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感录三十五》（原文略）

《随感录三十五》赏析

《随感录三十五》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上。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之际，针对国粹派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而写的，文章在新旧思想的激战中，就“国粹”的存废展开讨论。

文章首先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倡言保存国粹的两股势力的心理动机：一是“爱国志士”诸如章太炎等民族主义者，在推翻清政府时倡言保存国粹，用传统文化激励人们为光复旧物而革命，充溢着排满的激情；二是“出洋游历的大官”即洋务派官僚，他们叫留学生不要剪辫子，即是维持封建专制制度。学了西洋的现代科学知识，来保存封建传统文化及专制制度，即所谓的“中体西用”，鲁迅概括为“辫子问题”。但是这两派的问题在民国成立以后，都已经失去了探讨的意义。那么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际，原来反清的革命派，拥清的洋务派、顽固派重新又在国粹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反对新文化，这背后又是什么动机呢？鲁迅深刻地洞察出，原来对立的两派其实在骨子里有着一致的文化立场，无论是反清的革命派，还是拥清的洋务派、顽固派，他们都是同一个文化系统里出来的人物，他们反对和拥护的基点都不是人的生存，而是脱离子人的生存的文化，也即“国粹”的存亡。鲁迅辛辣地指出，他们心中所谓的国之粹，就是别人所无、自己独有的瘤。这一形象化的比喻，非常传神地刻画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进攻下，妄图以所谓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国粹——来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阿Q心态。既以欺人，又以自欺。鲁迅接着在古今中西的广阔视野中，非常尖锐地刺破了遮盖在虚妄而丑陋的保守心理之上的面纱：从古至今，我们的国粹从来没有让我们长治久安。“未开海禁之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叹气”；即使成汤文武周公时代后有，也还是先有桀纣暴虐，殷顽作乱。国粹派的立论基础由此不攻自破。

破掉国粹派的荒谬主张后，文章结尾干净有力地推出作者自己的正面主张：“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即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在此，鲁迅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文化的保存是以人的生存为前提的，而且文化的更新发展也是在人的生存发展中而发展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旗帜鲜明地为新文化运动廓清了道路。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出鲁迅杂感“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的特点，这在于他既有观照全局的开阔视野，又能视点集中，抓住关键，一刀置论敌于死命。警拔而悍炼，是鲁迅杂文的本色。

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原文略）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赏析

这篇文章是鲁迅继《随感录二十五》、《随感录四十》、《随感录四十九》，以及《狂人日记》后，对“救救孩子”这一主题的系统思考与总结，是鲁迅“人”学思想中的重要文献。

文章之所以从“怎样做父亲”入手，是因为在封建宗法统治中，个体首先是束缚在维系家庭专制的父权之下，故人的解放首先是从父权下解放出来的问题。鲁迅用进化论的思想，对依附于父亲这一角色身上的父权和违背个性发展的思想进行了剖析和剥离，还“父亲”这一身份以合乎生命发展的本来意义。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父权之所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父子关系是封建社会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最为基础的关系。父亲在家庭中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个体首先在父权的束缚下形成顺从和奴化的人格，而政治统治则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因此，父权是维系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当父权的绝对地位确立之后，依附于父权上的思想教化也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正是通过父亲这一角色，将传统思想传递给子孙，使一代一代的人的思想在同一思维模式中复制，这种极其稳定的家庭伦理关系在扼杀个体独立性的同时，也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从进化论角度来看，每个人只是进化链条上的一环，父对于子并没有天赋的、不可动摇的权力，从根本意义上讲，父和子，都是为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发展生命而存在。在鲁迅看来，只有现任之父，或候补之父先有了觉醒，抛弃父权，肩住传统谬误思想流传的闸口，从每个人的“现在”开始变革，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因为“现在”既意味着对传统的改变，也意味着新思想实践的开始，故文章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谈起。

在鲁迅看来，联系父与子之间的人伦之索，就是“在名教的斧钺之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的天性之爱。只有每个人对天性之爱有了觉醒，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出现。这篇文章对天性之爱的阐释，集中反映了鲁迅的入学思想。

所谓天性之爱，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爱的有我性——即自爱，珍视自我生命，使自我生命有健康的体魄与高尚的思想，这样的爱不但是对自己的完善，也是对生命的延续应负的必然责任，“凡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天性之爱首先是自利和利他的统一。

