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15日，鲁迅以唐俟这一笔名在《新青年》5卷3号“随感录”专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杂文——《随感录二十五》，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杂文创作历程。纵观鲁迅的杂文创作，我们可以以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虽然鲁迅也介入过女师大风潮等实际的社会斗争，但贯穿其思想脉络始终的却是“文明批评”，这似乎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当时的思想路向是一致的。鲁迅也曾坦言：“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由此，有研究者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是把自己的杂文创作自觉地汇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主潮。

一、冷热交织的情绪体验

阅读鲁迅的杂文集，我们会发现一个颇为微妙的现象，那就是在杂文集的题记、题辞、后记与正文之间存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差。众所周知，鲁迅的杂文素以问题尖锐、意蕴深刻而著称，是“匕首”、是“投枪”，折射出夺目的批判的锋芒。在杂文创作前期，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之初面对陈腐没落的封建遗老遗少，还是五四运动落潮后执著地“荷戟独彷徨”，抑或是在“三·一八惨案”前后身处“时有暗箭冷枪袭来的无物之阵”，鲁迅均以其澎湃的激情对种种社会问题、文化现象给予鞭辟入里的揭示和批驳。鲁迅曾以“热风”为题来命名自己的杂文集，我们从他的杂文中所感受到的也正是一种过人的锐气和热忱。但是，与这一热情、激昂的形象不同，在其前期杂文集的题记、题辞、后记等篇章中，鲁迅则向我们展示出他心灵世界的另一个侧面。

这些正文以外的文章主要说明了杂文集撰写、编纂的缘由和背景。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心存忧虑的，他以沉郁的笔触写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这不免使我们惊异，鲁迅竟然将充溢着自己生命激情的杂文称作“无聊的东西”！原来，这一否定性的评价缘于他对自己文章价值的认知，“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更进一步，鲁迅由对文章价值的评判推及对自身的冷静反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一般而言，对于自我的怀疑是痛苦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易于将人引入一种颓废、虚无的境地。但是在鲁迅那里，情况却并非如此。关于自己的创作，他说：“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借此来释愤抒情”。至此，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坚毅、执著的鲁迅形象又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而经过内心世界的一番犹豫、挣扎之后，他对于自己的杂文结集出版，亦持有一种审慎而又理性的态度：就把它当作是“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一“热”一“冷”两种迥然不同的情绪体验，形成鲁迅前期杂文集序跋与正文之间这种显著的文风差异，给我们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很显然，正文中呈现出来的鲁迅形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主流精神是相一致的，而在序跋中，我们感受到的却是鲁迅对这一“主流”的自觉的疏离和怀疑。面对凝结了自己生命热情的杂文乃至于自己所追随的这番事业，他陷入了一种矛盾、彷徨的境地：一方面对之作出了不容置疑的批判和剖析；另一方面他又在试图说服自己，为其存在的价值寻找有力的依据。在这两股矛盾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鲁迅不断地进行自我辩难，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

这种情形其实意味着，鲁迅和新文化运动主流之间是存有深刻的隔膜的。换言之，在蓬勃展开的时代大潮中，他始终保有一种难得的清醒，始终在坚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何鲁迅会坚守这样一种矛盾性的立场？他对思想启蒙究竟持有何种态度？与《新青年》同人之间又保持着怎样的关系？他所倡导的“文明批评”到底有何特殊的蕴涵？只有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阐释和回答，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鲁迅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才能够准确地阐明鲁迅前期杂文的深刻思想蕴涵。

有学者指出，鲁迅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五四，启蒙，从事’文明批评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论点即为我们认识鲁迅之于五四的独特意义提示了一条思路。诚然，鲁迅是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但关键就在于他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身其中的，而这种独特的方式势必彰显出他笔下的“文明批评”与《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启蒙间的差异所在。

我们知道，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前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积淀。留日时期他所撰写的《说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六篇文言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思想基调，这就是“立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将“个人”置于崇高的地位，认为只有立足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思想解放才能够最终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大业。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开始了对于个体精神建构与民族历史传统之关系的系统思考。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鲁迅的思考背景有所了解。当时，新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充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在“新一旧”、“现代传统”二元对立思维范式的支配下，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熏陶的一代新型知识者俨然以“现代人”自居。在他们看来，自身早已摆脱传统的重重羁绊，与保守、落后的封建文化再无任何纠葛，因而能够超然地、居高临下地对其予以审视和批判。

