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广州定居上海。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鲁迅的文学创作除一部《故事新编》外，其余的都是杂文。鲁迅后期出版的杂文集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十个，此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中也收录了他后期的一些杂文。鲁迅后期杂文在思想内容上涉及面非常广阔，可以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丰富性、深刻性迄今无人能比。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这也是他杂文创作的两大主要内容。鲁迅的杂文创作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他前期杂文的题材内容大部分都是“文明批评”。在鲁迅后期杂文中，“社会批评”尤其是政治批评的分量加重，但他并没有放弃“文明批评”，仍然以其锐利的笔触同时进行着两种批评。当然，“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在鲁迅后期杂文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两种批评都是鲁迅切身的生命体验与同中国人的生命病态的肉搏，都是鲁迅改良人生的理想对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病苦的揭露、解剖与救治，都是鲁迅思想丰富性、深刻性的突出表现。尽管鲁迅后期杂文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复杂，但研究仍然有章可循。

一、政治时事批判

首先是对政治时事的批判，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露统治者及其帮凶的种种丑陋面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鲁迅正在广州，大规模的屠杀和鲜血使其思想受到了巨大的震动。鲁迅说：“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这是他对国民党大屠杀的愤怒抗议。《谈“激烈”》、《可恶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小杂感》等文都尖锐揭露和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政权的军政罪恶和政治“两面派”嘴脸。以杂文为武器，大胆地揭露白色恐怖，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的一个主要任务。1931年2月，国民党秘密枪杀“左联”五烈士，鲁迅愤而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鲁迅指出：“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鲁迅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和“禁锢的比罐头还严密”的文化专制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揭露和悲愤的声讨。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国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式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松沪会战、热河失守……一系列惨变相继发生，但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须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更加剧了国内政治和民族冲突。鲁迅在《“友邦惊诧”论》、《观斗》、《逃的辩护》、《崇实》、《航空救国三愿》、《赌咒》、《中国人的生命圈》等一系列文章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残酷镇压国内爱国运动的政治本质。1931年12月，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当局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并凭空捏造罪名，在给各地军政当局的电文里还说“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害：“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在《战略关系》中，鲁迅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所谓“诱敌深入”不过是用以掩盖其不惜丧权辱国而“迎外以安内”的骗局、花招而已。《中国人的生命圈》揭露了日寇在“边境上是炸，炸，炸”国民党在“腹地上也是炸，炸，炸”的暴行以及国民党当局妥协媚外的丑恶本质。《文章与题目》列举了国民党在“安内与攘外”这一题目上所有已做出的一大串“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因“大有‘汉奸’的嫌疑”而未能做出，鲁迅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政府的表里。在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鲁迅还常常将其放到世界大背景下进行对比分析。在《华德保粹优劣论》中，鲁迅将希特勒禁止异党、德国禁唱《跳蚤歌》与北京查禁女人养雄犬联系起来，指出了国民党当局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鲁迅比较了希特勒与秦始皇在焚书上的异同，看似言往古、论异邦，但其锋芒所指，自不待言。

鲁迅在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也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在《反“漫谈”》中，鲁迅指出：“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谈所谓“大内档案”》揭露了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的官僚作风，谴责了中国官员做官营私，从不为国家着想的官场弊病。《谈金圣叹》一文在解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时说：“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鲁迅一语道破了中国的权力更迭史的全部秘密。在《沙》中，鲁迅指出：“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停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短短数语，官场的腐败本质就暴露无遗。从以上所举例子可以看出，鲁迅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仅批判其政策和所谓的“政绩”，而且还着力解剖了他们的统治权术、心思、手段和残虐险狠的心性，由此可见鲁迅后期杂文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揭露是力透纸背的。

二、揭露抨击社会众生相

鲁迅后期杂文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揭露和抨击社会众生相，坚持“国民性批判”，其核心是揭露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奴役关系，大声疾呼人的自由与解放。鲁迅后期杂文揭露和抨击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母子四人一同服毒自杀；无辜工人被外国巡捕踢入河中淹死，却被说成“自行失足落水”；为“厉行节约”，“父母官”令公安局派人剪掉行人的长衣下截；法事与歌剧同台表演，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主张男女分途……如此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中国病态社会与国人病态人生的具体表现，鲁迅后期杂文揭露和抨击这些现象，同样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与其文学创作一直遵循的“国民性批判”的总主题是一致的。

“国民性批判”在鲁迅后期杂文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鲁迅用“人+家畜性=某一种人”来说明中国人丧失了野性的驯良。《流氓的变迁》刻画了流氓在“天”与“奴才”之间的卑劣人格。他在《过年》中写道：“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鲁迅批评社会众生相，揭露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对于民众精神的麻醉与毒害，鞭挞了因此而形成的国民性的种种弱点，如无坚信、无特操、爱面子、盲目自大、好走极端、热衷争斗等。《中国的奇想》揭露了“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人，造谣买田”的妄想；《吃白相饭》、《揩油》等批判了小市民的流氓化和堕落的恶习；《洋服的没落》嘲笑了保守势力的丑陋与没落；《偶感》抨击了投机商人的骗人敛财，讥讽了小市民的势利与保守；《二丑艺术》批判了二丑的投机艺术。在《爬和撞》中，鲁迅批判了“向上爬”的市侩哲学：人们“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拼命的爬，爬，爬”，但“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爬上去的人毕竟太少，“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叉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爬”和“撞”这种处世哲学的结果是民众永远愚昧、保守、落后，“天下自然太平了”；而他在《帮闲法发隐》中指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题未定”草·二》同样揭露了“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