其次是爱的无我性——即他爱。“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无我的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解。理解孩子是独立的人，既不是成人的预备，也不是缩小的成人。每个孩子在人格、精神上是独立的个体，必须遵从孩子个体的发展要求。二是指导。指导不是用大人固定模型无理嵌定，不是命令，是交流和协商，并负责养成孩子耐劳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的精神。三是解放。因为孩子是即我非我，即我，孩子生命完满的实现，也是我的实现。非我，孩子应该完全解放，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只有在天性之爱萌发壮大的前提下，才能出现新的道德、新的文化、新的人。

鲁迅所阐释的天性之爱，包含了深刻的个性解放和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这种人性论基础既不同于传统的性善论，也不同于横植西方思潮的外向性变革，是对他早期强调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化变革思路在人性论意义上的深化。每个人从家庭的变革入手，为社会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广博之爱的个体，使社会在深层次上逐步实现变革。

正是基于对专制思想流弊的深刻认识和对健康人性的呼唤，鲁迅在自身的文学实践中，对戕害人性的各种谬误思想做了持久和深入的批判。

三、《灯下漫笔》（原文略）

《灯下漫笔》赏析

文章从生活小事入手，深刻地揭示了在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历史上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在专制愚民政策下，中国人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中国历史上的治和乱，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这种对伪装在各种粉饰之辞下的历史真相的尖锐揭露，有力地回击了崇奉国粹、赞叹固有文明，热心复古的各种谬误思潮。

而中国历史之所以陷入这种荒诞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专制统治将人束缚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中，在残酷的压迫下，人们丧失了反抗之心，形成了奴性的苟安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就在于身处等级制度的人既可以压迫别人，也同时被人压迫，即使处在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人，依然可以压迫“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压迫与被压迫的连环中，人性被严重异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专制统治下形成的固有文明，非但没有对这种非人的处境进行揭露，反而把用子女玉帛做成供给本族和异族的大宴，称之为中国的固有文明，特别是当异族享这种盛宴的时候，自欺欺人地认为异族被我们的固有文明所征服。文章用鹤见祐辅的《北京的美丽》，揭露了从古迄今的征服者“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时所发的赞叹，无非是征服者在华屋享用盛宴时的陶醉之歌，唱给中国人听的迷魂曲。如果我们不能在这种迷魂曲中猛醒，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

文章在写法上最可注意的就是情感的流转变化。开始娓娓而谈，由兑换银钱猛醒苟安的心态，随着对历史真面的层层揭露，蓄积的情感喷涌而出，发出震人心魄的期待与呼唤；第二部分伴随沉痛的反思，既有对异族的怒斥，也痛定思痛地剀切自剖，惟其反思深切，文章结尾的呐喊才显得振聋发聩。融合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情感在理性的反思中层层深化，情与理融合无间，令人回味无穷。

四、《论“他妈的！”》（原文略）

《论“他妈的！”》赏析

鲁迅杂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从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细微处入手，见人所未见，发掘出深刻主题。《论“他妈的！”》就是这种典型。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上层和下层壁垒分明，上层在极力维护门阀制度的同时，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在汉魏六朝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后，血统、门第成了录用人才的惟一标准，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极端等级社会。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缓解了这种不平等的局面，但也加剧了人们跻身上层社会的竞争，久而久之，这种等级制度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鲁迅通过对“他妈的”这一国骂的知识钩沉，敏锐地揭示出国骂产生的原因：森严的等级制度正是这一国骂产生的根源。同时揭露出这一国骂背后所潜藏着的卑劣的国民性，“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这种奇谲的战略反映出人们阿Q式的精神胜利心态。问题是人们即使以国骂攻击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但是跻身上流社会也是国骂者的追求。一些“暴发户”，在未暴发前，国骂不离口，“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个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份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跻身上流，用门阀血统来高贵自身的等级意识并没有从人们心里消失，“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而清除国骂的前提，是将其赖以生存的等级社会彻底改变。

