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书末作者碎语的时间，我想在这里感谢几位对我有过帮助的老师，并借着我对他们的观察谈一谈“勤奋”这个话题。

在我刚起步的时候，曾经得到过几位名人无私的帮助。我将他们视为伯乐。但因为担心被认为借他们炒作，所以我很少提及他们，直到这次才有勇气在后记中表达我的感谢。

较早发现我的是俞敏洪老师。在我的《穿越百年中东》一书出版不久，我还在梦舞君的饭店里端盘子、点菜、洗碗，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俞敏洪推荐了你的书。当时我并不认识俞老师，他也在推荐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不认识我，但他毫无保留地向他的读者们推荐了《穿越百年中东》，之后又在系列文章中将我早年写的“亚洲三部曲”一一介绍给大家。俞老师不是随意推荐的，从他的字里行间，我能看出他读过我所有的书。我最初的那一点名气就来自俞老师的极力推荐。

直到2022年，我和俞老师才正式取得联系。那一年5月，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政策原因，新东方也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我的出版人董曦阳告诉我，俞老师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做直播品牌“东方甄选”。另外，他还在做一个谈话节目“老俞闲话”，找各行各业的人去聊天。这个谈话节目不会产生收益，却是他的兴趣所在。由于他喜欢读书，找了不少作家去聊，也希望我能聊一期。

就这样，我和俞老师有了联系。“老俞闲话”与中国很多直播节目完全不同，有些节目的主持人往往急功近利，很少真正阅读完一本书，与作者对谈只是为了带货，在谈话时主持人往往还不了解书中的内容。但在“老俞闲话”开播前的几天，俞老师亲自将对谈提纲发过来，从提纲可以看出，他几乎把我所有的书都读过了，因为这份提纲几乎涵盖了我的生活、我的作品，如果没有读完，是不可能列出来的。作为繁忙的企业家，他始终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每年都要阅读大量书籍，并坚持自己的品位。

由于当时出行不便，我们是在线上聊的。谈话过程中，俞老师扮演着一个引导者，他总是知道听众最关心的是什么。他足够了解我，我们之间仿佛是老朋友在聊天，没有任何隔阂。当我谈得兴起而出现偏离时，他又会立刻用另一个话题把我拉回来。

幸运的是，在谈完不久，“东方甄选”由于主播董宇辉出色的发挥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火热的直播品牌之一，新东方最艰难的时期也过去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够火爆，是由新东方和其创始人的基因决定的。观众看到的往往是主播的侃侃而谈，却没有看到他们私下里为节目所做的准备、写的笔记，这是俞老师带给整个团队的精神。

到了9月，当我另一本书《盛世的崩塌》出版时，我去北京与俞老师又做了一次节目，这才见到了他本人，当面表达了感激之情。

在我眼里，俞老师在顺境和逆境中都不断努力、勤奋工作。但也是在北京，与其他人的接触让我了解到了他的另一面。我的朋友（也是一个企业家）张天一告诉我，在一年前新东方最艰难的时候，俞老师也曾经沮丧。但在悲观之余，他从来没有放弃思考，也就是在那时，他告诉别人他已经盯上了两个行业：一个是扶贫，一个是农业。我想从那一刻开始，“东方甄选”这个兼具扶贫和助农的品牌已经有了眉目。

但这依然不是俞老师的全貌。我的另一个朋友帅科也在教育行业，他谈道，在整个行业的低潮期，很多教育行业创业者都在默默忍受着政策的冰霜，俞敏洪敢于去拍桌子、说实话，为大家争取机会。在业内人看来，他是一个不逃避责任、敢于承担、没有私心的大哥。

只有加上了这两段回忆，才让我更全面地看到了俞老师。本质上，在逆境中，他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太多的悲观情绪，但这些情绪并不会影响他去努力。他在逆境中观察着机会，在别人观望时布局，哪怕不确定机会一定会来，也会坚持，这可能是人们对他如此尊敬的最重要的原因。我把我的观察都记在这里，只是想表达我对他的敬重之情。不仅是因为他推荐我的书，而且是我向这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帮助了那么多人走向世界，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要乐观、积极、拼搏的人致敬！

本书终稿当日，恰逢俞敏洪至大理，我修改完尾声和这篇后记才去见他。吃住简单的他如同一个背包客，只有一人相随，随遇而安，对物质已看得极淡。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从他的住处回来后，我感叹着加上了本段文字作为纪念。

我的另一个伯乐是“老罗”罗振宇。在《穿越百年中东》之后，我的下一本书是《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刚出版时表现一般，虽然已有人注意和谈论，但销量并不算出彩。直到有一天，老罗开始在他的节目中推荐这部作品。老罗当时拥有火热的知识付费平台，号召力极大，他的推荐让更多人听说它、阅读它。需要说明的是，他的推荐也是无私的，和我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甚至没有试图与我联系。

