中登上大汗之位。



.李璮兵变，导致忽必烈开始防范汉人势力。


.阿里不哥投降两年后死亡，忽必烈巩固了汗位。


.元军攻克襄阳，开始准备最后灭宋。


.元军攻克南宋临安城，南宋的主体部分灭亡。


元军攻打安南失败，划定了元朝在东南亚的边界。


.元世祖忽必烈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