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谁？他跟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在当下的中国早已不是什么问题了。

但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物始终“跟随”着我们成长？从小学课本里的伟人成长故事到中学教材里一篇接一篇的鲁迅作品，直到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活，鲁迅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主干课程的重中之重。也许有人已经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疑惑道：凭什么？凭什么就是“这一个”如此紧密地进入了我们的知识体系？

然而，平心而论，其实并不是鲁迅本人在“跟随”我们的人生，不是鲁迅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知识系统，因为他早在1927年9月就曾说过：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以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设想，还有他那深刻的“中间物”意识来说，他显然无意“占领”历史，甚至根本不看好这种“占领”的意义。然而，事与愿违，恰恰是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常常主动地“拉拽”着他，“牵扯”着他，或者说，“鲁迅之后”的历史似乎很难离开鲁迅的身影——无论身处这段历史中的人们怎样具体地估价鲁迅的意义：是将他送上光明的巅峰，还是打入晦暗的深谷。

毫无疑问，这一现象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奇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现代中国的“两极牵挂”

鲁迅在“鲁迅之后”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首先就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

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对他的评价几乎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而两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

鲁迅的价值首先是由先进的革命者发现和肯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长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共产党革命人士还是尚在“革命”历程中的国民党人士都相当“看好”鲁迅这一文化资源，国民党即使在执政之后，也并没有立即放弃对于鲁迅加以“利用”的企图。鲁迅与国民党关系的全面恶化是在1930年以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早期共产党人——柔石、瞿秋白与冯雪峰以自己的真诚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并最大程度地影响了鲁迅的政治倾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对鲁迅意义的不同估价与认同程度。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价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高度重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奉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称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鲁迅论》）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根本上巩固了鲁迅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地位。

鲁迅也曾被另外的一些人打入历史评价的低谷，这里所谓的历史评价还不包括国民党专制政府刻意的政治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首先是在柔石、冯雪峰、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青年那里找到了知音，但也在不断“革命”、不断追求最新、最进步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那里遭到了“落伍”的攻击。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争。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在以自己的“方向转换”而重新崛起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将鲁迅当作自己宣扬“革命文学”的绊脚石。攻击鲁迅的还有作为现实体制维护者的其他文人，如陈源、苏雪林等。在他们眼里，偏激的鲁迅显然有煽动社会动荡的危险。苏雪林归纳鲁迅的危害有：“一日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日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日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这是站在“党国”立场上之“忧国忧民”。

包括曾经是鲁迅朋友的人也会表明自己与鲁迅的差异，如林语堂。他在《鲁迅之死》一文中如此超脱地表态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新时期，在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同时，对鲁迅的各种质疑、指摘也开始出现。1985年《杂文报》上曾经刊登了一位在校大学生对鲁迅杂文价值质疑的文章，在鲁迅“绝对神圣”的时代，这还是相当少见的。同年，《青海湖》杂志上也刊出了一篇挑战鲁迅创作价值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直到新世纪之交，关于鲁迅文学文化成就的争论依然在继续。1998年青年作家韩东、朱文等在《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文中认为，“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其反动性不证自明”，甚至提出“让鲁迅歇一歇吧”。作家王朔也将他调侃的锋芒对准了鲁迅：“在我小时候，鲁迅这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的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学者葛红兵则发表了著名的“悼词”：“鲁迅，这个被人们当成了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甚至他所敬爱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医学课堂笔记和考试成绩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鲁迅的课堂笔记交到藤野那里总要被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

无论是历史的哪一“极”，都在牵挂着鲁迅的言论，都不能绕开鲁迅昂然而行，似乎鲁迅的存在始终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结”。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自身这样的命运与存在体现出了一种相当的“自觉”，就是说，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之“结”，这本身似乎也是鲁迅生前的某种自觉追求。

