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四五月间，鲁迅在母亲的帮助下，怀揣八元川资离开家乡，前往异地。在当时，读书应试、考取功名一贯被视为正道。而鲁迅则选择了学洋务、当兵。乡邻和族人对此不但排斥，还多有奚落。但很显然，选择就读洋务学堂有很多经济上的便利，不仅免交学费，每月还有少量生活补贴。这确实符合鲁迅当时的家庭境况。生性倔强、自尊心强的鲁迅不顾外部压力，就算经受情感上的煎熬，也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对鲁迅来说，能够远离身边令其憎恶的人和事是首先要做的，愤然决绝和焦虑无奈交织在一起，促成了鲁迅的离家。

一、在南京

1898年5月，考上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站在学堂门前，看着门两侧“中流砥柱，大雅扶轮”八个大字，对自己未来之路充满期待。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就刻下两枚私章，一枚是“文章误我”，另一枚是“戎马书生”，还取了个斗志昂扬的别号“戛剑生”。

鲁迅被归入学堂里级别最低的三班，生活和学习条件都比较糟糕。好学的鲁迅起先并没有什么异议，他还认真研习《水学入门》，接受简单的中文课程教育，并略微学些基础英文。不过，鲁迅对学业和人生道路的期待渐渐地与水师学堂机械、落后的教学模式与专横、腐朽的管理体制格格不入了。学堂里有不少文理不通、简单粗暴的校方管理或教学人员，还有“螃蟹”式趾高气扬的高等班级学员。所谓的水师专业训练仅有爬桅杆这一项，连基本的游泳课程都因曾发生过学员伤亡而被校方取消。

鲁迅对当年训练时攀爬过的“桅杆”不无嘲讽地描述道：“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读了半年，鲁迅毅然选择肄业。通过考试，他成功转学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情况也随之略有好转。从1899年2月开始，进入矿路学堂的鲁迅全面接触到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还读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鲁迅在走出家乡之前，就已具备一定的国学功底，对经学、史学、诗文均有涉猎，一旦与西学新知相遇，视野顿时大开，心智也就获得快速的提升。

在矿路学堂的读报处，鲁迅能经常读到《时务报》，接触到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如《译书汇编》等等。沐浴在“新学”之中的鲁迅，其精神世界日益丰富起来，表面的冷静不能掩盖他内心的豪迈和激昂之情。课余，鲁迅贪婪地吸收着新学养料，大量阅读“新书”，同时不忘强健体魄，每天租马骑上一两个小时。骑马驰骋的“戎马书生”形象让青年鲁迅的飒爽英姿展现无遗。

赫胥黎的《天演论》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进入了鲁迅的视野。他利用一个周日跑到城南，花五百文买了《天演论》，一口气读下来，欣喜地知道了“物竞天择”、“苏格拉底”、“柏拉图”，惊叹世界上还有赫胥黎这样一位坐在书房里思考的智者。

在矿路学堂期间，鲁迅去矿区进行了实地见习。当他下到漆黑的矿洞，双脚浸没在井下污浊的积水中，看见“矿工都像鬼一样的在地底下工作，三日没有两餐饱”后，大失所望的鲁迅不禁苦恼起来：“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鲁迅所说的外国，因为时局和机缘，指的正是日本。

二、东渡日本

“日本是西学东渐的中转站，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大清帝国眼中的弹丸之地，一跃而为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强国。经历甲午战争的惨败，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国外的政治与文化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国外尤其是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的项目开始启动。1902年3月24日，鲁迅和矿路学堂同学张邦华、黄芮乾、伍崇学一起，作为“南洋官费生”在南京长江码头登上了开往日本的客船。

