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为“左联”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领导的加强，标志着中国革命作家在党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左联”成立后，尽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镇压，仍然顽强战斗了近六个年头，直到1935年底才自行解散以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在“左联”存在的近六年时间里，尽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对“左联”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但鲁迅仍以大局为重，团结革命作家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及其御用文人的多次围剿，同时满腔热情地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

一、参加“左联”和反对文化围剿

“左联”成立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取缔“左联”组织、封闭书店、查禁书刊、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等手段进行破坏。鲁迅尽管深受其害，仍然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与其他18位革命志士一起被秘密杀害。鲁迅和其他革命者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贿赂了行刑的刽子手才打听到这一消息。还在避难的鲁迅得知柔石遇害消息后，悲愤交加，吟诗一首：“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同年3月18日鲁迅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交给史沫特莱，拟送美国共产党办的《新群众》杂志发表。史沫特莱担心发表后危及鲁迅安全，请鲁迅再慎重考虑一下，鲁迅很愤慨地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讲话！”在史沫特莱离开之前，鲁迅和她一起草拟了一份宣言，向外国文化界公布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青年作家的血腥罪行，后经茅盾作了一些修改，刊登在1931年6月的《新群众》上，题名为《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现在所知，苏联的《国际文学》、美国的《新群众》、日本的四六书院出版的《阿Q正传》等，都刊载了声援文章。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特地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联名签署的有苏联的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潘菲洛夫，德国的倍赫尔、西格尔斯，法国的巴比塞，美国的辛克莱、果尔德等著名作家。据萧三同志告知，日本革命作家藤森成吉也在这个宣言上签署。”

为了纪念被害的“左联”五烈士和1930年秋在南京遇害的左翼剧联成员宗晖，鲁迅于1931年4月20日亲自编定了《前哨》创刊号即“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物编定后，商业性的印刷所不敢承印，我党的地下印刷所不便承印，最后只好找到一家小印刷所，请几个进步的印刷工友秘密协助排版，排好后不打纸型，不浇版，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天亮前，两个“左联”成员把印成的刊物成捆地装在人力车上运到自己住处，然后把在别处印成的烈士照片贴上去，并用鲁迅手写的“前哨”两字的木刻板印在报头的空白位置上。鲁迅在上面发表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一篇文章简单介绍了柔石革命的一生，后一篇文章指出：“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柔石牺牲一年多后，鲁迅偶然从乱纸堆里检出1929年应柔石之邀写作的《做古人和做好人的秘诀》，便在后面加上一段文字收入《二心集》“以作柔石的纪念”。柔石牺牲两年后，鲁迅不但将自己保存的柔石遗物及纪念柔石的资料交给《现代》杂志发表，并且写作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满怀深情地叙述了自己与柔石、殷夫等人的交往过程，并在文章末尾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在殷夫遇害后第五年，鲁迅应邀作《白莽作（孩儿塔）序》，高度评价殷夫的《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的世界”。在柔石遇害后第五年，也是珂勒惠支木刻传入中国第五年，鲁迅作《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人中国》，在高度评价珂勒惠支木刻的同时，叙述自己1931年将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寄给《北斗》发表的原因：“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

二、批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国民党政府在对左翼文学进行残酷迫害的同时，企图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来取代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左联”成立后三个月，国民党官员潘公展、朱应鹏等召集王平陵、范争波、黄震遐、傅彦长等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在《前锋》周刊第2期（1930年6月29日）、《前锋》月刊第1期（1930年10月10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把“保持残余的封建思想”与“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并列为“两个极端的思想”加以攻击，叫嚣要突破“新文艺的危机”就要努力于“中心意识底形成”。宣言运用西方艺术作例证，说明“文学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他们企图借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言》发表后，“左联”执委会在同年8月4日通过的决议便如此评论道：“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在群众中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当他们在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面前益发暴露自己的反动面目时，“左联”执委会在一封公开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一切种种激昂慷慨，诅神罚咒，拍胸膛，扯胡子之（类）的花言巧语，都是要麻醉欺骗群众。要迷惑群众做帝国主义的炮灰，中外资本家地主的牛马奴隶。”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翼作家也撰文对他们进行了猛烈而彻底的批判。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首先指出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人“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这种“流尸文学”“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然后具体分析了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和苏凤、甘豫庆、邵冠华等的作品，揭露他们“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鲁迅在彻底揭露他们虚假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严正宣判他们必将到来的历史命运：“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另外，鲁迅还在《沉滓的泛起》（1931年10月29日）、《不通两种》（1933年2月3日）、《对于战争的祈祷》（1933年2月25日）、《止哭文学》（1933年3月20日）等文章中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批判。通过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彻底撕毁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以“民族主义”为掩护的国家主义本质，这种国家主义试图以自己的强势话语煽动民族情绪，利用民族情绪来掩盖现实的不公正，掩盖深刻的阶级压迫的事实。