二、“结”——鲁迅的自我体认

鲁迅有很多深刻的论断似乎一直在预言他在中国历史中的命运。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中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在《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中也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街，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种身不由己的预言足以概括鲁迅在其身后的诸多遭遇。

然而，鲁迅是决心挺立在这个他并不习惯的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要刻意成为人们绕不开去的“结”。他在《坟·题记》中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写在（坟）后面》也申明：“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提出了一个“与黑暗捣乱”的想法，这就是《两地书·二四》所说：“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就这样，鲁迅成了中国社会文化汪洋大海中无法被轻易吞没的礁石与岛屿，成了一个无法为其他“溶剂”所消化的生命之“结”。

什么是“结”？什么又是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难以“消化”的存在？这是比照广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言的。如果说，历史的发展真可以用中国古人常用的“河流”来加以比喻，那么应当承认，多数人只能为历史所裹挟，并因裹挟而变化，随波逐流。他们努力要使自己“融入”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与历史文化“水乳交融”的自然环节。在鸦片战争以后，除了极少数冥顽不化的守旧人士，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得不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中寻找“求新逐异”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追随时代变化的浪潮“与时俱进”是我们实实在在甚至相当理想的生存方式，大多数人恰恰惧怕的是“为时代所抛弃”。然而，鲁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往往超越了这众多的“一般”，他总是这样的傲岸，这样的特立独行。他的思想与行为当然属于20世纪的中国，但他常常不是以简单认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出现的。鲁迅一方面推进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趋势，但另一方面却又最大程度地在这一趋势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抗拒和改变着其中的诸多细节。“与时俱进”这个在今天似乎是不证自明、理直气壮的词语并不能描绘鲁迅的选择，鲁迅不是“与”别的什么一同前行，他本身就在“独自前进”，或者说，他是以“独自前进”的方式反过来引领了“时代”。

鲁迅，在自己“独自前进”的道路上最不“听话”，不听中国古人的至理名言，也不轻易相信外国的“先进理论”；不听知识精英的鸿篇大论，也不接受民间大众的窃窃私语。他拒绝了官方的指令，也拒绝了其他势力的干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但又常常“跳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常规”与“逻辑”，进入到一个属于自我的新的境界当中。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独立性。《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有云：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这里的“世故”其实就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实际状态的深刻感悟，他深深地懂得了这个世界，所以也就深深地不愿陷入既往的命运，他要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成为其固有的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三、鲁迅：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的意义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的意义表现在一系列领域。

中国思想的世纪性变迁。众所周知，个人的社会价值与哲学价值的确立是中国思想世纪性变迁的重大课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产生与演化的主流。我们很容易从鲁迅思想中发现启蒙的丰富内涵，发现他对于个人主体地位的呼唤与建构。例如，鲁迅留日期间的“立人”思想、“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著名主张等。在五四时期，鲁迅又阐发过“个人无治主义”与“人道主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公民立场与反奴隶立场。但是，鲁迅的思想又不仅仅停留在启蒙主义之上，他更深刻地体悟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在生存现实中所遭遇的尴尬。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显然，鲁迅理性主义的启蒙立场当中汇入了个体生命的立场。有学者言：“鲁迅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中间，是唯一一个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人。”

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发现了鲁迅与一般启蒙主义者的差异，并且开始从存在主义、现代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鲁迅。黑暗、虚无作为鲁迅思想的“关键词”的意义已经获得了相当的阐述。像这样的一些语言被反复征用，如“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人们发现了鲁迅“反抗绝望”与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的若干相似之处。但是，即便是这样，鲁迅依然属于他自己。在鲁迅那里，有荒诞的体验却没有“局外人”的体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鲁迅对于自己的空间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鲁迅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同样在反抗绝望中“确立自身”，但他并没有产生“不负责任”的快感。相反，他的反抗是他力所能及地承担改造人生现实这一责任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如果说西方的存在主义者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离开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则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

