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所遵循的道理和准则。鲁迅对伦理问题有过许多深刻精到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他不但猛烈地抨击旧的伦理道德，而且阐明了自己的新的伦理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去实施自己的伦理主张。

一、鲁迅的伦理观概述

封建伦理道德是在纲常名教的基础上建立的，儒家文化把家族观念扩大化，把治家和治国以及孝亲与忠君相结合。一旦推翻了封建伦常，儒家思想也就失去了立足的依据。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都把伦理问题作为突破口，对封建伦理进行猛烈的抨击。陈独秀甚至认为伦理之觉悟当为国人最后之觉悟。鲁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之下，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思考。他不但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批判，而且富于创建地提出了自己的伦理主张。鲁迅的伦理观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第一，同情弱小，追求社会平等。中国伦理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不平等性，人们往往按照辈分、年龄等条件来区分亲疏贵贱，形成一种伦理性社会秩序。“伦”通“沦”，“沦者，伦也，水汶相次有伦理也”，因此，“伦”有差序、等级之别，是不可违逆的，即《左传·昭公七年》中所说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鲁迅调侃地说道：“‘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日不安分！”封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在一种网状的人伦结构之中，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名分思想和等级观念，因此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儒家文化正是依靠孟子所说的“人伦”即“父子有孝，君臣有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义”等伦理纲常来协调、整饬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用一整套仁义道德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鲁迅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及忠孝、节烈等畸形的伦理道德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倡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父子平等、师生关系的平等以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的平等观是全面的、彻底的，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人到民族，从制度到观念，从理论到实践，无不贯彻着平等的精神，以下我们分别以父子关系、男女关系为例，简述其平等观。

在父子关系上，鲁迅依据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倡导一种以幼者为本位的新型父子关系。鲁迅提出了作为“‘人’之父”的三项主要义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这种新型的伦理观念要求家长将孩子看做是具有主体性的平等个体，而不再将孩子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体现出长者对幼者的尊重。父母应该以“无我的爱”实现对孩子的解放。鲁迅对此具体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是理解孩子，“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第二是指导孩子，“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第三便是解放孩子，“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与之相对，鲁迅对“长者本位”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伦理关系网络由于和君臣关系的同构性，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与强化。父子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血缘联系，而是被附加上了其他特殊的意义，蜕变成了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随着“长者本位”思想不断被强化，“父慈子孝”这一原本对父子双方都有要求的伦理纲常，逐渐地萎缩成了单方面的只是针对子女而言的“孝”了。“父为子纲”强调的是父亲对子女至高无上的权力，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亲。所以鲁迅认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在这种“孩子之父”思想背后其实就是“长者本位”的思想在作祟，也即父权思想，“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长者凭借着这种权力与威严对幼者进行种种形式的虐杀，为父者在这种强烈的权力意识下视孩子为自己的私物，“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这样就容易造成两种倾向，一方面把孩子看作私有财产，违背孩子的天性，苛刻地依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孩子，孩子的生活变成了父亲生活的延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父亲对子女的放任不管，“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这种被放任不管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当作人来看，他自己长大成人之后也只能充当种族生育繁衍的机器，“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以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强调了父辈的权利，以幼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则突出了父辈的义务；以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所讨论的只是“我们怎样做孩子”；而鲁迅批判了父子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从幼者本位出发，反对一贯的家长作风，提出了“我们怎样做父亲”的伦理命题。

在中国的封建伦常中，妇女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鲁迅强烈地反对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阴阳内外的古典”实在是“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因此对那些专为女性而设置的畸形道德如节烈、贞操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在鲁迅看来，单方面要求女子讲节操是极不合理的，“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这其实是一种卑鄙的伦理文化，而这种卑鄙的文化又孕育了一种卑鄙的社会心理：“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那么，这种不人道的非道德的观念为什么会成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鲁迅分析了这种伦理道德的阴暗心理及其历史演变，认为“节烈”这种观念并非“从来如此”的，而是宋代的一班道学家们强造出来的。“贞操”、“节烈”契合了中国向来的差等的人伦关系，对男性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一个男子中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上当的女子”即使有怨言也毫无办法，“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妇女长期浸润在这种伦理道德之中，深受其苦也不能自拔，长而久之就会认同这种畸形的道德，甚至反过来会强化、维护这种道德。《祝福》中的祥林嫂被迫改嫁之后寻死觅活地去撞头，这种激烈行动的背后正是一妇不事二夫的节烈观念在作怪。

第二，反对奴役，追求独立自由。鲁迅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与压迫。鲁迅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一乱一治”的历史，“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使得“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一直排到现在，人们身中其毒而浑然不知，陶醉于被奴役和虐杀的状态。“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鲁迅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奴役与压迫，而没有独立的主体，就不能成为自觉独立的个体。因此，他把人的生存发展与追求独立放在重要的位置。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里充满了追求独立自由的伦理哲学，比如《影的告别》中的影子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而宁愿在黑暗里沉没，因为“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里体现的正是鲁迅一贯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的精神；《过客》中的“过客”要不停地往前走，不愿返回去，也不愿接受小姑娘的施舍，不愿自己受到任何事物的羁绊，明知前面是坟墓还是要不停地往前走；《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面对“无物之阵”，不管是“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他都要举起投枪，显现的仍然是自由、独立的精神。

