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性　心

（一）性与命

某一类中之事物，必依照某理，方可成为某一类中之事物。某理为某一类中之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例如飞机必依照飞机之理，方可成为飞机。飞机之理即飞机所必依照而不可逃者。某一类中之事物所必依照于其理者，自其必依照而不可逃言，则谓之命。自其因依照某理而得成为某一类事物言，则谓之性。命有命令规定之义。某理虽不能决定必有依照之者，但可规定：如果有某事物，则某事物之成为某事物，必须是如何如何。程朱说：理是主宰。说理是主宰者，即是说，理为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某理为某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不依照某理者，不能成为某事物。不依照任何理者，不但不能成为任何事物，而且不能成为事物，简直是不成东西。

从类之观点说，某理即某类事物之所以成为某类事物者。例如人理即人之所以为人者；马理即马之所以为马者。某类事物之性，即某类事物所依照于某理，而因以成为某类事物者。例如人性即人之所依照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而因以成为人者。马性即马之所依照于马之所以为马者，而因以成为马者。凡事物依照某理，即有某性，有某性即入某类。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其本义如何，我们不论。我们只说，照我们所谓天，及命，及性之意义，我们亦可说“天命之谓性”。我们于第一章说，天是万有之总名，兼本然与自然。事物所必依照之理，某事物所必依照之某理，皆可说是天命。一切事物，依照天命，而有其性，所以可以说，天命之谓性。每一事物，皆依照其命而有其性；此之谓“各正性命”（《易·乾·彖辞》）。

论一事物之全体时，必论及其所依照于理及其所依据于气者。一事物之成，必有所得于天。其所依照于理及其所依据于气者，皆其所得于天者。道家名此曰德，德者得也，言其所得于天也。自天之观点看，此“得”谓之赋，赋者赋予。自事物之观点看，此“得”谓之禀，禀者禀受。合而言之，谓之禀赋。一事物之禀赋，即从形上及形下方面，看一事物之所得于天者。若一事物之禀赋特好，则谓之“得天独厚”。

孟子所说之性，照我们的看法，系形下底。程朱等虽自以为系讲孟子，但其所说性则系形上底。盖先秦哲学家，除公孙龙外，皆不作形上形下之分别。其所说之天、道等，自我们的观点看，皆是形下底。所以孟子虽亦说，我们的性，乃“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虽亦可说，“天命之谓性”，如《中庸》之作者所说，但孟子所说之天，是形下底，所以孟子所说之性，照我们的看法，亦是形下底。孟子举人皆有恻隐之心，以证人皆有“仁之端”。但照程朱的说法，则恻隐是情，不是性；仁是性。说恻隐是“仁之端”，只可解释为：于人之情中有恻隐，可以见其性中有仁；不能解释为：仁与恻隐本是一件事，其关系如一树之枝与干之关系。但孟子此话之原意，正是如此第二解释所说者。所以程朱所说之性，与孟子所说之性不同。不同之主要之点是：在孟子哲学中无形上形下之分，所以其所说之性，是形下底，而在程朱哲学中，有形上形下之分，其所说之性，是形上底。

道家说“德”亦是只就形下方面说。依道家的说法，德者得也；德即一物之所得于道而以为其物者。道家亦说性、命，其所说性、命之意义，与德相同。道家所说之道，亦是形下底，所以其说德或性、命，亦是就形下方面说。我们说道家所说之德，乃一事物所得于道，而以为其物者；而不说德乃一类事物所得于道而以为其类之事物者。我们所以如此说，因为道家注重个体，他们不但不说一类事物所必依照之理，似乎对于类亦不注意。