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理想与选择。鲁迅留日时期就参与了“排满”的革命活动，在中国现代史的众多关键时刻也都积极支持被压迫者的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左联”，并实际上成为这一革命作家联盟的领袖与旗帜。然而，对于革命，他始终有自己的理解。鲁迅同情被压迫者，拥护革命的理想，但又常常对革命的前途不抱太多的幻想。“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竟然成了他描述中国历史的一种话语方式，他还言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体验：“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对革命者常常提及的未来“黄金世界”，他时有讥讽，甚至还对冯雪峰说过：“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在给朋友的通信中，又预言革命成功以后自己将会穿上红马甲扫大街，“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对于中国革命的艰难性与中国社会改造的艰难性，鲁迅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鲁迅高举的是“人的文学”的旗帜，致力于文学的启蒙价值的发掘，改造国民性成为其创作的基本主题，这早在他留日时期就已经确立。“我以我血荐轩辕”、“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幻灯片事件”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例证。鲁迅显然在努力赋予文学以现实承担的使命，直至今天也有人以此攻击鲁迅的所谓“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鲁迅的主张与一般意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区别。这就是说，他对“文学的限度”有自己的独立认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阐述的疑问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就提醒我们，文学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起那样的使命？它会不会恰恰产生相反的后果？显然，这同样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多次谈到文学的作用及自己的创作体会，常常使用着“无聊”这样的字眼。《革命时代的文学》里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却阐述了一个关于“醉虾”的发人深省的比喻：

我发现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钱理群先生在他关于鲁迅的论述中提醒人们注意冯雪峰的回忆：据说，鲁迅著名“遗嘱”《死》共七条，第五条云：“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千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在回忆中告诉我们，原意没有“空头”二字。

当然，鲁迅对文学现实作用的怀疑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的放弃，更不是在为自己的“逃避”与“无力”寻找理由，这就像现代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总是在谈论死亡，谈论人生命的局限性，其实这是一种“以死观生”的思维。在这个时候，人们恰恰是无比深刻地理解着生命的可贵，也格外珍惜着生命的意义。对于“文学限度”的谈论，同样可以更加明确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效能，从而坚定自己可以把握的方向。在这一方面，王得后先生针对钱理群先生的补充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解读鲁迅，不可以仅仅关注那些个别的字词，而应该尽可能地“返回”到鲁迅自身的丰富与复杂之中，从鲁迅全部的思想取向来认定某一具体判断的实际意义。

中国现代伦理观念。从20世纪20-30年代英美派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某些海外汉学家以及大陆“新锐”学者，他们对鲁迅人格的指责多集中在所谓的“偏激”、“褊狭”与“不宽容”等等之上。但问题是，当人们如此轻率地从“态度”出发去窥破一个人的“人格”，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也就显而易见了。而且，我们自己居高临下地用以判断别人的基础——我们的伦理观念与我们自己的“人格”其实就需要一种新的认定。在指责鲁迅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行为”之时，我们很难证明自己的选择已经超越了鲁迅（至少是在视野上）。特别是在充满功利主义需要的今天，种种对他人的指责常常就可能与自我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例如“打倒”了鲁迅的“人格”就可以获得某种现实利益上的“便宜”，但这样一来，对“人格”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时候，如果平心而论，我们还是会觉得鲁迅的伦理选择比许多的中国人都更加稳定和更加表里如一。当然不是说鲁迅没有伤害过别人（例如葛红兵指出的朱安），但显然，即便是在现代伦理的层面上，我们也很难将“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完全统一起来，“为我”与“为他”始终就是所有人类道德都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当放弃“为我”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为他”的时候，鲁迅的抉择就不能说没有价值。他以自己最小伤害他人的代价赢得了更多朋友——特别是无辜的弱小者——的真实的尊重。是的，鲁迅也会“骂人”，但他痛骂的对象往往是手握强权的得势者，在这里，鲁迅的“骂人”也就成为一种挑战“权威”和“权力”的反抗，而他的“偏激”就成为对抗由所谓“客观”、“公平”掩饰着的畸形社会体制的有力武器。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及其“帮闲”）已经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话语霸权”，所谓的“客观”、“公平”都不过是他们定义的结果，所有的“客观”与“公平”最终都是他们向社会宣示、用以巩固其制度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鲁迅“偏激”，鲁迅“骂人”，但激发他如此“偏激”，如此“骂人”的恰恰是制度的根本畸形，鲁迅是用自己的方式反驳着现实的荒谬，重建现实社会真正的公正。在现代中国，当主张“宽容”已经在事实上堕落为维护现实制度与既得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的“宽容”所包含的也就是人生残酷的本质，而鲁迅不过是较早洞察了这一本质的清醒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鲁迅描述了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生存景象：

