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台的元泰定帝来自哈剌和林，是一个调和派，他采取了怀柔的态度，试图同时包容汉化派、建制派和守成派。对于汉人社会，他选择崇儒，并处理了元英宗遗留下来的江南科差事件，给民间经济以更多的自由度。但元泰定帝真正依赖的还是来自哈剌和林的亲信小团体。

元泰定帝和大臣们不习惯大都，更喜欢在上都与哈剌和林之间流连，由此加剧了南北失衡问题，也减弱了对南方的控制。

比起北宋，元朝的疆域更大，但其税粮收入只有北宋一半。元朝的大部分疆域是不产生利润的，反而需要大量的维稳开支。只有少数地区能产生利润，它们大都处于南方的江浙地区。为了将财政收入从江浙运输到北方，必须依赖运河与大海，由此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元泰定帝去世后，以上都为主的泰定帝派和以大都为主的守成派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决定了元朝的皇位在元武宗的后代之间继承。

戛然而止的治世

铁失刺杀元英宗之后，三派力量的强弱对比出现了变化：汉化派没有了皇帝的支持，迅速衰落；铁失所代表的建制派掌握了权力；守成派长期受到其余两派的打压，虽然元英宗的死亡本来应该让元武宗的子孙看到希望，但由于后者缺乏高层官员的支持，不得不继续蛰伏。

建制派也有弱点——他们虽然可以杀死一个皇帝，可必须寻找另一个皇帝来代替，他们的问题是没有成吉思汗（忽必烈、真金系）血统的人这张牌，但是又不得不寻找一个这样的人。

铁失找的人并不出自元武宗一系，而是向上追溯到元武宗和元仁宗父亲的兄弟支系，同时也是元成宗的兄弟支系。在元成宗上台时，他的长兄晋王甘麻剌曾有机会获得皇位，但由于没有母亲的支持而让位于元成宗。元成宗没有后代，本来晋王系作为长支也有机会继承汗位，但由于晋王系在哈剌和林与海都的战争中表现糟糕，他的弟弟答剌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却在战争中脱颖而出，于是帝位被海山抢走了。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后来表示：自己收到即将发生政变的消息后就派人警告元英宗，但使者未到，元英宗已经被杀，以此摆脱刺杀皇帝的罪名。但他死后，元武宗的后代并不相信他的说法。


元英宗去世后，晋王系没有再浪费机会。铁失在刺杀元英宗时与当时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剌的儿子）取得了联系，表明要让后者做皇帝。
也孙铁木儿作为晋王，是真金子孙中的长支，元武宗海山离开哈剌和林之后，也孙铁木儿已经成了哈剌和林与蒙古本部最有权威的宗王，具有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同时，他也是建制派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建制派希望能够保留蒙古人的特权，而守成派过于偏向那些新依附的色目人，汉化派又过于偏向汉人，只有德高望重、位于蒙古本部的晋王才能够代表真正的蒙古人。他甚至不会汉语，得到消息时正在图拉河狩猎，即位是在龙居河（现蒙古克鲁伦河）河畔，这样的人似乎是不可能实行汉化政策的。

但铁失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元仁宗、元英宗父子二人的改革，元朝的蒙古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了。晋王继位后改元泰定，史称“泰定帝”。

.与也先帖木儿一起被杀的还有完泽、锁南、秃满等人。


.与铁失一同被杀的还有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人。


泰定帝上台后首先必须摆脱弑君的嫌疑。在刚称帝时，他为了安抚反叛者，表面上封了两位主要反叛者——也先帖木儿和铁失分别担任中书省右丞相和知枢密院事，也就是让他们控制文武大权。可一旦掌握了局面，皇帝就立刻严惩反叛者。在泰定帝还在蒙古时，也先帖木儿前往其驻地送玉玺，结果在那里被处死。
之后，泰定帝派人去往上都，在那里杀死了另一个主谋铁失，
泰定帝即位一个月后就控制了局势。然后，泰定帝才率领人马进入上都，之后前往大都。