也是这时，我才最终确信，在不懈的坚持下，能够依靠自己的兴趣存活下去。从此之后，我的大部分作品都能得到老罗的推荐。

后来，老罗邀请我去得到做了两次演讲，我和他才有了一些接触。

在和他交往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昆明。那一天晚上，我要做一场演讲，按照流程，演讲之前老罗先登台向大家介绍我，再轮到我上去。由于需要提前适应场地，老罗在当天傍晚就赶到了，那时已经接近年底，正是他最忙的时候。他在准备登台讲稿的空隙，还在处理别的事情：为得到学院新一期学员录制欢迎词。就在我吃晚饭时，他叫来了摄影师和助手，支上了摄像机。站在镜头前的那一刻，面露疲态的他一瞬间精神抖擞，带着饱满的情绪与新学员一起憧憬知识的美妙。

但脱稿讲了几句话之后，他突然在某处因为没有接上而停顿了一下。这样的停顿是可以通过后期技术处理掉的，但老罗立刻从头开始致词，摄影师甚至来不及停机。第二遍又卡住了，于是他又停了下来，从头说起。我们都知道，在即兴演讲中，三分钟左右的演讲词几乎很难做到一点都不停顿，更没有人去追求完全不停顿，因为听众也不会在意。但他一遍一遍地重复，一定要说出自己感到满意的版本。

他就这样说了不下二十遍，他的助手都默默地看着他演说，看得出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直到他终于没有任何停顿地讲完，我以为录制要结束了，他却一挥手，说：“这个可以用，可我想再录一次。”大概他对于其中一两处的逻辑不满意。于是，我们又看着他精神饱满地重新开始。

再录一次可不真的只是一次，数不清多少次重录之后，他终于满意了。他兴奋地挥了挥手，说：“用这个！”

整个过程可能持续了一个小时，他在镜头前始终面带微笑、神气昂扬，辅以身体动作。录这一小段欢迎词，他就将完美主义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让我总结老罗的性格，那就是：坚持不懈、认真地去做事，当别人都以为可以了的时候，只有他仍不满足，一定要做到极致。同样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工作如此繁忙，还花大量时间去阅读。

也许坚持、极致和善于利用时间，就是俞老师和老罗取得如今成就的原因。

他们给我的帮助，我铭记在心，我唯一能够报答的方式，就是争取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多多观察和思考，不放弃独立思考的立场，多写几本书。

到现在为止，我的历史写作已经包括了探寻中国古代集权社会规律的“密码三部曲”，从财政、军事和统治哲学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之后，又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唐宋时期的两个时间点，构成了“唐宋盛世双联剧”，其中《汴京之围》从政治、外交和军事视角考察北宋灭亡时期的历史；而《盛世的崩塌》则从盛唐一直讲到“安史之乱”，抛开那些耳熟能详的缠绵故事，看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及个人的选择。

按照规划，接下来我想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法，用“对书”的形式写历史，即一本非虚构作品和一本虚构作品搭配着写一个时代，让读者可以通过两本书对这个时代有着更强的认知。我准备用这种形式写两个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元朝，本书是“元朝对书”中非虚构的那一本。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非虚构与虚构的写法是不同的，虽然我也曾经写过小说（《告别香巴拉》），但由于写了太久的非虚构作品，想要回到虚构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关于元朝的小说至今依然停留在构思阶段，反而是另一个题目“明清对书”中的非虚构题材已经有了大半草稿。

在处理完这两个非虚构题材之后，我会全力去尝试这两个题目中的虚构作品，而对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也将暂时告一段落。

我对于元朝的兴趣开始于2002年前往新疆的旅程。那时，在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人们刚刚发现一座超级石堆大墓，它也是世界上同类墓葬中最大的。这里距离蒙古贵由汗死去之地不远，因此被当作蒙古人的陵墓（事后证明是更早的游牧民族留下的）。那年的五一假期，我的旅行包里装着《蒙古帝国史》，乘红眼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天不亮就马不停蹄地乘汽车前往青河。在路上，我甚至被周围人当作蒙古人。但那一次，由于封山，我在距离大墓几十千米外折返。

之后，我与蒙古历史的交集越来越多。2013年，我骑车从元大都经过中都前往上都，之后又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路向西骑行，经过哈剌和林，沿着古代蒙古人的西征之路直入新疆，一路上经过了沙漠、草原、高山、湖泊、雪山。进入新疆后，我终于成功地拜访了三道海子大墓。这段故事被我写入了《骑车去元朝》一书（2023年再版时改书名为《穿越去蒙古国》），这是我游记“亚洲三部曲”中的一部。