三、扶持左翼文学新人

“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如此写道：“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从该段文字可以看出，过去的经历尽管是“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为了培养青年作家，鲁迅还是加入了“左联”，甘愿“作梯子”，不但不为自己“被踏”担心，反而担心“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左联”时期，鲁迅以满腔热情培养了胡风、萧红、萧军、叶紫、周文、黄源、聂绀弩、唐騪等一大批青年作家。下面我们以鲁迅与黄源、萧红和萧军的关系为例，来说明鲁迅是如何关怀和培养青年作家的。

黄源虽然早在1927年就认识鲁迅，但由于听信了“先生是不容易对付的，最好不要和他发生关系”的谣言，故特别回避与鲁迅接触。1934年8月10日左右，黄源应邀到茅盾家和鲁迅见面，商谈《译文》出版问题，经过接触才发现，“先生是最容易接近的好人”，于是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译文》前三期由鲁迅亲自编定，黄源只是协助。编完第三期后，鲁迅对黄源说：“下期起，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在鲁迅指导下，加上黄源的努力，《译文》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935年8月编完第2卷后，与生活书店的合同期满，黄源在重新签订合同前，考虑到《译文》的发展需要，向生活书店提出从第三卷起增加经费和页数的要求，生活书店对此不同意，就直接找鲁迅。经多次协商，生活书店同意增加页数却不同意增加经费，尽管如此，鲁迅还是签订了合同。9月15日——此时合同还未送到生活书店，黄源因生活书店拒绝出版《译文丛书》，就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吴朗西和巴金与鲁迅商谈《译文丛书》的出版问题，同时被邀的还有译文社的茅盾、黎烈文和文学社的傅东华等，宴会上达成如下协议：将生活书店拒绝出版的《译文丛书》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事后，傅东华向生活书店作了汇报，生活书店对此大为不满，认为黄源“吃里爬外”——吃生活书店的饭干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于是决定撤销黄源《译文》月刊的编辑职务。对此，鲁迅极为不满：“他们请我去吃饭，我去了，刚坐下，就提出撤换黄源问题。我看这是‘吃讲茶’，他们布置好了局势。所以我也就筷子一放，一言不发地走了。其实茅盾是左联中人，又是《译文》的主持人之一，《译文》不是我的私产，黄源也不是我的私人，我们自己先商量好改换一个人，岂不很容易！”《译文》停刊后，既为了解决黄源的生活问题，也为了使译稿继续有发表的地方，鲁迅协助黄源在上海杂志公司复刊了《译文》。鲁迅对黄源的关心后来却遭到一些人的误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对此，鲁迅不但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泽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还说出了自己的交友原则：“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

1934年秋，为了逃避日伪宪兵的魔爪而从哈尔滨逃到青岛的萧军、萧红各自基本上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写作，他们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表现的主题是否与当前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于是贸然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他们既担心鲁迅是否会收到信，又担心鲁迅是否会回信，没想到鲁迅得信的当天便回了信。得到回信后，二萧激动万分。萧军说：“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张‘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手边！”鲁迅在回信中告诉他们：“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得到鲁迅回信后不久，青岛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萧军工作的《青岛晨报》停刊，二萧不得不离开青岛前往上海。二萧到上海后不到两个月，鲁迅于当年12月19日便邀请二萧和茅盾、聂绀弩夫妇、叶紫参加宴会，“在名义上是为了庆祝H（按：胡风）夫妻儿子的满月，实质上却是为了我们这对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故乡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来往，对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大概也担心我这个体性鲁莽的人，不明白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和险恶，直冲蛮闯可能会招致出祸事来，所以特地指派了叶紫做我们的向导和‘监护人’。”次年，鲁迅不但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写了序言，还协助他们出版，“因为叶紫的《丰收》快印刷完了，这虽然是所谓‘非法’出版的‘私书’，但却应该像个‘合法’出版的样子，要有个堂堂正正的书店名字，还要有地址，这由叶紫想出来了，就是后来印在书页的容光书局——上海四马路。还有个‘社’的名称，这社名是由我想出来的，经过了鲁迅先生的‘批准’也就‘合法’化了。我们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得以出版，也还是经他介绍了《丰收》出版那家印刷厂——记得是民光印刷厂一一一位王先生的关系得以出版的。否则，我们当时是毫无门路的……”该套丛书的出版，不管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对作者本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扩大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森严的书报审查网络，为革命文学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反文化‘围剿’的成功典范，并以此成就了作家叶紫、萧军和萧红，使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1980年，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总结了“左联”的三大历史功绩：一、“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中，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地下活动中，展开了我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第一次有组织的英勇斗争，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创作，用自己同志的鲜血写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初篇章”；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介绍和宣传”；三、“‘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在培养和造就人才方面的重大功绩”。在这三大历史功绩中，鲁迅都功不可没，模范地发挥了旗手的作用。

思考题：

1.请另举一个例子说明“左联”时期鲁迅对青年作家的关怀。

2，如何评价鲁迅在“左联”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