铁失等人以为选择了一个蒙古化的亲王当皇帝，但事实上，这位新皇帝是一个调和者。作为亲王，他只需要管理好一个以蒙古人为主的小社会就可以了；但作为皇帝，他要面对上亿的臣民，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集团。更何况，比起前几位皇帝，泰定帝的地位更加不稳定，他也更不想折腾。

.抚恤名单很长，包括杨朵儿只、萧拜住、贺伯颜、观音保、锁吱儿哈的迷失及李谦亨、成圭、王毅、高昉、张志弼、普颜笃、卜颜忽里等人。


泰定帝在到达大都的那一刻，就已经派人前往曲阜，用太牢祭祀孔子，这是最高的礼遇。这就等于向汉人宣布：新皇帝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之后，除了继续追杀那些弑君者，他还对在最近的斗争中牺牲的大臣们进行抚恤。
加上一系列的税收减免政策，表明了泰定帝弥合社会裂痕的决心。

但如果把泰定帝看成元仁宗和元英宗的继承人，那也是完全错误的，泰定帝事实上只是一个调和者，他选择在几个派别之间进行平衡。

.这时候的老师有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翰林侍讲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事实上，他们虽然得到皇帝的尊重，却并不受重视。


比如，泰定帝虽然不会汉语，却在他登基的第二年（1324年，元泰定元年）二月，就让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给他的亲信们补课，给他们讲《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让他们尽快学习中原文化和治理之道。
这种谦逊的态度表明皇帝对中原文化的尊重。可如果以为泰定帝痴迷中原文化，那就又错了。事实上，泰定帝的亲信大都来自哈剌和林。这些人主要包括中书省右丞相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中书省平章政事倒剌沙以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等。这些人中除了蒙古人，还有很强的色目势力，比如泰定帝最器重的倒剌沙就是色目人。

从这样的配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皇帝的朝廷将原来的三派都拉入其中，给予一定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反对自己，但皇帝的核心圈子依然是哈剌和林的亲信。这一点，已经与元仁宗和元英宗时期依靠汉人的倾向大相径庭了。而这种调和政策也必然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要同时讨好三派人，意味着皇帝不能够通过惩罚任何一派人来劫掠其财富，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来收买他们。

评判皇帝是否仁慈的重要指标是如何对待前几任皇帝的子嗣。在前几任皇帝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武宗。元武宗留下几个儿子，元英宗时期将图帖睦尔流放到海南，而和世也逃到察合台汗国。泰定帝将图帖睦尔召回内地，也与和世修好。除了元武宗的儿子，皇帝还加封了一批新王，派遣宗王出镇各地，增加了宗王的岁赐。这些做法都让原本就紧张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江南包银，见《元典章·圣政二·复租税》《元史·英宗本纪》《元史·泰定帝本纪》。


泰定帝在财政上甚至还做了一些放松工作。最著名的是解决“江南科差事件”，这一事件贯穿元仁宗、元英宗和泰定帝三朝。
纵观元朝，在江南地区一直没有推行完整的科差（杂税）制度，而在北方一直有着严格的杂税，这导致了地域上的不公平。元仁宗的朝廷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却没有动作。到1320年（元延祐七年）元英宗上台，朝廷终于决定，从财税公平的角度出发，也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必须向江南征收科差。为了防止江南的反抗，政府没有区分所谓丁税、包银和丝料（这几项税收都没有在南方征收），而是采取最省事的办法：每户包银2两，折成至元钞10贯。

这件事在江南引起轩然大波。当年十一月，元英宗借着改元诏书，规定减免江南地区的科差：两广地区不再征收，其他地区减半。第二年，终于正常征收了。但到了第三年，皇帝就开始打退堂鼓了。这时恰逢权臣铁木迭儿倒台，皇帝借机把责任都推给铁木迭儿，又下令减免一年。