鲁迅彻底地否定了人的非自由存在状态，肯定自由存在，追求人的自觉独立。“惟有此我，本属自由”，“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缺陷：“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他在肯定科学力量的同时，也指出了科学对人精神的遮蔽，批判了物质力量对人的心灵的异化。他还从伦理自由的角度质疑近代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呼吁“独战众数”、敢于反叛的“摩罗”精神，呼唤“别立新宗”的“撒旦诗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反映了鲁迅反对奴役、追求个体精神独立自由的伦理思想。

第三，提倡损己利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鲁迅曾经谈到四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损人不利己，二是损人利己，三是自他两利，四是损己利人。鲁迅明确地反对前面两种做法，对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与市侩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要求人们发扬“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自己既摆脱奴隶地位，便决不奴役他人”。他在纪念柔石时说：“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鲁迅自己也高度践行了柔石的这种损己利人思想，“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道：“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他主张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能给别人以幸福，尤其是为那些“穷人”、“苦人”、“弱者”谋利益，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

第四，坚持人道主义，尊重人的价值。坚持人道主义，尊重人的价值是鲁迅伦理思想的具体表现。鲁迅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道主义者，他往往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同情弱小，疾恶如仇。鲁迅在其杂文中对那些非人道的伦理纲常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如前面所提到的有关贞操、节烈的讨论，其中就反映了鲁迅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不被人所尊重的人。

二、鲁迅伦理观的发展

鲁迅的伦理观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他深受恩斯特·海克尔的影响，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人性与道德，属于一种自然人性论。他认为“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事物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以幼者为本位”是哲学和生物学的必然规律。鲁迅从生物学的角度掀掉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基石——“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人不仅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仅是形成人性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属性才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性的主要构成部分。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人的阶级属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梁实秋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认为不论哪个阶级的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鲁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驳斥了梁实秋的人性论，认为“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否定了梁实秋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人只要“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然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因此，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他曾说：“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在待人处世方面，“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

三、鲁迅的伦理实践

鲁迅的伦理实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气魄宏伟的伦理文化批判，另一方面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伦理实践。

鲁迅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在批判旧的伦理道德的同时，能够身体力行，自觉地以新的伦理道德来要求自己。比如在夫妻关系上，鲁迅认为：“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的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他与许广平的婚姻高度践行了自己所倡导的新伦理，即追求平等、相互关怀，用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为所爱的人去考虑。在结合之前，鲁迅犹豫再三，担心自己不能给所爱的人带来幸福，就像《腊叶》中的病叶寄予着让许广平忘却自己的深意。结合之后，如许广平所说，鲁迅“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为了帮助许广平更多地了解世界新潮，鲁迅还自编日语教材教许广平学日语。在《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鲁迅写道：“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夫妻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伦理亲情。逝世之前，鲁迅也还深切地关怀许广平今后的幸福：“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在父子关系上，鲁迅以“无我之爱”给予海婴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实践了自己所倡导的以幼者为本位的伦理思想。他充分尊重海婴的天性与独立个性，满足他乱涂乱画的要求，临睡前为其唱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歌调子。有时海婴对鲁迅表示出不满、牢骚甚至反抗，鲁迅也不以家长的横暴姿态凌驾其上，而是把他当成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对其给予充分的理解。例如，“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由此可见，鲁迅在生活中完全摒弃了封建家长的那一套观念，以一种“无我之爱”履行“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的主张。

在师生关系上，鲁迅反对“从师如从父”的观念，认为师生之间不是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应当“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鲁迅认为老师作为“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鲁迅告诫青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所以生活中鲁迅从不以青年的导师自居，而是俯下身子给青年人“做牛马”，与他们平等地讨论，无私地扶持、帮助青年人成长，从不图什么回报，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在许多五四时期青年作家的回忆录中都有着鲜活的记录。

四、鲁迅的伦理困境

面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堡垒，鲁迅认为自己只能充当历史的“中间物”，而自己则不配有好的命运。在激烈地反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同时，他又要背负“黑暗的闸门”。因此，当鲁迅在拆解传统伦理的大厦并重构现代性家庭伦理关系时，把自己也推向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观念上激烈地反传统，而现实生活又回归传统，构成了一种人生悖论。比如，鲁迅对传统的“孝”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对诸如《二十四孝图》之类宣传“孝道”之书十分反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吃人的“孝道”，揭露其戕害人性的一面。但在现实生活中，鲁迅又是一个孝子，为了家庭和睦奉行“随顺长者解放幼者”的中庸策略，对父母事之以礼，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缺憾，尤其表现在对早年的婚姻的接受上。在与朱安女士的婚姻上，孝道思想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鲁迅对这桩婚姻很不满意，但为了顺遂母亲的心愿，只好奉母命无奈地与朱安女士结婚。“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为了“无违”母命，一个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竟然让渡自己的幸福，也累及无辜的朱安跟着遭受一辈子的折磨。鲁迅的生命意志被他所攻击的家庭伦理消解了，带给自己的是痛彻心扉的缺憾。

思考题：

请简要阐述鲁迅的幼者、弱者本位的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