随着思考的深入，鲁迅对于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开始有所警惕和质疑。他逐渐发现，个人的精神建构其实是由既往的文化传统塑造而成的，每个生命个体的身上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这是自我所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使新知识者接受了崭新的文化精神、现代的科学理念，但这种“新知”只会部分地改造其文化心理建构，而不能断然予以彻底转换。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一代知识分子面对自身“先天性”的缺陷而无力进行自我救赎，这种历史定位无疑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缘于自身超越性的文化视野，鲁迅洞察了自己这一代人所身处的尴尬位置，从而体验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情绪。但他并未被这种绝望情绪所压垮，而是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历史责任，从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绝望”的生命激情。鲁迅曾言：“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身负重担、开辟前路，牺牲自我、解放幼者，这也就意味着鲁迅这一代人自此要肩负起“历史中间物”的文化重任。也就是说，在历史长河激流改道的严峻时刻，作为被传统所影响、所塑造的一代知识者，虽然无法抚平文化传统带给自身的深刻烙印，但是带着这种固有的缺憾也须一路向前，用自己的身躯筑成一道厚实的文化屏障，以使下一代人免受文化糟粕的侵袭、干扰。

毋庸置疑，“历史中间物”思想在鲁迅的文化心理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文化实践活动的展开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汪晖认为：“对于鲁迅说来，这种‘中间物’的自我否定实际上是对整个传统的否定的最高、也是最彻底的形式，因为在鲁迅看来，只有当仍然残留着‘黑色的阴影’的‘中间物’消亡了，真正的光明才会到来。”这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决绝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很自然地，在这一思想的烛照下，鲁迅进行思想启蒙、“文明批评”的具体路径也就与《新青年》同人迥然有异。

二、鲁迅“文明批评”的三个层面

正如上文所说，乐观主义情绪在五四前后的新知识界占据了主导性的位置。我们注意到，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设计启蒙方案的时候，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外在的政治、伦理等制度性枷锁，认为凭借启蒙主体“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就能够将其瓦解，从而实现民族由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换。可以看出，这种启蒙路径是外指的、单向度的，显示出启蒙者一往无前的乐观态度。如陈独秀曾对“爱国”一义作出了独特的诠释，“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在这里，他关注的只是启蒙对象在完成现代转换之后所应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至于转换过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情势、启蒙主体自身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则被忽略掉了。

与这种单向度的启蒙路径相反，鲁迅的“文明批评”是双向的、直抵纵深的。换言之，鲁迅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对于普通民众思想启蒙，他也在审视着新知识群体自身的精神困境、审视着被奉为圭臬的“科学”与“民主”的复杂蕴涵。这一超越性的思想立场使他获得了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批判眼光，从而使其杂文创作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具体而言，在前期杂文中，鲁迅笔下的“文明批评”呈现为三个重要的批判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封建旧文明展开的批判。这不仅包括旧式伦常礼教、“保存国粹”、家庭教育、妇女解放等重大社会问题，而且还涵盖了诸如国人“好古”、“合群自大”等市井民俗、人间万象，可谓全方位、多角度的整体性观照。阅读这些文章，人们可能会产生一丝疑虑：鲁迅为何要将批评对象如此泛化？其行文措辞又为何那样尖锐？需要说明的是，鲁迅之所以“有违恕道”、放弃中庸传统，绝不是因为一己的恩怨喜好，而是出于“公仇”。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言自明的真理，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往往潜藏着复杂之处。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鲁迅对各种约定俗成的生活表象之后的思维习惯进行了深入探究，而思维习惯恰恰是旧文明得以存在的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例如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慨叹：“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这看似是对梅兰芳“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剧照颇有微词，但实际上，鲁迅在这里要批判的既非梅兰芳，也不是京剧艺术，而是一种扭曲的、对于正常人性造成压抑的欣赏习惯。

第二个层面是对于“科学”、“民主”的警惕和剖析。鲁迅曾言：“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在这种新旧驳杂的社会中，一切都似乎不再那么纯粹，加之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因此当西方的科学、民主等新知传入本土的时候，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旦它们被旧的文化体系纳入其中加以改造变形，蜕变为包裹着文化糟粕的现代外壳，其危害就会变得异常严重。在这种情势下，鲁迅敏锐地感知到其中的潜在危险，指出：某些人“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鲁迅的这一番剖析正可谓深刻而又及时。

第三个层面是对于自身的冷静审视和批判。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鲁迅前期杂文集的序跋与正文之间存在强烈的情绪反差。在题记、题辞、后记当中，鲁迅流露出了些许的无奈，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亦有所忧虑。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产生这种情绪，并不意味着他心生倦怠，这只不过是他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方式。鲁迅深知，作为“历史中间物”，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和缺憾，因此他总会在进程当中放慢脚步，检视一下自己的脚印。经过深入反思，完成了尖锐的自我批判之后再重整旗鼓继续前行。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对自己、对自己的文章如此严苛了。他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番话表明，鲁迅希望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能够与时弊一同“速朽”，使后来的青年有一个自由、纯净的话语空间。

思考题

1.“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有何深刻内涵？应如何看待五四一代人的历史定位？

2.鲁迅“文明批评”的三个层面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