以上就是元英宗时期江南科差的情况。1323年（元至治三年），元英宗被杀，到底如何处理江南科差问题，就成了是否能够安抚汉人的风向标。泰定帝抓住机会，宣布减免三年的江南包银——并非取消，只是推迟三年。1325年（元泰定二年），又到快恢复征收的时候了，在群臣力争之下，泰定帝终于彻底废除了江南包银。

江南包银的取消，反映了泰定帝在财政上的思路，也就是用政府的退缩、民间的繁荣来调和社会矛盾。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就是，政府的税收一直不足，财政沉疴一直未解。

南北失衡的加剧

泰定帝对元朝社会的另一个重大改变是地理位置上的。蒙古人统治重心的迁移，是以都城的位置越来越靠近内陆为标志的——从最初的哈剌和林，到后来的上都，乃至大都。

泰定帝没有改变都城的位置，但作为从哈剌和林来的宗王，他更喜欢在草原区域生活，加上他的大臣们大都来自草原，导致了他们与中原地区的隔阂。

事实上，元朝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南北失衡问题。人们通常提到元朝的四种人制，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黄河流域及以北的居民）和南人（南方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宋人），并将南人看成最低等级。这样的划分在政治地位上是成立的，却不一定与富裕程度挂钩。比如，汉人与南人相比，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官场，而南人即便再有才干也很难获得官职。但汉人要为其政治地位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蒙古人对他们的管制要远多于南方。北方由于连年的战争，经济本来就不发达，而其又是蒙古人首先控制的地区，因此蒙古人在那里维持了高密度的地方行政机构，并进行彻底的人口和土地清查，这意味着更高的税率和更多的盘剥。

南人虽然无法进入官场，但自忽必烈以来就没有很好地解决土地和人口清查问题，另外相对于人口来说，南方的官僚组织和官员人数都远远低于北方，朝廷的控制力也弱得多。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时代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以失败告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南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南方的生活远好于北方。

到底是汉人的地位低，还是南人的地位低呢？如果从经济角度和较少的干扰上来看，南人的地位无疑是更高的。除了大都，富裕的城市大都在南方。到访元朝的外国人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外国人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他对大都（汗八里城）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大汗的宫殿，就是这座城市里两万多名活跃在各种权力场合的娼妓——这表明这个城市的畸形。而在南方，富裕的城市却多得多，比如杭州被他称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马可·波罗以夸张的叙述，称这座城市有12种大的职业，每一种职业有1.2万户，每户有至少10人；这里有1.2万座桥，每座需要10人守护；城内有160条大街，每街有房屋1万间，一共160万间，还夹杂着壮丽的宫殿，甚至包括1所景教教堂。除了杭州，南方最富裕的地区还有扬州和福州，扬州是大运河的交通要道，而福州，特别是旁边的刺桐城（泉州），则是海外贸易的通道。

另一个著名的旅行家鄂多立克在大约1322—1328年间（元至治二年至元泰定五年），在元朝疆域内漫游，他从广州登陆，一路经过无数繁华的城市前往大都。在他的笔下，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城大3倍的城市，船舶数量也非常庞大，比整个意大利的船还多。刺桐城除了有穆斯林，还有基督徒，这里一座寺庙就有3 000名和尚与1.2万座佛像，由于物资过于丰富，鄂多立克感慨地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鄂多立克还提到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方圆足有100英里（约160千米），有1.2万多座桥（与马可·波罗的说法吻合）。金陵（现江苏南京）有360座石桥，而扬州有大量的餐馆。而越到北方，可以记录的东西越少，到了大都，最吸引人的已经不是民间财富，而是大汗的宫殿了。

这样的南北经济失衡导致皇帝必须用南方的财富来养活北方的政权，而偏偏皇帝在南方的机构和控制力都较弱，反而在北方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过于强大的组织。这个弱点在和平时期表现得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到了战争时期，就会越来越致命。