国民性弱点的种种表现，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奴役关系，而在考察中国的奴役关系时，鲁迅后期的杂文着重关注的对象是妇女、儿童和农民。鲁迅对他们的悲惨命运表达了深厚的同情，但一样冷静地解剖他们身上的弱点。如《忧“天乳”》借北京一女中不许剪发女生报考一事，引发了作者关于辫子的感慨和对“天乳”的忧虑；《论秦理斋夫人事》、《阮玲玉之死》批判了封建习惯势力对妇女的戕害。在旧中国，妇女始终处于被奴役的地位，鲁迅同情其命运而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中为其申诉，在《关于妇女解放》中呼吁妇女为自身的解放而战斗。尽管如此，鲁迅在《阿金》中也谴责了底层妇女的糊涂跋扈等弱点。对于儿童和农民，鲁迅抱有同样的既同情又批判的态度，《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少女》揭露都市儿童学习大人以自身弱点投机取巧出卖人格，《我谈“堕民”》、《难行和不信》批评农民甘愿为奴和一味怀疑。这些都无情地解剖了被压迫者灵魂上由压迫者强行植入的愚昧与奴性，更加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毒害。

在批判国民性时，鲁迅后期杂文也把知识分子当作重要对象。鲁迅前期杂文经常批判遗老遗少，后期杂文则重在批判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批判现代知识分子，着眼于他们源于传统的趋炎附势、恃强凌弱，善于瞒和骗的奴隶性，而这也是鲁迅后期杂文内容的一个方面。

三、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思想理论斗争

鲁迅后期杂文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坚持文化战线上的思想理论斗争。这首先表现为文艺上的论争。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将鲁迅当作攻击对象，鲁迅不得不与他们展开激烈论战。在这次论战中，鲁迅写有《“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艺与革命》、《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等文。鲁迅并不反对革命文学，而是积极地扶持革命文学，他对革命文学的认识高于论战对手，这实际上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对左翼革命文学发出了中肯的诤言，要求“左翼”作家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尖锐地指出：“‘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这是对某些“革命文学者”的投机性乃至奴隶性的辛辣嘲讽。

除了“革命文学”论争外，鲁迅还先后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汪懋祖的“文言复兴”，施蛰存的推重《文选》，曾今可的“词的解放”，“革命小贩”杨邨人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等展开了批评与论争，并参与了“京派”与“海派”之争、“文人无行”之争。同时，鲁迅后期杂文还对文坛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剖析。在《各种捐班》、《帮闲法发隐》、《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等文中，鲁迅痛斥了捧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文坛丑陋行径和黑暗现象。从《论“文人相轻”》到《七论“文人相轻”》，鲁迅针对盛行于文坛的“无是非论”、“是非难定说”、“倚老卖老论”、“两伤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诚恳的规劝。在这些论争中，鲁迅批评的大都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者以青年导师或正人君子自居，通过批判他们而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弱点与奴隶性暴露无遗。在鲁迅看来，现代知识分子大多只做瞒和骗的文章，他们身上同样有着最难根除的国民劣根性。

在参与各种文艺论争以促进中国新文学发展之外，鲁迅后期杂文还为现代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小品文的危机》、《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我们要批评家》、《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门外文谈》等文。此外，鲁迅还认真思考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探索中国如何跟上世界前进大势而又不为先进文化所主宰，如《拿来主义》、《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玩具》、《未来的光荣》、《难得糊涂》、《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等，这种思考终其一生未尝间断。鲁迅不是静止地研究或评价国民性，更专注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创造性地寻求改造国民性、改变中国现实文化状况的可能性。

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广泛，其核心思想是批判国民劣根性，以达到“立人”的目的。“鲁迅的‘立人’的目的和批评‘国民性’的手段，使鲁迅杂文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地位、状况、行为规范、性质，人情和心理作了精确的描绘和批评，使他的杂文成为一部迄今无与伦比的中国民情和民心的历史。”

鲁迅杂文的丰富、深刻、锐利，使其论敌无法从思想上、逻辑上驳倒鲁迅，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企图在文体上根本否定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当时《中央日报》曾发表署名“洲”的《杂感》攻击鲁迅的杂文：“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这是将鲁迅杂文排除在文学之外。署名“鸣春”的《文坛与擂台》则说：“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奋发多写几部比《阿Q正传》伟大的著作？更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这同样是否定鲁迅杂文的文学性，要求鲁迅放弃杂文创作。唯美派诗人、“第三种人”、王平陵、林希隽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企图否定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

面对着无数的明枪、暗箭、流言和恶骂，鲁迅毫不动摇，从不同的角度来强化杂文的文体意识与审美特性。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杂”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可能的散文文体，鲁迅的杂文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迅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因此，无论如何“杂”，鲁迅的杂文都不是理论的推演，它有着形象的外壳与感悟式理性的内核，这决定了它的文学属性。鲁迅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给人愉快和休息”实际上也就是对杂文审美价值的肯定。正因为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与审美价值，鲁迅才坚信杂文“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鲁迅的杂文，不仅是战斗的武器，也是智者的艺术，是理想、激情与智慧的结晶。

思考题：

鲁迅后期杂文的思想内容包括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