文章末尾峰回路转，以幽默的笔调对国骂醇化为“我的亲爱的”表示惊异和叹服，让人在莞尔一笑中也叹服鲁迅杂文笔法的纯熟。

五、《论睁了眼看》（原文略）

《论睁了眼看》赏析

这篇文章在批判传统文艺观和国民性的基础上，论述了鲁迅所主张的文艺观，以及文艺和思想革命、社会心理、国民性之间的关系。

在鲁迅看来，文艺是社会心理和国民性的真实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和国民性，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在中国，由于专制统治的压迫和礼教思想的束缚，人们丧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和能力，面对社会问题，以瞒和骗来逃避，久而久之形成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国民性，这种状况反映在文艺上，就产生了大量的瞒和骗的文艺，而这种文艺反过来又蒙蔽了现实，加深了国民性的蒙昧状态，导致社会也无改革、无进步。对于这种状况，鲁迅用生动的社会事例和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进行了风趣而深刻的剖析。

在时代已经发生大变革的今天，文艺该有什么样的作为？这是鲁迅集中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传统的文艺创作者是以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和社会心理取得一致，并生产出瞒和骗的文艺，那么在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应该恢复自己的独立性，改变和社会心理同构的蒙蔽状态，使文艺成为“国民精神所生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的职责是将被蒙蔽的精神解放出来，在引导人们睁眼看现实的过程中，改变孱弱无能的国民性，恢复每个人面对现实的能力。而文艺要真正改变瞒和骗的状态，关键是要从思想深处发生革命，不被传统束缚，即“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这集中反映出鲁迅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相信文艺能改变国民性，能促进社会变革，但是鲁迅的启蒙文学观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文艺之所以具备启蒙作用，关键在于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而且鲁迅主张的现实主义首先强调的是精神的真实，既要求作者将真实的精神反映出来，也强调把写作对象的真实精神状态反映出来，不能用欺瞒的心，必须“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

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最可注意的是结构的随意性，作者几乎没有对文章结构进行刻意的安排，而是在轻松自如的展开中，将论题步步深入，并且在行文展开的过程中，作者的个人性情也无拘束地凸显出来，极大加强了文章的趣味性。

六、《学界三魂》（原文略）

《学界三魂》赏析

这篇杂文是鲁迅在和陈西滢等人围绕北京女师大风潮事件论战期间写的。通过对学界灵魂的分析，鲁迅指出，中国新兴知识阶层并没有在思想意识上和传统分离，学界依然被官魂所支配。

以新兴知识分子出现为标志的中国学界，是在西方思潮影响下，伴随着对封建教育体制的改革而出现的新阶层。“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鲁迅在论战中敏锐地抓住这一现象，通过对历史和社会心理的深刻分析，指出中国学界的分化和变异。本来新兴知识分子们承担着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重要历史使命，但是学界中“官魂”的游荡，使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为传统所束缚的暗影。

在揭露学界为旧魂灵所支配的同时，鲁迅分析了与“官魂”相对的“民魂”。所谓“匪”，其实是真正的“民”，这些为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匪”，是真正民魂的表现者，他们表面上是“土匪和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但是这些农民革命军中，混杂着官瘾很重的“三五热心家”，趁农民起义的风云，推倒皇帝，自己来过皇帝的瘾。反过来把那些求解放的人称之为匪。而当学界混杂了这些真正的匪之后，学界也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就如鲁迅对历史的揭露所表现的那样：“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鲁迅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了民魂的伟大作用，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但是鲁迅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民魂”还没有真正发扬起来，特别是在担负民众启蒙的学界还在走旧路的时候，一些依附权贵的真正的匪，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将匪与民、民与奴的界限搅乱，鲁迅提醒那些“鉴别魂灵者”即肩负民族启蒙任务的人们对此“应该十分注意”，特别是要识破那些貌似民魂实则为匪魂的画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鉴别出真正的民魂，从而使它发扬光大。

在鲁迅对民魂的张扬中，可以看到鲁迅思想转变的征兆，他开始从知识阶层之外重新寻找变革社会的动力，民众开始成为鲁迅思考的重要对象。

这篇杂文收放自如，视角灵活多变，或融现实于历史，或用历史烛照现实，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作者将犀利的剖析用挥洒自如的笔调表达出来。