皇帝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的主要方式是运河航运和海运。元朝对海运的依赖比其他朝代更深，到了泰定年间，每年海运的运粮量已经稳定在300万石以上，这已经接近整个北方的粮税总量。也就是说，整个大都的庞大人群其实都是依靠漕粮生活的，一旦失去这些粮食，大都将变成一座荒城。

更麻烦的是，运输粮食的任务表面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实际上却掌握在一小群南方汉人的手中，这些人可以直接控制元朝的命脉。

.根据《新元史·食货志·海运》整理。


表13-1 元中期的海运数量

.该年数据有误，另一种记载是当年运到2 158 685石。



1315年（元延祐二年）数据缺失。


.该年数据有误，运到数据不应大于起运数据。


.原文为运粮375 345石，酌情补。


.另有香白糯米18 943石。






对皇帝来说，既然失衡如此严重，那么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对南方的控制问题。而最要紧的是将更扎实的机构打入南方。可是，元朝历代皇帝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大都的地理位置离南方过于遥远。元朝之前的统一王朝往往会选择在国土中部设立都城，隋唐定都长安和北宋定都东京都考虑到了运粮和行政控制的困难，只有在中部设立都城，才能够兼顾南北。

如果元朝也将都城设在中部的东京或者洛阳，那么他们派出的官员将更容易到达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的粮食也更容易送过来。元朝后期，南方人事实上更愿意融入元朝体系而不是选择反抗，但需要途径把他们控制住并吸收进来。

元朝选择大都作为都城，相对于南方的臂长过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偏偏还受到另一个陪都——上都的掣肘。按照传统，皇帝每年都要去上都度夏，这意味着皇帝及其宫廷每年都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路上折腾，而在上都办公时，更是不可能照顾到南方的情况，这就更增加了控制南方的难度。

泰定帝时期，由于皇帝出身漠北，官员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哈剌和林与上都，对大都已经很冷漠，更不用说南方了。正是在皇帝与其大臣的集体漠视下，南方一方面繁荣地发展着，另一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放在东方的体系下，将为那些反抗元朝的势力提供足够的帮助。元朝最大的隐患已经形成了。

回归元武宗世系

如果泰定帝能够多活几年，对元朝肯定是有利的。他在哈剌和林及各大汗国都有足够的威望，中原也无人敢作乱。但不幸的是，四年后他就去世了，更麻烦的是，由于他的亲信更习惯于在草原和上都活动，导致大都成了守成派的聚集地。

守成派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期持续受到打压，一直缺乏足够的力量崛起。泰定帝到来后采取了和平的政策，即便清洗了建制派，也并没有将守成派赶尽杀绝，而是希望在各个派别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就给了守成派重新聚集的机会。

.关于这次交战，最通俗的记录来自《元史纪事本末·三帝之立》。亦可参考《元史》各自本纪。


泰定帝逝于1328年（元致和元年）七月，到了八月，以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为首的守成派就在大都反叛。九月，泰定帝的心腹左丞相倒剌沙才拥立泰定帝的儿子在上都即位，改元天顺，因此被称为天顺帝。上都和大都正式交战。

燕铁木儿是钦察人，其家族正是元武宗从哈剌和林带来的功臣群体之一。虽然元武宗已经逝去多年，但燕铁木儿一直怀念其统治时期。如果泰定帝没有对各派别采取宽容态度，燕铁木儿可能也无缘佥枢密院事这个军事职务，而正是这个职务给了他行动的条件。

.见《元史·燕铁木儿本传》《元史·伯颜传》。


燕铁木儿控制大都之后，立刻派人去联络另一个守成派官员，也就是担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伯颜，并派人去江陵迎接元武宗的次子图帖睦尔。当时由于嫡长子和世还在西北地区的察合台汗国，无法及时赶回，而守成派的反叛者需要一面旗帜，伯颜扈从图帖睦尔赶到大都后，就将图帖睦尔拥立为皇帝，改元天历。天历皇帝和上都的天顺皇帝都在九月登基，于是天历和天顺之间的战争就决定了哪一个皇帝才是正统。