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为了不让中国就这么“完结”，“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以“不宽容”还击制度的“不宽容”，这不就是一种新的伦理的建构？

今天，人们常常谈论着胡适的“谦虚、和善与大度”，而鲁迅似乎总是“多疑、猜忌而易怒”的，这其实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生存姿态，胡适的“谦虚、和善与大度”固然令陌生者倍觉温馨，但如果但凡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与他交游，都可以号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里面也就未尝没有包含着某些并不真实、并不确切的意味，相反，或许有人会不适于鲁迅的“多疑、猜忌而易怒”，但却会承认，在这些情绪激动的生存形式的背后，往往就是我们生命生长的最真实的“热”与“力”。

另一方面，鲁迅之于中国现代伦理观念的独特理解，也注定了他通常是一位孤独的行者，这也是一种“结”的体现。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复杂而相互纠缠的关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最丰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的左翼文坛的领袖地位，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直面人生”、“正视鲜血”的生存姿态决定了鲁迅与许多自得其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他从来不会回避对于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从来不会割断自身精神发展与中国文艺界种种繁复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始终最为殷切地关注着中国现代文艺事业，他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学视野与始终坚持的对现实的拷问，都使得他比许多中国作家更密切地关联着中国现代文坛的风云变幻，让我们来简要看一下鲁迅与各派作家及文人的关系：

与左翼文坛——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如柔石、萧军、萧红等），与一部分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如冯雪峰、胡风等）；与另一部分领导之间则关系紧张（如周扬、徐懋庸等）。

与右翼文坛——持公开的批判态度。

与自由派文人——既有过密切合作（五四时期），也有过公开的分歧（分歧既是鲁迅发觉和自我总结思想独立性的过程，也是其他文学派别追求特质的标志）。

由此可见，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的介入——正面的推进与逆向的反驳——直接穿透和连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组合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即便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鲁迅的思想与言论被某些人有意歪曲或误读，但一旦社会秩序重回正轨，后来的人们依然可以循着由鲁迅思想穿插所构成的逻辑之网，最大程度地复现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完整格局。

而与鲁迅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作家，由于回避更多的思想交锋，因此无法成为历史“绕不开”的“结”，不足以连接起更丰富的历史场景，无法构成对“他者”强有力的、连续的思想冲击，最终，也就无力掀开历史本质的内核。进入新时期，几乎所有“重量级”文学研究家、批评家都是从鲁迅研究中起步的，例如，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汪晖……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在清理鲁迅的文学思想与历程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清理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格局，研究鲁迅，进而复原了中国文学的更壮观的景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这也是中国内地文学研究界与台湾文学研究界的重大差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台湾学界因种种原因轻视鲁迅，而在胡适这样一个学院派文人那里，又不足以联系起中国现代文学更广阔的领域。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没有在台湾的文学史研究中获得足够独立的地位，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文学也就略显逼仄和狭小。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全文的开头：鲁迅是谁？如果不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简单定义，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殊难回答的问题。作为作家，他凭借什么样的素质屹立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作为知识分子，他以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模式独立于现代中国？他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有何不同？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又有何特色……凡此种种，本书将尝试着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