七、《隔膜》（原文略）

《隔膜》赏析

鲁迅看历史总是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在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历史现象中窥别人所不能见，而且在新材料的发掘中又能不断深化自己的历史判断。《隔膜》即表现出鲁迅这种洞察历史的非凡眼力。

对于中国人自我意识的沉沦与国民性中的奴性，鲁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官方和历代文人对历史真相的粉饰所造成的，人们在虚假中生活太久，慢慢真假不分，成为昏聩的傻瓜。另一方面是因为同族和异族的残暴压迫，他们用异常毒辣的手段，迫使普通中国人往往“想做奴隶而不得”，由此养成了难以消除的奴隶根性。在《隔膜》中，他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揭露出清代“文字狱”背后更加本质性的隐情，即文字之祸，往往并非因为文人“笑骂了清朝”，而是因为奴才对主子的心理不了解，有“隔膜”，以至于言谈举止不慎越过主子为奴才所划定的界限，冒犯了主威，由此获罪。这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却忘记了自己的奴隶身份的一种不自觉状态。像《隔膜》中的自以为可以对皇帝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的山西生员冯起炎就是这种典型。同样的例子，在《买“小学大全”记》中，对君与臣之间关于“道学”的不同理解中，也可以看到奴才和主人之间的隔阂。乾隆不希望在他的英名统治下出现“道学”，也不希望有所谓的名臣。对朱子，只须尊崇，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鲁迅看历史，往往能透视出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微妙心理，正是在原心迹的分析中，在对历史的解剖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八、《病后杂谈》（原文略）

《病后杂谈》赏析

这篇文章与《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样，是鲁迅典型的将批判融于史料考辨的杂文。作者在文中讲述了明代“流寇”张献忠、孙可望和永乐皇帝的“剥皮”酷刑以及清代的“文字狱”，一是揭露中国历史上有权力者怎样横暴凶残，一是痛斥那些不愿正视残酷事实的士大夫“不但歌舞升平，还粉饰黑暗”，以至“从血泊里寻出闲适”的“天大的本领”。

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闲适”，鼓吹晚明小品文，倡导所谓性灵文学的时候，鲁迅在两篇文章中给我们钩沉出一个充满血腥和屠杀的晚明，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些所谓性灵文学，只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作会心的一笑。

鲁迅读史，向来主张多读野史，认为野史虽有粉饰，但较之官修正史，不必摆史官的架子，也不必完全按照指挥刀来书写历史，究竟还能看出点历史的真面目来，这就是鲁迅所论的敢于睁眼看世界的精神。这两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极为凶残的掌权者，是怎样残杀人的。看到这些惨痛的历史，“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让我们明白：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但是更令鲁迅悲哀的是，一些“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生活的文人，拼命地将铁一样的事实加以篡改，粉饰，并以自欺欺人。比如永乐帝残杀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些令士大夫很不舒服的事实，不但没有勇于面对，好事者反而做起伪来，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知道，赦出，嫁给士人了”，于是乎大松一口气，把残酷的事实掩盖，“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如此篡改粉饰，不啻是凶残屠夫的帮凶，而在残酷面前闭上眼睛，也只能做不觉醒的奴才。

这篇文章让人最可惊异的地方是，面对如此黑暗的历史，如此惨无人道的事件，鲁迅却是如此的冷静，并没有因气愤而乱了分寸，他像一个高明的大夫，拿着锋利的解剖刀，把那些发着恶臭的历史，逐一解剖在我们面前。当然，在鲁迅冷静的语调背后，是愤激，是嘲弄，诸如“脍炙人口的虐政”，“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为遗老而遗老”之类的反语，无不充满愤激之情。鲁迅之所以能把冷静与愤激融合无间，一者在于他和黑暗周旋的太长了，对于历史黑暗已经有了一种抵抗力；二者是他坚信道义精神压得住那些“黑暗鬼魅”。故行文纡徐自如，让自己的视野全幅打开，历史的细微之处在他散步式的文献考证中表露无遗，每每涉笔成趣，不仅没有弱化批判的力度，反而在一种有余裕的精神气度中，使正义时邪恶的嘲弄和批判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思考题：

1.杂文作为鲁迅留给后世的数量最大的文学遗产，和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散文诗集《野草》之间有何关联？

2.找几篇你所喜爱的鲁迅的杂文，谈谈阅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