但此时，泰定帝一方在资源上的劣势就显性化了：上都的地理位置偏远，除了遥远的蒙古本土，几乎没有太多资源可以利用，而大都却依靠着整个中原。双方的对抗并没有演化成长期战争，很快就决出了胜负。到了十月，随着上都投降，天顺帝也不知所终，守成派最后取得了胜利。从此之后，元朝的帝位一直在元武宗世系中传承。

但这并不是帝位争夺的最后一幕。由于嫡长子和世的身份更加正统，按照反叛者的规划，是让嫡长子继承帝位，只是由于情势紧迫，才临时由次子顶上。平定上都之后，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天历帝（元文宗）将皇位让出；第二年正月，和世于哈剌和林以北即位，是为元明宗。

对燕铁木儿来说，只要是武宗世系的人登基，目的就达到了。但元明宗即位后，他很快看出了区别，那就是：元明宗长期流亡在西部，其追随者大都是西部人，而元明宗即位时也在哈剌和林，脱离了燕铁木儿的控制。元明宗即位后，虽然几个月后才进入中原，但一路上已经开始任命官吏，建立自己的朝政圈。不管元明宗多么想表达善意，他的亲信都不会是燕铁木儿等人，而必然是他在西部的熟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明宗和自己弟弟之间的关系，又与当年元武宗和其弟弟的关系一样了。燕铁木儿虽然属于守成派，却发现自己最后扮演的是当年中原建制派的角色。

八月，姗姗来迟的元明宗来到中都，这里是他的父亲元武宗建立的城市。元武宗逝后这里就逐渐荒废了。这座城市有着太多的象征意义，见证了从元武宗到元仁宗的政策转向，这一次，它又见证了另一次转向。在这里，经过多年的流亡后元明宗和弟弟第一次相见，但短短几天后，元明宗就亡故了。

元明宗故去的受益者也不是他的弟弟（后来的元文宗）。元文宗在三年后去世。由于太子已先他而去，他的皇后并没有将皇位交给他的次子，而是选择了元明宗的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元宁宗。但元宁宗也不是受益者，两个月后，元宁宗故去，皇位传给了他的哥哥妥欢贴睦尔，也就是元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

在频繁的皇位更迭中，真正受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群体。这个小群体突然之间登上了舞台，这就是权臣群体。

蒙古人天然有排斥权臣的倾向。当一个皇帝（大汗）去世，首先摄政的是他的正妻（如窝阔台的正妻乃马真后）或者小儿子（如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等待选举完成后，将权力交给新任大汗。如果新任大汗未成年，则由太后继续摄政，直至大汗成年。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权臣摄政的空间，能够保证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成吉思汗后人的手中。

在忽必烈时期，虽然有过权力很大的大臣，如阿合马、桑哥等，但他们的权力依然是建立在大汗的需要和信任之上的，一旦失去信任，他们顷刻间就会被杀死。元成宗、元武宗也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铁木迭儿在元仁宗末年被免职，但在元仁宗逝后，他再次受到太后的重用。


到了元仁宗和元英宗时期，出现了第一个准权臣铁木迭儿，但铁木迭儿的地位也是不稳固的——它建立在太后的信任之上。皇帝虽然受制于铁木迭儿，但这主要是因为铁木迭儿得到了太后的支持。即便这样，皇帝还是可以将铁木迭儿免职。

元英宗末年，弑君的主谋者铁失发现，在刺杀了元英宗之后，他们依然无法独立掌控局面，而必须寻找一个太子真金的后人。而泰定帝掌控局面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铁失等人——皇帝掌握着全权，群臣只不过是其属下，随时可以被替换。