赴日留学是继抛弃科考之路投入洋务后，鲁迅的又一次重要选择。这一次，鲁迅以弱国小民身份踏出国门，希冀着“别求新生于异邦”，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目的更加明确。来到日本后，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友人在东京组成浙江同乡会，并在第二年（1903年）初共同出版了《浙江潮》月刊。1903年3月，二十三岁的鲁迅果断地剪去了长辫，鲁迅无疑是当年较早断发的留日学生之一。断发后的鲁迅拍了张纪念照，并在相片后写下《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将这张小像赠送给好友许寿裳。人们可以从许寿裳的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中看到，在东京的鲁迅时常因为异族的歧视与故国的孱弱备受折磨，断发之举是用决绝的方式表达出坚定的志向。

在日本的七年多时间，鲁迅有过几易其志的思想波动。个人知识体系建构、民族国家生存权的思考、革命实践以及国民精神灵魂探索形成了他留日期间外在与内在的多重体验内容。它们之间彼此牵动，互相生发，对鲁迅复杂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起着直接催化的作用。

就地点来说，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等地成为承载鲁迅留日体验的重要场所。在那里，各类学术知识、哲学思想、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众色留日学生群体、流亡日本的革命精英或沽名钓誉之徒、日本友好或敌对人士都跟鲁迅发生过接触，使鲁迅那独特、清醒而深刻的思想特质在人群中逐渐凸显了出来。

到东京后，鲁迅先被安排进了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数理化、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知识。然而，弘文学院毕竟是私立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虽然是一名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育家，但是“在伦理思想上却是传统的”，仍然对中国留学生大谈孔子之道。鲁迅他们甚至还被集合起来去孔庙行礼。鲁迅对校方传授“新学”却同时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矛盾举动深感惶惑与奇怪。要知道，鲁迅正是想寻求别样的人和事，摆脱他为之失望的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才会不远千里来到日本。在异国他乡还要像在国内一样尊孔拜孔，对他及不少留日学生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不仅如此，弘文馆作为私立学校，有赚钱盈利、压缩成本的功利要求。不合理的课程安排、多如牛毛的各类速成班使得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学生们向校方提出改良课程的合理要求不被采纳，鲁迅等五十多名学生毅然申请退学，向校方施压，1903年4月16日，学生们赢得了学潮的胜利，校方让步，全体退学学生重返学校继续学习。

与不少弘文馆留日学生一样，为进入理想大学继续深造，鲁迅始终努力准备着。只可惜在升学问题上，鲁迅等人遭遇了明显的歧视与不友好。弘文学院毕业证书上赫然醒目的“清国人”字样给中国留学生带来无比的耻辱感，还成为妨碍他们进入优秀大学的巨大阻力。依成绩而论，鲁迅完全有竞争力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专业，但是日本学生为了争夺这所学校的有限名额，以十分恶劣的手段排挤中国留学生。

在当时那种不公平的环境下，鲁迅在预科毕业后弃工学医的确带有一定的被动成分。不过，这次转变的关键因素还在于鲁迅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主动接受和浓厚兴趣。1903年，鲁迅在《浙江潮》接连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说锢》、《中国地质略论》等表现其强国健民、崇尚科学之思的论文。其中，《斯巴达之魂》通过描写异域民族保卫战，表达着对异族侵略的愤怒和对社会变革、民族振兴的期盼。明治维新的成功范例和几年来对“新学”的深入研习促使鲁迅将科学与振兴国家、救治民众联系在了一起。用西方先进的医学取代误人性命的中医，在鲁迅看来，无疑是科学救民的理想模式之一。两相对接使得鲁迅从原本想当军医，进而想成为普通行医者，从而明确了自己系统学习西医的决心。1904年9月，鲁迅来到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当然，鲁迅为什么选择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偏远小镇——仙台，还有另一层原因。在东京的那段日子，鲁迅利用课余时间，坚持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与留日或访日的本国进步人士近距离接触。不过听的演讲多了，鲁迅发现有的所谓“革命人士”在演讲或集会中不过是耍耍嘴皮子、插科打诨，引来台下一阵嬉笑罢了。有一次演讲，演说者调侃：“我在这里骂老太婆（即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在那里骂吴稚晖”，这类无关痛痒的话在鲁迅听来很不对味。