我还去中亚寻访过蒙古人的遗迹，写了尚未出版的《穿越劫后中亚》。而在其他地方，我也总是能够碰到蒙古人，在伊朗、印度、缅甸、越南、阿富汗，甚至在我居住的大理，也有不少与蒙古人有关的遗迹，因为蒙古人曾经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对大理发动奇袭。

也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曾经的蒙古帝国的广大，也意识到所谓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区域而已。但与普通的认知不同，我认为所谓蒙古帝国其实在元朝开始时就已经解体了，而元朝也只维持了短短一百多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本书中，我叙述了成吉思汗西征带来的影响。蒙古人也有机会像之前的游牧王朝（北魏、辽、金）那样建立一个汉化的帝国，可是由于成吉思汗不经意的西征，让他们接触到了另一种文化，在财政上首先采取了更多中亚地区的措施，从而断绝了纯粹的汉式财政，利用商业精神建立了更庞大的体系，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商的王朝。

但成吉思汗死后，王朝内部的制度是相互矛盾的。作为整体的蒙古王朝，其大汗拥有两大中央直辖区（中国古代北方和中亚），却只掌控很少的军队——大部分军队归了没有继承汗位的小儿子拖雷。这种制度的失衡造成了蒙古王朝的分崩离析。

忽必烈夺得中原。在最初，他利用中原制度抚慰汉人，也是在这时候，元朝开始有计划地构建基于农业的中原王朝。但不幸的是，忽必烈热衷于打仗，征服南宋只是他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之后他又进行了更多的战争（对东南亚、对日本等），却没有太多收获。由于不断打仗，忽必烈后半生没有精力去构建更加完善的政治和财政制度，使得南方地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元朝体制，造成元朝以税收制度为代表的财政制度一直存在隐患。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忽必烈只能重用色目人，采取包税等临时性措施来筹集战争经费。而这进一步破坏了元朝的制度建设，为将来的弊端集中爆发打下了基础。

元朝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南北失衡。北方由于被盘剥过重，已没有余力提供更多财富，而南方虽然没有很好地融入政权，却缴纳了国家大部分税收。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之间，只靠着有限的途径，也就是运河和海运沟通，一旦南方的漕粮无法运送到北方，仅仅靠北方自己是无法养活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的。正是这个问题成了王朝的死穴。

在元朝中期，皇帝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但其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到底要继续汉化和制度建设，还是像祖先那样保留蒙古特征。在这两种倾向的撕扯下，元朝迎来了它的晚期。

元朝的灭亡如同一场蝴蝶效应。最初，皇帝的更迭引起部分宗王的抵制，而这又导致边疆地区的小规模骚乱。为了镇压这些小型的骚乱，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军队和物资。但对一个财政捉襟见肘的王朝来说，哪怕抽调一点资源都可能引起进一步的塌陷。边远地区的小冲突，加上治理黄河的社会成本无从消化，以及发行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最后演变成内地的大规模反叛。

这时候，元朝的死穴出现了：占领淮河流域的群雄阻塞了运河，而方国珍使得海运暂停，最后张士诚占据了产粮的主要区域江浙，这三者如同三个巨大的血栓，使得元朝的财政命脉突然中断。北方失去了南方的粮食，也就失去了组织军队的能力。皇帝由于没有足够的军粮，不得不允许北方的统帅们自己想办法，于是北方也军阀化了。

元朝就这样在南方的反抗和北方的军阀化之下走向解体。南方经过竞争出现了一个赢家，他扫荡了北方，将各路军阀消灭，也让元朝最后的皇帝退回草原。

我不仅把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军事家，更看到了他的组织才能。在他的手中，蒙古的军队规模并没有随着战争的延长而出现缩减，反而因为军事掠夺制财政、达鲁花赤制度、投下制度等，变得越来越壮大，这样超凡的组织能力是决定蒙古帝国兴起的重要因素。到了元朝，随着军事掠夺制财政让位于俸禄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养军成本剧增，也决定了元朝军队的迅速退化。加上内部的权力和军事失衡，使得一代天骄创立的一切都归入沙尘。

元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折时代，它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王朝，但同时，它的某些制度也为接下来的两个中国古代最封闭的王朝打下了基础。

对现代读者而言，这本书更像是一场头脑风暴，它不聚焦英雄豪杰的伟大，而是分析人物背后的物质和制度因素，让人们看到，再伟大的人也必须遵从物质和客观规律。我们只有这样看待中国历史，才能学会尊重经济规律，让社会自我发展。

最后，感谢我逝去的祖父母郭保成和李玉萍。感谢我的父母郭连生和张桂琴。感谢我的妻子梦舞君！

感谢我的朋友文学锋、谷重庆、秦旭东、周杭君。

感谢我的出版人董曦阳。

本书草稿完成于大理风吼居，本书终稿修改于大理跑狗场，时间是202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