.元朝末年的另一个问题是丞相群体已经逐渐过渡到独相政治。见《元史·燕铁木儿本传》。


只有到了元文宗时期，“权臣”这个词才第一次符合了它的本来意义，元朝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也就是说，直到元朝中期的最后才出现了“强人政治”。燕铁木儿参与了元文宗的两次登基，皇帝对这位权臣毫无制约之力。燕铁木儿不仅被封王，担任众多军事职务，还建立了大都督府，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保卫。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独占了丞相之位。

.三大权臣只是以他们的权力而论，三人的政治立场是有区别的：燕铁木儿是守成派中的建制派，伯颜更偏向于蒙古人，而脱脱则更接近于汉化派。


到元顺帝时期，燕铁木儿死了，他在政变中的帮手伯颜填补了他的位置。伯颜担任了8年权臣之后，被他的侄子脱脱通过政变推翻，随后脱脱两次担任宰相。虽然官运有起有伏，已经没有了当初伯颜那么大的势焰，但权力依然很大，皇帝依靠欺骗的方式才解除了他的职务。三大权臣的统治结束时，已经是元朝灭亡的前夕了。

可以说，权臣模式主导了元朝末期的大部分时间。

.参考《新元史·宰相年表》整理。


表13-2 天历之后到脱脱二次罢相时期的宰相设置

马札儿台为伯颜的弟弟、脱脱之父。



.脱脱在出兵镇压张士诚途中被免职，三大权臣时代告终。

回顾：中间期结束时的元朝财政制度

到元武宗世系重新控制元朝的帝位时，元朝与当初忽必烈留下的元朝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特征也决定了元顺帝最后三十几年的基本走向，因此，在进入元朝末期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时期元朝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首先，元武宗之后，不管元朝出现了多少次宗室斗争，这些事件大都局限在北方，南方很少受到干扰。只有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期，皇帝试图进一步控制南方经济时，才引起一定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南方一直位于另外的轨道，这也是江南一直保持富裕的原因。

虽然江南经济一直不错，但没有帮助元朝改善财政状况，这主要源于元朝的财税体系无法按比例受益于江南经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元朝的疆域是远大于北宋的，那么，元朝的财政收入与北宋相比又如何呢？

.见《宋史·食货志上二（赋税）》：“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记载：“天禧末……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


北宋的财政收入采取了特殊的记账手段，人们并没有统一各种物资的记账单位。如果收上来的税是钱，就按照贯来计算；如果收上来的是绢帛，就以匹来计算；粮以石来计算；草以束来计算；简单相加之后，将总数记录下来。按照这种记录方式，北宋时期的农业财政额大约在5 000万～7 000万，
总财政额（加入盐茶等专卖收入和商税）则在1.2亿～1.5亿。

元朝主要用钞和粮食两种物品来计税，相对来说更简单直接，因此，我们很难将元朝与北宋的财政收入进行直接比较。但是至少在一个单独的科目上是可以比较的，那就是粮食征收的总量。这个指标决定了政府能够从民间抽取多少粮食来养活官僚和士兵。

.见蔡襄《论兵十事》，《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


根据记载，1049—1054年（北宋皇祐年间）的税赋收入是：钱36 822 541贯，绢帛8 745 535匹，粮26 943 575石，草29 396 113束。

而元朝时，最完整的记录来自1328年（元天历元年），这一年的税收中，税粮大约为12 114 708石，也就是说，元朝高峰时期的税粮大约只相当于北宋的一半。元朝的疆域比北宋更大，税粮却少了一半，表明元朝的税收水平低于北宋，而政府能够花的钱也较少。

表13-3 元朝财政收入（截至元明宗时期）

.该年中书省报告岁出为1 600万锭，倍于岁入。




财政收入少还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元朝的疆域更大，但大部分地区无法带来收入，反而需要大量的开支。只有少数地区能带来收入，而这少数地区还处于南方的江浙地区，为了将财政收入从江浙运输到北方，必须依赖运河和大海。这就更增加了元朝的财政风险。