另外，不少留日学生的行径也很让鲁迅看不惯。他曾感叹：“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了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白天赏花、游逛的留日学生们，到了晚上也不闲着，留学生会馆里没什么人看书，“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鲁迅后来还曾调侃那些不务正业的留学生：“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

三、弃医从文

从1904年9月入学到1906年3月退学，鲁迅在仙台努力攻读了近两年。接着，他又经历了“弃医从文”的重大转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过两个导火索不容忽视——“泄题事件”与“幻灯片事件”。鲁迅在仙台碰上了一位尊重中国文化，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好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解剖学老师藤野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曾热心为鲁迅修改、补充过课堂笔记。“虽然在两次学期考试中鲁迅都是刚好60分，而学年成绩则是58分，在鲁迅一学年结束后的总成绩中，解剖学是最差的（59.3分），也是他七门专业课中唯一仅差0.7分而不及格的课程。”问题是，解剖学这门功课全班的及格率都很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及格。鲁迅的成绩引来了日籍同学的怀疑。他们说因为藤野先生泄题，鲁迅才能考出这个成绩，鲁迅甚至接到了一封“托尔斯泰式”的信，勒令其“你改悔罢！”让他把笔记交出来检查。这件事对鲁迅的伤害很大。二十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至于“幻灯片事件”，鲁迅先后在《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藤野先生》、《鲁迅自传》等处多次提及。他回忆当时情景时说：“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明确表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事实证明，“弃医从文”成为鲁迅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次方向性转变。1906年重返东京后，鲁迅与许寿裳等人在东京有名的学者住宅区——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合租了一所房子。1907年，他们筹办起自己的杂志——《新生》，寓意“新的生命”。虽然，《新生》早天，撰稿人隐退、出资人撤走，最后只剩下鲁迅他们几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但是挫折并没有击败鲁迅。《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就是在那一年诞生的。

在东京，鲁迅结识了章太炎先生的女婿龚未生，并通过他正式拜见了章太炎。早在赴日留学之前，鲁迅就得闻章太炎的大名。章太炎宣传革命思想，在《苏报》上发表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青年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并因此获罪下狱。1906年，刑满释放的章太炎来到东京，为中国留学生开办国学讲习所。1908年，鲁迅与许寿裳等友人利用每个周日上午跟随章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治起文字音韵等“小学”来，前后坚持了半年之久，并加入光复会，成为会员。章太炎的治学态度与人格品性对鲁迅的影响都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坚持学习外语为鲁迅日后更加广泛的阅读和译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就接触过英语，在矿路学堂则学过德语，到了弘文馆后，鲁迅通过课堂传授和课后自学，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俄语。到了仙台，他还系统学习了德文。

在日本学习生活的那些年，鲁迅究竟读了多少书，现在已经很难精确地历数出来。不过根据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翻译评论作品不难看出，海涅、拜伦的诗歌，希腊、罗马的神话，尼采的著作，日本小说，俄国文坛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派文学，弱小民族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品都是鲁迅感兴趣的，而那些具有反抗精神或者具备独特个性的作家如易卜生、雪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安特莱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夏目漱石等，更是他的最爱。关于这一点，从他早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就能一窥其涉猎之广。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使得鲁迅与其他不少留日学生的思想差距逐渐拉大。二十出头的鲁迅就能超越大部分同龄人提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民族魂”与“国民性”也由此成为鲁迅一生为之探讨的关键词。

后来，鲁迅译介了果戈理的《死魂灵》以及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与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于1908年出版问世。尽管《域外小说集》发行量很低，但其价值不容小觑。老一辈学者对之高度评价，并断言：“这并没有半点夸张，真正的谈得上介绍西洋小说人中国的《域外小说集》，可以说是第一部最可宝贵的书。它不但使得这以后的中国翻译界无迟暮之感，并且给这以后的中国翻译界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毫无疑问，日本的学习生活体验成为理解鲁迅知识体系、思想认识和人格特质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思考题：

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体验与鲁迅后来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