事实上，南方除了江浙一带，还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包括两湖的山区、广西与贵州的偏远地带、四川外围和云南。由于元朝的控制力弱，到了王朝后期，这些地区成了首先想脱离中央的区域，爆发了越来越多的反叛，而为了镇压他们，朝廷又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由此造成了恶性循环。

.如1261年（元世祖中统二年）、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等，见《元史·世祖本纪》《通制条格·户令·投下收户》。


.见《通制条格·户令·隐户占土》。


元朝的财政问题还因户籍和土地管理的混乱而加剧。由于有投下制度，许多人为了逃避中央征税，选择成为一些亲王的附庸，在北方重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些逃籍户在忽必烈时期就已经存在，皇帝为了对付他们，三番五次下令不准收留逃籍户。
在忽必烈时期，这个问题还是可控的，到了他的后代，问题越来越严重，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都屡次三番地颁布禁令。
元仁宗之后，由于户籍的混乱，皇帝已经没有办法再清查逃籍，这导致朝廷始终无法完成对人口和土地的清查，元朝也就进入了财政状况更加混乱的阶段。

收入不多，花费却不少，元朝中期的花费已经比初期时高了很多。政府开支主要包括宫廷开支、赈济开支，最重要的是军费开支、工程建造开支以及元朝特有的宗亲赏赐。

.比如1305年（元大德九年），发给怯薛下属怯怜口的钞就有100万锭。


军费方面主要是怯薛开销，据《元史·兵志·宿卫》记载，“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焉。”《元史·文宗本纪》记载，1332年（元至顺三年），朝廷共支付给1.36万人的怯薛合计109万锭，而前一年更是高达120万锭。除此之外，怯薛附属人员的开支额度更是数倍于此。

元成宗到元宁宗时期，由于皇帝更换频繁，过多的赏赐也造成财政不足，朝廷出现了财政困难，而官员人数的膨胀亦处于失控状态。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1293年（元至元三十年），政府的官员数量为16 425人；到了元文宗时期，《元典章·吏部一·官制一》记载的官员数量已经膨胀到26 690人。

.监察御史把的于思言：“朝廷自去秋命将出师，戡定祸乱，其供给军需，赏赉将士，所费不可胜纪。若以岁入经赋较之，则其所出已过数倍。况今诸王朝会，旧制一切供亿，俱尚未给，而陕西等处饥馑荐臻，饿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麦苗槁死，秋田未种，民庶遑遑，流移者众。臣伏思之，此正国家节用之时也。如果有功必当赏赉者，宜视其官之崇卑而轻重之，不惟省费，亦可示劝。其近侍诸臣奏请恩赐，宜悉停罢，以纾民力。”（《元史·明宗本纪》）


元泰定帝去世之后的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虽然只打了一个月，但军费开支已经相当于日常开支的好几倍。

.元宁宗在位时间短，没有改年号。元顺帝即位后才改元“元统”。


.“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宜节无益不急之费，以备军国之用，苟能三分损一以惠民，夫岂小哉！”（《元史·陈思谦列传》）


关于财政的整体开支，至顺年间（元文宗、元宁宗时期，1330—1333年）
的费用已经是元世祖末年的数十倍，一年的财政缺口就达到239万余锭。相比之下，一年的货币财政收入只有992万锭，财政赤字占两成多——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

但直到此时，历代皇帝和他们的政府虽然遇到了财政困难，却并没有像元武宗时期那样打钞票的主意。虽然每一年印制钞票的数量起伏不定，但大都根据经济的需要来进行，因此，元朝到此时并没有产生过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因为如此，元朝的经济和财政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依然可以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健康，并没有显示出末日的迹象。可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没有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只过了一代人，元朝就灭亡了呢？

小小的波澜往往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地区出现，并在不经意间扩散出去的。

.参考《新元史·食货志·钞法》整理。


表13-4 元朝的印钞数量（至元明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